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骊姬的脏水桶
骊姬这个人所以在历史上有名气，容颜之惊艳自然是一个因素。但让她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的最重要原因则是她的诬陷本事，从她进入晋国受到国君的宠爱后，就开始把一桶桶的脏水泼到了她的目标身上，让她的目标痛苦不堪。
骊姬并非是中原人，而是晋国在击败骊戎族后由骊戎族献上的战利品。当时的晋国国君献公看到骊姬的第一眼，就深深地迷上了这位少数民族女子。晋献公对骊姬的痴迷程度由《左传》中的一段记述可见一斑：“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
这段记述的意思是说，晋献公把骊姬带回祖国后，想立她为大老婆。春秋时期的人都善于迷信，献公就找来占卜师进行占卜，第一次用龟壳来占卜，得到的结果是不吉利。晋献公不同意，占卜师又用草占卜，得到的结果是吉利。于是，晋献公说：“就按照草所占卜的结果吧。”
占卜师认为献公侮辱了的他的职业，他说：“草的数短，龟象长，不如按照龟占卜的结果。而且它的辞说：专宠会使人心生不良，将要偷走你的公羊（权力）。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以后还会有臭气。所以不能按照草所占卜的结果行事。”
晋献公就让占卜师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说，草的结果是不是你占卜的？占卜师不得不承认。献公继续说，那我就按照你占卜的结果来做。
占卜师在目瞪口呆的时候，骊姬也有些焦躁不安。因为不久后，他就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骊姬有着远大的抱负，她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将来晋国的国君。但这种想法在晋献公三个最贤能的儿子面前却成为幻想。
晋献公生有八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儿子，申生、重耳、夷吾以贤能著称，三人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国君。骊姬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把这三人清除。晋献公虽然沉迷女色，却不昏庸。想要把他三个贤明的儿子扳倒，必须要煞费苦心。
骊姬有这个能力，她的智慧倘若用在正途，必将是为政者的贤内助，可她却用错了地方。她决定向三人倒脏水。但她更清楚的一点是，第一步棋倘若就是一桶脏水，不但泼不到对方，可能还会反蚀把米。因为晋献公一定不会相信她的栽赃。所以，在栽脏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热身。这个热身就是，把三人先赶出国都去。
她先是与晋献公的一位宠臣加以感情上的联络，在多日的交流中，利益和未来的荣耀的虚弱，使这位宠臣被她征服，开始为她工作。
这位宠臣向晋献公提议，国都之外有几处地方必须要特别关注，它们关系到晋国的国运。一般人不能到这样的地方进行管理，只有那三个人才有这个身份与资格和能力。
晋献公并没有多想，这位宠臣如愿已偿。骊姬在这三人离开国都后，开始在晋献公面前施展才能，终于有一天，晋献公对她说，我准备把国家交给咱们的儿子奚齐。
骊姬掩饰住了若狂的欣喜，她知道，三人虽然不在都城，但倘若都城真有变动，他们回来实在是易如反掌。当对手的声望和实力还没有被彻底击垮前，骊姬不会轻举妄动。她流着泪对晋献公说：“申生已经是国家的太子，诸侯都有所闻，而且太子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无人替代。为什么因为我而废掉长子呢，你一定要废太子立奚齐，我就自杀在你面前。”
多让人感动，晋献公简直就想流下眼泪来，为骊姬的通情达理，为她的与世无争。
晋献公的举动也并没有让骊姬开始执行她的泼脏水计划。因为她忍得住，一年后，她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掉太子申生。
《左传》闵公二年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车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
这件事是这样的，晋献公让太子申生去讨伐东山的皋落氏。皋落氏实力强大，屡次侵犯晋国边境，晋献公多年以来的愿望就是将皋落氏灭亡。他让太子申生来领导这次国家战争，显然有失考虑。所以大臣里克就跑去向他说：“太子的职责是事奉宗庙祭祀、社稷大典和照看国君饮食，所以古代称太子为冢子。国君有事外出，太子负责守护国家，如果安排了别人守护就跟随国君。跟随外出叫做抚军，在国中守护叫做监国，这是古代的制度。凡是带兵出征，对军事行动作出策略，对军队发号施令，这都是国君和政府所谋划的事情，不是太子的事情。率领大军关键在发布命令，太子领兵如果遇事都请示就会失去威严，擅自发令而不请示就是不孝，所以储君是不适合带领军队出征的。国君失去了任命官职对准则，太子统率军队没有威严，怎么能够去打仗呢？而且我听说皋落氏已严阵以待，万一有个闪失，实在不是国家之福。”晋献公这个时候却只给了里克一句话：“我的儿子很多，还不知道立谁呢？”
这句话显然把里克前面说的话全部推翻了，既然申生还没有确立为国家的继承者，那么，派他去自然就没有里克所说的那些担忧了。
如果略加推敲，就会发现，这是骊姬的主意。晋献公不可能把儿子向虎口里送。虽然后来太子申生赢得了战争，保住了性命。但骊姬和太子申生都知道，事情并没有结束。
而骊姬不得执行她的泼脏水计划，但公子申生实在没有污垢可以让她提起脏水来。所以，她主动创造这样的机会。所以，《东周列国志》就有了这样的故事。
某一天，太子申生从他的封地来国都朝见父亲晋献公，按照礼节，他在见完父亲后还要去拜见骊姬。骊姬留他吃了顿饭。晚上的时候，骊姬就在晋献公面前哭泣不已，并说出自己哭的理由：“我想要讨好太子，所以才留他吃饭，可没有想到他却非常无礼。”
晋献公非常着急地问：“怎么回事？”
骊姬就说：“我留太子吃饭，他要喝酒，谁知道他酒量薄弱，喝到半醉，就调戏我说：‘我的父亲老了，万一有一天不在了，你怎么办啊？’我很生气，没有理他。太子却接着又说：‘我爷爷死后，就把我母亲，留给了我父亲。现在我父亲要死了，必然有东西留下来给我，那肯定就是你了。’说完他就抓住我的手，我挣脱了。”
晋献公觉得这桶脏水有些不可信，他对自己的儿子很了解，太子不是那样的人。但骊姬却说：“您如果不相信，我明天可以和太子在花园里散步，您可以站在高台上观察，必定会看到。”
晋献公点了点头说：“好。”
第二天，骊姬把太子叫来，二人来到花园散步。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上了蜂蜜，蜜蜂和蝴蝶纷纷飞到她的头发上。骊姬就对太子说：“你能不能帮我驱赶一下头上的蜜蜂和蝴蝶？”太子申生就去用袖子驱赶。但从晋献公的那个角度看去，太子就是在调戏他的老婆。他被气得死去活来，想要把太子杀掉。骊姬还是故技重施，跪在地上求情：“是我把太子招来的，如果因此杀了太子，别人会说是我害死了太子，况且，宫里面的丑事怎么可以向外面传播呢，还是忍了吧。”
太通情达理了！太为与世无争了！
晋献公没有对太子动手，但骊姬并不着急，因为有了这一桶脏水的铺垫，下面再泼脏水给太子，就很容易被晋献公接受了。
不久后，骊姬叫了太子申生到来，对他说，“你的父亲前几天做梦，梦见了你死去的母亲。你应该立即去祭祀母亲，回来再把祭祀用的肉献给你的父亲吃。”这是春秋时期的一种传统，太子申生并没有怀疑，去祭祀了母亲后，就把肉带回来献给晋献公。晋献公当时不在，所以，太子把肉放到宫中，离开了。骊姬立即派人在肉上放了毒药，晋献公回到宫中后见到肉，别人告诉他是太子拿来的。他正准备吃，骊姬突然阻止说，“肉可能放得时间长了，应该试试再吃。”晋献公就把肉放在了地上，毒药立即发作，地面骤然突起；把肉扔给了一条狗吃，狗立即死去，晋献公不肯罢休，又找来一名宦官，让他吃。结果宦官死掉。骊姬再次哭泣，她说，台子怎么这么残忍啊，为了自己能当国君竟要杀死自己的父亲！然后转向晋献公，“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太子竟然这么迫不及待！”晋献公又被气得死去活来，骊姬再次施展本事，“太子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因为我和奚齐的缘故。我们母子宁愿躲到别的国家去，或早早自杀，以免被太子残害。当初您想废掉他，我还反对，现在看来是我大错特错了。”申生当时在国都听到这件事后，立即跑回自己的领地。有人劝他，试图让他能在父亲面前揭穿骊姬的阴谋。申生却说，“我父亲老了，没有骊姬便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如果我去说马那瓜百，父亲会生骊姬的气。这是让我把父亲的快乐剥夺，我坚决不做。”说完这段话后，申生选择了自杀。
他的死并没有唤醒骊姬的良知，她把矛头对准了重耳和夷吾，他在晋献公面前向二人泼脏水：“申生把毒药放在肉里的事情，重耳和夷吾是事先知道的。”
晋献公这个时候已经被申生之事气得失去理智，逊色派人去攻击二人的领地，二人纷纷逃出晋国。此三人的下场可以说，骊姬的泼脏水计划成功了。
栽赃陷害，或者说泼脏水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让接收者认为被泼的对象有瑕疵。泼脏水并不难，难的就是建立一瑕疵的过程。骊姬苦心经营多年，终于将她儿子的威胁统统扫进深渊，靠的就是她的隐忍与不厌其烦地做戏。这是泼脏水之人最善于也必须要掌握的一门技巧。
2、优秀的演员李渊
作为唐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渊多年以来始终被人认为是懦弱无能之辈，而他的开创帝国的功绩也被安放到了李世民的头上。李渊是否真的具备开国之君的重要素质，众说纷纭。但下面这件事倒可以说明李渊是个有脑子的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李渊是正派人物，就为他下面这件诬陷他人的事翻案。不过，李渊诬陷他人一事也说明了诬陷并非是恶毒小人的专利。
隋朝末年，隋炀帝执政不利，天下大乱。当时的太原留守李渊审时度势，经过一番谋划后决定起兵造反。但在造反前，有一处障碍必须要清扫。这处障碍就是隋炀帝当初因不放心李渊而派到太原来监视他的副留守王威与高君雅。
王威与高君雅二人来到太原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发现李渊有什么不轨行为。隋炀帝到扬州后，二人与隋炀帝的联系日益稀疏，李渊所以要除掉二人，只是因为二人掌握着太原城内的一小部分军队。并且他们当初答应隋炀帝，只要李渊稍有不轨行为，就会立即将其诛杀。
但一年多来，二人发现李渊的确很老实。倒是他的两个儿子，在河东的老大李建成和在太原的老二李世民不是很本分。老大李建成四处拉拢势力，他们管不到；老二李世民也在踊跃活动着什么，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两人的智慧和警觉性并不高，因为之前，李渊睡了隋炀帝设在太原晋阳宫中的女子，他们居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后来，李渊又假造赦书声称皇帝要在三次征伐朝鲜后再来一次，这种故意激起人们的斗争情绪时，两人还没有察觉出李渊的心思。
可以说，隋炀帝当初的确是选错了人。李渊似乎也认为这二人很好除掉，但要循序渐进。他先是把二人找来商量事情。李渊一见到他二人，就把另一位造反人士刘武周占领汾阳宫、山西境内民心不愤的事情说了，然后吓唬这两个愣头愣脑的人：“我们这些人居然不能制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全是死罪啊。”两人果然被吓住了，请求对策。李渊哭丧着脸抱怨说，我们虽然是地方上的领导，但做任何事都需要上报朝廷，现在这个时局，如果一件事在报告上去等着朝廷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不是我们不能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实在是朝廷在程序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两人看着西北老汉的脸，听出来意思了，就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您作为皇亲国戚，与国家命运相关，在这个时候，该相机行事，只要可以平定盗贼。李渊还苦着脸，转了一圈，说，也只好这样了，我们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两人傻子一样，居然连说，好，好。
李渊才真该叫好，他让李世民、刘文静，隋帝国的官员，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开始招兵买马。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在杨广第三次东征时不肯跟从，所以就躲在太原成了李渊的门客，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与此同时，李渊又暗中派人去河东叫回老大李建成与老三李元吉，去长安叫回了他的女婿柴绍，一家人开始聚集起来。
兵员大量集结，李渊调兵遣将，动作之大，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不起疑心。王威与高君雅果然就起了疑心。他们找到负责兵员调遣的武士彟，此人大大地有名，原因是后来他的女儿成了唐的皇帝，就是武则天。两人问武士彟：“长孙顺德与刘弘基本是朝廷逃犯，大人却让他二人统兵，这不符合制度。”武士彟也曾劝过李渊起兵，在这个时候，当然要替李渊说话：“唐公自有计策，你二人就不必费心了。”两人听了这话，有点别扭，但又无法反驳，闷闷地走回营中，坐在一起商谈许久，最终二人一致认定，李渊可能要造反。
两人怒气顿生，忠诚之心顿起，一开始，王威想带领一批人杀进李渊的家，将他就地解决。但高君雅认为不可。因为士兵多受李渊节制，他们无法调动军队。两人想到了晋阳乡长刘世龙，此人平时与二人喝酒吃饭，很是谈得来。找到刘乡长，就把计划说了一下。刘乡长满口答应，出了门就直奔李渊这里来了。他把两人想趁李渊到晋祠祷雨时下手的计划告诉了李渊。李渊吸了几口气，叫来人把王、高二人的诡计一说，李世民立即开动脑筋，与其让他们埋伏，不如我们先埋伏。李渊思虑片刻，点了点头。第二天，王、高二人被李渊传到办公室商量事。三人正谈得正浓时，李渊事先交代好好的一位官员进来报告事情，看到王、高二人在，脸色就一变。李渊在那里做戏，叫他快说。此人就去李渊耳边，嘀咕了一番。李渊听完，站了起来，大叫一声，“居然有这等事？”
王、高二人还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李渊后面已经蹿出几十名士兵。李渊站起来，假装气得颤抖不已，指着二人道：“有人告你们私通突厥，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事？”高君雅一脸的委屈，王威比较聪明，已经看透了这场戏，跳起来，就向李渊扑去，“是谁告我等？”李渊立即闪过，士兵早已经将二人拿住，两人大喊大叫地被拉到监狱里去了。
李渊的这招诬陷纯粹是向王、高二人身上泼脏水，也就是栽脏嫁祸。突厥自隋朝末年开始在阿尔泰山一带迅速强盛。分成两部的其中一部的东突厥居住在今内蒙和山西、河北的北部。隋朝末年，中原各地民变，地方势力割据一方，东突厥族乘机向中原发展。中原许多民变领袖都依靠突厥争夺势力。李渊提到的刘武周就是靠了突厥人而迅猛发展起来的。
李渊虽然是向王、高二人身上泼脏水，但却不是纯粹地空穴来风。在那个时代，太原的北面就是突厥活动的地盘，任何人都有私通突厥的机会。他在诬陷二人的证据上可谓是信手拈来，即使不能使人完全相信，但肯定要存一点怀疑。
不过泼脏水虽然泼得很合情理，可毕竟是诬陷，而不是事实。李渊为了要整个太原的官员都服他，不可能就以这样的诬陷而把二人杀掉。他应该拿出确凿证据来，将二人正法。当时就有人要求他拿出证据，否则擅杀朝廷命官，即使不是死罪，天理也难容。
不知是李渊的计谋，还是王、高二人的死期已到。在被关进监狱的两天后，突然就有数万突厥人攻击太原城。李渊先让裴寂等分头埋伏，然后大开四面城门，玩空城记。突厥人不甘心就这样撤走，但却没有拿生命当赌注的胆量，在绕城几圈后，撤退了。李渊抓住这个机会，当众宣布，这次突厥人兵临城下，就是想和王、高二人里应外合，夺取太原城的。证据确凿，二人分辨已无济于事，被砍掉了脑袋。
二人死后，李渊立即调兵谴将，开始向隋朝的都城长安进发，几个月后，李渊占领长安，两个月后，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
王、高二人死于阴谋，已毋庸置疑，李渊亲手制造了这场冤案，手法并不高明，但由于有后来突厥人进攻太原的事实存在，所以，这桶脏水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罪证了。李渊无疑是幸运的，而王、高二人至死恐怕都不明白，他们死于李渊的先有罪认定，然后再找证据。即使没有突厥前来的事实，诬陷者总会找到各种借口将目标致于死地。因为泼出去的脏水，本身就是一种武器，一个目的。
3、脏水份子阿合马
阿合马这个人本身就是栽赃设阱的一桶脏水，他本人就是诬陷他人的武器。
阿合马是元世祖时“理财”三大权臣之一。回回人，出生于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年轻时投靠了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由于办事能力强大，后成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
中统三年（1262），阿合马得到忽必烈的重视，让他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将帝国的财赋事宜全权交予他。同年，汉人李璮作乱，一大批官员被牵扯进来，这里就有中书的最高长官王文统，王文统被杀后，中书最高长官没有人选。阿合马成为最高长官，他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开始在政坛初露头角。
元朝统治者即使在定鼎中原后，在治国上也并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还停留在当初游牧民族靠抢劫为目标的状态中。阿合马给忽必烈的建议则是，不需要明目张胆的抢劫，想要获得巨大财富，非得变赤裸裸的抢劫为柔和的剥夺才可。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向忽必烈建议“以河南钩、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从这一点来看，阿合马无疑是一个理财专家。至元元年（1264）正月，他又提出：“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钩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提案自然得到了忽必烈的大力支持，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后，元朝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阿合马“理财”的又一手法。随着他理财政绩的显著提高，是年十一月，忽必烈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任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两年后的正月，朝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阿合马倾其全力“理财”，他上奏说：“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是把百姓的金钱搜刮殆尽，后者是让百姓的生存雪上加霜。该年十一月，他又上奏说：“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这样的折算比例恐怕只有阿合马能想得出来，在朝廷同意他的主张后，元朝的采矿主们纷纷逃跑，因为实在无法承受阿合马的榨取。
又是两年后，阿合马召集群臣议立尚书省，并由自己担任尚书省最高长官，目的就是为了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在经过商讨呈送忽必烈后，立即得到忽必烈的响应。阿合马开始向权力颠峰攀登。
在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后，阿合马自然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由于其“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又善争辩，所以朝中的丞相线真、史天泽等都甘败下风。当然，他的权力源头在忽必烈。如果没有急于富国的忽必烈的支持，阿合马连纸老虎都不如。那位被排挤的丞相安童就认为阿合马不但是纸老虎，而且还是个卑鄙小人。他先是对尚书省这个部门表示怀疑，他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他中书省的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这是事实，因为在立尚书省前，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但安童却反应说，在执行时，“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忽必烈对安童的怀疑表示认可。叫来阿合马，问他。阿合马辩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但忽必烈却认为阿合马说得很好，原因无他，因为阿合马能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
安童的不被忽必烈支持，让阿合马更为急功近利。至元九年（1272）正月，在阿合马的鼓励下，忽必烈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也就是说，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
由此，阿合马登上了权力颠峰。他开始了向他人泼脏水的行动。至元十一年（1274）十一月，安童无法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上奏弹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虽然装腔作势要严惩，但不久后不了了之。阿合马在第二年七月向安童反击，他污蔑安童不理政事，徒行干扰之能事。安童被忽必烈驱逐出了中书省。
这自然只是阿合马栽赃设阱的开始，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疏指责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虽然下旨“并罢黜之”，但却没有给阿合马丝毫惩罚。相反，经过阿合马的运作，崔斌却被驱逐出朝廷，到江淮任职。不久后，一年后，阿合马栽赃崔斌贪污，被忽必烈处死。至元十七年（1279）六月，阿合马诬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二人，结果，二人于这年十二月遭到诛杀。
多年以来，阿合马运用权力始终看不到极限，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的臭名远扬。人在权力的支配下，往往会晕头转向。阿合马开始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当然，他所以能如此横行，还在于他对异己者的诬杀。洛阳宿卫士秦长卿之死就是典型的一例。
秦长卿是个正直无私的人，多年见阿合马的飞扬跋扈，贪赃枉法令他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妄杀，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他建立忽必烈“请及未发诛之为便”。
如果说之前的很多臣子对阿合马进行弹劾而不会引起忽必烈的重视的话，那么，秦长卿的弹劾书必可以引起忽必烈的重视，因为这里有一个灌输给忽必烈“危机”的因素存在。秦长卿可谓是危言耸听的高手，他把阿合马说成是秦朝的赵高与汉朝的董卓这两位逆臣，恰好戳中了惟我独尊的忽必烈的心。任何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都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人出现。秦长卿上书不久后，忽必烈派专人审查阿合马。阿合马对付这样的审查自然是胸有成竹。他有钱有势，可用以行贿，收买人心，又可以仗势摄人。所以，朝中所有大臣都为他说好话，负责调查他的官员也在报告中称赞他的忠诚与干练。
秦长卿的厄运来了。
阿合马立即展开报复行动。他先是把秦长卿提拔到兴和宣德任同知铁冶事。同知铁冶事相当于现在的财务和办公室主任，权力虽然不大，但却相当实用。阿合马所以要把秦长卿抬到这个位置上，就是想让秦长卿有理由接收他泼过来的脏水。果然，不久后，阿合马就诬秦长卿折阅课额数万缗。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历史资料的缺乏使我们无法得到事实。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廉洁的秦长卿不可能贪污这笔钱。阿合马的脏水泼出去后，开始动员各种关系，所以，秦长卿入狱后不但没有出来，连自己的家产也被阿合马剥夺。
这是当时的人所共知的一大冤案，当时的清明人士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制造的这场冤案咬牙切齿。真金太子早就与阿合马不合，随着阿合马的日益放肆，真金太子一党都想除掉他。阿合马自然知道自己作恶多端，人人恨不食其肉。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但你若说他提心吊胆却是臆说，大奸大恶之人都有一个优秀的素质，他们敢作恶，就敢快乐的活着。
至元十七年（1279）十一月，元朝的贤相，同时也是太子真金一党的丞相廉希宪重病在身，与世长辞前，太子真金遣侍臣问治道。廉希宪其言也善：“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建议真金太子：“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瘤，不可药矣。”无疑，这段话是希望太子在登基前应该迅速把阿合马除掉。
两年后，阿合马的末日终于来了。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太子真金的崇拜者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将阿合马诱骗至东宫前，王著用一柄大铜锤击碎了阿合马的脑袋，阿合马立毙。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得到消息，很快就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
但这个时候的忽必烈已经知道倘若深度追究，其所带来的后果无法预料，所以，在诛杀了王、高二人后，不但停止了追查，而且还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
这个喜欢用脏水泼人的人最终得到的下场可谓后世同类人鉴，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阿合马所以能在朝中栽赃陷害多人，并且持续多年，他的主子忽必烈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栽赃陷害不仅仅需要泼水者的智慧与权力，还需要权力源泉的庇护和支持。
4、徐兆瑞与东林党
明朝中后期，一位叫顾宪成的官员被同僚排斥出朝廷到了无锡，修复了前人留下的一所书院，名为东林书院。顾宪成为官多年，相交了很多朋友，又因为他是做学问出身，所以东林书院在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我们后来所说的东林党。顾宪成在东林学院只是讲学，他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评议时政。略有头脑的人就会想到，顾宪成并不像其他被贬的官员一样受过身体之苦。所以他对朝廷的愤恨并不深，他回到无锡后之所以讲学无非是因为看透了官场是一是非之地。一个具有这样想法的人怎么会回过头来对是非之地大谈特谈呢？假设他总是评议朝政，朝廷难道会任凭他胡说八道而不理？
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当时诸多被贬官员总到他那里听他讲学。这就让人有一种感觉：东林书院是失败者的乐园，大凡失败者对打败他的敌人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评价。
但朝廷中的有些不安分的人认为顾宪成就是在东林书院评议时政，还有一些朝臣干脆痛下狠心，将他们定义为“东林党”。被对手扣以“东林党”这个帽子，其实戴起来并不舒服。明时所谓的“党”，文雅一点来讲是派系，团伙；不文明来讲，所谓“东林党”就是在东林书院和与东林书院有来往的那群家伙。所以，这群家伙并不都是仗义之人，并不都是想为天下出力之人。顾宪成就曾在京察中联合吏部尚书打击内阁一派的推荐人，这些后来没有升职或者是被贬的人中肯定有多才刚直之人，只不过是内阁一派，就被顾宪成打击掉了。
他被清除出朝廷后，一心研究学术，对朝廷之事并不过问，直到李三才的出现。李三才这个人很倒霉，他在凤阳作巡抚时给万历皇帝上疏并没有得到重视，后来结识了顾宪成，并成为好友，他很为这个朋友的讲学所为而激动。当朝廷希望顾宪成到南京就职时，他给顾宪成写信，希望他能重新出山。但顾宪成只是一笑置之。
可第二年，由于万历皇帝长时间的断头，内阁大量缺人，时大学士叶向高提议推选阁臣，朝中很多官员推选了李三才。但却遭到工部郎中邵辅忠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几乎可笑，他们认为李三才生活太奢侈。李三才在这方面的确不怎么注意，可这种生活细节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阁臣的正当理由。通过叶向高的解释，我们得知此人正是前首辅王锡爵一党的，而且，此人也知道当年诸多兄弟在京察中落马，完全是顾宪成一伙的东林党人所赐。而李三才又和顾宪成交往甚密，这才是他反对的理由。
一时之间，诸多人站出来反对，诸多人站出来表示赞成。朝廷上下，南京北京仅围绕着一个阁臣问题开始了激烈的争论，由就事论事发展到了个人攻击，再由各人攻击发展到了派别之争。
一个李三才竟然引动了整个大明帝国两京的大臣们打嘴仗，真是毫无天理。远在无锡的顾宪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出于好意——别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给当时的叶向高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和李三才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对这位朋友很是了解，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都对得起阁臣之职。
先接到他信的是李三才的好朋友御史吴亮，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居然把这封信抄在了邸报上，遍递各衙门。无疑，这激起了那些反对李三才入阁的人的愤怒。他们认为，顾宪成以一介草民，居然敢干预政事，简直是大逆不道。
不过，在这个时候，关键是打胜李三才入阁这一仗，至于顾宪成，随便牵扯进来就是了。几天后，反对声最高的御史徐兆瑞忽出奇招，认为东林书院干预朝政，并给其命名为“东林党”。
此人在大明的功劳本上并没有留下什么，但在反对东林那些家伙的历史上却写下了很浓重的一笔。他多次在奏疏中诬陷东林书院与顾宪成，在他的言辞中，不知道历史的人还以为当时的执政政府是东林书院，而不是万历皇帝。自然，顾宪成是他首先冲击的对象。他说，此人虽然远在山林，却能遥控朝廷事务，这种胆量如果再让其发展下去，有一天不是要造反吗？
为了彻底地搞臭“东林党”，他捏造了东林书院的种种罪状，比如，东林书院在浒墅关附近的小河向来往商船收税，胁迫浒墅关的官吏以“修书院”的名义向东林书院送银两；东林书院的成员到各地讲学，动辄一百多人，要县衙门迎接款待，每次耗费银子二百两上下；东林书院的讲会“杂以时事”，它的讲义刊印出来，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须照办。
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事实往往被中国人所忽略，而有些人渣胡说出来的事情往往被人信任，尤其是在当时。
万幸的是，万历皇帝对这种胡说并没有如其他皇帝那样很重视，原因是，他对任何事情都不重视。所以，只剩下了徐兆瑞在那里空喊，东林党毫发无损。可李三才就倒霉了，因为顾宪成的那封信，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入阁。并且，他原来的职位也无法保住，他只好请求罢职。当他一连向皇上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没有得到回音后，他就不等皇上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通州定居去了。
李三才事件拉开了东林党与反对派的争斗，在这件事上，无论后人多么想为顾宪成辩护，但一条不容质疑的事实却是，他希望李三才入阁来提高东林书院在朝廷的影响。
虽然，他后来解释说，自己所写给叶向高的信的缘由只不过是出于对李三才的了解与肯定，但在攻击他的言辞里，都有这样一条：李三才本就是东林一伙的。
几年后，发生了明末三案，直接引起了党争。这三案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我们在前有所介绍，这里不再赘述。红丸案发生在泰昌元年（1620年），万历皇帝的那位太子朱常洛即位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服后病益剧。鸿胪寺丞李可灼就献上了两颗红色的丸子，说是仙方，可长生。朱常洛服后不但没有永远不死，却立即就死了。朝臣群起弹劾崔、李二人，东林党人立即怀疑是郑贵妃指使下毒者，而反对派，其实这些人反对的目的就是因为东林党赞成。争论一起，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护，事久决不下。最终，两派谁也没有取得胜利，朱常洛死后，儿子朱由校即位，抚养他的李选侍坚决居住在乾清宫，以把持朝政。东林党一伙：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联合大太监王安迫其移宫鸾宫。朱由校正式即位后，此事引起争论，成为官僚派系斗争的内容之一。
东林党的势力逐渐扩大，特别是当朱由校登基后，由于是他们的努力。所以皇帝对这些人很是器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失意的政客，善于钻营的士大夫纷纷投进东林，而且，在这些人信誓旦旦的承诺下，东林也接纳了他们。
在后期，东林党之所以敌不过阉党，有一部分原因即在此。诸多的政客发现自己所凭借的东林已经不是当初的东林时，他们立即掉转，把枪口对准了真正的东林党人。
我们回过来看，当初，万历皇帝下令全国开展矿监税使活动，最先反对的就是东林党。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为天下百姓着想。因为在万历皇帝最先派出的矿监时，老百姓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影响，而受到影响的是一些富民。那么，东林党的人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大都是有功名、田地或是资产的中小地主阶层。
税使刚刚成立时，其所征税的对象也无非是一些开旅店的店主，这些人自然也被称为富户。也就是万历皇帝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才使得他们奋起而反对之。
在天启三年（公元1632年）的京察之中，东林党人赵南星掌管吏部，力斥反对派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议当罢黜。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坚决不同意。赵南星可不管，总之，不和自己站在一边的就是敌人。他写了《四凶论》攻击亓诗教等，最终这些人在强大的东林势力的打击下被罢黜了。从各种史料来看，赵南星通过这次京察大肆打压其他派别的人，完全是一种斩草除根的想法。的确，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从而获得清誉之名。但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自诩，对三党官员心存报复，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却也是他们的愚蠢之处。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被东林排斥的官员，便投依阉党求存。东林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贤的阉党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针对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就说：“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后来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毒了”。他这句话其实还可以着来理解，后来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大肆清洗，一半责任要归于自己。
假设，只是假设，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也就显现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则彻底沦为了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个人恩怨之报复。齐楚浙三党自然如此，东林党自然也不例外。
由此可以看出，东林党顾宪成等人的行为必定会招来诬陷，而他们也并非是善类，也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还击。
5、戴梓之死
戴梓是清朝初年的一位火器专业人士。他出生在思想活跃的杭州，其父是明末的火器制造专家，由于受父亲影响，戴梓自幼便醉心火器研制。满清入关后，他投向清朝。
据说，康熙皇帝第一次接见他时，令他作《春日早朝诗》，他略加思索，当场完成，由此受到赏识，授以翰林院侍讲官职。此人在绘画、书法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也不可小视，曾参加过编修《律吕正义》。但其最高的成就还是在火器的研制方面。有月次，康熙问他是否理解外国产的法琅机枪，戴梓就很快就把类似的机枪研制出来了。清大臣纪昀记载说，戴梓的子侄跟他说过戴梓制造的一种连珠鸟铳，这种鸟铳可以连发射击二十八发。它的形状有些象琵琶，火药和铅弹存在铳的上部称作铳脊的地方，有两个机轮，扳一机火药和铅弹自动落入筒中，第二机就随之动作，火石激发鸟铳发射，如此重复，二十八发射击结束后，才需要重新装火药和铅弹。
戴梓不但会制造火器，而且善于复制。某次，有西洋人把一种称为蟠肠鸟枪的火器献给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让戴梓模仿制造出来，戴梓仅有了几天就模仿出了多把这样的枪。那么，戴梓所制造的枪，其功能如何呢？戴梓“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而多年以后，乾隆年间的在新疆作战的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由此可知，戴梓的火器制作水平之精。戴梓最有成就的当是为清军创制和装备了“威远将军炮”、子母炮，这些先进武器在击败“三藩”和准葛尔势力时立下了非比寻常的功劳。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戴梓不仅没有因种种功劳获得赏赐，反落得一个让人扼腕长叹的命运。那就是后来被一个外国人南怀仁诬陷而被发配到辽东，凄惨地过完了下半生。
南怀仁是一位西方教徒，多年前就来到中国，后来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在宫中担任要职。他在康熙皇帝面前诬陷戴梓私通日本。在当时，清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建立。日本人在清朝的活动相对而言是非常少的。但南怀仁在康熙面前提到了这样一点，日本人与朝鲜人一样始终奉已经成为历史的明朝为正统，有一大批前明人欲光复明朝的人士逃到日本。南怀仁尽力让康熙皇帝相信，日本之于大清国是敌人。那么，戴梓的私通日本自然就是欲行出轨之事。康熙皇帝只是做了少量的调查，就将戴梓赶到了辽东。
南怀仁为什么要诬陷戴梓，下面这件事可能是原因。一是在戴梓制造冲天炮之前，康熙先是命令南怀仁造，但“造之一年而不成”，这才让戴梓制造的，而戴梓仅用了八天时间就造出来了。这使南怀仁“惭且愤”。第二件事是在编纂《吕律正义》时，南怀仁和戴梓有意见分歧，让南怀仁痛苦的是，他无法辩论过戴梓。
南怀仁的心胸之狭窄灭亡了最有前途的一位火器专家。在当时的朝廷上，很多官员都对戴梓寄以厚望。因为他能用自己设计的武器以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胜利，在大清的数次对外作战、兵力不强的情况下，他无疑就是救世主。
但有一个问题却值得思考，在历史上，康熙皇帝决不是一个缺乏判断力的君主。他不可能不知道戴梓的才干远在南怀仁之上，以他的英明，他为何仅凭南怀仁一面之辞就给戴梓定罪？一向渴望、尊重人才的他难道不知道戴梓是天下无二的人才？康熙皇帝为何容不得戴梓，却能够容留和重用比戴梓的军事发明平庸出数百倍的南怀仁呢？
众所周知，以泼污水的方法来诬陷别人，一个必要条件是，接收者必须昏聩，至少缺少一定的判断能力。但康熙皇帝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康熙故意地制造了这起冤案，这从他发配戴梓到辽东这一惩罚即可看出，倘若他真的相信戴梓里通外国，那么应该是死罪。
倘若我们了解大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心理，其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南怀仁的诬陷所以成功是因为康熙的防范心理相当地严重。康熙在平三藩、征服准葛尔、夺取台湾三次大战后，大清江山已稳如泰山，在这位武功已达到鼎盛的帝王来讲，飞鸟尽，良弓自然就要藏起来。戴梓的发明已经没有用处了，相反，他的发明对大清朝来讲反而成了一种威胁。按照满洲权贵的思路：戴梓可以给自己发明机关枪，他也可以为自己的敌人制造。这些人见识过机关枪的威力，他们无法接受万一对手有了这种武器后的现实。他们不是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而是把这种提高彻底扼杀掉。所以，戴梓的结局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事实上，戴梓应该感到万幸，他的主子康熙帝还算仁厚，留住了他一条命，辽东虽然寒冷荒芜，但毕竟他还活着。
另外，戴梓受到被流放的命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是汉人；而南怀仁不是汉人，是个“非中国人”，这大概正符合了满清统治者的自我定性认识，他觉得相对于汉人，这个“非中国人”是自己的同类。满清统治者将戴梓“活埋”，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这种不可估量在后来对外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现。每场战役因武器的拙劣而屡战屡败让早已腐朽的满清政府更加雪上加霜。
事实上，这并非是康熙一人的狭隘之见。整个满洲人骨子中就有这种思想。在很多治军事史的学者眼中，清朝是一个没有军事技术的朝代，这些人进入中原后，还用着他们曾经的简单方式来进行军事统治。他们还死死抱着“弓马取天下”的冷兵器观念不放。
当然，并不是满洲人一生下来就有这种观念的，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满清的强劲铁骑屡次击败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优于自己的明军，并且最终征服了中国。
他们以为自己是凭着手中那张破烂弓箭打败火器装备的明朝军队。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满洲人对于当时先进军事技术——火器的研制、生产、应用，是不可能重视的。在他们看来，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大炮抵挡不住细得可怜的箭的进攻。事实上，明朝之所以败亡，远不仅是因为满清的军事进攻，而是几种极为不利的因素合力的结果：饥荒、瘟疫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拖住了明朝抗清的后腿，并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元气；崇祯帝朱由检连续的愚蠢决策使明政权自毁长城，丧失了凝聚力，导致大批军队倒向满清和李自成。
明朝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火器无用，而是因为明朝武器的优势已经不能弥补这几种不利因素造成的损害。反过来讲，如果不用火器，明朝灭亡会更快。没有火器，明军根本不可能把满清挡在辽西十八年之久，努尔哈赤肯定不会被大炮炸成偏瘫而活活气死。他那个时候难道不知道大炮是有很大威力的吗？他的死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他在临死前应该告诉他的后代们，相信大炮。可他说的一番话却告诉他的后代，之所以自己被气死，就是因为天不照顾他。
当然，从戴梓事件上，我们看到的是，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之心非常之大。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反抗的恐惧心理自然敏感而强烈。而想要镇压汉人的这种反抗，他们想到的第一条就是防止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落入汉人手中。因为担心，所以惊恐；因为惊恐，所以将其泯灭。满洲人虽然不相信火器能决定大局，但他们却尝过火器的厉害：在入主中原之前，成千上万的八旗兵在攻坚战中被明军用火器击毙。他们想得却不是自己得到这些火器，而由于自卑心理，他们不希望别人得到。这种思维方式让人感到惊讶与愕然，就似乎是一个马桶，因为害怕被别人先占上，就决定要毁掉。他们从不想，自己也能制造一个这样的马桶。
早在入关之初，多尔衮就曾立过这样的规定：大炮和火器等当时的先进武器只限于八旗军中使用，清军中的汉军禁止装备。
事实上，从多尔衮本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措施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当时投降满清的汉军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八旗军，这些军队如果拥有有先进武器，一旦降而复叛，八旗军肯定对付不了。另外，多尔衮只让八旗军拥有大炮和火器，可以大大增加八旗军对汉军的战斗力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震慑和控制清军中的汉军。
继他之后，历代满清统治者出于对汉军的防范，一直严格施行这一规定，直至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八旗军丧失战斗力，为了利用汉军镇压农民起义，才有所松动。但是，此时的满清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
我们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朝代到最后都会走到腐化这一步，这一步是永远也不可避免的。那么，当一个朝代腐化彻底的时候，在面对外来武装冲突之时，武器就成了重中之重。但清军武器装备的不断倒退，不仅使之无力抵御外敌，镇压农民起义也越来越困难。及至两百多年后，面对太平军的冷兵器，腐败清朝正规军几乎完全没有武器上的优势，满清政权在农民军的凌厉攻势下差一点就被连窝端了。由于八旗军乃至所有的正规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为了救命，满清不得不允许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组建“湘军”、“淮军”地主团练武装，开始装备外国先进武器，后来为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所迫，又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组建新式陆军，一律装备德式武器，所以后来新军起义时，满清政权就像纸房子一样地倒塌了。
满清政权为了压迫汉族而压制武器的应用和发展，乃至压制科技的发展，虽然能够得逞于一时，却弄得国衰民穷，不堪一击，走上了彻底覆灭的道路。在深重外辱和内乱下，为了保命，又不得不放弃对武器、科技的应用和发展的压制，但是，为时已晚，满清政权已经元气耗竭、威信扫地、人心丧尽，在耻辱中灭亡。
满清的作为，正应了一句老话：“害人终害己”。满清的结局留给历史的应该是这样一个教训：靠压制维持政权绝非强国之策，也非长久之计，实乃亡国败运自取耻辱之道！
所以说，南怀仁的诬陷戴梓，并不能被许多诬陷者看作是经典，倘若不是上面分析的种种原因，这盆脏水根本泼不到戴梓身上，很可能会溅到自己。
6、载漪的诬陷
熟悉义和团的人，就不可能不知道端王载漪。在当时洋人眼中，端王载漪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载漪希望并付诸实践地与洋人破裂，是个不折不扣的积极分子。
据一些记载说，载漪这位王爷根本不具备作为传统道德的皇室子弟的要求。这位王爷最喜好的，正是当时旗人最不齿的一套穷汉人耍把式卖艺的行当。由于载漪从小就喜欢武术，所以经常跑到当时卖艺人活动的天桥去跟人家较量，一些资料记载说，这位王爷还曾将有千人之众的丐帮帮主藏匿于他的端王府里。御前女官德龄公主《御苑兰馨记》中就这样记载载漪道：“他从不关心他同级人士的一切，他喜欢与这班拳民称兄道弟。其实按照满清风俗来说，官吏根本不许看江湖卖艺人献艺的，而参加表演更加是不用说的了。满清高级官员就是到中国饭馆里吃饭都是不合理的。”
可是，载漪完全不把这些成规放在心上，“（端王）却不管这一套。最喜欢穿起法衣，跟卖艺的一同耍枪弄棒，然后人家撒钱时，他跟着磕头谢赏。他是亲王中的一员，当时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他是端亲王，每逢他粉墨登场，总引起无数观众。”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并不像王爷的王爷后来那么支持义和团，或多或少地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但这只是其性格的一方面，能让他后来有极大支持义和团的行为，还因为政治的缘故。多年以前，这位王爷因为不好读书，行事乖僻，所以很不得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喜欢。后来，他娶了慈禧太后的侄女为老婆，频频出入大内，慈禧太后见他虽然没有什么学识，但忠诚之心倒是有一堆，就慢慢地喜欢上了他。戊戌政变中，他出力不小，慈禧太后把新成立的虎神营交给了他。这不仅是最高荣誉，还是权力的拥有。政变发生后，慈禧太后在皇室子弟中挑选皇帝的人选，所选中的人正是载漪的儿子。这当然让他心花怒放。可洋人们参与进来，他们坚决不许大清国废掉光绪皇帝而令立新君。如此一来，载漪的儿子就不能成为合法皇帝，所以，他对洋人是有切肤之恨的。这也正是他成为仇洋派的最根本原因。
而在载漪的印象中，多年以来整个大清帝国都受到洋人的欺压，但无可奈何。义和团在山东河北兴起后，载漪看到了希望。没有官方证据显示载漪什么时候与义和团有的接触。在一些时人的笔记中倒有记载。据一位时人记录，当载漪牢骚不断的时候，他府中的一位师爷就说了一句话：“曹州府拳民素以‘扶清灭洋’为志。”端王爷急问具体情况。这位师爷就说了山东拳民的基本情况，最后说道：“这些人会用法术，让洋人的枪炮失灵。”
端王爷欣喜若狂，就让这位师爷赶紧找来一位拳民，他要当场试验一下。不知道来的那位拳民是怎么蒙混过关的，总之，这位拳民的确让端王爷相信了他是可以“刀枪不入”的。端王爷那段时间心情很是舒畅，而这个时候因在山东剿义和团不利的被迫卸任的山东巡抚毓贤来到京城，大夸拳民不但勇而且还忠，毓贤向他说道：“当今国势日降，由于民志未伸，如果还要杀拳民，不等于是自剪羽翼而开门迎盗嘛。”
载漪对毓贤这段话真是有些感激，他似乎在茫茫大海上找到了灯塔一样。在他的帮助下，毓贤去了山西当巡抚。他又在慈禧太后面前，力请用拳民抗击洋人。慈禧太后可没有他那么疯狂，对这种“刀枪不入”的江湖神术半信半疑。不过，这位喜欢看京剧并且对中国神话传说了如指掌的老女人最终还是架不住载漪的苦苦请求，答应看一下拳民们的“刀枪不入”神术。慈禧太后在观看了拳民的表演后，看着载漪问：“我相信了。你准备怎么办？”
载漪还能怎么办，他认为这种神术，简直就是上天赏赐给大清国最好的礼物。他开始在自己的虎神营里散播这种神术，于是，所有的虎神营士兵取消了每天的操练，转而去练神拳了。他又在自己的王府里设立神坛，早晚必拜。载漪这个时候恐怕还不知道自己创造了一个记录：他的虎神营士兵与他的王府中人是北京城里学习此术的最早者。
以上的论述大致可以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清末王爷的简单画像。他因为没有受到过贵族教育，思想没有那么重的包袱，所以会使用各种不被人耻的招数对异己这进行打击报复，诬陷自然是其中之一；而更由于他大权在握，所以在诬陷他人的时候，可以马到功成。
在他的大力举荐下，朝廷中形成了势不可挡的亲义和团势力。诸多朝臣都认为可以靠义和团与洋人做出决裂的行动。这种情绪的影响如洪水一样迅速泛滥。但有两个人却保持着清醒的的头脑。一位是庄亲王载勋的家臣内阁学士联元，另一位是曾担任过内务府大臣，现任户部尚书的立山。两人都认为，即使是中国的正规军都无法与洋兵抗衡，更何况是乌合之众的义和团。倘若一旦与洋人决裂，导致的战争后果必将是惨败。惨败之后结局谁来收拾，这个问题不可谓不严重。
联元是一个品性端正的学者，他曾经一直坚持保守思想，反对任用任何改革，立山的政治嗅觉相当敏锐，此人喜欢玩女人也是人所共知。慈禧此时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与洋人断绝友好关系。她问二人有什么意见，联元就出了个主意，他说，可以去大使馆劝阻洋人不要攻打大沽炮台，否则便“下旗回国”。事实上，此时大沽炮台的战斗正在进行中，朝廷方面只不过不知道罢了。慈禧太后虽然已经倾向开战，但并未得到大沽的后续消息，她这个时候仍然希望能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只要洋人进不了城，那封照会就会失去效用。
她决定让联元与立山再试一次。
联元等人肩负着重要使命出发了，他们最先到的是英国使馆。他们希望西摩联军能就地返回，因为此时北京城各个使馆的卫队人数已经饱和，根本没有必要再让远征军来此。
英国使馆的负责人不置可否，联元等人只好悻悻而离去。他们接着到了美国大使馆，说明来意后，美国大使馆的负责人态度很是骄横，他说，如果我手上有一千士兵，就会杀尽城里所有的拳匪。联元等人在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这位大使馆的负责人威胁道：“如果我的家人或使馆任何成员受到伤害，美国军队将会毁掉北京城。”
联元鼻子都气歪了，但并非是因为使馆负责人的态度，而是他觉得自己居然完不成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其实这个任务一点都不简单，当他走遍了所有使馆后，就发现，这些洋人之所以态度骄横拒不接受他的请求，无非是对西摩远征军的到来抱有信心。在这一点上，联元可能想过，如果真的可以把西摩远征军击败，他完成任务的困难度是不是会减小许多。
联元等人奔走大使馆的失败让慈禧和主战派更加坚定了开战的决心，第二天，慈禧召开御前会议。会议的重点一开始就放在了如何对付骄横的大使馆上面。
也就是说，上次讨论的要不要攻打大使馆已经被批准，而这一次讨论是如何攻打的问题了。但没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和上次会议一样，主和派坚决认为不可。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旦攻打大使馆，将会引起联军更强大的军事报复。联元就说：“万国公法，凡使臣不保，他日城破鸡犬不留。”
端郡王载漪立即回敬：“你怎么就知道日后城破？”
光绪皇帝插嘴道：“你只喜言战，朝鲜之役（甲午海战），创巨痛深，大家有目共睹。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我何以御之？”
载漪道：“董福祥可用。”
光绪皇帝接口道：“他最不可用。”
载漪嘿嘿一笑，史载：“出语不逊”。但并没有记载他到底对光绪说了什么话，总之，他说完这些话后，“上（光绪）嘿然。”
立山在光绪皇帝“嘿然”后，接着光绪皇帝上面的话说道：“自朝鲜之役后，我海军丧失殆尽，南北咽喉已断。一旦开战，军械粮饷无从运至到。洋人一旦攻破大沽口，来到京城指日可待，拳民乃乌合之众，想要靠他们，绝对不行。”
慈禧太后觉得这在第一次御前会议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她认为没有反驳的必要了。载漪刚要在一旁说话，有主和派官员就抢过立山的话：“对！拳匪绝不可恃，应速驱之出城。”
载漪也把话抢过来，“对！你这是失民心第一良法也！”然后转向慈禧太后，“请老佛爷下旨攻打各大使馆。”
慈禧点头，元联大呼：“不可。”
载漪大怒，立即毫无理智地泼脏水：“你是汉奸，当斩。”慈禧也大怒，要把联元斩首。
幸好他的主子庄亲王载勋立救，说他一心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才有如此愚言，联元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不过，当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向北京城开进的时候，联元等人的命运彻底被推进深渊。载漪这个时候的情绪已经近于崩溃。在同一天，他诬陷立山勾结洋人，原因是立山的家就在大使馆旁边。这种诬陷自然不能使立山心服。但无关紧要，载漪有权在手。他捉了立山后立即进行了审问。审问与判刑者都由义和团担任。
在载漪的暗示下，义和团审问立山的问题如下：有一天你为何请同文馆教习那个大毛子（美国人）吃饭？你为什么要送大毛子礼物？你家住在使馆旁边，为什么？如今我们与二毛子打仗，你为什么不搬家？
立山对这样的无中生有与借题发挥，根本无法回答。最后被斩于街市。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栽赃陷害之事恐怕已经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事情。载漪的载脏陷害所以使立山无法躲避，就是因为大环境决定了载漪所泼出去的脏水必能淋到目标。那是一个全民仇恨洋人爆发的年代，只需要跟“洋”沾上一点边，就无路可逃。立山虽然为大清高级官员，但在一个已经丧失了理智的年代和载漪的权力的合力下，想不被诬陷都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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