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攻守同盟，让对手知难而退

    新举措的顺利实施，不论对错都需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

    李鸿章深谙此理，因此，在办洋务尤其是在推进修铁路的过程中，一直在积极寻求当权者的帮助与支持。至于他自己，该走到台前的时候，他坚决冲在前面，该幕后运作的时候，也绝不恋战，不管说服反对者，还是拉拢支持者，李鸿章都身先士卒。最终，在李鸿章的积极推动下，铁路终于在大清国的土地上从无到有，修建了起来。

    回顾李鸿章第一次提出修铁路的提议，还是借用了别人的名义。

    1863年，正在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以上海二十七家英法洋行老板联名的名义，向朝廷建议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当然，修铁路的理由也很正当和充分，那就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但当时朝廷对这个建议根本就不予答复。

    1874年，英商怡和洋行以修筑马路为名购买土地，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也就是淞沪铁路，铺设的铁轨全部从英国运来，通车之后每天往返六次，乘客满员，但一个月后火车轧死了一名铁道边的看客，引起轩然大波。铁路建设之初，破坏风水，震动祖宗龙脉的流言，就让人心惶惶，如今又闹出了人命，地方乡绅于是便鼓动百姓阻止列车行驶。最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只好以28.5万两白银从怡和洋行买回铁路，拆毁了事。

    这对一直倡导修铁路的李鸿章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件事情让李鸿章懂得了：铁路好修，但要让铁路真正运转，没有来自朝廷的支持，没有臣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即便铁路修成了，也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要想得到朝廷对修铁路的支持，李鸿章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慈禧。而要想把慈禧拉到支持修铁路的阵营，李鸿章需要狠下功夫。

    为此，李鸿章送给了慈禧一个特殊的礼物：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不久，一条长一千五百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六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

    1880年，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份奏折明确提出：铁路乃自强根本，建造铁路对漕运、赈灾、商务、矿务、厘捐、旅行等都有好处，朝廷可以先造一条北京到清江浦的铁路，以沟通南北交通。

    但慈禧的默许，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就可以顺顺利利修成铁路了。李鸿章深知他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拦路虎和搅局者，要想顺利修建铁路，李鸿章必须找到更多的人支持自己。而他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地位贸然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必然会遭到顽固派和政敌的坚决抵制，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这件事情反而不好转圜了。

    于是，他就暗地里让别人提出建议，自己则大力声援。而事实是，早在1876年，李鸿章就授意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这次，李鸿章又撺掇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上了一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慈禧对这份折子端详良久，终于做出了裁示，修铁路“系为自强起见”，令李鸿章等人“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得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喜过望，随即陈上《妥筹铁路事宜折》，与刘铭传的折子相互呼应，但是他的折子一递上去，顽固派便鼓噪而动，指责他和刘铭传“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这几乎等于说他们二人是汉奸。

    内阁学士张家骧上疏说，铁路有三大弊端：一是洋人可能借此深入中国内地；二是百姓可能不愿意；三是白白浪费国家资金。李鸿章很快复奏朝廷，指出修建铁路有九个好处，并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

    虽然李鸿章提出了九个修建铁路的好处，但顽固派的阻挠依旧，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刘锡鸿。如果说其他反对兴修铁路的顽固派因为不曾走出过国门、不知火车为何物，仅仅是徒发空论，危言耸听尚且情有可原，可那刘锡鸿曾经担任驻英国副使，与外国交往多年，更曾有过坐火车的经历。本该支持修建铁路的他却以知情者的身份上疏说，火车是西洋的玩意儿，中国万万不可仿照学习，修筑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条，无利者八条，有害者九条。

    最后，清廷饬令刘铭传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做决定。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

    这次讨论以洋务派的失败而告终，这让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势力还无法对抗顽固派。

    李鸿章一边暗中积蓄着力量，一边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失败的经验让李鸿章转而寻求朝中有力的支持，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这时，李鸿章觉得时机来了，于是重提修铁路之事。奕以前对修铁路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

    在这种较为有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得以继续拓展他的铁路修筑事业。

    李鸿章的成功，就在于他该退居幕后的时候就退居幕后，该到台前的时候就到台前。并且，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拉拢意见一致的人，结成攻守同盟，这样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声威，也让反对者知难而退，促成了自己的成功。

    2.袒护部下，才能赢得部下的拥护

    当部下出现过失的时候，是主动检举，还是帮其周旋遮掩？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做人，尤其是作为领导，不能太刻薄，也不能太死板。虽然一个人结党营私是不对的，但对部下尽应有的呵护，则是作为领导的责任。

    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成为铁板一块，与李鸿章对部下的极尽袒护是分不开的。

    其实，在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李鸿章这个特点就显露出来了。

    湘军元老李元度在守卫徽州时，因贪功心切，违背曾国藩“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李世贤太平军对阵，大败失利后又率先逃跑，造成全军溃散，徽州失守，门户顿开，致使曾国藩驻守的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惧罪，不敢前往祁门，在外躲避了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戴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去了。治军严明的曾国藩大怒，再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准备向朝廷参劾李元度。

    李元度原为曾国藩的门生，咸丰三年（1853）便充任曾国藩的幕僚，其资历仅次于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刘蓉等人。咸丰四年（1854）冬，曾国藩被太平军大败于九江、湖口，羞愤之下投水自尽，被李元度等人救起，强行搀架，送入罗泽南的大营，李元度对曾国藩有过救命之恩。而且在曾国藩处境最为艰难窘迫之时，就连郭嵩焘、刘蓉等人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二人患难与共长达六七年之久。

    曾国藩弹劾李元度，遭到李鸿章的坚决反对。

    李鸿章认为此系忘恩负义之举，于是率全体幕僚为李元度求情。曾国藩不为所动，李鸿章则声言，如曾国藩坚持参劾李元度，将不为其草拟奏疏。曾国藩仍坚持参劾，表示你不草拟，我可以自己亲自草拟。李鸿章认为曾国藩此举，气量太小，寒了大家的心，所以愤然离曾国藩而去。

    李鸿章替李元度出头，还有替人打抱不平的意思，但在处理鲍超与刘铭传的关系上，则是存在明显的偏袒了。

    太平军失败以后，捻军重整旗鼓，日渐壮大。鲍超会同淮军刘铭传在湖北尹隆河（尹隆河战役）夹攻东捻军。

    铭军追至京山下洋港，侦察到东捻军驻地，鲍超亦率霆军到达臼口镇。刘铭传致函鲍超相约次日兵分两路，霆军从臼口自西向东、铭军从下洋港由北向南，两面夹击以收全功。东捻军也探知清军动向，遵王赖文光便设计以箭射书于刘铭传：“鲍妖勇略，非汝所及，汝何不与鲍妖合，至明日辰刻同来战，顾以孤军驻下洋港，宁非送死？！”刘铭传得信大怒。

    次日清晨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全军尽出，以前后马队，夹护步兵辎重，浩荡南下。到了一处名叫宿食桥的地方，东捻军以少量步队正面迎战，刚一接战，又做不支而退之状，引敌来追，千余马队向北包抄袭击铭军后路。东捻军数万人，重重包围，渐渐逼紧，唐殿魁率部拼力死战，直至短刀肉搏，身负重伤倒地为东捻军马队踩死，铭军整个儿崩溃了，刘铭传此时方寸大乱，只由二百余亲兵拼死保护着，欲在乱军中夺路而走，然而始终突不出去。刘铭传和他的幕僚及亲兵，陷在重围之中，以为无法逃生，索性脱下冠服，退入废窑，坐以待毙。

    此时，鲍超率霆军杀到。其实鲍超已按时到达战场外围，鲍超发觉淮军和东捻军已经开打，他对战况也还不甚明了，只从探马的不断回报中，得知铭军逐渐处于下风。鲍超发现铭军此刻是纷纷溃败，“辙乱旗靡，驼马满野”。这时捻军两翼的马队，渡河的还不多，大部分在尹隆河南岸对付唐殿魁右营残部，以及追杀四下溃散的左、中营铭军，但中路捻军，渡河逐北的人数已有一两万，乌合蚁聚，遍野皆是。

    而此时赖文光一见霆军将近，随即不顾疲劳，不整军阵，兵分三路猛攻霆军。“万马潮涌，奔腾而上”。鲍超见状也兵分三路应战，但每路又分主攻和策应，以提督唐仁廉部为左路，提督邓训诰部为援军；提督谭胜达部为右路，总兵杨谦万部为援军；他自领提督宋国永部为中路，提督曾成武部为援军；而以总兵杨德琛的马队为游击之师，迂回包抄东捻军的后路。

    尹隆河战役，双方损失都很大，东捻军先胜铭军，后败于霆军，阵亡或溺死者几达万人，被俘者八千有余。清军方面，刘铭传部损失大半，战后李鸿章将树军剩余六营兵马尽数补充铭军，铭军修整达两月之久。

    此次战役，因为刘铭传贪功心切，冒险突进而差点导致全军覆没。但原湘淮军将领之间颇有芥蒂，湘军中战力最为强悍的是霆军，淮军诸营自程学启战亡后，铭军跃为劲旅。自淮军郭、张部相继败北，鲍超甚为轻视淮军，他“自谓宿将，自剿灭长毛以来战功最多。刘省三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一军总统？！”

    刘铭传自负“才气无双，不居人下”，认为“鲍春霆有勇无谋，仅偏裨之才，唯靠胡、曾所护至此耳，闻其名出己上，心尤不甘！”战前，刘铭传召集众将计议：“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亦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待歼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正是因为刘铭传要争首功，遂使赖文光的激将法成功。

    战后鲍超派人押着铭军失去的辎重和两千多名被救出的兵士外加上在战场上捡到的刘铭传的顶戴送还到铭军大营，以此羞辱刘铭传。又致函李鸿章：“省三殉矣。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给了淮军很大的难堪。刘铭传大丢面子，恼羞成怒，耍起无赖本色。一面参劾本家族侄、左营统领刘盛藻轻敌浪战，以示自己“大公无私”；一面倒打一耙，报称鲍超违约误期，将战败的责任转嫁他人。

    李鸿章因为鲍超羞辱淮军，加之有意袒护刘铭传，遂按刘铭传奏折上奏，以至于清廷严旨斥责鲍超：“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鲍超原以为“功高，冀邀褒奖为荣”，根本没想到会受此严责。因此抑郁成疾，心灰意冷，回乡养病。霆军也被编遣，所部三十二营只留十四营，由唐仁廉统带，纳入淮军体系。

    李鸿章对这件事的处理，有失公允，但作为一个领导来讲，是有义务罩着忠于自己的部下的。如果一个领导不能代表和维护自己部下的利益，那就只能让部下寒心，也换不来部下死心塌地的追随。

    作为政治手段，李鸿章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李鸿章的这种有意偏袒，不仅为淮军保住了颜面，同时也保住了刘铭传，为自己保住了一条臂膀。

    3.无毒不丈夫，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常人如此，更何况李鸿章。李鸿章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一定做到底的人。

    从到上海雇用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人组成的“常胜军”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为“磨难星”。他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后来，“常胜军”统帅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于1836年出生，生性喜欢冒险，少年时就有到东方创立一个帝国的梦想，青年时开始周游世界。来到中国时正赶上华尔在组建“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白齐文就做了他的副手。华尔在1862年九月被太平军打死后，清政府任命白齐文管带“常胜军”。白齐文性情暴烈，与李鸿章及一些地方官屡有激烈冲突，被李鸿章免职。

    白齐文被免职后心有不甘，几经努力想官复原职，但均被李鸿章严词拒绝。愤愤不平的白齐文转而于1863年七月初从上海赶到苏州，投奔太平天国，一方面想报复清政府对他的“不公”，一方面仍借机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到苏州后，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接见了他，表示接受其投诚。太平天国将他的名字改译为“白聚文”，成为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当月下旬他又回到上海，招集旧部陆续前往苏州转为太平天国服务。

    八月初，他约定曾在清军小炮船“高桥”号当船长的钟思和其他几个人在青浦抢夺“高桥”号小炮船，驶回苏州，为太平军服务。谭绍光对他颇为信任，挑选了两千多人交他训练，但因外国军官人数不够只训练了一千多人。不久，他到天京谒见忠王李秀成，想要一支部队归他指挥，并可单独行动。李秀成对他款待非常热情，并让他住在天王府中，临别时又隆重设礼相送，但未答应他要独立指挥权的要求，命令他仍只带领自己原有的一小队人马。

    由于白齐文在“常胜军”官兵中威望较高，其中一些人也想投奔他。对此，李鸿章和戈登都大为紧张，加紧了对“常胜军”官兵的控制。

    李鸿章在1863年八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苏州贼势亦蹙，吴江复后我军进步较快。唯白齐文回沪，闻已密投苏贼，招募外国流氓百余人陆续投往，并有代购洋枪炮情事，英国文武各官皆走相告。”他强调已经“札行”美国驻沪领事，要其尽量抓捕、解办白齐文，“并商令戈登、程学启等严为防备，通饬前路营卡一体查拿”。由于清方防备严密，白齐文几次为太平军大批购买军火的努力均未能成功。

    由于无权独立指挥大部队，只能指挥自己那支不到一百人的洋兵和“高桥”号小炮船，白齐文的能力和作用都备受限制。眼见局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他向李秀成提出放弃苏州、天京，集中力量全力北攻的建议。这确是太平天国当时挽回败局的正确战略，故为李秀成采纳，并在苏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苏州失陷后李又赶回天京向天王洪秀全面奏，但此建议被洪秀全坚决拒绝。

    白齐文率领的“洋兄弟”不到百人，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伤亡日增，最后只剩下四十余人，且大半负伤患病，许多人要求离去。白齐文请示谭绍光后，同意他们离去，在1863年十月中旬给他们发了盘缠、路凭，并准备了一些船只，而对少数自愿留下的则“相待如初”。

    几天后，白齐文旧病复发，也提出回上海治病。对他的要求，谭绍光也痛快地答应，并担心他在路上会被李鸿章俘获杀害。对此，白齐文回答说戈登保证他平安回到上海。白齐文走时，谭绍光以隆重的军礼相送，并用自己的轿子和卫队将他送到前线两军相交处，同时还给戈登写了一封信，说明白齐文病重，希望戈登能将其平安送到上海治疗。

    这一切都使白齐文深受感动，到上海后他就在英文《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声明自己“直到此刻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背叛太平天国的意念”。美国驻沪领事怕他在中国招惹是非，急忙将他送到日本横滨治疗，不许他再回中国。病好后他曾两次返回上海，又两次被美国领事强送回日本。

    1864年春，他又从日本潜回中国，因上海一直对他严密防范，这次他改从宁波登陆，终于成功。此时天京告急，白齐文在暗中招募队伍、租雇轮船，想去解天京之围。消息传出，清方大为紧张，加紧了对他的防备，他的意图终未实现，天京不久即被清军攻陷。1865年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天国余部、侍王李世贤驻兵福建漳州，于是前往投奔。

    但在距漳州咫尺之遥的厦门附近，被已得消息的厦门海关俘获，送清军郭松林部关押。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翻译中国人细仔和英国人克令，他们一行被押送至福州监狱。

    抓到白齐文，李鸿章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大为高兴，认为去掉一心头之患，他们认为“闽中贼匪未平，又距海口甚近，设有疏虞，关系非浅”，因此决定将白齐文从福州起解，押往苏州。1865年6月25日，据李鸿章奏报说，船行至浙江兰溪县汇头滩时突遇大风大浪，白齐文、细仔、克令及一些负责押送的中国官兵“舟覆溺毙”。

    此事很是蹊跷。因为白齐文是美国人，按照近代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触犯刑律的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清政府无权审理，因此清政府无权审理白齐文案，只能交美国领事审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些，他自然不会把白齐文交给美国人。

    而李鸿章在刚刚抓到白齐文时给朝廷的《拿获白齐文片》中写道，“查白齐文穷凶极恶，迭次甘心助贼，情罪重大”，“此次由郭松林营中拿获，若当时作为对敌杀死，可省葛藤。该提督等因系洋人及税务司公同盘获，无法消弭，既经解闽讯办，恐未便即予骈诛”。他遗憾没有机会将其作为战斗中的敌人打死，承认由于当时还有捉拿白齐文的其他洋人在场，郭松林才“无法消弭”。

    但他仍不甘心，向朝廷请示“应否由臣咨覆左宗棠即将白齐文正法，余犯解交该领事严办。抑俟敕下总理衙门与美公使反复申明情节，诘以如何严办或治以死罪，使其不能置辩之处，均候旨饬遵，臣未敢擅便。”对白齐文那恨之入骨、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心跃然纸上。

    李鸿章做事，向来不拖泥带水。白齐文的存在，对李鸿章始终是一个威胁，而上天既然赐予了李鸿章这样一个好机会，李鸿章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无毒不丈夫，要做就要做到底，婆婆妈妈做不成大事，做事婆婆妈妈的人自然也不会在政坛上立住脚。

    4.当机立断，才能永绝后患

    赶尽杀绝，是李鸿章对待敌人的手段。李鸿章的这种赶尽杀绝在让他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同时，也让他解除了内部带来的威胁，让自己处于更安全的地位。

    1862年，李鸿章的“杀降事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这一年，李鸿章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节节胜利，到了年底，李鸿章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战争，与太平军经过反复激战后，淮军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的障碍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的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逼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支援的道路。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从天京赶来救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

    李秀成回到苏州，与清军打了几仗，发现郜永宽等将领军心已变，苏州必定落入敌手，为保全实力，李秀成决定放弃苏州，但谭绍光坚决不听从李秀成的建议，誓与苏州共存亡。在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得挥泪作别苏州。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郜永宽等四大将军与谭绍光存在矛盾，无论在对待什么事上，一直不和，有时会发生争执。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十一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面对铜墙铁壁般的苏州城，李鸿章表现出了为难的脸色。而就在李鸿章为此事感到焦头烂额之际，“常胜军”指挥官手下的一名奸细探知了四大将与谭绍光不和的这一重要消息，更让戈登感到高兴的是，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

    得到这一消息的戈登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

    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做担保人。

    十二月四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大功告成后，清军却发现苏州城内的一些异常情况：首先是郜永宽等降兵依然没有剃发；其次是二十多万兵卒中，有十万依然装备精锐，富有战争能力；再次是苏州城内各大街巷都有石堆垒起，设立关卡。这种种迹象是否表明了郜永宽等人的不诚意？随时在怀疑清廷对他的承诺，为自己回归太平天国留后路呢？

    联想到自己的弟弟李鹤章几个月前在太仓受降时，因为太平军的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这件事后，李鸿章不寒而栗，疑心越来越重，最后冒出了设计处死这八个降将的想法，目的是防止郜永宽等人的再次叛变。

    为了杀死以郜永宽为首的八降将，李鸿章设下宴席，邀请郜永宽等来赴宴，并准备在宴席中将其杀死。在接到李鸿章的邀请后，郜永宽等人欣然允诺，却不知李合肥设下的是一场要自己性命的鸿门宴。

    次日，郜永宽在李鸿章设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后，开始喝起酒来。酒席间，李鸿章让身边的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翎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武弁们随即拔出腰刀砍杀了郜永宽等八个降将。终于，李鸿章实施了他杀降的行动。

    杀了“八大王”之后，程学启立即派兵汹涌地闯进苏州，“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据说，仅在城内双塔寺庭院内，就杀死太平军三万人。

    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人们纷纷议论李鸿章心狠手辣，将他与历史上的白起和项羽相比。洋枪队“常胜军”统领戈登也非常不满，认为此事污辱了自己的名声，提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泄愤。

    李鸿章一度非常尴尬，他在给母亲的书信当中说：这件事情虽太不仁义，但因为攸关大局，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曾国藩接到李鸿章的报告后，虽然在内心当中也认为李鸿章心狠手辣，但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李鸿章安抚了一番。好在朝廷很快降旨，宣称李鸿章所做的不仅无不妥，而且还做得很好，这才把事件平息。

    李鸿章杀降，虽然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此时的当机立断，确实为其解决了无穷后患，有效地防止了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

    5.拉帮结派，才能织一张官场的保护网

    有政治，就有帮派。帮派是政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一个人想要让别人支持自己，跟随自己，就要能代表并实现别人的利益。只有利益的连接，才能形成最稳固的关系。一个人在政坛上如果没有人跟随和支持，那这个人在政治上将会无所作为。

    晚清的政坛现状也催生了帮派的产生。因为中央政府的无力，权力开始向地方实力派集中，朝廷为了节制地方实力派，防止他们势力过大而危害朝廷安全，所以就采取分而治之的平衡战略，这从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各个帮派的兴起。

    在晚清的各派势力当中，李鸿章所领导的“淮系”当仁不让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1864年，朝廷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这一年，李鸿章41岁，开始步入他人生的高峰期。此后，李鸿章一直青云直上，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能加官晋爵——1865年，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一年之后，他又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1867年，剿捻即将结束，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1868年，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入京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允其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873年，李鸿章被授武英殿大学士；1874年，李鸿章被改授文华殿大学士。清廷不设丞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在当时朝廷要臣中，李鸿章算是最为年轻的了。

    在李鸿章青云直上的官场鸿运背后，随之不断扩大的是整个淮系集团的势力。因为李鸿章知道，在晚清的政坛上混，没有深厚的根基，就如同无根之树，很容易就在各种明枪暗箭中倒下。

    在太平天国平定后，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他的根基，他多方奔走，终于保存了自己的淮军，使淮军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一直默默培养着自己的党羽，努力保证自己的凝聚力，默默扩建庞大的关系网。

    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在担任巡抚、总督、北洋大臣的三十三年间，利用血缘、地缘、业缘网罗亲信，逐步建立了从其任职所在地延伸到全国的势力网。血缘就是亲戚，地缘是乡里乡亲，业缘则是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人情关系。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淮军系统的将领和幕僚在他的左提右携下，纷纷出任封疆大吏和朝廷高官。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要员共有三十吧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一千三百余人。

    李鸿章选人用的是自己的标准，除了能力，最重要的，应该是“忠信义”。当时有很多人对即将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存疑，因为丁汝昌是老式淮军将领，对于现代海军乃至现代军事根本不了解，在视野和能力上，远远比不上刘步蟾这些留洋派。但李鸿章仍力排众议坚持使用丁汝昌，其中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忠心耿耿，并曾在战场上救过李鸿章的性命。让丁汝昌当北洋水师的统帅，李鸿章可以牢牢地把这支部队抓在手上。对于权力的争夺，李鸿章从来就是一把铁手。

    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根基，让李鸿章有了对付朝廷中政敌的资本。而李鸿章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就是翁同龢。

    翁同龢也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龢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

    “主战”派的首领就是翁同龢。他们总是催促说，“练兵”几十年的淮新军应该上阵“试枪”了。湘淮军将领们则保守实力，不愿开战。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说得很清楚，中央这样做，是针对李鸿章尾大不掉的权力。为了约束湘淮军的军权，中央时时掣肘。李鸿章在《与郭嵩焘书》中，暗叹苦襟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欲收将帅疆吏之权。”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

    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账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中说：“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尽管受到如此的掣肘，尽管受到非议，但李鸿章还是在夹缝中穿行着。这得益于他庞大的根基。在晚清，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扇形延伸至其他省份的势力范围。

    在晚清，可以说，李鸿章的幕府是除皇权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权力集团。李鸿章道做官就像大树栽培一样，不仅自己的头顶要有天空，更要力所能及地把根须伸得更深更远才行。只有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搭建得非常牢固时，才能谈得上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张权力之网，确实也成了他在官场的保护网，一直保护着他在晚清政坛中历尽磨难而不倒。

    6.力保侨胞，打造自己的“强国梦”

    李鸿章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只要是面对外国人，不是割地就是赔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他当作卖国贼的原因。其实不然，李鸿章之所以在面对列强时如此软弱，不是由于李鸿章的原因，而是因为他背后的大清国的软弱。

    其实，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国人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坚决而且强硬的。这在他在处理秘鲁华工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把华工当成商品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各国开发资源的奴隶。当时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古巴都有大量的华工，尤其是秘鲁，是一个掳掠、虐待华工最猖獗的国家。

    在秘鲁的华工，受到残酷压榨和野蛮迫害。华工集中住在监狱式的收容所或寮棚内，在工头的监督下，他们戴着脚镣干活，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到二十小时，每个苦力只能分到一小块吃和睡的地方。到过秘鲁的西方记者震惊地说：“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由于受尽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有八九死于非命”。

    当时的总理衙门先后接到多次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李鸿章看到求援禀文极为愤怒，急忙将此事禀报皇上，并提请皇上关注秘鲁虐待华工问题。

    其实，清朝对于海外华工的问题，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康乾时期，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从上至下无不相同。虽然处于盛世，但当时的朝廷对海外华人的命运却“概不闻问”，甚至认为其“孽由自作”；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李鸿章看到西方国家为了自己臣民在海外的利益不受损害，竟然可以发动国家间的战争。李鸿章认识到：多年来，大清未能庇佑留洋同胞，乃是被洋人耻笑和欺辱的重要起因。

    秘鲁的华工问题让李鸿章非常生气。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在谈判桌前，李鸿章首先对秘鲁残酷虐待华工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葛尔西耶没想到李鸿章对秘鲁的情况如此了解，慌忙中还碰翻了桌上的茶杯。但葛尔西耶还是极力否认。

    李鸿章随即出示了种种证据，事实面前，葛尔西耶狡辩地说：那你们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啊！李鸿章抓住机会“将计就计”，马上表示：我们马上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

    葛尔西耶一看中国真的要去调查，惊慌地说：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一事我还要向我国政府汇报，在未得到我国政府的许可前，不得前去。不过，我这次来谈判的内容并没有调查华工在秘鲁的情况一项。所以，调查一事并不在谈判之内。李鸿章义正词严地回答：华工乃我中华之子民，其生存之状况是国家之大事，此等大事未得妥善解决之前，其他事宜均不得先行。

    1874年五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在领教了李鸿章的厉害后，葛尔西耶多有收敛，还给李鸿章带来了一些礼物。但是，谈判开始后，在李鸿章的伶牙俐齿前，葛尔西耶处处被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葛尔西耶只好同意先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而后再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

    在谈判通商条约事宜中，秘鲁坚持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尔西耶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只好又伙同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妥协，并责令李鸿章让步。

    李鸿章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便随即提出多项有利于秘鲁华工的要求，最后，在双方都有让步的基础上，中方同意将秘鲁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写入条款，在李鸿章的坚持下，秘鲁也同意将原来不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写入条款。六月底双方正式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李鸿章在与秘鲁使者签订条约后迅速指示驻美留学生监督容闳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容闳一行到达秘鲁，对秘鲁幸存华工人数做了统计，“自咸丰初年拐贩起至今计存华工约十二万有奇”，并广泛询问华工遭受迫害的情况，照实录下华工口供，并带回他们的呈状和陈情书阅。容闳还拍摄了二十多张有关华工的照片展示了华工背部受笞和被烙的斑斑伤痕。容闳使团的派出可视为清政府对海外华人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鸿章听到容闳的考察报告后非常气愤，摔掉了手中的茶壶。是时，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来华换约。李鸿章痛斥秘鲁继续虐待华工的行为，“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并提出只有确保华工的利益才可换约的附加条件。

    爱勒谟不知李鸿章的厉害，他以自己只来换约、未被授权其他事宜为由表示拒绝。李鸿章则态度强硬，陈述秘鲁虐待华工的种种事实。爱勒谟无言答对，只好拂袖而去。

    一些列强驻华使节拿了爱勒谟的好处，来为其做说客，但被李鸿章一一斥退。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八月七日，爱勒谟交出照会，中秘条约同时在天津正式互换。此次中秘交锋也震撼了其他国家，从此，不仅秘鲁华工的生存状况大为好转，其工作、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海外其他国家华工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李鸿章认为，近代中国外患有列强虎视眈眈，内忧有太平军、捻军、新疆分裂分子扰乱，甚至到了积贫积弱，大有亡国之险，但这不是对海外华人的命运“概不闻问”的借口，相反，只有有效地保护海外华人的基本权益，才能体现国家的团结和坚强，才能不断提升国家的声望。

    在对待海外华人命运的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出和前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更多的海外华人看到了祖国是可以依赖的坚强后盾，爱国的情绪在海外华人中越来越浓。直到现在，在秘鲁的华侨后代提起李鸿章，无不交口称赞。

    李鸿章保护海外华侨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其比同时代的很多人更大的格局意识，也体现了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这一切又可以用来解释其为什么屡受打击，却一如既往地把“强国梦”进行到底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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