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子上之死
子上是春秋时期楚国成王时代的令尹，主要掌管国家的军队。子上死于被诬陷，诬陷他的人是楚成王的太子熊商臣。
楚成王在位多年后想要立儿子商臣为太子，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子上的时候，希望能得到子上的支持。子上不同意，他先是说楚成王还年轻，精力充沛，根本用不着这么早立太子。况且，商臣不是最好的，楚成王有那么多老婆，万一哪一天生下来一个优秀的儿子，再行废立，影响国家的安定。
楚成王有点不高兴，就问他商臣怎么不好。
子上说，商臣这个人毒蜂眼，豺狼声，生性凶残，不是国家之主。这个特征跟后来的秦始皇很相像。商臣的确性情残暴，而且还有严重的气管炎。从身心上而言，根本不适合做国家的主人。
但楚成王非就立了商臣做太子，子上的话等于了废话。这说明一件事，有时候上级向你请教一件事的解决方法，事实上他只是希望你赞成他的计划，而不是让你真的选择解决方法。
子上不但没能得到楚成王的嘉奖，还得罪了商臣。商臣后来得知子上当初居然阻止父亲立自己为太子，心胸并不宽广的他就想报仇。而如何报仇，他虽然凶残，却并不卤莽，他是个最善于等待时机的人。
公元前627年，楚国的劲敌晋国侵略其同盟国蔡国，楚成王令子上率楚军救援。晋、楚两军隔着一条河对峙。晋军当时就提出，楚军可以过河来交锋。子上不同意，他认为晋国人向来不讲信用，一旦他们渡河，晋军很可能趁他们在河中央的时候发起进攻。子上对晋国人说，你们过河来，我们退后三十里。晋国人表示同意，子上就命令军队后撤。想不到的是，楚军刚一撤退，晋军中就有大喊：“楚国军队逃走了。”
子上指挥的军队却一点都不乱，而是非常有秩序地向后撤，晋国人喊了半天不见效果，就突然宣布撤兵。子上在这个时候想要追击，可惜已经来不及。这是一次非常有戏剧性的战役，事实上根本称不上战役。子上悻悻地带领军队回国后不久，就遭到了太子商臣的诬陷。
诬陷的手法是凭空捏造。他对楚成王说：“子上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故意躲避晋军，这是楚国的耻辱。没有比这再大的罪了。”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楚成王居然没有做任何调查就相信了商臣的诬陷，对子上执行了死刑。
楚成王并非是昏庸的国王，他所以要不加详查而将子上定为死罪，可能缘于他对晋国的仇恨。多年以前，晋国国君文公（重耳）还未登基时曾受到国内内乱的影响而跑到了楚国，楚成王热情地招待了他。一次，成王设饭局，席上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了晋国，该怎样报答我呢？”重耳微笑着说：“大王这话说得很生分，如果我能回到晋国并且主持晋国，愿与贵国交好。万一两国交战，两军相遇，我一定退避三含。”。
后来，重耳经秦国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是为晋文公。英明的他通过一系列整顿，让晋国成长为一个强国。不久，他曾经流浪过的宋国来讨救兵，说楚国联合陈、慕、郑、许四国攻击宋。估计晋文公当年四处流亡，许下了许多诺言。为了兑现承诺，他只好出兵。
当他率军浩浩荡荡奔赴宋国途中，遇到了楚成王率领的联军。楚成王不愿意与这个当年一起吃饭的人开战，就派手下臣子带领军队与晋国对峙。
晋文公一见是楚军旗帜，就下令后撤，手下将士一脸茫然：“我们统帅是国君。对方带兵的是臣子，哪有国君让臣子的理？”
有人站出来就解释开了：“楚王曾帮助过主公，主公答应楚王，要是两军交战，晋军情愿退避三合。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诺言。如果我们退了兵，他们还不罢休，步步进逼，我们再跟他交手也不迟。”
就这样，晋军一口气后撤了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到了城濮才停下布置阵势。楚军将领见晋军后撤，也不知道当初国君与晋文公的约定，就一步盯一步地追到了城濮。大约是轻敌了，战斗刚一开始，楚军就显出败绩来。结果是楚军惨败，尸横遍野。
城濮之战让楚国多年以来想要称霸中原的梦想被击碎，楚国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从理想上就放弃了向中原各国示威的念头。很可能楚成王始终对这件事无法释怀，当听到商臣的凭空捏造后立即就让自己去相信。
商臣的凭空捏造如果不是因为父亲成王，简直就是胡闹。当时，跟随子上行军的高级官员有很多，成王如果真的肯用心来办理此诬告案，只需要找来当时行军的其他将领一问便知真伪。但他没有这样做。表面上看，是商臣的诬陷起了作用，事实上，却是成王有杀子上的心。所以说，这次凭空捏造实在是三岁孩童所不屑的。
但不得不承认商臣的智商是相当高的。子上死后，楚成王思来想去，觉得自己不该如此冲动将子上斩首。他没有怨自己，却把怨恨加上商臣的头上。几年后，楚成王的小老婆生了公子职，和大多数国王一样，为了想让自己的小老婆开心，楚成王想立王子职为太子。但这件事只有他和宫中的几个女人知道。
商臣隐隐地感觉出了自己父亲对自己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他不知道父亲到底要做什么。于是，他想了个主意，派人去宫中请来了成王的宠妃江芈来东宫享宴，在吃饭的时候，商臣故意对其怠慢不敬，甚至把自己“儿子”的身份转变成“情夫”。这位女人自然不会给他好看，就大骂道：“贱东西！难怪君王要杀掉你，立公子职为太子！”说完就离去了。商臣大惊，果然跟自己意料的一样。
在经过几日的反复思考后，他决定向父亲发难。于是，他以太子的身份让人打开了武器库，把自己的人武装起来，在一个晚上冲进了父亲的寝宫。
据说，这个儿子一脚踢开父亲寝宫的门，把一根绳子扔在楚成王面前，让他亲爹自己了断。楚成王哀叹不已，后悔当初不听子上的话。然后就愤怒，大骂商臣。商臣警告他说，如果他再不自己了断，他可以帮忙。楚成王开始哀求，希望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饶他不死。
宫廷政治讲究的就是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商臣懂得这个道理，一面摇头一面就要拿起绳子准备为父亲尽最后一点孝道。
楚成王最后说，临死前你让我吃一只熊掌吧。商臣还是摇头，说，现在没有现成的，等我给你煮完，你的救兵可就到了。别当我是傻子。他要帮父亲，绝望的父亲不希望他帮，自己拾起绳子抛到房梁上，系了个扣，然后把脑袋放了进去。商臣即位，是为楚穆王。
有些时候，忠言因为逆耳使人不喜听；可有些时候，如子上那样的充满了真情实感又很温柔的话也不被人重视。楚成王在临死前想到了子上当初的劝阻，他也想到了子上之死是个冤案，但他却不能为子上翻案了，或许到了地下，见到子上，才有机会对子上抱以歉意，而对在人间的商臣，已经开始了他的国王生涯。
2、白起死有余辜
白起又叫公孙起，秦国名将，被人称为“人屠”，是战国四大将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王翦、廉颇、李牧）。白起的军事才能的确卓越，战功颇多。《史记》记载说，白起曾率军攻打韩国和魏国，杀敌二十四万，俘虏了魏将公孙喜，占领了五个城邑。后来又攻击魏国，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一个。他曾多次对赵国、楚国进行军事打击，占领城池无数，甚至还攻下了楚国的都城。后来又进攻魏国，俘虏了魏国三员大将，杀敌十三万。在与赵国的长平之战发生前，他就曾把赵国大将贾偃的士兵二万余人淹死在黄河里。可以说，白起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样的人如果不横死，那简直就是老天瞎眼。
白起死于诬陷，诬陷虽然是一种卑鄙的手法，但能让这位人间的屠夫死掉，任何方法都可以使用。诬陷他的人也非常有名气，他就是秦国的著名贤相范睢。
范睢以卓越的才能与充沛的精力著称于世，其治国方略世无其匹。他对白起很多年前就有看法，在长平之战结束，白起坑杀了四十万赵军降卒后，乘胜连下赵国十七城，又进逼赵国都城邯郸，赵国上下一片慌乱。赵国平原君的门客苏代给赵王出主意说自己愿意冒险赴秦，以救赵国于危难。赵王无计可施，只好允许苏代前行。
苏代已经胸有成竹，他用的计策是釜底抽薪。在秦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让白起退兵，此人不是秦王而是范睢。他给范睢带来了厚礼，并且很有礼貌，使得范睢对他的到来虽然已经猜测到目的，却很不好意思拒之门外。苏代对范睢说：“武安君（摆起）这次长平一战可谓是出够了威风，现在又直逼赵国邯郸，倘若真把邯郸攻破，赵国一灭，他可就成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头号功臣。”
范睢知道苏代下面还有话，所以只是略点了点头。聪明人在一起讲话没有必要绕来绕去，所以苏代立即把话挑明：“我来这里不是为赵国说情，我是担心您啊。您现在的地位是在他之上，但恐怕您将来不得不位居其下了。您与白起同僚多年，自然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很好相处的人。到那时，您的处境即使不是危险也很尴尬，所以，请您三思。”
苏代的这一席话，范睢明知是挑拨他与白起之间的关系，却不得不听。原因就在“利害”二字上。他的确没有把握应对苏代所说的即将发生的那种局面。苏代给了出了主意：“赵国现在已经行将就木，根本不在话下，您何不劝秦王同意议和。这样既可以使武安君的功劳不能取得，还为您留下时间来祛除他对您的威胁，可谓一举两得啊。”
战国末期，纵横之士始终占据了一定的位置。这是因为他们常常通过分析个人的利害而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纵横之士似乎也认同荀子的思想，人性本恶。即使人性不是大奸大恶，但驱利避害却是人类的通病，纵横家只需要抓住人的这一心理，再危言耸听一番，没有人不会中计。范睢听了苏代的话后，立即去见秦王，说：“秦兵劳苦日久，需要休整，而白起不体恤士卒，却要以疲惫之兵攻邯郸防备之城，实在是下策。不如暂时宣谕息兵，给赵国一个台阶下，让他们割地求和算了。”
秦王当时不知因为什么，或许是多年以来已经对范睢言听计从习惯了，又或许是他真认为范睢分析的有道理，就让白起收兵。
白起此时已经杀红了眼，势如破竹就快接近邯郸城下，即使凭借他向前猛冲的惯性，也能轻松地拿下邯郸城。得到了秦王让他停止行动返回国内的命令，这位屠夫的心不甘情不愿可想而知。
但白起是个忠君的屠夫，心上虽然不快，还是撤了兵。回到秦国后知道了这是范睢的意思，心上就对范睢有了意见。在他看来，这位有着经国方略的丞相只靠嘴皮子和动歪脑筋取悦国王。他在外攻城略地，却被他的一张嘴轻易地就剥夺了即将到手的战功，这实在不象话。
两年后，秦王与赵国出现了小摩擦，决定再攻赵。范睢推荐白起，范睢为什么要推荐白起，是因为两年来二人的关系始终不融洽。二人由于在秦王心目中的地位同等重要，所以势均力敌。这自然让范睢想到“一山不能容二虎”的古训，推荐白起，是因为此时白起有病。他知道白起不会去。秦王召白起，白起果然以有病为由拒绝。屠夫也有生病的时候，即使是给他准备好了屠刀和被屠宰的对象，生病的他也不会改变主意。
范睢这个时候就暗示秦王，白起的病生得可疑。虽然白起之前就有病在身，但范睢还是认为即使病生得不可以，但用病来当不挂帅的借口，不是为臣之道。
秦王对这种暗示并没有过多的表示，他认为国家人才济济，白起不去，自然有人去。于是派出了大将王陵率十万大军对赵国实施军事打击。王陵没有白屠夫那么好的运气，白屠夫当年在长平的对手是智慧几乎障碍到了极点的赵括。而他此时的对手是赵国老将廉颇。廉将军见秦军来势凶猛，就严守城池，避而不战。王陵久攻不下，只好向秦王求救。秦王认为王陵能力薄弱，就再请白起执帅旗。
白起此时已经痊愈，他仍旧不想去攻打赵国，他对秦王说：“赵国统帅廉颇，精通战略，不是当年的赵括可比；尤为重要的是，两国在两年前已经议和，现在进攻，会失信于诸侯。所以我认为此次出兵，徒劳无功。”
秦王不相信这位白屠夫杀了那么多人，并且杀得容易至极，居然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不死心，就派出范睢去说服白起，希望他能执帅印。二人原本就不和睦，所以当范睢刚出现在白起家门口，白起立即躲避，并让人告之，自己任何人都不想见。
意料之中，范睢没有任何气恼，回见秦王，把事情说了一遍，再次暗示秦王，白起有怨气。秦王震惊。范睢却不说了。
对赵国采取军事行动不能半途而废，这是秦王的想法，他把王陵换掉，令王龁去攻打邯郸。这位王将军也不能攻下。用白起的话而言，即使是战神，也不可能在此时攻下邯郸。因为此时的赵国已经是背水一战，又有廉颇指挥守城，秦军不可能成功。
白起说这段话的时候，秦王正第三次请求他出山。这段话让秦王彻底失去了信心，但却没有想把白起怎么样。但范睢听完这话后，诬陷说：“白起这是有怨言啊。他怪您当初把他从邯郸城下招了回来。”秦王思来想去，觉得白起的确可疑。愤怒之下，将白起贬为平民，令他出城。范睢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他立即再次展开迁移能力，诬陷道：“白起心怀怨恨，如果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将来必是秦国的祸害。”秦王就让人带着剑让白起自杀了。
范睢不愧是人中之杰，把诬陷这一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不经意地暗示秦王，然后就是添油加醋、火上浇油，最后落井下石。
整个诬陷程序，由他一人完成，干净利落、了无痕迹。
白起死后的许多年后，有人认为中国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但他们可能忘记了白起事实上是一个屠夫，这个屠夫凭借着国家机器来发挥自己禽兽的那一面，并到极至。
一个军人双手难免不沾腥带血，但白起杀人之多，并且杀人伎俩之卑鄙实是不世出。长平之战，他骗得了赵军士兵的信任而投降，接着却将其全部坑杀。战争固然残忍，但绝不是卑鄙的欺骗与对弱者的屠杀。倘若他是为复仇，仍旧情有可原，但赵国从无与秦国有如此深仇大恨，其屠杀四十万赵军，无疑于作孽。
在这一点上，范睢杀他以凭空捏造的手段已趋于卑劣，目的也并不纯洁，但这一行为却是在替天行道。因为白起死有余辜。他临死时拿着秦王给他的剑，说：“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苍天要这样惩罚我。”但过了一会儿，他却说道：“我的确该死，长平一战，赵军投降的有几十万人，我骗了他们，把他们全都活埋了，这就足够让我千刀万剐！”
其言也善！
3、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诬告者在使用各种手段诬陷他人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想过被他诬陷的人会以他之道还治他之身。凭空捏造在这里成了密而不宣非到关键时刻不出手的秘密武器，诬告者最先出招，被诬告者避开后，立即反击，用的方法也是诬告。由此，汉景帝时期的晁错与袁盎的互相诬陷则成了诬陷史上的一个经典。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汉帝国历史上爆发了诸侯的叛乱，其声势之大足以让景帝坐卧不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所以爆发，有远因也有近因。汉朝初建时，大封异姓王，刘邦用了皇帝生涯的几乎全部时间将异姓诸侯扫灭。但鉴于秦帝国纯粹的郡县制而导致的遍地烽火时不能有所救，便又封了宗室子孙为诸侯王。到了景帝时，诸侯王的势力跨郡及州，地盘之大足可以与中央抗衡。即使当时没有诸侯王有造反的信息传递到中央，但他们却已经有了造反的实力。
多年以前，汉帝国的有识之士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向皇帝上疏要求对诸侯王们采取措施，尽量遏止诸侯王的实力与影响力。但真正拿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的就是景帝当年的老师晁错。晁错是汉帝国的激进分子，主张中央政权必须绝对的权威，不容任何侵犯，他建议削弱诸侯国的封地，并雷厉风行。
吴王刘濞是高祖皇帝刘邦的儿子，在吴国已近五十年，当他得知中央想要对诸侯动手并得到消息已经动手的情况下，他联合了六个诸侯王，对中央下发的“削藩令”宣布拒绝，同时集结兵力向长安进发，理由是，要清君侧，诛晁错。他认为晁错错误地参与到了皇室中来，有离间皇室和谐的卑鄙目的，所以必须要将其毫不留情的诛杀。
对谎言的飞娥扑火不仅仅是接收者，还有说谎者。任何人都知道吴王的这口号不过是政治的需要，其背后的目的不过是借着晁错的这次削藩欲行问鼎长安之实。
景帝不相信吴王会有如此纯粹的目的而大兴七国之兵，他把抵御的命令下达给以优秀的将军周亚夫为首的三十六位将军。但景帝却丝毫没有轻松，他始终希望能在军事之外有一种辅助的办法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此时，正在受到各方面压力的晁错做了一件让他陷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事情。晁错在这个时候明明知道吴王起兵的借口是针对自己，而且，他的学生景帝并没有给予他一个安全的承诺，让他摆脱那个口号的攻击。此时，晁错最需要做的应该是，保持低调，甚至对他的本职工作也应该保守。但是，他却进攻，进攻的矛头直指多年来不肯与他友好的袁盎。
袁盎文帝时颇受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文帝身边充当中郎。袁盎才能卓著，并且有对事物细致入微观察的能力。他能洞悉人情世故，防患于未然。当时丞相周勃因拥戴文帝有功，所以得到了文帝极大的尊敬。周勃可以无故加之而不怒，却不能做到被宠而不喜。袁盎立即发现周勃对文帝有轻狂之心，就劝文帝说：“丞相受到您非份的礼遇，难免骄傲失礼，这很不好。君臣本有分，陛下谦让是有道明君，但却不可使臣子失礼！”文帝自此后给了周勃几次暗示，周勃在恐慌与疑惑之余经过熟悉得知，文帝态度之转变与袁盎有关。他找到袁盎，怒斥：“我跟你哥哥那么好，你居然还在皇帝面前如此毁我！”袁盎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他认为自己维护了正义，维护了皇帝的权威，并没有错。几年后，周勃被人诬陷谋反，袁盎第一个站出来为周勃说话。从此，周勃就和袁盎成为了莫逆之交。
但是袁盎在国家政事上却持保守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显然不能顺应即将崛起的大汉帝国政治基调，所以，他后来被迫离开朝廷，到了陇西任职。后又被朝廷调到吴国担任吴王的国相。
晁错与袁盎不合，甚至很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袁盎自然也与晁错不合，二人可谓是水火不相容。只要有晁错的场合，袁盎绝不去；而当袁盎在的时候，晁错一定躲的远远的，两个人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汉文帝驾崩后，晁错以汉景帝老师的身份做了御史大夫，得势后的他立刻罗织各种罪名把袁盎废为了庶人。
当七国之乱开始时，晁错想到了袁盎，他想公报私仇，他向许多官员诬陷袁盎：“袁盎接受了吴王很多金钱，专为吴王掩饰，说吴王不会反，而今吴王果然反叛了，应治袁盎的罪，因为袁盎肯定知道吴王的阴谋。”这纯粹就是凭空捏造，毫无事实根据。袁盎在吴国多年两袖清风，吴王都有过这样类似的评价，况且，吴王之反纯粹是晁错挑起。
有官员认为晁错的这种诬陷太过于明显了，但又不好反驳他，而是趁势说道：“叛乱没有发动前，惩治袁盎，可能会中止吴王反叛的企图。可是现在，叛军已经成势，惩治他又有何用！”但最终，这位官员还是轻描淡写地指责了晁错的诬陷：“尤其重要的是，袁盎不一定就知道吴王的密谋。”
晁错无计可施，臣子所能做的只有诬陷，使诬陷得以成功的当然还是君临一切的皇帝。袁盎在听到这件事后心慌意乱，他急忙打通各种关系，要求立即见到景帝，其目的按他自己所言，是想说明吴王反叛的原因。袁盎即使再过于保守，但不会对性命危机过于保守，他决定反击，他必须对晁错做出毫无保留的反击。
袁盎通过晁错在朝中唯一的一位政敌丞相窦婴，通过他的关系见到了景帝。一直希望用非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七国之乱的景帝见到吴王曾经的国相，欣喜万分。袁盎深深懂得，想要把晁错置于死地，并非是一件易事。他是景帝的老师，在朝堂上又炙手可热。所以，他的诬陷必须要循序渐进，去皮见骨。
景帝最先发的问，他需要袁盎对“七国之乱”做一个评价：“这次叛乱的首领是吴王刘濞，你做过刘濞的国相，应该对他很熟悉，你说说看现在该怎么办？”袁盎回道：“刘濞是自取灭亡，陛下不必忧愁，七国叛军根本不足为虑！”景帝却不这样看，他说：“吴王利用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招诱天下豪杰，在白头之时居然还反叛，如果没有周全的策划，他怎么可能发动？你怎么能说不足虑呢。”
袁盎认为，景帝只看到了七国的声势，却对其根本不了解。他任吴相多年，吴王虽然在经济上可以称霸，但其所招揽的所谓豪杰全是无用之徒，根本不足虑。
景帝认为他分析得很对，就希望他能拿出一个计策来。晁错在，并且冷冷地看着袁盎。袁盎说：“此计臣只能单独向陛下禀报。”景帝摈退了所有人。袁盎这才开始了他的计划：“七国之王本都是高皇帝的子孙，与您沾亲带故，这次叛乱并不是发自他们的本心，只是因为晁错平日里总是找他们的毛病，想各种方法撺掇陛下削他们的地，他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然后就是诬陷：“而且七国打的旗号是‘诛晁错，清君侧’，只是想拿回高皇帝分封的土地而已。如今，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可以兵不血刃而天下太平。那就是陛下杀掉晁错，派使者赦免吴、楚七国的罪过，并停止削他们的土地。”
如果说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凭空捏造，却不符合诬陷的定义。表面上看，袁盎说言句句属实。七国的确打出了诛晁错的旗号。但凭袁盎的智慧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七国向中央进军为免受阻碍而所使用的诡计而已。在明知的情况下，却以不知的前提来出谋划策，不是凭空捏造，又是什么呢？
景帝在沉默许久后，摇头，他说，晁错是他的老师，杀他，恐怕天下人议论。袁盎的聪明就在此，他不逼迫景帝杀晁错，而是说：“愚臣认为只有这个办法最好，希望陛下三思！”
最终，景帝杀掉了晁错，但并没有阻止七国的军队向前推进。袁盎被景帝任命为专员去向吴王宣读已诛杀了晁错的诏书，被吴王拒之千里。吴王的话给袁盎犯了诬陷罪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已经是皇帝了，还接谁的诏书呢？”
多年以后，晁错的死始终都从法律上被定义为冤案，而引起这一冤案的就是袁盎。但袁盎所以被后人原谅，而没有被打入诬陷者的名单中，是因为他的诬陷是反击，是复仇。可无论如何，二人的诬陷表演都不该发生在他们身上。倘若二人真能精诚团结，那么，诬陷史上就少了两个卑劣的人，而历史的光明处则会多两个人。
4、被诬陷与被损害的
大唐的第一位太子李建成死于他弟弟李世民的武装埋伏。而他之所以会落入埋伏圈，是因为李世民在唐高祖面前诬陷他，他在去见父亲的路上被射杀。但这还不是他的悲剧，他的悲剧竟然是，在他死后，他仍旧在被人有意无意地诬陷。
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把目光扫向大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六月四日那天。
这天早上，太子李建成与其弟齐王李元吉正要上朝，唐高祖的爱妃张婕妤慌张而来。她告诉李建成，秦王李世民昨日在高祖面前诬陷他和元吉淫乱后宫。而高祖皇帝今日正要问罪于他二人。
李建成认为这是诬陷，他决定立刻就去皇宫中向父亲说明情况。但李元吉认为，李世民既然敢诬陷他二人，就不可能等着他们去向父亲说明。况且，李世民还带着兵马。所以，他对太子说：“先把你我宫中的兵马集结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看看形势再说。”
李建成却持反对意见，“集结兵马倒有必要，但托病不去却不可。世民诬陷我们，我们要去父皇处说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
多年以后，我们会知道李世民把兵马就安排在了进宫的必经之地玄武门，而我们也知道李建成所以敢在这个时候进宫，是因为玄武门守将常何是他的人。倘若李世民真的有什么不轨举动，只需要迅速退出玄武门即可。
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都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只带了几名扈从骑马赶到玄武门。进了门，到临湖殿时，两人觉得形势不对。父皇的侍卫一个也未见。常何也不在。而且，一路行来，气氛不对，空气中俨然充满了杀气。李建成心上乱跳，道：“恐有不测。”
李元吉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二人正要转身回宫，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了李世民埋伏的圈子里，还未等他们转身，离他们不远的临湖殿左右早闪出了李世民和诸多兵将来。元吉扭头看李世民，大惊失色。只见李世民浑身着铠甲，手挽硬弓，骑在一高头大马上，俨然是两军对垒时的装束。元吉一面叫建成快跑，一面向世民开弓放箭。但因为过于紧张，力道不够，准度又失，三箭皆未中。元吉拍马就跑，李世民却并未向他放箭，而是把弓对准了李建成。一箭射去，李建成应声落马。
李元吉见建成落马，扭转马头欲救，旁边又闪出李世民的爪牙尉迟敬德和七十余骑来。元吉曾是这个爪牙的手下败将，此时一见，更是慌乱非常。一不留神，被对方射中坐骑，跌落尘埃。李世民趁势拍马过来践踏之，不想被树枝扫落马下。元吉大怒，上前揪住李世民，拔出长剑，可惜李世民浑身铠甲，无处下手。元吉抢过李世民的弓来，对着笨拙的李世民当头罩下，想要勒死他。谁知尉迟敬德赶到，手起刀落。元吉紧随着太子建成而去了。
在这一弑太子过程中，建成带来的扈从大部分被杀，只有几人逃出了玄武门，赶到东宫报信。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得知建成已死，痛哭叹息道：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与领副护军薛万彻、谢书方率领东宫、齐府精兵两千人飞驰玄武门。
李世民早已安排张公谨关闭城门，两千精兵不得入，放箭万支。掌握玄武门卫兵的敬君弘开城门与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大战，瞬间被杀。守门兵与东宫精兵战多时，喊杀声惊天动地。领副护军薛万彻主张去攻打秦府，来个釜底抽薪。李世民张皇失措，令尉迟敬德举出建成、元吉二人首级，东宫兵将见大势已去，大部分逃散，但仍有小部分士兵在奋力攻门。
李世民此时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让猛将尉迟敬德手持长矛，去见唐高祖。高祖大惊失色，问道：“今天谁作乱？你来此干什么？”尉迟敬德不拜高祖，紧握长矛：“太子与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之。秦王怕惊动陛下，派我来保护你。”
高祖长叹，问一向支持李建成的大臣裴寂：“事情想不到真发生了，现在该如何是好？”
裴寂这个时候却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支持李建成的时候。而早已被李世民收买了的大臣陈叔达接口道：“建成与元吉无功与天下，常嫉妒秦王大功，今被秦王诛之，实是人心所向。陛下现在如果能将国事交于秦王处理，就没有事可发生了。”
尉迟敬德又道：“现在外面仍有东宫与齐府乱贼顽抗，请陛下降手书，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高祖只能答应。
这就是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李世民即位称帝，李渊则成了太上皇。
这场政变的发生当然有多年以来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矛盾。如果说，李渊是开国者，那么，李世民就是维持者。唐初的统一战争大都是由李世民来完成的。李世民不甘心只做一个秦王，他想做皇帝，他有远大的抱负和必胜的信心。所以，他才敢于诬陷李建成，并在李建成中计后，设下陷阱将李建成等人一网打尽。
他对李建成的诬陷已经有目共睹，但是，在李建成死后，他暗示臣下仍旧不放过对李建成的诬陷。他最忠实的臣子许敬宗就把李建成描述成了下面这个样子：（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看看这段精彩的描述，简直是想象力已经达到了颠峰。“太宗吐血数升”，始终不明白，一个吐了数升血的人还能活下来？在这里，李建成除了被描述成阴狠歹毒的一个人外，还被描述成了一个愚蠢的人。既然李世民吐血数升，假设不死，那么毒药的分量应该与酒相当。如果这个事情存在的话，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建成太子端着一碗比芝麻糊还稠的酒给李世民喝。李世民费了好大劲才把酒添干净，然后肚子疼痛，回家吐血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报告给了高祖，说世民喝了像芝麻糊一样的酒，在吐血呢。按照人嘴的大小和肠子的直径与血的数量，高祖到了世民处，李世民肯定还在吐。在把李建成描述成愚蠢的人的同时，也把李世民刻画成了更愚蠢的人。
这只是许敬宗诬陷李建成的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建成太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大概在当天眼神太差，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劣马。但当这个打了半辈子仗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马是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李建成成的这样愚蠢和冷血吗？
让我们看看下面这几件事，就可以发现这纯粹是后人的诬陷。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此注脚。第二件事就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建成太子破刘之前，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李建成只好亲自出马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占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在贞观年间“甚有惠政”，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史书还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在李建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劲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于太子建成，所以会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之地。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进行反对李世民的起义时有发生。贞观元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由此可以看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李建成已经被一些卑鄙的人诬陷到了何种地步。
李建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史料的零星记载中，我们还是能看出这个人的品行和其能力的。隋朝末年，政局不稳和社会上风传的“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让太原留守李渊在踌躇满志的同时也惊恐不已。他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在留守任上，他的眼光与胸襟都是隋朝其他大臣所不能比拟的。
他早有反意，但当天下已难以收拾，谶语人人耳熟能详的时候，他的准备还不充分。隋文帝已经对朝中几位姓李的大臣起了疑心，并且逼反了李密。作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自然也逃不过去，他很怕被隋文帝杀死。于是，称病不去京城就成了他那时经常玩的把戏之一。
他先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于河东和晋阳密结各路英雄，收罗人才以备起兵。当时李世民不到二十岁，阅历不如李建成，性格更不如李建成“仁厚”，所以，李渊把大宝都压在了河东李建成的身上。李建成在河东独当一面，后日又参预了太原起兵密谋。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容不得半点怀疑。
公元617年，隋太原副留守的脑袋被李渊砍掉，李渊宣布正式起兵反隋。一个月后，李建成奉命从河东风尘仆仆赶回太原，对起兵后的战略制订和组织工作与李渊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协商。
从这时起，李建成为大唐的建立浴血沙场，创下了赫赫战功。从太原起兵到攻占隋都长安，唐军进行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其中决定性战役的总指挥都是李建成。
第一场大仗的对手是西河郡丞高德儒。是时，李建成引兵攻西河郡，高德儒死守。李建成与士兵同甘苦，深得民心，很快便活捉了高德儒而结束了战役。
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进长安，隋朝西留守代王佑派隋名将宋老生领精兵两万守霍邑，又派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两人互相照应，相约一方受攻击，一方必救。
适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有消息来说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却苦谏，李渊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气转晴，李渊命晾晒铠仗行装。
初三清晨，李渊即率轻骑借浓雾掩护，沿傍山小道直趋霍邑。
为防宋老生闭门固守，李渊采纳建成用轻骑诱其出战之计，亲率骑兵数百至城东，命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逼至城下辱骂，以激怒宋老生。并将士卒分10余队由城东南向西南佯动，造成攻城假象。宋老生大怒，亲率三万大军从东门、南门出战。这样正中了李建成之计，经过激战俘获了宋老生。
夺取霍邑后，李建成统领一路军马，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夺取关中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当时大喜道：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成为太子后的李建成的主要活动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那就是辅高祖处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高祖外出时，则要居守监国。
也正是因为此，后来诸多被李世民收买的朝中大臣总以建成无功于社稷在高祖耳边吹臭气。可这群大臣似乎忘了一件事：李建成已不是帝国未成时的李建成，他已经是准皇帝了。难不成，让未来的大唐天子还以马上治理天下？当这些大臣们在吹捧李世民东征西讨之功时，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建成太子就不可能李世民的军事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几件事情。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建成太子镇蒲州防御突厥。在保证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同时还促成了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梁师都与突厥的联合进犯。
武德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稽胡军队数万人骚扰大唐边疆，李建成又奉命率军讨伐。队伍驻扎在赞州，与稽胡军相遇，李建成指挥唐军进击，大破敌军，斩杀几百人，俘虏一千多人。
武德四年八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闼，李建成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六年、七年：防御突厥。
由此可见，上述所定论不虚。在这之外，太子建成在辅高祖治理国家政事的同时，也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如镇压乱民祝海山的暴乱以及征讨李世民未剿灭的刘黑闼。只不过李世民是在台前，而建成太子却是在幕后。
被诬陷的与被损害的李建成，因为他的对手的手段太高，从而间接地死在了对手的手中。即使是在他死后，他所有的功绩要么被损害要么就被诬陷，这个人只留下了一个失败者与卑鄙者的空壳，所有的成功与道德都被后人掏空了。诬陷这一手段之通天，从李建成的故事中可见一斑。
5、倒霉的谢济世
倘若将历史上被诬陷者做一个大排名，清朝中叶的一位御史谢济世必列三甲。谢济世其被诬陷的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可谓史无前例。在他的一生中曾被六次诬告，所导致的九年的流放、三年的牢狱之灾、两次的被罢为民和一次的陪斩，让我们感叹苍天的以万物为刍狗的现实。
谈谢济世的往事，如同谈一部诬陷史的一章。谢济世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举人，五十一年成进士后进入翰林院。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因为与政事接触不深，所以他的日子还算风平浪静，但自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担任御史后，他的厄运就来了。
身在官场，职务能带来荣誉，但也能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灾难。品行高洁的人认为，身为御史，必须要尽到责任，对官员的违规必要做激烈的弹劾。谢济世上任还不到十天就弹劾了雍正皇帝最信赖的河南巡抚田文镜。田文镜是被雍正誉为“天下第一巡抚”的，其在雍正心目中地位非比寻常。在见到这封弹劾书后，雍正大怒，将奏章扔回了谢济世，下令将他革职并严刑讯问是谁指使他敢诬陷他的“天下第一巡抚”。谢济世所不明白的是，弹劾被雍正信赖的“天下第一巡抚”田文镜无疑是在置疑雍正；雍正不相信的是，谢济世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胆子敢向田文镜发难，后面必有人为他撑腰。
负责审讯谢济世的是刑部尚书励杜讷。励问谢济世背后的指使这是谁。谢济世回答：孔、孟”。问何故？答：“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励杜讷被套进去了，他钻了出来，希图用刑具使谢济世改变主意。谢济世被拷打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大呼康熙皇帝的庙号“圣祖”，弄得审问团成员面面相觑，但一听到康熙庙号，这些人还是按照成例下跪。谢济世又大呼，这些人刚站起来还得跪下去，谢济世就连续大呼，并且掌握了这些人下跪去平身的节奏。使得审问现场成了木偶剧院。励尚书只好将实情报告给雍正。雍正最后把谢济世发配到阿尔泰。谢济世在军中因为才气而受到优待，于是在当地以诲人不倦，颇得当地人的敬重。但三年后，雍正七年（1729年），他再一次被朝廷审讯。其所犯的罪行证据是由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提供的。因为王锡保在当地认为谢济世所讲解的课程有问题，与朝廷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所以，他去搜查谢济世的居所，搜到了其所注古本《大学注》一书，王锡保看了书后，立即就断定谢济世“诽谤程（程颐）朱（朱熹）”。雍正接到举报后，令交刑部议罪。刑部看了谢济世的《大学注》，发现谢济世的确在诽谤大清政府规定的程朱学说。就将谢济世打入大牢。这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谢济世被从大牢里赶出拉到了阿尔泰刑场。和他一同跪在地上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当他的那位朋友被砍掉脑袋后，谢济世面不改色。刑官问他：“汝见否？”谢从容答道：“吾见矣！”此刻，王锡保宣读了雍正圣旨：“谢济世从宽免死，交与顺承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
这就是谢济世陪斩的经过。
倘若对谢济世的《大学注》了解，就可知道这是一次臣子与皇帝的联合诬告。谢济世的学问倾向于古典，对后来经过满人篡改过的儒家经典在心上很不舒服，其所著述大都以原始材料为根据，然后借题发挥，却不理儒家宗旨。清代的文字狱是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自由学者存在的，所以，他才被陪斩。雍正去世后，乾隆即位，其政治思路由严厉变宽大，并向天下人诏开言路。在诸多上疏中，乾隆看到了一篇题为《论开言路疏》的文章，署名是西北边疆的伯大臣钦拜，乾隆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好，但却认为钦拜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不久后，西北的平郡王到京觐见乾隆。乾隆问他那篇文章的来历，这位王以实相告，说是谢济世代写的。乾隆皇帝笑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谢济世由此得以被召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
仍旧是御史，他的命运在直线延伸。谢济世并非是顽固的知识分子，只是对学问有自己的思想，使他不轻易对自己的思想有所变更。回到京城后，他又将所撰《大学注》、《中庸疏》向乾隆进上，并表白：他注释《大学》，“遵古本不遵程朱”，希望能够得以在全国发行。乾隆看了他的作品，觉得与朝廷的意识心态有所抵触，立即责以“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将书发还，但并没有治他的罪。
谢济世并没有意识到皇帝态度的温和事实上一种未显的危机。他于乾隆二年（1737）五月二十四日，又上了《遵旨陈言疏》，在上书中，他批评朝廷办事无定章，政策朝令夕改。乾隆皇帝大为不满，但还是逐条进行了批驳。批驳后，想把严加惩处，但思来想去，并没有这样做。虽然没有将他问罪，可也警告了他，对朝廷政事方面的批评要过于谨慎。
第二年，谢济世突然请求外放，据他的理由是想照顾年迈的老母，朝廷特授他湖南粮储道。做了地方官后，谢济世老实了几年。可三年，厄运再一次眷顾了他。乾隆六年（1741），他的小儿子误认为父亲自注的《周易》、《中庸》等书稿已经被朝廷认可，就在湖南付印。有人看到了他的这两本书，就诬告他说，这两本书实在是“离经叛道”，与国家提倡的程、朱思想完全不合。
谢济世被调查，结果是书被焚毁，而他自己却因为乾隆的格外开恩而未被定罪。可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命运注定将坎坷不平。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七年（1742）秋天，谢济世在长沙查知衡阳知县李澎、善化（今属长沙）知县樊德贻违反朝廷规定向当地加重征粮。于是，乾隆八年（1743）正月，他给湖南巡抚许容写了一份上告信，见许容没有任何答复，他又亲自见了许容，当场揭发两知县的劣迹。
许容所以没有反应，是因为谢济世所揭发的这二位知县是他的心腹。谢济世在第二天就接见了衡州通判方国宝。方国宝希望谢济世对李、樊“寝息其事”，谢济世当场给予了拒绝。见许容还没有动静，谢济世在几天后又去拜见许容，要求参揭樊、李。许容很安静，但内心却已经波涛汹涌，他认为谢济世不给自己面子也就罢了，但不至于这么较真。于是，他先发制人，向朝廷诬告谢济世。诬告信的内容是：谢济世本是先朝罪臣，被贬官戍边，今上登基后，被重新起用，他却不思尽忠报效皇帝，却整天酗酒游荡，狂妄放纵，目无上司，行为很不检点，缺乏大臣之体；而且贪婪成性，索贿受贿，强迫市民以高价购米，浮收价银，差额归己等等。
这纯粹是凭空捏造，许容捏造就是以谢济世的官职为突破口的。而仔细看他的诬告内容，纯粹是官样文章，把这些内容随便加到任何一位粮储道的身上，都能成立。但谢济世为人与为官都非常正直，却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罪行。
山高皇帝远，乾隆皇帝在看罢许容的奏稿后，根本没有想过许容以巡抚的身份会行诬告之事。遂勃然大怒，下令先将谢济世罢官下狱，然后让湖南布政使张璨负责审讯，并派岳（州）常（德）澧（州）道的道台仓德，代理粮储道一职。
主审官张璨很久以来就想当许容的一条狗，但没有机会。这一次有了机会，他立即抓住，写了一封信托即将升任四川布政使的王玠路过岳阳时交给新任粮储道仓德。张璨的信的内容是这样：在参劾谢济世的文本中，有“该道所访皆属风影”句，而长沙府在审理衡阳役丁时，斛面、地盘、票钱都说得实实在在，这与参本矛盾。张璨在信中要求仓德改换役丁口供，并撒谎说此事已跟巡抚许容商量过了。
仓德即使之前不知道这是诬陷，那么此时被张璨要求修改数据，就不可能不知道这是诬陷了。仓德不一定是个好官，但有着起码的官员节操。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很棘手：如按信中的要求办，那就是同流合污、结党欺君，这只大罪；如不按照信中要求的办，那张、许二人都是他的直属上司，“县官不如现管”，他当然得罪不起。最后，他耍了一下滑头，把这个不好踢的球踢给了别人。他将此事写成书信，分别寄给他的老朋友御史孙嘉淦和漕运总督顾琮。
孙嘉淦享有正直名声，而且与许容是老同事，他对这件事情不是很了解，所以只叫仓德“婉曲善处”，寝息其事。但漕运总督顾琮却因此事关漕米，必须要重视，便将仓德的报告转给督察院。
当时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见到这份报告后感觉到事态严重，便将仓德的信及所有相关案卷，一并交于乾隆，同时派御史胡定去湖南调查。乾隆却认为，不过是一封信，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诬告。所以，他就把奏稿转交给了孙嘉淦，令其秉公审理。
御史胡定在北京还没有走，就听到了许多消息。首先是湘籍在京人士议论许容是个妒贤嫉能的人，其次是听说谢济世被参之日，长沙街头出现小字报，说谢济世是“民之父母”、“正大君子”，在到湖南后，他开始细加询访，最终给乾隆的报告中声称，许容的确是在诬陷谢济世。
乾隆皇帝对这份报告持怀疑态度，他感觉告诉他，胡定与谢济世都是御史，从前的关系很好，难保有庇护的嫌疑。所以，他给出了批示：此案关系言路、封疆，必须彻底审明，辨白是非，以示惩儆。
在把胡定撤回北京后，他又派出户部侍郎阿里衮前往湖南与孙嘉淦联合办理此案。
阿里衮到达长沙后，并没有采取胡定的暗中调查方式，而是明查。其遇到的阻力非常大，首先是许容、张璨等尚在任上，而且孙嘉淦又有意袒护他的这两位朋友，所以很多知情者都不敢讲真话。阿里衮把自己的困难说给了刘统勋听。刘就给乾隆提供了一些新材料。这些新材料足以证明许容与张璨不遵守为官之道，而诬陷谢济世并想将他置之死地。乾隆皇帝到了这个时候才相信谢济世的确是被人诬陷，所以，下令将许容、张璨解任，被谢济世揭发的那两位知县也被革职。谢济世无罪释放，又被补授湖南驿盐长宝道。但许容虽被革职，可他在湖南多年，其门生故吏非常多，处处伺机报复谢济世。在这段时间，谢济世又遭到了三次诬告，最后的一次诬告使他无奈退休。新任湖南巡抚的蒋溥就是许容的故旧，他向乾隆诬告谢济世，说：地方绅士等很多人与谢济世往来，并有拜为门生者；而且谢济世捏造私书，谬附舆论，种种诞幻，任意褒讥。
乾隆皇帝虽然知道这是诬告，但谢济世似乎在湖南引起了公愤，他不想让一个谢济世而扰乱了湖南的官场秩序，所以要求谢济世退休。
谢济世回到老家后，按照规则，大凡在外为官者退职还乡，都要有礼品赠送地方官，可谢济世两袖清风，无以为送。但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所以有许多人都来探望他。当地地方官便想找人捏词诬告谢济世，可无人响应；他又在上司之间探询，没有人理他。这一次诬告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却让我们看到了谢济世的倒霉样，即使是平民后，仍旧不能摆脱诬告这一恶魔。
为官者当熟悉官场哲学，恭上有道、中和同僚，御下有术。谢济世恭上以赤诚之心，御下以身作则，却在同僚的处理上不能做到以和为贵，这才是他屡被诬陷的原因。
6、胡林翼的幸运
晚清时期，太平军横扫天朝，八旗子弟酒囊饭袋，朝廷只能让汉人来建立地方武装维持大清的统治。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人脱颖而出，成为了大清朝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有荣誉就会有诽谤，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曾受到过一些保守人士和蔑视他们的人的攻击，胡林翼自然也不例外，可他却非常幸运。原因很有戏剧性。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之，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的重要首领之一，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道光十六年）进士，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末年，他在湖北武昌练兵，因其与紫禁城中的权贵的关系处理的不是很好，遂被人诬陷。诬陷的原始文件到了咸丰皇帝那里时已经不存在，呈现在咸丰皇帝面前的是经过了许多人添油加醋的成品。据诬陷的文件称，胡林翼在当地以朝廷的名义强征兵丁，盘剥百姓，使得民不聊生。
咸丰时期，通讯落后，胡林翼在武昌所做的事情要一个月后才能被紫禁城中的老人们所知晓。换一个角度而言，胡林翼即使在武昌想要谋反，紫禁城方面如果不派出专人去调查，也不可能知道。而诬陷胡林翼的这份文件所以被咸丰皇帝迅速接受，还是因为满人对湘军势力的崛起有防范与猜忌之心。
被派去调查胡林翼的是湖北考官钱宝青，为了让此人有权力调查胡林翼，咸丰皇帝特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钱宝青在得到这个差事后心花怒放，这并非是因为他被任为钦差大臣而光宗耀祖，而是因为钦差大臣这个职务可以给他带来物质利益。在钱宝青看来，胡林翼经营多年，又屡屡攻破太平军的城池，其所聚敛的财宝必是数不胜数。他完全可以借此调查之名而行索贿之实。让他更自信的是，他不相信胡林翼不敢不满足他的要求。
钱宝青与胡林翼有过接触，几年前，有人诬告长久从事军队建设的左宗棠，在朝廷派去调查左将军的调查组成员中就有钱宝青。当时也是在武昌，钱宝青审讯过程中私图也想捞点好处，也的确捞到了好处。胡林翼当时就是力证左宗堂清白的人之一。
他似乎对胡林翼很有信心，所以一到武昌见到胡林翼后，就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只要胡林翼能满足他的物质需求，他可将此案的调查结果让胡林翼来编写。胡林翼当时在武昌很不舒心，首先是战事不利，其次是朝廷屡屡应允的军饷迟迟不到。而在这样不顺心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诬陷他。不但有人诬陷他，还有人趁着他这么倒霉的时候来敲他竹杠。胡林翼没有多加考虑，就对钱宝青说，我在湖北就地筹军饷，没有花朝廷一分钱，你可以在此地观察一下练兵的效果。至于你所说的那些问题，我认为是诬告，您若不信，可以明查。
钱宝青对胡林翼这种做出来的光明磊落大为震惊，随之而来的恼羞成怒。他试图教育胡林翼，一个人是否犯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朝廷认为你有错。而我是代表朝廷来的，在这里我就是朝廷，我可以把你的白说成黑，自然也能把你的黑说成白。
胡林翼似乎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在见了钱宝青一面后，如果不是公事，胡林翼绝不肯与钱宝青谈话。钱宝青决定给胡林翼上一课。课的题目就是关于政治的。在钱宝青眼中，政治没有是非之分，利害就是是非。他现在没有得到利，而得到了害（钱宝青这个人有着最廉价的自尊，索取不到的物质，他就认为是伤了自尊）。那么在对待胡林翼的是非问题上，他一定会选择与“害”对应的那个“非”。
而至于用什么方法来惩治胡林翼的“不识好歹”，有现成的办法在。那就是在之前诬告胡林翼的文件上再续上一章。这个文章做得必须要大气，必须要让皇帝震惊，眼前一黑。他做的文章就是，胡林翼在武昌练兵，目的不纯，有谋反之心。
文章的中心思想固然重要，但凭空捏造的证据如果能做到确凿可信，还需要下一番苦功。钱宝青是个知识分子，熟读儒家经典，在诬告上其所发挥的才能很有限。所以，他用了一夜时间如同他年轻时苦读四书五经一样的精力与毅力最终完成了这封诬告信。
早饭时，胡林翼的仆人按照以往的习惯给钦差大人来送饭，敲了门后不见有回音，再敲还敲仍是如此。仆人透过门缝向里看，发现灯还亮着，而钦差大人正伏在案上睡觉。仆人觉得钦差大人昨天晚上直到今天早上肯定在刻苦创作，就没有打扰，把饭放在门口就走了。中午十分，仆人来送午饭，发现门口的早餐还在。他敲门，不见回音，再敲还敲，仍旧如此。从门缝里看去，钦差大人还在案上睡觉。仆人觉得有些奇怪，就去报告胡林翼。
胡林翼带领几个人来到钦差大人的门口，礼貌性地敲了几下，在始终不见回音的情况下，踹开了门。钦差大人睡得可真香，门破碎的声音如此之大，他居然还能高枕独眠。胡林翼惊讶钦差大人的睡觉本事，站在他身边，正要问，突然看到钦差大人的嘴角有血，再看案边，也有。胡林翼大吃一惊，急忙令人扶钦差大人，只见钱宝青脸色苍白，隐约地已经有了死尸的味道。胡林翼吃惊之下又去看钦差大人向皇帝所写的报告书，看完之后，脊背发凉。他真想大喊一声，死得好。
如果钱宝青不死，这封凭空捏造的却“证据确凿”的信送到了紫禁城，他胡林翼必要身首异处。在把诬告信焚烧后，胡林翼向朝廷发信，仔细讲了钦差大人的死亡过程。朝廷并没有怀疑胡林翼，这件事情后来以不了了之而结束。
但是，真的结束了吗？据说胡林翼看着钱宝青已渐渐浮肿的尸体说了一句话，这真是苍天有眼，我真是幸运啊。
这话虽然是喜语，但喜语的背后却是人类的悲哀，胡林翼的不被诬陷纯属于侥幸，而不是他的反诬陷的成功。这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大多数人都不能躲避诬陷；第二，至少在胡林翼的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攻击诬陷，从而获得成功。所以，胡林翼感谢的是并不存在的老天。这就是悲哀。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