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绘声状物，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接明快、口语化的特点，刻画人物、描写环境，能与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特别是对侠客义士的描绘，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于世俗生活气息，对我国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
说唱内容汇成侠义小说
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有一个人名叫石玉昆，他以自弹自唱西城子弟书，即西调闻名于世。他不仅弹唱俱佳，而且还编写长篇评书《龙图公案》亲自进行说唱，很受市民欢迎。
《龙图公案》根据旧本中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别出心裁，改编成侠义英雄白玉堂等人辅佐包拯为民申冤办案，并且平定藩王作乱的故事。其中人物描写细腻，情节曲折，富有生活气息，这部书说唱曲词，现存50余种。
石玉昆说书的内容由当时的文人笔录下来，称为《龙图耳录》。后来到了光绪初年，北京隆福寺街的聚珍堂书店将《龙图耳录》经过整理、抄录和改编，编成一部120回的《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加起来是“三才五行八卦九宫”。北侠占天时，双侠占地利，南侠占人和，此为“三才”。“五鼠”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三侠”与“五义”合起来为“八卦”，其中“双侠”是哥俩，共为九人，正合“九宫”。
在我国古汉语中“三”、“五”等数，既可表示基数，就是表示确数的数目，如“三纲五常”、“三皇五帝”、“三坟五典”等，又可表示虚数，即用定数来表示夸大、缩小、或不定的数目，如“三令五申”等。
从基数的概念来看，三侠是南侠、北侠、丁氏双侠，丁氏双侠看成一个整体，五义是五鼠。从虚数的涵义来理解，“三侠五义”就是许多侠义的意思。
《三侠五义》叙写北宋包拯在众位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充分地体现了底层人民的愿望。
其中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种斗争精神。书中穿插了大量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表现出他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本质。
《三侠五义》的出现，开创了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合流，小说前面讲述北宋仁宗年间，包公出世，赴任定远县、执掌开封府，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安乐侯庞煜派人刺杀包公，南侠展昭暗中保护帮助包公，使包公得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
随后，包公又查清了多年前的皇宫冤案“狸猫换太子”案，使仁宗与李娘娘母子两人得以团聚。南侠展昭因多次救包公，阅武楼献艺被皇帝封为“御猫”，引发五鼠闹东京的故事。
后来，五义同归朝廷供职开封府，其中间穿插韩彰蒋平等人捉拿采花贼花蝴蝶的故事、包公的门生倪继祖在北侠欧阳春、黑妖狐智化、小侠艾虎等人的帮助下铲除霸王庄恶霸马强的故事。后面主要讲述包公的门生颜查散和白玉堂等人，治理洪泽湖水患、收复军山、剪除襄阳王赵爵等诛强锄暴的故事。
包拯在历史上有其人，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枢密副使等职，以大臣知开封府事时，以刚正不阿著称。而《三侠五义》中的包拯形象，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最为饱满、得以更广泛地流传。
特别是小说中详细增加了包公的身世、开封府三宝，即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三口铜铡的由来，开封四勇士，即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来历，开封师爷公孙策的来历，展昭、白玉堂等人的来历等内容，及其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公形象推向顶峰。
小说不仅弘扬了人间正气，并且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清官、协助清官断案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为国为民的思想。侠客们协助清官，与邪恶势力对立，仗义除暴，为民申冤，反映了基层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愿望。
《三侠五义》是用生动的口语写成的，书中对人物的心理很少着笔，而以对话和行动为主。虽然线条较粗，但人物性格鲜明，如展昭之优雅大度，白玉堂之傲气十足，艾虎之勇敢而带有稚气，各人自有特点。
《三侠五义》故事情节富于波折而又脉络清楚，书中除前二十七回中有一些梦兆冤魂的情节外，其余并不带神怪妖异的成分，这在当时同类小说中也是难得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在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群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为一些学者文人所喜好。
《三侠五义》中所描写的侠客，如白玉堂、展昭、欧阳春、蒋平等，他们的脾气和行径，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具有扶危济困，剪恶除强的品质。
例如白玉堂夜盗苗秀的不义之财，周济鳏寡孤独。欧阳春单人匹马，直闯马强贼窝，解救受害者。蒋平、韩彰看见流氓四处作案，便紧紧咬住不放，冒着很大的风险，围歼凶徒。连小侠艾虎也晓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挺身帮助绿鸭滩的渔户打退歹徒。
显然，侠义们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对百姓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的行动，总的来说是正义的，也是人民对于社会公平的渴望。所以，《三侠五义》中刻画的那些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纵横天下、笑傲江湖的侠客义士，也就成了无数国人企慕、效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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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鸿儒俞樾先生称赏《三侠五义》其酣恣淋漓而又点染细腻的文笔，叹道：“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鲁迅先生曾赞叹小说中那些智勇双全、志薄云天的侠客义士：“独于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三侠五义》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品。
情节奇巧的武侠故事
《三侠五义》受百姓的喜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故事新颖独特、人物形象鲜明，也有语言通俗生动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情节艺术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特别是情节的变幻多端、离奇惊险和悬念迭出，是小说引人入胜、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这是一部以惊险性为主，辅以奇巧性，兼以现实性，并融以公案、侠义、传奇、灵怪、人情于一炉的，能满足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审美趣味的作品。
情节之险。《三侠五义》情节艺术的审美特征之一，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惊险性。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是此书吸引读者、满足人们紧张的心理体验的重要因素。
在小说中，许多侠义之士又常剪恶除奸，救人于危难，身处险地，面临着生与死的较量和抉择。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惊险程度和刺激性。情节是“某种性格、典型成长和构成的历史”。
《三侠五义》不是为情节而情节的，因为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写人，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是为写人服务的。《三侠五义》情节的惊险更多的是通过那些处在危机险恶境遇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
《三侠五义》中众多人物命运都曾在生与死的“鬼门关”徘徊过，这是促使此书情节惊险的人物性格依据。以贯穿全书的3个清官形象包公、颜查散和倪继祖而论，包公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居心不良的二哥二嫂扼死的危险，幸存到9岁，又几乎被毒死，后又被骗入枯井中几乎困死。
后来，包公长大成人后，在赶考途中在金龙寺遇见凶僧；获得官职后，在土龙岗遭遇劫持，天昌镇遇到刺客。而后，因杀安乐侯庞昱，得罪其父当朝太师，险被报复致死。
总之，包公从出生到荣任宰相前，生命总是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故事情节随着这一人物命运的变化而呈现出惊险的特征。
书中的第二个清官颜查散，此人遭遇也大致如此。在小说的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九回，写颜查散投靠岳父柳洪备考就亲，不料柳洪夫妇嫌贫赖婚并设计退婚。
小姐柳金蝉乳母田氏偷听到他们密谋并报告了金蝉，丫环绣红奉命寄谏约颜生相会，欲赠私蓄。不想冯氏的侄儿冯君衡偷走字柬并杀死丫环。颜生受冤寄监，幸亏白玉堂竭力相救，赴开封府寄柬留刀，包公明察秋毫使冤案得以昭雪。
这段故事可谓波澜起伏，变幻莫测，情节曲折而充满着惊险性。冤案平反后，考中状元，升任巡按，被派到虎狼之地襄阳府出巡，对手是雄踞一方的襄阳王赵爵，派人将他的官印盗走，并把它抛在洞庭湖中，又使他陷入困境之中。
第三个清官倪继祖的命运就更加坎坷了。在他未出生前，父亲误入贼船从而被杀，母亲得人帮助逃生后，把他生在荒郊野外，幸而被一好心老汉收留后抚养成人。
在长大成人获得官职之后，为了探访霸王庄内幕，被恶霸马强囚禁在地牢，生命一度处在危急的状态。被侠士欧阳春等营救出来后，又被诬陷为勾结大盗抢夺马家珠宝，免官待罪，智化盗冠栽赃扳倒马朝贤后，才得以昭雪。
至于书中的侠义人物展昭、欧阳春、白玉堂等人，更是与险恶的境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作者把这些侠士们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们除暴安良、不畏生死的英雄本色，情节上呈现出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在《三侠五义》的第六十七回、第八十五回、第一百零五回中，这些侠义之士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情节，有多次冒险营救包公，有清官以及蒙冤受难的平民百姓于危难之际，有五鼠闹东京，有白玉堂泗水治水怪，还有白玉堂上冲霄楼等。
所有这些情节，无不悬念迭生，险象环生，使读者在心理上激起一种惊险美感。
《三侠五义》情节安排本身就具备跌宕起伏、亦惊亦险、错综变幻的特征。如小说的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共写了4个故事。一是范仲禹夫妇死而复生，散而复聚；二是兴隆木厂主屈申因贪杯被害，后又死而复生；三是道士苦修撬棺盗宝；四是包公奉诏查访新科状元兼理抢妇杀夫、图财害命及撬棺盗宝等案。
四个故事各有其主人公、头绪，其情节也是跌宕起伏、变幻惊险，但这4个故事又彼此相连，一环套一环，一案套一案，形成一个连而不死、错而不乱的整体，扑朔迷离，疑窦丛生，具有现代小说的复杂性。这同由人际关系异常复杂艰险、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所造成的惊险的社会环境相关。
《三侠五义》还描写了一些人与自然斗争的惊险场面，进一步丰富充实了这部小说的惊险色彩。如展昭为探访捉拿白玉堂而落入陷空岛时的地险，白玉堂随颜查散视察泛滥的泗水，蒋平逆水寒泉捞印、智化等潜入钟雄水寨时的水险等，都写得阴森森的，令人心惊。
作者善于将复杂的社会环境与险恶的自然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表现他们超常的勇气和胆量，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情节之奇。小说之“奇”离不开情节安排之“奇”，情节曲折生动、富有表现力，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三侠五义》的情节奇巧曲折，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也就是说情节极富变化，有“戏”可看，这是《三侠五义》情节结构的基本模式。
《三侠五义》在有限的篇幅中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情节的曲折变化，腾挪跌宕，使小说的矛盾冲突始终在一系列波澜层叠、出人意料的情节中充满张力地向前发展。可以说，《三侠五义》的作者创造了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最为缜密、也最为奇巧的故事情节。
在小说中，作者所营造的故事情节往往给人以新奇感。最为突出的在第十回。买猪首书生遭横祸一案中插入好几件事，使得故事情节奇巧曲折，书生韩瑞龙与娘亲韩文氏相依为命，偶尔发现床底埋有满满一箱金银。
韩瑞龙欢喜不已，就欲祭礼，然后就去买三牲。清早至郑屠铺前，买得一个用垫布包好的猪首。岂知布中猪首是一颗血淋淋的女子人头，韩瑞龙当场被公差抓捕回县衙。
这很明显是一桩杀人嫁祸案。然而在此一案中，又引出好几案来，事情变得神秘诡幻、曲折离奇。先是公差在韩瑞龙家床下并未挖出金银反而发现一无头男子死尸。后赵虎访查过程中，在郑屠后院抓住惯偷叶阡儿，并发现一具女尸。
由叶阡儿交代，在白员外家偷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男子人头，并将人头丢于邱老头屋内。这下两具尸体都有着落了，事情也水落石出。女尸是妓女锦娘，郑屠见其珠翠满头而起杀心，将其割首后尸体埋于后院，然后把头卖给了韩瑞龙。
男尸是白员外的表弟李克明，被管家白安杀害后，头放在柜内被叶阡儿误以为宝物偷走，尸体便埋在后租于韩瑞龙母子的房间地下。
岂知水落石出后又生波澜。当差役押着邱老头找到刘三要将男子人头挖出的时候，刘三又挖出一具男尸。原来此男尸是刘四，刘四与刘三争执时被刘三所杀害。
包拯按罪行发落凶徒，恶人得惩，一桩猪首案至此才告一段落。故事情节奇巧曲折，高潮迭起，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小说情节之奇，更多是依靠误会巧合、悬念设置等方法来实现的，清代的很多小说家就善于使用这些手法。
《三侠五义》在情节处理上为了增强故事性，主要运用偶然和巧合，使情节显得格外离奇、出人意表，造成一种奇巧的美。
“巧”是对事物发展的偶然性的巧妙运用，当然，“无巧不成书”是明清时期小说的普遍特点，往往由一个巧字生发出一篇篇曲曲折折的故事，很多事件都建立在巧字上，通过偶然反映必然。《三侠五义》将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
在小说中，展昭路经通真观，碰巧遇上道士谈月与玉香在密语，林春夫人与婆子的谈话正巧被韩彰听见。展昭被困陷空岛，巧之又巧的是有个深明大义的卢方夫人，叫儿子卢珍前去送信。
这一切的巧合固然是作者有意安排，让故事变的生动畅顺，所谓“无巧不成书”。
在第六十回丁兆兰对北侠说：“似你我行侠仗义之人，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正因为众义士都以“济困扶危，剪恶除奸”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行为规范，才会使得这些巧合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层层相应，环环相扣，丝毫不使人感到突兀生硬。
又如《三侠五义》中劫银一案，就充满着故事情节的巧合。蒋平等三鼠和柳青巧劫了太守孙珍为太师祝寿的万两黄金，神不知，鬼不觉，劫银过程只字未提。
只是到了后文，由于赵虎乔装访案，误拿人犯，包公才将错就错，巧讯脏金，劫银一案才公布堂上，才有孙珍解职，孙荣、庞吉上表请罪。
从劫案开始到结束，故事情节始终穿插一个“巧”字。很显然，作者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着力于对故事情节的构造，重在颂扬蒋平等人惩恶扬善的侠义心肠。
情节之实。《三侠五义》是一部以写非常人物、非常事件为主的小说，这就决定了它的故事情节必然是以惊险性、奇巧性为主，但这并不等于说这部小说是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的。
一方面《三侠五义》的惊险性、奇巧性情节，除了荒诞不经的部分外，也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提炼和概括；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以写实的手法，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为它要歌颂清官的行为和侠客的除暴安良，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奸”“暴”，所以，《三侠五义》也体现了一些当时社会的负面因素。
《三侠五义》中所写的故事，虽然名为发生在宋仁宗时期，但在实际上，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就会感到，书中所透露出的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所展现的社会生活风情画面，多半属于清代中后期，因而能使人产生一种现实感。
但是，《三侠五义》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人物的精神面貌与社会关系的时代感，以及细节描写的真实感上。
其中，清官与侠士之间，侠义人物内部之间，清官、侠士同他们的对立面乡绅恶霸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呈现着一些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特有的社会氛围和时代的气息。
像白玉堂这样一个既狭隘偏激，又具有侠肝义胆，而且有时心高气傲，有时又阴冷狠毒的性格复杂的人物，归根到底，是清代末期人们复杂多样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概括与折射，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产物，明清代社会的人情世态。
小说中的现实性，还表现在塑造了一大批善良普通的老百姓形象。透过这批处于下层社会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的形象，小说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清代社会的人情世态。读后，令人产生一种贴近生活的真实感。
如第五回，为惨遭杀害的刘世昌申冤报仇的张别古。第十五回，那个帮助李娘娘与包公相见的具有古道热肠的范宗华。第二十三回中资助范仲禹赴京赶考的刘老者。第三十回，包公从金龙寺脱险后碰到的买豆腐的孟老汉等。
书中的这批普通的凡夫俗子形象，具有白描质朴的艺术特征。由于作者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说书艺人，非常熟悉这些市井细民，因此这些百姓的内心情感与音容笑貌，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小说通过这批善良的小人物，摹写出了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形象。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手法的成果。
《三侠五义》在情节上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远非上面所论几点。《三侠五义》追求情节的惊险，却并不使读者感到繁杂冗长。追求情节的曲折奇巧，却不使读者感到荒诞不稽，可以说其情节艺术巧妙地运用了艺术辩证法，是我国古典小说情节艺术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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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对《三侠五义》赞扬有加，认为：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鲁迅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也不低：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逐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绘声状物，甚有评话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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