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戒傲戒狂，谦虚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所谓困境，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我们被束住羽翅、捆住手脚，难以自由伸展，甚至危险重重却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处境。

    古话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实困境也是一样。要想不入困境，让自己永远在顺境中，永远自由自在，平安顺畅，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预防，不让自己落入困境，这才是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

    有很多困境和危险都是因为太骄傲、太狂妄造成的。纵观历史，那些惹祸上身的人大多如此，而横观身边，又有几个身陷困境的人不是呢？曾国藩很明白这样的道理，也看多了这样的事情。不说别人，就说左宗棠，要不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又何至于狂妄到要一个四品总兵非向他一个师爷行礼呢？殊不知这一狂，差一点就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甚至差一点丢了性命。

    曾国藩行事一向稳慎，为人也谦逊低调，所以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惹过灾祸，没有让自己被狂傲所困。这对于声名显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后人似乎都只重视他为官、处世、治家方面的大成就，对于他本身的能力关注甚少，实际上曾国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但他一生从未以此为资，炫耀过半分。也从来不曾因此而自诩自傲过。很多时候都是隐而不露，藏而不显的。

    曾国藩在京师师从理学巨擘唐鉴和倭仁，这二人都是有名的理学家，研究古文、精通训诂，是桐城派之后自成一家的文学家。曾国藩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文章学问，更学会了自律自强和静心忘我，不仅学业精进，而修身功夫更是一流。因而当年就已经名满京城，极受尊崇。

    曾国藩还特别擅长楹联，还开创了楹联新风，尤以挽联著称，是楹联高手。在京城时他也以写挽联闻名。他的挽联不仅工整有韵，而且对人物的评价精当，非常有名。当时湖南同乡中传说，凡有同乡亡故，江忠源必定帮忙扶丧，曾国藩必送挽联以祭。在曾国藩文集中，收录的挽联之多、之精，都是当时无人可比的。

    曾国藩早年研究理学，以文章学问著称当时，但后期带兵之后，他又从头学起，精研兵法，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对于带兵、用兵、领兵、练兵、治兵，都深有领悟，并且他的治兵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比如蔡锷当年，练兵治兵全从曾胡而来，蔡锷深入研究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兵法，专门编写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作为自己练兵的基础。毛泽东当年带红军，亦将曾国藩带兵的精华融入其中，连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曾国藩给湘军所作的《爱民歌》而来。可见曾国藩军事思想影响之深。

    曾国藩还是书法高手。他与“清代第一”的书法家何绍基交往笃厚，相互切磋，精进迅猛。

    他嗜好围棋，棋术高超，而且终生爱棋、下棋，即便兵事危急，也经年不辍。临终前还围棋三局。他的棋艺也非常高妙，少有对手，堪称一流国手。

    他对于相人知人，研究颇深，写过《冰鉴》一书，被奉为识人圭臬。

    可以说，从人才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文武全才。而且不论他所具备的什么样的专长和才艺，都能笑傲当时，堪称大家。这些在别人身上或许就是骄傲的资本，就能追名逐利、借以上位，但曾国藩没有，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狂妄过、骄傲过。他将一切学养情趣都用到了凝聚人心以赴国难的方向上。他的所有才能、专长都潜藏了起来，从不用这些东西去表现自己争名争利，或换取别人的承认、追崇。他说：“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他把他的这些才艺和智慧，全部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的文采、书法用在了奏折、公函、命令上，他的兵法用在了对付太平军上，他的识人用人的这一套高深的相术，他把它用在了为湘军、为国家挑选人才上。

    但是，他自己不显摆，并不标志着别人不知道。在当时，曾国藩可能不曾因为文章、诗词或是其他的才能成名，而是以他的无人可比的事功扬名天下。但是，《曾文正公全集》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和才华的诗句，那些一字千钧的奏折，那些激荡人心的檄文，都为世人所敬仰和尊崇。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行事为人十分谦虚，后人评价为一种“谦德”，是真正的大智若愚。正是这种谦虚待人、静以处事的大智能，为他免却了许多危难和困境。

    曾国藩很早就明白“傲为凶德”，因此力戒自己的傲气，从来不逞口舌之利。而且每当自己稍有傲气时也会及时反省，及时改正。比如他初到京城时，也会与人争辩，一争高低，“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更好夸夸其谈，以抬高自己。但后来他意识到这样不好，因傲气凌人、言语尖刻而导致多处不顺遂，从而非常重视去除身上的傲气，只以谦逊示人，因而赢得了极好的人缘。

    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坐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轿，而曾国藩一直升到二品官都依然坐着蓝呢轿，这样的谦虚让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和信任。毫无疑问，一个谦虚低调的人是更容易被人接纳、被人喜欢的，这样无形之中减少了很多同僚的嫉妒，上司的打压，小人的陷害，为自己避开了许多的危险，避免了许多的危难。

    他在家书中也一再提到谦虚谨慎的重要性，一再提醒兄弟们要以谦虚谨慎为重。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所以他对兄弟们严格要求，不允许其因自身的显赫地位而怀有傲气，做到恭谨处世，稳妥为人，才能福泽绵长，家运长久。

    攻克天京之后，天下第一大功被他们兄弟夺得，慈禧太后为笼络曾国藩，下令优奖，不仅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授协办大学士，并加太子少保衔，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而其弟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浙江按察使，赏穿黄马褂。但是，曾国藩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他担心的是“功高震主”“兔死狗烹”，如果不懂得“自概”，很可能被朝廷来“概”，那样的话，危险就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们根本无能避开，很有可能是像肃顺、像怡亲王、像顾命八大臣那样横尸街头，满门抄斩！曾国藩想想都觉得害怕，于是不等皇帝来“概”，他先“自概”，不仅请辞“节制四省”，又以退为进，劝第一个打进天京城、攻下天京的弟弟曾国荃以病开缺回乡，随后又主动请奏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终于消除了朝廷最大的担心，也使自己避开了极有可能无力避开的一场导致家破人亡的大祸！

    真正聪明的人，总会在危机到来之前就避开危机，在陷入困境前就想方设法破解困局。曾国藩看惯了世事的复杂多变，历尽了官场的险象环生，要在波诡云谲中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样才能远离祸患，永葆平安。

    2.未雨绸缪，才能远离困境和祸患

    最能体现曾国藩能够防患于未然、在祸患到来之前预先想方避开祸端的，莫过于他擅作主张，诛杀太平天国优秀大将忠王李秀成一事。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并把胯下好马让给刚刚继位的十六岁的幼天王，自己拼死力往外冲荡。湘军壕垒层层，突围时君臣相失，夜里厮杀，最终相互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李秀成潜到城郊一处破庙中暂避时，被当地农民发现，而缚送清营。威震天下、与湘军大战十年之久的一代猛将李秀成就这样落入曾国藩手中。

    曾国荃听说忠王李秀成押到，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抓住这位太平军最重要军事统领，怒的是这么多年来湘军数万人命丧此人之手，甚至自己的兄弟曾国华之死也是拜这位忠王之赐，曾国荃情难自抑，忍不住手持尖刀，割下浑身捆绑铁链的李秀成肩头的一块肉来，顿时鲜血淋漓，李秀成一声不吭。曾国荃还不解恨，又用刀在其身上乱捅。李秀成面不改色，反倒笑话曾国荃：“曾老九，打仗各为其主，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

    这话让曾国荃失了兴趣，于是令人特制一木囚牢，把李秀成死死关在其中。

    五天后，曾国藩赶至天京，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不仅不让他坐笼子，还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绝不似曾国荃的粗暴。他几次面讯李秀成，都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副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秀成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7月29日，李秀成在木笼中开始写自述式的供词，详细回顾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详情、“天京事变”前后的过程、太平军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还叙述了自己带兵在上海等地与清军交战的情况；同时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政策和制度作辩解；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的成功“十要”和失败“十误”，最后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洋洋七万字，李秀成只用了九天时间，平均每天七千多字的速度，这对于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人来说，相当不容易。曾国藩也感叹其记忆力超人、才华出众、处事精明、用兵神妙、忠心耿耿等方面，都是世所罕见的，一时也生过爱才惜才之心。但曾国藩看到他的供词后，心中却害怕到了极点。因为李秀成在供词中所述与曾国荃所汇报的有很多不同，与自己上奏给朝廷的也有诸多对不上口的地方。

    如李秀成供述中称：“天京城里有圣库一座，系天王的私藏，另王长兄、次兄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有稀世珍宝，但我未见过。”本来天京未破之前，人们就在传说金陵被“长毛”建成了一个小天堂，里面金银如海，财货如山。因此引起了许多人垂涎，很多人想夺攻城首功，也是为了这如山如海的财货。如今破城的是曾国荃的湘军，却报告说根本没有财货，这与李秀成所供完全不相符。这要是朝廷追问下来，或是哪个朝臣不服，提出来追查，都会惹来大祸，这可绝不能让李秀成说出去，曾国藩提笔删除了这句。

    对于自己的被俘，李秀成供词说：“心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捷折里写的是：“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萧孚泗亲自搜出。”倘若李秀成这几句供词让朝廷知道了，不仅萧孚泗的功劳没有了，自己也犯了欺骗朝廷、贪功为己的大罪！曾国藩将“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九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最让曾国藩惊心的是，李秀成竟然供说：“罪将谢中堂大人不杀厚恩，愿招集大江南北数十万旧部归中堂统率，为光复我汉家河山效力。”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怎么可能让朝廷知道？本来朝廷面对强大的湘军就已经防之不及，哪还受得了再加上太平军的数十万大军？曾国藩用剪刀狠狠地剪下来，放在灯火上烧了。

    曾国藩仔细研究了李秀成的自述，凡对李秀成供述中不合适的句子或段落，全数删除或修改，达五千字之多。包括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如说曾国藩“久悉中堂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身屈错，未遇明良”等；对于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句子以及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又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与此前自己上奏的事实相吻合，不落人口实，授人以柄，不让自己陷入被动。

    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决心要杀掉李秀成了。绝不能献俘，让李秀成进京。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及早将他就地正法，以便灭口。

    李秀成的供词中已有许多不能为朝廷所知的内容，如果押他进京面圣，不知道还会说出多少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甚至湘军不利的供状来，那岂不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送入困境吗？

    于是，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了一堆要将李秀成就地正法的理由：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为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既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恕，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又李逆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房，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长跪请安。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既决计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遂于初六日行刑。其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疾，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处死矣。

    八月七日，不等朝廷颁旨，曾国藩匆匆在李秀成写完自供的当晚，就把李秀成押赴刑场斩首。

    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李秀成到死也没有失却大将风度，而是怡然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写了十首半文半白的绝命词。曾国藩下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没有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

    曾国藩之所以要急匆匆地不等朝廷下令就擅杀李秀成，来了个“先斩后奏”，正是他一贯的小心谨慎的最好证明。

    其实在他内心，对于李秀成进京极为担忧。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以及湘军的一些内幕，如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等，便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而且李秀成一旦进京，既是这么多年的死敌，谁知道他抱的什么心？如果他用计想要离间朝廷与曾国藩和湘军的关系，在当前这样一个本来他们兄弟和湘军就颇受朝廷注目、防之不及的时刻，哪怕是无中生有、信口胡说，也会被朝廷当成真事来对待，一不小心，“莫须有”的罪名忽然降到自己头上也未可知，而这样的罪名很可能就是满门抄斩、毁家灭族的大罪！

    这样的风险，曾国藩是绝不会冒的。为了免除这样的危险，他必须早作处理，防患于未然，尽早杀掉李秀成，才能心安。

    3.懂得示弱，才能远离是非的旋涡

    打下天京后，曾国藩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湘军也从朝廷的依靠成了朝廷的眼中钉。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危险重重。

    曾国藩仔细权衡之后，明白自己和湘军的处境相当危险，要想远离是非、避开祸患，全面自保，唯有低调，示弱，自剪羽翼，明明白白地告诉朝廷，自己和湘军的效忠之心，才能完全消除清政府的担忧，从而平安度过危机，得以善终。所以，曾国藩不顾湘军将领和众多亲信的反对，主动请奏，裁撤湘军！

    要说清政府如临大敌一般地防范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集团，也正当不过，而且作为统治者来说，也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当时曾国藩和他领导下的湘军的势力强大得足以让任何人咋舌，甚至说旷古绝今也不为过。

    当时湘军已经发展至三十多万人，和朝廷主力绿营兵的数量旗鼓相当，“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船不挂曾字旗”。但如果论战斗力，则远胜于绿营。虽然这些军队并不全由曾国藩指挥，有的由左宗棠指挥，有的由李鸿章指挥，但左宗棠虽与曾国藩不和，却有旧谊，李鸿章更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这两支军队也并不完全听命于朝廷。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精神领袖，振臂一呼，谁能保证左、李会不响应？

    在政治上，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众多督抚，也大多出自湘军系，湘军集团势力之广、人数之多、权势之大，放眼当世都无可匹敌者。

    根据当时的记载，同治三年时，湘军集团有二十三人担任督抚大帅，其中总督级别有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毛鸿宾、骆秉章、杨载福等六人，而巡抚级别多达八人。在整个清政府版图上，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山东和直隶等多个省份都被湘军集团控制，由他们的人担任着省内重要领导职务。当时清政府还没有在东北、青海、西藏和新疆设立省，所以全国只有十八个省，而这十八省中有十三省是被湘军系的人控制。

    试想一下，以曾国藩和湘军如此之大的势力，如果要逆势而起，反戈一击，清政府无疑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就会瓦解。对于身边雄踞着如此强大的一头雄狮，哪一个统治者敢掉以轻心呢？所以清政府是必先除之而后快的。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不把这头雄狮打得趴下，是不可能罢休的。

    曾国藩要想躲过这一难，只有两个选择：一、一口吞掉朝廷，独霸天下，就不用担心有人时时刻刻要除掉他了；二、让自己顺从、弱小起来，不让朝廷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威胁，从而放松戒心，能保自己安全。

    想来想去，权衡来权衡去，曾国藩选择了后者。

    曾国藩早就明白：“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于是他大刀阔斧地采用了三大措施：裁军、停饷、辞官，以自剪羽翼，削弱自己，远权避祸。

    打败太平军后不久，曾国藩在天京就写好奏折，主动申请“定议裁撤湘军”。曾国藩说：“臣统领湘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开支。”湘军号称三十万，其实曾国藩能调动的只有十二万。其中曾国荃、彭玉麟、鲍超等部是忠于他的。除去左宗棠属下的四万人和沈葆桢属下的三万余人外，只有其弟曾国荃属下的五万人掌握在手中。

    清政府此时正愁要以什么样的办法来治住势力强大的曾国藩，一看曾国藩主动裁军的奏折，正中下怀，立刻同意了曾国藩的申请，要求他从这十几万人中开始裁撤。按照筹划，曾国藩积极地将张诗日等人率领的一万人留在金陵驻防，其余的部队都被遣回到安徽做巡防军队，助攻天京的一万两千人也被裁撤。

    不过，曾国荃所率领的五万嫡系部队和李鸿章的淮军在此次裁军中却丝毫未动，全部都保留了下来。但曾国荃的五万湘军正是清政府的疑惧所在，此军队一日不散，清政府一日不得安宁，而曾国藩兄弟无疑就会日日处在危险之中。

    于是，1864年，曾国藩再次奏请将曾国荃部的五万直属湘军裁去一半，仅留二万五千人，分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守皖南、皖北。清政府接到奏折后，也一并照准。

    1865年，曾国藩又宣布将张诗日和彭毓橘手下镇守江宁的一万湘军裁去十二营，仅剩下两千余人镇守江宁城。刘连捷、朱洪章和朱南桂的一万五千驻皖军队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经过几次大裁员之后，百分之九十的湘军被遣散，曾国藩能调动的更是屈指可数，不再能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朝廷稍稍放心。曾国藩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为了真正全面地安全起来，让清政府对自己完全放心，不再视自己为威胁，曾国藩对于以前苦苦争到的厘金也全面奏请停止。先是停解广东厘金。广东乃富庶之地，税务繁多，有地丁、漕粮、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等，本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1862年，曾国藩缺乏军饷，要求朝廷派出官员专赴广州办理饷金事务，广东厘金一直是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但现在既然战事已停，湘军已裁，厘金自然也得停解，清政府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批准。

    随后他又申请停解江西的半厘，并让鲍超、周宽世二人率领湘军归江西巡抚沈葆桢旗下，不再由曾国藩节制，江西的半厘军饷也就全部由沈葆桢支配。要知道江西的这半厘得之不易，曾国藩还曾因此与当时的巡抚沈葆桢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结仇积怨。但此时曾国藩却不再争夺，而是拱手相让。1865年，曾国藩停解用于编扩湘军而专设的湖南东局厘金。

    至此，湘军的军权、财政权，曾国藩自己已经几乎削尽。此时的曾国藩，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能被清廷完全掌控的疆吏而已，基本不再对朝廷构成威胁。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几大措施是非常有效的。在曾国藩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的过程中，朝廷看到了他的忠心不二，不再怀疑他有二心，因而也就打消了剪除他们兄弟的想法，而继续委以重任。

    4.拒绝诱惑，就是远离祸患的明智之举

    曾国藩的人生在湘军彻底攻占天京、剿灭太平天国后达到了顶峰，不仅威望如日中天，而且手握重兵，大权在身，身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并节制四省、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等职，还是湘军的总司令，是湘军事实上的精神领袖；不仅东南半壁几乎全由曾国藩节制，手下强将无数，而且湘军集团的人脉关系更是遍布全国，全国十八省的督抚之位有十三省竟然都出自湘军系。

    这样强大的势力，不仅朝廷慌张，湘军内部很多将士，甚至高级将领也都开始蠢蠢欲动，还发生过湘军将领齐聚大厅拟为曾国藩“黄袍加身”的事情。

    但是，曾国藩在这种诱惑面前，依然保持了理智和清醒，保持了他一贯的稳慎和小心，轻轻巧巧地翻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道坎，也轻轻松松地避开了人生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最大的荣耀和最大的祸端！

    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心怀坦荡、心口如一、忠诚可信的道德“完人”，更是一个善于远离困境、避祸躲灾的处世高手。他看时局看得准，想问题想得深，思虑周全，把一切祸患都挡在了发生之前，因而避免了自己陷入困境之中。这样的智慧，千古以来，实在少之又少！也只有这样大智的曾国藩，才能是永远的“不倒翁”，才能永远困不住！

    其实，想要怂恿曾国藩自立称帝的想法，在湘军系中由来已久。早在安庆大捷之后，湘军将领就掀起过一轮“劝进”的热潮。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李元度、王闿运、彭玉麟等，都曾明着暗着地劝过曾国藩问鼎自立。

    当时安庆克复，正待庆功，却接廷寄惊闻咸丰帝晏驾热河行宫，六岁的皇长子继位，八位顾命大臣辅佐。曾国藩和湘军将领们都有一些恍然。然而，左宗棠、胡林翼、李元度、郭嵩焘以及彭玉麟等这些识见开明的人早已洞悉这是一个湘军自立的绝佳时机，因而“劝进”之潮迭起。但都被曾国藩一一挡回。

    据传最先试探的是彭玉麟。被曾国藩骂作“可恶”。

    当时安庆克复，曾国藩从宿松到安庆。作为水师首领彭玉麟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彭玉麟先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下肚。

    第二个挑明的是李元度。但被曾国藩斥回。安庆被攻克后，曾国藩入住陈玉成的英王府。将士们群情激昂，想大办宴会庆贺拿下安庆，毕竟经过这么久的出生入死才终于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因为咸丰帝刚刚殡天，于礼不合，曾国藩只许他们各以一联相贺。李元度最先撰成，其联却是“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大家一见都觉得心中一跳。只有曾国藩见后大怒，不仅立即将联语撕毁，并大声斥责了李元度“没规矩”。

    后来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门四子”之一张裕钊来到安庆，也贺一联，为“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曾国藩极为赞赏，并把这一联拿出去给所有的将佐看。有人看了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没想到惹得曾国藩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案树（湖南人俗称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

    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按对联的要求来说，是相当工整的。但曾国藩的意思很明显不是工整与不工整的意思，而是这一联才真正表达了他内心的想法。所谓“麟阁”，是指西汉的麒麟阁，是西汉时汉宣帝令人画包括霍光、苏武在内的十一名功臣图像，于未央宫麒麟阁内以示纪念和表彰。“破蔡州”，则是指的唐代宪宗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盘踞蔡州叛乱，名将李晟之子李愬雪夜破蔡州，行军深入七十里，生擒吴元济，凯旋而还。这一联把曾国藩比作是霍光、李愬一类的平息叛乱的有功之臣，这才是曾国藩所要表达的心声，因而传之诸将，也就是对诸将表明心迹。

    随后又有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等先后试探曾国藩，以图劝进。但无一例外，全被曾国藩挡了回来。

    据说左宗棠曾用鹤顶格写神鼎山一联，曰：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直接送给了曾国藩。

    胡林翼到安庆时，不仅与曾国藩密谈国家情势，详细分析了天下大势和湘军的未来，并把左宗棠游神鼎山的这一联当面呈给曾国藩，说左宗棠请曾国藩指正。曾国藩打开一看，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读到“似可问焉”时，心中猛然一动，顿时悟出联中的暗藏机锋，不由得默然良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还给胡林翼说：“季高的联语，我给他改了一个字。”胡林翼一看，内心苦笑，提笔在一旁再写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胡林翼又说，我也有一联也一并请你指点好了。拿出一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其实还是希望曾国藩能进一步，用霹雳手段，改朝换代，这样才能真正救民于水火，显出真正的菩萨心肠来。但曾国藩装傻，不搭这个茬，只连赞此联高妙。胡林翼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却说：“九弟（曾国荃）攻破安庆城，杀了一些‘长毛’，心里老是后悔；你这一联有如良药，定可除九弟心病。”胡林翼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作罢。

    后来湘江才子“衣貂举人”王闿运也来到安庆，再次向曾国藩劝进，被曾国藩连书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而挡住，王闿运摇头苦笑，遂不辞而去。

    规模最大的一次劝进是在攻下天京之后。不仅湘军中诸人有力劝曾国藩自立的举动，甚至太平天国阵营也有人劝曾国藩自立。比如，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曾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李秀成被俘后，也曾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拥戴曾国藩自立。

    但一切试探、劝说、怂恿、撺掇、教唆或是直接煽动，曾国藩却从不为之心动，而是把忠于清廷的这一条路走到底，不管多少劝说、多少拥戴、多少支持甚至欲“黄袍加身”也不为所动，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生稳慎，更是因为他把后路看得非常清楚，他比谁都明白，一旦自己跨出这一步，必将回头无路，从而把自己逼上绝境。

    要是成功夺位也就罢了，若不成功，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比残酷的结局。但就他当时的情况而言，并无十足的把握能胜这一局。虽然自己的势力分布天下，自己任两江总督，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罗炳常任四川总督，李鸿章任江苏总督，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但真要造反，这些人真的能心甘情愿归自己控制吗？不说别人，就说那个从不甘于曾国藩后面的左宗棠，只怕就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而且绿营兵和僧格林沁的蒙古兵都窥伺在旁，虎视眈眈，真正拉出反旗，只怕立时就会被剿灭，哪里会有多少胜算？思来想去，他还是要做忠臣，而不当叛贼。

    其实，这样的选择从他开始进入宦海就已经决定了。以他终生对于理学的追求，终生以忠君爱国为操守，他绝不会做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以他的智慧和稳慎，他也绝不会在并无十足把握之下就把自己、把兄弟、把家族、把整个湘军置于危险境地。所以，他绝不会越雷池半步，而是慎之又慎地走好每一步，清醒理智地避开一切有可能的祸患，绝不让自己陷入危境，更何况举反旗是绝境！

    要摆脱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自己陷入困境。未雨绸缪，预先防范，才能避开困境，不被困住。聪明机警如曾国藩，绝对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不管鼎轻鼎重，他都不会过问，而是安分守己，做好自己作为一个臣子的本分，从而保障自己和家族远离祸患，永葆安宁。

    5.持盈保泰，最终全身而退

    历史上功大于曾国藩者、德高于曾国藩者、言多于曾国藩者，都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曾国藩如此受人景仰、敬重、佩服甚至推崇呢？可能最为关键的就是，他做到了许多人都不曾做到的看似最容易、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一件事：功高于天却能全身而退！

    攻破天京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立下了不世奇功。朝廷优荣无尽，曾国藩不仅是湘军总帅，更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并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

    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曾国藩被封为毅勇侯，曾国荃被封为一等威毅伯，世袭罔替，甚至曾家女眷也得封诰命夫人。曾氏家族一时成为天下第一家。

    但表面的光彩下面，实际上却危机重重。历史的经验一再地证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几乎是功大勋高的功臣们的宿命！曾国藩和湘军立下如此大功，功高震主，而且手握大军，朝廷哪有不忌怕的道理？不剿灭太平军，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是清王朝最大的倚靠，一旦最大的敌人消灭后，强大的湘军集团无疑就会成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成为他们欲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熟读历史、看尽宦海风波的曾国藩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朝廷早就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朝廷在表面嘉奖的同时采取了排挤、压制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提高他们的地位，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如对左宗棠的迅速提拔，让左宗棠领楚军，任陕甘总督，利用曾、左不和制衡曾国藩；另一方面，则刻意去压制曾国藩的死党，如对曾国荃的严厉申饬等。

    对于朝廷的担忧和用意，曾国藩心如明镜，明白得很。因而心中十分惶恐，一心想着如何避开功高招忌，免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其一，他争取江南士子的拥护，在江南盖贡院，并将因战乱而停止的科举考试恢复，使那些热心功名的读书人有了考试致仕的机会，赢得了读书人的大力拥护。

    其二，他不仅裁撤了四万多湘军，还在南京建造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这样，江南驻兵就不仅仅是只有湘军了，从而让朝廷放心一些。

    其三，他从自己开始，削弱自己的权力。他主动上奏请辞“节制四省”的军政大权，而只任“两江总督”。当时的曾国藩，可谓大权在握，无人比肩。一身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大员，还是协办大学士，并有太子少保衔，东南半壁，几乎全在自己手中。这样大的权力，曾国藩日日为之胆寒，很早就有心辞去一些。早在同治元年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要不是幕僚和曾国荃竭力反对，那时候就坚辞不受了。这一次，曾国藩再次请辞，只任两江总督，不能“节制四省”，这是李鸿章出的主意，说要是都辞的话，让清政府无法安置他，反倒不好。这一下，曾国藩一下子从一个“东南王”成为一方疆吏，至少从表面上不再具有登高一呼的能力了。清政府略略放心，曾国藩也才略略开心。

    其四，曾国藩劝弟弟曾国荃也以生病为由告假开缺。这样才能真正保住性命，长承恩泽。其实曾国藩明白，清政府最忌讳的就是曾国荃手上的那五万湘军，这支湘军不仅能征善战，而且绝对是曾家兄弟的嫡系，这支军队能打败势力强大的太平军，那也足可以推翻本就不怎么牢固的清王朝，只要曾国荃一日不走，这支军队就还是姓曾。所以，清政府在攻破天京后不久，就任命曾国荃为浙江巡抚。

    与曾国藩的老练沉稳不同，曾国荃性格直率，因为并没有读多少书，做事非常鲁莽，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脾气火暴，急功近利，而且权欲很大。他可不会轻易舍弃手中的权力。而且因为急于邀功，他在上报攻破天京的奏折中称全部肃清，城内“长毛”全部举火自焚，但后来又发现幼天王已经在李秀成的保护下逃出城去，惹得朝廷严厉申饬，并在上谕之中用言辞敲山震虎：“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唯所部大臣，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一道上谕之中对曾国藩赞誉有加，认为他资历和功绩都不计其数，但曾国藩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曾国荃的点名批评就是在打他的耳光。

    在谕旨之中，曾国荃成为对上不敬、小胜而骄的代表，语言之间流露出不满，表示如果想要“长承恩眷”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严加管教。在此寥寥数语之中，可谓杀机暗藏。曾国藩深知朝廷用意，因而力劝弟弟干脆连巡抚也不做了，告病开缺，回家休养，以消朝廷嫌疑，以保身家安全。

    在大功告成之日忽然抽身，让曾国荃很不能理解，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功绩足以换取总督的职位，清廷却只让他任浙江巡抚，未免有些委屈。

    在曾国藩的眼中，平安远比富贵要来得重要。但曾国荃并不能理解曾国藩的做法，饯行宴上大肆地抱怨哥哥不为自己出头做主，令曾国藩非常尴尬。为了安慰他，曾国藩于弟弟四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亲笔撰写了十二首绝句，据说当曾国荃看到“刮骨箭瘀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忍不住放声大哭。曾国荃懂得了曾国藩的用心，带着满腹的委屈返回湖南荷叶塘休养，直到1865年才再次出山。

    曾国藩的这一系列持盈保泰的举动逐渐打消了朝廷对曾国藩拥兵自重的猜忌，曾氏一门终于免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曾国藩也不仅漂亮地避开了一场莫大的危机，而且全身而退，成为中国历史上殊为难得地完成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完人”！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

    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端坐三刻后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六十一岁的人生旅程。只留下了一篇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苏南京建立专祠，极一时哀荣。同治皇帝载淳专门送了两副挽联：

    功在国，德在民，名在天下；

    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

    本一代完人，先定东南，次平西北；

    为六旬元老，名扬中外，忠冠古今。

    终于肯定了他的耿耿忠心和无上功勋。也许直到这时候，朝廷终于肯定了曾国藩的耿耿忠心和一片赤诚。正因为此，才有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美誉。

    曾国藩以一介儒生纵横官场几十年，不仅能够在战场上屡败屡战，攻克强敌，剿灭强大的太平天国军队，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又能够在“盛时作衰时想”，时刻惕励，自警自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功高震主、势力强大的情势下不骄不傲，自剪羽翼，持盈保泰，终于避开了封建历史上轮番上演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魔咒，最终得以善终，这才是曾国藩超越古今一切英雄、最受后人敬佩和感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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