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孙弘的跟进
武帝时期，名臣辈出。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公孙弘，一位是主父偃。公孙弘年轻时是个猪倌，四十多岁才开始攻读儒家学说，武帝即位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多岁，武帝向天下招纳贤良之士，公孙弘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不久后，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在回到长安后递交给武帝的报告没有使武帝满意。公孙弘知道皇帝恼火，就以有病为由，辞官回家。
他这一告老还乡就是近十年，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朝廷下诏书，征召文学，公孙弘所在的菑川国又推荐他。公孙弘此时深知自己的主张不能被武帝所接受，推辞再三。但群众不答应，非要让他再去试试。公孙弘无奈，只好再次入长安，在一百多个征召而来的儒生的对策中，公孙弘的对策被排到了最后。但当全部对策送到武帝那里后，武帝看到了公孙弘的对策，居然大为赞叹。武帝就运用权力将他的对策提为第一。二人相见，武帝看到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公孙弘，早已经忘记这就是他十年前憎恨的那个公孙博士，再次封他为博士。公孙弘每次在朝议时，小心谨慎，只是提出问题，并且分析问题，从来不作解答，他把这个权力留给了武帝，这样，渐渐地他得到了武帝的喜欢。一年之中被提拔为左内使，不数年，即迁御史大夫，位居三公。
我们的另一位主角主父偃与公孙弘不同，他所修习的是纵横术，纵横术兴盛于战国，到武帝即位时，这种学说已经衰落。如同在今天修习风水的人，其市场已经非常狭小。不过，主父偃并非是纵横家的忠实信徒，他还学习了儒家经典《易》、《春秋》。或许是缘于他的性格，又或者是他的思想主张，总之，他在自己的家乡齐国人的排挤，从而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为了可以进入官场，主父偃曾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齐王，但齐王的老母亲不同意，还对主父偃破口大骂，主父偃在齐地的名声更加臭了。他只好离开齐国，到燕、赵、中山等国寻找他的理想。但他的理想因不能取悦任何人而无法付诸实践。
不过，这并不能使主父偃丧失信心，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找到了当时最受武帝所宠爱的卫青将军。他请卫青将军把自己直接引荐给武帝。卫青虽然尽力来办理此事，但武帝并没有对这个主父偃产生兴趣。主父偃只好走最后一条路，就是上书言事。武帝时期，平民百姓也可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这一规定为很多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国家政体内的人提供了一条终南捷径。主父偃的上书，文字很多，“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
武帝登基不久，就打破了汉帝国与匈奴的关系。两国进入了不友好状态。汉帝国在这个时候正准备向匈奴开战，有反对的人，也有赞成的。主父偃认为不可伐匈奴，他认为，秦帝国所以迅速灭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征伐匈奴。“曝兵露师十又余年，死者不可胜数”，致使赋税繁重，人民疲弊，“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群雄并起。所以，如果真的要与匈奴开战，可能就要走秦帝国的老路。
汉武帝对匈奴问题虽然感兴趣，但可能不是全部。主父偃所提出的其他八事可能使汉武帝更加有兴趣。他在早晨接到上书后下午就接见了主父偃，并当场拜为郎中。从此，主父偃经常上述言事，很得武帝赏识，“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
主父偃为帝国贡献最大的就是“推恩令”，所谓“推恩”，用圣贤的解释就是“推恩足以保四海”。恩，爱也，推恩就是将己之所爱推及他人之意。汉帝国最大的祸患之一就是诸侯问题。景帝时期还闹过七国之乱，使得帝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诸侯王的子弟。按汉制，侯国隶属于郡，等于把王国土地纳入郡县，长安政权的土地扩大而诸侯国土地缩小。如此一来，诸侯王们就再也有没有实力给长安政府制造麻烦了。
由此可以看出，主父偃与公孙弘不同的是，他个性张扬，喜欢肆意发挥个人意见。那么，这样的两个人是如何进入到一个故事中来的呢？而且还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故事。
主父偃在被汉武帝重用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生涯。他最先是从燕王刘定国开始的。燕王这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他与其父康王的姬妾私通，后来又夺取其弟弟的妻子作妾。其弟无法忍受哥哥的所为，就将燕王乱伦的事告到朝廷。主父偃当初在游燕时，未得燕王的看重，所以始终怀恨在心，得到这份状子后，他立即建议武帝，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要严厉惩罚。武帝所以会同意他的意见，是因为对待诸侯王的问题上，武帝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于是，燕王被诛，燕国顺势被取消。
不久后，主父偃又把矛头对准了齐王。他对武帝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觽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按他的话而言，象这样大而且富庶的齐国理应由天子的亲生儿子担任侯王，可现在的齐王与武帝的亲属关系非常疏远。况且，“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自然，这些话是很对武帝口味的。武帝就希望主父偃能想一个办法。主父偃就让武帝任命自己为齐相，受命调查齐王。主父偃先是找人让其揭发齐王，当然，一个诸侯王想要没有犯错，是不可能的。当齐王知道这件事后，惊恐不已，选择了自杀。
赵王在得知两位诸侯王死掉的消息后，开始慌张了。因为当初主父偃也在他这里呆过，并且也没有受到自己的重用。他决定先下手为强，趁着主父偃在齐国的空当，派人跑到朝廷向武帝告主父偃接受其他诸侯的贿赂。
事实上，主父偃绝对是个贪污犯，他不但接受诸侯王们的贿赂，在长安城中也经常接受众大臣的贿赂，受贿累千金。有人曾奉劝他不要过分玩弄权势，不要如此张扬，做人应该为自己留点退路。主父偃却说：“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
汉武帝可能也知道主父偃有这样的毛病，当赵王的状子来到长安时，他并没有想追究此事。可当他听到齐王自杀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他立刻怀疑是主父偃逼迫齐王自杀的，于是下令搜捕主父偃。调查结果显示主父偃受贿是真，但并未胁迫齐王，齐王确实是畏罪自杀。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那么主父偃虽然有过，但并不是大过，所以，武帝决定饶了他。可就在这个时候，公孙弘站了出来。他认为：齐王自杀没有留下儿子，王国应当废除，收归朝廷划为郡县；若朝廷不杀主父偃，皇帝您则有贪图齐国领地，故意指使主父偃残害宗室之嫌疑。
这段话说的非常精准到位，而且正好射中了武帝的痒处。把封国废除是武帝想要的，但绝对不能让天下人说齐王自杀是自己的主意。公孙弘无疑是给武帝出了一个只有一个答案的多选题。那就是，必须要杀主父偃，否则，皇帝就要背上骂名。
武帝略加考虑，就把主父偃推上了断头台。
公孙弘与主父偃并无大的恩怨，二人在性格上与政见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身为三公之一，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落井下石。公孙弘可谓最善于利用这一诬陷技术。其实，武帝即使不杀主父偃，也不会得到“贪图齐国领地，故意指使主父偃残害宗室”的罪名。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主父偃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会认为就是主父偃逼死的齐王。可公孙弘这么一落井下石，主父偃就非死不可了。
2、倒霉的刘文静
刘文静和后来诬陷他的裴寂一样都是大唐的开国功臣，裴寂是是杨广设在太原的晋阳宫的副监，而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就是他的直属上司。刘文静是晋阳县的县令，豪爽洒脱，与心机颇深的裴寂是好朋友，二人经常在一起饮酒谈人生和理想。后来，二人与李渊一起造反，进入长安，在唐朝建立后，两人以开国功勋的身份被李渊优待。不过，二人的关系随着不能被李渊平衡而日益恶化。
李渊对裴寂更亲近些，据历史记载，裴寂担任晋阳宫副监时，“高祖（李渊）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在造反后，裴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进入长安后在登基大典后，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然后就封裴寂为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视朝时，“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由此可见，裴寂是李渊身边最亲信的第一号人物。
刘文静当然也是李渊太原起兵的主要谋划者，并且在李渊决定向突厥称臣的活动中往返于突厥和唐军之间，其所立下的功劳自然非等闲视之。按理，他应该和裴寂一样受到高祖皇帝的重视才对，但事实却是，李渊一味地喜欢裴寂，让他很不高兴。可是身为臣子，他自然知道这种不高兴不能对皇帝李渊直接发作，所以，他就转移了这种不快，把愤懑投向了裴寂。
李渊在给裴寂上述的种种优裕后，刘文静就对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
刘文静这段话当然是有所指，所谓“太阳俯同万物”是当年晋朝的权臣王导说的，当时，晋元帝招呼他一同来坐那个龙椅，王导就说了那句话。“重臣”自然指的是裴寂。刘文静的意思是说，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君主应该有威严，即使大臣功与天高，也不能与皇帝平起平坐。而皇帝您却总是跟刘文静共同饮食，显然有损龙威。刘文静这段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其根由却是私心重重，撰写他传记的人这样评价他的意图：“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
刘文静的确有才干，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裴寂在军事上的才干与他相比明显逊色许多，这也正是裴寂虽然对刘文静怀恨在心，却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不过，天下没有常胜将军，在后来跟随李世民征讨薛举的战争时，由于李世民病重，所以刘文静指挥了一场战役，结果大败。
回到都城后，刘文静被免职，从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被剥夺。刘文静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第二次与薛军的战争打响。李世民再次挂帅出征，刘文静跟随左右。
经过几个月的惨烈之战，李世民取得了胜利。回长安后，李世民立挺刘文静，认为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立功最大，高祖皇帝只好恢复了刘文静的爵位封邑，还任命他担任户部尚书、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不过，他的职位已经远远落在裴寂后面了。
刘文静并非是一个隐忍的人，在恢复爵位后，甚至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把裴寂的名字划进仇人名单中。刘文静始终认为裴寂不如他，他的这种论断自然是以技术服人，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而言，刘文静要远高于裴寂。李渊起兵时，刘文静以使者身份入突厥，与突厥做绞尽脑汁的谈判，最终使得李渊无后顾之忧，而直捣长安，建立唐朝。裴寂虽然始终在李渊左右为其出谋划策，但一在内一在外，高下立判。无论是谁，都无法忍受在一个起点上起步却被人落后许多。
刘文静开始肆无忌惮地向裴寂倾泻怒火。当朝臣们讨论朝政时，只要裴寂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必要唱反调，而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偶尔还会用几句刻薄的话来贬损裴寂。“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在裴寂面前，他是如此的毫无顾忌，在背后，自然更是变本加厉了。有人曾对裴寂说，刘文静在某次喝酒过量后，将刀拔出猛砍柱子，大声喊叫：“总有一天，我要砍掉裴寂的脑袋！”裴寂即使有天大的肚量，恐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人。即使能忍受，他还担心有一天刘文静真的像疯子一样把他的脑袋当成柱子。裴寂决定反击。但裴寂的反击却是悄无声息的，这样的人要么不攻击，一旦攻击，对手必死无疑。
机会重要来了。刘文静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刘文静家中的某段时间突然闹起鬼来。刘家上下坐卧不宁，刘文静就请了几个法师来捉鬼。这些法师于是就在夜晚于刘文静家中披散着头发、嘴上叼着大刀来驱鬼。
中国古代虽然迷信盛行，但迷信也是有规定的。尤其是帝国的臣子们，倘若大行法事，一旦操作失误被皇帝听了去，就会被冠以谋反的帽子。这是因为皇帝尤其的迷信，他们认为巫术可以使人丧失性命，而刘文静的这次捉鬼就有这种倾向。刘文静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他的小妾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至少在这个小妾看来，可以借此事向刘文静的不再宠爱自己的事实做一个报复。她指使人向朝廷报告，说刘文静要谋反。
李渊似乎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拘捕刘文静，并且令刘文静心中的仇人裴寂带着两位大臣去亲自审理此案。刘文静一看到裴寂，怅然若失。他并没有向李渊解释自己谋反一事，而是抱怨：“当初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和裴寂职位相当。可现在呢？裴寂官居仆射，我的官衔却很普通。想当初我东征西讨，把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代价何其大！后来立下大功，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确实有些不满。”然后他话锋一转，“我曾经因为喝醉了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才口出怨言说要杀了裴寂。但仅此而已！要说我有谋反的想法，那肯定是没有的。”刘文静这个时候是相当聪明的，他主动交代自己说要杀裴寂一事，是想堵住裴寂的嘴。但李渊已经很厌恶他了，由不得他施展这样的计谋，他对诸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了。”可下面有臣子反对，认为刘文静的确有情绪，但的确没有谋反的意思。
李世民也站出来为刘文静说情，但李渊不为所动。刘文静在李渊心中是必须要被切除的，首先刘文静在朝堂上常与裴寂唱反调，使得朝堂之上很不和谐；其次，当初刘文静出使突厥，李渊称臣突厥的历史不想再被自己想起；最后，李世民的势力日益庞大，想要平衡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作为李世民势力的中坚，刘文静不可能被留在朝中。
但有人反对，李渊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原意也并非要刘文静去死。可裴寂这个时候却落井下石了。他站出来说：“大家都知道，刘文静的才智谋略天下无出其右者，可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
落井下石最高明的地方就在此，先是“扬”：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相当高；然后“抑”：可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然后把“扬”的在“抑”下去：他的才智高，而现在天下未定，一旦被别人得了去，肯定是我们的大敌。
也就是说，刘文静必须要死。这就是裴寂，刘文静的忠贞有目共睹，但他却枉自猜测刘文静如果不死，必会效忠他人。这就是诬陷。而其诬陷中“落井下石”最狠毒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
当时的形势是，李渊建立的唐朝只有半壁江山，还有民变首领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在与唐朝叫板。李渊自然深知这样的形势，所以当裴寂把那句落井下石的话一说出来，他立即同意将刘文静处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据说，刘文静在刑场上冷笑数声，然后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逝，良弓藏。果真如此！”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刘文静安静一点，对裴寂的愤怒之情隐藏起一半，那么，他的下场不可能是这样的。他虽然直接死于裴寂的落井下石，但真正害死他的是他的情绪，他不能很好地平衡自己的心态，更不能学裴寂那样一击必中，而总是在那里大叫大嚷着不公正，这无疑就是在向皇帝李渊问罪。所以被人诬陷而立即被皇帝接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3、王忠嗣之死
王忠嗣是唐朝中期人，在大唐帝国的军事史上绝对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玄宗时期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历史评价他用兵如神，智勇兼备，尤为难得的是，他品质高尚，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军队中都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以帝国军官的身份战死沙场，玄宗皇帝在慰问王家人时看到了王忠嗣，就说道：“你是大将之后，将来长大成人定是良将。”玄宗皇帝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践了这句话，王忠嗣不惑之年时就已经成为帝国的边疆元帅，任四镇节度使，统领帝国劲兵二十多万。在西北与吐蕃的入侵战争中，王忠嗣屡立战功，并且为帝国培养了一批诸如哥舒翰、李光弼这样的军事人才。但王忠嗣的军事思想却趋向于保守，他认为对吐蕃的战争虽然持续地胜利，却不能主动进攻，而是采取防守安边的策略。他常对自己的部下说，当太平时期的元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即可，不要耗费国家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
王将军所以能得帝国上下的尊敬，其在军事的这种思想可能是一个原因。如他所言，太平时期不要折腾，倘若对手不是太得寸进尺，应该为自己和对手留一点余地。但他的这种思想却与皇帝玄宗的思想大相径庭。玄宗在执政后期，已经陷入一个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的怪圈。对周边少数民族动用武力，乃至于极限，是他的一贯思想。玄宗时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都由唐帝国主动挑起。这当然是历史规则，谁强最折腾。而王将军的思想显然是不被玄宗皇帝所喜欢的，几年后，玄宗皇帝认为王忠嗣手握重兵却不能建立大功业，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不满。
就在不被皇帝信任的时候，王忠嗣又为自己雪上加霜。他给玄宗皇帝的一份奏章中提到一个关于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问题，王忠嗣认为，安禄山必反。安禄山必反这一预言恐怕只有玄宗不相信。前任宰相张九龄就预言过，甚至连不懂帝国格局的诗人李白都发出过提醒。但玄宗就是不信。王忠嗣的提出使得玄宗略加重视，这是因为王忠嗣手握重兵，其所提出这一预言的依据也是认为安禄山手握重兵，并从安禄山的为人处世上下定论，此人非奸即恶。玄宗皇帝还没有做好准备该如何应对王忠嗣的预言，宰相李林甫及时站了出来。李林甫与安禄山的关系很好，二人臭味相投，并且互有所求。他立即上言，认为王忠嗣是四镇节度使，想要造反，要比安禄山的成功性大。这诋毁是相当恶毒的。李林甫如此诋毁王忠嗣，还有一个原因。唐制，地方节度使如果功勋卓著，并是知识分子，就有机会进入朝中为宰相。李林甫不想让王忠嗣进入长安为宰相，所以尽量诋毁他，并且建议玄宗皇帝用文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担任节度使。玄宗同意了他的意见。
王忠嗣得知这样的消息后，立即请求辞去二镇的节度使职位，以避功高震主之嫌，玄宗立即批准。不过，王忠嗣还是没有从这件事情上看到自己的危机。一个看不到自己危机，或者说死守自己主义的人必将会面临危机。
就在王忠嗣主动解下二镇节度使后不久，玄宗皇帝命令他攻击吐蕃的石堡城。石堡城并非是一座城，它以悬崖为城，有金汤之固，根本不怕敌人架云梯、打隧道，没有一般城池所具有的顾虑，大型攻城器械也因为道路的不便而失去作用。它居高临下，扼守着军事要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王忠嗣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告诫朝廷说，石堡城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士卒不能拔取，不如等待有利时机，再行攻取。玄宗皇帝看到这样的言语后，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他撇开了王忠嗣，而是让王将军分兵数万给另一位将军董延光，让董将军去攻石堡城。
玄宗皇帝的决定无异等于给了王忠嗣一个最严厉的警告。王忠嗣手下的将领希望王忠嗣能对自己的主义有所变通，但王忠嗣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之所以不用几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座石堡城，是因为取得了也不能控制对方，而在吐蕃手里对我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威胁，所以我才不肯出兵。倘若皇帝真要问罪，最重的惩罚不过是贬我到南方去做个小官。我无论如何都说服不了自己用几万人的生命来保我的官位！”
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王忠嗣的话的确可圈可点。但他忘记了他的身份，身为军人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董延光在进攻不久后，就遭遇大惨败。这位能力不足的将军立即把责任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在给长安的报告中，他提到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计划。玄宗皇帝不得不怒，王忠嗣也并没有为此事做任何的辩解。李林甫这个时候又突然跳了出来，他落井下石说王忠嗣要谋反。玄宗立即将王忠嗣革职，令人将其带回长安，然后命三司（刑部、御使台、大理寺）审问，审问的结果是，王忠嗣被判死刑。
王忠嗣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他的部下，时继任垄右节度使的哥舒翰耳中后，这位将领立即入朝，誓死保王忠嗣不反。虽然李林甫这个时候仍旧对王忠嗣大肆诬陷，玄宗皇帝还是改了主意，将王忠嗣死罪免去，被贬为太守。两年后，王忠嗣在任上暴病而死。同年，歌舒翰领命攻打石堡城，在死掉数万人的代价下将此城攻克，进俘获吐蕃兵400人。王忠嗣并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而他的死至今仍旧是个谜。
如果单从这个诬陷案的叙述来看，这个案子是一件很简单的落井下石案，李林甫是下石者，落在井里的则是王忠嗣。王忠嗣为什么会落到井里，是因为他在军事上的主张不能与玄宗皇帝合拍。而这件事情众所周知，否则，那个主动请缨的董将军就不会在战败后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地扣到了王忠嗣的头上。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王忠嗣和太子李亨是幼时的好友，在成为四镇节度使后，王忠嗣并没有如安禄山那样时刻向玄宗表忠心，相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到了太子李亨这面。作为皇帝，特别是唐朝的皇帝，特别担心的就是太子势力过大而引起宫廷政变，唐朝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宫廷政变，玄宗本人就是通过宫廷政变登极，他对东宫势力一直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王忠嗣的主动与太子友好就犯了他的大忌讳。
而李林甫为什么能扔下一块石头就能命中王忠嗣呢，换作别一人可有这样的效果呢？李林甫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口蜜腹剑”的典型人物，但在玄宗皇帝眼中，这个人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玄宗皇帝认为，李林甫善解人意，懂事听话，从不跟他唱反调，满足了他的心理。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皇帝在东都洛阳住的时间久了，就想回长安。当时的宰相裴耀卿向他进言说，当下正是农民收割季节，倘若回长安，劳师动众影响农事。玄宗皇帝虽然很想回，但也只好作罢。当大臣们都退出后，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渐渐地落在后面。玄宗就问他腿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不是有病，而是有事要与皇上说。玄宗问他有什么事。他就说：洛阳、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西宫，皇上要去什么地方，何必要等待时机。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方的租赋就可以了。
这段话说得非常巧妙，先是把玄宗抬到了至尊无上的皇帝位上，皇帝没有令行禁止的规定。然后又替皇帝出主意，让他成为一个明君：只要免除所经地方的租赋就可以了。
玄宗当然大喜欢，立即下令驾车回长安。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李林甫“工于心计，善于奉迎”的本事有多大了。《新唐书》说他“特以便佞，故得大任”。他还“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称旨，上悦之”。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是会被任何皇帝喜欢的，这正是他为什么可以下石一击必中王忠嗣的原因。
《资治通鉴》有一段话可作为君臣二人的写照：“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玄宗皇帝到底对李林甫喜欢信任到了什么程度，他有一段对高力士的话可作参考：“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道：“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玄宗的反应如何，居然是“不悦”。
所以说，王忠嗣被李林甫落井下石是药可医的，因为操纵其荣辱死生的玄宗皇帝就是落井下石的保护神。
4、黄潜善的落井下石
宋朝历史上，有一位知识分子以布衣身份而名垂史册。这个人的名字叫陈东，镇江丹阳（今江苏丹阳县）人。这个人在朝廷眼中是个激进分子，靖康元年正月，金军围攻北宋都城汴京，一个月后，陈东率领大学诸生集在宫门外请愿，要求起用主战派人物李纲。这群在今天被称为大学生的知识分子的请愿最终被宋钦宗接受，李纲被起用，与金兵开展全线反攻。金人撤走后，宋钦宗又把李纲罢免。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建康建立南宋。李纲被任命宰相，但仅两个半月后，他的主战主张因不能被赵构所接受而再被罢免。陈东为此连上三书认为李纲不可罢。
在这份上书中，陈东认为，“使国家中兴的君主，一定有辅佐他成就中兴事业的大臣，就像龙在天上出现，必然有云去追随，虎在地上出动，必然有风去助威那样。这样，君主才能够扭转过去的混乱不利局面，筹划挽救国家危难的计策，重新恢复过去的一统江山，以此成就国家兴旺的大功业。”
那么，这个大臣应该具备这些素质：“不是退缩、谨慎怕事的人，一定是忠心恳恳、奉行正义、胸怀大志，刚强、明智、坚决、勇敢，足以承担国家大事，而全国人民也都愿意让他担任辅佐大臣的人，而李纲就是这样的人。”
陈东所言句句属实，李纲在与外族的关系上始终主张战争，而赵构与之前的宋钦宗却都是主和。李纲是个有教养有能力的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在军事上也颇有才能。然而这一切最优秀的素质都不能使他得到皇帝的认可，因为他的主张与皇帝们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李纲所以被赵构罢免，据陈东的说法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推荐保举张所、傅亮前往河北主持部署边防事务。而张所、傅亮逗留不进兵，朝廷大臣中有人坚决请求陛下罢免这两个人，而李纲却极力争辩说这两个人不能罢免，让陛下很为恼怒，所以坚决请求辞职。”
李纲的被罢免原因并非是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暂且将陈东的话当作是事实。陈东在说完这些话后，居然一转，说到了另外两人：“全国人都了解黄潜善、汪伯彦两个人，他们自己说在艰难时节曾经对陛下有恩，都把自己看成是宰相。很不喜欢陛下任用李纲为宰相。全国人民也都知道陛下在艰难困苦中得到了这两人的帮助，所以任用他们当宰相以报答他们的恩情。如果认为黄潜善、汪伯彦真的可以担当天下重任，陛下今天已经任用黄潜善为右相了，假如再任用汪伯彦为左相，都是可以让全国人民庆贺的事。陛下自己认为这两人与李纲相比，哪个更贤能呢？哪个更可以担负天下重任呢？而他们两人自己估计的结果又是怎样呢？陛下一定不愿意欺骗全国人民，而他们两人也不敢自己欺骗自己。黄潜善、汪伯彦，陛下如果认为他们可以委以重任，那就立即重用他们成就国家中兴的大业；如果认为自己在艰难之中曾经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两人只是对陛下个人有私恩罢了！我个人认为当时他们不过是劝陛下不要继续进兵，以此作为保证陛下人身安全的计策。这正是陛下的罪人，而不是对陛下有恩的人。即使说有恩，陛下也只应给予他们高爵厚禄，让他们过着安闲舒适的生活，完完全全地享受富贵就可以了。难道可以将宰相大臣的职位用来报答私人的恩情吗？全国的舆论，都说李纲的宰相之职一旦被罢免，陛下一定会让黄潜善当左相，让汪伯彦为右相，而这两个人，只不过是劝陛下迁都金陵偏安东南罢了，一定不会有什么长远大计的。”
陈东所提到的黄潜善祖籍邵武。聪敏好学，十八岁时成为进士，为左司郎。钦宗即位后将其升为门下中书侍郎，令他出任与金交界之河间府镇抚使，又兼高阳关路安抚使。可以说，黄潜善是个能力很强的官员，在赵构于建康称帝后，他始终忠心不二地支持赵构。陈东在上书中也没有把黄潜善视为大奸大恶之徒。但当黄潜善得知陈东有这样的一份上书后，心上就不是很舒服。陈东有言，黄潜善自北宋欲亡将亡之时就始终站在赵构这一面，千里迢迢跟随赵构来到南方，他所期望的无非是宰相一职，李纲被辞退后，他升为宰相，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他几年来在赵构身前马后功劳的见证。可陈东却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做宰相，黄潜善的心思之愁苦可想而知。
但他却拿陈东没有办法，两宋时期，朝廷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很高，太祖皇帝立下誓碑，不可杀上书人。黄潜善纵然大权在手，也不能把令来行。因为陈东的上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与皇帝，是相对温和的。那么，想要让陈东闭嘴，就必须找到陈东诽谤朝廷的罪名。
正当黄潜善苦苦搜寻与等待时，另一位读书人叫欧阳澈的不远万里来到建康，他在来之前就对同乡人吹牛说：“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穹庐，御亲王以归。”有人认为他疯了，他认为自己没有，来到南京后，就立即上书。但他的情绪很激动，在上书中，无情地揭露权臣的丑恶，猛烈抨击时政。当然，时政中自然有关于黄潜善的内容，黄潜善是又怒又喜，怒的是，天下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他所以与皇帝一个立场不主张与金人开战，全是因为国力不强。但愤怒青年却不管这些，指责他尸位素餐，不思进取。喜的是，他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来惩治自己想惩治的人了。
他找到赵构，开始诬陷欧阳澈，特意将欧阳澈原本就攻击非常激烈的言辞加油添醋，延伸到了赵构身上。赵构大怒，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此人。黄潜善立即提出自己的看法：此人不诛，恐怕还会激起宣和太学生请愿的事件。赵构同意了他的建议，下诏处死欧阳澈。
诏书还没有写好，黄潜善又把陈东提了出来，他说，陈东这个人在北方时就不是安定分子，来到南方后，还曾经上书指责皇帝重用我等，居心叵测，“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赵构想了想，表示同意，在诏书上把诛杀陈东写了进去。
赵构自然知道随便诛杀上书人违反家法，他怕朝臣反对，就偷偷地将诏书交给了黄潜善，让他去捉拿二人。黄潜善得到诏书后，立即派人去拘捕陈东。
陈东当时正在客栈和他的朋友及一群学生们在商议什么事情，忽然见到官差来请，说是南京府尹孟庾召见议事。陈东坦然一笑，已经猜到一二，他坐在那里不动，请求先吃饱再去。官差就答应了他，陈东吃完饭，叫人拿来笔纸，写了一封家书，字迹笔画与平时没有两样，然后，他从容地对门徒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回去把这信交给我的家人。”陈东站起来，看着公差，希望他们能让自己上厕所。公差表示很为难。陈东大笑：“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官差想了想，就让他去了。陈东在厕所里呆了很久，出来后，穿戴整齐，和他的朋友与学生一一作别，然后昂首跟随公差去了。
在刑场上，陈东见到了欧阳澈，二人微微相视而笑，在笑容没有收敛起来后，二人被杀。这一天是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二天，南京府尹孟庾一脸的怒气找到黄潜善，向他责问，为什么要假借他的名义处死陈、欧阳二人。黄潜善摆出一副无赖相，两手一摊，说：“我只不过是按旨意行事，这不是我的主意啊！”
黄潜善这一招跟他对陈东落井下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在很多时，落井下石的诬陷手法被一些人运用起来时，可以声东击西。赵构不喜欢陈东，黄潜善心知肚明。欧阳澈虽然不是陈东，但他所做的事情的手法却与陈东相似。当赵构对欧阳澈产生愤怒情绪时，黄潜善立即捉住机会，把欧阳澈的影子——陈东——顺手捏了出来。这就是落井下石的最高境界。
5、韦敬扔出的石头
韦敬是明宪宗时代的一个宦官，明朝历史上宦官多如过江之鲫，韦敬实在算不得什么，他能在历史上留下腐臭不堪的恶名，是因为他对一位朝臣进行了落井下石的行径。
这位朝臣叫余子俊，字士英，四川人，景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干称。出为西安知府”。余子俊是个优秀的官员，不但干练非常，而且与百姓关系相处融洽，在西安知府任上，他得到了西安百姓的爱戴，百姓对他赞不绝口。
或许是为官有道，也或许是精明能干，余子俊这个实干家升迁的速度相当快。从西安知府直接升为陕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后又调浙江任布政使，半年后，改任右副都御史、延绥巡抚，也就是由一省的行政长官改任为一方总督。
延绥是被很多官员所唾弃的，作为明帝国北部边境的城市，延绥经济凋敝，同时还时常受到已经退居荒漠的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所以很多官员都不想到那里去工作，而余子俊来到延绥后不但毫无怨言，反而欣喜若狂。余子俊早在西安知府任上时，对蒙古人经常越过黄河骚扰山陕乃至河北地区的行为就大为痛恨。当时他曾提出要修建一道长城来抵御蒙古人，在陕西右布政使任上时，他巡视过陕西边防，并沿途寻找建于隋朝的土筑长城，看到荡然无存的长城，他训斥边将，并要求边将“沿边筑墙建堡，为久远计”。但这一计划因朝廷诸多要员的反对而作罢。多年以后，他再次回到北方，从前的理想必要化为现实。余子俊上疏宪宗：“三边惟延庆地平，易利驰突，寇屡入犯，获边人为导，径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顾居内，我反屯外，急宜于沿边筑墙置堡。”他主张“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绵引相接，以成边墙”。
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自然会使用大量的金钱，余子俊很担心宪宗不肯花钱，所以在上疏中明确进言，“役山西、陕西丁夫五万，量给口粮，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八月兴工，九月终止，工役未毕，则待来年。”按余子俊的计算，只需花少量的钱，用两省五万壮丁两月时间就能完工。宪宗皇帝征求朝臣的意见，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一批人认为余子俊这样的工程计划实属劳民伤财，白圭自以为是地指出，这个办法固然好，但陕西民众困蔽，难以加重劳役，况且这一带外族兵民众多，而我方兵力不足，还哪里能调壮丁筑城。宪宗皇帝默许了白尚书的建议，于是，修筑长城一事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了。
白圭认为长城不可建是出于职业缺陷，而宪宗皇帝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不想花钱。但不久之后，“寇入孤山堡，复犯榆林”。虽然这次自卫反击战以明军胜利而结束，但余子俊为宪宗皇帝呈上了一份财务报表，这次防御战所花费的费用林林总总地加在一起，竟然“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
宪宗皇帝开始重新重视余子俊大提议，余子俊也趁势再次上疏：“欲于明年摘取陕西运粮军民五万，免徭给粮，备加优恤，急乘春夏之交，虏马疲弱不能入寇之时，相度山界，铲削如墙。”他特别指出，倘若蒙古人不渡黄河北去，帝国的各项边防耗费将永无终止，因此，修筑长城已成燃眉之急。
宪宗皇帝最终力排众议，允许余子俊的工程立即上马。按余子俊的设计，该长城计划是从依托横山山脉的走向，从东北方向的黄河边向西南修一道城墙，直抵紧靠定边西边的花马池营，全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这一千七百多里的城墙包括“守护壕墙崖寨八百一十九座，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在城墙的内侧，余子俊还铲山添壑，修造了一条和城墙平行的“夹道”，以利兵马运动，策应捷便。余子俊的工程完工后，此地驻扎着“原额马步官军八万一百九十六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一员名。原额马四万五千九百四十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当朝有一位官员在后来考察这项工程后曾上疏说，边墙、壕堑都是余子俊修浚完固的，“北虏知不能侵犯，遂不入套者二十余年”。
据史料记载，这条全长一千七百多里的延绥长城，余子俊仅“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完工后，余子俊立即就上书皇帝“因母老乞归”，宪宗“慰留不许”。余子俊这个时候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一下，而根本不管皇帝是否封赏之事了。
延绥长城在不久后的作用就被展现出来。当蒙古军队来到延绥河西清水营一线时，明朝在前方监督军务的太监汪直和前敌统帅总兵王越的调兵抵御下，大获全胜。这是明军在防御战中取得了少有的一次大胜仗，明史给出了原因：“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虏人为官军所逐，漫散而不得出路故也然”。
此时的余子俊已经由兵部尚书转为户部尚书，边防建设已经不关他的事情了。但他仍旧对长城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在帝国取得这场胜利不久，就上书朝廷，建议重修黄河东岸至山海关长城，他把这段长城起名为“宣大长城”，设计一千三百余里，在旧墩一百七十处基础上再增筑四百四十墩，墩高三丈，役八万六千人施工，余子俊向皇帝保证，几月内就可以完工。
倘若这一项国防工事得以建设，明帝国的北部边防将无懈可击。但是，余子俊似乎过于乐观了。在得到宪宗皇帝的允许后，他并没有亲自督促此事，而是让边将全权负责。帝国的边将并不全是余子俊，肯为帝国出一切力而不求回报。在动工过程中，边将越来越感觉到经济压力。他们集体抗议，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余子俊的工作在受到下属质疑的同时，他的同僚也开始骚动起来。
在他同僚眼中，余子俊近年来出了太多的风头，可谓青云直上。当然，在对他指责的同僚中，有些人的意见的确中肯，建设长城有利有弊，利的一方面已经得到验证，但弊端也不可轻视，那就是征集民工和钱财上面，倘若没有余子俊这样高尚风格一心为公的人以身作则亲自督促，这样的工程无疑是得不偿失的。
朝廷中开始流言蜚语，有人认为余子俊所以屡提建设长城的工程，是因为想从中获取暴利，也有人说，余子俊是在用国家的钱在为自己博得民心与名声。
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最后便发展成书面材料摆在了宪宗皇帝的面前。宪宗皇帝看了所有的材料和听了许多流言后，对余子俊突然深恶痛绝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韦敬的宦官站了出来。他向宪宗皇帝进谗言，说余子俊“假修边多侵耗”，又说他“私恩怨，易将帅”。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韦敬的来历和他为什么要扔石头砸已经落在井中的余子俊的原因。或许是他收了有嫉恨余子俊朝臣的钱，又或许是，在皇帝身边总要曲意逢迎，他见到宪宗皇帝已经不喜欢余子俊，就落井下石，给宪宗惩治余子俊在心理上一个安慰与支持。
总之，他的确向余子俊扔出了一块足以让余子俊停止呼吸的石头。宪宗皇帝令工部侍郎杜谦调查余子俊。杜谦的品德可圈可点，并且很有见识，他认为余子俊不会有这么多道德瑕疵与违纪行为。在调查多日后，他交给了宪宗皇帝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了韦敬扔的那两块石头纯粹就是诬陷。第一：余子俊的确有易置边将的行为，但却不是个人恩怨；第二：余子俊对修筑长城的费用分文未入私囊。
不过，杜谦虽然给余子俊洗了清白，却不能不给余子俊以罪名，那就是他征集的工程费用和粮食都大大超出了皇帝的仁人爱物之心，所以，有罪。
宪宗皇帝虽然没有捉到余子俊的那两个罪名，但这个罪名就足以让他有理由治余子俊的罪。他勒令余子俊退休。可见，余子俊所以被驱逐出朝廷，就是因为韦敬的那块石头。
如果不是韦敬的那块石头，宪宗皇帝不会下令追查此事。那么，余子俊征集工程费与粮食超标的问题也不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韦敬落井下石的诬陷所以能取得效果，是因为跟余子俊的工作有关。余子俊为大明帝国修筑长城，以巩固国防，在一些人眼中，这样的工作是大有可赚的。而余子俊在工作过程中为了完成工作难免要有些小瑕疵，这样的小瑕疵在诬陷者的眼中就很容易被放大成为劣迹斑斑。但余子俊又不是那种避嫌而放弃为国效力的人，所以，他的被诬陷也就不可避免了。
6、助力的倪文焕
明朝天启皇帝在位时，不喜欢皇帝的日常工作，而是倾向于木匠事业，大太监魏忠贤以秉笔太监的身份成为明朝那段时期实际的执政者。朝廷上下几乎所有的臣子都依附于魏忠贤，天启一朝成了魏忠贤的朝廷。
倪文焕是一位御史，当魏忠贤飞扬跋扈于朝堂之上时，他并没有主动去投靠这个大太监。但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站在了魏太监这一面。倪文焕的脾气比较火暴，在某次与一位皇城守卒的交流过程中，他痛打了这位守卒。皇城守卒虽然只是一个兵，但其身份有象征性，他象征着皇城与皇帝。倪文焕的行为自然触犯了国家法律，于是，有官员就准备纠举他。倪文焕恐惧之下找到了魏忠贤的心腹“五虎”之首崔呈秀。二人平时也有往来，倪文焕当然希望崔呈秀能给自己指一条明路。当时，魏忠贤正在朝臣中招兵买马，崔呈秀就把倪文焕推荐给了魏忠贤。魏忠贤是个权可通天的人物，对倪文焕所犯下的这点罪行轻描淡写地抹去了。倪文焕为了感激魏太监的帮忙，就认了魏太监为干爹。自此后，这位魏太监干儿子的主要工作就是诬告朝中不肯与魏忠贤合作的正直官员，倪文焕的诬陷功夫很是了得，被他诬陷而丧命丢官的多达数十人。但倪文焕诬陷他人手法并不是直接攻击，而是落井下石。他在这方面似乎永远是个安静的人，他只是等，先有人站出来诬陷目标，他看时机已成，便从旁助力，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落井下石。
在他助力生涯中，浙江道御史夏之令被诬陷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夏之令始终不肯与魏忠贤一党合作，在朝中或明或暗地对抗魏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魏忠贤后来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让崔呈秀诬陷夏之令与帝国的边将熊廷弼密谋要杀毛文龙。
毛文龙非等闲之人，此人曾在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下曾担任过都司。天启元年五月，他率领二百名士兵，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于镇江活捉了叛将佟养真，一举收复了辽东半岛数百里。这件事在明帝国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因为在毛文龙收复辽东半岛之前，明军无一胜，明帝国的敌人满洲人无一负，而毛文龙却只用了二百人就改变了这种局面。此人虽然军功卓著，但在朝廷很多官员眼中却是一个不稳定分子。这当然是因为毛文龙此人不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要知道，身为武将，倘若不能将朝中的大批文官笼络，那么，始终就对武将抱有偏见的文官们定会群起而攻之。毛文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屑于与北京城中的那些文官打交道。事实上，他的军饷在讨要多次后始终得不到朝廷文官们的答复，已经使他彻底丧失了对这些文官的尊敬。他转而把热情向魏忠贤传递，但却不能因此而判定毛文龙是魏党的人。他所以这样，无非是解决军饷问题。
夏之令与许多情绪激动的文官一样，都对毛文龙的所为切齿痛恨。另外，他与边将熊廷弼的关系确实亲密，但身为御史，他绝不至于要与人合谋而取毛文龙的性命。魏党所以要这样诬陷他，全是因为他平时在提到毛文龙时态度上的强硬与情绪上的激动。
事实上，无论是夏之令还是熊廷弼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帝国不能没有毛文龙。自满洲兴起与明帝国为敌，特别是当满洲人占据辽东后，明帝国面临的是两线作战的局面。西线是宁远、锦州的明军，南线就是皮岛统帅毛文龙和明属国朝鲜。天启四年五月到天启七年三月，毛文龙曾五次兵袭满清，给满洲人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等于说，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士兵钻出来，给满清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清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的挑选骚扰攻击满清的地点时间，而满清是明知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因为没有水军而无可奈何。另外，毛文龙还起着联络朝鲜共同抗击满清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毛文龙在，朝鲜就敢于抗击满洲人。如果没有毛文龙，朝鲜的态度就很暧昧。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文龙死后，朝鲜就投降了满洲人。
夏之令虽然代表诸多文官痛恨毛文龙，但头脑清醒的他不可能做出有违人臣规则的事情。所以说，他与熊将军合谋欲杀毛文龙一事纯粹是魏党的诬陷。
但天启皇帝却认为有这样一回事，将夏之令免职。原本，这件事就可以这样结束了。但倪文焕走了出来，他落井下石说，夏之令得到这样的惩处太轻了。他解释说，毛文龙是帝国边疆必不可缺的一个棋子。夏之令想要动这个棋子，那就是想破坏辽东边事。倘若他的阴谋得逞，就是误国之罪。误国之罪怎么可以免职了事呢？
天启皇帝认为倪文焕说的很有道理，就把夏之令押进大牢，夏之令在大牢中坚决认为这是一件冤案，但魏党的审问官却不希望他这样认为，在严刑拷打之下，夏之令死在监狱中。
倪文焕的这种助力能取得成效，天启皇帝的昏聩是一大要素。但不得不承认，倪文焕有落井下石的才能。他能从一件本很普通的事情上抽丝剥茧，再生事端。夏之令原本就落到井里，再被倪文焕扔进来一块石头，可谓雪上加霜。
从倪文焕落井下石一案中可以看到，诬陷者在使用这一招时从来不是第一个出面的，他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他的目标陷入被动局面时，他及时站出来，狠狠地推了一把。喜欢落井下石的人所以被人唾弃，就是因为他总是躲在背后，在别人已经受到灾难的时候，把更大的灾难送给对方，使对方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民间说，咬人的狗喜欢偷下口，可谓是落井下石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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