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不如意当浮云，才是“抗压”的根本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没有人能完全一帆风顺。

    面对这些不如意，有人举步维艰，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自暴自弃；有人则淡定从容，优雅潇洒，如同拂去衣袂上的一粒尘埃一般无惧无畏，继而顶着压力迎难而上，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前者，不能称其为懦弱，只是修为不够；后者不一定是钢铁之躯、铁石心肠，却一定会成为令人钦佩的“大神级”人物。毫无疑问，左宗棠就是后者。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年时候就胸怀大志，他勤学苦练，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还兼通经世致用之学，可以说是真正博古通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道光七年（1827），左宗棠应长沙府试，考中第二名。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之后又转入湘水校经堂，在湘水校经堂，曾在一年内连续七次考取第一名。

    拥有这样光辉的历史，任何人都会认为左宗棠必然一路平步青云，但左宗棠此后三次赴京会试，全都名落孙山。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不如意之事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左宗棠当然也不例外。但人生路长，不可能事事如愿，若真的每个人都心想事成，那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换句话说，“心想事不成”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所以，一些哲学家学聪明了，提议让人们想得现实一点，想得少一点，这样就容易心想事成，所谓“知足常乐”，也就是如此。

    然而，对于一个真正有雄心抱负的人来说，他真的能够把“鸿鹄之志”降低到“燕雀之志”吗？这些人总是放眼天下，胸怀天下，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这也注定了他们所遭受到的不如意之事会比普通人多很多。

    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当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志向，他只好试着锻炼自己的抗打压能力，化悲愤为力量，把不如意当作“验平素道力”的手段。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骆秉章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言听计从。

    但就在进入幕府的第六个年头，左宗棠再次遭遇了“不如意之事”，且这次风波所带来的压力要远远超过他之前所遭遇的任何不顺。这件事就是轰动一时的“樊燮事件”，也叫“官樊构陷事件”。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但却官风败坏，曾经擅自动用军中银钱作为镇蜀中零用花销，还私自派遣兵弁为他抬轿等。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进京见皇帝的时候，顺便告了樊燮一状，皇帝当然是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查办樊燮。

    樊燮不服，就向湖广总督衙门投诉。总督官文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两人心不和面也不和，明里暗里地斗争了很多年，就想借着这件事好好出口恶气。官文打听到湖南巡抚衙门的师爷是左宗棠，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几乎把衙门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给他打理，就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更悲剧的是，当时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汉人纷纷得势，汉人官员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使得一些满族上层人士十分郁闷，一直在伺机寻找机会打压汉人。可是，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正在重用胡、曾、骆等汉族大员，不能轻易动手，于是，这些人就想借着樊燮上诉的机会，修理修理左宗棠这个小小的幕客，以便杀鸡儆猴，打压一下汉人的气焰。

    出于这种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官文欣然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立即撰写奏折，形象地描绘了湖南巡抚幕客劣绅左宗棠如何骄横跋扈，如何越权干政，如何与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人暗中勾结，陷害永州总兵樊燮，然后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官文是满洲贵族官员，皇帝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马上下令将本案移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并在密旨中特别交代：“如果左宗棠的确做了不法之事，可以直接将他就地正法。”

    这让左宗棠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和危困之中，幸好有潘祖荫、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誓死保救，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救下了左宗棠的性命。

    这是左宗棠开始“为朝廷办事”以后遭遇到的第一场政治压迫，一开始，左宗棠也心灰意冷，打算退出湖南幕府，返回柳庄归隐。但他知道归隐并不是他最大的志向，所以一番静心思过以后，左宗棠决定将这些不如意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迎难而上，最终被皇帝破格提拔，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到长沙招募“楚勇”。

    在这场起伏的风波中，左宗棠就像一勺咖啡，被扔进水中煮沸，他既没有像萝卜一样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也不像鸡蛋一样看似刚强，实则怨恨丛生、脆弱不堪，一压就垮，而是把外在的一切压力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顶住压力，扭转局势，将外境转化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最终散发出醉人的香醇。

    此后，左宗棠正式出仕，也屡屡遭遇弹劾、诬陷，但左宗棠秉承着这一原则，从容面对，彰显出一个英雄豪杰所具有的豪迈气概，实在令人佩服之至。

    人的一生难免不如意，有时甚至遭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尴尬，经受“雪上加霜”的考验，关键是如何面对。是消极对待，还是积极应对？是怨天尤人，还是勇于挑战？真正的强者总会对自己说没什么，然后把这场经历当作一种人生体验，努力让其绽放出美丽之花。

    人生多有不如意，我自当笑对长空，怎奈我何？

    2.小心谨慎！让妖魔鬼怪不能得逞

    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又说：“功亏一篑。”这都是在论证同一个道理：在一件事将要成功之时，必然会有无数“妖魔”赶来凑热闹，阻挠成功，甚至使其倾覆崩垮。反观现实，很多情况下也的确如此。

    左宗棠的一生，就充满了这样戏剧性的“妖魔横行”。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丁忧期满，兴冲冲地前去参加长沙会试，也就是举人考试。

    这一年湖南乡试的主考官是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助考官胡鉴。按照惯例，先由助考官阅卷，剔除或淘汰一部分试卷，这部分试卷被称为遗卷。

    一般来说，成了遗卷就等于被判死刑了，主考官也不会再重阅。左宗棠就这样在第一轮阅卷中被判了死刑。但这年恰逢道光帝五十岁，因此下了一道特令，要求今年未选取的遗卷，必须由主考官再审阅一遍，以免遗漏人才。于是，左宗棠的试卷就被徐法绩亲自搜阅出来了。

    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那的确是皆大欢喜。但遗憾的是，左宗棠的“妖魔”理论在这里被验证了。徐法绩认为左宗棠的卷子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但那位同考官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坚决不肯补荐，还理直气壮地扔给徐法绩一句话：“中不中由你，荐不荐那是老子的事！”眼看左宗棠就要被这样刷下去了，徐法绩很无奈，左宗棠很忧伤。好在最后那位同考官还是给了徐法绩一个面子，勉强同意补荐。

    如果说这次“遗卷风波”是主观无法控制的，那么福州船政局的顺利建成就极好地证明了主观努力对外来压力反击的重要性。

    同治五年（1866），黄沙障战役结束，江南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左宗棠率军返回福州，开始筹划创办造船厂。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英国人在沿海挑衅时起，左宗棠就开始大力研究西方情况。当时，中国人对海外知之甚少，这方面的书籍更是寥寥无几，左宗棠费尽心思搜集唐宋以来的各类书籍，仔细阅读，认真研究其中所记录的地理、历史、边防等知识。

    后来，读到《海国图志》，左宗棠简直惊喜异常，尤其对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大为赞同。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就曾提出中国应该自己制造船炮。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又向总理衙门建议，等有了经费，一定确定必定要自主制造轮船，巩固海防。所以，到达福州以后不到一个月，左宗棠就火急火燎地上奏朝廷，提交了一份建造轮船的详细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左宗棠指明，自从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各国凭借强大的军舰直达天津，使得南方海防形同虚设。而从经济上来说，西方商船行驶快、运费低，各方面都比中国木制商船优越，抢占了大量沿海各省居民的商业利益，也间接威胁到了国家税收和经济发展。所以，当今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自行制造轮船，从而巩固海防，抵御外敌侵略，大力发展商业运输。

    左宗棠提议，应该从外国购买造船机器，制造跟西方军舰、商船相媲美的船只，这样，等船造多了，就可以布置在沿海各省，同时触类旁通，兴办制造枪炮、炸弹、铸钱币、修水利等工业。

    左宗棠的这一提议是一项十分有远见的计划，早已经认识到轮船重要性的清政府看到这一计划，既惊且喜。毕竟一旦左宗棠的设想得以实现，清政府就不需要再苟延残喘在西方人的淫威下，可以重树威信，直截了当地将西方人扫地出门。

    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然耗费巨资，旷日持久，其结果也是扑朔迷离，没有准确答案。所以，清政府一时十分犹豫。

    就在这时，各种“妖魔鬼怪”也迅速跳出来捣乱了。先是朝中有人反对造船，主张购买或者雇用外国船，他们甚至做了周密的设想，把造船的困难一一列出，比如选厂址困难，购买机器困难，聘请外国技师困难，筹款困难，等等。

    对此，左宗棠云淡风轻地一笑，他早就料到会遇到这样的诘问，所以一早就谨慎再谨慎地做好了准备。朝堂上，左宗棠侃侃而谈，将反对派的问题一一解决，瞬间击垮了暴雨梨花针般袭来的反对压力。

    接着，难以接受造船这一新鲜事业的人纷纷站出来，对左宗棠群起而攻之，各种议论、诽谤纷至沓来，左宗棠瞬间陷入了十面埋伏的境地。这些人既有朝廷内部的顽固派，如大学士倭仁、监察御史张盛藻等，他们认为可以将孔老夫子、孟老爷子的理论，尧舜大帝的治世之道，统统“具体化”成神兵神将，把西方人吓得屁滚尿流，根本用不着轮船、洋炮这些蛮夷之物。相反，他们觉得学习这些外国事物，恐怕礼义廉耻都将无用武之地，到时候人心解体，国将不国。

    又有来自外国的阻力。英国公使威妥玛和税务司赫德听说中国要自己制造轮船，而且打算请法国顾问，心里十分窝火，就跑来横加干预，并建议中国从外国购买轮船，或者租雇，总之一句话，还是不要自己制造的好。

    时任福建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也跑来阻挠建设造船厂。他摆出帝国主义的腔调，扬言中国人想要学会外语以及制造轮船、机器和驾驶技术，那简直是做梦，然后又建议清政府“造不如买”。

    面对这些“妖魔鬼怪”，左宗棠十分谨慎，他认真做好了一切准备，计划做得详细至极，将他的远大设想清晰、形象地描绘在统治者面前。当时清政府刚刚尝到了西方侵略的滋味，正暗自郁闷，看到左宗棠的远大设想，仿佛看到了清王朝的美好未来，所以毅然决然拒绝听信这些人的意见。

    于是，左宗棠终于在重重压力和“小鬼挡道”下艰难前行，靠着“谨慎”的准备，获得了实行办理造船厂的批准！

    左宗棠是个狂傲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谨慎的人，只是他的谨慎不是用在做人上，而是用在做事上。他的谨慎是一种做事的态度和倾向。当他决定做某件事，他会对事情做整体的、细节性的考虑，将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造成的结果都计算进去，从长远的、实质的结果来考虑“利益”。所以，当面对满朝质疑和压力时，他淡定从容，将对方扔过来的“压力炮弹”轻易粉碎，赢得了老板的青睐。

    谨慎，就是要求我们思维缜密，办事精细，考虑周全，却绝不是疑心太重、顾虑重重，这并不叫谨慎，而是缺少决断，不敢承担责任，只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成功良机。

    正如左宗棠所说，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来自各方的阻挠和破坏，只要你谨慎再谨慎，就能将这些“妖魔鬼怪”统统消灭。

    3.反思修身知错善改，才是一条压不垮的硬汉

    左宗棠一生以“狂傲”著称，性格狂，说话狂，连做事也带了几分狂妄自大。

    因此，很多人可能以为左宗棠在“德行”这一点上有所欠缺，谈论左宗棠往往只提及他出仕为官、带兵打仗的功绩，对其德行能绕道就绕道。事实上，这种认识极其偏颇。左宗棠虽然狂妄，但其在德行上的修行仍旧不可低估。

    左宗棠少年曾师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修身养性方面颇受贺氏兄弟影响。后来隐居柳庄，授教安化，左宗棠闭门读书，勤学更兼修身养性。

    终其一生，左宗棠都十分注重修身，光绪五年（1879），他在给一位同僚的信中，再次郑重其事地提到修身：“惟克以自绳，知过即改，不空留一悔字长在胸中，斯可进德矣。”

    左宗棠这一感慨很有道理。环视当今社会，那些所谓的大家，大明星也罢，大作家、大商人也好，往往在做人的问题上经不住推敲。这些人或许仍旧红极一时，但相信在大众心中，其人品肯定早已大打折扣，经不起外界压力的考验了。

    这就更衬托出了左宗棠的强悍之处。

    他狂，他傲，但他有基本的原则，他懂得以修身养性培养“德行”，以“德行”征服他人，这样，纵使周围压力横飞，也对他无可奈何。而在众多修身项目之中，左宗棠极其看重“知过即改”。其实，这也是他用亲身经历换来的血的教训。

    从道光三十年（1850）的太平军起义开始，中国可谓是多事之秋，海内外势力都蠢蠢欲动，天下形势纷乱，中国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从这一年开始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三支主要反叛力量，即太平军、捻军、回军。这三支军队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完全一致，那就是推翻清王朝。

    最先反叛的是太平军。道光三十一年（1851），在白莲教等一些各地小规模起义之后，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经过十余年的战争以后，清王朝终于成功将之镇压。但捻军和同治初年爆发的回军之乱仍然此起彼伏，气焰嚣张。

    同治五年（1866），新疆告急，左宗棠奉命西征。在此之前，太平军还没有完全败灭的时候，清王朝就派遣了刘蓉担任陕西巡抚，负责西北战事。刘蓉是左宗棠的同乡兼好友，为人足智多谋，也被称为“诸葛亮”。

    之后，清王朝又将杨岳斌派往陕甘，杨岳斌是湘军水师统领，曾经跟随左宗棠在东南作战。但遗憾的是，这两人的相继到来并没有对战局造成什么关键性影响，形势也没有好转。相反，刘蓉在霸桥被西捻军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没，杨岳斌见状，赶紧请病假灰溜溜地跑掉了。

    左宗棠到达汉口的时候得知这一消息，简直如遭五雷轰顶。

    他知道，面对风雨飘摇的局势，清王朝高层心急如焚，恨不得将领们纷纷化身天兵天将，挥一挥衣袖就能带走一切战乱、反叛，还他一个太平盛世，所以清王朝派遣各路人马，平捻军的平捻军，定回乱的定回乱，如今又派出左宗棠收复新疆。但在某些程度上，这样满天下布棋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用兵策略。

    古人常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其实，不管错在谁，只要有心认识错误，总结教训，就是皆大欢喜。特别是认真总结别人的错误，更能彰显自己的智慧。左宗棠一生极少失败，再大的难题、再严酷的考验也压不垮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左宗棠善于从别人的错误里修炼自我。

    在汉口等待各地军队到来的时候，左宗棠总结刘蓉等人失利的教训，研究进军策略。他意识到，想要收复新疆，必须先平甘肃的回乱，而想平回乱，必须先平定潼关以内陕西、河南等腹地的捻军战乱。因为当时，回军占领了通往新疆的门户肃州和河西走廊，又勾结了在乌鲁木齐自立为王的妥得璘，两军遥相呼应，如果不先收复肃州，夺回河西走廊，根本没法出关，即便侥幸绕道出关了，也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

    而捻军雄踞陕西、河南一带，动辄就会向京畿压来，如果不先平定捻军，清军很难顺利进入甘肃，收复新疆的伟大目标就更遥遥无期了。

    在这一军事策略的基础上，左宗棠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西北进发，并在湖北大败东捻军。然而，好事多磨，当左宗棠继续行军，兵分三路入陕时，途经函谷，突遇大雨，山水猛发，大半辎重被洪水冲走。进入潼关以后，军中又出现瘟疫，数百士兵染病而亡。左宗棠真是出师不利。

    接下来的消息更令左宗棠郁闷。当时，左宗棠一方面要对付捻军，一方面要应付回军，虽然几次交手，左宗棠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但是，捻军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坚决不肯跟左宗棠的大军缠斗，所以主力部队基本没有损失。偶然的机会，正在陕晋边界堵塞捻军的一部分湘军和皖军，遭遇了大规模捻军的突袭，大败而归，接着捻军一鼓作气拿下了好几座城池，直接威胁到了京都，整个京都顿时震惊了。清王朝羞愤交加，把负责镇压的左宗棠和李鸿章痛批一顿，甚至处罚了一部分官员。左宗棠的西征遭遇到了一次大挫折。

    左宗棠生性狂傲，遭遇这样一次大挫折，而且受到老板劈头盖脸的责骂，心中郁闷、委屈绝非常人所能体会。在这种情况下，死要面子的日本武士往往会切腹自尽以谢天下，左宗棠的同事杨岳斌必然会找出一万个理由遁逃，他们都抱着同一个想法：“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为了不再犯错，当然就干脆选择“不做”，这的确比较不容易再败，但也永远地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唯恐一错再错是人之常情，但如左宗棠这般真正能够功成名就的人，却会将失败和错误视为化解危机的逆转时刻，在失败中学习，从失败中寻找迈向成功的道路。

    没有人永远都不犯错，智者千虑，尚有一失，所谓的“常胜将军”也有失手之时，只要知道哪里做错了并及时改正，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左宗棠痛定思痛，迅速对作战策略做出了调整，他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陕西，亲率五千兵马回师晋冀，同时湘皖军队也从陕西渡黄河追来。另一方面，李鸿章对东捻军展开最后的进攻，迅速平定了东捻军。局势顿时发生了逆转。

    在清王朝各路兵马的围追堵截下，西捻军渐成强弩之末，被迅速平定。

    4.处世箴言，无非“忠恕”二字

    认真处世，可以说是左宗棠人生的一大亮点。

    他曾在书信中专门写道：“圣贤从无不认真之说。惟处世不能离忠、恕二字。不认真，不得谓之忠；人患其太认真，则亦不得谓之恕也。”也就是说，处理问题绝对不能脱离“忠、恕”这两个字。不认真，就称不上“忠”，太认真，就说不上“恕”。

    所以，左宗棠向来坚持，弄明白是非以后，对自己的职责和愿望，就要全力以赴，用十分心思去做，对于不甚重要的事情，做到七八分也可以罢手。这是左宗棠一生的处世标准，拿到现代来看，左宗棠不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全国劳动模范”之类，那简直人神共愤！

    事实上，左宗棠的这一处世原则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父亲左观澜身上。左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传到左宗棠的祖、父辈，却一代不如一代。这让左观澜痛心疾首，所以从三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认真履行父亲和老师的职责，严格要求儿子们读书学习，期望他们能够光宗耀祖。不管是教读还是作文，左观澜都要求他们必须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写作文时，更要细读大注，领略命题，然后再动笔行文。

    这一严苛的教育方式，不仅促使左宗棠勤学刻苦，更培养了左宗棠“忠恕”的处世原则。后来，左宗棠安化教学，柳庄隐居，入幕为宾，出仕为官，乃至行军用兵，都时时刻刻秉承着这一原则。这是左宗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也是左宗棠不畏惧各方压力的自信根源。

    隐居柳庄之时，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在教学之余，他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这上面，把地理、农学、经济学、军事，乃至边防都研究了个透彻。他翻阅大量书籍，反复参证，绘制出详细的舆图一套十几册。如今，凭借高科技测量仪器，我们绘制地图的确会方便很多，但仍然是一项巨大工程，而左宗棠仅凭一人之力，就绘制出一整套舆图册，这份认真劲儿真是不得不令人佩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求是堂艺局”，也就是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驶轮船人员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也就是说，他的一切规范、规则、章程以及运行，都没有先例作参考。为此，左宗棠再次展开了非人类的“抗压”精神，他亲自制定了一整套船政章程，要求“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并要求学堂以“求是”为教学思想。此外，他又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制体制、培养目标、待遇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细致到了请假制度、节假日制度乃至早起夜眠的训课。

    这不禁让人想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差点过劳死在办公桌前的雍正爷，他们与左宗棠的做事风格各不相同，但处世上却都以“忠恕”为基准，一切外界压力在他们面前统统弹指间灰飞烟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易事，然则也亦非难事，敢于拿百分百的认真去做事，一切就皆有可能。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早已被嚼烂了，但却是最一针见血的至理名言。这世上的一切重压，最怕的莫过于用心、认真。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平定回乱以后，善后工作千头万绪，但左宗棠没有草草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起抚恤政策。当时，回族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变乱后，遭到了极大的灾难，当地汉族同胞也损失惨重。这时候，妥善处理回民和战地汉民，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只有使他们各得其所，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战乱才会真的画上休止符。

    但很明显，这次的善后工作要比处理太平军和捻军难得多。太平军和捻军基本都是汉民，俘虏之后，遣散回原籍即可。而陕甘地区的回军民和汉民则不能这样处理。战乱中，不少陕西回民跟随回军逃到了甘肃，如果让他们跟当地汉民杂居，由于两族矛盾重重，这些客居他乡的回民必然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如果让他们跟当地的回民居住，也十分不妥，因为他们分别信仰新教和旧教，难以和睦相处，即便能够勉强相处，一旦战争爆发，聚居在一起的回军会迅速团结起来对付清军，十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是不是可以将陕回民遣返回陕西呢？左宗棠暗暗摇头，这也行不通。因为陕回民离开家乡已经10年之久，家乡的产业都已经尽数被毁，尚存的也都已被没入官府，若是放他们回乡，返还产业，由于战乱旷日持久，当时又没有今天的高科技进行档案记录，缺乏人证物证，必然会引起一场不小的纠纷。

    这一系列难题让不少官员束手无策，甚至有人表示直接草草了事，主张全部遣返回乡，把难题推给当地官员，有的则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在当地住下。左宗棠却坚决不肯草草了事，他知道这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好了，从此当地就会太平无事，回民也会对清王朝感恩戴德，放下屠刀立地成“良民”，但若处理不好，必会后患无穷。

    左宗棠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完美的计策，就是将这些客居回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左宗棠特意定下几点要求：安排他们的地方要有草有水，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必须是没有主人的荒地，以免有人来争夺；要自成片段，让回民自由聚族而居。此外，他又对每户回民应得多少土地、多少农具、种子、粮食、草料等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保证回民的安全，左宗棠还处死了几个违法的土豪劣绅，杀鸡儆猴。

    这一系列善后工作，耗费了左宗棠大量心血，也花费了大量军费。以至于当地一些上层人士对左宗棠产生了极度不满，找各种借口阻挠左宗棠的迁徙计划，但左宗棠不顾他们反对，坚决执行。

    在左宗棠的苦心经营下，陕甘的经济、生产以及百姓生活逐渐恢复。等到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返回广东，途经陕甘地区，看到“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千里陕甘，已然不见之前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象。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狂傲风采之下，挡不住的是“忠恕”二字的真实写照。他不如曾国藩会做人，不比李鸿章会做官，但却凭着简单的“忠恕”二字，深得人心，任凭战场、官场上风刀霜剑，依然直挺脊梁，压不垮，倒不下。

    5.处世留余地，才能在强压下峰回路转

    俗话说：“饶人多条路，伤人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道坎。”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一定要留下几分余地。

    别看左宗棠狂妄至极，桀骜不驯，在朝野中得罪人无数，但事实上，他比谁都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他不会把这个伟大真理应用于应付朝中小人上，而是全部拿来做大事！

    正当左宗棠忙着调兵遣将、为西征做准备时，云南发生了一起涉外事件。

    英国一名叫作马嘉理的翻译官，不在印度好好待着，心血来潮跑到云南游历，结果被卷进了一起冲突事件，意外地被驻扎在腾越的清军杀害。英国公使威妥玛马上扬言，要调集印度兵从缅甸攻打云南，配合俄国人由伊犁进军，以牵制西征军。听到威妥玛的威胁，清王朝上下顿时沸腾了，如果英俄两国联手，一从西南，一从西北，相互勾结，共同进犯，那么清王朝必败无疑！恐怖的阴云顿时笼罩在整个清王朝上空。

    就在这时，俄国军官索斯诺夫斯基等五人来到中国“游历”，准备经由甘肃回国。于是，一些怀疑俄使是来探听虚实、搞情报、为英俄夹击中国做准备的人，马上通知左宗棠，并建议左宗棠谨慎对付，必要时候干脆先下手为强！

    但左宗棠却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打算把事情做绝。他认为，收复新疆是中国的主权问题，跟英国、俄国没有半毛钱关系。英国想在云南与缅甸的交界处通商，销售鸦片牟取暴利，其他国家根本毫无插手余地，更分不到半杯羹，俄国人根本不可能附和英国的行动。

    而且从缅甸到云南，道路险阻，并非用武之地，所以英使的恐吓纯属恐吓而已！即便英国真的动武，中国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也完全不需要怕他！再说，这批俄使是去年来华的，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马嘉理事件，实在不必草木皆兵。

    没过多久，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人来到兰州。左宗棠以礼相待，让他们住在衙署内，每隔一天跟他们聚一次餐，谈论天下大势，明里暗里地表明中国收复新疆的决心，同时从索斯诺夫斯基等人言谈中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

    等到跟他们混熟以后，左宗棠问索斯诺夫斯基说：“现在坊间传言，英国与俄国准备结盟侵犯中国，真的有这种事吗？”

    索斯诺夫斯基表示：“英国人很狡诈，俄国不会无端向中国挑衅！”并表示，俄国沙皇希望跟中国友谊地久天长，在伊犁驻兵只是为了防止回军入侵，不是对付中国，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以后，会交还伊犁。而他们这次来华，主要目的是开通茶道，俄国人向来喜欢喝茶，茶叶一直从中国进口，如果能直接从内地运茶，那会便利很多！

    索斯诺夫斯基原本是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曾经带兵入侵伊犁。这次来华，深入西北，显然不是单纯地为了开通茶道那么简单，必然还有其他秘密使命。

    左宗棠当然知道这一点，也早已猜到，他们表面上是来开通茶道，事实上是为了窥探虚实，摸清中国的兵力和战斗力。

    所以，在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五人来到西北以前，左宗棠就想好了对策，决定以高调胸襟接受这份主动送上门的“礼物”，并好好利用他们，向俄国显示一下清军强盛的阵容和收复新疆的决心！

    当时，英国还在扬言要进攻云南，朝野上下一片鸡犬不宁，左宗棠面临的压力很大。

    可是，左宗棠正确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英俄既相互勾结，又存有矛盾，既能联手合作，又很容易反目成仇，而且都不愿意看到对方与中国友好相处。如果中国不能自强，他们就会继续毫无底线地欺侮中国，如果中国能强大起来，他们联手也没什么好怕的！

    于是，左宗棠在云南涉外事件上留了几分余地，继而忍着压力，高调接受这送上门的“礼物”！这是一种魄力，更是一种策略！

    索斯诺夫斯基是枪炮制造的行家，他向来只佩服英、法、德三国的产品，甚至在左宗棠面前高调宣扬俄国武器之精良。在他看来，中国武器必然是百分百“纯落后主义”，中国人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好武器！左宗棠就专门派人带领他们去参观甘肃制造总局。索斯诺夫斯基等人看到厂里不仅能仿造法、德等国家的枪炮，还有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式产品，如大洋枪、小车轮炮、三角劈山炮等，都震惊不已。

    接着，他们又看了试验，终于对中国自制兵器的态度有所改观，甚至怀疑制造枪炮的钢材是不是进口的。左宗棠肯定地回答他们这完全是自炼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叹服，终于不敢再瞧不起中国武器！

    左宗棠又特意带他们去看清军的武器装备和操练。五人看完以后，感叹西征军的战斗力完全可以跟欧洲军队相媲美！左宗棠听到以后，不由得露出微笑，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容忍退让，而是想要借这几个人回去做清军的“义务宣传员”！

    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在兰州住了一个月，看到左宗棠让他们看的清军底细，纷纷觉得暂时实在不适合跟中国翻脸，于是，当他们得知关外作战运粮困难以后，便主动提出愿意为清军代购粮食，以此来表达“友好”与“诚意”。

    左宗棠正为购粮困难而忧心不已，粮价和运费太高，军饷又不足，听说索斯诺夫斯基愿意将“便宜货”送到清军驻地，顿时欣喜若狂。他觉得，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能低价买到粮食，都对中国大有益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索斯诺夫斯基等人离开之前，左宗棠与他们签订了运粮四百万斤到古城的协议。

    《周易》中曰：“物极必反，否去泰来。”将事情做得太极端，必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所以古人常说：“处世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做任何事，进一步，也应该让三分。

    在云南涉外事件上，如果左宗棠按照朝野上下的意思，将事情做绝，不留余地地先下手为强，果断灭了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人，恐怕不仅仅会惹怒俄国，给西北增加不必要的压力，更没法筹到四百万斤“便宜货”军粮。

    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应该敢爱敢恨，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在出手之前，一定要像左宗棠一样，明确你所面临的压力，分析你所面临的形势，搞清楚你所面临的状况，然后再做决定。

    很多时候，你所遇到的情况可能比左宗棠遇到的“间谍事件”还要险恶，但给别人留有余地，往往就是给自己留下生机和希望。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给别人留有余地，就是让自己多个选择，将原本严峻的、剑拔弩张的形势巧妙地转化成“温馨模式”，用智取在战略上击败对手！

    就连左宗棠这样狂妄不羁的人，都懂得留有几分余地，忍着压力将计就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一策略呢？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无论身处什么环境、身在什么职位，都难免会与人发生冲突，此时不妨向左宗棠学学，分析形势，找出最好用最高超最有效的对策，在给对方留有几分余地的同时，巧妙地将其引入“套中”，让对方主动成为你的“盟友”。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古人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原本就不是虚构，在左宗棠的手中简直是“不败宝典”！

    6.不断学习，面对强压才能临危不惧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大凡在压力下仍坚定前行的强者，都懂得不断学习，强化自身硬件设施，增强竞争力。作为众多强者中的佼佼者，“抗压之神”左宗棠有更多的“充电”经验可供分享。

    在左宗棠生活的年代，中国思想领域中，程朱理学仍占主导地位，曾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也余热未消，这两种热门学术思想要么过于空疏，要么烦琐至极，严重脱离实际，堪称“无实际用处学术之最”。

    与此同时，一些敏锐、开明的地主阶层知识分子，不堪忍受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开始抛弃无用之学，转向社会现实，掀起“经世致用”之学的热潮，如龚自珍、魏源、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他们批评程朱理学的空疏、乾嘉考据学的烦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将为学和致治联系起来，发展出一种更加实用的学术思想。

    当时，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国内社会亦暗藏危机，“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深感忧虑，他迫切希望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为国效力，有所作为。

    正是在这一期望的主导下，左宗棠逐渐发现传统的辞章举业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毫无用处，所以，他开始寻求“实学”，注重经世致用，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广泛阅读当时所能得到的有益国民生计的“有用之书”上来，并同陶澍、贺长龄等众多经世致用学者有着密切往来。这段时间的“充电”，让左宗棠一生受益匪浅，奠定了他压不垮的巨人之身的根基！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而告终。左宗棠对此激愤不已，又想到中国民族大批读书人正致力“无用之学”，纵然“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数十载，仍难以解救民族于危难之间，左宗棠十分忧伤。

    于是，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学问不求益身心，文如昌黎，诗如少陵，总为玩物丧志，何况以有用日月徇不可必得之科名邪？”又说，“大抵吾辈著述，必求其精审，可以自信，然后可出以示人。若徒以此为噉名之美，则其书必不能自信，不能传久，枉用功夫，殊无实际，何为也？近人著述，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他认为，做学问必须以有益身心、有实际用处为目标，否则，即使你诗赋文章写得宛如妙笔生花，都是“空洞无物”。这样一辈子下来，也难以在个人修养上有什么进步，无法做出什么实际成绩，更别提在压力下爆发小宇宙了！

    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缺乏掌握科学技术的实用人才，这是传统的八股取士教育制度造成的。

    左宗棠认为中国与外国在培养人才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培养一批“聪明寄于实”的有用人才。

    在他看来，中国人才本胜于外国，只是醉心道德文章，不注重艺事，才变得相形见绌，只要扭转这一社会风气，培养一批精通洋务的人才，那么外国人施予的压力必然可以轻松消除，中国自然能够摆脱列强挟制，谋求自强！

    为了培养精通洋务的实用人才，左宗棠在福建创办造船厂时，特意设立了“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选录一些聪明有悟性的少年子弟，教他们学习外国语言，背诵外语书籍，掌握西方算学。

    同时，他还指示“华福宝”号轮船管驾贝锦泉，多多招募宁波少年，学习驾驶轮船技术，等中国自己造好了轮船，就不必再外雇了。后来，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果然没有雇用一个外国人！此外，他还提倡多辟门径培养人才，听说广东一些乡绅聘请熟悉洋务的人教育子弟，他十分欣慰。

    左宗棠还主张向外国派出“游历”人员和“游学”人员，以培养更加精通军事、技术等方面实用之学的人才。

    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建议从各地通晓外国语言的商人、士族中，选拔一些人员，派往外国考察学习，继而从中选择合适人选作为外交使节。

    同治十二年（1873），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朝廷，建议派船政学生去英法两国深造，左宗棠得知以后，强烈赞同，他说：“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见闻，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他提出，不应该只派往英、法、美三国，凡是有长技可学的国家，都应该考虑派人前往学习。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这种“充电”主张是完全可行的。光绪二年（1876），福州船政局在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自行设计和制造了“艺新”号兵船。这艘船造成以后，经过出海试航和检测，证明“船身坚固，机体灵敏”，让某些原本对左宗棠独立培养技术人才计划不屑一顾的中外人士惊叹不已！

    左宗棠深知“充电”的重要性，他一生都致力学习与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经世致用”之学的水平，自然也十分注重船政人才的进一步深造。

    为了让船政设计人才得以“充电”，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与沈葆桢联合上奏，请求选拔艺局优秀学生派往欧洲深造。从这时开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结束为止，清朝选拔了三批学生共五十八人，分别派往法、英、德、比四国，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魏瀚、陈兆翔、郑清濂、吴德章、严复等人。这些人学成回国以后，不仅能够接替外国人遗留下来的工作，还能改进技术，设计新船。

    穷经致用，是左宗棠思想的核心。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收徒授学，培养了大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把《诗》三百篇背得滚瓜烂熟，让他处理政务，却不会办事，让他当外交使节，不能独立与人交涉，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提倡学与行相结合，这与左宗棠所提倡的“穷经致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隐居柳庄时，致力农学，亲自下地研究生产应用，推行新的经济模式，在当地曾引起强烈轰动。出山入幕，乃至入朝为官以后，他整饬吏治，修明政事，养民务本，通商惠工，制造兵器，培养人才，样样都以“务实”为原则。

    左宗棠的成功不是偶然，他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压力下获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学问必须有益身心、有益社会的学习本质，所以他专门拿出数十年研究地理、盐政、军事等知识，费尽心机创办船政局、织呢局，尽心尽力培养大批实用人才！

    何谓经世？即致力国家，致力社会。何谓致用？即将所学知识用于实际。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学得知识，以求应用于实际，往小了说，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往大了说，是为了报效国家，回报社会。

    那种只懂得埋头故纸堆学习一些与实际无关痛痒的知识的人，可能会在各种考试中拿到高分，但却很难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把这种人置于压力之下，恐怕很快就被压垮了，又何谈功成名就？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左宗棠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

    当我们醉心于拿各种证书、考各种研究生或博士生时，的确该好好考虑下这个问题！毕竟，不是所有充电都能够帮我们缓解压力，只有实用之学，才是破解压力之有效武器！

    7.高风亮节，才能屹立不倒

    说高尚，何为高尚？

    2010年1月，中国“首善”陈光标从中国众多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募捐了四千多万元现金，并将这笔钱包入八万个红包中，送到西南、西北地区的特困户手中。他说：“我不怕被指‘作秀’，我就是要把这个‘秀’作大，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学‘作秀’，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其中，回报社会。”这就是高尚。

    高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陈光标募捐数千万，送入千家万户，比他说千百遍同情和怜悯要强有力得多。而对于这一点，左宗棠比陈光标更有发言权。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第一次赴京会试，可是家中穷困，凑不出路费，其妻周诒端就将自己陪嫁的妆奁钱一百两拿了出来给他做路费。快要动身的时候，左宗棠听说大姐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就毅然把银子全部给了大姐。亲戚朋友听说这事以后，感叹左宗棠舍己为人，就主动凑了一些路费给他。

    如果说资助姐姐、姐夫还带有一定的“为己”成分，那么道光十八年（1838）倾囊相助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则充分证明了左宗棠的高尚情操。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名落孙山，回家时路费不足，朋友送他三百两做路费。当时，左宗棠的家中也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夫人周诒端正心急如焚地等待左宗棠回家想办法。结果，左宗棠夜宿一家小客店时，偶然遇到几个壮汉冲进客店，气势汹汹地围着一个老太太大声责骂。原来这个老太太欠了人家三四百两银子，无力还债。左宗棠果断拿出自己的二百两银子替老太太还了债，劝告那几个壮汉不要再追讨剩下的债务，帮老太太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事情办好以后，左宗棠身上的银两就所剩无几了，等到到家口袋早已空空如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左宗棠结束在安化陶家坐馆的塾师生活回到柳庄，并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自然不肯让他尽如人意。那几年天气极端异常，先是连续数年干旱，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开始阴雨连绵，湘江、资水、沅江水位暴涨，湘阴县城也被水淹了，好不容易摆脱干旱的百姓，刚出虎穴，又入龙潭，被洪水围困。

    柳庄的禾苗也没逃脱噩运，全部被水淹没，左宗棠家中仅存的一点谷子也都发了芽，一家十余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只能拿东西去典卖。即便如此，左宗棠仍然不断为救灾奔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富绅劝捐，并在族里积谷备荒。

    第二年，湘阴县又发洪水，左宗棠就把储备的积谷统统分给族人和相邻。柳庄靠近湘江，是往来要道，遭遇水灾以后，成百上千的灾民从洞庭湖和湘江沿岸逃来，经过柳庄。

    左宗棠看到灾民携老扶幼，一路上饿死、病死无数，心生不忍，就把家中的粮食全部拿出来，煮粥施舍，并配了治时疫的药方，自己掏钱购买药物，在家中熬制成丸药，免费发放给患病灾民服用。

    每天，左宗棠都和周、张两位夫人率领家中仆人，在柳庄门前照顾过往灾民，分发食物和药物，救活了不少灾民。

    那几年湖南一带不是闹旱灾，就是闹水灾，生存压力始终环绕在左宗棠周围，但左宗棠丝毫不以为意，而是一有机会，就救济灾民。他一面率领全家节衣缩食，省下钱储备谷子救助灾民，一面在族中建立“仁风团义仓”，他本人则带头买了四百石谷子捐入义仓，并找了几位办事公正的人管理。这个义仓持续了很多年，救活了不少人。

    当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介“寒士”，囊中并不富裕，为了养家糊口，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来到长沙，在朱熹祠堂开设学馆，赚取一点银两。

    那时湖北连年大水，柳庄的耕田全部被水淹没，粮食颗粒无收，家中值钱的东西也都典当罄尽，家中妻儿也都身染疾病。然而，左宗棠在给二哥左宗植写信时，对自家的艰难倒不在乎，反而更担心天下百姓，他说：“弟一家不足忧，唯如此奇荒，邻里之颠连者必多。倘不急筹赈济，则大乱即在目前，其可忧又不但贫也，其受害者又不止一家也。”于是，他在坐馆授学之余，又开始向富绅们劝捐。

    那几年，为了救助灾民，左宗棠不仅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粮食和财物，甚至连妻子的首饰都拿去典当了，这种高风亮节，这种行动上的高人，如果还能被压力压垮，那简直是太不科学了！

    可是，左宗棠对此仍不满足，在当上“公务员”以后，用实际行动将他的高尚情操推上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当属“以私济公”！

    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进军新疆，进入肃州大营之前，将后方的各种事务托付给刘典，同时交给刘典的还有一笔巨款。

    刘典对此甚感诧异，左宗棠一向廉洁奉公，不贮私财，哪来的巨款呢？原来，陕甘总督还有一个兼职，即“茶马使”，专管回民、维民、蒙古各部以马换茶事务。茶是西北地区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可是当地并不产茶，当地人民只好用马到内地换取茶叶。

    物以稀为贵，久而久之，政府就开始利用茶叶贸易控制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将易货贸易改由政府统一办理。兼做“茶马使”的陕甘总督是直接负责督办此事的人，因此很多总督都以此大发横财。为了让陕甘总督能够秉公办事，清王朝特许陕甘总督领两份俸禄，左宗棠也每年按例领取兼职俸禄。

    十年间，左宗棠的兼职俸禄高达三十多万两白银，他却分文未动，将其全部留给陕西百姓，并特别嘱咐刘典不可用作西征军费，等到下任总督到任时，交点清楚，以备西北急需之用！后来，建造兰州黄河大铁桥用的就是这笔钱。

    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继续担任陕甘总督。他发现兰州城墙经过多年风雨洗礼早已不够坚固，整座城的防御性相对较差，于是把原来的城墙做了彻底的整修，加深、加宽城根，加宽城墙顶部，同时，他又在兰州城的西北角修筑了一座贡院，并在院外修筑了一条长达二百四十多丈的外城。这一工程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投资近十万两白银。

    不过，由于左宗棠动用自己的部队修筑，实际投资只有材料费三千多两。可是，当这一工程报到工部的时候，工部以不符合规定为由将其驳回。原来，按照当时的规定，修建城垣必须达到某一造价标准，才算符合规定，工部才会予以报销。无奈之下，左宗棠干脆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四千两做了工程材料费！

    光绪六年（1880），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特地来到哈密拜见左宗棠。两人在闲聊中，左宗棠无意间问起有没有可以克制轮船、兵舰的“奇器”，福克告诉他：“水雷、鱼雷就是最好的‘奇器’。现在，我们国家就卖这类武器，用来封锁海口，轮船遇之立破！”

    左宗棠听后，欣喜若狂，马上追问，像天津海口，需要用多少水雷、鱼雷？福克告诉他：“水雷十具足矣，鱼雷完全用不上！”接着，左宗棠询问了水雷、鱼雷的价格，觉得“物美价廉”，就自掏腰包，拿出自己的养廉银，拜托胡雪岩购办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分别送到福建、浙江两省，以备海防之需！

    左宗棠的这一系列“以私济公”的行为，简直是空前绝后！在战争年代，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一些爱国人士解囊相助，这完全可以理解。

    像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不少爱国华侨捐献巨资为抗日将士购买武器装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也有不少人出钱资助武器。可是，光绪六年（1880），鸦片战争早已经尘埃落定，八国联军侵华也还来日甚远，中国海防正处于一片清明和平之中，远在西北负责塞防的左宗棠，竟然自掏腰包去购买新式武器用于海防，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看到左宗棠如此慷慨，想必很多人会以为他家中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事实上，左宗棠每年只寄给家里二百两银子，其余全部拿来“以私济公”了！一大家子人，一年只有二百两银子，生活过得十分清苦！左宗棠的朋友、兄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拿出几百两银子接济左宗棠的家人，左宗棠得知以后，还特意嘱咐儿子留作他用。

    中国人向来推崇高尚情操。对于情操高尚之人，人们普遍给予厚爱和尊重，就连当权者，往往也难敌高尚情操的“诱惑”，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举孝廉”。

    事实上，这是一种炒作的方式，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途径，更是一种屹立不倒的策略！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用实际行动将他的高尚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自己的形象打造得无比高大，成功地俘获了上级、下级乃至老板、群众的“芳心”！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情操攻势下，任何压力都会瞬间影消形散！

    在压力重重的人生道路上，谁的成功都难免需要“贵人”提拔、“贤人”相助。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他精心设计了自己的人生，完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强大自身能量，在与“贵人”、“贤人”接触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动性，该出手时就出手，每一步都走得精巧至极，堪称绝笔！

    没错，左宗棠的人脉是设计出来的。他不像有些人大肆扩展交际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最终在人脉圈里混得晕头转向。他了解自己，时刻谨记自己的目的，不浪费一分钟给多余的人，却把全部真心和热情给值得交往的人。正是因此，左宗棠的“升级黄金台”才铸就得如此牢固，任压力再大，都始终压不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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