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位于齐齐哈尔东南，北临富裕、依安两县，东与明水、青冈两县接壤，南是安达和萨尔图、喇嘛甸，西是嫩江东岸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四邻县的环抱中，这里的地势呈盘碟之状，确切地说，这里是一个盘子的最底部。每当松嫩平原降雨量增大，四邻的积水便往这里汇聚。境内既无高山，又无大片天然森林，原野上荒草杂树丛生。沼泽里芦苇香蒲葳蕤茂密。发源于小兴安岭的乌裕尔河，向西流经四县之后，便注入林甸西北和西部低洼地带，形成一望无际的沼泽，不再外流。来自小兴安岭的双阳河，也同样自东向西流入此地，干旱时断流缺水，大雨时泛滥成灾。在林甸东北部有两道叉形洼地，分别将从东北方流入林甸的洪水输入南面的黑鱼泡和西北的九道沟。
四万年前，这里是猛犸象和披毛犀的天堂，四合乡出土的汉代瓮棺证明两千年前就有人生活在这里，卧牛岗的古文化遗址，更证明了这里千年以前曾有人类频繁地活动。一些考古学家说，这里曾是一个名叫濊貊的族群繁衍生息的地方，后来因为洪涝和荒旱反反复复地出现，这些依靠天象和自然而茹毛饮血求生存的濊貊人，就迁徙到别处去了。直到十九世纪初叶，这里仍然是一片蛮荒的不毛之地，地势低洼，高差较小。荒原上茂密的荒草和杂树间时有黄羊和狍子出没，沼泽内有鱼儿嬉戏和水鸟翱翔。清朝晚期至民国初，境内便有大量垦民流入，原野上逐渐有村庄出现，袅袅炊烟描绘出人间画图，弯弯小路书写着红尘景观。1912年黑龙江省署衙门便在早已荒废的驿站大戚店设置了东集镇稽垦局，这是衙门的雏形，1914年改为林甸设治局，这里有了趋于完整的官府衙门机构，官吏们执掌了这一方的人间政权。那时的这里曾经是无拘无束的村屯人家，开始有了苛捐杂税，有了富庶和贫困差距，也有了丰收的喜悦，更有了灾年的困窘。
1915年秋天，这里遭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绵绵阴雨连月不停，引发的滔滔洪水将大部分村屯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上万村民流离失所，走死逃亡，卖儿鬻女之惨象连连发生。从这年的冬季开始，这片荒原上出现了一些强人，这些强人不是水泊梁山上“替天行道”的义士，更不是欲夺天下的瓦岗好汉，他们是不分穷富都去抢劫的土匪。最初有小股隐蔽在几县交界的荒村野店之内，威胁商贾，抢劫路人，偶尔骚扰一些村屯里的富庶之家。先是三五一伙，继而形成绺子，组成马队，杀气腾腾横行各村闾之间。春夏秋三季他们藏身于青纱帐内芦苇荡中，劫持商家去外地进货之车辆，抢夺红白喜事的人家钱财。千里冰封的冬季，匪人马队出没在莽莽荒原之上，肆意流窜于村屯之间，绑富人家的少爷小姐，掠车马，抢粮食，杀人越货，滋事扰民。
1916年匪患刚刚滋生，也是林甸治安刚刚起步的稚弱时期，设治局专员伊双庆上书省府，于1917年经省署批复，林甸晋为三等县。全县三四百村屯，三四万人口，县府当务之急，安民剿匪，招垦开荒，哪个官员都想在艰难中励精图治，“救百姓于水火，解乾坤于倒悬”，说说容易，做到极难。
此时正是民国初始，军阀争霸，国库空虚，物资匮乏，地处边塞的黑龙江省，经济萧条，军力薄弱，荒原腹地，交通闭塞，通信简陋，土匪有恃无恐，出没无常，当地政府束手无策，难以控制，仅林甸区区弹丸之地就有大小股匪六十余伙。他们匪民混于一身，或潜身荒村野店，或游弋于芦苇荡内，各自盘踞一方，民间设有耳目，消息传播极快，使他们来去无阻。尤其东碱沟和西大荒已成匪徒经常啸聚之地。他们除了打家劫舍，抢劫民财，袭击警所，劫杀官府人员，还曾预谋围攻县城。一些匪徒，豺狼成性，不讲江湖道义，为了各自利益，也曾相互火拼，使这片土地充满了血腥之气，
特别自1917年到1929年十三年间，日本满铁曾四次派出谍报人员从长春向北对铁路沿线两侧东西横向二百里内各县的商务、交通、矿产、农耕、驻军等诸项事宜进行了实地勘察探测，每次都是明目张胆地深入林甸腹地进行详细摸底，多次遭遇土匪冲击，于是这些满铁谍报人员打入土匪内部，制造事端，挑起矛盾，引发土匪相互间血腥的残杀。此举被有正义感的匪中义士发觉，便与东洋鬼子和那些汉奸土匪展开了血与火的拼杀。本书所写林甸这段匪事，与县志所记有所相关。写匪事，也写了几任县知事为民剿匪的片段，更写了善良人被逼为匪的经过。本书要写出人的故事，故事里的人是作者要刻画的对象，民国初到伪满初，这片土地上的土匪不是几万字就可以说透，作者只是挖掘出那个年代埋在荒野深处，匪事里的几片残砖碎瓦，记下几页他人不曾知晓的土匪们的零零碎碎，献给读者诸君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资作料。若知详情，且对本书慢慢读来，便可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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