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真实地展示出了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
喜剧意味的讽刺小说
1710年的清代，吴敬梓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吴敬梓到了1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14岁的他随父吴霖起至赣榆任所。在父亲的督促下，吴敬梓不倦地学习着，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开始显露出文学才华。
吴敬梓的家庭与环境，使他窥见了八股文写作的门径，他深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科场上大显身手。1722年，吴霖起因病辞官，吴敬梓陪送父亲从赣榆返回故里，但吴霖起终于一病不起。
吴敬梓23岁时高中秀才，也就是在这年，父吴霖起病故。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族人们倚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家的要求。在一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孤立无援的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
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吴敬梓从小慷慨好施，不到10年就把家产荡尽，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涯，这时，他在科举道路上也很不得意。考取秀才以后，一直没有中举。
1729年，吴敬梓到滁州去应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他有被黜落的危险，幸亏后来遇到一位姓李的学政，才破格加以录取。到了秋季，他参加乡试，却又名落孙山。这件事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科举考试上的失败，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于是，在1733年，他33岁时，怀着忿懑的心情，同他新娶的续弦夫人叶氏自全椒移居南京秦淮水亭。
在南京的日子里，吴敬梓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文人，甚至还与道士、艺人频相往来。特别是他还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这都为他后来写作《儒林外史》提供了不少素材，也得到了思想艺术构思上的哲理启示。
1736年，吴敬梓36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行文举荐他到北京应“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以病辞。开始时他还有些后悔，后来看到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落选而归，却又感到庆幸，从此他不再应考，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
几经波折，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认识，再不应乡试，也放弃了“诸生籍”，不愿再走科举仕进的道路，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的心声，甘愿以素约贫困的生活终老。
吴敬梓的生活陷入困境，常典当度日，甚至断炊挨饿。由富贵跌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了更清醒、冷峻的观察和认识。他逐渐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
这一切都使吴敬梓很自然地产生愤世嫉俗的感情。他的愤激之情，甚至达到了“嫉时文士如仇”的地步。生活的巨变，也为他开拓了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层人民的一些优秀品质，这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艰难的生活幷没有使吴敬梓屈服，在1751年，当乾隆首次南巡，在南京举行征召许多文人迎銮献诗时，吴敬梓却没有去应试，而是像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
吴敬梓生活的最后几年，常从南京到扬州访友求助，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不幸言中，1754年，吴敬梓在扬州与朋友欢聚之后，溘然而逝，结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后来，根据程晋芳《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的记录，知道《儒林外史》最晚在他49岁时已经完成。此后数年，他还在不断修改，但主要精力已转向学术研究。
《儒林外史》所写人物，大都实有其人。吴敬梓取材于现实士林，人物原型多为周围的亲友、相识相知者。如杜慎卿、马纯上、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和牛布衣等。
杜少卿则是作者的自况，他的主要事迹与吴敬梓基本相同，而且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如杜少卿在父亲去世后的“平居豪举”，借病不参加博学鸿词的廷试、祭泰伯祠等。
作者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撷取适当的素材，通过想象虚构，加以典型化，取得了很大成功。《儒林外史》是饱含著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亲身的生活体验，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的作品。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但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
这样的思想内容，是以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等艺术手段表现的，特别是喜剧艺术的表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学的喜剧，就在于它的喜，是和笑形影相随的。
以美写丑的和以美写美的滑稽美。崇高与滑稽、美和丑，都是相联系而存在的。在吴敬梓的笔下，表现了滑稽美，也表现了滑稽丑；用艺术表现的滑稽美，肯定了正面人物的滑稽性，否定了反面人物的丑恶性。
《儒林外史》创作于清初以“八股文”取士制度对社会的毒害愈来愈深时期，其艺术价值有两方面，再现封建科举制度下各类被讽刺的文士面貌，深刻抨击这个制度的弊害。如贪官污吏汤知县、王惠和土豪劣绅，便是醉心科举、装满八股的皮囊。“斗方名士”牛玉圃、景兰江等，趋炎附势，也是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怪物。
通过上述的人物，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吏治腐败，道德败坏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
通过刻画一批正面人物形象，表现作者美的理想。书中有反对科举、蔑视功名的清高正直的知识分子，如王冕、杜少卿、沈琼枝等；又有4个“市井奇人”季遐中、王太、盖宽、荆元，靠自己的手艺自食其力，以琴棋诗画自娱，过着颇有艺术风味的独立生活。在上述人物身上，虽反映了当时时代思潮中新的先进因素，但终究越不出传统儒家的思想范围。
在吴敬梓的心目中，孝就是一种善，一种美。但在描写时，他采取异乎寻常的方式，构成一种滑稽美。写王冕每逢春光明媚的时节，就戴上自己做的一顶极高的帽子，身穿宽大的衣服，手中拿着鞭子，嘴里唱着歌，驾着牛车，载着母亲到处游玩，惹得三五成群的小孩跟在后面笑，他却毫不介意。
王冕的这种特殊的帽子，特殊的服装，特殊的行动方式，就必然在当时的环境中形成特殊的印象，与常人的一般心理状态形成了差别，在这种正面人物身上，就形成了以美写美的滑稽美。
以惯性的突变，造成偶然性，形成了人与环境不协调的艺术美。《儒林外史》第十回写蘧公孙结婚时大摆酒席，正在觥筹交错，众宾欢乐之际，突然“乒乓”一声，从屋梁上掉下一个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地掉在燕窝碗里，原来是梁上走滑了脚的一只老鼠。它将碗打翻，泼了一桌子菜，又跳到新郎官身上，把崭新的衣服都搞油了。
此时，一个厨役在端菜上桌，由于抬头看戏，走了神，忘其所以，把盘子里的粉汤和碗一齐打在地上。恰好两只狗赶上来吃，他又急又气，一只脚向狗踢去。想不到用力太猛，狗未踢着，倒把一只鞋踢脱了。
鞋踢起有丈把高，的溜溜地滚到一桌宴席上，把一盘猪肉心的烧卖和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以及一大碗素粉八宝攒汤打得稀巴烂，把一个正在伸着筷子到嘴边的陈和甫吓了一大跳。
这些情景，不管是走滑脚的老鼠，还是新婚的蘧公孙，不管是端菜的厨役，还是宴席上的客人，都是无法料到的，但它们不先不后地闯了起来，因而造成了气氛的突变，打破了正常的平静，引起了环境的遽变，从而产生了人和环境的不协调，这就形成了滑稽，引起人们情不自禁地发笑。
喜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范畴，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喜剧绝不是指庸俗肤浅的“噱头”、逗乐，正如清代戏剧家李渔说，喜剧“于嬉笑诙谐中包含大文章”。
喜剧的审美效果是笑，它是在欣赏者生理上的集中反映，和喜悦的心理相联系，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喜剧是对社会生活矛盾的特殊反映，它使人在大笑之后感到一种震撼，继而引起对人生、对社会的严肃思考，并从中悟出某种哲理。
例如，在《儒林外史》中，作者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贪官污吏、劣绅恶棍、腐儒蠹禄的丑恶形象，他们是可笑的、卑鄙的。读者看后在笑声中而引起深思，对封建社会的落后愚昧的状态感受到重重苦涩。
喜剧“寓庄于谐”，在惩恶扬善方面，有着十分有效的道德力量。喜剧性的审美意义在于它能让人在笑声中看到旧世界、旧事物内在的空虚和无价值，同时也增强追求美的愿望。
笑的批判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批判，比一般批判更有道德作用：一方面它像一把手术刀，帮助沾有恶习的人剜去思想毒瘤；另一方面喜剧又像一支预防针，让健康人增强免疫力。
用夸饰手段，突出地表现艺术形象的特性。《儒林外史》中，为了表现滑稽，就采取过夸大的手法，又采取过缩小的手法。
第六回写严监生临死不肯咽气，老是伸出两个指头，众家人不知其意，只有他小老婆懂他心思，原是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怕费了油。所以等他小老婆挑掉一根后，严监生点了点头，立即断了气。
土财主因怕费油而不肯咽气显然是夸张之笔。但这种夸张只是限于怕多点一根灯草，因而乃是一种缩小写法，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土财主的吝啬。
第三十八回写郭孝子万里寻父，深山遇虎，一跤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老虎却不吃他，用鼻孔对着郭孝子脸上闻，不料老虎的一根胡须戳进郭孝子鼻孔里去，戳出一个大喷嚏来，把老虎吓了一大跳，忙转身跑了，跌到深涧中摔死。
这种描写，显然是一种夸大，它几乎达到荒诞的程度，给人以异常滑稽的感觉。
《儒林外史》的夸饰语言洗练而富于形象性，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
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面前，贴切而自然。这种“夸饰”手法，描写了荒诞的或奇特的人物、事物，产生了笑的效果，给人一种滑稽的美感。
真实性与喜剧性的结合。《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足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作家“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内容。
它不因显露描写对象的喜剧性特征、突出它们可笑的一面，而忽视对象的客观整体内容。因而使人物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既辛辣，又深刻。
书中人物有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一些社会现象，作者将其归纳、整理，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
如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了，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幸好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进的“训导”之后，还渐痴迷举业，后来入科场，取秀才，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营私舞弊敲诈勒索。
入京后不但不思悔改而且越演越烈，停妻再娶，忘恩负义，而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的莹状元招敖中相府，为佳话，这又何妨？”
这种真实地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丑恶、卑鄙的文痞子。
还例如胡屠户。胡屠户虽然居于下层，但生有一副势利眼。他女婿范进想参加考试，他一口啐在范进脸上，骂范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什么“中举的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奚落范进尖嘴猴腮。
等到范进中举、欢喜成疯后，众人为胡屠户出主意，叫他猛打范进一巴掌，就可治好范进的疯病，胡屠户却又说，他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
当范进狂叫“中了！中了！”时，胡屠户终于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什么！”
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地笑。果然这一打就把范进打好了。这时，范进回家走在前面，胡屠户走在后面，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范进中举前，胡屠户对他讥讽蔑视；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对他媚态可掬，表现了胡屠户对待同一对象的先后不同态度。这种自己掴自己耳光的行径，显示出一副滑稽丑，而引人发笑。
总之，《儒林外史》运用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不合理的讽刺手法，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拓展阅读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10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共56回，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吴敬梓之手。
1874年，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从回目、文字到回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至1888年，又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另外插入4回，共为60回。这4回中掺进沈琼枝和宋为富婚后的故事，也是后来好事之徒所妄加的。
1949年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据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为结束。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中运用的讽刺手法主要有不动声色、自相对比、反差相形、自行呈露、制造闹剧等。作者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牢牢把握住讽刺的尺度，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讽刺方式。
例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
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想倘若他不吃酒肉，那不就等于没有吃这次饭吗？但是，忽然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这一段描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此处就是出色地运用了自行呈露的方法。
朴实的描写风格。古代小说人物的肖像描写往往是脸谱化的，如“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虎背熊腰，体格魁梧”等。《儒林外史》掀掉了脸谱，代之以真实的细致的描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
自然景物的描写。《儒林外史》也舍弃了章回小说长期沿袭的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运用口语化的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如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和几位好友在江边亭中烹茶闲话，凭窗看江，描写道：“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
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写道：“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地照过桥来”。这些描写都似随手拈来，自然真切，富有艺术美。
独特的结构形式。《儒林外史》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精品。它与通俗小说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因而其叙事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国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而《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按照人物来去描写事件的独特形式。
《儒林外史》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儒林外史》的整体结构。
我国古代小说多以传奇故事为题材，可以说都是传奇型的。至明代中叶，从《金瓶梅》开始，才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生活。而真正完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儒林外史》。它既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而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状态。
《儒林外史》全书写了270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还把高人隐士、医卜星相，娼妓狎客等三教九流人物推上舞台，从而展示了一幅幅社会风俗画。
《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淡化了故事情节，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尊重客观地再现，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例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没有惊奇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只是按照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所见所闻，淡淡地写去。
另外，《儒林外史》还表达了一种乐道安贫淡泊名利，厌弃功名追求自由的思想精髓。《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其基本品质就是讲究“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出”则德世济民，“处”则独善其身。而在重科举的社会环境里，志士才人既不能施展抱负，“处”就成了他们洁身自好、乐道安贫的唯一对策。“处”实际上就是《儒林外史》正面形象的基本品质。
《儒林外史》中，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小时放牛为生，刻苦自学，得以精通学问，而且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爵，卖画过活。县令具帕邀请，他坚辞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
《儒林外史》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而引发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近代民主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引导作者朦胧地趋向未来，向往未来的健康追求，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
拓展阅读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10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1803年的卧闲草堂本，共56回，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吴敬梓之手。
1874年，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从回目、文字到回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至1888年，又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另外插入4回，共为60回。这4回中掺进沈琼枝和宋为富婚后的故事，也是后来好事之徒所妄加的。
1949年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据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为结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