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联手曾国藩，打造自己的不倒神话

    在战场上，自己往前冲的时候，自己的后背谁来掩护？当然要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师徒关系，两个人当然是彼此最值得信赖的人。曾国藩和李鸿章经常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对方，而最经常的合作方式是：一人负责领兵，一人负责筹饷。

    1861年，曾国藩派李鸿章解围上海，就是为了把上海变成湘军的后方粮饷基地。

    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李鸿章带兵入沪之后，不负众望，不仅在战争中成为湘军有力的援手，也确实源源不断地把饷银从上海运输给湘军。

    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也有冲突。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作为“赠嫁之资”。

    但翅膀硬了之后的李鸿章，不但不想归还，连曾国藩借用一下，李鸿章都霸住不给了。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跟左宗棠抱怨：“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

    此事刚过不久，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在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最终也无计可施。

    二人之间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这些矛盾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李鸿章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对于李鸿章的油滑，曾国藩无可奈何，因为李鸿章是曾国藩放心的人。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李两人在政坛上更是互为攻守。

    1865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而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曾国藩和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

    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并且叮嘱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后来，李鸿章又建议两人对调。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无论如何，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不让这个战略要地落入他人之手。“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们两人极其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争论，清廷无奈只能维持现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对“两江”的控制。

    后来，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

    于是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

    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两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性。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所说的“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

    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捻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

    其潜台词仍是给朝廷施压，要其按己意任命曾国藩重回两江，但又句句在理，朝廷不能不认真考虑。

    看到李鸿章利弊陈明得如此清晰有理的奏折，“纲领全在得人”，清廷只能谕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有步骤地使不久前还称病陈请开缺的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有曾在后方筹饷，李可完全放心。

    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一重要的职位仍保留在湘、淮手中，虽然曾、李也时有矛盾，但那毕竟只是“自家内部”的矛盾。

    从很多事情的处理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李鸿章更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与朝廷争夺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与曾国藩相互配合。

    李鸿章晚年，曾国藩逝世已久，李鸿章仍十分敬佩地对人谈起曾国藩：“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不仅有启发提携之功，而且在官场上对李鸿章处处维护，在利益上对李鸿章处处迁就。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自己打头阵，让李鸿章殿后的同时，名利双收。李鸿章能成为政坛不倒翁，不管是在为人处世的原则，还是在实际的人脉关系上，都与曾国藩给其打下的深厚根基有很大的关系。

    2.联姻，打牢根基的捷径

    通过联姻，形成庞大的关系网络，这是扩充实力的重要方法。

    李鸿章自然知道婚姻关系的重要性，李鸿章家族的众多联姻对象中，既有其赖以发家的淮军铁杆哥们，也有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更有富甲一方的殷实大户。他们之间形成了你家有我，我家有你，代代相因，互相支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李鸿章起家靠的是淮军，最相信的当然也是淮军，在淮军形成、稳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待其主要力量——原出身皖中团练各将领，李鸿章十分重视通过各种纽带建立起紧密联系，其中婚姻是最重要的纽带。这种姻亲关系加强了李鸿章对淮军的统治，维系了淮系集团内部的亲和力，同时也是淮军哥儿们依附李家的一种方式。

    以李鸿章家族和张绍棠家庭为例。张绍棠是合肥团练早期首领，后为李鸿章幕府、记名提督。李家与张家世代联姻，现存的记载可追溯到李鸿章与张绍棠的祖父一辈。李鸿章的祖父与张绍棠的祖母为亲兄妹，张绍棠是李鸿章的二从姑表弟，张绍棠娶李鸿章的妹妹玉英为妻，又成为李鸿章的妹夫。

    此后，张李两家亲上加亲，继续联姻。这种绕口的裙带关系，将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一张休戚与共、俱损俱荣的姻亲网络，这个网络更加扩大了宗族。

    除了在淮军内部联姻之外，李鸿章对于有利于淮军发展的其他势力也往往以婚姻为纽带加以笼络。李鸿章生前共有两任正室夫人。

    1845年，他按照家人安排与周氏联姻，直至1861年原配周氏去世。之后，李鸿章娶了安徽太湖一个著名书香之家的千金赵小莲。赵小莲的祖父是清嘉庆元年（1796）的状元赵文楷。自赵文楷起，赵氏祖孙四代进士。赵小莲的父亲赵畇与李鸿章同时被派回原籍办理团练，赵小莲是赵畇的次女，赵小莲的身价自然非同一般。

    李鸿章对这个继室格外看重。封建社会原配夫人的地位很高，死后应与丈夫合葬。但最终与李鸿章合葬的，竟是继室赵小莲。相传，赵小莲有“旺夫运”，从1863年到1892年，她嫁到李家的三十年，恰恰是李鸿章在中国政坛上大红大紫的三十年：办洋务，办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一时期。

    李鸿章兄弟六个，李鸿章排行老二。老大李瀚章，李鸿章之下，有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李鸿章发迹之后，首先捞到好处的自然是自己的兄弟们。老四李蕴章因为有眼疾，除了在他大哥的衙门里短期做过事外，基本上是在安庆全力以赴置办家业，是安庆城里的一个大财主。老五李凤章对政治和军事没有兴趣，早年曾在曾国藩手下干过后勤，此后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买卖上，也是个“闷声发大财”的人，拥有了大半个芜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大哥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是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的坚定后援。

    李鸿章自己孩子少，其他几个兄弟孩子却不少，尤其大哥李瀚章有11个儿子，这就为李鸿章通过联姻延伸自己实力提供了先决条件。

    继李鸿章与赵家联姻之后，两家继续联姻：李鹤章三子李经义娶赵畇孙女，李经义之子国筠娶赵畇曾孙女。

    联姻，是李鸿章迅速在地方扎根的重要方法。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淮军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李氏家族以联姻为手段，加强同当地官员的联系。如江苏巡抚薛焕即是李家主要的联姻对象——李瀚章长子经畲娶薛焕长女；次子经楚娶薛焕三女；李蕴章四子娶薛焕五女。

    联姻，还是淮军将领解决宗族矛盾、联合本地势力的好办法。

    刘铭传故乡有郭也鲁、黄家文二人，其宗族“富于资，结寨自卫，未毁于贼”。族侄刘盛藻曾“向其称贷”，其“拒而绝之”，致与刘铭传刘氏宗族“有交哄之事”。后来，刘、郭、黄三族相互联姻，遂“和好如初”，于是“迭结朱陈，婚姻世世”成为淮军巩固的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淮军内部及与其他势力的联姻，都不仅仅是“门当户对”选择的结果，通过联姻，宗族之间发生横向联系，提高和巩固各自的地位，进而以姻亲形成更加庞大而坚固的宗族势力，在各类政治力量风云际会的晚清基层社会得以存在并且不断地发展。

    李鸿章特别看重地方上很有实权的官僚家族，也十分重视通过与地方上的官僚家族联姻来巩固李氏家族的地位。

    四川总督刘秉璋曾师从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后又被李鸿章调往淮军，统领淮军的主力部队。而刘李两家，从儿女到姑侄，竟先后通了七门姻亲。

    除了与淮系要员联姻外，李家还攀了很多阔亲戚，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如大哥李瀚章的十个女儿尽嫁豪门大户，有嫁光绪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的，有嫁光绪另一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弟弟）的，还有嫁曾国藩的最小的外孙的；曾国藩的长子，盛宣怀的长子，段祺瑞的外孙女，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的曾孙，光绪帝皇妃的堂侄女……都和李家成了亲戚。他们在壮大了李氏家族的同时还为李氏大宅门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在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女儿菊耦名声颇为响亮，她与张佩纶的传奇婚姻，曾引起世人的关注。张佩纶结过两次婚，晚清有名的大炮筒子，当时已年近四旬，由于他在福建马尾海战中的错误指挥，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背上了罪臣的名声。

    但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学，并没有嫌弃他，毅然决然要将最心爱的女儿嫁给这中年男子。据说当时赵氏夫人哭闹着不让最心爱的女儿过门，只因菊耦也十分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只好作罢。这位菊耦小姐的孙女便是现代著名小说家张爱玲。

    在政坛上，有背景很关键，有根基也很关键。而联姻，是打牢自己根基非常重要的方式。

    通过联姻，李鸿章与朝廷的权贵和地方的实力派结成了荣辱与共的关系，又通过联姻，把淮军建成了地道的“李家军”。这张四面八方延伸的关系网，成为李鸿章屹立不倒最有力的支撑。

    3.铁杆部下是驰骋官场的强大后盾

    李鸿章一生当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老师，自然非曾国藩莫属，而说起对他帮助最大的部下，当数刘铭传。

    一个人在官场上混，如果有几个跟随自己的铁杆部下，而且有勇有谋，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了，如果再唯自己马首是瞻，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刘铭传就是李鸿章的这样一个铁杆部下。

    李鸿章和刘铭传虽然都是合肥人，起先却并无来往。1862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援沪。刘铭传看到“棋局渐分明”，太平天国必将失败，遂率众加入淮军，自此和李鸿章结下不解之缘。

    刘铭传智勇过人，不同凡响，深受李鸿章欣赏。1862年5月，淮军到上海不足两月，刘铭传和潘鼎新以数千之众招降太平军万余人，井然有秩。刘铭传的“应变之才”给李鸿章以极深的印象，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大加赞扬。两年时间，刘便由一位职级不高的军官升迁至直隶提督，并赏穿黄马褂。

    刘铭传对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便着手更换军械。至九月，“铭字营”中小枪队已改为洋枪队。以后，全营都换成清一色的洋枪。十一月，刘铭传聘请法国炮兵军官毕乃尔教演洋枪，后来又四处购觅新式炸炮，委任毕乃尔充任亲兵炮营营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变，作战形式也就改为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实施突击的新式战法。

    刘铭传先后参与了进攻上海外围和苏南的太平军，攻占了南汇、川沙、江阴、无锡、常州等城镇。由于他打仗不怕死，深得淮军统帅李鸿章的赏识，由游击、副将擢升至记名提督，所部“铭字营”发展成左、中、右三军，每军六营，共十八营，加上炮队、亲兵队和幕僚人员，总兵力达七八千人，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

    李鸿章一生在军事上有两大成就，一是平太平军，二是剿捻。刘铭传为李鸿章平定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剿捻战争中，刘铭传更是功不可没。1867年6月，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渡过运河进入山东半岛，兵锋直指烟台。刘铭传整天疲于追击，不见成效，遂提出“守运河进扼胶莱”的毒计，企图将捻军“挤入登、莱海隅，趁势围逼”。

    李鸿章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胶莱河近三百里的地段上，部署了近百营的重兵把守，在河西修筑长墙壕沟，每营负责三里宽的防御正面。捻军虽然一度突围，但刘铭传紧追其后，先后在淮县、赣榆大败捻军，并收买叛徒杀害捻军领袖、鲁王任化邦，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于年底覆败于扬州东北瓦窑铺。

    刘铭传名士味甚重，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则能效命疆场；当道者如处置不公，他则速速求退，“不乐复为用”，他把李鸿章作为自己的知己，随时听候李鸿章差遣。

    1868年，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铭传去直隶就任提督，刘铭传却坚决要求离队还乡，只是做出保证：“畿辅如有警急，仍当投袂而起。”李鸿章自然不会让自己的这个得力部下终老乡间，所以一直寻找机会重新起用刘铭传。

    其间，刘铭传几次出山，但很快就由于各种原因继续退隐田间。1880年，中俄交涉归还伊犁，几至决裂。清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

    刘铭传这次进京，根据李鸿章的授意，上了有名的《筹造铁路折》，请急造铁路，以立富强之基。

    李鸿章立马表态支持，并请朝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虽然这次两人的联手没有成功，但此次两人的双簧把李鸿章修铁路的梦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法战争中，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被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885年，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

    李鸿章对待刘铭传犹如曾国藩对待李鸿章。刘铭传隐居期间，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李鸿章多次写信劝告。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刘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李鸿章对刘铭传的关照，换来的是刘铭传对李鸿章鼎力支持，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刘铭传都能慨然出山。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当然，刘铭传守住台湾，也为李鸿章在政坛上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的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扶持刘铭传，是因为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两人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尤其在对待洋务的态度上，两人更是一致。所以，刘铭传不仅是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援，更是李鸿章办洋务的知己和得力助手。

    1862年春，李鸿章跟刘铭传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地学习西方。

    在新政方面，刘铭传更是鼎力支持李鸿章。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一个有思想的人，需要有人把自己的思想呼应实施；一个有能力的人，需要有人帮自己贯彻执行。一个成功的统帅，手下不能没有得力干将。李鸿章在政坛的不倒，与刘铭传这样的干将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4.唯才是举，成就行走官场的霸气

    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在“江湖”漂，没有几个好帮手是不行的。

    晚清政坛这个江湖有点乱，因此要想在此间混下去，更需要得力的帮手。李鸿章叱咤风云几十年，与其得力帮手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是识人用人的高手，但李鸿章跟曾国藩在用人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三十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十三营淮军的十一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一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

    曾国藩对部下，经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

    概括来说，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这让他在清政府的政坛上少了曾国藩的亦步亦趋的拘谨，而多了一分大开大合的霸气。

    李鸿章一生主要的成就就是军事、洋务、外交，军事方面，李鸿章手下有像刘铭传这样的大将，而在洋务方面，李鸿章也不缺帮手。

    不过对于帮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其中，丁日昌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是李鸿章手下做洋务的得力干将。丁日昌曾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后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藩没有给，后来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弹两千多颗，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也出自李鸿章幕府。盛宣怀是常州人，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李鸿章的洋务，除了军事和商业之外，大公司也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而唐廷枢就是李鸿章做公司的王牌。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被李鸿章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二十五万吨。

    除了开滦煤矿外，唐廷枢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在外交方面，李鸿章的幕府阵容也堪称豪华。

    马建忠就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还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闻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便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

    李鸿章幕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任用洋人。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也招募了西方很多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任用德璀琳为联络官，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后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之后，李鸿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超过八百部英、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打开了对西方世界的视角。

    不仅如此，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

    庞大的幕府，当然得有一个好管家。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追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去内地任职时短暂离开李鸿章。周馥是李鸿章的管家，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生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干成大事，必须集合许多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了。所以，一个人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了这个人能集合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具有卓越的领导力，所以，他能集合一大批幕僚。这些得力幕僚，不仅把李鸿章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通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联络，让李鸿章的筹码不断增加，可以说李鸿章的辉煌正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5.实干，才能让自己无可替代

    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一个做事的人。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面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身边是一大帮子只会坐而论道的清议官员，踏踏实实做实业，是这个王朝的前途，是这个民族的前途，也是个人的前途。

    做事，做手边最应该做的事，这是李鸿章一直坚持的，而这不仅成为李鸿章精神的支撑，人生的支撑，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支撑。

    在做洋务方面，存在着求强和求富的争议。求强，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

    但是，由于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很难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只能从手边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开始。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但就李鸿章的处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是，李鸿章从来没有等，只是在奋力地向前追，因为他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结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国破家亡。

    李鸿章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来不及做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家。但李鸿章真的无视人的思想吗？真的不想改变人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事实，不是说教。西方列强的枪炮，曾经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业，改变整个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

    在李鸿章看来，“实业”就是硬道理，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无论哪个时代，说空话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事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面对时代大变革，多数人茫然失措，在惊慌之余，他们用指责、谩骂作为他们对时代的责任，用闭目塞听来否定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更难能可贵。

    是啊，当一国的经济都依赖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他还用谁呢？这样的人，在政坛上，又怎么会倒呢？

    6.实力，永远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

    在封建社会，功高盖主，会引起君主的猜忌，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同样会被轻视。

    李鸿章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度，既不会因为过于强大而让朝廷警惕，同时，又始终掌握着半私人化的淮军，让清政府离开了他不行。

    这个道理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懂得。他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安排他回乡招兵，但李鸿章当时对带兵并不感兴趣，所以，他两手空空回曾国藩处汇报：“无兵可招。”在跟随曾国藩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明白，要想在那个乱世有自立的本钱，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当上海告急的时候，他极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武装。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李鸿章通过自己的门生故吏关系，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淮军的组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乡土情结。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为严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求实效，是李鸿章做事的一贯风格，他知道自己能否在上海站住脚，以及是否能为仕途打开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战胜太平军。

    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李鸿章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

    李鸿章是务实的人，当他亲自见识了洋人的军队和武器之后，他立刻明白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他立马决定，学习西洋人军队的训练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立即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三千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一直信心满满，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李鸿章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

    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忽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淮军信心暴涨，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八月和十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

    半年之内，三战三捷，李鸿章终于用实力赢得了尊重，也终于用胜利让自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站稳脚跟之后，下一步，李鸿章扩展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

    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

    当时的苏松太道杨昉、吴煦等和李鸿章关系很僵。当时，南京城下，湘军战事吃紧，曾国藩要李鸿章增兵南京，李鸿章叫白齐文带领四千人的洋枪队进攻南京，白齐文去向杨昉领饷银，杨昉把钱挪用了，拿不出来，白齐文就叫士兵把杨昉狠狠地打了一顿。殴打朝廷命官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李鸿章上奏朝廷，革了白齐文的职，顺便参奏杨昉和薛焕在处理和洋人的关系上做得不好，解决了两个政敌。然后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二十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五十个营头，约两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同样也会让人在政坛上站住脚。实力，永远是让别人尊重的最大资本。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为了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解散了湘军，此时，淮军就成了清政府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李鸿章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且经由同乡关系的连接，以及李鸿章的恩威并用，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

    而李鸿章也一直是清政府手中用来对付列强武力侵略的王牌。对现实的军事力量的把控，自然让任何想对李鸿章不利的人，都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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