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代桃僵，天津教案中的非常手段

    在外交方面，人们对李鸿章习惯性的认识是妥协与懦弱。

    其实不然，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既灵活又不失原则。尤其在处理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李鸿章没有像后来他处理跟列强的关系那样里外受气。这次替他背起黑锅的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而李鸿章在夹缝中李代桃僵，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天津教案始于一个谣言。1870年5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死亡多人，因此，天津的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1870年5月23日，天津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教堂拐婴、害婴的罪行。

    由于法国领事丰大业首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愤怒的群众烧掉了教堂，并杀死丰大业等十六个外国人。事后，法、英、美、俄、意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各国领事纷纷抗议，清廷遭到各国政府的强烈抨击。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显然没有李鸿章油滑，在曾国藩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死结：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只要求和，不管答应外国什么条件，都会遭到主战派的反对。

    而作为受害方的外国列强，一个个恃强凌弱，若公平处理，他们都会觉得吃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针对当时的形势，曾国藩决定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做出赔偿，最好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在曾国藩处理之前，李鸿章曾经给曾国藩写信说，“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但曾国藩觉得这样有悖于自己“待人以诚”的原则，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抓人，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十五人、军流徒刑二十一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做处理。朝廷对曾国藩的奏折表示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只好把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五人，军徒二十五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当然杀了人、烧了屋，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五十万两。

    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处理意见一出来，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当作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坏，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朝廷官员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亲王奕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致表示愤慨，他们认为应与洋人拼争到底，乃至血战不止。

    曾国藩办案不力，又引起公愤。李鸿章临时受命，接替曾国藩紧急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采取了与曾国藩不同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国内、国外双方都满意，这看起来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李鸿章可以。

    李鸿章首先从一些细节入手，力求把清朝方面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尽量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主要条件后，李鸿章主张不必事事迁就。例如，清政府屈从于法国公使的无理要求，给予四十六万两白银的赔款，当李鸿章知道其中的二十五万两是给丰大业及男女教士的抚恤银时，便提醒清政府：“唯万国通行事例，既准抵命，即不再给抚恤银，即中国各省历办成案，从无抵偿外另给抚恤银者。”

    另外，清政府为了讨好外国侵略者，命令各省将处理天津教案的告示到处张贴，晓谕城乡知道，李鸿章对此也不以为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非地方官所能势迫刑驱，亦非各公使所能惬心……何必逼令大张晓谕，徒启绅民之怨谤，追寻往日之衅瑕。”

    在具体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在满足列强要求的同时，李鸿章竭尽所能降低清朝方面的损失。

    当时，法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处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则快，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他的斡旋，法国人松口了，只要求经济赔偿，却并不要求抵人命，这样，死刑犯的数量从二十名减为十六名。

    剩下的这十六名案犯怎么办呢？不杀，外国人那里说不过去，杀人，国人面前无法交代，在这件事情上，是最显现李鸿章手段的时候了。李鸿章也有办法。在犯人行刑的时候，李鸿章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这招儿可是够绝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是判的哪几个人死刑，只要是砍了头就交差。

    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不仅让外国人满意，而且让中国人也满意。

    当然，李鸿章是占了曾国藩的便宜，在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十分不满的时候，李鸿章只要将损失降低就会被奉作英雄了。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李鸿章先是拖延，让曾国藩把黑锅背结实了，然后抓住洋人的弱点，先是各个击破，然后大玩“痞子手段”，在各派势力挤压之下，变不利为有利，充分地反映了李鸿章灵活应变的能力。拥有了这样的手段，他能屹立清廷四十年也不足为怪了。

    2.活学活用，才能在政坛上所向披靡

    捻军是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军，是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的大规模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剿捻就上升为当时清政府对内最重要的任务。

    在剿捻过程中，先是僧格林沁身死，接着曾国藩失败，最终还是李鸿章平定了捻军叛乱。

    僧格林沁史称僧王，是从科尔沁草原走出的清军统帅。

    咸丰十一年（1861），僧格林沁奉命在山东、河南、安徽镇压征剿捻军。捻军将领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出奇制胜。僧格林沁以轻骑追击，日行三百里。曾国藩得到消息后说：“轻骑追击为行军大忌，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假如对方使用弓箭可就糟了。快去追回僧王。”但为时已晚，僧格林沁兵败身死的消息已经传来。

    僧格林沁虽然号称有勇有谋，但观其整个剿捻过程，明显是勇猛有余，谋略不足。

    僧格林沁追击捻军的策略失败之后，曾国藩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划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

    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反而是清军常常被动挨打。

    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曾国藩剿捻大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够灵活。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于是清廷决定让李鸿章来接替他。

    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杞县、陈留附近决定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掎角之势”，称为西捻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李鸿章不仅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同时灵活地实施“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不到两年的时间，李鸿章大败捻军。

    李鸿章深知粮饷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接济。”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后路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台”，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这些将领都颇为得力。

    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以静制动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就采用的一种策略，但捻军没有像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是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李鸿章同样以静制动，但相比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所划定的包围圈明显要小很多，这样就能集中兵力。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合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从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李鸿章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从叛军角度看，东捻军进入运东，这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围之于绝地以良机。针对这种情况，刘铭传、潘鼎新等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的策略，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但是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因此在部署倒守运河的同时，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想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目的是：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在胶莱河防线上，他也指挥军士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共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屡屡受挫。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害。

    1868年5月，李鸿章主持实施了“划河圈地”“且防且剿”战略，使清军在直东战场取得战略主动。捻军试图突破清军河防不果，而在包围圈内又无法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只好被动地奔突，最后进入山东北部。李鸿章不失时机地“缩地围扎”，在马颊河与徒骇河布防，把捻军压迫在其间的高唐、商河、惠民一带的狭长地带，并配合地方当局“查圩”，致使捻军陷入绝境。八月张宗禹率部突围，南下到达山东茌平境内，不料徒骇河水陡涨，猝遇清军阻击，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去向。东捻军最终被李鸿章镇压下去。剿捻行动的成功表明了李鸿章战略指导的正确性。

    清廷论剿捻功，李鸿章赫然居首，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荣升协办大学士。

    李鸿章剿捻所用的策略，看起来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过。但这些策略，在李鸿章用起来，总感觉与别人有所不同。李鸿章也以静制动，但李鸿章的静更有针对性；李鸿章也对捻军紧追不放，但李鸿章追敌却让敌人无藏身之所。总体来看，李鸿章的成功，在于其各种战术的综合运用，以及在运用时对时机的把握，所以，同样的战术，到了李鸿章手里，就立马出现不同的效果。就是因为李鸿章借鉴但不拘泥，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才能毕全功于一役。

    李鸿章在剿捻当中应用一系列策略说明其活学活用的本事，其在战场上的灵活同样被其用于政坛，让其在政坛上同样所向披靡。

    3.拖，官场中保身的好办法

    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拖，也是存身自保的一个好办法。

    如果明知是陷阱却不得不走下去的时候，拖是最聪明的解决方法，文雅地说就叫阳奉阴违。这样的手段，李鸿章是高手。

    李鸿章第一次用拖字法，是帮曾国藩解围。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

    鲍超号称湘军第一悍将，其在湘军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若派了鲍超去，这就等于将湘军的主力人马抽走，在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洪秀全就可能趁机反扑，那么此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而且，装备低劣的湘军，也绝无可能是使用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的对手。让鲍超前去，等于是送羊入虎口。可如果不让鲍超提师北上，那就等于对皇帝不忠，曾国藩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

    曾国藩最担心的是一旦鲍超北上，则势必会被留在咸丰皇帝身边护驾。这对曾国藩及湘军来说，是最坏的结果。对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要慎之又慎。

    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派鲍超北上，无异于自毁长城，自蹈死地，曾国藩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左右为难。

    曾国藩急得夜不能寐，于是令幕僚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幕僚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

    只有李鸿章不同意北上，他给曾国藩献了一个计策，让曾国藩一下子从两难中解脱了出来。

    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十分精准，他同时进一步论述了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

    但形势如何大家都明白，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既不北上，又不抗旨呢？李鸿章主张对北上驰援应“按兵请旨”，也就是曾国藩立即上一封奏折，就说：鲍超不够资格，请皇上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酌派一人入京护卫。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那时候，再根据情况，酌情处理。

    这样，不仅可以让鲍超不用北上，还可以把抗旨的罪过消弭。而且主动请旨北上，等于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拳拳忠诚之心：一听到皇上有难，立马主动请缨，要求亲自赶去保护皇上。咸丰皇帝收到这个奏本，心里肯定也很欣慰，即便咸丰识破了曾国藩的伎俩，在情理上，曾国藩做得也无可指摘。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把曾国藩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还让曾国藩赚了一笔。

    曾国藩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曾国藩和胡林翼一面按兵不动，拖延时间，一面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种请示的结果也很明显，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当然不同意他们二人进京。

    这么一拖，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曾国藩不必北援，专心消灭太平天国的命令。

    李鸿章不仅用拖的办法，让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走出了两难境地；而且后来，李鸿章不断地利用这个策略，帮自己解决危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处理“天津教案”，不过这次被他拖进去的，恰恰是上次被他救出来的曾国藩。

    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由于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国藩上奏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当然是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则被派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知道那是一个大坑，谁进去都会弄一身脏水。既然当时曾国藩已经弄得民怨沸腾了，那就让老师再牺牲一下吧。所以，在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没有去天津，而是去了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李鸿章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坏了名声，那没办法，只有让他做出处置决定，而李鸿章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得少些。如果经过争取，把损失降到最小，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这次阳奉阴违，在成全了自己的同时却把曾国藩害苦了。

    等第一波人犯的处置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而他来天津之后，最艰巨的工作已经由曾国藩完成了，恶人也由曾国藩当了，他来天津，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好人。

    曾国藩是老实人，但他的原则适宜于治国，但处理具体事情，在时效上的确比李鸿章的手段要稍逊一筹。

    拖，从贬义的层面上看，有不诚实的意味。但“兵不厌诈”，作为一种权术应用在政坛上，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拖，从心态上来讲，说明了一个人的淡定，从现实上来讲，可以静观局势的变化，为自己随形势应变赢得时间和空间。通过拖，让别人等，等得迫不及待却又无可奈何，等到局势出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这个时候，自己再出场，一定能获得满堂彩。

    李鸿章善于拖，善于等，更善于让别人等，所以，他总能把握住政坛上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或让自己避祸，或让自己名利双收。

    4.好马也吃回头草

    很多人只看到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的合作，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是伴随着斗争的。尤其是合作开始的时候。

    李鸿章与曾国藩第一次合作的时候，还有点年轻气盛。

    李鸿章对曾国藩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两个人之间经常因为不同意彼此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里的时候，有点不甘心，于是向曾国藩提出要离去。

    可没想到，曾国藩早就知道李鸿章不会受自己的约束，事先请来了圣旨，不允许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李鸿章索性破罐子破摔，在曾国藩幕府寻衅滋事，故意找湘军大将彭玉麟的麻烦，两人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打作一团。

    再后来，朝廷传旨，授李鸿章福建延建邵遗缺道。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李鸿章去福建等着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官位。但曾国藩说还是别去福建了，还是留在这里吧。

    于是，曾国藩上奏，以襄助需人为理由，要求李鸿章继续留在自己的幕府，帮助自己，不过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又处太平军攻击下，移营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但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这次的争吵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之后发生李元度事件导致李鸿章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李元度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853年曾国藩筹建湘军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进入曾府，参赞军务。李元度是追随曾国藩最久的幕僚，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苦岁月中，曾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当年湘军在江西战场数度为太平军大败，曾国藩两次想跳水自杀，李元度将其劝阻，可谓曾国藩的恩人。因此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元度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驻防徽州。

    虽然李元度战功累累，但是由于他不听曾国藩的命令，打了败仗，徽州城为太平军所克，祁门更加危险。李元度乱中逃生，却不敢回来，躲藏了一段时间，然后逃到了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处，于是王有龄上疏，要求重用李元度。李元度此举，无异于吃里爬外，分裂湘军。曾国藩怒不可遏，立即上疏弹劾，以申军纪。

    李鸿章却率众人坚决反对，认为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时期有恩于曾，这些年不少人借故离去，但李元度对曾的支持和忠诚始终不渝，因此指责曾国藩现在是忘恩负义。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坚持弹劾。

    最后，李鸿章坦率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回答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

    经过这次争吵，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的离去非常痛心，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

    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在李鸿章看来，这些人都不是能成事之人。

    为了谋个一官半职，李鸿章写信给林则徐的女婿、主掌福建的沈葆桢，希望能够在沈葆桢处谋职位。

    沈葆桢断然拒绝，回信称：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

    沈葆桢的意思很明确，意思无非就是说：“曾国藩那里都容不下你，我这里更不行。”

    李鸿章从曾国藩处出来之后，处处碰壁，这年，李鸿章三十九岁，一事无成的李鸿章开始反思。虽然在曾国藩处有种种不如意，但不管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未来发展上来讲，曾国藩处确实是最合适最可靠的地方。

    李鸿章的离去，让曾国藩也非常郁闷，李鸿章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不论文采还是见识，都有过人之处，更可贵的是李鸿章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很多地方弥补了曾国藩的缺陷。

    于是曾国藩找了郭嵩焘。

    郭嵩焘与曾国藩同时赶考，曾国藩上榜，他却名落孙山，后来居然和李鸿章同时考中。所以他和曾国藩还有李鸿章的关系最是要好，这时，他站出来说话自然最有资格。

    于是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

    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

    收到郭嵩焘这封信，李鸿章真的想回来，那时的曾国藩已经打下了安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李鸿章借这个机会给曾国藩写信，对老师取得这么大的功劳表示祝贺。曾国藩借此机会，给李鸿章回了一封亲笔信，力邀李鸿章回来。

    李鸿章见信大喜，尤其是在沈葆桢处碰壁之后，才知道这天底下真正愿意帮助自己的，只有老师曾国藩，于是他就佯装无事地回到了曾国藩幕府。

    从曾国藩幕府的出走与回归，是曾李两人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过了磨合期，而进入了稳定期。曾国藩的接纳，说明了他的大度，而李鸿章的主动回归，则说明了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圆滑和老练。

    从曾国藩幕府出走的李鸿章，还是个性十足的李鸿章，而回归之后的李鸿章，则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上那个圆滑老辣的李鸿章了。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与人斗气，甚至跟人抡拳头的李鸿章了。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用理性来对待这个事情，而不是用情绪；是强调事情的效果而不是强调手段；是用长远的战略眼光而不是眼下一时的得失。回归后的李鸿章成熟了。

    经过失败的历练，经过曾国藩的调教，此时的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已经难逢敌手了。

    5.装聋作哑，屹立官场的必备技巧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满清的存在与发展，成为晚清政坛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晚清政权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作为满清忠臣的李鸿章是左右为难的。

    义和团运动中，当民族和朝廷再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李鸿章站在了民族利益这边，拒绝了朝廷，而是倡导了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义和团摧毁铁路、电线，攻打各国使馆，六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当时的问题是：如果剿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和；若抚义和团，则必然与八国联军战。

    光绪皇帝问内阁学士许景澄：“国命安危，在此一举……你搞了多年外交，熟知洋务，应当明白大势，帝国究竟能否与各国开战，请直言无讳。”许景澄告诉皇帝：“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据史料记载，许氏的回答深得光绪之心，在稍后的会议过程中，皇帝大谈“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并举甲午中日之战为例——“甲午一战，创巨痛深……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据说，皇帝的态度赢得了大批朝臣的赞赏，军机大臣王文韶伏地叩头，大呼：“圣虑及此，国之福也！”

    但此时实际掌权的慈禧，对这个结果却不满意，因为她与洋人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洋人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六月十七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

    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接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在电报里，这些人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反对对外宣战的态度——张之洞告诫朝廷：对义和团“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而若对外宣战，则后果难以预料：“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地方督抚的反对，迫使慈禧太后在六月十八日召集了第三次御前会议。皇帝已经丧失了发言权，此时的主战派也已经丧失了理智，老太后甚至对反对开战的王文韶与联元拍了桌子：“令夷兵勿入城，否则且斩若！”慈禧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是强迫朝廷通过宣战的决定罢了。

    在这场争论中慈禧将自己的愤怒和紧张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说明了她对各国开战的真正目的：“在各使未请归政以前，尚有严惩团民之意，乃归政一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现已定夺与洋人决裂，不可再为挽回也。”

    慈禧的这一决定将把整个民族拖入战争的深渊。

    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意识到满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刚一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

    早在宣战前夕的六月十六日，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现在摆在各地督抚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做清政府的陪葬、民族的罪人，要么违抗清政府。

    因此各地方政府在满清朝廷玩火自焚之际，决定各尽所能，给民族的发展谋一条生路。他们决定要抗拒中央的命令，保住中华民族的最后一点生机和有生力量，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满清的折腾。一旦八国联军丢弃慈禧，他们就推举李鸿章做总统，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和和新兴之路。

    宣战上谕发布后，朝廷即派军队与义和团攻打使馆，并正式招抚义和团，称其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民”，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将各地的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朝廷“宣战”和“招抚”的电报却被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私自扣了下来，盛宣怀直接嘱咐各电报局，对这几件上谕“但密呈督抚”，“不许宣扬”。

    盛宣怀自同治九年（1870）就加入李鸿章幕府，是公认的李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从现存的李鸿章电稿来看，从五月初四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通报北方义和团活动情况起，到五月三十日呈核“会议章程”止，一月之内，双方往来电函达四十八封之多，超过了同时期李鸿章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足见李鸿章在东南互保运动中的作用。

    盛怀宣扣留电报的目的，是暂时不让地方官们接到这份他个人无法认同的命令。随后，盛宣怀紧急发报给李鸿章，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

    李鸿章又一次陷入两难之中，听诏，无疑是把整个国家拖入绝地，当时清廷以一国之力抵抗众多强国，理屈势穷；俄国已占据榆关，日本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

    但李鸿章从来都是大清帝国的忠臣，抗旨对他是难以接受的事情。思量再三，李鸿章复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意思是：朝廷之所以如此荒诞、昏庸，同时向十二国开战，是因为朝廷内部出了拳党，暴民胁迫了政府。《宣战诏书》不是出自皇帝本意。

    李鸿章授意盛宣怀把这封电报密送给刘坤一和张之洞，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此时，东南互保的雏形已经形成：南中国拒绝卷入朝廷的对外战争；地方督抚与列强另行签订“和平条约”。

    东南互保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的战乱波及，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须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典型例子即为由淮军发展而来的袁世凯系北洋军阀诸部以及由原满清广西绿营及巡防营发展而来的旧桂系陆荣廷部），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展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

    李鸿章是东南互保运动的幕后推动者，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终于勉勉强强地稳定住了南方的局势，将民族从无休止的战乱中拉了回来。而李鸿章关键时候的装聋作哑，也救了他自己。

    李鸿章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喂，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听不到，看不到，是一个人的权利，对此，谁也拿他没办法。但从整个局势来看，李鸿章无疑是东南互保运动的总后台。李鸿章关键时刻的装聋作哑，不仅降低了国家的损失，也救了自己。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当时主战的官僚，被慈禧砍瓜切菜一样斩了头，而李鸿章则被封为“全权大臣”，主持与八国联军的谈判。

    6.做人有原则，做事懂油滑

    “痞子腔”，是李鸿章家乡皖中的土语，即油腔滑调的意思。

    油腔滑调是贬义词，为人太油滑总让人觉得靠不住。但做事如果不油滑一点，有时却难以成事。

    身处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在朝野内外的明枪暗箭攻击之下，李鸿章在晚清政坛的夹缝中生存，没有点油滑的本事，即便不被政敌击倒，也会被过大的压力给压倒。

    李鸿章和其老师曾国藩同为晚清重臣，在处事的原则上却有很大不同。

    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是“诚”，而李鸿章应对世界的原则是“痞子腔”。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套是很不以为然的。早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曾经对李鸿章的这点提出过批评。

    曾国藩为人严谨，而李鸿章则有点不拘小节。

    刚到曾国藩幕府的时候，由于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在安徽把团练办得一团糟，所以觉得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军中来，必须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

    曾国藩也深知李鸿章年轻气盛，急功近利，所以经常点拨他，并利用日常生活的一些准则来约束李鸿章的言行。曾国藩天天黎明即起，招呼全体幕僚一起吃早饭，边吃饭边议论形势，把一天的工作部署好，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李鸿章则有睡懒觉的习惯，曾国藩的习惯让李鸿章苦不堪言。

    为了不参加这样的早会，李鸿章耍起了痞子腔。对人诳称头疼，不参加早会，可曾国藩却跟李鸿章较真了，一次次派人来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李鸿章见老师真的生气了，慌忙披衣赶过去。坐下之后，曾国藩铁青着脸一句话都没说，直到吃完后，才冲着李鸿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耳！”说完拔腿就走。

    这时的李鸿章，还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痞子腔大多是用来对自己的懒散和怀才不遇的开脱。但这看似不好的习惯却在日后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曾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置身事外，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直接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俩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曾国藩的老实使其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让朝廷不满，于是朝廷决定换人。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来到天津当然先要去拜会一下曾国藩，两个人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那一套：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讲处世的基本原则，“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貃’，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讲的原则，李鸿章是记住了，但做事的办法，李鸿章显然还是相信自己的“痞子腔”。

    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了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效果是可以的，事实也证明了李鸿章的痞子腔是奏效的。

    曾国藩恪守诚的结果是让他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抱着“萃六州之铁，不该铸此一错”的悔恨，在一年之后郁郁而终。而李鸿章以“痞子腔”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却是让洋人满意的同时，在国内也获得了一片赞誉。

    合肥李中堂的“痞子腔”，并不是外人冠之的，而是他自己透露的。就在1896年的贤良寺里，他经常和客人讲的一段旧话，承认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和外国人胡搅蛮缠。

    李鸿章也曾对人说起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教育过他，“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其实，凡事都有个度，过于油滑，自然办事就不扎实，“痞子腔”只能作为做事的方法，但不能作为处事的态度。曾国藩了解李鸿章的特点，对李鸿章的教育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李鸿章一边继续他的痞子腔，同时又尊奉老师的“诚”字，并不矛盾。

    不仅在对待外交上，李鸿章善打痞子腔，在官场上，李鸿章也经常耍弄他的痞子腔。

    同治皇帝办丧事的时候，满人中堂灵桂的舆夫把轿子停在大堂。李鸿章的舆夫不服，说：“此我们中堂停舆处，尔何人敢停？”对方说：“我家亦中堂，且满中堂位在尔中堂上。”这边又说：“非我中堂，尔中堂尚有今日耶？”言下指大清朝全靠了李鸿章的维持，否则满洲人早就完了。下人们很快把争端提升到“满汉相争”的高度。仆人动粗，李鸿章也不文雅，双方要打将起来的时候，李鸿章的发话很是“痞子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癫狗乱咬人，不是玩的。”

    “恶人还需恶人治。”但治恶人的责任，总不能全交给恶人。如果所有的君子见了恶人都绕着走，那这个世界不就是恶人的世界？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很简单，就是遇到恶人他比恶人还恶，遇到流氓，他比流氓还流氓。如此一来，不管是君子还是恶人，以至于流氓混混，李鸿章都能搞得定。

    或许，李鸿章的这种“痞气”在曾国藩眼中很不入流，但这种痞气不管是在对待洋人，还是对待满朝文武大臣的时候，却是非常实用的。这种“痞子腔”，对李鸿章的几十年官场沉浮，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7.不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

    李鸿章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更懂得“惹不起，躲得起”。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

    因为李鸿章知道清朝的战力，知道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李鸿章不傻，不想拿鸡蛋碰石头。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结果被人参了一本，指出其“六可杀”，吓得李鸿章噤声了。结果中法战争的结果是虽胜犹败。

    中日甲午海战，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为此，李鸿章主张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点若能落实，自是息事的可取措施。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其实，当时日本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么，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但固执的清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更是清政府自己拿鸡蛋碰石头的举动，一国对十一国开战，在对列强的战争中，对一国都难以取胜的清王朝，简直就是疯了。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将死的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揭示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要因小失大，以赢得时间改革、发展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鸿章是最早提出“韬光养晦”的内外战略的人，可惜，他的战略性眼光，支持的不多，指责的不少，直到今天他还背着卖国贼的骂名。

    外交上，李鸿章一直想绕开列强张着的血盆大口，在洋务运动上，李鸿章却要绕开国内顽固派的敏感点，绕开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

    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要修铁路，但近二十年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首肯，那时对“railway”没有统一的翻译，有的叫铁路，有的叫新马路，有的叫快速路，李鸿章往上打报告，说是要修“马路”。到这个时候，蒸汽机在火车上在铁轨上跑，那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神奇鬼怪，是破坏一切的。马上这个消息就报到朝廷了，朝廷命令必须拆了，李鸿章又采取了隐瞒手段，他没有拆，把蒸汽机车开下去，又恢复了用骡拉。

    什么时候让清政府修铁路，李鸿章一直在努力想尽办法。一次，李鸿章就把醇亲王请到北洋水师去视察，完了觉得很威风，在海面，李鸿章趁机说话了，你看这些船这么大，在海面上游来游去很威风，都要烧煤，我们靠骡拉，根本就供不上，打起仗来，军舰没有煤，就是一堆废铁。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要修铁路，运煤。奕这时才说，悄悄地修，我支持你，但你别公开地打报告，我等到适当的时机再给朝廷打报告。这时候李鸿章抓紧时间修了塘沽码头，从唐山到那儿，修了一条铁路，到1888年，奕才正式打报告，说修铁路，慈禧经过讨论，1889年才同意修铁路。

    李鸿章还曾巧借反对派修造轮船的奏折，使“洋务”从纯军工而转向“民用”；中国的近代化，从“求强”发展为“求富”。

    在政治上，李鸿章更是绕道走的高手。

    李鸿章一直倡导“变法”，但李鸿章知道在晚清政坛上实行变法意味着什么。所以，李鸿章的变法，一直避开了关于整体、伦理等敏感的问题，更避开了朝廷中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争斗。

    维新变法期间，有人曾对李鸿章建言道：“现在太后与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李鸿章实在是不想蹚这一摊浑水，他只想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看。

    李鸿章当然希望暮气沉沉的局面有所改善，也希望那些腐朽的观念和人物在暴风雨中得到濯洗，有时候，李鸿章甚至愿意降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这个腐朽的朝廷冲得一干二净，一了百了。当然，这样的想法，是李鸿章赌气时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千方百计地想着补救的，在李鸿章看来，濯洗更重要的是方式，没有方式，再好的动机，也只会是一厢情愿。

    随着年岁的与日俱增，对于口号和主张，李鸿章已提不起大的兴趣了。实际上在李鸿章与康有为之间，有关维新的想法和主张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无论是光绪倡导的“中体西用”，还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与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只不过，李鸿章从来不以这样的过激而高调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不想大张旗鼓地提出口号。

    李鸿章一直在考虑一种安全的，并且阻力最小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官场上的李鸿章似乎显得非常勤勉，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设想努力着。现在人们忽略的一点是，李鸿章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任期内，工作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清廷每三年一次的例行考绩，李鸿章几乎每次都是优秀。

    不仅如此，对于水利兴修、赈灾与慈善事业，李鸿章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这一方水土在他的统辖下，在那段时间里，基本上做到了平平安安。在处理事务方面，李鸿章可以说一直是个高手。李鸿章做事深谋远虑，明敏练达，也投入敬业。

    这一点，在自明朝之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中，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朝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们拥有的旧式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变成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与实际的生活和操作相差太远。

    “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勇士，李鸿章是很反感的，因为在晚清那种形势之下，尤其这种人最容易坏事。“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是李鸿章践行的法则。

    所以，李鸿章在“道德家”眼中，是很不齿的，但李鸿章却用种种“非常”的手段，甚至用他的健康、名声，来保住他的权力，以实现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目的。李鸿章的不倒，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不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从实效的角度讲，李鸿章是智慧的，从道德的层面来讲，这又超出了那些口头上的道德家不知道多少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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