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想让别人扶持自己，就得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是其安全的保障，而不是一个威胁。所以，别人的危机，就会成为自己发展的机遇。
李鸿章是个很懂得利用这样机遇的人。闻名遐迩的淮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这时，上海被围，江南豪绅地主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上海需要有人解围，但曾国藩这边在兵力上却捉襟见肘。曾国藩最初想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淮军的建立，上海富商出钱，曾国藩不仅亲自制定营规，还给了李鸿章一大批军官，帮助李鸿章训练队伍。李鸿章建立淮军，自己基本上没出多少力，完全是应别人的要求，在别人的“无私”帮助下建立的。
淮军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建立的，但淮军最终却没有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裁撤，相反，李鸿章借朝廷对曾国藩的猜忌，同时，因为当时捻军横行北方，在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不但没有裁撤淮军，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了淮军的实力。
可以说，正是曾国藩裁撤湘军，给了李鸿章的淮军第二次崛起的机会。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也是出于不得已。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原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英勇作战，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湘、淮军拱手相让。这对“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
乾隆以后已经渐渐消弭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据《清代野史》记载，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彭玉麟攻克安徽，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国藩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和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字。曾国藩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将领们却不甘心，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而慈禧为了打击湘军的势力，更是极力提拔李鸿章。
自己的发展，一定要让别人感到舒服，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而不是打压。李鸿章巧妙利用曾国藩跟朝廷的矛盾，不仅让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还借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李鸿章后来建立北洋海军，同样也是巧妙利用了中外矛盾，尤其是利用了中日之间的矛盾。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抱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鸿章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被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李鸿章的观点得到了文祥、沈葆桢等人的支持。朝廷最终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于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并建立中国海军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在以后十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淮系集团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有深远的影响，袁世凯曾是李鸿章这个集团里的一个核心成员，他在李鸿章逝世之后又发展起了自己的一个北洋集团。而北洋集团不仅干掉了清政府，还一直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政治格局的走向。
“乱世出英雄”，在某些人看来的灾难，总是某些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有些人等待着被灭亡，有些人则借机崛起。
李鸿章一直处在各种矛盾的核心，而他也巧妙利用这些矛盾，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成为晚清政坛的“常青树”。
2.长袖善舞，才能在夹缝中屹立不倒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而北洋海军的覆灭，让李鸿章也输掉了老本。这时的清政府跟李鸿章都已经没有了与外国列强抗衡的资本。
但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既然已经没有内力可恃，那就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在他看来，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不露痕迹地建立了与美国较为亲近的关系。
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格兰特于七月四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七月十四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而且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
虽然格兰特的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还是乐于帮助中国的。
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当时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大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统治的人口的总和还多。”
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欢迎你的来访！”李鸿章鞠躬表示谢意。卢杰将军说李鸿章越洋来美国“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李鸿章给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博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在义和团运动中，面对义和团的暴力攻击，美国政府不仅肩负保护自己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同时给自己加上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
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一贯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对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和在教民冲突中的蛮横无理，美国也明确站在中国一边。
针对美中之间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表示：“美国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但是目前更为决定性的是维护所有美国公民和基督徒在协定上的权利。”说白了，美国支援中国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遵守过去协定上的规则。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根本前提。
康格表示“美国希望支援中国政府对违反协定的暴行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目前正遭到不法组织的威胁……”。
康格在这次会晤中委婉而明确地阐述了三个观点：一、由于义和团持续的暴虐行为，美国可能被迫转换以往在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既定选择；二、美国必须为自己的在华生命财产而提请清政府解决问题；三、为了美国也为了中国，美国愿意帮助清政府履行协约义务。
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前，英国一度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英国人此举是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此讯，秘密派遣美国人福开森（J.C.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报告美国政府，请求美国设法制止。刘坤一同时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即便没有刘坤一的请求，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的做法。英国见状，权衡利弊，终于知难而止。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在中断与北京联系，不知公使馆人员死活的情况下，于七月三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通牒，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这次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美国在华生命财产，同时强调要维护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关系。
美国不仅没有与中国政府反目为仇，相反，为了遏制其他列强蠢蠢欲动的野心，美国强硬申明“要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维护世界各国与完整的中华帝国（之间）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李鸿章访美终于得到了回报，美国在大清国和李鸿章最艰难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让他们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住了，没有倒下。
当强敌环伺的时候，最好最明智的策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列强先斗起来。李鸿章是挑动列强争斗的好手，虽然他的策略屡屡遭到国内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的破坏而大打折扣，但在那个敌强我弱甚至任人宰割的年代，借助外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古老的道理，多数人都懂，但很少有人能用到李鸿章这样纯熟了。
3.懂得以恶治恶，才能在强压下不乱方寸
晚清的政府如果是一块肥肉，列强就是饿狼，谁都想在清政府身上咬一口。清政府无还手之力，只有寄希望于列强之间能打起来，这样就可以减轻它们加在清政府身上的压力了。
甲午海战之后，这种形式更为明显，而为了夺取在华利益，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更突出。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取得了巨大的在华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列强的神经。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中日之战前，不过传教和通商二事，到了战后关系已紧密，难舍难分，中国的利益得失也关乎列强的得益得失。甲午海战前，中国曾请求俄国调停，日本战胜之后，因为不愿看到日本在东北得势，然后威胁俄国，俄国也愿意替中国讨回辽东。联俄抗日，已经成为当时清政府多数人的想法。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
“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唯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人肯助我，报酬亦同……”
清廷其时方寸已乱，就同意请求俄国干涉。
先是俄国公使库曼先后照会英、法、美、德、意、奥、比、葡、荷等国，就辽东半岛割让问题影响清帝国首都安全，进而影响各国在华利益为由发出抗议。
由于俄国拉拢了法国和德国，三国抱团后其强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抗衡它们。因此俄国的提议得到了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列强国家的精神支持，英国虽然拒绝，但是选择了中立，因为英国实在不敢同时得罪三国。
这样一来，俄国取得了国际列强们的支持和默许，联合法国和德国一起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备忘录。
俄国的备忘录称：“俄国皇帝陛下之新政府，兹查阅由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讲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认为不仅将危及中国之首都安全，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俄国政府为再次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表示诚挚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须应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占领。”
德、法两国的备忘录也采取类似口吻。德国公使海靖还在宣读备忘录后，又发表了一段威胁性的谈话，说“同三国开战，对日本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法国公使则称“日本海军覆灭，法国远东舰队和俄国舰队可轻易在东京湾登陆。顾日本国没有拒绝让步的能力！”
三国政府公开干涉日本还辽后，李鸿章立即游走三国公使馆，表示如果三国政府肯出兵威慑帮助清帝国收回辽东半岛，军费由清政府负责。
三国在外交上对日本提出“劝告”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向日本施加压力，俄国命令停泊在日本各港口过冬的军舰，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其远东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同时俄国调东西伯利亚的两万兵力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地区戒严令”。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军舰也到朝鲜海峡附近制造紧张气氛。
这一行动给了日本政府很大震动，它试图求援于英国，组织反干涉联盟，但英国见德、法、俄三国抱团实力强大得要命，因此不愿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所以不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看到外交交涉既无回旋余地，军事上又绝非三国对手，处境很艰难。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与三国达成初步协议。日本保留朝鲜归还辽东予中国，但清廷要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赔偿。三国干涉还辽，让清政府及李鸿章对三国，尤其是俄国有了很强的好感，发展对俄关系，以牵制日本，成为清政府及李鸿章下一步外交的重点。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清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十九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唯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代表光绪帝向尼古拉二世赠送的礼物是：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清廷颁发给外国王室的最高级别勋章）一座，巧制大烛奴一对，白璧一双，色丝顾绣大红毯一幅，两千余年前之青铜古瓶一对，镶嵌宝石的珐琅瓶碟若干。沙皇以观赏和验收这些礼物的名义，邀请李鸿章三天后去冬宫再作会面。
沙皇两次接见李鸿章，显然不是为了几件礼物，而是所谋更大。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二十年无事。当时，俄国人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的想法，这也是促使李鸿章联手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俄国人狼子野心，言而无信，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但总体来说，与俄国的结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4.组建海军，不可错过的良机
做成一件事情，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
所以，一个要成事的人，既要有等待的耐心，又要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的能力。
而机会往往不是在事情一切顺利的时候才有，大多时候，是出现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李鸿章把握机会的能力是一流的。
善于把握机会，一方面让李鸿章容易成事，另一方面让李鸿章避开了很多艰难险阻。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大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假如没有权力做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所以，李鸿章对权力有超乎寻常的热衷。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让他吃尽苦头。慈禧是权术的高手，她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
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
当李鸿章被牢牢限制的时候，他想要做成事，就只能等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才会稍微打破制衡的常规，才会让李鸿章暂时宽松一下，破一下格。
办海军一直是李鸿章的梦想，朝廷经过“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终于同意筹建海军。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预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同治帝驾崩，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反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鉴于中越两国的非凡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把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李鸿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自保。没想到，中法战争让海军建设停滞，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推动了海军建设的进程。
借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假如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
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尽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两艘铁甲舰、八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四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
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的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在晚清的政局当中，李鸿章的很多主张和措施，只有等到矛盾激化，当权者无暇他顾，迫切需要他出山帮忙的时候，他才真的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李鸿章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这既让他在晚清政坛上存身自保，同时又能让他抓住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
5.为郭嵩焘解围，一招漂亮的“借刀杀人”
借力打力，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有时还是解决问题必需的条件。这个外力犹如化学反应当中的催化剂，有时候，催化剂只能起到加速反应的作用，但有时候，没有这个催化剂，反应就无法进行。
李鸿章是善于借力的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李鸿章知道借力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借力也可以有效转移矛盾注意力，让自己暂时躲开政治上的是非，从台前退到幕后，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事情的解决。
1847年，郭嵩焘金榜题名，与李鸿章、沈葆桢等为同科进士。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郭嵩焘曾力劝曾国蕃、左宗棠组建“湘勇”平定叛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郭嵩焘开始接触西方人。他亲自考察了百战百胜的洋枪队和英国人管理的海关。英国人管理的海关，正是当时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清廉的衙门！
郭嵩焘处理洋务事宜的能力广受赞赏，李鸿章、恭亲王奕等都称他是当时最精通洋务之人。
1875年2月，英国领事人员马嘉理和五名中国随员在云南被杀，这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最终导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有一条规定，清廷必须“速派钦差大员到英国”谢过。兵部侍郎（副部长）郭嵩焘这个“最精通洋务”的人，自然成了去英国谢罪的最佳人选！当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朝野上下甚至骂郭嵩焘是汉奸！湖南同乡和朋友们纷纷以他为耻，家乡的学生们要烧他家的房子。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托，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他在出使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传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观念的底线。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折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说：“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
虽然此时郭嵩焘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无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李鸿章并不足以保护如此被动的郭嵩焘。在一片讨伐声中，清政府下令销毁《使西纪程》字版，“永禁流传”。只是因为暂无合适人选，清廷未将其立即召回。
其实，此时的郭嵩焘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当时自己班子内部的问题。清政府给郭嵩焘组建使馆班子时是动了心思的。使馆人员的组成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相互角力的结果。守旧派为了制约郭嵩焘，有意安排了一个十分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给他做副手。
来到英国之后，刘锡鸿在监督郭嵩焘上确实十分尽责和卖力。他不顾身份公开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到处宣扬郭嵩焘是“汉奸”。接着就时时处处履行他的监督“职责”，到处挑毛病，然后记录在案，向国内打小报告。例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外国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还有，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甚至在刘锡鸿的小报告中，还上纲上线，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国之嫌。
这些“罪状”，总理衙门无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为难；同时，面对驻外使臣间势同水火的矛盾，总理衙门也感到难以调和处理，几次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当然是为郭嵩焘辩护，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辩护，而是借到德国了解中国在德学习军事的“武弁”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
李凤苞曾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福州船政局任职，1876年由李鸿章推荐任船政留学生监督，是李鸿章一手培植的亲信。作为洋务派的一员，他自然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与刘锡鸿不和，而到德国了解留学生情况时则与刘锡鸿龃龉不断。李凤苞听说自己被任命为要在刘锡鸿手下工作的驻德使馆参赞时大不乐意，于是分别给李鸿章和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字春帆）写信，表示不愿从命，请代为婉辞。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立即意识到此事可用，于是在1878年7月18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此信虽短，但对清政府下令同时撤回刘锡鸿、较量双方“打个平手”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他先要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刘也经常“托病不出”。他强调“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筠仙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又多猜疑。云生志气非不要好，而性情暴戾，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但他提醒总理衙门：“唯目前筠仙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德国报界对刘锡鸿“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嵩焘“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于郭嵩焘刚从伦敦到巴黎，所以总理衙门应致函慰问，虽未明言，但留郭嵩焘免刘锡鸿之意却又极为明确。
但是，朝廷内外反郭力量甚强，纵然李鸿章权倾一时，他的“免刘保郭”之论也根本不可能为清政府接受，只能暂时维持郭、刘现状。但结果仍然是驻英与驻德大臣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反郭拥刘者众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将郭免职调回，不少人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知道事情已无可转圜后，又借一位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并指刘在德“甚见礼于当路”，因此他能否胜任外交工作大可怀疑。最后他明确说出自己对刘的处理意见：现在可“暂留”，但“将来似宜撤换”。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将驻英公使郭嵩焘、驻德公使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李鸿章虽然没有保住郭嵩焘，但终于还是借他人之力，免除了郭嵩焘回国后进一步被追责的不公正对待。而李鸿章也因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巧妙，没有因为郭嵩焘跟自己的亲近关系，而让自己对郭嵩焘的偏袒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6.迎难而上，打破两难的因局
利益的争夺会导致对立，但如果运用得巧妙，对立的双方却能实现合作，共同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朝廷与商人之间在利益上是存在对立的。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例，当时这些公司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
官与商之间的对立，阻碍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如何把两者的利益集中起来，并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鸿章提出了“官督商办”设想。
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借助商人的资本，利用官府的权力，让两者结合，为现代商业的发展提供权力支持的同时，为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其昂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更加上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招募不到商股。
即使联络了胡雪岩、李振玉等大商人，亦无多大作用，乃至“招股年余，无人过问”。在创始经费中，李鸿章从官款中批拨的费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还带头认股五万两。1873年，李鸿章委派广东香山籍买办巨商唐廷枢、徐润分别担任招商局总办与会办，后又将另一名香山买办商人郑观应招纳入局。从此，招商局业务日隆，附股者日多。
招商局股票最初市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随着机构的改组、业务的拓展和收益的增加，股票市价渐涨。至1882年6月9日，招商局原价100两的股票，市场价已涨至247.5两，至同年十月十二日更涨至267两。招商局的成功，带动了民众对于其他公司股票的认购兴趣。当时的媒体载，“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华商因见招商局股票市价逐渐飞涨，“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这说明，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早期股市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等人急于仿行西方公司制度，还有一个重要动因，即抵制西方公司对于中国民间资本的大肆吸纳。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发行股票，吸收华股。在洋商的一再劝诱和洋行丰厚利润的吸引下，通商口岸渐兴华商认购洋股之风。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渐趋踊跃。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应求，以致市价溢出原价好几倍。个别洋行鉴于要求认股的华商为数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条件。
不断高涨的华商附股洋行热潮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大量中国资本流入外国公司，成为外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侵攘中国利权的重要资本支柱。这种华商资本在中西商战中“非但不能御敌”，反而“倒戈相向”的状况，逐渐引起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忧虑，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将华商资本从洋行中吸附过来。创办自己的公司，就是首选办法之一。
创办之初，招商局面临洋商的竞争。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洋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十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四艘发展到三十余艘，总装载量近两万四千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十六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重要港口增设了分局。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虽然招商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然受到顽固派的攻击。本来，顽固派注重的就不是经济，而要看政治效果。于是，有人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
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从容不迫，他上折表明：招商局是依照几年前所定章程经营管理的，当然，这也有提醒朝廷别忘了这些章程当初是经过你批准之意。他强调开始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
不久，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
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在1881年3月中旬又上折反驳王先谦时，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李鸿章的这个论点很明确，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议论招商局对错的标准上升到整个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升到对清政权维护的高度，而不仅仅是其中出现的一些混乱。这样，反对者自然哑口无言。
虽然“官督商办”的模式后来成为制约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但在当时，通过这种折中的方案，既借用了民间的资本，同时又通过政府的力量有效支持了洋务运动初期的发展。
办轮船招商局是一个两难的困局，李鸿章一生当中，都陷入这种两难的局面之中。他必须以他过人的智慧，逐一破解这些困惑着官场与职场的永恒的资源不足的难题。
而他天生是一个调配资源的高手，通过对行政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不断创造新的机会，就这样，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登上他人生事业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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