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行记者生涯

    一、“黄鱼”塞北行

    一九三四年，我那位堂嫂安娜除了教学堂，在家里还收着几名学生（大概都认为学道地的英语总得找黄头发的）。平绥路货运员孟仰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比我大上一两岁，那时正押运货车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每跑一趟，就可以歇上三两天。于是，笃学的他，必然夹着书包，毕恭毕敬地找安娜来上课。我也常去那里玩，一来二去地就熟了。

    那年暑假里的一天，仰贤抽冷子问我：“想不想跟着跑一趟车？”乍一听，只觉得简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他紧跟着还补充一句：“一个大子儿也用不着你花，而且管保你一路玩个畅快。”

    那阵子铁路职工除了每年正式发免费乘车证之外，还经常可以带几名“黄鱼”。客车上，只消向列车长打声招呼，就没人查票了。至于货车，那就更不会有人过问了——何况带我去的这位孟货运员又是一列货车之长呢。

    那时，我算是已见过不少世面了。往南，曾跨过黄河和长江，并在黄河和南海上漂浮过。往北一九三〇年我也曾到过绥远境内的卓资山。那次是跟安娜和她的一些美国老乡去的：时间很短，而且一直住在教会的高墙里。我多么想亲一亲蒙古的土地啊！尽管为了怕遭歧视，自懂事以来，我始终瞒着自己的民族成分，可顺小我就清楚自己是个蒙古人。住在古城里，我时常向往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土。我对这第二遭去内蒙——去我祖先狩猎或牧放过的地方，抱有种种憧憬：认为无论如何那里起码社会风气会比关内纯朴洁净，那里的民众必然强健壮实。

    我们是在西直门上的车。平素仰贤去安娜家，总穿件蓝布大褂。如今他身穿镶红边的藏青制服，腰间还挎上个工作袋，显得格外神气。我呢，除了盥洗用具和旅行日记外，还揣着一颗渴望寻根的心。

    那列货车仆仆风尘地朝着西北方奔去。过了张家口，站名牌上开始出现“旗”字。我意识到车已进入蒙古境。我的心不免悸跳起来，像是在说：“蒙古，你的一个流入关内的后生又回来看你了。这回我要把你瞧个仔细。”

    客车有时间表，货车却无拘无束。有货装卸，即便小站也停，而且一勾留起码就是大半天；没货，哪怕像集宁那样的大站，它也毫不理睬，噗噗噗地照样往前开。当然，货车上不用说软垫了，甚至连一把靠背椅也没有。我和仰贤白天各坐一条板凳，晚上就地一躺。那时年轻啊，骨头经得起在硬邦邦的地板上颠簸磕碰。地板有缝，时而还望得见铁轨上迸溅的火星。只觉得这么旅行才潇洒自如哪。

    列车运行中，讷讷寡言的仰贤忽而打盹儿，忽而从兜里掏出账本翻看。我则总把脸贴在那一小方窗玻璃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车一停，他就挽起袖子，把一根铅笔头掖在耳缝，泼泼辣辣地指挥起装卸货物了。这当儿，我就溜到站外，去逛市镇。等他办完公事，才来陪我做社会调查。

    铁路上的人对当地熟稔，关系也多。我们不但看市容，还深入到社会底层。在大同，他曾带我摇摇晃晃地踩着湿漉漉的升降机，下到黑洞洞的矿井。在那里，看到人们以每天两三毛钱的工资，在死亡线上挣扎。更使我惊骇的是另外一种“井下”：由于贫穷，塞外到处是人肉市场。这里有八岁上就出来卖唱的小姑娘，也有替妻子所接的嫖客低声下气地点烟倒茶的丈夫。没有什么绿油油的草，遍地种的都是罂粟。开着五颜六色的花，鲜艳极了。它的毒汁却侵蚀着千百万民众。墙下贴满了各种戒烟药丸的广告，可烟馆里烟雾弥漫，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瘾客。

    塞外并不纯朴，它也远不洁净。

    归来，我怀着忡忡忧心写了《平绥道上》，登在《国闻周报》上，一九四七年收入《人生采访》，一九七九年出版散文特写选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把题目改为《平绥琐记》。总之，那是我写旅行特写的开始。

    那并不是我头一遭去内蒙，为何以前一次的感触就没那么强烈呢？一九三〇年那回，我竟然还站在山脚下大片大片迎风招展的罂粟花丛中，让人拍过照呢。可是一九三四年我再去内蒙时，就那样触目惊心，那样愤慨，那样急切地想探索现实。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我在文学道路上拜了第二位师傅：巴金。他读了我那阵子写的一些小说，对个别人物或情节也表示过赞赏。但是他嫌我的视野太窄，要我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关心社会，拥抱同类。他还要我不仅要欣赏生活中的美，更要正视丑恶。在他的启发下，我写了《道旁》等小说。

    那一年，在《我与文学》一文中，我就开始认识到：“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又在《忧郁者的自白》中说：“在这师傅的鞭策下，我渐渐学习着忘记自己，而又把广大人生同自己联系起来。”那趟“黄鱼”旅行是我接触社会现实的开始。我原想毕业后重返内蒙，而且也不是没有这种机缘。只是当我一听说去了得当个官儿，我就坚决地打了退堂鼓。

    从那以后，我这个有意识地不带地图的旅人，就天南地北地闯荡开了。

    二、双重灾难

    一九三五年夏天，天津《大公报》老板要物色的原是一名肯于安分守己伏案工作的副刊编辑，可他觅到的我这个青年，心里想的却是进报馆能当上个东跑西颠的访员，深入到生活的腹地中去。那时我对社会，对人间，真是无限好奇。我有着一颗不安定——也安定不下来的心。

    我还是把编副刊的工作接过来了，而且干得很起劲。然而我更渴望的是深入生活。这从我那阵子在《文艺》副刊上写的“答辞”中不难看出。我像是在为我同时代的青年朋友出着主意，其实，时常是在抒发着我自己的志愿和渴望。在《生活的舆图》中，我对费君说：“你想走入现实生活里去，这是文艺界进步分子的普遍要求。”其中当然也包括着我。在《给漂在帆船上的》一文中，我对亚君说：“世界上虽有一些乘着火轮躲在洋舱里的旅客，唯独那些在帆船上把着孤桨，经受着艰险的人，才有份观看江海的真貌。”

    当时，大公报社设在天津租界里。在我心目中，那就是间“洋舱”。我所向往的却是乘一条帆船，撑着孤桨，到生活的海洋上去漂荡。

    贫穷对我并不陌生。我尝过断炊的滋味，小时在上学的路上也见过饿殍。然而活到二十五岁上，天灾是怎么回事，我还茫然无所知。往日，帝王们真会挑：地理上，北平可谓得天独厚。天津还闹过大火灾。可这里，人祸不断，天灾却难得光临。

    七月进报社后，全编辑部所在的那个长大房间里，我编副刊的那张桌子离译电员的不远（各地拍来的电讯，用的都是数字编码，需要译过来）。整个夏天，不断听他边译边叹息着：“黄河无缘无故干吗改道！”有时译完一篇电讯，就摇头自言自语着：“怎么好，水势越涨越凶。已经平了堤顶，可雨还在下！偏偏又刮起西北风。再涨，眼看七个县就要陆沉啦！”那阵子，报纸要闻版头条标的不是水势就是灾情。民间成立了救济水灾联合会，报纸头版正当中开了天窗，醒目地呼吁着：“多救出一条命，就为民族多留一名生力军！”

    这时，有位读者来信问我什么是他的出路。我在《答辞·理想与出路》中告诉他：“这惊动了我左侧的一位正译着报告江河水位电报的同事。‘已经淹没二十几个县了！’他回答我。”我还把这同南欧恶霸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联系起来。法西斯洪水那时也正在欧洲泛滥着。

    《大公报》的胡霖社长在我进报社之前，就清楚我想接触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进去后不久，他确曾派我采访过一次天津法院。任务尽管完成了，我还是坦率地告诉他说，我要的是更广阔的内地。

    总编张季鸾一到编辑部就扎进他那小办公室。胡霖则喜欢先到各版看看。也可能在他巡视编辑部时，听到我在向旁边的同事打听最近的灾情。一天，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那里正坐着一位看来比我要长上几岁的穿长褂的青年。胡社长介绍说，这是画家赵望云。报社已决定派我们两人去鲁西采访水灾。他眯缝眼睛问：“怎么样？一个画，一个写。”

    三十年代《大公报》的做法值得回顾一下的，是它对社会力量的大力倚靠。首先是与平津几家大学（如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联系。除《文艺》外，它的十几种各科副刊都是请教授们主编的。另外还设立了“星期论文”，每周以重酬为教授们提供一次论坛。驻外记者（如戈公振）也大多是由留学海外的人士兼任的，现今报社一般都设有美编室，可版面上除了偶尔印些摄影，却很少见美术的踪影。那时大公报社里并没有专编美术的，可是版面上经常有些风格别致的图画。报社当时有两位客卿：一位是画大西北的沈逸千，另一位就是这位赵望云。这种客卿办法既避免了报社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又可大大丰富版面，加强了社会联系，同时发挥了社会上的闲散剩余力量的作用，何乐而不为！

    我不懂美术。但是一九三五年进《大公报》后，看过几幅赵望云发表在报上的画，也听到报社内部关于他的一些微辞。有的甚至说他糟践了国画。从题材来说，他不画山水花鸟，专画社会生活：农村的集市或城市街巷的景物。我深感国画如具有时代的生命力，就不能总停留在唐宋山水及古装人物上。它必须与时代生活相结合。我觉得赵望云的画有着现实感，富于生活气息。因此，一听说我们将成为旅伴及合作者，自是感到十分称意。

    一路上，我一边眺望窗外的华北平原，一边听他用浓重的冀中口音诉说着自己的身世，倾吐着他在艺术上的抱负。他出身河北束鹿县辛集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使他没有可能进美术学校，国画主要是他自幼靠观摩摸索出来的。不知怎么一来，他被冯玉祥看中了，不时地请他登泰山去教画。同时，他也从冯将军那里学到一个道理：不但永恒不变的山水可以入画，同样应受到注意的，是民间生活。赵望云的作品进不了画廊，受不到藏画家的青睐，冯将军就一批批地买了下来。（天晓得那些画如今流失到何方了！）就这样，赵望云成了职业画家。

    我们先到省会济南，在那里访问了大明湖畔的收容所，并向有关方面了解一下省内水灾的概况，给天津报社发去一篇题为《山东之赈务》的通讯稿，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完成了新闻报道的本职任务之后，我们又南行济宁，转往兖州。灾情开始在铁路两旁出现了：连根拔起的顶桩，裂陷的堤坝，时而还可望到狂奔着的洪流。伤心啊，大片大片的庄稼都被淹没了，高粱穗漂浮在水面上，坍塌的屋舍旁，倒着溺毙的牲畜。

    车站的站台很自然地成了难民的临时露天收容所。那里挤满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男女老少。都以为我们是“放赈的”，一只只泥圬、瘦削、颤巍巍的手朝我们伸来。我拿出馍馍给他们，只能含着泪倾听他们悲苦的吐诉。晚上，我在客栈的昏暗灯光下，结合在济南车站所见，写了《鲁西流民图》。这是我进《大公报》之后第一篇旅行特写，为此还接到过胡社长表扬的电报。

    顺便说一下，《大公报》有一传统：每逢在外边的工作人员做出些微成绩，社长必亲自驰电褒奖一番。四十年代我在西欧战场上采访时，也曾接过胡霖社长这类电报。对于驻外记者，这既是温暖，又是鞭策，无形中也是一种导向。记得电文说，《流民图》刊出后，赈捐立即更为踊跃了。我自然也从中得到一个启示，那些用数字表示的灾情报告，感动不了谁。特写应诉诸读者的视觉，用文字描绘现场实况。越真切，就越有读头。在这方面，我同望云实在是异曲同工。他用画笔，我用的则是自来水笔。我们相约，今后这支笔将专描绘民间疾苦。

    鲁西踏访之后，望云就登泰山看望他的冯将军去了。我则去了苏北邳县。那时我平生第一次骑马，而且是在一条细窄、坑洼不平的埂埝上：一边是淹没的稻田，另一边便是运河。领我巡视灾区的县长骑术熟练，已经跑得老远了。我想追上，可又不会摆弄缰绳。那匹马大概感觉出我不谙骑术了，也不知它怎么一蹶，就把我甩下来了。幸亏跌到稻田的一边，没把我丢进运河。

    我挣扎着从泥泞中爬起，暗暗责备自己当记者太不称职了：既不会骑马，又不会游泳。倘若跌到另一边，那我就只好去阴间采访已去见龙王爷的灾民了。

    灾情之外，同样使我痛心的是鲁西与苏北民众之间的械斗。山东官民为了不让灾区扩大，也为了促使水势早日退下来，就希望黄水往苏境宣泄。于是，暴虐的洪流就向铜、丰、邳、沛等县冲来。当时邳县眼看就要陆沉。面对由鲁西奔来的大水，苏北人为了自保，就组织起民夫，连夜筑坝堵水。这下子鲁西的水位自然又高了起来。鲁西怎能甘心这么在水里泡下去，何况水势还继续猛涨！为了生存，他们夤夜聚众扒堤。这样，同胞之间不幸的械斗就发生了。这种人灾比天灾还要悲惨！我痛心地看到，自然灾害肆虐时，民众竟自相残杀起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坐在上海江湾那间斗室里编《人生采访》时，在前言中慨叹道：“山东抱怨江苏故意把水堵在鲁境，江苏责备山东夜间武装破堤。我恍然发觉中国吃尽了中央集权的亏，但却没享到一分‘通盘筹划’的好处。”

    三、贵州的启示

    难忘的三十年代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沈阳的炮声把沉睡中的中华民族唤醒了。全民族奋起抗日自然就成为那十年的主旋律：从前奏曲到第一乐章。随着上海闸北一声炮响，企盼已久的大时代终于到来了。抗日的口号可以自由喊出了，报纸上也不需再打××。激昂，亢奋，义愤填膺，好像闷室打开了窗户，瘫子挺直腰板站了起来。

    战争无可避免地要打乱生活。报纸由十六版缩为四版。纸张告缺，广告也没了着落。报社势必得精减人员。既然不再有《文艺副刊》了，它的编者自然也成为多余的了。

    胡霖社长把要裁减的人员分别叫到他那办公室去谈话。我也被叫去了。他的话讲得十分委婉。先对我进报社以来的工作大力肯定一番，然后又以饱经世故的长者口吻，从爱护青年出发，说看来这仗一打，就得破釜沉舟。估计沿海是保不住了。像我这样的青年，应当尽早去大后方，以便保存实力。接着又用歉疚的口吻补上一句：“报社现在正处于朝不保夕的状况。遣散费嘛，只能支给半个月薪金。”

    “八一三”那天，刊物上还在出着最后一次的书评专辑，半个月后，它的编者就这样失业了。我只好匆匆忙忙地结束在上海环龙路新搭起的安乐窝，偕同刚由东京赶回来的“小树叶”，开始了我们为时将近一年的流亡生活。

    当时，沪宁路已被炮火切断，只好搭船绕道去香港，再经广州去汉口。在那里，遇到适从沦陷了的北平逃出来的杨振声和沈从文两先生。感谢他们把我们收容下来。在珞珈山下滞留了几个月，然后经长沙转到沅陵，在沈云六大哥那幢半山腰上的杏黄色小楼里小住数月。好容易才买到开往昆明的汽车票：从华东的黄浦滩经港穗折回华中，又经湘黔而落脚于滇池之畔，走的可说是个大“之”字形。这一路的见闻，大致已记入《湘黔道上》一文了。

    流徙中，我体验了中国之大，也强烈地感到发展得多么不平衡。沿海城市和广袤的内地，不知相差了几个世纪。同时，省与省之间的自然条件，也十分悬殊。这印象在从富饶的湖南进入贫瘠的贵州时，特别强烈。在贵州，又看到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别。

    车开出晃县不久，朱色的肥沃土壤和蓊郁的松岭就不见了：车在重岩叠嶂间的羊肠小道上迂回行进，一路颠颠簸簸。望着车窗外轮下的万丈峡谷，时刻捏着一把汗。贵州的山秃而瘦骨嶙嶙，土壤是灰黄色。一辆刚翻下去的客车倒在谷底，人们正往外抬着血淋淋的死伤乘客。我们这辆车上的人倒吸一口气，偏过头去，或用手捂着眼睛，不忍也不敢去正视。真是“前车之鉴”啊，我们自己也只能听天由命。山脚下，几匹瘦马在啃着枯草。偶尔出现一座疏林，还像煞有介事地插着“实验造林场”的木牌。

    群山之间，时而也出现一二村落。农民在稻田里唧唧唧地踩着水车，用汗水向吝啬的大地讨着生存。老天为什么对贵州如此刻薄！难道秃山底下就没为他们埋藏点儿稀有矿苗？村边坟地，到处竖着表彰“节烈”的石碑，凉篷小轿下耷拉着三寸金莲。娃娃们裹着一身破布，走了八百里荒山，还没见到一所小学！

    一到贵阳，可就完全不同了：马路两旁整齐地栽着树木，旅馆里电灯、电话、洋瓷浴盆、抽水马桶，虽比不上上海南京路，又回到了文明世界。

    这对比太强烈了。从那八百里荒山来到这现代化的都会，舒坦之余，又觉得这片繁华只不过是纸糊的，是贵州的橱窗，荒山才是贵州的实体，中国搞建设，功夫和本钱不能都下在橱窗上啊！橱窗已进入二十世纪初叶，实体却仍徘徊在明清时代。那怎么行！这样空尚形式，只注意表面，自欺欺人的国家，在武装到牙齿的强邻欺凌下，如何得了！

    中国啊，不能再沉睡下去，你该醒醒了，在这靠实力来较量的世界上，不能把功夫光花在橱窗上，不能光靠梳妆打扮！

    四、从昆明到海防

    一九三八年秋，《大公报》在香港创刊了。事先，我应胡霖社长电召，赶去那里参加筹备工作。

    那时，内地人赴香港，得走安南（即今越南），正如要去西藏得走印度。我必须先穿过当时那块法国殖民地，才能到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倒也好，这样可以体验一下两种殖民统治。

    以昆明为起点，安南海防为终点的滇越铁路并不长，其实，有一趟名“米西林”的特快列车，当天就可到达。然而只有达官贵人才坐得。当时那种便利与我无缘。普通旅客得走上三天，因为火车只在白天行驶。它像驿马一样，每晚都停下来，乘客分头去住客栈。第一天它停在滇南重镇开远，那时也叫阿迷州。第二天在河口出国境，抵老街。第三天开到海防，这才搭轮船航行三天，到香港。这六日行程如今飞起来，连六个小时也用不了。

    这条铁路沿线（尤其在云南境内），风景真是迷人到家了。火车开出不远，铁道就同玉带般的红河并行起来。我从黔南进入滇北时，就注意到：在贵州，你爬完一道高山，等待你的还是一道峻岭。云南则不然。火车穿过一道险峻重岩（有时是从一个悬崖钻入另一绝壁），在众山环抱中，总有一片平坦、碧绿、富于人情味的田野：镶嵌着棕榈芭蕉的稻田里，时有老乡赶着水牯在耕作。

    离开昆明后，火车不知跨过多少桥梁，穿过几十座隧洞。有人说，当初法国人修筑这条铁路，为了炫耀他们的工程技术，故意专走险处。关于有些地段如丝带桥及人字桥，还有一些美丽的传说。忘记指的是哪座架在两道悬崖之间的险桥了，据说多少造桥专家的设计都失败了，在施工过程中还死了一些工人。最后只好在巴黎重赏招标，中标的是某火柴厂的一名普通女工。她用火柴棍摆来摆去，竟然拼凑出力学家们所未能设计成功的图案。

    那个时期，我有个习惯：喜欢随时随地掏出个小本本，记一记所见的景物或头脑中刹那间闪现的思绪。行程的第二天，快到边境时，我正倚窗作文字速写。猛然间，被人从身后紧紧搂住了。火车到站后，大家都忙着下车办理过境手续，我却以“当场抓获”的间谍嫌疑，被腰挎盒子炮的边境检查站的人扣留下来。幸经同行的施蛰存老兄出面证明，站上又向昆明反复核实，才得放行。

    在老街，我第一次领略到法国殖民地海关人员的粗暴。他胖得呼哧呼哧直喘，嘴里斜叼着雪茄，人又喝得醉醺醺的。他双手在我皮箱里东翻西抓，最后索性把箱子扣个底儿朝天。他不是在搜寻什么违禁品，只是在逞威风。

    好容易住进了旅馆。本来热带气候就闷热，又这么折腾一通，身上的衬衫已经贴肉了。正要享受一下淋浴时，茶房敲门了：到殖民厅去核对护照。迟一刻，第二天就休想上火车。

    旅馆离殖民衙门还有好长一段路。茶房在前头领着同乘这趟列车来的这批乘客浩浩荡荡地前往，队伍里还有缠足的老妪和抱着娃娃的妇女。

    殖民厅好威风啊！天花板上是一只靠人工拉拽的大风扇，由两个安南人操作着。台子后面神气活现地坐着位殖民官。他一边喝着什么饮料，一边捻着他那两撇仁丹胡子。站在一旁的安南下属握着一叠护照。每当喊到谁，就得挤到前边，听任殖民官上下打量。等他确认你是良民后，才在护照上唰唰地画上两下，就算过了关。

    老街是个边境小镇。旅馆门前是一条专做过路旅客生意的街。街北草坪上有座露天剧场，附近还有一家赌场。每当回忆起老街那家旅馆，除了难熬的闷热外，屋角墙缝间那种叫起来活像麻雀的大壁虎的形象，就会浮现在眼前。

    抵达香港后，我曾在《安南的启示》一文中写道：“在安南，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应有的东西：美丽的山河，现代的文明；所缺乏的只有一样：自由——独立国人民应有的自由……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又丢掉了自由，那是注定了的悲剧，是什么现代文明也不能补偿的损失。因为机器本就是吮血的家伙。如果不是把‘民族’放在前面，作通盘的打算，文明也许正是个噩梦。”

    五、中国的东南角

    在香港，我一边编着刊物，一边还在寻找着去内地跑跑的机会。在我的生活愿望中，那总是占第一位的。

    这时，我与昔日的同窗谢冰季（冰心大姐最小的弟弟）在岛上重逢了。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他去英国学海军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一条缉私船上当船长：一身雪白笔挺的制服，黑地金道道的肩章，神气极了。他的船当时正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游弋，就提议带我去距香港只三小时航程的宝安县玩一趟，说那里如今正处于三不管的状态：它当然不属于香港，可广东省正忙于防御敌军入侵，也鞭长莫及，而日本人可能认为早已是囊中物了，或者还没来得及去占领。我自然很乐意同他走一遭：既可一路上叙叙别情，又能踏访中国东南一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角落。

    归来，我写了《从香港到宝安》一文。

    然而我心坎上更挂念的，还是潮汕。那是我十八岁上开始流浪生活的起点，是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第一次尝过爱情的苦果，也第一次体验了人生。

    就在这当儿，我遇到了代表华北游击队来香港募款并购置药品的黄浩。我同潮汕人总是一见如故的。我们立即成为好友。我陪他在香港跑了一些地方，并访问了同他一道来香港的尉桂勋。他是我在崇实的一位老同学，我们曾坐在一条板凳上织过地毯。那时，他已成为华北游击队一名出色的爆破大队长了。根据他的自述，我写了《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那是较早的一篇描写游击战争的文章。

    在香港完成了任务之后，黄浩忽然问我，想不想跟他一道回一趟他的家乡？那还用说！我绝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并没辜负他的美意，回港后连续写了《潮汕鱼米乡》、《岭东黑暗面》、《林炎发入狱》以及《阻力变成主力》。文章内容可能有犯忌的地方。那阵子我写的通讯，总是香港及重庆两地的《大公报》同时刊登。这一批香港照登了，重庆却一篇也没采用。

    这是我第三次去汕头了，是在侵略者随时可能登陆占领的前夕去的。尽管那里的海还是蓝得像宝石，小电船在蛇江上也依然龙虾般地穿梭着，一路捏着鼻子尖声叫着。绵亘起伏的蜈蚣岭也仍像天地间一只巨蟒那样沉睡着。可我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惆怅感。当然也想到了我那一去不复返的“梦之谷”，可更萦萦于怀的，还是潮汕的命运。看到岭东的黑暗面，我真为它担着心思。

    然而不同于当时的香港，这毕竟是自己的土地啊！到处贴着“誓死保卫祖国”的标语，路口堆积的沙袋象征着民众抵抗的决心。市电力厂已经遭到敌机的轰炸了，除了中山公园一角，四下里一片漆黑。关心时事的市民们坐在大喷水池周围，倾听着南生公司的无线电播放着新闻。不过，小巷里卖鱼丸馄饨的小贩照样挑着担子，敲着竹梆，用嗄哑的嗓音叫卖着。十年前的往事立即兜上心头。

    这时，黄浩的胞弟暹罗（即今泰国）归侨黄声为了配合救亡工作，正在揭阳和普宁一带办起南侨中学。我们访问了校本部和几所分校，同那里充满活力的热血青年相处数日，看他们上课，操练，开讨论会，个个都将是游击队的坚强战士。我写了《教育流进僻乡——南侨教育史上一奇迹》。在他们身上，我瞥见了岭东的黎明。不少当年的南侨学生，五十年代都成为潮汕地区的行政骨干了。黄声也当上汕头市的副市长。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黄声、黄浩哥儿俩均屈死于残暴的红卫兵之手，黄浩的第三个儿子也受了牵连，被暴徒从东四头条硬拖到六条，一路拖一路打，就这么丧了命。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文中，我曾追忆过同黄家的这段友谊。

    一九三九年春，我又从香港赶到昆明去采访正在修筑中的滇缅公路。那次我一口气写了五六篇通讯，登在港版及渝版《大公报》上。一九四七年编《人生采访》时，我只收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我拙于言辞，在文中称那些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的两千五百万民工为“历史的原料”。在我心目中，他们才是抗日战争的脊梁骨，历史的栋梁。

    六、两位长者

    我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身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的职务登上一艘开往欧洲的轮船，亲历人类那场大屠杀的全过程，首先要感谢如今已年过九旬的于道泉大哥。就先从我们之间的友谊谈起吧。

    我是一九二六年结识他的。当时，我还是个初中三年级生，他则已从齐鲁大学毕业了。他和已故李安宅都是我四堂兄（安娜的丈夫）在齐鲁时的同学。那时我愤于军阀黑暗统治，在崇实中学参加了C.Y.，安宅是我的介绍人和领导。我经常骑车到他在海淀老虎洞的家去过“组织生活”。

    一天，安宅透露给我个秘密。他不久将去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开会。这期间，要我找道泉。我在老虎洞见过他，那以后，我就不时地向他报告有关在崇实组织少年互助团的事。

    后来由于团里一个比我低两班的成员告密——事后才晓得他爸爸是侦缉队的，而那时队上每抓获一个赤化分子，就赏五块银元——我被逮了去，关进北平东四报房胡同拘留所。亏得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改由学校软禁。一九二八年北伐军抵北平，我恢复自由后一打听，道泉知我被捕，旋即遁入雍和宫，由喇嘛们保护起来了。那可能就成为他钻研藏语的契机。今天，他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国内不可多得的藏文专家。

    一九二八年我流浪到汕头后，我们之间就失却了联系。一九三九年我们在英国重逢时，他才告诉我：三十年代中叶他就去了欧洲。一九三九年春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时，学院秋季正要聘请一名中文讲师。我们虽多年未通信，他却一直从《大公报》上了解到我的行踪。他向学院推荐了我。

    我从滇缅路回到香港，在大堆积信中，发现了东方学院的聘函。我当然是喜出望外，然而细一琢磨，并不那么可心。待遇低得要命：年薪二百五十镑，还得刨去四分之一的所得税。最令我绝望的是：旅费自筹。我只好望洋兴叹。

    由于胡霖社长的关怀，才成全了我那次的欧洲之行。

    看样子是去不成了，我也就没去告诉这位老板。可他从编辑部风闻此事，立即主动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的意向。他坚决主张我马上复信，接受聘请。“至于旅费嘛，报馆先垫上，以后你用通讯来还就是。”

    报社在大战前夕用预支的办法在现场布下了我这颗棋子（胡霖语），而我则在命运的突然召唤面前，没打退堂鼓，接受了生活的挑战。

    回顾那七年的海外新闻工作时，我不能忘记在自己一生重要时刻这两位长者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我自知才具有限，一向也不够勤奋。我倒过霉，但有时我的幸运也是不同寻常的。我做梦也没想过能赶上人类这么大一场戏。它确实使我走出自己那个窄小天地，在更大的领域内，体验了人生。

    七、并非“莫名其妙”

    二次大战是以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突然派大批机群轰炸华沙为开端的。紧接着英法就对德正式宣战。其实，头一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相继被吞并。在那之前，希特勒在东方的伙伴也早已对中国动了手。然而有的西方历史学家竟然把英法联军对德宣战到转年四月那段日子，称作Phoney War。

    Phoney这个字不大好译。它一般是作“虚假”或“有名无实”解。但是这根本不通。宣战后，英国吸取了华沙的教训，天空就布满了气球阵，街头巷口也堆起准备巷战的麻袋。市民不论男女老幼，肩上个个挎着防毒面具，民政部给家家都发了盖防空壕用的钢板。扛得动枪的男子统统入了伍，妇女也组成了农业大军。这怎么能说是“虚假”或“有名无实”呢！一个勉强的译法是“莫名其妙”。我估计此语是站在历史安全岛上的英国市民所发的愉快的牢骚。似乎表示；要打，你们就认真打呗。这么不打不和，闷闷沉沉的，算怎么回事！

    其实，英国政府鉴于希特勒对波兰的突然袭击，还是十分认真对待的。宣战后，措施之一，就是立即把高等院校一股脑儿迁出首都。伦敦大学就这样被疏散到了剑桥，我任教的东方学院也随之就由那里的基督学院收容下来。抵英后我最早寄给《大公报》的是两封《剑桥书简》，其中主要描述我乘法国邮轮驶离九龙后，近一个月的航行，包括在西贡无缘无故地被拘留七天的经历。

    大学城的生活固然丰富多彩，然而作为记者，那时我更急切想去的还是英国首都。因此，一放寒假，我立即搭乘公共汽车，奔往五十五英里以南的伦敦（不坐火车，是为了沿途可以一睹战时英国乡镇村落的风貌）。从《初访伦敦》中，读者可以看到我逍遥自在地逛动物园，访狄更斯故居，参观杜莎夫人蜡人馆，巡礼威西敏斯特教堂。一路从从容容。皮卡迪利圆场和庞德街上，牵着狗的时髦仕女照样花枝招展，着礼服的绅士也依然甩着手杖出入“女人止步”的俱乐部。除了一些防空措施，伦敦确实没有多少战争气息。

    那阵子，英国政坛上及文化界少数慕尼黑派投降主义者还真的蠢蠢欲动，不断传出英德即将媾和的谣言。一批短见人士也在叫嚣着德国空间实在窄逼，随他们去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算啦。英国犯不上为旁人去卖命！从我那篇《一九四〇年欧洲稗史大观》也可以看出当时那些鸵鸟式自保主义者的蠢动。也正是出于这种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幻想，珍珠港事件前还有人在酝酿东方的《慕尼黑协定》。

    在这种虚假的“升平”气氛下，伦敦选起戴防毒面具的皇后来了。法国自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旁，甚至种起了玫瑰。人们热爱和平，厌恶战争，这在情理中。混世魔王希特勒也正是利用善良人这种心理来恫吓、迷惑、麻痹以至分化。

    就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气氛中，伦敦大学校董会在一九四〇年学年结束前，做了迁回伦敦的决定。当时，整个西欧都已沦陷，英国正处于兵临城下的境地。五月十日，用绥靖政策吊起希特勒胃口的张伯伦已挂冠卸任，雪茄不离口的丘吉尔入主唐宁街。我们刚刚在六月底迁回，七月十日“卐”字轰炸机群就飞临伦敦上空，“不列颠之战”开始了。

    八、大轰炸·大考验

    一九三九年九月，英伦三岛上空尚未出现敌机踪影时，伦敦大学当局就遵照政府命令，失魂落魄地疏散到剑桥。转年在大轰炸的前夕，它却迁回伦敦。校内不少人自然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啧有烦言。

    我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当然我也贪生怕死，巴不得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晚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但出于职业（记者）本能，我又庆幸伦敦大轰炸时，我能在场。从广播中得悉，来袭的敌机每晚都超过一千架次。八月二十日那晚，竟出动了七千九百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数目也不相上下。那阵子夜夜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白天一拉空袭警报，也得狼狈地四出找地方隐蔽。汉普斯特德的住所被炸了，到友人家去度周末时，房子又中了烧夷弹。然而我看到的是八百万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这种民族素质值得报告给也在挨太阳牌敌机狂轰滥炸的重庆同胞。在《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以及《银风筝下的伦敦》中，我就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我并没记述昨晚来了多少架，打下多少架。可我在踏访轰炸后的废墟时，偶然瞥见，在已经被炸成一堆碎砖破瓦的地方，竖着一块“照常营业”的招牌。既富于风趣，又显示出英国人凛然的气概。我的意图显然就是要让在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同胞感到不孤。希望他们能从伦敦人的镇定中，得到鼓舞。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有点使命感。大轰炸之前，来自中国本土的庚款留英学生均已陆续回国了。那时留在伦敦的中国人，除我之外，主要是十几位马来亚华侨和使馆以及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又是旅英华人中唯一的记者。朋友们每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联军大反攻期间当上随军记者那段往事，就认为我准是出入于枪林弹雨之间，冒了好大风险。事实并非如此。我这个人胆子不大。可是每次空袭后，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警报一解除，我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踏访落过炸弹的地带。有时地下煤气管道炸裂了，四下里烟雾弥漫；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或尚未爆炸的家伙。我平素大大咧咧，那会儿可丝毫也不敢冒失。

    妄图称霸天下的歹徒野心家，总以为可以凭借残暴的狂轰滥炸来征服酷爱自由的人民。大轰炸却恰恰使英国人民抱成一团，攥成一个拳头。打那以后，人们都铁了心，再也听不到苟且偷安的议和声了。一度传说曾主张向希特勒乞和的逊王爱德华第八世，也毅然赴百慕达去就总督职。

    二次大战西欧战场上不乏令人难忘的壮举。三十万溃军从敦刻尔克海滩撤退固然可歌可泣，诺曼底大反攻也声势浩大。然而我始终认为在整个西欧沦陷后，英国与纳粹只一水之隔，处在兵临城下境地而能顽抗到底，才是最关键的。这时纳粹空军头子戈林把从空中进攻英伦三岛定为“鹰计划”。那仅仅是命名为“海狮计划”的登陆序幕。每晚从德国本土以及占领下的法国西海岸分别派出上千架机群，接连三个月向伦敦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成千架英国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奋起应战。这个民族不怨天，不尤人，更不屈服，咬紧牙齿拼到底，终于使“鹰计划”破产。转到九月，希特勒手令“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掉头执行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了。真是人定胜天。那无疑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我是适逢那个岛国在物质生活上最匮乏的时期旅英的。足足有六年，每月吃不上一磅肉，每年只配给两双袜子。朋友请吃茶，得自带糖和茶叶各一小包，香蕉只见过泥塑的。然而在精神方面，那正是这个民族最光彩的时期。在大毁灭的威胁面前，他们昂起头，挺直了腰杆。

    这就不能不令人记起当时为英国人民掌舵的丘吉尔。

    九、英雄与时势

    年轻时血气方刚，喜欢跟人抬杠：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直抬到究竟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饱经沧桑进入暮年，就懂得天下事都不宜也不必说得那么绝对。精力过于充沛没地方使的时候，抬抬杠倒也无妨：既可消磨一下多余的精力，又能获得战胜了对方的满足。而今，躯体里剩下的精力已无几，再也没有那种兴致了。

    一九四〇年七月，当丘吉尔下令封锁中国抗战唯一的对外孔道滇缅公路时，英国正义人士群起抗议这种短见的自私行为。由于我是在英国唯一采访并报道过滇缅路的记者，英国援华会就安排我赴各地演讲。我主要谈的是滇缅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结论中，自然也不能不痛斥丘吉尔的不义之举，并指出，他实际上是在掐中国的咽喉，并助长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英国迟早必然自食其果。

    毫无疑问，那是一卑劣行径，说明国际间，即使在面对同一法西斯敌人时，也只顾各自的利益，谈不上什么道义。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也不会参战。

    然而在开战七个月后，当英军从挪威溃败下来的千钧一发之际，英国中流换马，撤掉软骨头的张伯伦，让铮铮铁汉丘古尔挑起大梁，确实是扭转战局的关键的一步棋。

    正如我在《1940年欧洲稗史大观》一文中所写的，当时日本横滨银行驻伦敦分行的经理加纳子爵已预言，不出三个月英国就将挂白旗向纳粹屈膝投降。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也公然发表谈话说，民主主义在英国已寿终正寝，纳粹接管只是时间问题。英国的败北主义者更不断造谣惑众，说圣诞节就将停火。但是丘吉尔上台后，用一个大大的“不”字，粉碎了一切和平幻想。犹如罗斯福总统每星期五对美国广播听众的“炉边恳谈”一样，那时丘吉尔也于每星期一晚七点，通过电台对广大群众发表亲切谈话。我还记得，他曾用发颤的声调对英国公众说：“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汗水和眼泪。”略顿片刻，又带着蔑视和坚定的自信补上一句：“我们正等待着德国人过来呢——连海里的鱼也在等着。”

    一九四〇年英国陷于危在旦夕的“时势”不是丘吉尔之过，毋宁说那是希特勒那个混世魔王一手造成的。然后丘吉尔以破釜沉舟的果断之气，凭他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之气，发自肺腑的感人誓言，再加上他用食指和中指叉成V字形（表示胜利）的手势，的确将四千余万英国人动员起来，扭转了乾坤。倘若误国误民的投降主义者张伯伦依然掌着舵，那就不堪设想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英国造了时势，使得一九四四年六月联军有可能从诺曼底大举反攻，从腹背夹攻纳粹歹徒，最终直捣柏林。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英国大选中，丘吉尔这位舵手竟落选了。当时有不少人想不通。当我看到坐在波茨坦无忧宫三强会议英国席上的首席代表是平庸的艾德礼时，也曾深惑不解：英国选民怎么忍心抛弃力挽过狂澜的英雄呢！现在回想起来，英国选民的抉择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杰出的军事家未必就是伟大的政治家。战阵之间讲究兵不厌诈，为政则首先要取信于民。军事上完全可以不问三七二十一，凭借火力先压倒对方再说，政治家可不能光图痛快，追求声势；一时心血来潮，那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每走一步，他都必须瞻前顾后，切忌随兴之所至。

    人们不曾忘记战时丘吉尔的许许多多博得喝彩的演讲。当天空布满乌云时，他说过：“有人问我们的目标何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胜利。不顾恐怖地求得胜利。不怕路途遥远和艰难，必得争取胜利，因为不胜利就没有生存。”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投降那天。他说：“我们不能松懈，不能失败。我们要抗战到底。我们要在海洋上作战，不顾一切牺牲，保卫我们的国土，永不屈服。”大反攻得手后，他又说：“走向胜利的道路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了。但是我们无权这么想。不管远近，不问难易，我们要走到道路的尽头。”他的豪言壮语，他在战时的众多果断措施，特别在希特勒转过头来打苏联时，一生反共、十月革命时还曾帮过白军的他，能马上联苏，下令英国军火工厂优先为东线生产武器，这都是极为英明的。自然，他是绝对从英国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但毕竟具有远见。

    然而英国选民断定这位出身贵族世家，曾发誓“我当首相一天，就不会让任何人染指大英帝国”的丘吉尔，与人们普遍渴望民主自由、亚非拉各大小殖民地都纷纷要求独立平等的战后世界，是不相适应的。工党没有丘吉尔那样的显赫人物，但拍得出一份给英国人民以生活保障的“贝沃立治计划”，因而选民们就毅然抛弃了那不可一世的丘吉尔。于是，有着汗马功劳的丘吉尔不能居功恋栈，只好乖乖地从唐宁街十号卷了铺盖。他甘心吗？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那套机器下，他别无选择。六十年代，倒是另一个保守党政客——在军事上从未立过功勋的麦克米伦，识时务，顺潮流，承认“改革之风不可逆”，从而拯救了保守党，也拯救了英国。

    在战时，丘吉尔是英雄，因为他顺应了时势，推动了历史。在另一情况下，英雄也可能成为历史进程中的绊脚石。

    英雄者，识时务者也。

    十、精辟的结论

    珍珠港事件之后两三年间，伦敦与远东之间的邮路中断，我的通讯随之也就稀少了。在那之前，我曾在《大公报》上开辟了一个《话说当今英格兰》的专栏，除了战事外，还报道了战时科教、妇女以至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舆论·广播·宣传》一文当时曾特别引起国内读者注意。原因很明显：那时重庆压制舆论，不容许任何不够和谐的论调存在，且动辄赐以大帽子：轻则“破坏民主”，重则“泄露军事秘密”。一九四〇年七月初，英国政府也对舆论界设了一些禁区，规定了惩罚条例，并对那些不够驯顺的言论及行为严加惩处。这下子英国报界为之哗然。他们对政府的抨击反而变本加厉。一时就防空设备差，对人岛集中营的敌性侨民待遇欠佳等不许涉及的种种问题，向政府大举攻讦。《新闻纪事报》甚至在社论中对英政府发出警告说：“英国人民是决心打赢这场战争的。放心，他们的纪律是好的。但绝不准备接受高压。信任他们吧，否则谁信任你们！唯有法西斯苗头的萌芽才会使我们自取灭亡。”

    英国政府吃不消了。七月二十三日这天，由首相亲自出马，向舆论界道歉，承认错误，收回成命。凡因触犯了条例已判刑的，立即赦免。凡因而被罚款的，马上照额退还。政府深得人心，民众士气因而大振。

    当时的执政党是保守党。英共及工党非但在报刊上对政府时加抨击，还出版了两本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一本是攻击《慕尼黑协定》的《罪人们》，另一本是《奸细》。二书的销数均打破了一百万册。对保守党政府最不客气的是《世界史纲》的作者赫·威尔斯。他在纽约对美国报界发表谈话，攻击当时在任的外交大臣说：“哈立法克斯代表的正是每个英国爱国者所痛恨的。如果有一天他去签订和约，那和约必然是危险的。由于他的宗教成见，他打心里反苏。”这下可惹怒了保守党中的死硬分子温特吞贵族，他在议会里愤然提出：“根本不该准许威尔斯去美国。”在场的内政部官员赶紧解释道：“威尔斯已年逾七十，远远超出兵役龄，不能阻止他出国。”

    我就是通过这类报道，对当时《大公报》的读者说明，舆论统一并无助于民气的兴旺。反之，有怨气，让它出一出。既有助于改进政府工作，又能振奋人心，促使人们更积极地支持战争。

    这当然是说给重庆当局听的，也为国内的言论界撑了撑腰。然而英国检查官肯让我利用伦敦报纸上这些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抨击来激发中国言论界吗？为了防止通讯稿被扣，我就故意在文中加上一句：“以上种种，如果不被检查官剪掉，读者至少可以一睹英国舆论界在战时的活力。”这么将他一军。检查官果然就放行了，既没敢打红杠杠，也没剪掉。

    在战时，新闻自由确实是件极为敏感的东西。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尤其得时刻当心。我尽量不涉及军事方面的内容，侧重报道英国政府对舆论界攻讦的容忍，以迫使国内当局放宽言路。那个时期英国报刊的读者来函栏里还不时登载一些去重庆访问过的英国文化界人士对中国政府迫害知识分子所作的揭露或抗议。这些，我则很少漏掉。有些报道《大公报》没敢登，但胡霖社长也总有函电向我解释，并要我务必继续照发。不过，这类通讯还是登了不少，以致重庆《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以《祝记者节》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评。我佩服这篇文章绝不仅仅因为它对我个人当时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和肯定，更是由于它对那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作出精辟的分析和结论。所以特在此将全文转录如下，以供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者们参考。

    社论 祝记者节

    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

    “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护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系），一面无时或忘学习敌人的强点。”

    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制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地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人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丘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地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了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便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能雪敦刻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他来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在罗斯福亲自出席参加之下，曾通过议案，要求在战后全世界保证出版自由。美国国务院在他巨大的战后议事日程中列有国际新闻关系这一问题，已预定设立特别委员会起草提议，以便日后或由美国政府主持与其他列强谈商，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国际间的言论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又通过决议，认为全世界新闻和通讯自由对避免未来战争十分重要，决定请由国际协定形式，保障此项自由。《圣彼得斯堡时报》的编辑鲍恩特，且提议向美国国会请愿，要求宣布美国的国策。“拒绝承认侵害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任何政府和个人。”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界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仁，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是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为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十一、眼花缭乱的一年

    一九四四年春间，正当我身披黑袍、头戴方帽在剑桥钻研着意识流小说时，胡霖随中国访英团来到了剑桥。这位老板大概早已料到我不是搞学问的材料，劈头就问我；你即使拿到了剑桥的学位，回国去又有什么用？左不过是在履历上添了这么一条。接着，他又向我挑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可是中国驻欧唯一的记者。（他报道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如今，你的机会来了，就看你有没有我这个魄力和决心了。

    我一生逢到过几次挑战。那也是一次。当时，小论文已经写了十来篇，导师也还满意。只要再串一串，就可以凑出一篇毕业论文了。况且三年的奖学金又还剩一年，何必这么功亏一篑呢！

    然而另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在召唤着我：你不是要采访人生吗？当初不就是为了怕教书，你才转到新闻系，好当上记者吗？如今，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当人类这出大戏快演到高潮时，你是继续扎到故纸堆中啃天书呢，还是立即到热火朝天的地方去驰骋呢？

    早在一九三五年春天同这位老板在北平来今雨轩初会时，他就已了解我平生最大的志愿是深入到生活中去，而不是伏在案头。所以他泰然自若地对我说：你尽管慢慢地去考虑，明天再告诉我，怎么样？

    可是我没等到第二天。我转过身去挠了挠头，咬了咬牙，接着就横了心说：“胡先生，我决定了：去！”

    当晚我就向导师谈了我的意向。瑞兰德教授不免吃了一惊，感到失望，但他懂得尊重门徒的意愿。他摇着头，怅然地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这样，学期一结束，我就搬出那套十五世纪的古老斋舍，告别了恬静优雅的大学城。在希特勒正向伦敦密集地祭起他那两件看家的秘密武器——火箭和导弹时，我在伦敦报业中心的舰队街开设了《大公报》驻英办事处。同时，经正式申请，成为随军记者。

    在这之前，我从未拍过电讯（而且是用英文拍），从未管理过坐着五名洋女秘书的办公室，更没经营过广告业，没同油滑的广告商打过交道。我也不懂得怎样签订各种租约及合同。所有这一切，我都必须现学。更重要的是得尽快穿上军装，随部队奔赴硝烟四漫的欧陆。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确实是我一生最忙碌，流动性最大，最为眼花缭乱的一年。当我坐在美军第七军那装满黄色炸药的车队中的一辆里，浩浩荡荡地驰赴莱茵前线，以便参加大桥争夺战的时候，重庆报社驰电要我立即赶回伦敦，直驱美国旧金山去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于是我乘护航舰，钻大西洋上的纳粹潜艇的空子，前往美国。后又在全美兜了个圈子，飞回伦敦，报道完英国大选后，奔赴波茨坦。

    这一年，我拍了不少电讯，却没时间写通讯，因为无暇定下心来思考。那时，世界大事宛如过眼浮云。我就像个（不太合格的）气象报告员那样报报温度和风向。可我更渴望的还是去写我的特写通讯。因为那就不单纯是报道了，其中将包含我的感触体会，也容许我去描绘。

    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就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说过：“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笔来。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传达者。”

    这里，还没出校门我就把传达消息作为起码的、也是最低的目标了。我对热门新闻一直兴趣不大，更不屑于重复新闻发布官所宣布的。那些自然会有人去拍发。我想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体会来写。这也许就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我从斯诺那里学到的。

    回国时，我搭的是一艘蜗牛式的货轮。从伦敦到上海，它足足漂了三个多月。《南德的暮秋》就是在地中海上补写的。

    入世以来，我一直持一原则：先恪尽本位职责，再去经营个人理想。或者说：先完成起码的，再去争取较高的。决不能把个人兴趣放在前头，而忽略本位工作。在编副刊时，我就把写旅行通讯放在次要的位置，尽管那是我更想做的。同样，在我任驻伦敦特派员的那一年，我每天只顾得往重庆拍电讯，几乎抽不出时间写什么了。

    曾经有人说我是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我想在此澄清一下。伦敦大轰炸期间，确实是这样的。可是诺曼底登陆，西线大反攻时，舰队街是已经有了由任玲孙主持的中央社。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除了中央社，还有来自重庆的其他同行。此外当然也有力量远比我们雄厚的路透、美联、哈瓦斯等西方大通讯社。我这孤家寡人怎样在这批膀大腰粗的竞争者当中进行工作呢？一九四五年八月欧战停战日那天，我正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喜讯传来，与会的四十七个国家的代表，自是群情欢腾。市内汽笛长鸣，探照灯的彩色光束在天空交织成绚烂的图案。一时万人空巷，素不相识的人们也欢快地搂抱在一起，翩翩起舞。一场浩劫终于结束了。可是接踵而至的，又将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我感到新闻工作中，最枯燥乏味的是采访大会——尤其像一九四五年五月在美国旧金山开的那次联合国成立大会。举行了十分庄严隆重的开幕典礼之后，自第二天起，美苏就在大会程序问题上针锋相对地争了起来。首先争的自然是大会主席这把椅。作为东道主，美国认为当然应该由他们担任。但莫洛托夫坚决不干。吵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第二天，由英国外相艾登提议，干脆轮流担任。接着又争起参与国问题，自然也是互不相让。然后又争各委员会的主席。挨了十天，我实在不耐烦了。况且所有这些消息，各大通讯社反正都将会有闻必录的。

    我一向厌恶重复，而当时的重复，代价还是极为昂贵的——发往重庆的海底电报要按字付款。我只能钻钻空子，找其他报社所没有或不会报道的拍。

    在旧金山拍了那份独家消息之后，我就说服胡老板，索性放我去美国各地转了一趟，然后搭水上飞机，赶回英国。大选结束，我又奔赴柏林，继续写关于欧洲的报道。

    我先后去过四趟德国。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在莱茵一带看到败溃中的德国。转年七月，又来到投降后的德国。那年秋间，我搭乘一辆吉普车，在巴伐利亚转悠了十八天，踏访了战败后满目疮痍的德国。一九八四年我又重访德国。每次，都有一个幽灵紧紧地跟着我：希特勒。这个曾经不可一世而终于一败涂地的“元首”，是值得世上每个人——特别是掌握大权者——研究一下的超级反面教员。他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又是个人野心的化身。

    十二、新感应篇

    一九四四年美军第七军向莱茵推进时，我们这批随军记者住进一幢富丽堂皇的宅第。花园的池塘里居然还有座别致的假山，睡莲正开得茂盛。石径两旁是修剪得十分齐整的矮树篱。后来才得悉那曾经是铅笔大王法贝尔的私邸。据说本世纪初公司已经易手。书房好大啊！可是十分凌乱。主人大概心里有鬼，没等联军到来，仓促之间一家人就逃之夭夭。走时慌忙得把金牙也遗忘了，还躺在抽屉里，发着黯淡的光。

    在莱茵河畔，我看到一位德国老先生佝偻着，跟在美国兵后边拾烟蒂。另一老妪则挎着篮子在地上捡着什么可以充饥的。

    战争结束后，德国可以说是完全处于由胜利者瓜分的状态。苏联占东部，英占西北，包括重工业区鲁尔，美占萨尔地带和西南部。划来划去，只图自己合适。法占领区是后来由英美区硬拨出的残羹剩饭。我在《南德的暮秋》中用美占领区的阔绰来对照法占领区的寒碜。

    进入柏林，我恍若来到了三十年代的天津——一座城市竟设有八国的租界。那时的德国首都，也被分成苏美英法四国的占领区。威廉街上的德国总理府就在苏占区内，但这是每个来柏林的记者必去之地。周围已化为灰烬，这座罪恶的建筑却安然无恙。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同死党希姆勒、戈林和戈贝尔在这里兴风作浪，密谋称霸。我去的时候，大门前有苏联红军站岗。大厅里悬挂着的巨大枝形灯上的灯泡，早已被纪念品的猎取者们拧得寥寥无几了。谁都不甘心空手而归，到处寻觅可资纪念的。热门货是各种勋章。有人还啐了口黏痰在希特勒那把座椅上。

    秋间采访纽伦堡审判战犯时，我顺便去了趟纳粹一伙的发祥地——慕尼黑。这原是同巴黎、罗马齐名的欧洲文化古城，如今竟蒙上了耻辱。好不容易才找到纳粹当政前歹徒经常聚集的那家啤酒馆。也上了臭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一位只剩下骨头架子的、幽灵般的波兰籍前战俘一路指点着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当年有吊死的，有被狼狗咬死的和毒瓦斯熏死的，还有死于形形色色的“科学”试验的。十二年间死于纳粹之手，仅犹太人就不下五百万。光这一座集中营（而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共有上百所），登记本上就有三十六万冤魂，而达豪周围还有几十个附属的死亡营。我瞥见一间大仓库里堆满了死者的鞋：男鞋，高跟鞋，甚至童鞋。对一批犯人行刑时，歹徒们不但要其他犯人在旁观看，还逼人们在手风琴伴奏下唱歌。

    我去了趟美军的“劳军所”。大厅里有咖啡、热狗，由德国战俘问候着。佩戴着“卐”字肩章的团长熟练地给美国兵们理发。猫腰给我擦军靴的那个，可能是一名连长。抬头一看，大厅中央赫然挂着一块《须知》，上书：“严禁向战俘道谢。”

    我没敢违命，只会心地朝着为我服务的那位军官笑了笑。他低下头去，没敢回应。我看到了他背上的号码。他已经不再是约翰或彼得了，只剩下个战俘号码。

    这还是美占领区。这里，战俘虽然受辱，至少还能填饱肚子。在物资匮乏的法占领区，数目可观的战俘活活饿死了。战后的法国缺吃的，总不能让自己人挨饿，先去喂昔日的侵略者吧！

    那时，我心头一直在盘旋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并不起眼、然而胆大妄为的野心家，只要纠集上一帮死党，竟能掌握住一整个十分优秀的民族之命运呢？他小胡子一撅，振臂一挥，就能使千百万人匍匐在地，对他顶礼膜拜。所有他那些野蛮、残暴之举，都不缺乏喝彩者、歌颂者、执行者！一旦他看到大势已去，就同情妇一道拍拍屁股走了，而整个民族却得跟在后面蒙受多年的苦难和屈辱。一个出过众多伟大诗人、思想家和音乐家的德国，怎么就听任一个混世魔王这么去摆弄？

    战后，许许多多专家都在研究这令人困惑不解的纳粹发迹史。一九三二年希特勒竞选总统明明失败了，然而转年兴登堡这老糊涂却又请他登上总理这把交椅。他一上台就打出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抛出反共反犹纲领，同时用就业和面包蛊惑工人群众。紧接着又公布了险恶无比的第十七号文件，借口防止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暂停执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行动、言论、集会和通信自由。说起来，宪法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法中之法。强者来了随时可以将它废止。它就像个总电门，一旦关上，光明从此就全熄灭。在抓共产党的同时，也大抓起“敌视国家分子”，连发发牢骚的也不放过。同年三月，开始焚烧所有上了黑名单的作者的著作。正如海涅在一八二〇年所写的：“这只是序幕。先焚书，接着就要焚人了。”

    小时见过一种旨在警世的《太上感应篇》，讲的无非是一个人现世行善或为非作歹，来世必得到相应的报偿或惩罚。长大之后，晓得了来世根本是子虚乌有的。当年那部家喻户晓的通俗读物中所说的，也就成为无稽之谈了。可是进入晚年，阅历增了些，又觉得世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乃绝对科学的天经地义。来世报固是瞎扯，现世报则历历在目，毫不足奇。

    一九八四年我重访德国，来到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山间的别墅时，向导指着一个角落介绍说，这里本来放过希特勒当年坐的一把椅子，由于不少游人跪下来吻它，所以撤掉了。我听了，一时大惑不解。这个曾经霸占邻国领土，屠杀过千百万无辜生灵的恶贯满盈的家伙，竟然至今还有崇拜者！不但战后德国还有一小撮人继续摇着纳粹卐字黑旗，甚至五六十年代，英美也还出现过“国社党”。人类在从历史吸取着教训中前进，但总有人想重蹈覆辙。奈何！

    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中，我时常想着这个问题。如今回顾起那十年以及当年那些枭雄的下场，实在是一本新感应篇。一九八四年重访西德时，又去了趟达豪集中营。而今，那里已改造成揭露纳粹罪行的纪念馆了。一进门，迎面就用大字写着“永勿忘记”。记住，是为了使那样的事不可重演。

    我们为什么不也把这份血的教训传给新的一代呢？

    十三、历史的规律

    对待战争，我很赞成“一反对，二不怕”这句名言：态度既鲜明干脆，又饱含着历史的智慧。

    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死亡。除非是狂人、野心家，或正常人出于自卫，没有人愿意去尝试。然而古今中外，隔一阵子总会出现个把或一批狂人或野心家（二者其实是一码事），妄想骑在旁人头上作威作福。善良人或健全人总是先忍让。然而歹人既萌野心，就难有止境。

    为了防止悲剧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个国际联盟。它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实际上一九三一年它就寿终正寝了，那一年，日本关东军一举粉碎了人类那个美好的和平理想。一九三七年，他们索性大干了起来。一九四五年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记者席上，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忖着：这回能成吗？

    一九四三年在德黑兰和开罗，以及一九四五在雅尔塔召开的几次大国会议，都是在调整相互利益的前提下，为战后世界画着蓝图。那时所设想的世界，纯粹是大国主宰的，小国仿佛只是无所作为的阿斗。当时既无所谓“第三世界”这个词儿，即使有，也不会被人放在眼里。那时所有的前殖民地国家一心一意都只想“物归原主”。英国不肯撤离马来亚，迟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它才退出印度。法国也想通过一个傀儡政权赖在安南。从一九四六年一直打到一九五四年，被打败了之后才撒手。荷兰也到一九四九年才承认印尼的独立。美国更是牢牢攫住太平洋那一串岛屿不放。托管有规定限期，它不干；一定要永久占领。

    历史的进程最终并不听大国的支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第三世界的崛起。这绝对不是军事家如丘吉尔当年所能预料的，事实也完全违反了他们的意愿。中国不当超级大国，不称霸，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是明智而正义的。

    我曾以乐观主义者自诩过。根据我这八十年的经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句空谈。八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打出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纳粹烧起的六年战火，烧出一个新欧洲。战争还在东西方都粉碎了旧世界的秩序，往昔的被奴役者纷纷敲碎桎梏，挺起胸，站了起来。这些当然是战争发动者始料未及的。对他们而言，是事与愿违。他们原想拖世界的后腿，世界却更前进了。

    我是本世纪第十个年头出生的。一晃儿活到九十年代了。我并非生来就是个乐观主义者。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一度悲观过，以为世界将永为红色海洋所淹没。作为“臭老九”，我估计自己善终不了。我错了。我至今还算得上硬朗，甚至仍在写着东西。而当年那帮张牙舞爪的害人精的下场，却堪称现世现报，演出了又一本新“感应篇”。

    我这辈子没少走曲折而崎岖的路。头上的天空时而浓云密布，时而冰雹交加，时而一碧如洗。无论国际上还是国内，芸芸大众都总像是在听任摆布。然而冥冥之中历史自有它的意志，它的规律。大国不能永远支配小国，大人也不能永远控制小人。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的依据。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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