七年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甘与苦

    一、值得骄傲的特色

    一九三三年九月，杨振声与沈从文两先生所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蚕》。不出两年，也即是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念完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进了天津《大公报》。先编一个娱乐性的《小公园》。两个月后，遂接手编《文艺》。转年，上海《大公报》出版，我被调往上海，同时负责沪津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全面抗战打响后，我曾短期离开《大公报》；其间，还曾从昆明为武汉《大公报》遥编过一阵子《文艺》。一九三八年，香港《大公报》出版了，《文艺》也随之而复刊。我一直编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赴英后，刊物由杨刚接编。一九四六年夏，我由欧返沪，《大公报》派给我的职务之一，仍是编《文艺》。不过，那时我的主要职务是撰写国际社评。《文艺》的许多具体工作是由刘北汜负责的。一九四八年香港《大公报》复刊时，《文艺》最初还是由我编，后来交给了袁水拍。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创刊文艺版（报社内通称“八版”）。我曾当过一阵子顾问，直到转年被扣上右派帽子为止。打那以后，我不但告别了报纸副刊，而且在一个时期内，甚至与文学工作也绝了缘。

    以上是我一生同报纸副刊的瓜葛。说起来，时间不算短，而且跨越了抗战前夕、全面抗战展开后以及胜利初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刊物都是在洋人鼻子底下编的：天津的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以及香港那个英国殖民地。由于刊物登了不顺他们眼的文章，天津法租界的黄毛巡捕曾到编辑部来兴师问罪；在上海，曾受过工部局法院的传讯；在香港，刊物多次开过天窗。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没有了工部局，可是仍然有“书报审查处”，动辄就挨黄牌警告。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文艺界的是非之地，仅仅两个口号问题，就论战得热火朝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方面急于把刊物编得热闹活泼，同时又在知友巴金的指引下，坚决避免卷入文艺界内部纷争，只当个逍遥派。

    “副”刊也好，“附”刊也好，顾名思义，不外乎是“报屁股”。它在报馆内的地位，也许还不及体育版，因为它缺乏新闻性。然而，我一进天津《大公报》，就发现这家报纸懂得：读者要看的不仅仅是新闻，还得多方面充实版面，以满足知识界，使报纸在报道新闻的同时，还能传播知识。《大公报》那时出有不下十一种学术周刊，如司徒乔编的《艺术》，张其昀编的《地理》，张申府编的《哲学》，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这些刊物的编者和作者，大多是当时平津各大学的教授。再加上《大公报》所举办的“星期论文”，它与高校的关系可以说是十分密切，从而也使它成为学术界与广大读者之间的一道桥梁。通过与高等学府的合作，报纸本身的格调和价值均有所提高。

    一九三三年以前，《大公报》的《文学》副刊是由已故诗人及著名学者吴宓主编的。他登过不少珍品，我很希望有人去认真研究一下。我料想《大公报》老板嫌他编得太“文绉绉”了，就交由杨、沈二位接手，改名《文艺》。由于这个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我至今把它看作是自己在文学上的摇篮。

    每逢在国外谈起中国报纸的特色，我总首先提到文艺副刊。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辟一章。西方报纸自然也有文艺副刊，如英国的《泰晤士报》或美国的《纽约时报》，但他们主要登书评。而中国报纸副刊的特点则主要是刊登创作，并且首先是新人的创作。这样，它就具有了育苗的作用。报纸文艺副刊不但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它还影响到东南亚以至全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文学杂志寥寥无几的地方，报纸文艺副刊还成为当地的作家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我认为品评一个文学刊物的成就，主要不是看它发表过多少资深作家的文章，而是看它登过多少无名的。我编《大公报·文艺》期间，确实曾得到多位文艺界先辈的大力支持。这从李辉编的那本《书评面面观》以及林徽因所编《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可以看出。然而一接手这刊物，我思想里就很明确：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为新人新作提供园地。因此，我才以“文学保姆”自诩。

    现在连我自己也难以想象当年我在天津的工作量了。眼下报社文艺部动辄二三十人，而那时非但只有我这个孤家寡人，没个助手，而且除了《文艺》版之外，最初老板要我兼管那十一种学术周刊：发排，校对，通读清样，同主编保持联系，以及寄奉稿酬等等。当时《大公报》还办有一个综合性周刊《国闻周刊》，它的文艺栏也由我兼管。在这情形下，我还能预编出若干期，以便挤出时间赴各地旅行，从事通讯特写。

    至于环境，那更会使今天坐在高楼大厦，冬有暖气、夏有风扇的当代同行大吃一惊。当时报社编辑部就设在一间三米宽、三十几米长的大屋子里。一进门就是个长条案子，供国内及国际版合用，其他各版的编辑各占一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楼下是咣当咣当的机器房，对面是日夜喷乌烟和煤屑的法租界发电厂。

    开头，所有不合用的来稿我不但一一退还，并且一律附一封信——有的还写得颇长。这种做法终于证明是力不从心的。有些带共同性的问题，后来就写入《答辞》了。一九三六年，巴金把我的《答辞》中的一部分，与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合编成一个集子，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我热爱这份“文学保姆”的工作。首先，它使我步入同辈青年朋友的精神世界，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苦恼与向往。他们寄来的文章，但凡能用的，即便还需要修修补补，我也千方百计让它们见天日。这给予我莫大的快乐。画版样时，我总想把版面设计得既严肃又热闹。上午发稿，下午就能看上大样。第二天黑早，机器房里报纸就像流水般地淌了出来。拿起头天自己设计的刊物，嗅着那未干的油墨气味，其喜悦几乎不亚于一个产妇搂抱自己那刚生下的婴儿。

    在副标题上，我用了“甘与苦”。其实，我认为当“文学保姆”的甘，远多于苦。我是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来写这段回忆的。

    二、从《小公园》到《文艺》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我戴着一顶黑绸方帽，身披黑袍，在燕京大学的大礼堂（当时称作贝公楼）领到了毕业文凭。春间我已由杨振声、沈从文两位先生推荐，在来今雨轩的茶会上，同《大公报》社长胡霖约好：学业一结束，即赴津上班。工作也谈妥了：编报纸的《小公园》，兼发包括《文艺》在内的其他副刊。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才由英文系转到新闻系的。那纯粹是为了混个新闻记者的资格。我经常旷新闻系的课去外文系旁听，但我渴望有一天能像美国老师斯诺那样跑遍世界各地，直接采访人生。

    当胡霖社长要我坐在办公室里编刊物，而且还是个消遣性刊物时，只觉得身子仿佛冷了半截。然而我老早就意识到，在生活中一方面自己要有个鹄的，另一方面又得懂得通过妥协，一步步地争取。所以我丝毫也未露出难色，更没去讨价还价。如果有，那就是向他要求，在我完成编副刊的职责之余，准许我外出采访一下。既然我要求的是“额外”的工作，胡社长当然也立即欣然首肯了。

    记得我是七月一日进的报馆。最近翻阅一下李辉编的《红毛长谈》，当月四日我就在《小公园》上发表了一篇《园例》，足足占了一整版，副标题是“致文艺生产者”。我对这篇文章的背景记忆犹新：它来自我同胡霖社长的一次谈话。

    接编一个刊物，总是首先看看它原来是个什么样子，特别得翻翻它的家底——存稿。这一翻，可吓了我一跳！有谈京剧的，有谈昆曲、谈木偶戏的。另外，还有大量的旧诗词。天哪，我对这些简直一窍不通，可怎么来编呢？

    这当儿，胡社长恰好从我桌边走过。他喜欢抽空在编辑部里转悠。看到我的狼狈相，就问我怎么啦。我向他无可奈何地摊一摊手。他邀我到他那只有六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小公园》这个刊物和我的路子太对不上了。他笑了笑说：“如果对路子，我就不必请你来了。这一版原是何心冷编的，登的全是些茶余酒后的小品。老年读者还爱看，可是青年们对它不大感兴趣。他们要看新文艺作品。你就放手干吧，照你的理想去编。报馆内外的闲言闲语你都别管，反正我完全支持你。”

    多么幸运！刚刚走上社会就碰上一位对我如此信任的老板。我立即表示，凡是不便退的稿子，我还是统统把它们登完。只是今后我要另起炉灶了。

    翻看一下过渡时期（一九三五年七、六两月）的《小公园》，一定感到十分不和谐，可也奇特有趣。芦焚的小说，缪崇群的散文，李健吾、张庚的评论旁边，却登着齐如山的《论皮黄》和刘澹云的《论昆曲》。魏深介绍路卜洵的《灰色马》，旁边刊着《思凡曲调考》和《清宫之月全承应戏》。

    确定了方针后，首先要解决的是来稿的质量问题。天津爱好文艺的青年得知《大公报》的《小公园》改了方向，成为新文艺的园地，当然很高兴。于是，各方稿件，纷纷投来。我那办公桌所有的抽屉都塞满了，每天还源源不断地涌来。然而来稿大多思想幼稚，病句连篇，即便作为中学生的作文也属次等的。

    在《园例》中，我首先设身处地地为投稿者着想：“天气是这样热，别人都寻凉快去了，他（投稿者）得独自躲在屋子的一角，对着一叠白纸发愁。（在那上面，一个建筑师不用砖瓦就盖起一所经得住风雨的房屋！）”声明自己昨天是个投稿人，既没当过屠夫，也不是善于挥斧的砍柴手。编者也有一颗绵软的心，他不甘心把来稿丢进黑暗所在，编者只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他的良心不容许他埋没可贵的贡献。只要印出来对读者多少有些好处，他永远不会埋没来稿。

    第二天，我在刊物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流》的答辞，宣布我们将努力克服对名家的盲目崇拜。“我们的光荣将不在于曾刊登了某位‘老作家’的稿子。”我坚决反对把作家或作品分作几流，然而对于每篇文章得要求它在文字通顺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我在《园例》里还举了一个极为浅显的例子。“当一个地方通讯员踏访一座名塔时，他不可把塔的石阶的级数记错。但一个文艺者……重要的是记下自己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塔的印象’与生活另外的片段联系起来，选择、剪裁、编排，使它成为一完整的独立经验。”

    《园例》发表后，果然引起各方面的反响。有的嫌刊物水准太高，有的要求还是刊登旧体诗，但也有不少来信对《园例》表示支持。七月九日，我开辟了一个“读者与编者”栏，就刊物内容和文学观点展开了讨论。与此同时，我又通过《答辞》（如《理发师·市场·典型》等文），一再强调要提高来稿的质量。

    接着，我就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设计起刊物的内容来了。

    当我编《大公报·文艺》的时候，靳以正在编着大型的《文学季刊》。每逢我抓耳挠腮地安排副刊版面时，对他的羡慕之情便油然而生。只觉得就手中掌握的篇幅而言，他简直像一位阔少，只消计算一下页码，而我则是个穷小子，得一行一行地算。编杂志有如在大圆桌上摆宴席，编副刊则好比在小托盘上拼凑快餐。最初，排字房师傅拼版时，我总站在旁边。有时少若干字，我当场就凑几句《答辞》来填补。最怕的是他说：“多出了几行！”怎么办？总不能砍人家的稿子呀。于是，只好临时另换上一篇。后来我才学会用短诗和版画来调整篇幅——后者尤其便当，因为制锌版时，尺寸大小可以灵活掌握。

    编杂志当然也有长短结合的问题，然而五六千字也可作为“短”稿。在副刊上，那就有可能占去半版篇幅。我又是学过新闻的，懂得报纸副刊必须既要有分量，又得多样化。这就要求经常搭配些短诗。另外，我决定在刊物上，辟些专栏。

    首先开辟的自然是书评专栏。

    两年新闻系的教育，除了激发出我对旅行通讯的兴趣，还使我认识到书评的重要性。那也正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我认为书评最适宜刊登在报纸副刊上，因为又快又及时。既涉及文学，又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

    我先从文艺界友人及投稿者中寻找肯干并擅长写书评的人。最早参加这个书评队伍的有黄照、李影心、宗珏、杨刚、刘荣恩、常风几位。根据他们各人所长，大致有个分工，比如洋书大多请杨刚或刘荣恩来评。有些评论既及时又有分量，例如，李影心评老舍的《离婚》，以及杨刚评斯诺的《活的中国》。

    同时开辟的尚有《文艺新闻》。当时报刊上常登些“文坛消息”，谈的大多是一些私人琐事，其中也不乏捏造的谣言。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声明：这一栏中要摒除作家的私事，只报道与文艺有关的活动。今天，倘若有人关心三十年代各地文艺界的动态，诸如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刊以及文艺团体的情况，不妨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大公报·文艺》的这一栏。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小公园》，确实颇为热闹，既有严文井、张秀亚、田涛、蔺风萼（柳杞）等北方新秀，又刊登着南方知名作家叶圣陶、巴金、张天翼的近作。版面上各种专栏之间，夹着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和我那署名编者的《答辞》。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小公园》同《文艺》这两个副刊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八月间，杨振声、沈从文二位先生就向报馆建议，索性把他们两年来所编的半版《文艺》（每周三期）交给我，他们只编《星期文艺》。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起，就开始这么做了。转年上海《大公报》出版后，他们二位干脆连《星期文艺》也一并交给我来编了。因此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的《大公报·文艺》，实际上经历过这么三个阶段。

    这样，一九三六年秋，我就全面负责沪、津两地的《大公报·文艺》（平时三个半版及《星期文艺》的整版）。在北平的杨振声、沈从文，上海的巴金、靳以以及许许多多知友的支持下，我就更加起劲地投身于这项工作了。

    关于这期间的《大公报·文艺》，有四件事理应在此着重记述一下：

    （1）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文艺》以整版篇幅出了悼念特辑，而报社总编辑王芸生却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写了不署名的短评攻击鲁迅。上海文艺界群情愤慨。那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向报社提出辞职。我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时，曾提及此事。然而我当年在《大公报》并不上夜班，对这篇恶毒文章的作者只能臆测，所以并未指名。张篷舟根据亲身经历，在《鲁迅逝世采访》（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〇年第一期）中，才披露出全部真相，可以参阅。

    （2）关于一九三六年为纪念《大公报》复刊十周年而举办的“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经过及结果，以及评选委员会对获奖者的评价，均已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中写过了。胡霖社长在听取我的建议后，还同时提出举办“大公报科学奖金”，而且从数额上可以看出，报社显然对科学更为看重。为了增加这篇回忆录的史料性，我把当时《大公报》举办这两项奖金的启事补充如下：

    敬启者本报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刊，中间曾于民国十四年底停刊数月，至十五年九月一日复刊，迄本年九月一日，适为复刊满十周年之期。兹为纪念起见，特举办科学及文艺两种奖金，定名为‘大公报科学奖金’及‘大公报文艺奖金’。由本报每年提存国币三千元，以二千元充科学奖金，一千元充文艺奖金。每年得奖人数：科学拟以一人至四人为限，文学以一人至三人为限，即自本学年开始，至学年终了为一年，每年评选一次，定期三年。如有变更，至期满另行通告。并经聘请学术界先进孙、严济慈、曾昭抡、杨钟健、胡先骕、刘咸诸先生担任科学奖金审查委员。秉志、杨今甫、朱佩弦、朱孟实、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诸先生担任文艺奖金审查委员。

    关于文艺奖金详细办法，业经拟定。一俟科学将金办法由各委员商妥后，当再同时登报公布，兹值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之日，特先通告，资纪念并祝学术界进步。

    （3）同样为了纪念十周年，还由林徽因编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这本早已绝版的集子，一九九〇年又由上海书店重印了，编入《京派文学作品专辑》。关于此书，可参看倪墨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启示》一文。

    （4）由于刊物登了陈白尘所写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控诉在不抵抗主义的重压下，连带有抗日色彩的戏也不准上演的痛心事实，触怒了上海工部局，多次开庭传讯。此事经过我也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中写过了。

    发生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这四件事，已各有另文记述，这里就从略。只说明刊物有过一些作为，但也并非一帆风顺。

    三、活泼与分量

    附在报纸上的副刊必须编得活泼有趣，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要使副刊在文艺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又必须同时有些分量。当然，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最好不过。接手《文艺》之后，我就是本着这一理想去干的。

    为了把刊物办得生动活泼，除了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及翻译外，我还不断地开辟专栏。《文艺新闻》列出后，不断收到有关外国文坛的报道稿，于是就创立了《海外文坛》。这一栏主要是由清华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毕树棠负责，有时也发表另外几位的，诸如黄源所写关于日本出版了《高尔基书简集》的报道。此栏对不少西方作家也作过简介，如德国的里尔克，法国的莫洛亚，西班牙的阿索林。当然，刊物也并未忽视当时被称作“弱小民族”的东欧。通常这一栏每篇只有几百字，但吴达元关于《费加罗的婚姻》、罗念生关于梵乐希，以及张香山关于日本文坛的鸟瞰式报道，均长达七八千字。

    我一直认为，凡是外国出版的涉及我国的专著，以及单篇而有分量的论文，我们都应作出评论；正确的，应予以肯定；错误的，宜加以纠正。同时，我相信外国汉学界出了有关我国的著作，自然也渴望听到我国的反响。例如赛珍珠（当时称作勃克夫人）对三十年代中国创作界所作的评价，《李白诗集》的英译本，以及斯诺的《活的中国》，我都立即组织人写了评论。当然，还要让国内读者了解外间关于我们有些什么论著。例如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文学与用语》一文，就由朱自清译了出来，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的《文艺》副刊上。更为珍贵的是中外作家的交往。梁宗岱的《忆罗曼·罗兰》（见1936年6月17日的《文艺》），正如徐志摩关于曼殊斐尔的回忆，至今仍值得一读。

    我是一个喜爱并尊崇诗歌、却不懂得更不会写诗的人。接手《文艺》后，我自知这是自己的致命弱点。然而刊物上又不能不登诗——文学金字塔的顶峰。我在刊物上经常不断地登载诗稿，甚至曾以整版篇幅发表过孙毓棠的长诗《宝马》，然而又觉得还应该请一位诗人来主持一个诗歌园地。于是，就开始了《文艺》的另一创举：刊中有刊。报社把刊物委托给我，我再抽出部分篇幅邀请名家来代编。最初的尝试是请梁宗岱主编“诗特刊”。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出版的创刊号的阵容是：何其芳的论文《论梦中道路》，毕奂午、林徽因、方敬、卞之琳、曹葆华、王辛笛和方敬的诗作。另有李健吾与卞之琳关于“你”的讨论，刘荣恩评阿克敦与陈世骧合译成英文的《现代中国诗选》。那以后，这个特刊不但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诗作，还登过不少关于新诗（如音节问题）的讨论。吾师郭绍虞的《从永明体到律诗》也曾发表在“诗特刊”上。这种“刊中有刊”的办法，很受读者欢迎。

    另外，我还请黄源主编过《译文》。这个刊物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创刊的。首篇是鲁迅所译嘉尔陀尼·吉柴（匈牙利）的《画家在乡村里》。同期刊有金人所译良士果（苏联）的《金牙齿》以及丽尼译的哈尔斯特隆（瑞典）的《鹰》。

    我对美术也完全是个外行。然而这又是刊物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当时赵望云正在探索用国画来描绘民间生活。我们二人曾一道去鲁西采访水灾，《文艺》发表了不少他所画的贵州少数民族速写。但用得更多的则是李桦、彦涵、古元、新波等人的版画。黄永玉的早期木刻就是在四十年代的《文艺》上登出的。记得木刻家木彬刻过一幅《日本侵略军》，在香港发表时，标题只好按照英殖民当局的规定，改成《×××××》。登出后，人人都能从蛮横形象猜出原题该是什么。漫画方面，还刊登过日本佐宗美邦画的《物资缺乏下的所谓节约》，那是属于自我嘲讽的。我个人对版画的兴趣也是通过那时编副刊而形成的。

    对文学而言，一九三六年是个很不吉利的一年。中国失去了鲁迅，苏联失去了高尔基。《文艺》分别出了追悼特刊。为纪念高尔基而出的特刊上，记得黄源的题目是《高尔基是不死的》，而萧军的题目是《死了！我们伟大的母亲！》。

    一种颇受瞩目的特辑是邀请多位来谈一部作品。曹禺的《日出》和孙毓棠的《宝马》都曾是这种集体评论的对象。这样讨论的出发点是避免由一位权威对作品一锤定音。集体讨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有时还会反映评者的某些生活体会。例如靳以对《日出》中陈白露的看法，就同经常在他的小说中出现的一个主题分不开。集体评《日出》时，我甚至曾和自己在燕京的老师——美国人谢迪克也组了稿。五十年代在《文艺报》工作时，一次侯金镜对我说，他对谢迪克那篇印象最深。接着，他赶紧小声叮嘱我说，这可是咱们个人之间的私话。我了解他的心情。好在这位可敬的评论家早已去见马克思了，而即便他依然健在，大概也不会由于这么一句话就成为大批判的对象了吧。

    特辑中，较为系统的是围绕书评的那一系列讨论。感谢李辉和人民日报出版社，那几个整版的讨论已基本上反映在《书评面面观》里了。原计划分别请读者、作者、图书馆员、出版家以及评论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谈书评，可惜突然到来的“八一三”事变把这计划打乱了。但最重要的几个专辑（首先是作家论书评）还是登了出来。

    在编报纸文艺副刊时，除了经常注意其他报纸的副刊（包括发现有无重复或抄袭）之外，还得留心文学杂志上的栏目和内容。自然，更要自己开动脑筋。三十年代常有作家现身说法，谈个人的创作经验和体会。这类文章多为人们所爱读：一是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文学青年在创作道路上的摸索。

    《文艺》发表过曹禺的《我怎样写<；日出>；》和孙毓棠有关写《宝马》的自述。苏雪林在谈自己写《鸠那罗的眼睛》的经过时，就坦率地承认是受到沈从文《月下小景》的启发。对读者来说，这无疑是极为有益的提示。

    这类由作家自己出来谈创作体会的文章近来少见了。这种文字也许不大合乎今日的中国国情，然而不论对读者还是对研究者，都是大有裨益的。这里就要看编辑的本事了：首先要弄准有哪些作品值得这么深入地去探讨，然后设法去劝说作家。一般说来，写了得意之作的人，是肯于向读者交交心的。

    报纸文艺副刊上可不可以登点论文？我认为偶一为之是可以的，而且会有助于增加刊物的分量。《大公报·文艺》出过“小说选”，然而并没出过“论文选”，倘若出了，我相信其价值绝不会低于前者。例如沈从文的《穆时英论》，朱光潜的《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以及梁宗岱的《新诗的十字路口》，今天读了仍能给人以启发。有些论文现在虽已失去光辉，但在当时还是切合时宜的。例如李影心的《珍本与名著》就对当年的出版倾向及时地提出意见。

    刊物始终游离于当时的文艺内部论争（如两个口号）之外，然而有时也并不躲避争论。只要争论的问题本身有意义，还既可增加刊物的深度和分量，又能使它活跃些。

    在评论方面，卞之琳与李健吾（刘西渭）之间曾反复展开过争论，或者说，就《鱼目集》的评论进行了至少三次对话。如今评者李健吾虽已仙逝，但诗人卞之琳则仍健在。据我所知，尽管他们二位争论得那么激烈，但始终未伤到个人之间的和气。这比相互之间只要一争论就翻脸来得健康多了。

    李健吾那篇对《鱼目集》的评论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的《文艺》上发表后，作者对李健吾在评论中所说“没有内容”，显然十分光火，认为那只是一句时髦的评语。“您（评者）翻开一本诗集，不必体会诗中的意义，一目十行地专心注意用字，倘若其中用风花雪月的字眼多，您不妨舍去其他字眼，单把这种字眼录下来，再挑一本用‘痛苦’、‘饥饿’、‘压迫’、‘奋斗’这一类字眼多的诗集，把其中用的这些字眼也录下来，比较一下，统计一下，就可以结论了，说前者‘没有内容’（或者，为的周到起见，不妨补充一句，说虽然技巧圆熟），不如后者。可是这个‘内容’上并无任何形容词，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们可以说橘子没有栗子的内容，可是我们可以说橘子没有内容，而栗子有内容吗……我以为材料可以不拘，忠君爱国，民间疾苦，农村破产，阶级斗争，固然可以入诗，风花雪月又何尝不可以写呢？”诗人最后说：“总之，随便人家骂我的作品无用，不合时宜，颓废，我都不为自己申辩，唯有一个罪状我断然唾弃，就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内容’。”（《关于<；鱼目集>；——致刘西渭先生》，见1936年5月10日《文艺》）

    评者在答复中说：“一个读者，所有经验限于对象（一部书，一首诗）的提示，本身和作者已然不同，想象能否帮他打进读书的经验，即使打进去，能否契合无间，正如一句伤心的俗话，‘天晓得！’”（《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见1936年6月7日《文艺》）。

    这里追述这一争论，因为我认为这是当时文艺界一种健康的现象：作者与评者坦诚相见。作为读者，则获益良多。倘若双方都客客气气，隐瞒观点，对各方面均无好处。

    四、脱了马褂，换上戎装

    香港《大公报》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复刊的，《文艺》在同一天又与读者见面了。我一直编到转年九月一日登轮赴英的前夕。那以后，就交给杨刚编了。

    自从我接手编《文艺》以来，它经历了一番巨变。原先它穿的仿佛是士大夫的长袍马褂，联系较多的是“五四”早期的老作家。我经管后，新一代作家群成为中坚力量，可以说穿的是学生服。在香港复刊后不久，学生服也穿不住了。随着大时代形势的演变，刊物换上了戎装。

    初抵香港，胡霖社长要我在《文艺》之外，还兼编一个仍名《小公园》的娱乐性副刊。这回他第一次为我派了一位名叫李驰的助手。于是，我把《小公园》的编辑业务基本上交给了他，我仍负责《文艺》。

    首先要做的当然是联系上疏散到大后方的友人。那时诗人戴望舒在编《星岛日报》的副刊。他同上海作家们的联系比我密切。为《大公报·文艺》写稿的，则大多是从平津奔赴延安或敌后以及疏散到大西南或西北几所大学的。编副刊最能训练一种习惯：勤于写信。这习惯我一直保持下来。复刊后的一年间，众多文友已星散，重新取得联系乃是当务之急。好在《大公报》的发行网相当广，看的人多，很快就联系上了。

    起初，稿源主要靠流亡到大后方或留在上海孤岛的朋友。内容虽然尽量突出抗战，但是基本上只能保持老样子。创刊号除了我的发刊词，是《文艺》的几位支持者的新作：巴金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靳以的《八一三》，并且开始连载沈从文的《湘西》。我在“编者按”中介绍这篇长文说，它写的“不仅是诗意的湘西，富裕的湘西，而且也是生气勃勃的湘西——抗战中的湘西”。文章也确实是从战争开笔的，第二期又有巴金的《一点感想》和丰子恺的《劳者自歌》。随后，是杨刚的散文《北平啊，我的母亲》和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杨朔的《跳动在历史过程中》，萧红的《汾河的圆月》，李广田的《阴森森的》，李健吾的《拿破仑第二》，苏金伞的《星们的悲哀》，艾芜的《退到后方去的人们》，李辉英的《山岗上》，靳以的《乡长》，徐迟写广州囚犯的《火里的大赦》以及陆蠡的优美散文《光阴》。虽然大多抒发了对侵略的悲愤之情，但毕竟与战争还有不小的距离。

    在论文方面，初期也保持着往常的格局，如蔡雨村的《论儿童读物》，李健吾的《诗与诗人》和《萧军论》，林焕平的《我所见的本年几篇小说》，朱自清的《以文为诗》，朱光潜的《诗和散文的分野》，都丝毫不带硝烟味。

    《文艺新闻》的海外部分倒是有一些直接反映抗战的，如根室那篇带点预言性的《新加坡——未来太平洋的战场》以及从巴黎寄来的一篇航讯，痛斥纪德“糊涂”，竟然听信日本人小德松的谰言，说中日之战正如法德的冲突，是宿命所决定的。

    为了解决战争期间文化界的隔膜问题，书评栏里就尽量报道并评介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刊物，如茅盾编的《文艺阵地》，靳以的《文丛》和陈烟桥的《自由》。同时，我还努力组织一些特刊。记得先后出过《漫谈翻译专号》、《世界语特辑》、《诗特刊》和《鲁迅逝世二周年》。在后一辑中，刊有茅盾的《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李健吾的《鲁迅和翻译》以及林焕平的《颂鲁迅》。

    作为抗战时期的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我强烈地意识到刊物不能像和平时期那样率由旧章。它需要更直接地反映战争，更充分地宣传抗战并起到鼓舞前后方士气的号角作用。

    编副刊也有所谓“导向”。但那绝不意味着告诉作者们该怎样去写。那永远是无从“导”起的。然而编者只要顺着潮流，而不是逆着它，总可以通过版面（例如征稿或预告）鼓励某方面的文稿向你涌来。在敌机狂轰滥炸广州时，我就登出征文启事，宣布要出《空军战绩》及《保卫大广东》两个特辑。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文艺》预告了首期《战地特刊》的内容：陈毅的《最近的山西》、杨华的《川口镇之役》以及连载了三期的刘白羽的《西北线上》。

    刊物问世后，很自然地引起香港及大后方文化界的注意。《文艺》终于雄赳赳地走上抗战的前哨。接着又刊出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冬夜行军》和《八路军随军记》（译者艾风），黑丁的《我怀念吕梁山》，吴伯箫的《随军草：怀寿州》等一系列直接来自战场的文章，其中还有几篇将军访问记，如谢冰莹的《会见赵侗将军》。

    十月间，天马从太行山给我写来了一封十分感人的信。我用它开始了一个新颖而响亮的栏目：《战地书简》。天马想用前方的战利品来换取毛衣和糖果。他说：“这样化缘不离奇吧。老兄，请斟酌情形帮我一下忙。这并非是过分地要求慰劳吧。我实在因为生活太苦太单调了。山西一下雨，确实太冷了。棉军服大概要一个月以后才可发下。我非常企慕一件羊毛衫，因为它难于藏虱子，还又轻又暖，多可爱啊！东西寄‘山西邮局探投战区前敌总司令赵秘书转交’。”此信最后一句是：“你猜我的胡须有多长了？！”

    刊物同延安最早是通过严文井接上头的。当时，《文艺》又添了个新栏目：《作家行踪》。《文艺新闻》一开头就曾声明不登作家的私事，然而抗战局面展开后，作家们的行踪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事了。从文井那封发表在刊物上的来信中，读者们第一次听到鲁艺这个名字，了解到哪些人去了陕北。信中还详细描绘了那里的课目和睡窑洞土炕、吃小米饭的生活，并说精神愉快。

    接着我就通过老友文井代我就地组起稿来。那时香港同延安的邮路畅通，许多稿子都是由他约来寄给我的。后来同抗大也接上头。野火不但写了《陕北行》，并且还寄来由他执笔的集体创作《抗大生活》。文井自己也写过好几篇，如《来去》。那时香港往延安不但写信几天就能到达，汇款也同样捷便。

    大后方的作家们看来也在寻找与战争有关的题材：华嘉的《高射炮手说》、艾芜的《退到后方去的人》和《湘桂路上》、田涛的《大别山荒僻的一角》以及蔺风萼（柳杞）的《陪都的人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为抗战后盾的大后方的情况。仍滞留在上海孤岛的杨刚则写了《翘首》。在白平阶那篇《跨过横断山脉》的启迪下，我曾由香港奔往滇西，写了那组关于修筑滇缅公路的特写。

    为了壮大声势，鼓舞前后方的士气，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要做：揭露日本侵略者。开头，《文艺》只是出了《疯狂黩武》及《侵略者的老家》等特刊。不想这方面的来稿比战地及后方的更为踊跃。1939年春，刊物就逐渐放弃了它那纯文艺传统，开始出“综合版”：从敌情到兵器以至防空常识，只要是有利于抗战的，就都发表。

    打响第一炮的是一九三八年岁暮的系列回顾文章。最早登出的是夏衍的《我们这一年》。随后又出了特刊《世界这一年》。这时，个别老先生曾指责刊物办得越来越离谱，太缺乏文艺气息了。但我还是得到报馆内外更多朋友的支持。他们也认为既是非常时期，就应打破以往纯文艺的框框，以非常方式来编。于是，我索性敞开大门，凡是足以揭露敌人、鼓励自己的，不论文章性质，一律欢迎。在这一点上，我也得到了胡霖社长的默许。这里，我还要特别向当时在宿舍里与我住一房间的李纯青表示谢忱。他非但赞成我的意向，还给予了具体支持。他本人为刊物又写又译，并且介绍了不少日本问题研究者给我，使我这个对日本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接连编出一系列揭露日本内幕的专辑。

    最早刊出的是李纯青所译的《统制下的日本家族》和《日兵的家难》。他还约了宋斐如来写《日本战时政治机构转变过程》，东闵来写《一年来华北华中日本经济侵略》，以及吴斐丹来写《一年来的日本财政》。

    接着，特刊登出张风的战时日本社会研究《战争与犯罪》及《迷信的民族》，华云游的《台湾青年反日运动史》。一九三八年的年终，《文艺》接连发了一大批为日本侵略者算总账的文章，从军事、政治、金融、财政到社会动态，从各方面来揭露敌人的外强中干，并且着重报道了日本国内反战运动，以及战时日本人民、尤其是娼妓及童工的苦况。《文艺》每期照例要配一二幅图片。有一幅画的是日本陆相坂桓与海相米内在用餐，标题是：《我舐了舐，喏，人的血果然味道不同些》。是由日本报刊上剪下转载的。

    更为有力的揭发来自内部。例如杨庆光从日本《主妇之友》杂志译的《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记》一文，就真实生动地描绘了阵亡日兵丢下的孤儿寡妇的惨状。当时日本有不少作家曾被迫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侵略军。《文艺》译载了不少篇他们写的反战文章。如滨本浩厚的《从九江到武穴》，生动地描述了军粮的匮乏，我国游击队的活跃以及长江上布下的水雷对敌人构成的威胁。在《我们最怕机械地雷》这一标题下，译载了日本随军作家菊池等人的自述。这些，对于鼓舞我方的志气是起了作用的。

    即便在与侵略者交战最激烈时，我们也不曾忘记把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政当局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流金就从山西广阳寄来一篇《从敌营夺得的“同志”》（这个“敌”字是我写此文时加上去的，原来可能是“日”。那时香港殖民当局不许中国报纸使用“敌”或“日”字。所以倘若翻看当时的《大公报·文艺》，那可是满纸××。××也许是当时报馆排字房里使用得最多的铅字）《文艺》还登过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小说《黯夜事件》，白井四郎的俳句《战场》，片柳竹市的《华北》以及青木弘的《出征一年》，后面三位是厌战的现役军人。

    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国际主义，只知道对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外国朋友，一概表示由衷的感激。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文艺》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的那期“工合专号”。当时，斯诺正在宋庆龄女士的支持下，同路易·艾黎、梁士纯、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发起一项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的工业合作化运动（简称工合），以解决我国大后方工业品奇缺的困难，同时也起到了缓和战争造成的失业问题的作用。这一运动立即得到美英等国进步人士的襄助。专号是在斯诺的建议下出的。

    《文艺》还登过吉士所写的《记史沫特莱》，文中记载了她参加晋北突破的经过；也译载过苏联《消息报》上的《朱德将军——中国的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空军队伍中》一文是出自一个美国人之手。所有这些文章无非都是让读者时刻意识到：我们不孤。

    五、结束语

    我是从一个观点把这篇回忆题作《我当过文学保姆》的。我认为在文学工作中，编报纸副刊基本上是个服务性行业。正如这种行业所要求的：必须亲切和蔼，有眼力劲儿，手脚麻利，还得笃实可靠。从一九三五年接手编务时写下《园例》及那些《答辞》，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赴英前夕通过《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向《文艺》副刊的作者读者告别，我始终未改初衷。《自白》开头第一句就是：“即使仅仅是个奶妈，在辞工的时候，一股依恋的情绪不也是难免的吗？”接着说：“四年来，我如一个老管家那么照护这刊物：每期一五一十地拼配数字，抠着行校对，到月头又五毛一块地计算稿费。”这话里包含不包含一点苦衷呢？

    是有一些的。当时职业作家完全靠那点稿费生活，别无收入。所以稿费这一环绝不可以疏忽。例如张天翼那部在《国闻周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在城市中》，报馆会计科算字数时就刨了空白，因而与作者本人所计算的相差数万字。我当然站在作者一边，与报馆力争。从那以后，会计科就再也不刨空白了，后来稿酬就索性改由我来开。我一向都是照原稿计算。刊物还坚持一点：新老作家在稿酬上完全一样。

    我留意到当时有些刊物的编者一方面大量积压着旁人的文章，可又近水楼台地足发他本人的大作。这当然会使人反感。负责编《文艺》之前，我的文章大多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可是自从成为它的编者，我自己的文章反而大都投到旁处去了。也正因为如此，被我压了稿子的朋友始终对我没有怨言。我用“编者”名义写的那些宣布方针（初期占过整版）、征稿以及为填补空白而写的《答辞》，均属我分内的工作，从不给自己开稿费。我记得只为刊物写过一次付酬的稿子，那就是一九三八年香港《大公报·文艺》举办的一次“文章义卖”。所有参加者的稿酬一律交香港文协，用来慰劳前方了。

    当时听说有编者以代领名义侵吞稿费的事。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刊物上声明：概不代领。这办法到香港后发生了困难，因为不少作家当时都在拉锯战地带流动着。他们有时提出由我先代为领出的要求。不得已，我只好专为此事在刊物上登了个启事，郑重声明：“本刊稿酬向于每月初奉上，从无拖欠。近时交通阻梗，除汇兑不通之地，已分别用保险信妥寄外，来自战区的文章稿酬无法汇上，则一律暂时存在报馆会计科账上，以待作者随时前来补领，编者一概恕不代领。”后来去英前，在告别书中，我再一次声明，战地流徙中的作家们的稿酬都已一一存在报社账上，希望随时领取。

    在搞书评工作时，我注意防止利用刊物自吹自擂的恶劣风气。一开始就决定，评我本人以及沈从文、巴金和靳以（当时刊物的三位主要支持者）作品的，一概不登。而且，我不想用作者或出版者的赠书来搞书评。我觉得只有不欠情，才能做到公正客观。所以书都是我去四马路书店一本本地挑，抱回来，分别寄给评者的。出国后，我才认识到这办法实在迂而且蠢。外国报刊都是把出版社的赠书分别寄给评者，那并不就足以左右评者的论点。当年我是矫枉过正了。

    我想向新时期的报纸副刊编者们建议：尽可能要求报社为刊物印些单张，按期分寄给关心并支持刊物的作者。所谓单张，指的是印完大报后，把副刊的字盘挪到小机器上，单独加印若干份。

    每个刊物总得有一批较可依赖的支持者——文笔好，对刊物热心，或同刊物有特殊关系。要求这些人为了你一个副刊去订整份报纸，有时不大现实。即便他有大报，也仍会觉得这种单张的副刊更容易翻阅保存。

    现在我经常收到一些报刊。哪怕是由于不愿无功受禄，也会不时地寄些估计可用的短稿去。如果寄整份报纸破费太大，也太麻烦，寄些单张比约稿信更能打动作者。

    我很幸运，自一九三五年接手，每期《文艺》，《大公报》都曾为我加印一批单张。同时，报馆还为我印了收件者的姓名、住址签。于是，每次我只消剪剪贴贴，一卷卷地寄出。这样就能维系住刊物的供稿圈。听说这种单张当时还曾在陕北或敌后流传过。

    预告也是开拓稿源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办法。它让写者放心，让读者有所指望，也使投稿者知所适从。

    朋友们常觉得我的书桌及周围奇乱无比。那也是事实。然而我一向非常讲究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效率的母亲。

    编刊物有些工作同当会计多少类似：对于每日来稿，必须及时地逐件登记下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什么都好赔，唯独旁人的文稿。那时，我有两种重要的登记册：一是按姓名的罗马拼音排列的作家住址簿，另外是稿件登记簿。这里分成待用及待退两种，前者又分作即用及候用两种。稿件是刊物的家底。对它越清楚，工作就越主动。所以我另外还有个按文体（如小说、散文或诗歌）和栏目（如《文艺新闻》或《书报评论》）来分的本子。凡属准备刊用的稿子，一定要标出精确字数，否则拼版时会遇到麻烦。当时使用格子稿纸的作家寥寥无几，在那种情况下，要算准确了，又谈何容易！我就是靠这类从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工作方法，不但单枪匹马地编刊物，还腾得出时间去鲁西、苏北、岭东和滇缅上采访人生。那是后话了。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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