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简报》

    我一生曾经有两度被人当作“西人”。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大公报》上以塔塔木林这一笔名，故意用半通不通的文字写过几篇《红毛长谈》。当时有些读者真以为那是出自洋人之手，纷纷写信或打电话给报馆，询问作者的国籍。戏剧家田汉甚至上了我的当。他在上海另一家报纸上撰文，对我那篇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中国舞台的歧途》郑重其事地作出回应。其实，我只不过是在借用一副陌生的面具（我为这篇赝作者编造的国籍是挪威），说点当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

    近读丁亚平君在《茅盾研究》上发表的《西人眼中的评论还是中国论者的评论》一文，才知道一九三一年我在《中国简报》上所写的有关茅盾的一段（确如丁君所说，“不尽妥帖”，“尚欠明晰成熟”）话，当年十月即被杨昌溪误认为是出自“西人”之笔，而此说以讹传讹，竟然一直流传到八十年代，使许多学者跟着上了当，真是罪过之至！

    这段话原见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全文总题是《为中国中产阶级写作的左拉派文学》。导言说：“茅盾是中国最大的自然主义作家。他擅长描写现代中国革命女性的心理，曾著有散文及短篇小说，是中国现实主义派小说的代言人。他描写的对象不是学生或不识字的文盲，而是中产阶级商人和富有的农民；通过这些人，他寄希望于中国革命的实现。”正文先是茅盾的小传——并建议有心的读者去参阅钱杏邨的《现代中国作家评传》，还摘引了《从牯岭到东京》及《自然主义与中国小说》二文的主要内容，并以《创造》一篇为重点，介绍了短篇小说集《野蔷薇》。

    六十年后重读这些，我只能苦笑着骂自己：荒唐，荒唐！也难怪被人误作“西人”。其他几篇评价现代作家的文章我要么署上“H.C.”（如介绍郁达夫时），要么就干脆写上全名。偏偏这一篇没署名。

    《中国简报》是个什么样的刊物？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又是怎样同它发生了关系，并在刊物上这么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地高谈阔论起来了呢？

    《中国简报》的老板，全名是威廉·安澜（William D.Allen），一个道地的美国人。一九五七年八月的一次批判会上，一位早在一九三〇年就认识了我，也见过安澜，并且详知我和安澜这段合作关系的长者，在发言中说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和美帝国主义者有了勾结”。为了说清楚这些，得从我个人的工读史谈起。

    从小学到初中，我干的都是织地毯、送羊奶这类体力活儿。升入高中，在教务处同油印机打过一段交道。一九三〇年进了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那里校务委员会下面有个专门为穷学生找工作的机构，负责人是马鉴。最初为我找的都是体力活儿；不是替教授住宅推草坪，就是给新闻系卷报卷儿。后来才干起半脑力活儿来——教外国人华语。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工作，报酬一律是每小时两毛五。有个时期我得骑车到颐和园景福阁，去为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口译清朝的《东华录》，挣的也一样。还规定不在钱财上同雇主直接打交道，每月统由大学那间办公室结算。大概校方要扣一笔手续费。

    一九三〇年考入辅仁大学英语系后，依然工读。那时，除了教洋人华语，还给外国客人当导游。记得我陪的客人中间有个叫马尔匡的美国三流小说家，还有意大利人马可尼（无线电发明者）和那比他至少小四十岁的夫人。同我学过华语的包括已故捷克汉学家蒲沙克，还有就是安澜。

    他的年龄和我不相上下，个子不高，瘦瘦的，有着一双灵活的蓝眼珠。主意多，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告诉我，读完大学后，他妈妈给了他一笔旅费，要他先在地球上闯荡再进入社会。头一站是中国。可他一到北京，就迷上了这个东方古国，哪儿都不想去了。他倾囊办起一份刊物。多半是受了当时上海的《密勒氏评论周报》的启发，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当年美国开发西部时遗留下的那股冒险精神所驱使。他认为既然上海那份洋文刊物站住了脚，在北平也一定能办得起另一个。

    英文的《中国简报》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创刊的。社址就是安澜在北平的住所：哈德（崇文）门大街西石槽二号，在邮局登记的号码是1330，由三友印刷厂承印。定价全年五十二期仅八美元，还开列了可代收款的纽约及北平两家银行的名字。不难想象，安澜对它曾寄予很大期望。

    我那时只是安澜的华语教师，最初并没参加。第一期印出后，他送了我一份。印在刊物右上角的四个中文十分刺目：支那简报。我翻了翻。八页版面上，大多是选自在华出版的西文刊物上的一鳞半爪，还有摘译自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北平的《京报》、《晨报》和一些小报的消息、短论、社会趣闻等。刊物上还转载了两幅社会漫画，一幅画的是餐馆雅座中一顾客与女招待之间的对话。女问：“您想吃点什么？”答曰：“我想吃你。”另一幅画的是政界一贪污者弥留之际床畔训子：“你哭什么！我死后，你就照样见钱就捞呗。”

    既然是创刊号，前面自然有一篇“开场白”。安澜是这样写的：

    此周刊的宗旨在于：（一）为对当代中国文化感兴趣者提供一些被疏忽或不易理解的东西。（二）作为一种媒介，以弥补在美国所读不到的。（三）着重介绍出现在小型、通俗以及黄色报刊上的资料。（四）为图书馆摘要提供最新的、标准刊物上不经见的论点。（五）表现东方的人情味及幽默感并提示学究们在解释中国哑谜中的愚蠢。

    我们相信，本刊行文的简洁以及内容庞杂，庄谐并重，会使初读者感到茫然。同样，把对一个庞大机构或国家的评论都纳入一期，也会使被涉及者感到不切实际。然而他们会发现本刊立论客观公正，希望不要就某一期的某些部分，而要从它的十二期来判断。

    如果上百万人相信一条鱼的故事，我们也会认真地把它当作一项科学来看待。我们认识真理是相对的。众多的、并且具有潜在力量的人们所接受的，就应视为真理。

    这是一种对中国思想以及她在别国眼中的形象做非学者式的探讨，并作为英语标准著作及报刊以外的补充。

    本刊将登载书目和有关经济（偶尔也涉及政治）方面的事实，其最终目的是在读者心目中勾勒出一幅中国的画像。

    安澜一本正经地问我对这份刊物的意见。我首先对刊物上“支那”二字表示反感。我说，中国读者可能会以为你是在替日本人办的。他听了大为震惊，立即表示下期就改为《中国简报》。我不记得对它的内容讲了些什么——反正不对我的胃口。后来扯到了中国新文艺。我告诉他，一九一九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涌现出许多非常值得向世界介绍的重要作家。

    他听罢，兴奋不已，认为这可是一片真正的“处女地”，是西方人前所未闻的。他马上邀我干脆做他的副手，并要我连夜为他赶写一篇新的“宣言”。还规定了我们二人的分工：我负责文艺，他管其他方面。

    自从一九二六年夏天在北新书局当过一阵子练习生，我就和新文艺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九三〇年，我在燕京旁听了杨振声老师的“现代文学”。那时除了小说之外，我还喜欢读作家论。这些，都在我脑际绘出一幅文学地图，我跃跃欲试，很想把自己所爱的作品介绍出去。

    于是，我连夜为《中国简报》写了一份双用途的“简介”（见附录二）。

    我是第四期（6月23日）才在刊物上露面的。这一期的第四版左上角，在《爱经》这一标题下，刊登了一个名叫W·H·Lo的人从郭沫若的《落叶》中选译的一封情书，右方是我译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导言全文如下：

    鲁迅（笔名周树人）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今年刚五十岁。他的《阿Q正传》已被译成英、法、俄文，并为罗曼·罗兰所赞赏。他是位辛辣的讽刺家，但他主要的成功是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他的风格独特，观察细腻深刻，使他成为完美的现实主义者。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契诃夫，因为他起初也曾想当医生，他的作品也像契诃夫那样富于地方色彩。他还从日本及欧洲翻译过许多作品。上面这则系选自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一书。近来有不少论述鲁迅的著作问世，如台静农的评论以及新近刊出的《转变之后的鲁迅》。多年来他都在以独立的见解与两个文艺派别论战：一个是激烈的创造社，另一个是沙龙式的新月派。虽然后来他的屈服使他懂得了文学中潜在的社会意义，然而他的艺术创作力却减弱下来。那以后，他就很少创作了，却翻译了些书，如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原理》。

    这篇荒谬而错误百出的文章末尾署的是：“《中国简报》工作人员萧乾。”为了写此文，事隔六十年我重读它，感到万分难堪。

    我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时就见过鲁迅，还校对过《语丝》和他的《野草》等书。再无知，我也不至于把他的本名和笔名颠倒过来。更严重的是文末所说“屈服”，简直不知何所指。那时，我的稿子都是手写的，发排前由安澜坐在打字机前，随打随任意增删改动。刊物印出之后我才看得到。或许是他加进去的，但我也不能完全推掉责任。那时我的资料来源十分复杂，其中还包括创造社围攻鲁迅的以及其他来路不明的书刊。至于《转变之后的鲁迅》的作者及其内容，也早就忘记了。

    《中国简报》第五期（7月2日）第一版正中间刊出闻一多的《洗衣歌》。诗前有一段作者的话，当时是由我译成英文的，根据的是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的版本。原文如下：

    洗衣是全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吗？”许多人忍受不了这种侮辱。然而洗衣的职业确乎含着一点神秘的意义。至少我曾这样的想过。作《洗衣歌》。

    接着是这样两句说明：“下面是萧乾就原诗一字不改的粗译。译者无意译成诗歌形式。”

    译文后附有作者简介：“上诗作者闻一多，在汉口附近的一家大学任教。此诗选自他的诗集《死水》。他是年轻一代使用白话而不用文言写作的诗人，并采用西方诗歌的一些形式，如十四行诗。作者年约三十岁。”

    第六期（7月11日）着重介绍了郁达夫。头版右下角题为《中国的一位波希米亚人》。到了第四、五版，题目就改为；《当代中国的一位浪漫主义者——郁达夫，一位典型的狂飙式作家》。导言是：

    他于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浙江，一九二一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同时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之下，开始了文学生涯。他把短篇小说收集成书，题名《沉沦》。

    回国之后，他先在安徽一家师范学院教书，后到北平三家大学讲授经济学。一九二五年，在汉口武昌大学任教。一年后，由于丧子，又回到故乡，并写了《一个人在途上》。同年，他往返于平穗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这样在全中国四处奔走，表现出他对现实的不满。

    一九二六年底，他与著名作家蒋光赤随一位俄国领事去观看一场俄罗斯舞蹈，激起了他对革命的向往，这是他的一大转变。他立即决定从事新的创作，主编《洪水》月刊。一九二七年，他任教上海法学院，并主持创造社。后来，他在情人王映霞和无产阶级批评家钱杏邨的鼓励下，成为革命文学的一员健将。然而，他的性格过于浪漫多情，不适于革命生活。

    目前他与王女士正住在充满浪漫色彩的杭州西湖——那是中国的“意大利湖”，由上海乘短程火车即可到达。

    文末虽署名“《中国简报》工作人员H.C.”，然而不难设想这里也夹杂了安澜的话，因为我不可能称西湖为中国的“意大利湖”。我从未见过郁达夫，也记不清是根据什么资料撰写上述“介绍”的了。正文则先译了一段郁达夫的日记，然后是他《关于一位作家的回忆》。这些出处，现在实在记不起了。

    总之，这些今天要由专门学术机构研讨来做出评价的大师，安澜和我就这么胆大妄为地乱评一通。在九十年代重新回顾这一切，就只有祈求鉴谅吧。无论写得多么荒谬，我们当时的用意无非是想让西方了解中国不仅有孔孟，有唐诗宋词，还有当代的中国文艺家也在观察着，思考着，谱写着人生。

    这一期第六版还有一首《大众之歌》，没有来源及著译作者的名字。文末说：“《中国简报》工作人员意译。”导言是：“下边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苦力。它被认为十分粗俗，但由于天天在街上都听得到，连文雅人也知道它，但他们当然不会跟着唱。此歌曲调朗朗上口，青年会的顾子仁为它配上了爱国的新词，从而就推广了。至少已流传了二三十年，曲调则年代更为悠久。”其实，那就是《我带小妹去逛花灯》一类民间情歌。

    在第八期（7月29日）的头版，安澜十分郑重地用黑体字登了一篇社论，全文如下：

    当前民主正在中国文学、艺术界以及社会和政界向前迈进，全世界可以理解并欣慰地听到其成就。

    如果中国人只为极少数人写作、绘画，并只为他们而生存，中国文化就必然停留于一个神秘的研究课题。

    在本期第四、五版上，我们刊出沈从文的近作——一篇论《忘却的艺术》和一首西藏的《月下之歌》。这些都是普通人会乐读的，而又不属于汉学家研究的范围。

    《中国简报》的美国工作人员坚信，本期这个“当代中国文学专号”中所译载的作品，美国人读了必然会发现它们与世界的名作相比，毫不逊色。这些作品以前从未被译成为英文。这种疏忽是至为可憾的。人们一想到中国，就只想到土匪而不想到社会建设，只想到对过去文化的毁坏而不想到新文化的创造。现代中国正在做古代文化所没做到的：与广大世界联系起来。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不公正的。这在美国尤为遗憾。因为美国正在如饥似渴地吸取外界的新文化，以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可是我们对于东方国家在精神上的成就却一无所知。

    六十年后，重读安澜这段话，我对他更加怀念与钦佩了。正当西方世界把中国看作野蛮落后的黑暗大陆或冒险家的乐园时，这个初出茅庐的美国青年（正像后来的斯诺那样）竟能对中国丝毫不抱成见，而对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艺怀着满腔爱慕之情，在当时以至现在都是至为可贵的。

    在这一期的第二版上，安澜向读者公布了他介绍中国新文学的庞大计划。看来他既没考虑我们有多大本领，更没掂量一下那时他口袋里还剩几个大钱！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实际起来，的确可悲，然而他那份热情，又确实可爱。

    他还写道：

    当代中国文学整个被西方学者所忽视了，以致连中国最为人知的作家，我们都读不到其作品。《中国简报》深知文学在世界上影响之深远，价值之大。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出自关心中国民主化及工业化过程中的新问题的作家们之手，足以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转折点。他们在寻找着新的思维和新的表现方式。这里肯定包含着一些不朽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价值。

    下列作家均是重要文学流派的领导者。《中国简报》将分别介绍其生平并摘译其作品片段。

    我们已经摘译了鲁迅及郭沫若的作品，并介绍了郁达夫和茅盾。——前者为浪漫主义者，后者为自然主义者。本期介绍沈从文。以后还将介绍徐志摩——泰戈尔的译者，他首创西方式散文。

    郭沫若——先是浪漫主义者，后成为新现实主义者及无产阶级作家。译过辛克莱的小说，并用当代民主观点写过历史题材的剧本。

    胡适——中国主要思想家，由提倡白话文而掀起文学革命。

    周作人——主要散文家，鲁迅之弟，欧洲弱小民族文学的译者。

    林琴南（已殁）——翻译文学之父，用古文译过一百三十种西方长篇小说，供当代文学家们参考。

    苏曼殊——一个不过僧侣生活的和尚，浪漫主义小说家，画家，《悲惨世界》译者。曾用中国诗体译过拜伦。

    冰心——第一位被称为伟大诗人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超人》很有影响。她的诗曾被译成英文。

    其他拟介绍的作家还有冰莹、白薇、丁玲以及专写当代婚姻问题的庐隐。

    本刊不久将综述从十九世纪至现在中国文学面向西方、面向下层的倾向。

    在未来六期，本刊还将介绍当代中国的文艺杂志，按国家分类的翻译书目，以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中国革命产生的文学作品，以推荐出版英译本。还将介绍改进中国文化，明确作家写作目的及表现方法的两场文艺界论战。

    以上这些足够一家出版社干上几年的了，而所谓“《中国简报》工作人员”，除了安澜和我，另外就只有两位负责摘译社会新闻的助手。责备完安澜的不切实际之后，我也不能不反躬自问一下。他这个庞大无比的计划，自然是我提供的。可我又有多大本事？还不就靠当时上海出的一些文学史和作家评传，以及我个人的阅读。再有就是杨振声老师讲授的。

    编《中国简报》时，我还没见过茅盾或闻一多。在北新时见过“大先生”鲁迅，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在《中国简报》工作之前头一年，我就见过沈从文，是经杨振声老师介绍。当时沈先生在青岛大学教书，刚好来北平过暑假。我们见过不止一次。写访问记那次是沈先生请我们（安澜也在场）在东安市场一家广东馆子吃了顿饭。只记得沈先生用毛笔写菜单。我看到他的字写得漂亮，就俏悄地向跑堂的讨。沈先生朝那伙计摆摆手，笑着对我说：“要那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很多信的。”果然，一九三七年夏天从上海逃出时，一只皮箱满满装的全是他的信：谈写作，谈人生，更多的是谈副刊稿件。这只皮箱于一九三八年跟着我去了香港，一九三九年带到英国，一九四六年以后，又上海——香港——北平这么兜了个圈子，最后，一九六六年夏天，随着我的其他身外之物一并化为灰烬了。

    第八期（也是最后一期）的《中国简报》着重介绍了沈从文，长达六个版。由于是以《阿丽思中国游记》（摘译）为主，所以文前冠以醒目的大字标题：《中国伟大的讽刺家——幽默家》。先介绍了他的生平。关于学历，在访问时他就说过：“让我由一件事联想五十个念头或形象，一点也不困难。可是书本上的话，我念五十遍也记不住。”文中联系到他的生平，把他的作品分作四类。即：（1）童年回忆（《鸭子》及《蜜柑》）；（2）行伍生活（《在别一个国度里》及《入伍后》）；（3）爱情题材（《初恋》、《男人手册》、《第十四夜》）；（4）讽刺（《阿丽思中国游记》）。

    介绍完沈从文，刊物就寿终正寝了。

    安澜这位梦想家，和我这个愣小伙子算是碰到一块了。在他的鼓励之下，当时我这个大学一年级生也真想献身于把中国新文艺介绍到西方去的事业了。怎奈出了几期，订户始终寥寥无几。那时中国只不过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或爬长城逛颐和园的旅游点。谁去理会你什么新文艺运动！那阵子安澜见了我，不是绝望地摊开双手，就是沮丧地抓耳挠腮。直到这最后一期，他还在刊物上预告着要出的一系列专号，讨论教育问题、中美文化交流和体育运动。甚至还想出一期“中国学生最喜读的情书”。

    这个美国青年不缺乏干劲和梦想，只怪他囊中只有慈母给他去观光的那点盘缠。从那以后，他就杳无音信了。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常幻想有一天会突然遇见他——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扶杖重访中国。我一定带他去百万庄参观拥有数千工作人员的外文局，并对他说：“当初咱们有多么自不量力！”

    今天，除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有我捐赠的一部《中国简报》合订本，此外，可能就只有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去看了。那里我参观过，“五四”时期的一些小册子也珍藏着。

    有人说，《中国简报》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新文艺的。这话至少适用于英语世界。它比斯诺的《活的中国》还要早上五年。

    二、《辅仁杂志》

    一九三〇年，我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我之所以在一九二九年进了燕大国文专修班，是因为考那里不需文凭。（我是差半年就高中毕业时被崇实开除的）那时我急需个资格，好同《梦之谷》中的那位“盈”一道去南洋教书。

    当时燕大中国文学方面的师资阵容强大，容庚、顾随、郭绍虞、顾颉刚等教授都是国内名家。怎奈我这织地毯、送羊奶出身的穷小子，毫无国文基础。除了杨振声的“现代小说”一门而外，我对于甲骨、音韵都听不进去。我却常跑到英文系去旁听包贵思（Grace Boynton）的“英国小说”和“十九世纪英国诗歌”。

    一九三〇年夏天，北平新开了一家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由于是“新”开的，急于招生，估计在手续上会放松一些。刚好这时，热心的朋友赵澄又为我弄来一张假文凭。杨刚告诉我，辅仁的注册部主任是她的四哥，也就是说，可以“打马虎眼”。我就报名投考那里的英文系。

    对我一生，那是颇为重要的一关。考上了，我就将成为正式的大学生了。然而，由于从小学到高中，整个上午都在打工，数理化等重要课程，基本上没学过。在考官眼里，那可是重点。幸好自然科学可在物理、化学和生物中任选一门，我好歹还上过几堂课，就报了生物。我把“考试问答”之类找来，死背其中的答题，居然答了八九不离十。数学嘛，就只能交白卷儿了，我灵机一动，来了个苦肉计：在数学的卷子上，写了篇洋洋数千言的自述，说明我何以不会数学，苦苦哀求大学不要把我关在校门外。我可能碰上了一位软心肠的考官，再加上我的中英文考得大概都不一般，居然破格被录取了。还给了我个差使：当英文系主任的助理，从而免交学杂宿费。

    这家大学的建筑是中古僧院式的长方形结构：课室在楼下，楼上是宿舍。整个建筑只朝南开着一座大门。大概是照寺院办法，门禁森严。但倘遇火灾，准保一个也休想逃脱。辅仁是奉梵蒂冈教皇之命，由美国本笃会创办的。英文系的教授有一半是身穿黑袍、长须飘拂的神父，并且都是爱尔兰裔的。校长奥士尔教哲学，讲到宇宙本体，当然完全是天主一手创造。达尔文是大逆不道。好在天主教不大向人硬“传”，除了教徒，并不要求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听说教拉丁文的伊德风曾在梵蒂冈待过十几年，资格很老，在教内地位相当高。坐在讲台上，他一边讲，一边总得意地捋着胸前他那副漂亮的胡须。

    英文系主任雷德曼很快就同我熟了。他下班后，大叠大叠的卷子都丢给我改。我对爱尔兰（包括像奥尼尔那样的爱尔兰裔美国作家）诗歌、小说以及戏剧的偏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人与其说是神父，倒不如说是个名士派。不久，我就把他同苏曼殊联系起来了。因为他不但酒喝得冲，而且整个浸淫在十九世纪爱尔兰浪漫主义文学里。不仅在课堂上侧重讲，课外，有时深夜，我还听他吟诵着叶芝的诗，或朗读着约翰·沁、奥凯西以及葛瑞果蕊夫人的剧本。读时逐渐“进入角色”，忽而尖声嬉笑，忽而哽咽不止，忽而又开怀大笑。有一次他从箱底抽出一篇自己的诗稿，读着读着，竟然号啕大哭起来。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是因失恋而出的家。

    那阵子，在他的鼓励下，我为北平《晨报》写了些关于爱尔兰小剧院运动的文章如《格瑞果蕊夫人逝世感言》，并写了《奥尼尔与<；白朗大神>；》一文。

    当时，这家大学正出版着向全世界天主教文化界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叫作《辅仁杂志》（Fujen Magazine），雷德曼看到我在《中国简报》上发表的东西后，就一再怂恿我为这份天主教刊物翻译点中国作品。

    我最初译的是郭沫若的《王昭君》，并在译文前写了一整页介绍。在同一期，我还写了一篇评论绿漪女士（苏雪林）的《棘心》的文章。发表后，陆续接到世界各角落的许多来信，纷纷表示深感新奇，希望杂志多介绍一些中国的新文艺。随后我又译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和熊佛西的《艺术家》。三个是我当时喜读的剧本。这三个剧本的英译分别刊于《辅仁杂志》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五月号，后收入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珍珠米>；及其他》（Semolina and Others）。

    这是我在《中国简报》上所做的汉译英工作的继续：把中国新文艺介绍出去。读者来信中，凡是顺便谈到我的译文的，雷德曼（他是这杂志的两位编者之一）总拿给我看看。专谈我的，则一律交我保存。一九四八年我由沪去港，就把那一大包信连同其他东西托给一对友人夫妇代管。解放后不晓得这期间他们散了伙，托的书物自然也找不全了——其中包括那批洋信。有不少封是一位西班牙朋友写的，他同我通了十几年信。此人一度想跟我搞贸易——他找错了对象。他要我给他寄点中国工艺品。我寄去一箱宫灯。他卖得很成功。他回寄我一箱刮脸刀片，还总说一声是西班牙制造的。最后由一位好友替我弄到天津中原公司去解决掉了。在这段交易中，我曾替卞之琳从西班牙买过一本阿左林的诗集。那以后，我就只好向那位西班牙朋友告饶：我确实干不成贸易这一行。

    雷德曼是个怪人。他心地善良，学问也好，可是性情很不稳定，喜怒无常。整个来说，他对我是友善的。首先，从不向我传教。他是失恋之后遁入空门的，他自己究竟信不信教，都很难说。他高兴起来，恨不得跳到天花板上；沮丧起来，对我的话充耳不闻。他时而热烈地拥抱我，时而又朝我吹胡子瞪眼睛。

    我由于小时曾受惯了那位三堂兄的暴戾脾气，早就练出一套逆来顺受的没出息的硬功夫。对于雷德曼的性子还承受得了。更何况他并不像三堂兄那样一味地暴躁。可是一九三二年快放暑假时，一天他又发作了。这回我也犯了牛脾气，我们几乎动了手。我摔门走了出去。

    一九三二年春，燕大同学林观得当上了福州英华学校的教务长，曾来函邀我去闽教书。我当时谢绝了。这一天，我当即往福州拍了封“马上来”的电报。

    雷德曼心灵里的那阵风暴刮过去之后，他又跑来向我赔礼。这回我也向他道了歉，告诉他电报已发出去了。我又要去南国了。他死死地央求我回心转意，我拒绝了。

    三、《活的中国》

    在福州仓前山麓，我一边教书，一边在思考着生活航向。

    三十年代初，由于大学里假文凭太多，教育当局索性举行甄别考试，给我们正式发了证书，英文系对我还是挺合适。可我担心毕业后最可能的出路是去中学教ABCD。我怕教书，尤其怕教评议。一九二八年我在汕头任教时，就常望着窗外操场上那位体育教员。心想：我们都是卖力的；他卖胳膊腿，我卖嗓子。

    我一直向往流浪。南洋没去成，于是我就想在国内跑跑。反正不能老蹲在一个地方。三年级之前是个坎儿。这样，一九三三年夏天一回北平，我就转入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这个系当时同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有着特殊关系。系主任纳施和好几位美国教授都来自密苏里，其中就有兼职教授、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虽在一九二八年就来到中国，那却是头一年在燕京执教。

    我进新闻系纯然是为了混个资格好厕身报界。我对本系许多课目，如广告学、经营管理等，丝毫不感兴趣。只有一门我听得入神，那就是斯诺所教的通讯特写。

    首先，他的教法就不一般。大学教授讲课，大多喜在“界说”或“定义”上做文章。我听过一门社会学的课。开头讲“家庭”讲了两个星期，援引了各家学说，结论是：家庭由夫妻和他们的子女构成。斯诺并没在“什么是通讯特写”这个问题上掉书袋，更没用密苏里的牌子唬我们。他很谦虚，说没教过书，他来这里是向大家讨教的。他不大喜欢用“先生讲，学生听”的教授法。他希望大家都发言，让这一课成为讨论会。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从我们那里学到的，必然会更多。

    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位年轻的美国教授与校园里许多洋教授大不相同。我在《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中间提到他“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越感”。从后来的密切接触中，我进而发现一个罕见的倾向：他对中国新生事物有强烈兴趣，对于中国前景，抱着无限热望。在三十年代初期，持这样态度的人真是凤毛麟角。除了斯诺，我只知道还有那位《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作者密勒。

    在三十年代来华的西人中，斯诺之所以对中国别具慧眼，首先是他本人的素质决定的。他有自己的信念，但是并不带偏见。他认真观察事物，总想透过表象看到实质。另外，是他本人的机缘。人间的事往往就是这两方面凑成的，缺一不可。燕京虽然出过像冰心和许地山那样“五四”早期的启蒙作家，但这家大学对中国新文学并不注重。杨振声之后，国文系也不大有人开那样的课。在密苏里来的纳施主持下，新闻系的科目教的都是怎样办报，怎样采访，怎样组织版面，写大小标题。也曾请《晨报》的陈博生来指导写社评，教的左不过是怎样把社评写得四平八稳，不见棱角。

    斯诺对中国新文艺的兴趣是在上海开始的。在那里，他见到了鲁迅。一九四四年，他在巴黎一家旅馆的酒吧间里对我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为他开启的大门，正是一九一九年以来记录着中国人民的苦难与向往的新文艺。

    我同斯诺的合作，开始得很自然。

    他来校不久，就常于周末请学生们去他那在海甸军机处的寓所吃茶。每次去，他那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太太佩格（即海伦·斯诺）必热情地接待，而且向我们发的问往往比斯诺还多。她有类似林徽因的毛病：抢话。每次茶会，她至少要包半场。

    很快他们夫妇就了解到我正在《大公报》上发表小说，以及我曾同威廉·安澜合编过《中国简报》的事。一天，斯诺夫妇约我去吃晚饭。斯诺告诉我，他虽没见安澜，然而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他原来也曾想周游世界，中国只不过是他的第一站。他去了趟内蒙，是为了一睹戈壁大沙漠的奇景，可他遇上一场死了五百万人的大饥荒。他决定留下来，想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他比安澜幸运，在上海找到了个记者差事。那家杂志社派他去趟正被日本蚕食着的东北。回到上海，刚好碰上了“一·二八”淞沪之战，看到十九路军浴血抵抗。他不相信，幅员这么广大、历史这么悠久的中国，会被日本征服。大约这时，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

    饭后，他抱出一大叠书稿。那是他在姚克（莘农）的帮助下译成的七篇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早已有了英译本，所以另选了五篇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和《离婚》。另外两篇是散文《风筝》和杂文《论“他妈的”》。

    斯诺仔细谈起他同姚克合作的经过，接着问我还有哪些作家值得介绍，他还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像姚克那样帮他选译。

    看来这是夭折了的《中国简报》的继续了。我当然很愿意。斯诺想同我谈报酬。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小说了，手头并不拮据，所以婉言谢绝了。我只向他提了一个建议：把当时英文系的杨缤（刚）拉进来一道从事这件工作。斯诺当时欣然同意。

    几天后，我陪杨刚一道去斯诺家吃饭。杨刚听了，十分赞成，表示愿意合作，而且也坚决不要报酬。当时我同杨刚的想法是：人家是洋人帮助咱们把中国新文艺介绍出去，作为中国人，尽点义务是应该的。

    回宿舍之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干起来。第一道程序当然是选材。幸好那时全国就那么几份刊物，文学书也不多。我同杨刚先分头看，然后交换意见。当时燕大同学会的交通部搞一种校内邮政，只消贴一分钱的特制邮票，就代大家传递信件。这一措施原是为了便于男女生谈恋爱的。但我同杨刚相互间写的信，几乎都是关于作品的意见的。文革前，我还保存一手提箱。杨刚写得比我精彩多了。她不仅谈文章值不值得译，还不时地借题发挥。当然，我们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就在纸上展开了辩论。

    每当我们选中一篇作品，就分头撰写故事梗概，供斯诺参考。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二人意见一致了，才向斯诺推荐。有时我们也曾把我们之间有争执的作品交给斯诺来做决定。大致说来，我比较看重笔调和写法，杨刚则更偏重内容分析。斯诺当时搞《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出发点首先是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因此，他更重视杨刚的意见。在翻译上，则更倚重我。

    我同杨刚帮他选译的那批小说构成《活的中国》第二部分，即鲁迅（第一部分包括他的七篇作品）以外的其他十四位中国作家的小说：共计十七篇：《为奴隶的母亲》（柔石）、《自杀》（茅盾）、《泥泞》（茅盾）、《水》（丁玲）、《消息》（丁玲）、《狗》（巴金）、《柏子》（沈从文）、《阿娥》（孙席珍）、《大连丸上》（田军）、《第三支枪）（田军）、《忆狗肉将军》（林语堂）、《皈依》（萧乾）、《茑萝行》（郁达夫）、《移行》（张天翼）、《十字架》（郭沫若）、《日记拾遗》（失名）、《法律外的航线》（沙汀）。

    我们原只为他选了十五篇。可临了，斯诺坚持要杨刚和我各选一篇自己的小说。当时他那样做，很可能是为了给我们两人点“精神报偿”。因为当译成的小说在《亚细亚》那样的英文杂志上零零星星发表后，斯诺执意要分给我们一部分稿费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收。理由是：通过斯诺的加工，我们自己也提高了中译英的本事。

    《活的中国》中署名“失名”的那篇《日记拾遗》是杨刚直接用英文写的。一九三五年她又自己译成中文交我，用真名发表在《国闻周报》（四月十五日，第十二卷第十四期）上，题目则改为《肉刑》，后收入《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以救世军为题材的反基督小说《皈依》，原刊在《水星》上。杨刚那时以大姐姐身份轻易不夸我的作品，可对那一篇，她读后破了例，并且情不自禁地告诉了斯诺。他一听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就十分兴奋，说就缺这么一篇，要我把它赶译出来。那时我正在忙着写毕业论文《书评研究》，不大能腾出手。架不住斯诺和佩格两人一道热情地怂恿，我才勉为其难。

    不料《活的中国》出版后，斯诺一次在上海告诉我说，他见到的英美对此书的评论，最受瞩目的是我这篇。如今想来，这也不难理解。全书直接写到洋人的，只有这一篇。也难怪黄头发读者们要对它格外留意了。

    斯诺为《活的中国》第一部分写了一篇鲁迅的生平和作品介绍，还在《药》前面附了一篇简评。第二部分除了田军而外，每一位作者前面都有小传。有的还是本人提供的，如孙席珍和沙汀。

    书后有两篇附录。其一是海伦·斯诺用“妮姆·威尔斯”的笔名所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斯诺在“编者序言”中称她为“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权威”。海伦同斯诺一样，只会讲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华语，他们并不能直接读中国作品。斯诺捧她为“权威”，是过誉了。他本人其实倒还谦虚，在书皮上只写自己是“编者”，在序言中首先对“能干的合作者——姚莘农”表示谢意，接着又一再提到“失名”（杨刚）以及我在编译方面的协助。

    海伦一向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很善于综合各方面的材料。一九七九年我访美那趟，曾驱车前往康涅狄格州门格尔镇那幢小木屋里去看她。她打开一间空荡荡的堆房给我看。那里堆着一只只落满尘埃的大硬纸盒，装满了她找不到出版者的文稿——共十七部！其中有讲中国铜器的，中国妇女史或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〇年间她在中国的经历的，还有一部关于英国十七世纪内战的。当时我就想到她为《活的中国》所写的那篇长文。那也许还是英语世界中论中国新文艺最早的一篇鸟瞰式文章。她对当年的左翼运动是同情的。她可能在上海时就开始为此文搜集资料了。到北平后，自然随时记下杨刚和我同斯诺的谈话。（她非常勤于记笔记）在文中她引了我的一段话，用的是我在《中国简报》上署过的笔名：“P.C.罗伯特”（P.C.为“秉乾”的缩写，罗伯特是四堂嫂安娜给我起过的一个洋名字）。她写此文时，我刚进《大公报》，她却封我为“中国一位有名的文艺编辑及作家”。这就像斯诺称她为“权威”一样信口开河。她引用的话是：“南京政府处决了约四十名左翼作家，这件事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同情……过去两三年内，南京政府又秘密地逮捕了许多人……现在他们不再处决人，只是不时地有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我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说的了。接着她又引了鲁迅在一次会见斯诺时，所做的有关左联的介绍。

    在“编者序言”中，斯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很高。从一开始，他就认识到中国的新文艺远远超过西方人对文学的理解。它既不是要攀登象牙之塔，更不是供人茶余酒后的消遣。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是同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与中国人民为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他指出：

    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待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摈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活的中国·编者序言》第1页）

    四、国际笔会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踏上英伦三岛时，内政邴发的居住证上，我被划作“敌性侨民”。我当时一愣。但很快我就发现，刚向纳粹德国宣了战的英国政府，正笼罩在一片恐日气氛中。为了保全英帝国在东方的利益，就不顾国际正义，尽量疏远中国，以免开罪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报纸常告诫英政府不要干预日本对华侵略，甚至还有人倡议干脆把香港拱手送给东京，以便保住印度、缅甸和马来亚。

    然而当时另外还有一个英国——讲是非、主持正义的民主的英国。他们坚决反对政府的短见自私和非正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声嘶力竭地喊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口号，鼓吹抵制日货，并且动员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当时在伦敦声援并支持中国抗战的民间团体，主要是援华会。有关这个友好组织以及它同我的关系，我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第四章《旅英七载》中，已有描述。这里，我要谈一下我与另外一个民间团体的往来：国际笔会以及伦敦笔会中心。

    那个时期，在唐宁街十号那些掌权者的心目中，中国是维系英帝国在远东利益的绊脚石和眼中钉；英国民众却像他们早几年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对佛朗哥那样支持并拥护敢于同日本法西斯强盗抗争的中国。由于我刚刚来自那个英勇的国家，又是个记者兼作家，在他们眼中，我头上好像就有了一道光晕。

    一九四〇年初，当设在伦敦的笔会中心秘书长贺尔门·欧鲁德写信到剑桥，邀请我赴伦敦参加一次午餐会并作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演讲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身份和义不容辞的职责。笔会也好，欧鲁德也好，都没读过我的什么。在他们看来，我是刚刚来自炮火连天的中国的一个作家。那里，人们正以血肉之躯抵御着野蛮的侵略。中国就意味着勇敢、正义，意味着人类的希望。国际笔会邀请我去演讲，既表达了他们对东方同行的关切，也是向英勇的中国人民致敬。所以我立即复信，欣然表示接受邀请。

    笔会午餐会是在伦敦市中心苏合区一家很大的广东餐馆举行的。那天的主席记得是H.G.威尔斯——当时他是国际笔会的主席。到会的，中国方面有驻英大使郭泰祺以及笔会会员熊式一（《王宝钏》的作者）和画家蒋奕。英国方面的参加者，我认识的有阿瑟·魏礼和E.M.福斯特等人。我讲的题目是《战时中国文艺》，全文曾由张君干译出，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我曾说：

    ……现代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与一般社会改革运动不可分的关系。逃避主义的文学从未被宽容。如我刚才所说，它是作为一种教育改革起步的。其实可以说是政治运动的一个副产品，一个意外的孩子。在这一新文学的全部简短的历史中，差不多每个自觉的作家都有所拥护或反对。我们攻击乡绅的重利盘剥，也攻击政府干涉艺术家的愚行。最重要的则是我们攻击我们的国民性，如满不在乎和聊以自慰的心理以及自卑感等。故鲁迅的著名的《阿Q正传》，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讽刺，大大起了镜子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不断搜索着我们的灵魂，看我们血管里究竟在流着多少阿Q的血液，同时你在中国常可听见某人骂某人是“阿Q”。

    ……我们有了右翼和左翼的不可避免的分裂。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一九三〇年。它号召作品应真实地反映国民生活。

    但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却起了一个真正的变化。开头作家们束手束脚。作为一家报纸的文艺编辑，我曾于战争爆发前在天津一年，上海两年，能证实当时中国政府的确是任凭兽性的侵略，不顾人民的盛怒，严厉禁止新闻和文艺上的任何反目情绪，无望地希望避免任何不能避免的冲突。我得承认当时我们政府的忍耐和谨慎已不是任何高尚尊严的公民所能容忍的了。《新生》半月刊的编者杜重远先生被囚十八个月，因为他提到日本的天皇还是一个卓越的植物学家，而日本政府对此强硬抗议，甚至以武力威胁，理由是植物学家只是一个凡人，而天皇则是超自然的。在战事爆发不久之前，中国文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尝遍风格和意识论战的滋味，我们开始接近西方和我们自己的文学遗产。直到此时，外国文学的翻译大抵是放任自流的，既无甚辨别力。像莎士比亚那样的艰深作品又往往避而不译。一九三五年，即战前二年——我指那东方的战争——在郑振铎先生和胡适博士的领导之下，世界名著的系统翻译开始出现了。英国文学的许多重要作品由更肯吃苦、更有学识的人重新翻译了，如托马斯·哈代、约瑟·康拉德、勃朗特姊妹的作品，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令人惊奇的事实是翻译作品的销路有时竟超过创作作品，因为读书界对翻译水准的要求也更高了。

    像中国所有其他建设一样，这一努力也突然地被日本的更大的大炮、更快的飞机和难忍的贪欲所中止，所粉碎了。

    今日，虽在严峻的考验下，自由中国的民众生活仍有改进，同时当代中国文艺也能与各方面一道坚定地向前进，文艺界也团结了起来。只有一个全国文艺协会，组织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总会现在设于战时首都，各大城市都有它的分会。过去作家们往往被指为帮闲或隐士，今日，许多作家为了服务国家，也为了在这东方的伟大的史诗获得亲切的经验，实地与军队和游击队并肩作战。作家团体在日军后方跋涉二千余里。已故王礼锡先生，他去年此时曾来伦敦参加援华运动总会。他率领一支先锋队到前方去，因患心脏病死于洛阳。

    有意思的是，第一支文学远征队是中国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发起并领导的。战争一开始，她便把少数女孩子组织起来。她们一再和平地深入日军占领区。她们的武器是戏剧表演和诗歌朗诵，常是在露天举行。

    今日的怪现象，而且是极其自然的怪现象是，有血淋淋的战争经验的作家们，腾不出手来写，他们得参加活动；而那些留在后方有充裕时间的作家又往往没有实地的体验。他们只能写写小品，坐下来写一部严肃的小说，在那些英勇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何况空袭也不允许。

    从文学的产品来说，目前的情形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但我们确信一旦能享受和平，这些英勇的作家必将用他们的笔写出可歌可泣的东西来。

    时间不允许我在此详谈任何个别的作家或作品。对评论我是外行。这里，我只想简短地谈几件中国战时文艺的令人兴奋的事情：一、任何心理学家如果发现我们已停止辩论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一定认为我们进步了，恰如我在十四岁时即不复关心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今日，即使是我们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也承认要人信服一个论点，要人记住一幅图画，必须给予自己的作品一个生动的生命，而且无想象决不能生动。最近访问前方归来的作家，有好几位先前都曾被指为象牙之塔中最负恶名的住户。

    二、还在十年前，我们的一位老作家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说，新文艺的主顾，百分之九十是中学生，因为农人看不懂，大学生会读外国书，不一定非读创作。现在战争将我们的新文学传播到内地，兵士、农人和一般人士都成了我们的读者。倘无战争，这大概又要费一百年工夫。

    聚餐会结束后，欧鲁德就邀我加入国际笔会及伦敦中心。从他送我的资料看，最早参加的中国会员是诗人陈立三。欧鲁德还送了我一本他个人的诗集和一套由他主编的《笔会丛书》，出版者就是出版阿瑟·魏礼的唐诗英译本的乔治·艾伦与恩温出版社。欧鲁德希望我也为他这套丛书写一本介绍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书。字数以两万为度，并还希望介绍当代中国文学的全貌。

    我当即答应了下来。旅英期间我出过五本书，这是第一本。

    由于有了《中国简报》、《辅仁杂志》以及《活的中国》那三次尝试，同时，离港之前我又尽力搜集了一些白话文学史之类的书和剪报，所以写起来并不吃力。

    书名《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这本小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的标题是《永别了，老古玩店》，谈一九一九年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白话文学运动。何以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直到上世纪还一直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要进行这样剧烈的改革呢？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也曾固执过。直到上一世纪中叶，我们还宁可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不愿面对世界局势所呈现出的明显的现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十九世纪是一场噩梦：“它充满了来自外边的耻辱及内在的腐败。中国年轻一辈看到印度和高丽的结局，看到自身面临的危机。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动荡起来。这新的文艺正是记录并反映着这一变革。”接着引述了文学改革中的一些争论。“二十五年来用白话所产生的成百篇小说、成千首诗歌及散文证明，这种活的文字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感情，描绘一切事物。中国人仍然观赏描绘三峡或泰山风景的古画，然而今天扬子江上已在跑着汽船，泰山顶上也有飞机在翱翔。我们一方面欣赏古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找到最适合于描绘中国的媒介。”

    《蚀刻》的第二章题为《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开头就指出惊险小说及幽默小说在现今的中国小说界完全没有地位。小说家们耻于纯粹为大众娱乐而写作。我们大部分小说家都是“改革者”。接着就从鲁迅的《阿Q正传》谈起。并指出中国作家在作品中也描绘外国，还举了许地山与印度、巴金与法国、艾芜作品中的缅甸、郭沫若写日本、靳以写哈尔滨的白俄为例。这一章摘译了沈从文的自述，也谈到冰心用海来象征母爱，介绍了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沉沦》，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及叶绍钧的教育小说。结尾一段说：“抗战爆发前，中国作家大多闭门创作，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坚实基础。战事把作家赶到生活中去了。他们第一次闻到稻田里的香味，看到巨大的橘林，和农村的形形色色有意思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们跟人民——居住在远离沿海、完全不曾欧化过的人民，有了直接接触。此外，他们还经历着战争，看到战争的残酷以及人们在战时所表现出的英勇。因此，我们可以寄厚望于战后的中国小说家。”

    接下去的一章是《诗歌在十字路口》。所谓“十字路口”是指要不要格律问题。“诗的形式是个永恒的难题。当诗人感到自己像是只夜莺时，他就希望摆脱任何拘束他的形式。当他觉得诗也像绘画一样，需要有个框框时，他同样强烈地希望回到这样一个框框。”文中先谈到新月派的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和卞之琳，以及英国的布莱克，法国的梵乐希，美国的惠特曼的诗歌，对戴望舒、何其芳等的影响，也谈到李金发。

    底下一章题为《戏剧——扩音喇叭》。开头就说，现代中国的话剧与传统中国戏剧诀别了。如今背景是逼真的，对话用的是日常语言。与旧时的中国戏剧截然不同。现代中国戏剧的特点是：植根于欧洲戏。最早的试验是《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的上演。这一选择不难理解。中国人同情被蹂躏的黑奴；而且在婚姻上，他们不能自主。当外国戏触动了我们的感情时，自然就引起共鸣。同样人们也把葛蕾格蕊夫人的《月亮上升》与日本侵略联系起来了。然而把中国戏剧引上改造社会的大道的，是易卜生的问题剧。此章从春柳社、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曹禺的《雷雨》、《日出》一直谈到《放下你的鞭子》。

    论散文那章的标题是：《雕刀还是利剑》。从鲁迅的《热风》谈到郁达夫、梁遇春、丽尼、李广田等人的散文，引了何其芳《画梦录》的序并引用了欧阳镜的评语，说明散文写作方面，也有唯美与服务现实之间的矛盾。

    《翻译——永恒的时髦》是谈外国文学那章的标题。从林琴南谈起，追述了中国对西方及俄罗斯文学的介绍。当然更着重谈对英国作品的通译。“中国读者对英国社会毫无了解。但是他们照样为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德的遭际而淌泪，正如他们读了《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撒姆·惠勒，同样捧腹大笑。”

    在结束全书时，我慨叹道：“这场日本人原以为可以大捞一笔的战争，并没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然而对于中国的文化活动则给予了沉重打击。涂着太阳旗的轰炸机毁灭了我们图书馆中的一切藏书，其中也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纸张的奇缺使得出版困难万分。在无防御的城市里，经常听到警报当然无助于小说的创作。战事嘲弄了一切。但也正是战争，使人们感到国与国之间深入了解的必要。我们需要知道每个国家当前的苦恼、问题和向往。中国不能通过《鲁滨孙飘流记》来了解英国，正如英国也不能通过唐诗来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中国。”我在微微的抗议和热切的希望中，结束了这本小书。

    《苦难时代的蚀刻》出版后，没料到所有伦敦出版的报纸都写了评论。《泰晤士报·文艺附刊》（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评论中，特别重复了我在序章所说，英国不能通过唐诗来了解当代中国。“从这第一次的介绍中得知，中国新文学充满了活力。”评论还说，从此书才知道许多英国及欧美主要名著都已被译成中文了。“我们也该回报一下，把中国新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来。”《新政治家与民族》（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在评论中提醒我不要忘记关于中国作家在描写抗日的作品中光注意宣传而忽视了文学的永恒价值的问题。小说家约翰·韩普森（E.M.福斯特的至友）在《旁观者报》上推崇说：“凡关心东西文化交往的人都应一读此书。”

    人的一生，也可比作打台球，总是一件事又引发另一件事，就像球在台子上东撞西撞。《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说：“通过你这本书的描述，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过去，我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当时他正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负责对印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一九四一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几次有关中国文学近状的广播。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最近我读到韦斯特所编的一本《奥维尔与战时广播》，书中记述了奥维尔与我这段往来，还收了奥维尔给我的几封信，也摘录了他的日记中有关部分。我从而知道，在我第一次做有关日军在华暴行的广播后，他嫌我宣传色彩太重（见该书第177页）。可那题目是他出的。他对后来几次专谈“中国文艺”的广播，都还满意，并写信告诉我：“印度听众反映良好。”我从书中他与E.M.福斯特的通信中，知道这位《印度之旅》的作者，在对印广播中也谈起过我的《蚀刻》。我对印广播的《易卜生在中国》一文，收在用英文出版的《<；珍珠米>；及其他》中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参加了国际笔会中心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以纪念英国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三百周年纪念。名义上是向这位《失乐园》的作者致敬，其实是着眼于谈战后的言论自由问题。研讨会由E.M.福斯特主持，参加者大多为英美作家，也有法国以及流亡在伦敦的东欧作家，如《中午的黑暗》作者匈牙利的阿瑟·克兹勒尔。来自东方的只有印度的安纳德和我。

    联军是六月间在诺曼底登陆的。西线反攻后，从腹背夹击，纳粹败局已定。当时西方知识界最热门的话题是：战后怎么办。各种报刊都累牍连篇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这一热门话题的书，充斥坊间。笔会不甘寂寞，借题发挥，开了这么一次研讨会。主要谈的当然是战后的言论自由问题。实际涉及的势必更为广泛。

    那阵子，垂死挣扎的希特勒正在祭起他的武器库中的两件秘密法宝：导弹和火箭。伦敦日夜处于飞弹的威胁之下。五天的会议曾几次为警报所打断，但刚一解除，就照常进行下去。

    福斯特在开幕词中先风趣地声明，伦敦笔会中心与官方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毫无瓜葛。“他们的工作，我们赞许；他们的进项，我们妒嫉。（这里是指他们是受英国外交部津贴的。——笔者）我们虽穷，但我们自由。在考虑未来的精神及物质价值时，我们的视角不必跟白厅（政府）从同一窗口看问题。”接着他又说，笔会的成员只是作家艺术家。“座中也许有些经济理论家。但这里肯定没有工业大亨，没有银行总裁、政府或工会首脑，除非他们化装混进我们当中。”他慨叹道：“战后世界的重建，握在他们手中。在未来五天内，我们所谈的对那些掌握实权的人不会有什么作用……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个研讨会呢？一是理理我们自己对战后世界的思路。其次是，即使不能把冰切碎，至少希望能融化一些。”

    谈到言论出版自由，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件小事来说明：政府凭着行政命令控制文化是多么荒谬。“伦敦市立图书馆当时很想把德国的书搜集齐全。打仗时，禁止进口德国图书。可是战后申请，仍遭政府拒绝。经各方施加压力，十五个月后才批准。然而书运到后，除了特别得到许可的政府人员，普通读者仍不得借阅。禁书中包括一八六〇年出版的《奥地利史》……保密是我们当前的大敌。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主张完全取消保密，因为它已深入到现代文明的一切角落；但我们可以尽量减少，也就是把冰略微融一下。”

    大会要我一定作一发言。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中国已是伟大盟邦，是战后世界四大支柱之一了。中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支撑着半壁天下。欧鲁德说，中国务必要发言。但是我对弥尔顿毫无研究，对战后世界也正感到茫然。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我看到极权的不仁不义，行不通；然而从所读到的有关三十年代中期苏联肃反情况，担心左右都有通向极权的可能。对罗斯福所提倡的“四大免于”——尤其是“免于恐惧”，我倒颇为倾心。但是从所听到和读到的有关戴笠那伙人的行径，对于战后的中国人能不能免于恐惧，又毫无把握。

    我那篇发言《一个梦想者的呼吁》（见该次大会发言《言论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A Symposium）欧鲁德（Hermon Ould）编，伦敦贺金森出版社（Hutchinson）出版。很短，是那次最短的，同时也明显带有敷衍的痕迹。我把人分作思想家、梦想家和实干家，并以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别业》中的几个人物为例。“三者之间，梦想者最富诗意，但也是最无所作为，有时甚至有些可怜巴巴的。梦想者时而不甘于他那种处境，也想当个思想家甚至实干家，但到头来大多放弃他的梦想，也取不到实干家的效果。”这里，梦想者指的就是作家。

    演讲部分，我谈到文化与国防问题，慨叹世界许多名胜古迹均毁于这次大战的炮火中。说明精神文明倘若没有物质文明的保护，是难以存在的。“没有人怀疑精神价值要远比物质价值存在得更久远，然而它也更为脆弱。”我又用核桃作比方：桃仁好吃，但它得有硬壳的保护。

    当时，英国不少思想家如罗素都认为大战的根源是西方对物质文明的醉心。我那时为《大公报》向一些英国人士约过稿，寄到重庆后译成中文发表在渝版《大公报》上。其中罗素和威勒克所写的两篇都主张战后中国要把振兴重点放在精神文明方面。我虽然把他们的文章寄了出去，但对他们的论点却一直有所保留。

    在这次笔会上，我公开了自己这一观点：但愿人类有一天不需要那硬壳（国防）来保护，可以全力以赴地从事精神文明的创造。然而在这一梦想成为事实之前，硬壳还是非有不可。否则一切艺术珍藏和文化设施都随时会受到威胁。

    这就是后来我在《龙须与蓝图》中所阐述的论点的萌芽和开端。

    五、还有四本

    除了《苦难时代的蚀刻》之外，我在伦敦还出过四本书，并且都重印过。有位先生曾经就此而编造了一些美丽而离奇的故事。其实，经过并不那么曲折。起因就是那次伦敦笔会聚餐会上的演讲以及《蚀刻》的问世。自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珍珠港事变以来，英国读者想了解中国的愿望空前地强烈。天下的出版商都追求“热门货”。我那时是在英国的唯一的中国记者，何况又新近来自抗战中的中国。他们找上门来纷纷向我约稿，并不奇怪。幸而那年头，由于英国青年——甚至中年人都已应征入伍，伦敦大学的教学工作轻松得很。这样，就为我提供了充分的写作条件。想到国内在浴血抗敌，我身在国外，还不该在促进了解、争取朋友上尽些绵力。而且这样也有助于巩固我在大学中的地位。

    《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ey）是为对中国——尤其战时中国，毫无了解的读者们所编写的。全书共十五章，其中有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以及社会文化等基本常识的，有专谈战时中国的，如《滇缅公路》及《工业合作化》。此外，我还选译了几篇自己的特写，如《流民图》、《刘粹刚之死》以及《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自》。在出版者的要求下，由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写的序。全书选用了上百幅精美的黑白图片。有我国的古瓷青铜器，名胜古迹，以及城乡景物。政治方面则着眼于表现国共合作的统一局面。因此，书里以同样的整页篇幅登着蒋介石与周恩来，宋庆龄与宋美龄的照片。《共产党领导人正聚议国事》那幅，镰刀斧头旗与青天白日旗交叉挂在墙上。关于教育的那幅则既有西南联大露天上课的情景，又有陕北公学及窑洞里的鲁艺。

    最后一章谈战后中国的前景时，我写的是：“一八四二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西方相互了解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拆除后，中国与她的西方民主阵营的友人之间合作的前途将是灿烂的。中国在抵御外侮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帮助。任何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不会设想战后中国将关起门来与世隔绝。那样的蠢举既不符合我们的政治哲学，又完全违背中国的民族性格。最后的中国将以其物质及文化潜力，协同各国一道为创造一个更幸福、更公正、更清醒的世界而努力。”

    其实我当时对战后中国的前景，十分茫然。这里只不过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憧憬。

    《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tings）是一本从多棱角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选，长达五百余页。书前有阿瑟·魏礼写的一篇短序。开头说：“中国是出版过无数种文选的国家。大概再也没有旁的国家在那么漫长的年代里出版过那么多文选了。本文选应当有篇序言。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中国也是序言的故乡。一本中国书而没有一篇序言是难以想象的。古时候，有些书有过五六篇序言。”事实上，魏礼是主张读原作，一向反对文选的。所以他说：“在中国，正如在其他地方，文选也有不健康的一面。读者往往只通过所选中的几首，而且有时是选得不当的几首，来认识一位诗人。很少人肯于去读全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凡真有所心得的，必然都不曾让文选来代他们选择。”这段话既说明了魏礼对唐诗的研究，何以造诣那样高，又表现出他爽直的为人。世故人是绝不会把这样的观点写入为一本文选所写的序里的。不过，在一般地反对文选的编纂之后，他又替我辩护了一下，说：“中国早期的《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确实曾把许多佚作或不经见之作，保存了下来。”他认为我这本《千弦琴》的编选是做了件好事，并举书中的《孙中山伦敦遇难记》为例。序言最后说：“在中国，为人作序首先是友情的表示。此序虽不敢与中国古代那些优美的序文相比，但这也是发自友情的由衷之举。”

    全书共分六卷。第一卷是《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分作诗歌、散文、随笔、传记及书简等项。诗歌从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做了一场梦后所写的《忽必烈汗》，选到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威廉·燕卜荪随校流亡时写的《南岳的秋天》。第二卷是《欧洲旅行家笔下的中国》，从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一直选到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特威尔民国初年访华时所写的《北京的声与色》。第三卷是《人物画廊》，从以东汉的焦仲卿为男主角的古诗《孔雀东南飞》，沈复的《浮生六记》，一直选到四十年代项美丽所写的《宋氏三姐妹》。第四卷是中西文化交流，从马可·波罗到魏礼。第五卷是有关中国文化及艺术的。文学方面如魏礼谈中国诗歌形式，几位英国著名研究家关于中国瓷器、乐器、园艺等的专论。哲学方面选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第六卷是民间文学，内分格言、儿歌、笑话、幽默与讽刺，鬼的故事以及附了五线谱的几首民歌。

    一九九〇年，我的一位剑桥同窗来信告诉我，英国珍本书出版社有意要我在原书的基础上重编一下。我人在北京，实无此可能，也无此精力。我已把版权赠给了那位同窗，请他应承下来，就地补充。

    以上两书均是泛论中国的，而且主要是编的。另外两本才真正是我自己的东西。

    《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是一本我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收有《雨夕》、《蚕》、《篱下》、《雁荡行》、《栗子》、《矮檐》、《俘虏》、《破车上》、《印子车的命运》、《上海》、《邮票》及《花子与老黄》等十二篇。一九八四年，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Mc Dougle）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在她的建议下，又出了我的一本《<；栗子>；及其他》（Chestnuts and Others），编入《熊猫丛书》。她要我把我的一篇自传体散文《一本褪色的相册》也译出来，作为代序，书中收了我自己译的《篱下》、《矮檐》、《栗子》、《邮票》、《俘虏》、《雨夕》和《花子与老黄》。杜博妮博士译了《邓山东》，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译了《昙》，还有熊振儒译的《小蒋》。

    同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又出了我一本英文书《<；珍珠米>；及其他》（Semolina and Others）。其中，小说有萧桐和蒂娜·贝利合译的《珍珠米》以及我在一九三五年为斯诺的《活的中国》所自译的《皈依》。想到这些写于三十年代初叶的东西，居然在八十年代还有人看，我心里自然感到很高兴。

    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并献给福斯特和魏礼的《龙须与蓝图》（Dragon beards Vs the Blueprints）是用手制纸印的。这种纸只在印罕见的、具有特殊价值的珍本书时才使用，我的书是远远够不上格的。印此书时，正赶上英国一般印书用纸奇缺，于是，出版商灵机一动，就买进一批这种特殊纸张，并请英国著名版画家里昂·安德伍德就“龙须与蓝图”这一主题为此书刻了一幅木刻。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战后文化的思考》。书中收有我的两篇演讲。（《龙须与蓝图》见附录三）《龙须与蓝图》作于伦敦华莱士图书馆，是就一九四二年我在伦敦笔会中心举行的那次纪念弥尔顿《论言论自由》的简短发言扩充而成。另一篇《关于机械文明的反思》（Some Re flections On the Machine）是谈英国小说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机械文明的反映的。另有两篇对印度的广播稿：《易卜生在中国》和《文学与大众》。

    当时英国读者太急于了解中国了，然而除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和蒋奕用文字及速写记述他对英国印象的书之外，关于那时期的中国的书太少了。所以我这五本书陆续问世后，英国报刊上纷纷给予好评。就连当时，我也不曾忘其所以。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自然更是清醒了。左丹曾选译过两篇当时的评论，那就够了。我认为关于一个人的写作真正的评价，应该主要来自本国人。他们知根知底，不猎奇，不因异国情调和吸引而忘却美学标准。也正因为如此，在外国被捧为“杰作”的，回到本国未必就是这样。

    六、翻译，我的一根稻草

    人生的旅程大抵决定于两种因素：主观的意向和客观的机缘。也许王子生下来乐意干啥就干啥，凡夫俗子则只能就合后者。但首先自己得有个明确意向。然后，当机缘来临时，能善于抓住它。

    我并没有过以沟通土洋为职志的意向，但早年遇到不少这样的机缘，因而就零零碎碎、稀稀拉拉地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沟通土洋只是为了增进外国对我们的了解。沟通洋土——也就是外译中的工作，才更为根本。那将使我们走向世界。这方面，我也从未有过什么抱负，而三十年代出现过一次机缘，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成为事实。因此，每当人赐我以“翻译家”这一头衔时，我就感到愧疚。我一向尊崇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译莎士比亚的朱生豪以及新近逝世的译契诃夫的汝龙——当然还有译《红楼梦》的杨宪益夫妇。

    他们才当得起这一称号。像我这样完全凭一时兴趣偶一为之的，翻译工作者也不配。当翻译家，得就一位外国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全部作品做深入认真的研究，并且精心将其主要作品通译过来。这就意味着两颗心灵的契合，同时需要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翻译家除了才学和文笔之外，还需要有极强的劳动观点。他得肯于为原作某一隐晦的典故或罕见的俚语，不辞辛苦地翻箱倒柜，刨根问底。除了译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外，我很少下过那样的苦功夫。我自知底子薄，劳动观点也不强，缺乏翻译工作所应有的素质和那股韧劲。

    一九三三年译《虚伪》和《梦的制作者》这两个剧本时，就曾暴露出我在这方面的毛病：完全凭一时的个人兴趣。除了简单的生平，我并没对那两位剧作家进行过任何研究。那时我迷上了尤金·奥尼尔，但我也只是就他的《白朗大神》写了篇短文《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尽管我那么推崇奥尼尔，却从未萌生过翻译他的戏剧的念头。

    三十年代当黄源在上海编老《译文》时，我倒凑过一阵子热闹。那时，我编的《大公报·文艺》与孟士还、靳以、黎烈文编的《作家》、《文丛》、《中流》和《译文》，都是在鲁迅影响和巴金支持下的“联号”，有相互支援的默契。但我早已忘记都为老《译文》译过些什么了。

    然而在我一生中，文学翻译始终是我的安全阀。每当我遇上麻烦，倒了霉，它就很自然地成为我的收容所。我个人这么倾向，旁人往往也这么想。

    最早的一次发生在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整个文艺界悲恸万分；王芸生却在《大公报·短评栏》对这位尸骨未寒的文艺界导师大肆攻击。当时上海文艺界为之哗然。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愤而向报社提出辞职。当时巴金立即支持我那样做，并要我为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全集》。也就是说，辞职之后，我的生活依然有着落。后来《大公报》胡老板无论如何不同意我辞去，他答应要弥补过失，挽回影响。我就没辞成。倘若那次辞了职，自然就走上专业翻译的道路。但我估计即使那样，我也不会成为翻译“家”的，因为充其量我也只是由于生计所迫。

    四十年代在剑桥时，我曾比较系统地读过福斯特、伍尔芙和劳伦斯的小说，有的十分喜欢。然而我也不记得曾萌生过翻译他们任何作品的念头。我真正搞过一阵子翻译，倒是在一九五六年，而那仍不是出于我主动的选择。

    反胡风运动之后，我由《译文》调出，成为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了。我兴奋得马上订出下厂矿的计划，交了上去。然而紧接着，审干就开始了。那年头，人人都要接受审查，等候结论，不得任意走动。于是，虽然当了专业作家，却不能去搞创作，自己又不甘于成天闲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埋头搞翻译，一连译了三本书。

    可是审干一结束，我马上就又跑起江湖了。

    一九五七年底，我被批倒批臭，听候处理时，先后有两位作协领导冒了不小风险偷偷向我透露说，决定不让我下农场了，准备要我留在北京搞翻译。那可真是幽谷里透进来的一线曙光。我立刻起劲地做了准备。洁若的心也踏实了，于是，她争取第一批下放。可她走后才四个月，也许作协某位更高的领导认为让我留在北京太便宜我了，就忽然把我召到大酱园去，宣布我立即去柏各庄。

    在农场劳动三年多后，我之所以没像柏各庄其他许多难友那样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有的甚至改行去卖酱油醋），而居然回了北京，继续从事文字工作，还得感谢翻译这根一直在冥冥之中保护着我的稻草。在古典文学这个安全的避风港中，我度过了那难忘的一段岁月。那几年，干部一批批地参加农村四清工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洁若当然下去了。冯雪峰也被批准化名参加。我没资格参加，成天神游于十八世纪的英国。

    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进入后期，吃的好些了，劳动也轻了，可心情反而更为黯淡了。我们那十四连的食堂就是召开全体会的所在。那里，一次次地由连长宣布调回北京人员的名单。根子红、底子硬的五七战士，一批批都调回城了，剩下的则听候处理，大有“弃之如屣”之感。一九七三年一月，由于两个孩子已回京，我终于被批准回京探亲。我边治病边为住房奔波，说也真巧，我刚刚为全家四口人弄到一间八米门洞，洁若就调回原单位了。她一上班，就给我带回一根稻草。原来出版社正组织几个人合译《战争风云》，却又不愿意和我这个“泡”病号的人打交道。当时的部室主任叫洁若转告我，这不算是出版社正式交下来的任务，什么时候干校催我回去，就还得立即服从命令。半年之内，我译了十六七万字，校订了六七万字。那时，我“热爱”翻译，拥抱翻译，干得十分起劲。对于能这样了此一生，感到莫大欣慰。干校果然不止一次地催我回去，但我凭着这根稻草，居然顶住了。

    《战争风云》快要交稿时，北京效仿上海的翻译大队，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集体，把干校出版口一些待分配的外文干部统统搜罗进去了。这下子我又得救了。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啦，《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啦，《光荣与梦想》啦，都成了我待在北京的根据和理由。这期间，还曾同其他几位为毛泽东主席日夜突击过一本《拿破仑论》。然而事过境迁，抚今追昔，就不得不承认：那时我所倾向的翻译，文艺的也好，社科的也好，并非翻译本身，而是由于它结束了我那丧家之犬般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一九七八年的一天，诗人邹获帆突然闯进我那“门洞”，说是来约稿。足足二十一年，没有报社向我约稿了，我真是受宠若惊。于是，为《世界文学》赶译了《培尔·金特》。

    就这样翻译又是我获得艺术生命的开始。如今人老了，快写不动了，我倒想该认认真真搞点翻译了。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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