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韩非死于什么
韩非死于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是个尽人皆知的。韩非是被自己的同窗、秦国丞相李斯诬陷致死。李斯用的手法是危言耸听，他在秦王赢政面前把韩非说成了一个危险人物，最终，专心于秦国前途的赢政把韩非囚禁，李斯又趁热打铁，以赢政的名义把毒药送给了韩非。
从李斯的生平来看，他不是那种喜欢诬陷他人的人。李斯本是楚国人。年轻的时候，在国家一个郡中担任小吏。某一天，他去厕所，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来时，这些老鼠惊慌失措，疲于奔命。李斯这个时候并无感觉，但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粮仓的时候，偶然发现粮仓里的老鼠却与厕所里的老鼠俨然不是同一境界，这些老鼠因为吃的是囤积的粟米而肥头大耳，并且在听到人的脚步声后，丝毫不紧张。李斯看着这些老鼠慨然叹息道：“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他的意思是说：同样是人，有的人就如厕所里的老鼠，而有的人却是粮仓中的老鼠。为什么同样是老鼠，而厕所里的老鼠却活的不如粮仓里的呢？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李斯的这番见识就是老鼠法则，老鼠法则认为，人生来平等，只要有抱负，并有能力实现抱负，就能改变一切处境，登上荣耀与荣华的最高峰。
老鼠法则所以在战国末期被李斯发现，自然与时代有关。春秋战国以来，以往的贵族主政制有了疏松，由于国家林立，君主们为了摆脱各种危机，仅凭借贵族阶层来支撑国家的运行，已近于不现实。各国的君主把目光投向了身处社会底层的知识精英们，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纷纷自立学说，并且也能得到君主的召见，施展抱负。纵横家们在这个时代可谓是如鱼得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危言耸听地劝说君主接纳自己。苏秦、张仪是这方面的代表。
在这种大背景下，智商不低的李斯发现老鼠法则也就自然而然了。李斯不但是个思想者，还是个实干家。他在发现了老鼠法则后，立即行动。他决定投名师，学习一套可以被君主接受的学说，以此成为仓中鼠。放眼天下，真正具备大师资格的恐怕只有当时的荀子。荀子实属儒家，在孔子把“仁”说透，孟子把“义”说尽后，他选了儒生所推崇的“礼”来开山立派。
在宋人苏轼眼中，荀子喜欢立异以为高，其言语颇偏激，很可能是他认为在追寻孔孟两位前辈已不能的情况下，才大发逆情之言。他认为人性本恶，人若成为完人，非用礼来约束不可。礼原本在孔孟那里只是一种自觉行为，但荀子却认为必须要通过强硬手段使大家屈于礼。由于荀子好为人师，所以李斯很轻松地就成了他弟子。在荀子门下，李斯遇到了他的师兄韩非。
韩非与李斯有着身份的不同，韩非是韩国贵族，其血统之高贵自然是李斯望尘莫及。但这不是李斯嫉恨韩非的原因，他既然能读懂老鼠法则，就坚信这个世界上贵族不过是仓中鼠而已，而他通过努力也可以成为仓中老鼠。让他对韩非产生敌意的是韩非的学识也有可观，并且在荀子看来，并不逊色于他李斯。
或许有人会说，李斯的学问之精与政术之巧，可谓前无古人。他似乎没有理由对一个学问精深的贵公子嫉恨。尤为重要的是，在崇尚纵横术的时代，韩非的口吃是致命的。一个不能与君主当面交流的人注定不会得到君主的垂青。所以，即使李斯在与韩非同窗时有所嫉妒韩非，也不过是埋在心里的。依他的观察，韩非作为韩国贵公子，学成后必要为他的祖国贡献力量。而李斯本人虽然此时还没有决定去哪里，但一定不是韩国。
几年后，在荀子的认可下，二人学成。韩非真的就回到了韩国。李斯在辞别荀子前，说了作为小人物的鸿图壮志：“我听说一个人遇到机会，千万不可松懈错过。如今各诸侯国都在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实权。楚王昏庸，不值得为他卖命，而中原五国国势已经衰微，他们的功业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建立的。放眼天下，恐怕只有秦国有潜力，现在的秦王嬴政想吞并天下，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和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啊！地位卑贱，而不想去求取功名富贵，好似禽兽！只等看见现成的肥肉才想去吃，如同行尸走肉。所以我认为，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但有些人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简直也是禽兽，我是与这样的人分道扬镳的。所以，我决定到西方去服务秦王。”
一个回到韩国，一个去往秦国，并誓要在秦国有所作为，原本，这二人是不可能再有见机会的。即使有，恐怕也只是寒暄而已，不会成为政敌。但造物弄人，几年后，二人真就走到了一起。韩非在李斯的危言耸听下离开了人间。
李斯的才能未必全从荀子那里得到，此人能发现老鼠法则，其观察力与思考力自然有非凡之处。在进入秦国后，他以师傅荀子的名声得到了权相吕不韦的赏识，在一个恰当的机会，他见到了秦王，于是有了下面的一段劝谏：“机会在平庸的人面前等于没有，而成大业的人就在于他能利用机会并且手快、手狠。您的祖先穆公虽然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灭亡山东六国，原因很简单。当时诸侯的人数还很多，周朝的声望还在，因此五霸交替兴起，而尊王。但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吞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我大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地方服从中央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象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使天下统一。所以我说，这是万世难逢的好机会，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抓住这个机会，一旦等诸侯强盛起来，又订立合纵盟约，即使是黄帝在生，也无济于事了。”
他的这番话的确让秦王嬴政很是震惊，李斯由此而成为朝廷官员，而秦国的灭六国战略也就此展开。李斯自然是这一战略的谋划者与执行者，随着秦国版图不断扩大，李斯成了秦国政府的支柱。
但不久后，韩国人派遣一位间谍以修渠名义来到秦国而被发现，秦赢政大怒，宣布了秦国的所有外国人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李斯为了解除危机，又上《谏逐客书》，他从秦国祖先重用外国人说起，试图让秦王相信，秦国不仅是因为重用了外国人而强大，而且重用外国人已经成为传统。
最后，他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身；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他警告秦王，如果您抛弃宾客，那么他们就会为其他的诸侯效命，使天下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不敢进入秦国，秦国不但失去了这些“武器”，还让对手得到了这些“武器”，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份著名的《谏逐客书》不但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名篇，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岜。秦王嬴政在看了这篇文章后，废除了逐客令，并仍然给予李斯以重任。
事情的结束并没有使李斯精神放松，在搜查那位韩国间谍后，秦王得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在韩国早已经妇孺皆知。书中的文章文风峻峭、气势弘伟、辞藻华丽、情文结合，其洞察力的深刻锐利、说服力的势如破竹和结构的严谨缜密以及文字之间透露出来的悲愤激越的情感让秦王震惊不已。尤让秦王失声的是，书中所讲到的国家战略，恰恰是秦国近几年来的国家战略。秦王对李斯评价这本书的作者：“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天啊！我要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有交流，死而无憾！）
李斯把这本书拿过来看了一段，就对秦王说：“此人叫韩非，是我的同学，韩国贵公子。”
秦王欣喜，决定向韩国采取军事行动，目的就是得到这个人。韩非在自己的祖国很失意，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韩王的认可，其所富国强兵的梦想自然也就无从实现。这对韩非个人而言是个悲剧，对韩国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过，韩国人所接受的文化显然不能接受韩非的理论。前面说过，荀子虽然自认学问出自儒家，但他的确是法家理论上的启蒙者，他的两个徒弟李斯与韩非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和李斯一样，韩非后来的学问也并非全出自荀子，他可能在思想上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体系。在他著名的《说难》、《孤愤》文章中，他把儒家孔孟谆谆告诫的“忠孝”彻底放弃，“仁义”成为口号，天下任何人所以能成大事，全是因为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恶”主导。也就是说，人有驱利避害的本能，并且，在本能的驱使下，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利用的雇佣与受雇的关系。君卖官爵，臣卖智力，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思想在中原各国都不能有市场，被儒家学说浸染多年的那些国君们即使行事以卑鄙，却不敢如韩非那样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秦兵压境后，韩国没有任何考虑，就答应了秦王要求韩非来秦的要求。韩非见到秦王后，历史记载：“秦王悦之，未信用。”原因也很简单，韩非口吃，而战国时代，君主所喜欢的是以语言加上表情、气氛所产生的效果的交流方式，韩非显然不能满足秦王的这一需求。秦王在失望之余，韩非的命运只能是被冷冻。
李斯深知在学问上，他不如韩非。在治术上，韩非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在他的文章中，李斯已经看到他的治理术因为可操作性强所以更能吸引人。即使是在韩非被秦王冷冻后，李斯也并没有与秦王一样把韩非视作无物。他决定要把韩非除掉，以防秦王哪一天心血来潮突然重用韩非。如果不能除掉，也要让他离开秦国，不至成为自己的威胁。
在文字与思想上精深的李斯去找另一位同类的错误，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在整理韩非的文章时，发现了《存韩》一篇，他认为找到了机会。在给秦王的上书中，他显然把自己也是外国人的身份刻意抹掉，他说：“韩非是韩国有王室血统的的贵公子。现在大王您想吞并诸侯，如果重用韩非，他最终会一心保全韩国而不顾秦国利益，这本就是人情所在。您现在不用他，让他长久的呆在秦国，等到把他放回韩国，秦国情况已被他了如指掌，这不是等于养虎为患吗？”
秦王默许了李斯的这一危言耸听，而李斯无毒不丈夫，他建议秦王随便找个借口把韩非杀掉。秦王不同意，但同意先把韩非关起来。
韩非在监狱中正思考何以落到这般地步时，他的学弟李斯给他拿来了毒药，就在那天晚上，韩非暴死于异国监狱中。
李斯在危言耸听，稍有头脑的人就知道，他诬陷韩非的那些话没有丝毫证据。韩非是为韩国人，但在韩国多年，却不被他的君主重视，李斯是最了解韩非的人，他纯粹是以“利”为人生信条。其不被国君重视就注定他不会再为这样的人效力。况且，仅凭韩非的思想即使回到韩国，也不能见病入膏肓的韩国起死回生。李斯亲自说过秦国现在扫灭六国如同扫掉锅灶边上的尘土一样，秦王也不可能不知道，在扫灭六国已成定居的大环境下，纵然尧舜在生也不可能改变什么。但他还是听从了李斯的话，原因无它，他对李斯太信任了。
而李斯的危言耸听所以狠毒之处就在于，他在诬陷后居然还亲自出马杀韩非，不但充当了诬陷者还充当了谋杀犯。
2、卢杞的杀人利器
唐德宗时有位宰相叫卢杞，此人可谓名门之后，有着一位高风亮节的祖父卢怀慎和一位清廉的伯父，并有一位在安史之乱中誓死效忠朝廷而殉国的父亲。这样的家世，在唐朝世袭制下，无论如何都让卢杞的身份不会平庸。
卢杞的才能也不能让他甘于平庸，此人口才出众。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那张嘴五体投地，据说，任何奇异的事经卢杞一解释，都能大白于天下。他能用一张嘴使黑白颠倒，能将草根说成金条。别人却无法反驳，因为他的思维有着超强的逻辑，严密得无懈可击。
不过卢杞这个人有一个缺点，而且但凡是有眼睛的人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脸上长了一块原本是时常出现在人的屁股上的胎记。《水浒传》中有位杨志，脸上就有这么一块让人非常不舒服的胎记，这种胎记长在脸上把脸衬托得特别青，所以，卢杞和杨志一样，都可以用“青面兽”的绰号来称呼。
但卢杞的心理素质特别好，或者说，他是个不注重外表的人。在他人眼里，他是个丑陋不堪的人，而他却从来不为自己的相貌自卑。使他更让人屡屡关注的是他的生活。在卢杞眼中，似乎生活简单的如一盆清水。他没有任何物质欲望，着破衣，食粗粮，确实能做到以苦为乐。朝臣们对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人生观无不表示钦佩，并且认为他继承了他家族的优良传统，是官员们学习的楷模。
卢杞的仕途也因此而畅通无阻，先是凭借祖荫获得了清道率府兵曹参军，后历任忠州刺史、吏部郎中、虢州刺史等职。在虢州刺史任上，他的行政才能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之后，卢杞升迁极快，一日千里，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人一旦得到极大的权力，本性就会改变。这是很多卢杞的同僚对宰相卢杞发出的感叹。卢杞自登宰相位上，开始了他的清洗过程。有人清楚地看到，卢杞所打压的那些人在当初都曾嘲笑或是攻击过卢杞。人们对他从前的印象立即改变，现在的卢杞宰相是一个刻薄寡恩，随时都要咬人的一条疯狗。权力使人变异未必就是真理。权力使人暴露其最阴暗狠毒的一面才是真理。卢杞当初的美好品德一去不复返，许多人都无法解释这种事情。只有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郭子仪多年以前就看清了卢杞的本质。
郭子仪对唐帝国有再造之功，安史之乱的彻底被平息，郭老将军功勋当仁不让。这位将军不但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还深谙保身之道。安史之乱被平息后，郭子仪立即选择了退休，在长安城中广置田产，大兴土木，为其奢侈的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纵情声色是他做给皇帝看的最主要的保身手段。在进行堕落腐化的生活过程中，他毫无遮掩。他的府邸大门无论昼夜都永远敞开着，他蓄养了多名年轻美丽女子，为的就是在有客人的时候与客人同乐。一次，郭子仪生病，官员们得知消息后都来探望他。郭子仪虽然有病在身，但仍和平时一样，叫出来数不清的歌伎舞女在会客厅里一字排开。然后让这些女子分别寻找他们的男人，大家一起喝酒听歌。
卢杞当时还在地方任职，在长安听说郭老将军有病在身，就独自一人前来探望。郭子仪得知是卢杞到来后，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以最快的速度退到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决不允许一个人留在外面。卢杞到来后，郭子仪很客气，行礼如仪，与卢杞谈天。
卢杞走后，那些疑惑不解的女人们都出来问郭老将军：“您平日接见客人，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人物，你从来都不避讳我们在场，为什么今天这样一个低级官员来，您却如此慎重呢？”
郭子仪以久经世故的口吻说道：“我这一生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所以我看人还是很准的。你们说的刚才的那个年轻人，你不要看他恭敬有礼，很有教养的样子。但他却是个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人，而且，我看他的城府相当深，所以将来必能登高位。”
这些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不理解郭老将军的意思。郭子仪就解释说：“他的长相有缺陷，而你们被我宠坏了，见到他的相貌后，肯定会肆无忌惮的笑，他必定会怀恨在心，将来就不会有我们好果子吃的。”
后来的事情证实，郭子仪没有走眼。卢杞在刚任宰相不久，就开始对从前嘲笑过他的人下手。只有郭子仪不但没有被他动过，反而特别尊敬郭子仪。应该说，我们宁愿希望郭子仪看走眼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卢杞的对他人的打击报复的武器只有一个：危言耸听似地诬陷。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杨炎之死。
杨炎是唐帝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宰相，他才能出众，政绩显著，并且曾成功地推行两税法，为帝国国库积聚了大量钱财。又由于其为官端正，有着良好的为官节操，所以在朝廷中有相当高的威望。他与卢杞的恩怨源于他看不起卢杞的为官之道。在与卢杞的几次交流中，杨宰相都对卢杞以鄙夷的态度视之。这种态度要求卢杞必须要除掉他。
卢杞开始不动声色，暗中布置对杨炎的复仇。
他的第一步是找到了朝臣严郢，严郢因与政见而结仇于杨炎。卢杞找到他，许诺给他以尊严和复仇的快感，严郢立即展开行动，他知道从杨炎身上即使下十倍功夫也不能起效。于是，他向杨炎的儿子——常使他父亲蒙羞的儿子——杨弘业身上下手。在对此人调查了多日后，他把罪证交给了卢杞。卢杞向皇帝反应，皇帝下令追查，追查的结果就是，严郢的调查很严谨，几乎条条属实。卢杞的第一步成功，立即展开第二步，他暗示皇帝，杨弘业所以敢于犯下数量繁多的罪行，无非是仗势而已。
杨炎就这样成了调查对象。
在多日的调查后，卢杞发现杨严这个人的确是传统官箴所要求的那种官员。他只找到了两条罪状。一条是杨炎曾经将自己的房产抬高价格卖给官府；一条是，杨炎对皇帝的命令置若罔闻，而把家庙建在了曲江池边。
在经过全方位的分析后，卢杞决定用第二条来把杨炎扳倒。
曲江被认为是王气所在，玄宗朝，一位大臣想把自己祖先的坟墓立于此，遭到玄宗的训斥。后来成为定规，杨炎把家庙立于此，肯定不是刻意为之，而很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但卢杞却在德宗面前危言耸听道：“玄宗朝不过昨日之事，杨炎肯定知道这样的定规，却在此地立家庙，这是要谋反啊。”
这显然是危言耸听，但这些话却让德宗皇帝放在了心上。不久后，杨炎被贬为崖州司马。后在卢杞的继续危言耸听下，杨炎被赐死于赴任途中。
危言耸听是把一件确有其事的事情无限制地夸大，在帝制时代，没有什么比谋反更让皇帝提高警惕并惶惑的了。卢杞的成功就在于，他把杨炎的事实一步到位地危言耸听到了皇帝不能容忍的极限。所以，他成功了。
但卢杞的危言耸听的之本事还不仅限于此，有时候，他还能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将一个人的影响力夸大，使他去承担无法承担的责任。颜真卿之死就是卢杞在这方面的成名作。
颜真卿是太子太师，又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在安史之乱中，他以地方官的身份与职责誓死抵抗叛军，并在叛军的后方采取游击战术，搅扰的叛军不得安宁。德宗朝，颜真卿已年愈古稀。他与卢杞为什么会结仇，各种原因不是很清楚。总之，卢杞宰相对颜真卿很是反感。
卢杞寻求除掉颜真卿的时候，发现要比除掉杨炎更为艰难。不过，不久后，李希烈给了他机会。李希烈是辽西人，德宗时被任命为淮西节度使，后晋升南平郡王。后来又兼任平卢、淄青节度使，奉命征讨割据淄青的李纳。不过或许是本家关系，李希烈在讨伐过程中突然反戈一击，将派他前来征讨的唐帝国当成了敌人。他的势力发展迅猛，短时间内就鼓动了河北藩镇朱滔、田悦等人造反，他自称天下都元帅。
当帝国的所有臣子都在为如何平息这场暴乱而心忧如焚时，卢杞很平静地向皇帝建议，应该派颜真卿去敌营，凭他德高望重可抵百万兵，若派这位老人家前去劝降李希烈，必定能马到成功。
这如果不是他糊涂透顶，就是在反其道的“危言耸听”。他刻意地夸大了颜真卿的影响力，真正目的无非是想把颜真卿推进深渊。皇帝并没有多想，他似乎对颜真卿的影响力也估计过高了。他派出了颜真卿，结果是，颜真卿来到李希烈营中，在谈笑自若地宣讲朝廷的恩典时被李希烈禁锢，后被勒死。
你也可以说卢杞是在借刀杀人，但如果不是他的被人诟病的危言耸听的武器发挥作用，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借来李希烈的刀。
卢杞后来的下场并不凄惨，他在把持朝政四年后因为泾原兵在长安城中发动了直指皇帝的军事行动而被朝臣们断定是罪魁，被贬为新州司马，继又被贬为澧州别驾于赴澧州途中病死。这个消息在多日后传到长安，朝臣们额手相庆。卢杞这个人和他贯用的危言耸听的武器一样，在后来成为人们唾骂的目标。
这位官居丞相之位的人并非浪得虚名，卢杞的才干相当突出，其所以能担任宰相多年，全是因为他善于“理财”。德宗即位后，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帝国经济已岌岌可危。大唐国库居然不能支付帝国军队半年的军费。卢杞的登场让德宗抓到了救命稻草。卢杞提出劫富济贫的政策，他规定，凡家产超出一万贯钱的，自留一万贯，多余的由官方借作军费。后来，他又“发明”了“税间架”。所谓“税间架”，就是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准，称为一间，分上、中、下三等，每间房屋最高可征收到2000文。经过他的这些措施，帝国的确得到了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卢杞却被万民唾骂。可以说，由于他的执政思路，使得他失去了百姓的口碑，由于他的睚眦必报，而使用诬陷这一武器屡屡攻击同僚，而使他失去了帝国臣子们对他的正面评价。他死后泉下有知，真不知该做何感想。
3、李存孝之死
被人诬陷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就如同行走在路上突然被一块天上掉下来的大石头砸到脑袋一样。在被诬陷者看来，自己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却遭到老天这样的对待，心中的愁苦可想而知。有的人在被诬陷后忍气吞声，有的人虽然力挺自己清白，却得不到回音。但有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他人诬告的内容变成现实，希望愤怒之下出奇迹。可惜，一旦被诬陷的言辞染上，就如同被幽灵盯上一样，实在很难脱身。五代时期的李存孝就这样一个例子。
李存孝本叫安敬思，出身贫寒，由于力气很大，就去军队里混饭吃。又因为打起仗勇谋兼备，所以，被他的主子大军阀李克用看中，收为义子，给他改了名字叫李存孝。
在很多民间传说中，军阀李克用有“十三太保”，而李存孝就是其中最厉害的一位。此人在正史中常常率领骑兵作先锋，逢人杀人，遇佛杀佛。双层铠甲是他的最爱，长矛也是他的最爱。他就靠着这两种最爱在敌阵中冲锋，但他没有最爱的马，因为每次打仗前，他都要准备几匹，一匹被累死了，再换第二匹。此人不但骁勇，并且言语幽默。但这种幽默只限于在战场上，在平时，他不但不幽默，反而很严肃，严肃到让别人讨厌他的地步。
文德元年（888），军阀李罕之被五代时期的最大军阀朱温进攻，遂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李存孝等人去救李罕之。朱温手下一名大将跟李罕之说，“你还是投降了吧。沙陀人（李克用是沙陀人）不是来救你的，是来送死的。”
李存孝一到，李罕之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李存孝。李存孝大怒，也不休息，带领人马就冲到了敌方营前，怒喝道：“呔，我就是沙陀派来的人。没有军粮了，你们赶紧派胖人出来跟我杀一场，我好充当军粮。”他这种话千万别看成是幽默，事实上，在五代时期，靠人肉当军粮的事很多。
朱温手下大将都不太胖，但面对这样的挑衅，虽然不胖也只能出战。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已经是李克用手下最骁勇的李存孝放在眼里，结果，他们大败。李存孝连追出四十里，不分胖人和瘦人，杀死一万多。
文德二年（889）八月，唐朝的皇帝昭宗在朱温的胁迫下下令讨伐李克用。李存孝在上党埋伏下三百骑兵，痛击前来征讨的潞州节度使孙揆。然后，飞快地奔往潞州打败了朱温手下大将葛从周，夺取了潞州。这年九月，李存孝在潞州等来的却是李克用命另一义子康君立为潞州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李存孝愤懑之心顿生。康君立虽然功劳不小，但在李存孝眼中绝对还是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义父的这一决定让李存孝很失望。
但他并没有把这种失望让李克用知道，按照常理来推测，如果他把心中的不满说给李克用听，很喜欢他的李克用一定会权衡一下。至少，李存孝手中的那根长矛就可以让李克用改变自己的决定。
但事情却向着并不好的方向发展着，该年十一月，李存孝收复晋州、绛州，李克用仅授他一刺使职务。两年后，李克用的邢州节度使安知建投降朱温。李克用让李存孝去摆平这个叛徒，李存孝希望父亲能给自己一个名头。李克用就封他为节度使。
安知建被平定后，李克用的“十三太保”中，大多数人都嫉妒李存孝。这种嫉妒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李存孝的战功，另外一部分是李克用的飞扬跋扈。他的确很善于打仗，也能把每场仗打得让李克用非常满意。但他只会打仗，在与同僚相处上，他的思维似乎患了偏瘫。
不过在五代时期，谁手中的刀枪锋利，谁就有资格说话，李存孝不在为人处世上下功夫也情有可原，毕竟他是靠真本事混饭吃的。他的武艺就足以让别人闭嘴。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明白了一件事，一味地去创造成功，而不顾及社交活动，肯定会吃大亏。
幽州的李匡威和镇州的王熔在李存孝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向中山侵犯，拥有中山的定州王处存因为总吃他们两人的败仗，就请李克用帮忙。李克用就让李存孝去进攻王熔，又让另一位太保李存信担任总司令。
唐景福元年（892）正月，李匡威出兵救王熔，双方就要开战前，李存信主张先攻王熔，李存孝反对，他想在围城的前提下打击前来援助的李匡威。
总司令李存信很是愤怒，他是最高军事长官，而李存孝却忽视他的计划。一向就很嫉妒李存孝的他最终决定给李存孝以好看，他向李克用污蔑李存孝，说李存孝和王熔经常眉来眼去。李克用有些相信，因为在五代，叛徒的数量最多。况且，在那个武人猖狂的时代，谁有大刀大枪，谁就可以为王。李克用担心之下命令李存孝进军，而李存孝这个时候认为时机未到，李存信立即危言耸听，他说，李存孝有二心。
李克用震怒，给李存孝传口信，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是不是有二心，为何不进攻？
李存孝当然是气得死去活来，他多年以来为义父肝脑涂地，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评价。他在震怒之余，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父亲喜怒无常，这个口信证明父亲明显是相信了别人的危言耸听。那么，事情就很不好解决了。即使这次战役以胜利而结束，他的父亲会不会真就放过他呢？多年以来，他父亲待他其实并不厚，他也偶有怨气。此时，他并没有想如何向父亲解释自己的军事战略。他想的是，如何解除自己身上的诬陷之词。思来想去，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诬陷他有二心，那他就顺水推舟，就有了二心吧。
他给王熔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投降。因为在李存孝眼中，王熔还不配做他的头。但不久后，他居然和王熔联合向朝廷上呈表章以邢州、州、磁州三州归顺朝廷，并请求赏赐给他节使度的旌旗节铽，以及会同各道军队讨伐李克用。
李克用被气得死去活来，该年三月，李克用联合王处存攻打王熔，结果却被王熔打败。第二年，李克用再领大军攻王熔。王熔迎战。在平山，王熔被打得狼奔豕突，李克用趁势进击他的老巢镇州。王熔无奈之下只好投降，保住命的条件就是他要和李克用一起攻打李存孝。
李存孝既恼怒又羞愧，他觉得自己看错了人。该年九月，他在黑夜向围攻他的李存信大营发起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李存信向父亲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兵前往，把李存孝所驻扎的地方围起来，决定要活捉李存孝。他采用的方法就是在城的四周挖沟，但总被李存孝的军队冲击，所以，沟总是很难成。但李存孝的属下却对李存孝说：“您所畏惧的只是晋王（李克用）。晋王待沟堑筑成，一定会留兵围城自己退去，他手下诸将都不是您的对手，筑好了沟堑又有什么用？”李存孝居然真的就认可了这句话，他不再出兵去冲击李克用的挖沟队伍。一个月后，沟堑筑成后，深沟高垒，无法靠近，李存孝非常被动，不久，城中粮尽，士兵们无心守城了。
唐乾宁元年（894）三月，李存孝登上城楼，哭着对城下的李克用说道：“儿蒙王的大恩，位至将相，难道愿意舍父子的关系而投仇敌？这是由于存信诬陷的缘故。希望能活着见王，说一句话就死。”别人把原话讲给了李克用听，李克用很是伤心。他想，是啊，这个孩子平时很乖的，并且是自己的头马。如今犯了这样的错即使没有理由，也应该得到原谅的。
可他自己又不好出面，就派了自己的老婆入城去跟李存孝谈。不久，李克用老婆带着李存孝来到了李克用面前，李存孝跪在地上，承认错误，很是诚恳：“儿于晋有功而无过，所以至此，是存信的缘故！”
李克用见手下没有声音，只好呵斥道：“你写给朱全忠、王熔的信，大肆毁谤我，这也是李存信逼你干的吗？”
李存孝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说话！
李克用等了半天，还是没有等到任何人向他求情赦免李存孝。只好将他押回太原，不久，按照军规，将其五马分尸之刑处死。据说，李存孝被五牛分尸时，五头牛拉不动他。但当他听到李克用在帐营内哭个不停时，才放开力气，让牛将自己拽开。
李存孝死后，李克用有十多天对武将们大打大骂。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些人应该为李存孝求情，然后让他有台阶给李存孝。但之所以没有人为李存孝求情，一是嫉妒他的战功，二是，此人在武将们心中并非是道德标杆。
一百多年后，关于李存孝的传说如雨后春笋。《石头人招亲》是讲他父亲的、《十三太保》是讲他在李克用手下的风光史的、《打虎收孝》是讲他打死一只老虎而被李克用收为儿子的。至于其他的关于李存孝的故事非常之多，甚至有些明明是李克用的，也都放在李存孝身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传奇故事呢？第一，李克用深爱着李存孝。第二，李存孝是那个年代一位最勇猛的武将，又是一直维护唐朝李克用手下的孝顺儿子。后人的传说中难免要和“忠孝”二字扯上关系，李存孝想没有传奇都不成了。最后，后人认为李存孝是被诬陷而反叛的，所以，李克用在杀他后很后悔，悲剧使人创造传说。
在李存孝死后，李克用的军事势力逐渐变弱，最终，他死在了朱温的手下。因为一次小小的诬陷，而使李存孝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道路。可见危言耸听的诬陷之辞实在是射中人性弱点的一支利箭，如李存孝如此英勇的人都无法躲避，更何况其他人？
4、寇准该被诬
宋朝真宗在位中期，雄据北方的辽朝为了摆脱国内经济的危机，对大宋采取了军事行动。此次军事行动，辽国相当重视，最高军事长官则为辽国的萧太后。辽军一路势如破竹，宋军的毫无准备与战斗力脆弱的传统使得辽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行进到了黄河边，兵锋直指大宋都城汴梁。
汴梁实在不是都城的最好城市，北方的民族只需要用上三到四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黄河，渡河后，前面是一片平坦之地，无险可守，等于说，敌人一旦过了黄河，从军事战略角度而言，就等同于兵临汴梁城下了。
辽军还在黄河以北休整，准备过河。汴梁城已经乱了。真宗皇帝多次召开会议，希望大臣们拿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有大臣认为应该向南迁都，大臣寇准认为不可。他希望皇帝能御驾亲征，按他的说法，一旦真宗到前线，士兵士气会被激起，真宗一人就是十万大军。
真宗开始的时候很不情愿，国家虽然是他的，但国家的财富与荣誉是他的，国家的危机在他看来并不属于他。不过，寇准的坚决与朝臣们的要求最终让真宗御驾亲征。
多年以后，宋军和辽军对峙在澶渊一带所进行的多次战事已经不重要，真宗皇帝的亲征的确给宋军注入了活力，最终，辽国的进攻在屡屡受到阻止后希望能与大宋签定停战协定。
真宗皇帝自然是大喜过望，他是个不喜欢诉诸武力的君主，寇准要求他亲征已使他当初很为难，在战争过程中，这位君主始终坐卧不宁，辽国希望停战的决定无疑给了他一个台阶。他要求正在全神贯注地对付辽国的他的臣子们立即停战，去跟辽国商谈停战协定。
10个世纪过去了，许多人还对宋辽的这场战争认定是宋胜辽败。如果真是这样，当真宗皇帝派出去谈判的曹利用在临行前就不会被他规定了进贡数额。真宗皇帝并非是庸主，从他执政的能力与热情而言，他不可能做出那种明明赢了战争却还要赔款的愚蠢行径。真宗离他的祖先太祖、太宗朝不过四十年，太祖的南征与太宗的北伐或多或少都给他以雄心壮志，对北方的少数民族进行战争并试图击败之在真宗心中可能是热切盼望的。而他所以要做出进贡的举动无非是他知道，如果不立刻进行停战，失败的一方肯定是大宋。在他心目中，大宋军队已经无法支撑到最后。辽国的这个台阶给得恰到好处，当曹利用临出发前，被寇准叫住了。寇准以威胁他生命的口吻向他做出指示，进贡数额绝对不能超过十万两，并且，绝对不割一寸土地。
在与辽人的谈判中，曹利用坚决地否定了辽人要宋归还已被宋收复的瀛漠二州的要求。其强硬的态度让辽人最终选择了放弃，两国达成最终协议，宋方一年出银十万两，帛二十万匹。辽称宋为兄。这就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澶渊之盟，无论它在后世那里引起了多少争议，并不是我们要叙说的内容。真宗是手舞足蹈的，回汴梁后，寇准之前的决策使他成为焦点人物。在所有朝臣眼中，寇准的从政生涯即将辉煌地到来。的确，澶渊之盟是在寇准的主持下达成的宋辽之间第一个重大和平条约，这份条约对宋朝当时的对外关系以及后来一百多年和平局面的维持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后来仁宗时代的大臣范仲淹就评价寇准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范仲淹并没有夸大其辞，一位宋人叫陈莹中的就客观地说：“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
宋朝的天下用一位耿直之臣而言就是皇帝与士大夫的天下，在任何朝代，臣子的本分只尽限于文死谏武死战。宋朝官员却能与皇帝抗争，用范仲淹的话就是可以“左右天子”。这当然不是要有出轨举动，而是宋朝的庙堂风气。寇准左右了真宗让其亲征并得到了百年和平，所以天下人才赞誉他是大忠。
然而，寇准只具备一个政治家该有的能力，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该有的心机。从他对真宗咄咄逼人的左右中就能看得出，以自己的情绪去左右甚至是他人，并非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为。
在得到真宗的高度重视后，寇准以为这个时代真是他这样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有的。他开始大权独揽，实行宰相专政。在人事任免上，这种专政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可以随意任免他认为胜任的人，随意罢免他认为不能胜任的人。甚至是在制度规定上不应当由宰相插手的御史的任用，寇准也指指点点。
这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他已经超出了作为臣子的本分。他所以还能与真宗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全是因为自澶渊之盟后，他积累下来的声望。真宗实在是投鼠忌器，即使有不满，也无可奈何。但是，皇帝的仁慈停留在任何臣子的身上都是转瞬即失的。当被寇准得罪的那批人开始有预谋地对寇准进行打击的时候，皇帝的仁慈就如同一台机器，立即停止运转。
宋制，皇帝没有权力或者说不能没有理由地废宰相，必须通过朝臣的弹劾才可以。寇准的政敌们在准备就绪后，开始向寇准发动攻击。最先攻击寇准的是一个叫申宗古的平民，任何人包括真宗皇帝自己都知道，这个人的攻击寇准不是出于本意，他的背后有一只操纵着他行为的手在控制着他。这位平民利用的手段自然是诬告，他诬告寇准勾结宋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谋反。
皇亲往往都是危机四伏，即使他们享受着天下惹人羡慕的荣华富贵，但他们同时要承受着皇帝的猜忌。因为从影响力与实力的角度来看，皇室成员造反的成功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人。寇准的被诬告显然是他的政敌寻找到的最好的突破口，真宗皇帝立即下令调查，结果是空穴来风。但寇准不能辩驳。在调查过程中，寇准没有只字片语与宋真宗的交流。还是与他同时为相的毕士安（此人在澶渊之盟中与寇准合作无间，可谓是志同道合）挺身而出，“力辨其诬，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斩之”，真宗自然不能因为这样的诬告而定寇准的罪，所以，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这一次的失败却并没有让寇准的政敌安静，相反，真宗对此事的认真态度让他们看到了搞掉寇准的曙光。他们又重新部署，准备进行更大的一次对寇准的诬告行动。
这里就有一位才识兼备的被后来称为北宋五鬼之一的王钦若。王钦若的才识完全符合帝制时代一位奸诈官僚的标准。他聪明好学，善于投机取巧，邀他人之功为已功。在太宗朝时期中了状元，真宗上台后，由于其敏感的侍君能力得到了真宗的喜爱。最善于的就是挑拨离间，谗语伤人打击政敌。
他与寇准的矛盾缘于嫉妒，真宗对寇准的已经超越了君主热情限度的在赞誉让王钦若非常不舒服。在一次与真宗的谈话中，王钦若决定对寇准进行诬告。
下面就诬告的还原。
王钦若：“陛下您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保卫国家的功劳吗？”
真宗：“是啊。”
王钦若：“澶渊这次战役，陛下不以为是耻辱，却认为寇准有保卫国家的大功劳，这是为什么？”
真宗很吃惊：“为什么是耻辱？”
王钦若：“城下之盟，《春秋》都认为是耻辱的；澶渊之盟就是城下之盟。凭着陛下你拥有万两兵车大国的皇帝的威严，却结了城下之盟。试问天下还有什么耻辱能像这个耻辱这么大呢！”
真宗皇帝的脸色立即有了改变，王钦若趁热打铁：“陛下听过赌博吗？赌博的人在他快要输光了钱的时候，就会倾其所有，拿来作赌注，这就叫做‘孤注’，陛下您，这次就是寇准手上的‘孤注’，这是极其危险的。只是侥幸没有输掉，否则，后果岂能预料！”
自此后，真宗皇帝对寇准的敬重每况愈下。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年，就因为他人的弹劾，寇准被免相，派任陕州知州。
王钦若的诬告手段可谓是换一个角度的旧事重提，他抓住了真宗对寇准敬重的最根本的事情进行反角度的解释，使得在真宗心目中的寇准的形象大打折扣，近而使真宗彻底从心上摈弃掉寇准的伟大。
但是，不得不承认，王钦若是在危言耸听。澶渊之盟的签定并非是如王钦若所言的那样是耻辱，绝对是宋军不能实现真宗的取胜意图。当然，他也抓住了真宗不想承认自己是不能取胜的君主这一自尊而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寇准身上。真宗想不接受他的分析都不可能。另外，寇准当初的确是站在国家利益的基石上希望真宗亲征，无论如何，士大夫寇准都不可能把至高无上的皇帝当作一个筹码来随意抛掷。危言耸听在这里表现出了它极大的攻击力，即使是深受真宗敬重的寇准也不能例外被击中。
5、从朱熹的“伪学”说起
朱熹朱老夫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那套思想曾被人诬陷为伪学。诬陷他的人认为他不但不是孔门之徒，还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此人叫韩侂胄，是南宋时期的一员武将，此人出身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是北宋名臣韩琦。他的发迹是因为父亲娶了宋高宗皇后之妹，他一跃而成为朝中可以说得上话的寥寥无几的武将之一。
韩侂胄是个激进分子，他始终坚持北伐，并在开禧二年（1206年）发动了开禧北伐，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韩侂胄不是那种畏缩不前的人，他勇于进取的精神与南宋当时的朝臣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他非完人，为了权力，他也善于使用诬陷的手段而将政敌置之死地。朱老夫子虽然不是的他政敌，但却是他除掉一位政敌后的“狗尾续貂”。他的这位政敌叫赵汝愚，是皇室成员。汉恭宪王元佐的七世孙，孝宗时期，赵汝愚被擢为第一名进士，并进入政坛，孝宗禅位给光宗的时候，他任直学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后来被调回京城，供职于枢密院。
枢密院在南宋时期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赵汝愚后来成为枢密院的最高长官，原本是件可喜可贺的，但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赵宋家法：宗室不能担任执政官，为的是不可影响皇权尊严。实际上，是因为皇室成员与皇帝有着血缘关系，其影响力很容易被塑造，对皇权有威胁。
赵汝愚最开始是反对同僚提他为枢密院最高长官的，但这些人并没有从他出身的角度来认识他，而是从他的道德水准与能力上来认识他，近而判定他有资格担任枢密院最高长官。皇帝光宗也认为这位亲戚有这个能力，最关键的是赵汝愚是那个时代官员的道德楷模，给事中黄裳评价他说“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就是很好的注解。
然而黄裳不是赵汝愚，他没有在其位，不但不谋其政，还不知那个位置要求赵汝愚必须不但要是道德的标杆，还需要八面来风，左右逢源，否则，任是谁，都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呆上太久的时间。自赵汝愚执政起，就被很多人盯着。他自然对除了皇帝以外的皇室成员不得执政这一条祖宗训诫相当清楚，所以他谨小慎微，力图让人找不到攻击他的把柄。
但他还是得罪了韩侂胄。韩侂胄虽有君子积极进取的精神，但却无君子光明正大的道德。他与赵汝愚的结仇缘于孝宗的丧礼仪式，在仪式上，赵汝愚和另一位高官因处理一件事情而发生了不同意见。韩侂胄此时或许是为了巴结赵汝愚，又或者是缘于他们二人都跟皇帝有亲戚关系，所以，他施展自己的本事，诬陷那位高级官员。结果这位高级官员被宁宗出判建康，同时任命了赵汝愚为光禄大夫、右丞相。
在韩侂胄看来，他帮了赵汝愚一个大忙。但赵汝愚却对这个结果不领情，他不但不感谢韩侂胄，反而责怪韩侂胄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失臣子之风，因为一个正直的臣子不会使用这种手段跟他的同僚交流。韩侂胄自然很气愤，但这还不是他最气愤的事情。
光宗后期，因病不能视朝理政，赵汝愚为了国家前途，就与一位高级官员策立了光宗的第二子嘉王为帝，此人就是宁宗。他们的密议是由韩侂胄交给太皇太后，并被获准的。宁宗继位后，韩侂胄希望赵汝愚能看在他递信的份上要求一份功劳。但赵汝愚给予的拒绝。他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怎么能提功劳呢？只有宰相之类的辅臣才配得赏。”他的意思是说，他们拥立宁宗是他们的本分，这应该做的事本该不求回报的。赵汝愚熟读圣贤书，圣贤的教诲却没有让他懂得人性的弱点。一个人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的确可以对自己无私，但你不能用同样的条件去要求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难道就可以施于他人吗？你喜欢的别人未必喜欢。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几人真的可以做到报效国家而不求回报的呢？
韩侂胄自然碰了一鼻子灰，自此后，他开始与赵汝愚面合心不合，并对赵汝愚进行了无痕迹的打击。朱熹与赵汝愚在谈到韩侂胄的时候，这位老夫子劝赵汝愚对韩侂胄应该尽到场面上过得去，不要闹得太僵。赵汝愚的解释很耐人寻味。他认为，韩侂胄不过是裙带关系的得利者，是偏辟之人，这样的人岂能兴风作浪动他分毫？
当然，赵汝愚没有把宋朝的传统说出来，那就是作为武将的韩侂胄注定一生不会有所作为，武将在大宋保身还来不及，哪有精力去做其他事情？
赵汝愚大错特错，韩侂胄不仅仅是一员武将，还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小人。凭着他外戚的身份，他与宁宗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但韩侂胄知道赵汝愚在宁宗心中的份量，他在没有十足把握将赵汝愚一击而中之前，必须要按兵不动，但却暗渡陈沧。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赵汝愚执政几年来的确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曾以为赵汝愚能给他们带来名位与富贵，但赵汝愚没有任人唯亲的作风。大多数来找这位大宋的执政官的人都碰了壁，扫兴而回。在扫兴之余，又不免添了几分愤恨。赵汝愚所不明白的是，他手中的权力正在渐渐变成一种慢性毒药，开始谋杀他。
韩侂胄立即与这些人取得了联系，在交流过程中，他暗示这些人在与赵汝愚的战争中打头阵，而他自己则作为后援或是一支奇兵，在机会到来之时给赵汝愚以致命一击。双方达成协议，置疑赵汝愚的声音开始在朝堂响起。所谓的置疑无非是赵汝愚在一些政事的处理上太过于死板，而不懂得变通。这些无关痛痒，甚至是吹毛求疵的批评让宁宗皇帝淡然一笑，赵汝愚还是赵汝愚。虽然他心怀忧惧亲自向宁宗解释过自己的为政思想，但宁宗给了他最大的安慰，让他放心，群小的攻击不过是一群苍蝇而已。
可是，这种置疑与批评不厌其烦地循环，最终打破了宁宗的专注。据一些攻击赵汝愚的人说，赵汝愚广纳门客，不符合宗室的规矩。这话并非是诬陷，《宋史》记载赵汝愚“聚族而居，门内三千指，所得廪给悉分与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无间言。自奉养甚薄，为夕郎时，大冬衣布裘，至为相亦然”，这种重情重谊在他人的口中居然就成了广结势力的表现。韩侂胄最了解宁宗的心理活动，他见时机已经成熟，就指使一名官员向宁宗危言耸听。这位官员表示出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莫大担忧，他说，赵汝愚与皇帝是同姓，让他居执政官的位置，容易以权势拉拢人，倾陷社稷，将对国家不利，请求罢免他。
赵汝愚虽然极力辩驳，但宁宗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倘若真的窃取国家神器，赵汝愚或许真就有这个能力。赵汝愚被罢，很多人自然为他鸣不平。国子祭酒李祥认为赵汝愚在内禅中“以枢臣独不避殒身灭族之祸，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博士杨简也认为去之不情。韩侂胄立即出手，将这些站在赵汝愚一边的人诬陷，清出朝廷。
在把赵汝愚彻底搞掉后，韩侂胄发现，他虽然清除了赵汝愚，但却没有清除掉天下人心目中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认定赵汝愚是一位道德上的胜利者，或者正在向圣人迈进。
韩侂胄自然有办法，于是，他把道德衡量的标尺，当时与赵汝愚最友好的人物朱熹纳入法眼。这位始终是被天下人认为是唯一一位可以衡量道德的人所提倡的道学被韩侂胄抛弃，称之为伪学。在韩侂胄看来，只要将这个抛出道德标杆的人扔进无人注视的垃圾堆中，天下人就不知道赵汝愚是什么样的人，而他的胜利很可能就成了正义战胜邪恶的标志。这无疑是掩耳盗铃，但赵汝愚却永远不会再回到朝廷，为朝廷尽忠尽力了。
6、刘懋的打抱不平
因为打抱不平，而帮朋友的忙，最终却让一个帝国毁灭，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个人的的名字叫刘懋，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崇祯元年被提为刑科给事中。他所帮的那个朋友叫毛羽健，是一名御史。
这件事还要从崇祯二年（1629）说起，这一年，天启二年的进士而由知县升为御史的毛羽健向崇祯皇帝汇报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他说，兵部调动部队征用驿车的文书只看见发出的，没有交回的。一些人将乘坐驿车的文书互相借用，一张纸经过多次涂改修补。最后，他痛陈道：“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他希望崇祯皇帝悬赏捉拿这种破坏驿递制度的人。毛羽健并没有危言耸听，他所说的句句属实。崇祯皇帝当即命令有关部门严加清理整顿，这一整顿后，长期积聚的困顿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毛羽健似乎没有看到这种效果一样，又上疏崇祯皇帝，认为驿递制度存在的作用已经非常小。但这一次，崇祯皇帝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办理，他认为毛羽健有点危言耸听、小题大做了。他明白毛羽健的意思，就是把一些作用非常小的驿递裁掉。但这关系着大明朝二百多年来的一种驿递制度，没有充足的理由，崇祯皇帝还不敢否定祖宗之法。
驿递制度始于洪武年间，当时，贵州土司、宣慰使霭翠受明政府节制。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起，实权由夫人奢香掌控。当时，作为朝廷命官的贵州都督马烨很想将贵州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奢香的毛病，并当众将这位妇女扒光了上衣，用板子子痛打其背。
当然，这种刑罚——扒光女人的衣服而打板子明朝中原是司空见惯的，但在贵州，这种刑罚很少使用，马烨这个男人似乎低估了少数民族女人的羞耻心和报复心。当他痛快地将这个女人打完后，奢香夫人的族人们已经咸集于其军门前，大声高呼“愿尽死力助香反”！
马烨无奈，只好放了奢香夫人。这位夫人并没有选择造反，而是派了亲信飙驰入京面圣陈事。朱元璋听后，令其速折简招奢香夫人进京。
两人见面，朱元璋问：“你被马都督羞辱，如果我能为你除之，你拿什么回报我？”
奢香叩头道：“愿世世维护当地少数民族安宁，令不敢为乱。”
朱元璋笑道：“这本就是你的职责！”
奢香道：“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
回贵州后，奢香夫人即率众族人开山辟岭，掘土筑路，终于贯通560余里山路，设九驿，这就是著名的“龙场九驿”。
原本，驿递的效用止在递送使客、飞报军情及转运军需等项。并在长时期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嘉靖年间，全国共设水马驿1259处，万历间裁为1036处，本拟为确保政务、军务的时效性，因其重要性要被称为国家之血脉。可惜，历百年后，驿递已名实不符。
主要一个方面就是毛羽健所指出的驿递文书的互相借用，大名鼎鼎的徐霞客在广西游历时，他就是无权免费在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由此可以看出，驿递管理制度到明朝后期已然疏废，驿递也由原先只供军事情报及差遣命官之用，而转为纵无关涉的大小官员们一并享受的服务。
大明帝国恐怕只有崇祯皇帝不知道这个事实，作为御史的毛羽健，其官职就决定着他必须要吹毛求疵。但这一次他对驿递有如此看法，却不是因为他的职责所在，而是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老婆温氏。
毛羽健在崇祯元年由知县升为御史，调入北京，这让他大喜过望。因为他实在不喜欢呆在家里，在他的家他的妻子温氏让他每日不感叹人生苦长。据说，温氏这个人从头发到脚底板，没有一处符合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她看来，妇女之德就像是她身上的虱子，一旦发现，就立即卡死它。这无疑就是最典型的悍妒之妇。
毛羽健娶了这样一个女人，每天都被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这种滋味被民国时期一位叫宣永光的人铺陈的很有味道，他说：“我宁愿得罪一个强盗，也不愿得罪一个悍妇。得罪强盗，顶多挨一枪，万事大吉了；若是得罪一个悍妇，你可就受罪了。她能让你如入地狱，让你死去活来，让你生不如死。”
毛羽健当时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他到京城后，高兴异常，就纳了一个小妾，过过正常男人的生活。谁想，有一天，温氏突然从老家杀到，杀了个他措手不及。小妾被打个半死，他也被罚跪一天一夜，并承受了温氏一天一夜的无休止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
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定义此次事件为捉奸，但在明朝，温氏的行为该受浸猪笼之罚。其实，她对丈夫的一切所为都应该受到浸猪笼的待遇。可毛羽健没有这个胆子，这位中国古代活得最差劲的男人在跪着时，想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一下就想到了驿递制度，他的老婆告诉他，自己是靠驿递制度才这么飞快赶来的。于是，他恨上了驿递制度，就有了给崇祯皇帝的报告书。
这自然不是我的胡编乱造，而确有其事。这个故事虽然在《明史》中没有记载，但却在时人的笔记中有素材。毛羽健的这个故事记载于不知撰人的《秋灯录》中，全文如下：羽健嬖其妾，以妻乘传至，不及豫防，乃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天大的国家之事居然和枕席之事联系起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并不仅仅是《秋灯录》有此记载。在自署“花村看行侍者”的《谈往》中，有一条“流寇滋蔓之由”也谈到这件事。全文如下：流寇之起，始于裁驿递。驿递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刘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遣之，来速不及预防。羽健恚极，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而懋附和成之。驿递一裁，游手千万人，倚驿递为生者无从得食，相率为盗，遂至滋蔓。闯贼得以招集之，流毒中邦，覆灭宗社。两人首祸，万死不足赎，而实酿于一妇人。呜呼！女祸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惧哉！
这里面有两个人物，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刘懋，另一个是李自成。书中谈到，刘懋促成了裁撤驿卒之事，而由于裁撤驿卒，让驿卒李自成失业，再让他成为刁民，最终灭掉了大明江山。该书作者最后说，毛羽健与刘懋万死不足赎，可两人的罪过实源于毛羽健的那个老婆温氏。
刘懋与毛羽健有着亲戚关系，在毛羽健频繁上疏要求对驿递制度进行改良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位亲戚，在问明了情况后，他很为毛羽健的婚姻感到悲哀与同情。在毛羽健二次上疏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回应后，他在崇祯二年（1629年）上疏崇祯皇帝，建议裁驿，声称：“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递的约十之七八，而驿递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我们不得而知，刘懋是否真的替大明帝国着想，但他的话就是有点小题大作。崇祯皇帝祖宗们所以要设立这一制度，并且多年以来始终存在，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刘懋是个比较聪明的人，在上疏中，他把着眼点放在了崇祯一直希冀的财政问题上，他指出，如果将裁掉的驿卒的工资用在对付满州人身上，实是两全其美。但是，这些不发的工资积攒下来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而这些工资是否真能解除满洲人对明帝国施加的压力，也是个未知数。但他却敢说，并且夸大其辞地认为，废除驿递制度就可以给大明帝国一个美好的明天。
崇祯皇帝真的就听了他的建议，该年五月，他下令让刘懋改任兵科给事中，专管驿递整顿事务。但是刘懋的整顿之路并不顺利，他被许多朝中许多大臣指摘。岂止是指摘，简直就是想让他马上去死。给事中许国荣、御史姜思睿等大概知道他和毛羽健的亲戚关系，也知道毛羽健为什么要建议裁撤驿卒，纷纷上疏请求崇祯皇帝收回成命。但崇祯皇帝不准。这两人随即把矛头对准了刘懋，他们偷偷在家做法，呼刘懋的名而诅咒之，把刘懋的画像挂在树上，开弓射它。
到了崇祯四年（1631），刘懋已是身心俱疲，再加上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后加入了造反大军，刘懋虽然为崇祯皇帝节省了许多银子，可终究受不住朝臣与百姓的同时唾骂，辞官而去，可悲的是，他死后，家人居然雇不到一人抬他的棺木。
如果我们把驿递制度看成只是一项具体政务，那么，它的积弊是非常多，作为科员的刘懋和毛羽健都是有责任稽察究劾的。但是，如果将这一制度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来考察，这二人的危言耸听就有待商榷了。
明帝国自天启以来，西北屡闹饥荒，民生日蹙，三边民变既起，崇祯继位后，这一状况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裁驿一着实为牵一发动全身之举。按刘懋五分裁三之议，各地驿马所夫遣去大半。这些人在失业后纷纷投入造反行列，陡然成为朝廷大患。就在崇祯三年，变民领袖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被三边总督杨鹤逼得已无去路，纷纷乞降帝国。可刘懋的裁驿递一实行开来，许多驿卒都加入了造反大军，造反大军势力大为兴盛。
许多史学家在对明朝的那段历史考察后，都认为大批驿卒的失业是导致各路农民军由危转盛的一个直接原因。这里面就有一位后来的英雄——李自成。
由后来所知，裁驿的确对明朝政权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明季北略》就很直接地指出：“祖宗设立驿递，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肓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刘懋并非是真的想给明帝国制造一个死对头李自成。但由于他的夸大其辞，却让崇祯皇帝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从而最终导致了李自成攻入北京，灭掉了明朝。
专著于蝴蝶效应的专家认为，许多历史的变局往往出于若干偶然因素。所谓偶然因素，大概有两种情形：一是由时间和空间等外在原因造成的意外变故，一是某些重要人物的个人意志或其生死出处带来的影响。比如张良谋刺秦始皇，博浪沙椎击而误中副车，系“操作”失误，当属前一类；而毛羽健因为悍妇的关系给崇祯皇帝写报告，后来又得到亲戚刘懋的推波助澜，终于造成了李自成的诞生，这是主观上的问题，则为后一类。假设如果张良没有“操作”失误，秦始皇被杀掉，毛羽健没有那样一个悍妒老婆，秦朝的历史和明朝的历史或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历史有时候真是系于一瞬之机或一念之间。
很多历史学家似乎都不敢承认，明王朝的灭亡是和一位中低级官员的危言耸听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的一个看似是冷静分析的上疏，使得李自成投入乱民中，最终修成正果，灭了明朝。
从诬陷学的角度来看，刘懋无疑是个伟大的诬陷者，他诬陷的是存在于帝国二百多年的制度，而随着他的成功，由于他的这次危言耸听的诬陷使得他最忠诚的帝国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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