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遭四家报纸解雇，有人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还以为是在恶作剧
我第一次碰到辛克莱·刘易斯是在数年前了。当时，我们和六七个家伙在长岛的自由港租了一艘摩托艇，突突突地开了几英里去钓马鲛鱼。当时，我很是佩服辛克莱·刘易斯，他从来不晕船。海浪只要一翻腾，我就得躺在船舱里，而刘易斯总是笔直地坐在那里，神情自若地钓鱼。
如今，我也敬佩辛克莱·刘易斯，不再是因为他钓鱼的技巧（我现在也能待在甲板上了），而是他不断写出精彩的小说。你觉得写小说不是男人的工作？那你自己试试看呢！
1920年，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第一次引起了轰动。这之前，他写过六本书，都是石沉大海，文学界毫无反响。他的第七本书就是《大街》，这本书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全国。女子俱乐部谴责这本书，牧师批判这本书，报纸说这本书是对美国生活的侮辱。这本书卷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学战争；远在三千英里的欧洲都能听到炮火的轰鸣声。
这本书让他成为了重量级的文学明星。
有些评论家说：“嗯，不错；但是，那个聪明的傻瓜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了。”
嗯？写不出了？
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索克森特城的红头发家伙又开始奋笔疾书。之后，他一蹴而就，又写出六七本畅销书。但是辛克莱·刘易斯的书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精心写作，不断修改。
《阿罗史密斯》这本书，还没有开始写，他就拟了六万字的大纲。大纲就抵得上普通小说一半的字数了。一次，他写一本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小说，辛苦了十二个月，最后他把手稿扔进了废纸筐。
《大街》这本书，他三次开写。从开始到完成，他整整用了十七年的时间。
《大街》之后他又出版了一系列的小说，所有的书，只要一面世，都立刻跻身畅销书行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孽海痴魂》、《孔雀夫人》、《安·维克斯》、《不会发生在这里》……
一次，我问辛克莱·刘易斯，他觉得自己的惊人之处是什么？他想了想，然后说，如果他不从事文字工作的话，他想在牛津大学教希腊文或是哲学，或是到密林深处同伐木工人住在一起。
一年中有六个月，他都喜欢住在时髦的公园大道；但另外六个月，他则住在佛蒙特州、伯灵顿东南方向八十英里一处偏僻的地方。在那儿，他有一处一百四十英亩的农场，农场上种满了糖槭树，他自己做枫糖，自己种蔬菜，只有剪发的时候，才到“城里”去一趟。
我问他，“辛克莱，你这么出名，感觉怎样？”，他回答说，“哦，烦死了。”他告诉我，如果要一一回复来信，他就一本书都甭想写了，而且还要搭上睡觉的时间。所以，大部分的来信，他都一捆捆地仍在壁炉里，看着它们化成灰烬。
他不喜欢有人找他签名，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赴宴，从来不参加文学圈子的茶会。
我提起他早年的奋斗史，他说，“哦，这些作家总是谈论自己早年经历的痛苦，真是烦呀。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作家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不了的痛苦。他们起步的经历，同年轻的牙医、医生和律师没什么区别；但是他们口才好呀，就把自己的经历当成苦难说个不停。”
我提醒他说，毕竟当年，每天起床两小时后，他才到厨房里煮一杯咖啡喝，喝了之后就在餐桌上写作，一写就是好多年。我还提醒他说，一次，他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借了一百五十美元，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没日没夜地干了六个月，结果只卖出了一个笑话，得了两美元。他说这些事情没什么艰苦的，只不过是在学习怎么写作，那些日子再快活不过了。
我问他，书一共卖出了多少本？他回答说不知道。我说，“嗯，好吧，你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吧，行不行？”他说，“给不出来，真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问他，《大街》这本书赚了多少钱？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也真是不在意。他说，他有一个律师，还有一个会计，他们帮他打理事务，他从来不关注自己赚了多少钱。
他什么都经历过。他的父亲是明尼苏达州草原上的乡村医生，有时，父亲做手术，辛克莱·刘易斯就帮忙给病人上氯仿麻醉剂。有一次，他坐上牲口船，一路穿过了大西洋；还有一次，他乘坐下等客舱，来到了巴拿马，找了份工作。他写过儿童诗歌，他还卖过故事大纲给杰克·伦敦，当过聋哑人杂志的助理编辑。
他从来不运动锻炼。他同意乔治·珍·南森的看法，城市人需要的所有运动就是打开出租车的门，然后钻进去。
他对任何运动都没有兴趣。说到棒球运动员，他只知道贝比·鲁斯，说到橄榄球运动员，他只听说过红头发格兰奇。
“你最初工作过的三家报纸都解雇了你，是不是？”我问道。
“不是三家，是四家报纸。”他回答道。
我想问问他有什么建议给年轻的作家，我刚开口，“什么建议……”他就回答说，“没有建议。”他认为不应该给人建议。
有一天，他接了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说话带瑞典口音，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明尼苏达州州，辛克莱·刘易斯认识很多瑞典人，他觉得这个人的口音有点假，他觉得是某个朋友在和他开玩笑，于是他就开始取笑这个家伙。
几分钟之后，他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真的获得了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他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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