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话让我想到我自己，我上大学，说好听点是以艺术的名义低分进入艺术院校，不好听点，就是“投机倒把”。
当时我们那个班，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只有少数人是为了艺术要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的。我们班有个高考考了五百多分的，我们都认为他实在是可惜了。
那时候，我们学校学生还很少，艺术还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各大高校“普及”，播音主持和表演加起来，一个年级才不到一百人。经常有剧组栏目什么的来挑人。
那些长得都差不多的总是戴着棒球帽的副导演，在教室门口瞅半天，会说：你，你，还有你，你们几个出来。这几个人就跟着副导演并且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出去了。出去了不是说就有戏拍了有节目做了，而是被带到一间大教室，和别的班级里挑来的学生一起，接受一次再挑选，最后能跟着副导演走的，可能只有一个，或者两三个，也很可能一个也没有。没走成的，灰溜溜回到教室，接着上课。看起来整个过程风平浪静，好像大家对这些都习以为常，实际上，风暴在每个人心里，不管是选上的，还是没选上的。
我自然是很少被叫起来的，即使叫了起来，最后也会回来，最怕再回来走进教室那一瞬间，全体人民的目光，那些目光，包含了太多的表情。
我唯一一次被选上，是有个叫陈国军的导演的电影，在电影里，我只有一句台词。那句台词是什么，打死我也不说。反正这部电影现在大概只有电影资料馆里能找着。唯一见到我表演的，是我一位毕业后就没联系过的初中同学，她在电影频道看到的，之后她一想到自己居然有一个演电影的同学，竟激动得夜夜不能寐，她想方设法终于和我取得了联系。我们年代久远的友谊，终究因为这部伟大的电影而接上头了。
我们主持专业也开有表演课，有一回表演考试，要求每个同学都得上场，都要有角色，否则就没成绩，潘李同学实在不知道演什么，汇报的时候，她就演了一只苍蝇，男女主角在餐馆约会，刚刚入座，她扮演的苍蝇就飞了过来，在他俩周围转，嘴里还嗡嗡嗡地叫着，这时候，女主角做了一个厌烦的表情，男主角立马伸出双手在空中“叭”地拍了一声，她就“啊”，一声惨叫，身子作惨死的苍蝇状贴到舞台后方的一块立着的板子上，不动了——直到男女主角把这场戏演完。让我们仔细看看她的动作吧：举起双手，背朝观众，单脚立地（另一只脚抬起来也贴在木板上）。总之，那场戏我估计没有一个人注意男女主角在说些什么，大家都在为她担心，想她能不能以这样的动作坚持到最后。
那时候学校里也很流行北漂，最活生生的榜样就是谢娜，当我们还前途渺茫、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她已经在丫鬟专业户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了。她穿着古装梳着丫鬟头的照片贴在我们学校最显眼的位置，院长恨不得天天追着我们说：你们要向谢娜学习啊！谢娜同学每回学校一次，大概就有无数个做着北漂梦的人蠢蠢欲动一阵。不少同学还没毕业就跑北京去了，学校的政策也很宽松，只要有剧组看上了你，你就可以不用上课了，而大四基本上也没有课。我记得有位个子高高长相不凡的帅哥也去漂了一回，临走的时候还请大家海吃了一顿，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但是两个月后他回来了。大家问他怎么样呀？他说拍了一部电影。我们说不错呀，什么电影？他说，冯小宁的《紫日》。我们说那是相当好呀，演什么了？他面无表情地回答：演了一具尸体，从车上被人扔下。并且强调：是他妈小日本的尸体。
（加一段去宜宾面试回成都坐火车）
写到这里，我脑子里初略统计了一下，我们班三十八个同学，毕业后，从事和影视有关行当的可能只有一半，另一半，奋战在祖国各条战线，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并且，我也悲哀地发现，这另一半，比我们这一半混得要好那么一点。
我们班那个高考五百多分的家伙，毕业后，转行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后来又跳槽去了一家民营医院做策划，现在，这家伙策划了一家医院，眼科的。前不久还主办了一场寻找成都最美丽的眼睛的选美活动。我们想，他大概是当年被人选，气不过，现在也想找个机会选选别人。对于大学所学的专业他从不后悔。他说，上哪所大学哪个专业不是上？都是经历。更何况，他因为上这所大学，认识的美女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赚啦。
说了这些，我想对那些就要毕业的学生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只是面对机会，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请付出你百分之百的努力。希望就在拐角处，假如拐角处没有希望呢？多拐几个弯，总会有的。
哦，还有那个演苍蝇的潘李同学，现在是一份全国最赚钱的报纸（之一）的编辑，你们大概以为她长得不好看吧？错！她是大美女，追她的人一大把，当了两年主持人觉得不好玩了才改行。
至于那个演了一具尸体的同学，他还在努力，听说他后来又去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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