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逼反了陈豨
陈豨是西汉帝国初年的一员猛将，从刘邦起兵直到建立汉帝国，陈豨始终伴随在刘邦左右，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平定代地，被封为阳夏侯。后来，高祖皇帝与匈奴开战，被围困于平城，脱险后因见代地乃重地，就任命陈豨为代相，统领边兵，防备匈奴。西汉帝国制度规定，诸侯国的国相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并有监督与辅佐诸侯王和对中央直接负责的任务。高祖皇帝当时并没有封代王（一种说法是封了刘如意为代王，但如意并未就国），所以陈豨实质上就成了代地的王。
汉帝国初年，高祖皇帝对诸侯王们的防范程度相当严密，除了派遣忠于中央政府的人去担任国相执行监督任务外，还经常以各种借口使人到诸侯王的封地进行明察暗访。但在对待陈豨却是如此的信任，除了二人特别亲密的个人关系外，陈豨也是个非常让高祖皇帝放心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几年后居然向高祖皇帝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而陈豨之所以要造反，全是因为一个人的诬告。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昌。
周昌本是帝国功勋周苛的弟弟，二人同时跟随高祖皇帝进入咸阳，灭掉了秦朝。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用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则被任命为中尉。后来刘邦与项羽翻脸，开始了楚汉战争。周苛奉命留守荥阳，城破后被项羽俘虏，因不肯投降又被项羽扔进了油锅。帝国建立后，刘邦念周苛是个烈士，所以就由周昌接替哥哥的职务为御史大夫，封汾阴侯。
后来，高祖皇帝想要废掉太子刘荣而立自己所宠幸的戚夫人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周昌最先站出来反对，他说，“期期以为不可”。我们今天一些老人还在使用这句话，以表示自己坚定的反对态度。事实上这个句子是个病句，周昌有口吃的习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期以为不可。
周昌在反对这件事情上虽然出力不小，但最终高祖皇帝没有废掉刘荣，全在张良让吕后请出了四位隐居的贤人说服了高祖皇帝。不过，这件事之后，周昌给高祖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强直敢言。
后来高祖皇帝把刘如意封到赵地为赵王，为了百年之后还可以保护如意的安全，他特别任命周昌为赵国国相。周昌就是在赵国国相任上充当了一次卑鄙的诬告者。
陈豨这个人所以能与高祖皇帝私交不错，是因为二人都性格豪放，有侠客之风。陈豨最仰慕的人战国时代魏国公子无忌之为人，无忌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常养数千门客在家中。陈豨在代地，开始效仿无忌公子，多招宾客，收养门下，无论其人贫富贵贱，一律平等看待。而且也学无忌公子谦恭下士，如同布衣之交，所以远近之人，争来趋附。宾客一旦多了，又不加筛选，难免就有不肖之徒混入其中，这些人狗仗人势，做下了一些违法乱纪之事自然不在话下，但这一切是陈豨所不知道的。如你所知，许多大人物后来身败名裂，他本人的罪恶或许并不如后人所说的那么多，大多数罪恶全是他下面那些人冒他的名义干的。
一次，陈豨告假归里，路过赵国邯郸都城。按礼节，身为赵国国相的周昌要出去迎接。当他出城门时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只见浩浩荡荡的不计其数的人往城门赶来，一打听，这些人都是随陈豨归里的。周昌大致一数车辆，居然多达千辆。这些人在进入邯郸城后，所有的旅舍全被占满。不过，这一次周昌只是惊讶而已。
不久后，陈豨假期结束回代地，又路过邯郸，这一次周昌可就不仅仅是惊讶了，而是有些恐惧。他认为陈豨招揽了这么多人，很有谋反的心思。于是，他跑到长安，向高祖皇帝这样说道：“代相陈豨，领兵居代数年，多招宾客，臣恐其谋为不轨，应多加防范。”
高祖皇帝听完这样的话后，并没有特别的在意，他命周昌仍回赵国，许多天后，才派人去代国调查此事。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陈豨根本就没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那些宾客们在代国的行径却都属于违法行为，高祖皇帝对那些宾客一点兴趣都没有，调查人员最后总结说，陈豨根本就没有谋反的迹象。高祖皇帝也就放下心来了。
但陈豨却不放心了。
陈豨在得知中央派来调查员开始，始终就忐忑不安。这当然不是他胆小如鼠，事实上他应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才对。可是有之前一些诸侯王的教训，他必须要正视。在陈豨之前，几个诸侯王的造反大都没有事实根据，而高祖皇帝在铲除这些人之前，都是派了人去调查，结果调查员一走，长安就宣布这些人是叛乱之徒，使得有些诸侯王不反也得反。陈豨深知高祖皇帝的脾气，他对诸侯王是相当不放心的。即使他们的私交很好，但皇帝翻脸可是比翻书都快的。当然，陈豨并非是诸侯王，而不过是代国国相，可前面我们说过，由于没有代王在代，所以他就成了实质上的代王。所以，他的紧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他越是紧张，就越有事情来。在调查事件不久后，高祖皇帝的父亲死了。高祖皇帝派人给陈豨送信，说希望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陈豨顿时就慌神了。他以为这是高祖在引诱他到长安，然后杀掉他。于是，他先是托病不去，一面就与已经叛逃到匈奴的韩王信的两位部将联系，这二人领兵来到代国后，陈豨立即宣布造反，自称代王，迫劫代地官吏人民，于自己同舟共济。
陈豨造反跟以往的诸侯王造反不同，它让高祖皇帝已经超出了愤怒。在他心中，陈豨是他最后的朋友，也是最忠诚的臣子。居然连他也造反，那这个帝国的诸侯们还有谁是老实的呢？陈豨造反，高祖皇帝疲于奔命，用了三年时间才将其平定，帝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引起这件事情的就是周昌。
司马迁在论述陈豨事件时这样说道：“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於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可见，司马迁对陈豨是同情的，而对周昌却用了一个“疑”字。事实上，周昌只是“疑”，但他却诬陷陈豨要造反，最后使得陈豨不得不反。
按历史所言，周昌是个正人君子，一般而言，正人君子是干不出诬告这样卑鄙的事情来的。这样看来，诬告群体往往都是小人这一定论似乎不成立了。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周昌这个人，就会发现，他的确不是个君子，而是个十足的小人。
周昌之前强烈反对高祖皇帝废太子，是因为他发现政府官员们都反对，这在帝国初年，中央集权还没有强化时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高祖皇帝后来没有废掉太子，就是因为以萧何丞相为首的政府部门全部反对。高祖皇帝实在是无奈才放弃了废太子的想法。周昌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并且能做到审时度势，他在反对之初就知道高祖皇帝不可能废掉刘荣，所以，他才说出那句“期期以为不可”的话来。他诬告陈豨也是看准了当时高祖皇帝对诸侯们的态度，高祖皇帝最诸侯王们的猜忌使他敢于向上诬告。事实上，陈豨养客是不假，但说到造反那纯粹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另外，代国离他赵国非常近，陈豨深受高祖皇帝的重用而在代国如鱼得水，嫉妒心可能也是他做出这种举动的一个原因。
之所以说周昌是小人，是因为他唯一的“强直敢言”的特点在高祖皇帝死后，吕后当国时突然销声匿迹了。吕后为了稳固自己儿子惠帝的皇位，千方百计想要杀掉赵王如意。周昌某次提出过一些意见，吕后大怒，周昌立即噤若寒蝉。后来赵王如意被吕后毒死，身为保护国王的国相的他当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昌诬告陈豨谋反一案因为后来的陈豨的确用行动证明，所以往往被人忽视了。不过，他的这种卑鄙行为能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几世。最终，周昌这两个字会被写进诬告史，而成为主角。
2、赵广汉的诬告预备
赵广汉是汉朝宣帝时期的一位深得民心的清官，他死于京兆尹任上，罪名是欲诬告他人。在刑法上讲，就是诬告预备。今天，某种犯罪的预备并不违反法律，但在汉朝，只要你有犯罪的想法，就等同于犯罪。
赵广汉年轻时在郡县做吏，后来到州担任地方官，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就是说，此人不但是个清官，而且待人接物很得大体，又聪明异常。后来在颍川担任太守，因政绩卓著，被调到长安担任长安市市长（京兆尹）。“京兆尹”一职设于汉武帝太初元年。所谓“京”，是极大的意思，“兆”则表示数量极多。把都城叫作京兆，显示出了大汉帝国之都的气派与规模。“京兆”在汉时还被形容为辇毂，意思是在天子的车轮之下。由此可知，这个官是不好做的。由于在天子车轮之下，所以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非常多，这些人都是得罪不起的。更由于汉帝国的长安城早在武帝时期曾颁布过一项国家政令，就是把天下一些不好管理的游侠一类的人全都集中在了长安城。武帝的初衷是便于管理，可这无疑给京兆尹增加了一项负担。这些游侠扰乱治安还是轻的，他们如果略一动怒，会让一些大官寝食难安，严重一点还会要了一些官员的命，武帝时期的一位丞相叫公孙贺的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位游侠朱世安，而被朱世安诬告最终落得个抄家的下场。
所以说，作为京兆尹，想要保住这个位置，首先就要保证自己的清白，因为在天子脚下，特别是汉朝的天子大都英明，所以绝对不能贪污，被人捉住小辫子。第二，要能在达官显贵和游侠之间处理好各种矛盾。由于很多京兆尹都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又有“五日京兆”一说，意味着这个官很不好做。
赵广汉则不同，他深谙为京兆尹之道。在任上，首先是把功劳归于属下。其对待属下官吏很是殷勤周到，遇有功劳或奖赏之事，总是归之于部下，由于他的行为并非是作秀，所以很多官吏都乐于受他差遣。第二点，他能做到知人善任。赵广汉任用的一些人大都是一些刚开始在官府任职的世代为吏者的子孙。这些人有胆识，不畏权势。尤为重要的是，他对手下人的能力、特长及是否敬业都了如指掌。所以很多他的下属都无法蒙骗他。第三点就是他的职业能力，赵广汉似乎是天生的查案专家，他洞察敏锐，没有他不能结的案子。据说他善于使用一种“钩距术”来破案，神乎其神。可惜的是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钩距术的内容，所以我们只能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神奇。比如，他要知道马的价格，他首先问狗的价格，然后问羊价牛价等，最后他就能推算出马的大概价格。在审案过程中，罪犯回答的马价，是否真实，他通过询问其他动物的价格就知道个大概了。第四点就是他的敬业精神了。赵广汉在长安城中广设眼线。由于眼线非常多，所以他对即将实施的犯罪行为都能及时遏止。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几个长安无赖少年在一个偏僻的空房中商议如何抢劫，还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来，赵广汉派出的人已经到达现场，将他们活捉了。在任上不足两年，政治清明，盗贼匿迹，赵广汉就已经得到了广大长安百姓的支持，许多人都认为，自有京兆尹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赵广汉。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赵广汉是个知法的人，但他却做了一件犯法的事，那就是欲诬告丞相魏相的老婆杀人。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但根源却在赵广汉任用的那批办事雷厉风行，勇往直前，有胆有识，不知犹豫为难的世代为吏者的子孙们。
这些人在今人眼中就是一批熟悉法律的热血青年，赵广汉在任用他们的过程中自然也受到了这种血气方刚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办起事情来不管不顾。某次，他的门客在长安酿造私酒贩卖，被丞相府中的几个奴才驱逐了。这个门客那几天颇感压抑，认为这是有人在蓄意的整自己，他怀疑是一个叫苏贤的人检举的。于是就告诉了赵广汉。赵广汉认为自己的门客受到了委屈，怒发冲冠，派人逮捕了苏贤。苏贤的父亲见儿子无缘故被逮捕，就向政府告状，宣帝得知此事后把赵广汉叫来训斥了一番，认为他以权谋私。赵广汉被训斥后，心上不服，就把这件案子当成正事来办。查来查去，他查到了苏贤所以做出检举的行为是因为受了同乡荣畜的指点。赵广汉把荣畜抓了起来，并随便捏造了个罪名将其处死。这件案子在当时反应很强烈，自然就有人报告给了宣帝。宣帝让丞相魏相来负责查办此案。
魏相在汉朝也是个人物，武帝末期为郡卒史，昭帝时举贤良，对策高第，除茂陵令，迁河南太守。其为人严毅，刚正不阿，主张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宽租赋，奖励百姓开荒，使得当时的地主豪强对其畏服有加。魏相得到宣帝交给的任务后，立即展开调查。赵广汉见形势不对，就来找魏相，请他睁只眼闭只眼过去就可以了。但魏相是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坚决要一查到底。赵广汉恼了，当场就把两年前魏相老婆的一件案子抬了出来。这件案子在当时由于魏相的活动而被没有被公开审理。案件由来是，丞相府中死了一个婢女，当时就有人怀疑是相国夫人虐打而死的。赵广汉把这件事说出来，就是威胁魏相，你如果敢查我，我就查你。魏相不接受要挟，让赵广汉随便。
赵广汉回到府中，把事情一说，那些热血青年们立即跳了起来，主张把相国夫人捉来问话，一定能问出个所以然来。赵广汉想都没有，真就这么做了。他亲自率领官吏、兵卒进入丞相府，把相国夫人叫出来，就在丞相府中开始了审问，同时还用了刑。相国夫人最终没有招供，赵广汉就捉走了相府奴婢十余人，准备搞牵连。
赵广汉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举动来，并非是有病乱投医。事实上，几年前丞相府发生的奴婢死亡一案直到现在仍旧疑点重重，赵广汉想要把这件案子彻底查清，一方面是要挟魏相，另一方面也是想知道真相。
但是，他的出发点首先就错误了。因为本案在几年前已经结了，他现在再提出来并且还对嫌疑人堂堂的相国夫人用刑，那就有点屈打成招的味道了。在魏相看来，这就是想要诬告他。魏相立即反击，他向宣帝报告了赵广汉的所为。宣帝命令一批人去查相国府奴婢死亡案，结果是，那名奴婢的确受到了相国夫人的毒打，但当场没有死，而是在被驱逐出相国府后死亡的，嫌疑人相国夫人是清白的。
赵广汉立即被扔进了万丈深渊，宣帝大为震怒，下令将赵广汉逮捕，关押在廷尉狱中。当一些下级官吏和长安百姓听说赵广汉被捕后，纷纷守在皇宫门前号哭，数目之多达到了几万人，有人甘愿一命换一命，说：“我活着对皇上并无益处，情愿代替赵京兆去死，让他留下来为社会做贡献！”宣帝没有说同意但也没有说不同意，不过，魏相在这个时候立即狠狠地还击，他认为赵广汉此举不但让皇帝失望，而且还犯了帝国最忌讳的大罪——欲行诬告。在魏相看来，赵广汉想要诬告纯粹是捕风捉影，根本没有确凿证据就闯进丞相府，对自己的夫人用刑，实在不可赦。经他们这一说，赵广汉想要活命简直比登天还难了。
最终，赵广汉以欲行诬告罪被腰斩于市。这个廉洁明察，以威严抑制豪强，深得民心的父母官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他后来受到许多小民的思念和歌颂，而却没有人提到他那不光彩的一页，他以私人恩怨杀人，又欲行诬告。
赵广汉的故事告诉我们，诬告这种行为不是小人的专利，但只要涉及到个人利益，君子也能暂时变成小人。
3、嫉妒让人诬陷
诬告他人的人未必就为了纯粹的利益，有时候，嫉妒也能让人做出这种不耻行径来。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行径都出自文人手下。
这件事情发生在北魏时期，诬告者叫游雅，是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文人。被他诬告的人叫陈奇，其才气与名气似乎不在他之下。二人之间的恩怨就是从学问开始的。
陈奇字修齐，河北人氏，年少时孤贫，对待母亲非常孝顺，上天似乎为了奖赏他，让他的脑袋非常聪明，由此使得他博学广闻，精通儒家典籍，特别是其所注的《孝经》与《论语》在北魏国流传甚广，为读书人所称道。北魏政府那个时候还很清明，对国境内有才之士都特招，陈奇就是这样从老家进入了国家的首都，并且得了一个官职。
游雅是北魏政府的秘书省总监，平时就听说过陈奇的名声，陈奇来到都城后，游雅立即就把他安排到了自己身边。最开始的时候，二人惺惺相惜，还能相处融洽。但不久后，游雅就有点厌恶陈奇了。陈奇的确有缺点。由于少时贫困经历，使他形成了很自卑的性格，成人后又在儒家经典上有所创见，所以过度的自卑导致了极度的自负，对同行，都瞧不起。游雅的学问事实上并不在他之下，否则也不可能做到秘书监，但二人在谈论学问的时候，陈奇往往立异以为高。游雅的学问相当正统，陈奇的学问则有天旁门左道。学问最怕的就是，以狡讲去攻击正说。所以，二人一旦辩论起来，陈奇总能把游雅搞得哑口无言。倘若游雅在学问精深的条件下还能道德完美，度量宽大倒也罢了，偏偏游雅就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与陈奇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了。
陈奇自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游雅渐渐地抛开了学问，用官职来压他。陈奇好不容易混到这一官半职，不可能因为打嘴仗就把官给丢了。所以，他开始做些许的忍让。他这一忍让不要紧，游雅更得寸进尺了。
游雅开始反击，他用陈奇的那些旁门左道的理论来与陈奇较量。比如他在谈到《易·讼卦》“天与水违行”时就这样说：“天意是与人间的水流背道而驰的，自葱岭以西，河水都往西流，由此推论，《易》上说的是葱岭以东的事情。”陈奇觉得这简直是扯淡，就回说：“《易》理广大，包含宇宙万物……”这句话是不要紧的，但他下面立即讽刺，“如果像您所说的，那自葱岭往西，难道就要面向东来望天吗？”游雅憋得满脸通红，没有说一句话。从这以后，他开始使用无赖手段对陈奇进行攻击，经常当着很多人的面辱骂陈奇，不是你这样不对就是那样不妥，或者就干脆说陈奇是小人。陈奇最后告诉他，“您是君子，我是小人。”游雅立即向前冲：“你说你自己是小人，那你的祖父又是什么人呢？”在中国古代，有修养的人都忌讳谈对方的祖先，游雅这一招可近于没有家教了。陈奇有点愤怒，但还是回答他说祖上曾是燕国的一个小官。游雅继续问道：“这是什么官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陈奇讥笑：“从前还有云师、火正、鸟师等官名，由此可见，世道变革，官职也有变化，时代不同了礼数也就不一样了。您身为皇魏东宫的内侍长，又是什么官职呢？”游雅又被问得哑口无言。
游雅见不是陈奇的对手，立即就把他踢出了秘书省，给了他一个闲职。事实上，陈奇得到这样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游雅一方面所为。他本人也应该负一点责任，比如他既然进入朝廷做官，游雅就是他上司，他不该把自己和游雅都摆在文人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游雅当然也不对，作为上司，不能宽容下属，作为文人，却中了“文人相轻”的毒。一直很欣赏他的中书令高允就曾劝他说：“君朝望具瞻，何为与野儒辩简牍章句？”意思是不要跟陈奇比那些所谓的学问，那都是旁门左道。可游雅不但不听，还认为高允是跟陈奇串通在一起的。
游雅对陈奇可谓是恨之入骨，就在把陈奇赶出秘书省不久前，他把陈奇所注的《论语》和《诗经》全都投于火中烧掉。陈奇知道后，立即跑来嘲弄地问道：“您这么大的一个官，怎么连柴禾都烧不起了，还用烧书吗？”（公贵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论语》）
游雅大为恼火，但的确不能把陈奇怎么样。他在给自己弟子们的教诲中把陈奇的学问批评的一塌糊涂。陈奇在那边也不甘示弱，认为游雅的学问一文不值。二人斗争了许久，终于，矛盾激化了。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以匿名的方式写了一封信，交到了北魏政府。信中大都是议论朝政之言，自然这种信当然是对朝廷不满的内容居多。可这封信同时提到了一点，信的主人认为，陈奇是天下奇才，而现在居然闲职在家，简直是暴殄天物，这就是朝政不修的结果。皇帝大为震怒，让官员下来查匿名信的主人。游雅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诬陷是陈奇写的。人家为有什么科学依据，他说，陈奇这个人学问与品德都不怎么样，不会有人甘冒杀头的危险为他说话，天下只有一个人能为他说话，那就是陈奇自己。
这种捕风捉影的诬陷手法之所以被许多小人屡试不爽，是因为负责查案的人员根本捉不到真正的嫌疑人，而皇帝命令的事情是必须要完成的。所以，任何人来处理这种案子，只会死马当活马医，只要有一点线索，一线生机，他们都不会放过。陈奇立即被提审。当然，这封信根本就不是陈奇所写，但他最终还承认了，因为陈奇的骨头没有那么硬，他无法承受严刑拷打。
朝中很多大臣都知道陈奇是被冤枉的，所以当皇帝下令要把陈奇处死时，几位大臣就借故拖延，但这并没有救得了陈奇的命。因为那个诬告者游雅再次出击，四处活动，最终把陈奇送进了鬼门关。
中国自有文人以来，互相轻视与互相吹捧就成了这个圈子里的规则。互相吹捧还有积极的成分在，但互相轻视就纯是弊端了。陈奇与游雅表面上看是诬陷史上的一个案例，实质上还是文人相轻的一个精彩的演绎。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游雅的捕风捉影手段已经臻入化境，他随口就可以把一件并不确切的事情说得有根有据，这就是读书破万卷的好处，也是做学问久的优点。
4、诬陷专业户
中国历史上最大一个诬陷专业户非唐代武则天时代的来俊臣莫属。来俊臣的来历就有很大的问题。唐太宗年间，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乡下有两个人臭味相投，一个来操，一个叫蔡本。二人可谓不务正业的典范，吃喝赌博俱全。来操当时个单身汉，而蔡本却是有妻室的人，而且他的妻子还颇有几分姿色。由于来操常到蔡本家玩耍，见到了蔡本的妻子，不由地就生了邪心。蔡本的妻子也不是良家妇女，二人开始勾搭起来。但这总归不是长久之计。来操就决定把蔡本的妻子变成自己的妻子。他开始在赌场上与蔡本耍老千，蔡本自然不知道这个好兄弟会跟自己玩诈，一来二去，不但输光了家底，还把夫人也输掉了。就这样，蔡本的老婆成了来操的妻子。不过，让来操略有点不满意的是，蔡本的老婆输给他时已经有了身孕，来操对这个未耕耘就有收获的事情虽然有一点不高兴，可出于赌徒的习性，白来的东西不要白不要，于是就容忍了老婆生下这个孩子的现实。而这个孩子就是来俊臣。
父亲是赌徒，母亲很轻佻，来俊臣的家庭教育也就可想而知了。年轻的时候，来俊臣跟他父亲一样，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终于有一天因犯奸盗罪被捕入狱。在一般人眼中，入狱就等于葬送了前程，但来俊臣却认为自己发迹的日子来了。他开始在监狱里诬告其他罪犯。唐代法律有规定，倘若罪犯在监狱中能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就能得到宽大处理。来俊臣最开始的想法可能就是早点出狱，所以他开始捕风捉影地进行诬告行动。按照规定，监狱负责人在得到犯人的检举揭发后，就必须要去查办。但来俊臣所揭发的犯罪行为纯属子虚乌有，在被警告多次后，来俊臣始终不知悔改，最终，负责查案的官员发怒了。因为他经不起来俊臣的折腾，就向上级领导刺史王续反应情况。王续震怒，将来俊臣打了一百大板子。来俊臣子此后老实了一段时间。不过这一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原因是王刺史被中央机关立案侦察，怀疑其有重大犯罪事实。来俊臣在监狱里得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他冷静地思考了一番，认为自己出头之日很可能来了。他决定落井下石，向朝廷揭发王续的重大罪行，当然，这些罪行无非是藐视朝廷，有不轨之心的滥词。可由于当时是武则天执政，武则天这个女人喜欢别人告密，所以，来俊臣的揭发书立即得到了这位女皇的重视。
武则天亲自接见了这位罪犯，在二人谈话不久后，武则天发现来俊臣就是自己最想要找的人。他精于捕风捉影，能把一些她不喜欢的人送进地狱，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权威。据史书记载，武则天认为来俊臣很忠诚，“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来俊臣的确是诬陷方面的天才，在他上任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通过诬陷手段使得一千余家被其所抄。其所制造的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长安城，满武大臣朝不保夕，噤若寒蝉，人们道路以目。
当然，来俊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纠集了诸多无赖之徒数百人专事诬陷。他的方法非常简单，想要诬陷一人，就使这些无赖之徒从四面八方一起诬告，辞状相同，被告者立即被捕，严刑拷讯，没有不诬服的。来俊臣是个聪明人，但他不能保证下面的那些无赖之徒都是聪明人，于是就编了一本《罗织经》，在这本著作中，他将诬陷人的种种办法一一罗列，对什么人用什么方法，一计不成再有第二计，总之，按照这本书的指导，天下就没有诬陷不成的事和人。
唐高宗时右卫将军李安静刚正不阿，脾气不小。当大多数臣子都上书劝武则天称帝时，只有他不肯在劝进书上写上自己的大名。来俊臣立即行动，于是，各种关于李安静谋反的揭发信如雪片般飞来，同时，还有他与别人联合谋反的罪状。李安静被捕，来俊臣亲自审问。李安静说，自己是唐室老臣，要杀就杀，但谋反之罪，却未犯过。来俊臣不管这些，将李安静以谋反罪处死。
神功元年（697），来俊臣唆使党羽诬告最高法院职员樊惎谋反。樊惎死不承认，来俊臣对这样的硬骨头自然有办法。他发明了各种刑具，比如最有名的一种叫做“突地吼”。它是一种枷，凡是被上了这种枷的，都会不由自主地在地上转圈。经过一番折腾，受刑的人先是上吐下泻，接着四肢瘫软。倘若还不认罪，来俊臣发明的第二个“铁圈笼头”就派上用场了。所谓铁圈笼头，是直用粗铁丝做成的圈。这种刑具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将铁圈套在犯人的头上后，往铁圈里插木楔，很多人因此脑浆迸裂而死。樊惎最终没有忍受住这种刑具，承认了自己谋反，被斩首。
他的儿子自然对父亲之冤不会袖手旁观，就跑到朝堂上去喊冤。但没有人敢受理，他的儿子就当场用刀把自己如同日本武士剖腹一样自杀了。当时的秋官侍郎刘如璇见此情景，暗自叹息哭泣。来俊臣立即就诬告刘如璇这个人与樊惎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二人很可能联合想要谋反。刘如璇在被捕后，辩解说，自己是人老了好流泪，但仍旧不能让来俊臣放下屠刀。刘如璇后来死罪虽免，但活罪难逃，被流放到了汉州。
来俊臣在诬陷别人时的思路很简单，先给你随便定个罪名，然后不听你任何解释和发泄，通过强力手段刑罚来辅助诬陷既成事实。当时的大将军张虔勖与范云仙都被来俊臣审讯过。张虔勖在审讯时因不堪忍受刑罚，自诉对朝廷功，来俊臣就命令卫士把他乱刀砍死。范云仙是个话唠，不肯让来俊臣的诬告得逞，总是在受刑时历数自己一生伺奉先朝的功劳，并且说出了实质问题，他认为自己正在被人诬陷。来俊臣大怒，下令割去了他的舌头。当然，这一切都是出于武则天的明示暗授，确切地说，来俊臣在这些大臣们身上所进行的诬告都是受到皇帝指示的，是命令。但来俊臣不可能就这么尽职，他当然也有私心。来俊臣和他的后爹一样，是个好色之徒。如果他看上了哪个女人，就利用工作之便，先将所看中的女人的丈夫诬陷入狱，然后取而代之。他的正妻就是这样被逼娶过来的。
来俊臣在把诬陷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而又毫无阻碍的时候，他的野心不由地开始膨胀。在他看来，只要有武则天的支持，整个王朝的任何人都可以被他诬告，而后被他搞死。
如你所知，他不过是武则天为了对付异己势力而养的一条狗而已，当这条狗搞得天怒人怨，武则天的异己势力在得到警告后，他的职责也就到终点了。
来俊臣所以得到被诛杀的下场，跟他得罪了太平公主有很大的关系。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喜欢的小女儿，这位同样和武则天有着雄心的女人自然不肯把来俊臣放在眼里。来俊臣当时的权势却不容任何人来挑衅，所以，二人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
不过，真正把来俊臣送进地狱的却是他的好朋友卫遂忠。这个人平时跟随来俊臣学习诬告技巧，很得来俊臣的喜欢。不过有一天，卫遂忠喝多了酒来到了来俊臣家门口，看门的却说来俊臣不在家，不允许他进门。可他清楚地听得来俊臣在里面玩乐的声音，于是，酒壮雄人胆，他冲了进去，当着许多人的面把来俊臣损了一通，回到家中睡了一觉，醒来后想起了这件事，越想越怕。来俊臣是个小人，睚眦必报。他当然懂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他立即找到了太平公主，并与太平公主一起向武则天诬告来俊臣有谋反之心。武则天知道这是诬告，但来俊臣这几年来闹得也的确不太象话，她顺手推舟，把来俊臣抓了起来。审问来俊臣的人把来俊臣发明的那些刑具在他面前一放，说，招了吧。来俊臣就招了。
来俊臣是否真有谋反之心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主子武则天认为他有。来俊臣所以能成为诬告专业户，自然跟武则天有着很大关系。武则天以一介女流挑战帝王制度的男权主义，其合法性自然受到大大怀疑。为了让李唐宗室与勋臣们闭嘴，她必须要通过高压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来俊臣这个诬告者才能应运而生。
5、李德裕的幸运
朋党之争往往是一个王朝衰亡的前兆，唐朝中后期，著名的牛李党争上演，大臣们主动地分成两派，互相攻击、造谣、诬陷，为了使本党和本人得到最大的利益，他们几乎把人性的劣根性表演到了极至。在整个党争的过程中，有一人很幸运，他往往很自如地就避开了对方射过来的诬陷之箭，有时候还能借力打力，把箭射回去。这个人就是唐朝历史上有名的宰相李德裕。
李德裕生于公元787年，赵郡（今河北赵县）人。他的家世很好，可谓名门望族，父亲是唐宪宗统治时期的宰相李吉甫。或许正是有这样的家世，所以，他和普通人所不同的是，他可以鄙视科举，但仍旧能入朝堂。李德裕之所以鄙视科举考试，大概还跟他自己的喜好有关系。在当时，唐朝的科举考试科目里面最为世俗所看重的是进士科考试，每年就录取二三十个人，大概相当于几百比一的比率。考试的内容是诗歌和对策。唐代是诗歌最繁荣的时期，那是无论在地里边耕地的农夫，还是在家里织布的农妇，一出口就是一首诗，可谓全民皆诗。比如在宪宗时，他的一位宠妃叫杜秋娘的就是凭借一首随意想到的诗打动了唐宪宗，成为最受宠爱的“秋妃”。在这种大环境下，进士科考试内容里边诗歌是相当重要的。可李德裕却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即使他的诗写的也不错，但在他眼里，诗只是业余爱好，也就是说，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品，这样的调剂品居然会被朝廷认定是进士科考试必考科目，实在是本末倒置。当他的父亲希望他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李德裕就说出了心声。他说，即使考中也不能体现水平，所以，他是不会去考的。他的老父亲没有责怪他，因为官职对李家来说，实在是手到擒来。当时政府规定的做官的方法有四种，一是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凭门荫做官，三是干谒权贵，推荐做官，四是到地方长官手下帮忙，寻求上进的机会。李德裕完全可以凭第二种方法得到官职，这一点都不希奇。
李德裕先是被父亲推荐补校书郎。后来又然后安排他到外边的藩镇去做幕府。三年后，李德裕修行圆满，回到长安做了监察御史。有作为宰相的父亲铺路、提拔，再加上自身具备的政治、文化修养，李德裕前半生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兵部尚书一路高升，直到他“子承父业”成为宰相。
李德裕富于进取，在成为宰相后，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与他为首的李党开始在朝堂上针锋相对起来。当然，在这种斗争中，被双方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手段就是诬陷。李德裕的父亲在位时，党派之争就已经开始，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选士，李宗闵、牛僧孺在对策时，在卷子上议论时政，语句讥讽宰相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得到本来就对李吉甫不满的主考官的认同，因而把他们评为上第。李吉甫见状，立即到宪宗面前哭诉，并诬陷李、牛二人与主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便把几个主考官都贬职，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因此长期得不到升调。这说明，无论是李党是牛党，都不是正大光明的。两党之争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几年后，文宗上台，牛党又通过诬陷手段将李德裕排挤出了朝廷。这一年是太和八年（834），牛党取得了长安执政权。李德裕被排挤出长安后到了地方任职。但牛党心狠手辣，想要斩草除根。他们想把李德裕置之死地。用的手段当然还是诬陷。可怎么诬陷，就成了问题。牛党的人开动脑筋，许多人坐在一起实行头脑风暴法，最终，真让他们想出了一个诬陷的入口。这个入口当然要从三年前说起。三年前，宦官王守澄诬陷漳王李凑与大臣宋申锡谋反，这自然也是捕风捉影，文宗皇帝明知道这是诬陷，可由于受到宦官们的钳制，所以只好把这位漳王贬到了地方。而漳王的家人自然也不能幸免，他的老母亲也被驱逐出了长安。巧合的是，漳王母亲被贬之地正是李德裕被贬之地。牛党的人就是找到了这个诬陷入口，他们开始捕风捉影，说李德裕在地方供养彰王的母亲甚是丰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定是有不轨之行为，因为他想借以结交漳王，想用漳王的势力来做一些不受朝廷欢迎的事情。
事实上，这种诬陷手法已经近于弱智了，漳王早已经被贬，毫无权力。李德裕即使有不轨之心，何必要结交他呢。但是，诬陷者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把一件完全不合理的事情说得在情在理。牛党先是要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员出面向皇帝反应这件事，文宗皇帝不为所动。牛党派出一员大将，继续反应。文宗略有所动，牛党几乎所有人联合上阵，共同向文宗皇帝诬陷李德裕。
文宗皇帝不明白，李德裕结交漳王的不轨到底是什么，牛党人士立即解释说，漳王被贬心上不平，李德裕是曾经宰相，二人在一起还能做什么，可能有废立之心。正当诬陷如云如雾在朝堂之上时，大臣路随站出来为李德裕说话，他没有为那些诬告内容纠正，因为诬告内容都是捕风捉影，本来就不好纠正。他只是说，李德裕绝不会如此，我敢以性命担保。
文宗皇帝头脑清醒，他突然预示到这是党争。所以，他拒不理会这些人对李德裕的诬告。李德裕所以幸运，全是因为接收诬告他的文宗皇帝不那么昏庸。要知道，任何捕风捉影的诬陷只需要接收者冷静地思考一下，就必能找到破绽。
李德裕再度归来后，与唐武宗一起进行了一场历史上最有名的运动，那就是灭佛。自武则天登基之后，佛教长期盛行，各地广建寺庙，寺院开支的恶性膨胀，严重损耗了唐朝国库的资财。唐武宗李炎信奉道教，他登基之后下诏废佛，作为丞相的李德裕对皇帝的这一举措竖起了大拇指。事实上，李德裕对佛即使谈不上反感，也是相当没有感觉的。
自元和后，朝廷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剃发为僧。徐州的节度使王智兴很有经济头脑。根据经济学原理，若某种资源供不应求的时候，则可以人为规定一个较高的价格而不以消费减少作为代价。王智兴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和尚名额是非常非常紧俏的资源，他便先向皇帝上书报告，说马上就是皇帝的生日了，他为了表示忠心和孝心，要修建一个坛，招募和尚来为皇上念经祈福。皇帝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王智兴有皇上的同意在手，他便到人力来市场上发布消息说，我这个地方有和尚的名额，二千大钱一个，先到先得，售完为止。
做和尚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缴税，因此当时有好几口人的家庭看到只要花两千钱就可以让一个人免税，都纷纷地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当和尚。本来徐州在淮河北面，河对面的老百姓们眼见有这种好事，也都冲了过来，一时间淮河上交通一片混乱，堵船情况严重。
这让李德裕非常反感，他赶紧向皇帝上表，说我发现王智兴把赚的钱都塞在腰包里了，但江淮沿岸一下子好多人都不纳税了，以后国家的钱粮怎么办啊；另外，淮河上的交通状况堪忧，由于人太多而且普遍素质都不高，淮河的水面上都飘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再不禁止这种行为，估计以后我们又得投入巨资去治理淮河了。皇上一听觉得很对，赶紧下诏禁止。
另外一次是，亳州的和尚宣称他们发现一口可以治病的泉水，号称圣水。周围的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虽然都没有试过，不过都相信这水的确很有灵效。结果南方的人便每十家选出一个代表去取水，每斗水三十千钱。李德裕听说后，立刻让人把那几个和尚抓了起来，他说，以前吴国有圣水，宋国、齐国有圣火，但最后证明都是假的。你们不好好去念经，居然还想来骗人，简直岂有此理。
武宗所以讨厌佛，是因为他信奉道教，妄图长生，而且大量僧侣的存在让国家失去了很多税收，这就让他有了灭佛的决定。
灭佛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经过皇帝与丞相的联手，先是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财产。接着又下令限制每个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这么一来，僧侣的数量被控制住了，只可能减少而不再可能增加；另外不能蓄养奴婢的禁令也让僧侣们很不爽，他们实在忍受不了没有丫环小厮侍候的生活，于是就回家娶老婆去了。结果，这两个法令下发之后僧侣的数量急剧减少。
三年后，武宗眼见佛教势力越来越弱了，同时中央也很需要用钱。他决定给佛寺与最后一击。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的全部还俗，后来觉得40岁还很年轻，便改为50岁，最后干脆命令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官方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和尚们都还俗了，即使剩下几个也是老态龙钟，自己的饮食起居都成问题。为了让他们互相有个照应，武宗下令裁并天下佛寺。每个州只能留一座寺庙，如果寺院破落不堪，就全部废毁。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个寺庙，每寺留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30人。如此一来，天下一共拆除4600余所寺庙，26万多僧侣还俗。
没了寺庙，没了和尚，那么僧侣名下的奴婢就获得了解放，寺庙名下的田产则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的财产。这一来，国家凭空多出了膏腴的田几千万顷，国家新增15万多纳税人口。
李德裕在灭佛运动中出力最多，或许是报应，武宗一死，牛党再度归来，势力不容忽视，李德裕感觉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因为不但他的对手实力大增，而且新上任的皇帝宣宗也不是很喜欢他。诬告再次向他袭来。
李德裕居然在这种情况下，找来了一位和尚，询问自己的吉凶祸福。
这个和尚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就对他说：“请你结坛，供奉佛像，我坐坛三日后，才能告知。”李德裕老老实实地照办了，三日后，和尚说：你即将有大的灾祸，应该到南方万里之遥的地方去避难。
李德裕大怒，把和尚训斥了一番。并问和尚说，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
和尚指着地上说，从这儿挖下去可以挖到一个石匣，你试试就知道我说得是不是真得了。
李德裕果然挖到了石匣，他又让人找来了和尚，让和尚再帮自己看看。和尚又坐坛三日，跟他说，你南行的时间，不过旬月之间，无法躲过。
李德裕很郁闷，说在我有生之年还可能回来吗？
和尚掐指一算，说，没问题，你一生应该吃一万只羊，现已吃九千五百只。你在南方吃不完五百只，所以会北还，归来后继续吃。
李德裕面色惨然地说，师父果然神妙。我过去梦见在晋山中，十多个牧羊人对我说，这上万只羊，都是供你一生吃的。可见冥冥之中，确有天意。
过了十几天，振武节度使派人送给李德裕五百只羊。李德裕收下羊后，忽然想起和尚的话，心中大惊，赶紧找来了和尚。
和尚长叹道，羊数凑足了，你恐怕没法回来了。
李德裕可怜巴巴地问道，我不吃这些羊，还能避免吗？
和尚摇了摇头，说，羊已收下，那就是你的了。
再过十多天，李德裕果然受到诬陷，被皇帝贬到南方的潮州做司马；接着，又贬为崖州司户。从此，他真的就没有回到长安。李德裕一生受到多次诬陷，都是捕风捉影，虽然诬陷者屡屡得逞，可与其他人相比而言，李德裕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曾经辉煌过，虽然在他执政期间，党争激烈，但他的政绩却是有目共睹，所以无论是哪个皇帝在位，都给这位帝国历史上比较厉害的政治家三分薄面，所以，他才能被屡屡诬陷而又屡屡得到重用，最后也能得善终。
6、谁都不是君子
明朝万历年间，是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候，你分不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大家都站在所谓的国家利益上对对手大加鞭挞。其中有二人的争斗最具代表性。二人是本家，一个叫沈一贯，另一位叫沈鲤。沈一贯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南京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开始进入北京参预机务。此人城府深沉，颇工心计，办事能力又相当高超，所以受到了当时首辅赵志皋和大学士王锡爵的赞许。在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国本”之争中，他表现出了作为一名臣子应具备的精神，多次上疏力争，使得始终拖延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万历皇帝不得不在万历二十九年服输，立了朱常洛。沈一贯的这一行为在当时朝野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年的九月份，首辅赵志皋去世，沈一贯继任首辅。
不久后，沈一贯鉴于内阁只有他一个大学士，就向万历皇帝请求增加大学士。万历皇帝担心由沈一贯推荐会使他们结党营私，所以就起用了在家闲居的两位官员。这两位官员分别是原礼部尚书沈鲤和一位叫朱赓的大臣。
第二年四月，朱赓在得到朝廷的任职后到职。可沈鲤没有来。
沈鲤之所以不来，并非是他不想到内阁任职，而是他很是瞧不起沈一贯。沈鲤是归德（今河南商丘）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曾担任过万历皇帝的讲官，很是受万历喜欢。据史书评价他说，其为人耿直，遇事秉正不挠，所以在朝臣中很有声望。
沈一贯最开始时还以为沈鲤厌倦了官场，但不久后，有人上奏再请沈鲤出山。沈鲤立即就到了北京。这就让沈一贯很是生气，因为沈鲤显然是没有给他面子。沈鲤一进入内阁，二人就开始咬了起来。沈一贯的首辅做得并不尽如人意，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许多朝廷政事都是由他来全权负责，权力太大，自然就把他推进了一个旋涡中。而沈鲤自认为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师，所以高人一等的心态很明显，再加上他看不贯沈一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的不公正，所以，二人互相不能相容也就理所当然了。
沈一贯曾致书他的朋友说：“归德公（指沈鲤）来，必夺我位，应当如何防备？”他的朋友告诉他，沈鲤为人正直，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你不必担心。但沈一贯推己及人，他觉得在这个官场上，没有人会那么清白只一心为朝廷着想的，在他看来，即使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天私心的人根本不存在，传说中的周公孔子，也不过是拿出了十分之二三的心来为公罢了。沈一贯想得没有错。沈鲤的确不是正人君子，他一到任，就凭借多年来在朝中积攒下来的影响力，迅速拉帮结伙。这些人以左都御史温纯为代表，据说温大人清白奉公，是个正人君子。沈一贯当然不肯示弱，他立即凭借自己多年的阁臣经历，笼络了另一批人为心腹。
双方在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正面交锋。第一场交锋的焦点是楚王案。楚恭王朱英（火僉）早逝，死后不久，他的一位宫人胡氏就生下了双胞胎华奎与华壁。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二人是遗腹子。用一些小人的话来讲就是，鬼知道这二人到底是谁的儿子。一时间，谣言四起。有谣言说，华奎是王妃兄弟王如言之妾所生，而华壁乃王妃族人王如綍之奴王玉所生。只是因为王妃无子，便密令人将他们带入府中，称为己子。制造谣言的人当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谣言很快就平息了，因为王妃主动站出来，并且态度非常坚决，认定这二人就是楚王的儿子。万历八年（1580），朱华奎承袭了楚王之位，朱华壁被朝廷封为宣化王。关于二人的来历一事似乎就此消失了。但在万历三十一年（1630），此事又被人提出。这个人就是楚府的子孙朱华趆。他因因犯了错误而受到了楚王朱华奎的训斥，心中大为不满。所以联合了同宗近30多人，上书万历皇帝，说朱华奎是异姓之子，是假楚王。
这个朱华趆脑子大概有着很严重的问题，思维退化相当严重。他所谓的假楚王已经被朝廷立了二十多年，如果他真是假的，那么，就证明了皇帝是个笨蛋。这封上书并没有被万历皇帝看到。因为楚王朱华奎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贿赂首辅沈一贯，请他代为设法周旋。沈一贯认为这件事也不应该张扬，所以就命令其心腹通政使沈子木将朱华趆的状子压住不报。朱华趆在等了许久后，发现朝廷没有动静，也想不了了之。但他把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楚王朱华奎哪里肯放过他，就上疏弹劾朱华趆和那些联名告状的人。如此一来，这件事才被万历皇帝得知。万历皇帝立即要求部院计议解决办法。当时的侍郎署礼部事的郭正域建议由巡抚公勘。沈一贯有些着急，因为一旦由巡抚公勘，那么，他的势力不能达到那里，所以就无法保护朱华奎，于是他提出亲王不应被公勘，建议由巡抚等秘密查访，但万历皇帝最终还是采纳了郭正域的建议。
楚王朱华奎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人携带银两拜访郭正域，请他不要穷治此事，并拿出银子，郭正域当场就给予拒绝。拒绝的口吻还相当严厉。沈鲤在得知此事后大称赞郭正域，认为他有古大臣之风。沈一贯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却是大怒。郭正域这个人并没有古大臣之风，事实上，楚王案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朝廷中的一些臣子都已经知道了大概，沈一贯收了楚王的贿赂一事自然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郭正域是很看不起沈一贯平时为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当然要给沈一贯点难堪。沈一贯还没有来得及反击，命运之神就降临在他头上。
经过公勘，巡抚调查的结果报给了万历皇帝，称伪王之事没有根据，完全是朱华趆的诬告。这样一来，沈一贯就占据了舆论的上风，因为他最开始时就站在了楚王一面，于是，他趁热打铁，指使心腹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弹劾郭正域，认为他在处理假楚王一事上太囿于群议，并且不据实上奏。这当然纯粹是诬陷，郭正域自然不肯就范，在上疏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他立即在沈鲤的授意下反击，揭发了沈子木匿疏、沈一贯受贿及阻止公勘等事。并且认为，此二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居心叵测。的确，这二人的确做了这样的事情，可至于居心并不见得就如他郭正域所说的那样非常叵测。
沈一贯再反击，他开始捕风捉影，说郭正域所以当时那么坚定地要查假楚王案，是因为他跟朱华趆的关系非常好，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居心也就叵测了。同时，他令心腹给事中钱梦皋、杨应文等上疏万历，诬告郭正域的父亲曾受楚恭王笞辱，最后得出结论：郭正域趁机想要陷害楚王。正当双方争得不可开交时，万历皇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停止了对此事的一切调查。迅速判定朱华趆是诬告，降为庶人。双方的这次交锋，谁都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双方也都知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好戏自然还在后头。
不久后，发生了妖书案。一本叫《续忧危竑议》的传播政治谣言的小册子开始在北京城中传播，它主要是针对当初的国本之争这一敏感话题，内称当时太子虽已确立，但很快就会被废，改立福王。自然，这一小册子的广泛传播在紫禁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沈一贯认为机会来了。
他先是令其党羽诬告郭正域是制造妖书的作者，然后又罗织捏造沈鲤的奸脏事。但沈一贯的这个党羽在捕风捉影方面并没有多大潜力，其所诬告的言辞破绽百出，万历皇帝一看，就知道是诬告，狠狠地将上奏扔到了地上。但沈一贯并不气馁，他一心想把沈鲤搞掉。不久后，他再次诬告沈鲤诅咒皇上。万历皇帝下令调查。原来沈鲤这个人比较善于作秀，他在小屏间书写了谨天戒、恤民穷、开言路、发章奏、用大僚、补庶官、起废弃、举考选、释冤狱、撤税使十事，还在上面写了“天启圣聪，拨乱反治“八个字，每次进入内阁办事前都烧香拜祝。沈一贯说他在诅咒皇帝，纯粹是捕风捉影，万历皇帝并没有怪罪沈鲤，而且还痛斥了沈一贯等人，认为他们太敏感了。
沈一贯被训斥后，仍然不甘心。沈鲤被几次诬告后自然也心存愤恨。二人的矛盾再度升温。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乙巳京察，沈鲤一伙开始了最后的反攻。京察是明朝政府对京官的行政审查与处理。一般由吏部会同督察院及各衙门堂上官主持在巳、亥之年的二月进行的一次对官员的考察活动。考察内容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八项。这本是一项可以提升官员素质的政府制度，但自明中后期始，这一制度已经被朝中各派用作相互攻击的工具。
万历三十三年（1605）的乙巳京察的主持者是吏部侍郎杨时乔和左都御史温纯。杨时乔为人方正，和温纯一样也是沈鲤的人。二人在沈鲤的授意下借此次京察之机大力地打击了沈一贯一党。在关于京察结果的奏疏中，二人将沈一贯的心腹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人都列入了被察、被转之列。沈一贯不甘失败，立即要求门人反抗。极力抵制。钱梦皋最先出头，他上疏认为自己被察是有人为郭正域清除政敌之举。沈鲤一党立即为自己开脱，双方你来我往了几个回合，万历皇帝出面，这一次，他把天平偏向了沈一贯这面，这位皇帝愤怒地批评了杨、温等将科道官定为不称职的太多，要求将浮躁、不及者留用。杨、温二人大喊冤枉，上疏以从前京察中被察科道官数目为例，证明这次所察并不多。但钱梦皋等人并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接连上数疏诬陷、诋毁温纯，温纯只好在五个月后去职。温纯的去职更是让沈鲤一派群情激奋。候补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元珍最先站出来，上疏批评沈一贯假皇帝之权以售其私。然后就是南京御史朱吾弼上疏批沈。接着就是兵部主事庞时雍直接攻击沈一贯有十条欺罔之罪和十条误国之罪。沈一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反击，只好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七月被迫去职。不过，就在他去职前，他开始秘密活动，求宫中内监在万历皇帝面前诬陷沈鲤，想让沈鲤与他同归于尽。万历皇帝对沈鲤一党的所为也不是很喜欢，所以就默许了。沈一贯还没有离开京城，他的党羽就在他的授意下向万历皇帝诬陷沈鲤。于是，二人同时离开了京城。
确切地说，二人在互相的诬陷斗争中都不是什么君子，即使沈鲤在日后的名声要比沈一贯好很多。有时候，为了自己和自己一派的利益，使用起某些手法来已经不管不顾了。沈鲤的想法很可能是，只要手段的卑鄙并不能证明目的的卑鄙。他们二人到底为明朝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在这里并没有讨论的必要。事实上，二人在朝廷之上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做事情呢，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互相攻击与互相诬陷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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