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洪在电话里催得很急：“你怎么回事？票非常难搞，是老丘的票，他今天晚上有推不开的事情看不成啦。只有你来他才肯把票让出来，每张票差不多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块哪！”
我一声惊呼：“这么贵？不值不值，叫他退票，花这么多的钱看那样的东西是犯罪。”
“别啰嗦了，票已经没法退了……我到了北京难道你就不来聚一聚吗？”
这，我就无话可说了。于是便约好，6点半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口碰头。
我找好汽车就动身了，一路阳光灿烂，气温很高。今年南北都闹大水，惟天津干旱。论节气早到了该凉爽的时候了，气温却居高不下。当今世界反常是正常，奇怪是不怪。
我顶着满头光明，一进北京城却立刻变得黑乎乎的，浮云塞空，天地晦暗。好不容易磨蹭到集合地点，老洪又迟到了。他解释迟到的原因是塞车。我连说，这很正常，我道儿远理应准时，你路近，晚到情有可原。
等我们找到紫禁城的太庙大殿，演出就快要开始了，太庙前灯山火海，在四周巨大的黑暗中烧出一个通明的大窟窿。在这个古色古香的通明的大窟窿里，聚集了世界上各种肤色和衣饰打扮千差万别的人，熙熙攘攘，光怪陆离。大殿的前面金碧辉煌，大殿的两侧和后面的黑暗中，仿佛有鬼影憧憧……既热闹明朗，又阴气森森。这环境、这场面、这气氛，立刻让我莫名地兴奋起来……老洪咂咂嘴：“都怪我们来得太晚了，听说可以免费享受一顿宫廷宴席。”
我安慰他：“行啦，看歌剧不可吃得过饱。”我们的票在四排中间——不能不佩服老丘厉害，这样的位置不是光靠钱就能搞得到手的。
乐声已经响起，最前面的两排椅子全都空着，老洪又发感慨：“这就是中国，花最贵的价钱却坐不到最好的位子，最好的位子送给头头，头头们又不来，这么好的位子，这么贵的票价，就白白地浪费！”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前面那两排椅子上是空的？”
他一翻眼：“你活见鬼了？”“没错，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到处都是鬼。坐在椅子上有形有影的是鬼佬，没形没影的你看不见的不等于真的没有东西。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太庙，满清王朝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大清帝国的列祖列宗，或许还有大明朝的孤魂野鬼，早就坐在前面了。张艺谋懂这个，所以留出两排空位子，不先讨好这些人，他能在这个地方举行号称是本世纪最后一次盛大的歌剧演出吗？”
“你别吓唬我啊！我怎么觉得浑身冷飕飕的……听说彩排的时候就被雷电打散了。看这架势今天晚上也有点玩儿悬，难怪老丘说跟着你会安全的。”“为什么？”
“你是龙啊，不怕雷电，不惧风雨！”“罪过罪过，今天晚上肯定要挨雨浇了。”在辉煌的乐声中演员亮相，阵势庞大，场面豪华，气势宏伟，道具布景有真有假，天上地下呼来唤去，再配上变幻莫测的灯光服饰，一下子就把场面压住了，把阴沉而空旷的太庙给镇住了。张艺谋果然有惊人之举。
岂料老洪竟是张艺谋的冤家，他甚不以为然：“这不过是大型魔术，让美国的现代魔术大师科波菲尔来，会弄得比这个还玄乎。张艺谋是专门卖袓宗的，他以挖掘中国人的愚昧、丑陋和变态获得了西方的赞誉。这个《图兰朵》则是用国粹唬洋人，用洋人的洋腔洋调来唬中国人，吓祖宗。”
“太过了，太过了，既然有愚昧、丑陋和变态，为什么不可以挖掘和表现？”我提醒他集中注意力看演出。可惜，既无中文字幕，又无英文字幕，粗通英文的老洪不免又发牢騷：“我相信，这百分之九十的观众都听不懂意大利语，收那么多的钱，搞个字幕有什么难的？”
花这么高的价钱看歌剧，我可不想让他扫兴：“也许意大利歌剧不兴打字幕，你听得懂是一种享受，听不懂也是一种享受。”
好在剧情并不复杂，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演员的唱工太厉害了，听不懂歌词也能获得一种极大的满足。在国内有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演员了，我相信他们的胸前并没有挂着麦克风，但声音高亢亮丽，婉转自如，该柔处千转百回，该刚时如闪电般直裂云霄，刺破沉沉暗夜，把一个阔大的露天演出变得像唱堂会一样轻巧，看上去人家竟毫不费力气，想把声音送到什么地方就能送到什么地方，穿云裂帛，上天入地，随心所欲。特别是扮演图兰朵公主的演员，体魄似乎比欹王帕瓦罗蒂还要雄伟，声音却奇妙无比……再想想眼下的中国歌坛，哪一个所谓的歌星敢在台上丢下扩音器？即便他们是举着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叫喊，观众还经常听不清他们在唱什么。就凭这一点，《图兰朵》卖多高的票价都应该。这时我发现了一种滑稽的和谐：凝聚着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的巍峨大殿，一群穿着中国古代皇宫服装的外国红男绿女，唱着中国人听不懂的高腔花调，演绎着一个似东方又非纯东方的爱情故事……这样一堆大、洋、古，竟然形成了一种庞杂的统一。
全剧共三幕，到第二幕快结束的时候，天上开始飘洒雨点，闪电道道似有意配合灯光，演员的声音拔得越高雷声就越加响亮。
第二幕一结束，老洪拉着我就走：“快跑，大雨马上就要下来！”
我抱怨着：“来也是你，走也是你，高潮不看多可惜！”
“高潮马上就到！”
我们刚走到出口，头顶一个炸雷，引爆了一连串的急雷猛电，紧跟着暴雨如注，兜头盖脑地狂泼下来。同时还夹杂着冰雹，如石子一样横飞竖打。大殿前一片混乱，五花八门的人种在雷电的轰击下，抱头做鸟兽散。
似乎只有几分钟的工夫，地上的积水已经没过脚踝。虽然剧组给每个观众发了一件雨衣，也不管用，等我们逃进汽车，浑身已经被浇得透湿。老洪却似乎很兴奋：“我说的不错吧？这时候花那么多钱演这样的歌剧，天怒人怨，神鬼不容！”“那你干嘛还非把我拉来挨浇呢？”“叫你感受一下天意、人意、鬼意，这有多剌激！”“没叫雷电给劈上就是幸运。”我先把老洪送回宾馆。待我们的车子一开上京津高速公路，发觉路面干燥，满天星斗。我疑惑刚才是看歌剧造成的幻觉，摸摸自己的头发和衣服，都还是湿淋淋的。
我叫司机停了车，站到路边回头看紫禁城，似乎仍能听得到太庙的大殿前“残雷隆隆气未平”。
我厌恶狗是因为喜欢羊。无论厌恶还是喜欢，都是非常强烈的——这是儿时的态度，至今未能改变。
人的童年离不开动物，有年岁相当的小伙伴并不能取代动物伙伴。我的动物伙伴是一只小羊羔，它是家里的大母羊生下的一窝小羊羔中长得最壮实的一只。雪白的身子，嫩红的小嘴，抱在怀里毛绒绒，肉乎乎。它用嘴拱我的脸、拱我的胸口的时等，暖暖的，柔柔的，痒痒的，舒服极了，像在寻求友谊，寻求呵护。从第一次抱它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我们两个是天生的朋友，我能猜得到它的心思，它也能听得懂我的话。为了喊它方便，我给它起名叫“牛犊”，希望它能长得像牛犊子一样粗大强键。从那天起“牛犊”就成了我的尾巴，我下洼它跟着，我下坑游泳也会把它拖下水，把它的身子洗得起亮光。只要我高兴，不嫌太累赘，连跟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都带上它。我在家里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它出来进去地就像拴在我的裤腰带上一样，形影不离，那感觉真是美极了一人只有跟人的亲密，生命不算完整，还能享受跟动物的亲密，活着才完美、快乐。
有我吃的就有“牛犊”吃的，连母亲给我的好东西我都会省下一点给它，一口梨，一块甜瓜，半块糖……我不能吃的也偷给它吃，一把黑豆，一块豆饼。这些东西是给下地干活的大牲口吃的，没有人家会给羊喂粮食的。冬天没有鲜草了，我会喂它白菜心、青萝卜，隔三插五地让它尝尝鲜。就这样，我长它也长，我却没有它长得快。不知不觉“牛犊”果真长成一个大牛犊子了，腰粗腿壮，皮毛光洁，头上的两根硬角在左右各盘了一个圈儿，然后像扎枪头一样挺向前方，甚是雄壮威武。
“牛犊”的长大是我突然发现的，有一天我打了一大筐草，背着回家实在有点吃力，灵机一动就分成两捆放到它的背上，它毫不在乎地稳稳当当地驮回了家。这下我可乐坏了，回到家放下草，为了向小伙伴们炫耀，我骑到了“牛犊”的背上。昂头挺胸，双手抓着它的两只大角，美滋滋地在当街转了一大圈。在农村骑牛骑驴不算新鲜，能骑羊的好像我是独一份儿。小伙伴们眼馋得不得了，都想试一试，我坚决不答应，我是心疼“牛犊”，羊生来毕竟不是为了驮人驮东西的。
我和“牛犊”也有麻烦，就是刘蹩犊家养了一条恶狗，个头也很大，看见人就乱汪汪，见了“牛犊”就追就咬。有一次那恶狗居然动员了四五条狗把我和“牛犊”围在了北场上，我手里又没带打狗的家伙，可真被吓坏了。多亏一位叔伯哥哥正赶上，才把狗群打散。
我恨那条狗，也恨刘蹩犊家，不知他们家为什么要养这样一条恶狗？为了看家护院？他们家很穷，似乎没有什么好看护的，连自己的狗都舍不得好好地喂它，让它跑出来到处找野食，可不见了人和牲口就想咬呗。我并非不知道狗对人的好处，讲狗的机灵和忠诚的故事太多了。但狗对人不是平等的友谊和忠诚，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诚，玩物；^玩主的忠诚——所以世界上的狗除去它的主子喜欢它以外，别的人都憎恶它。被人骂得最多最狠的动物就是狗，还不如狼，人们骂狼只有一句“狼心狗肺”——就是这一句有一半还是骂狗的。至于单独骂狗的话就太多了：狗腿子、狗奴才、狗少、狗仗人势、狗娘养的、狗眼看人低……地球上再没有第二种动物能让人类这样痛恨！
但从那次遭到恶狗的围攻以后，我发现“牛犊”也意识到自己长大了。以后又遭遇了刘家恶狗，它不再惧怕，不再退让，而是低下头，弓起腰，用利角猛刺那恶狗，虽然没有刺中，那恶狗也被吓得逃开了。自那以后，我们不再躲避任何狗，每天大摇大摆地在刘蹩犊家的门前经过，那恶狗却只站得远远地对着我和“牛犊”汪汪几声，不敢再往上扑了。我感到扬眉吐气，活着就能躲避较量，不经过较量不要轻易惧怕什么。
“牛犊”成了我的保护神，我为它感到骄傲。可它还那样温顺，平和。
渐渐地我长大了，身体强壮了，真的能够保护它了，它却老了，不能再跟着我到处跑了，我也不能成天守着它了。家里要杀它，我坚决不答应。家里要卖它，我也不同意。难道要它在家里老死？别说是一只羊，就是那些牛、马、驴等大牲口，是大人们过日子离不开的伙伴，哪一个都为人类立下过汗马功劳，到老了不中用了，还不是都得被卖掉或被杀了吃掉！我说，别的牲口爱怎么处置我不管，我的羊就是养它到老死，给它立一座坟，世界上有鹰坟、狗坟，为什么不能有羊坟？家里人不再跟我理论，认为我上学把脑子上出毛病了。
我要到外地去读书了，临行前跟“牛犊”告别，它的眼里竟然流下了泪水——羊还会流眼泪！这倒让我没有想到，比看到人哭别有一种让人心酸、让人受不了的力量。我也流着泪安慰它，叫它多吃草，多活动腿脚，等着我回来……我放寒假回来的时候，“牛犊”已经不在了。尽管谁都拒绝讲它，我却能得到它的结局，它那么老，是卖不出去的。原来我走的时候它就知道不会再见到我了，是跟我流泪诀别。人的一生没有知己的朋友是很大的缺憾，没有连心扯肺的动物朋友也是一种缺憾。我闷闷不乐地未等假期结束就提前返校了，从那时起不再吃羊肉。但是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节粮度荒，成年累月饿得前心贴后心，我也变得什么都吃了。于是想起了刘蹩犊家的那条见人就咬的恶狗，兴许它也是因为饿，所以才恶，才讨人嫌。饥饿才是最可怕的，能让兽吃人，也能让人变成兽。但心里却始终觉得有负于我那只羊……也许还是现在的孩子们好，他们只在屏幕上和纸面上被动地识别虚假的动物，喜欢变形的唐老鸭，看见真鸭子反倒无动于衷。欣赏活泼的米老鼠，看到真老鼠却吓得尖声怪叫。或者到动物园里隔着铁笼子远远地望几眼已经被驯化了的动物，或者逗逗改变了天性、真正成了人的玩具的宠物，如不会逮耗子的猫，只会摇尾乞怜的哈巴狗，被牛犊子能够踢伤的狮子、老虎……现在的孩子接触不到真实的动物，无法跟真正的动物结下真实亲密的感情，享受不到我曾经拥有过的真实巨大的快乐，但也不会有我这般对动物真实长久的歉疚。
怀念工厂
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1976——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开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看来是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12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在重型机械厂一个大车间里。有职工1200人，分锻造、热处理、粗加工三大工段，一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定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12.5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七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1975年，叶剑英、李先念受命请出邓小平，召开了“钢铁座谈会”。“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我们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
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一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炉门大开，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275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轻松地伸进1200度高温的炉膛，钳出了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真是痛快淋漓！
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人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的回不了家。惟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定货合同逐一兑现……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三五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拍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协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西哈努克来，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楞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米多没有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另一次是李先念来，我正在锻造一个170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李先念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厂部领导满脸怒气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李先念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
李先念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把急活赶完就安排大修。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干活时用力过猛，身子后仰时一脚退空，从十几米高的炉门框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体验到一点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露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掉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一停立即围上一大帮人，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里走下来，就七嘴八舌，指指戳戳，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让厂医领着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疼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耵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了两个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重，便习惯于以家来比喻自己的所爱：“爱国如家”、“爱厂如家”、爱社如家”、“爱校如家”……等等。以后发现在这个口号下人们把属于国家的和集体的东西随便往家里拿，或随便糟蹋：“厂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队里的东西也就如同自己家里的东西”……这就使“爱XX如家”之类的豪言壮语很有些靠不住了。
于是聪明人另外想出主意，利用人们爱家的习性，把公家的单位办成“家”一样的实体——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家”：职工之家、干部之家、社员之家、青少年之家……全国的专业作家如在一起也不会超过一千人，竟有十几个“作家之家”和“创作之家”。我有幸去过几个这样的“家”，那也都是“国营单位”，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起码还要“自筹自支”地养着一批人。作家去了无非是少收费或者在有些项目上不收费。想在那种地方找到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没有人会把这样那样的“之家”真的当成家！
1998年夏天，中国作家协会接到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总馆长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上说，数百名中国作家向耶鲁、哈佛、哥伦比亚三所大学赠书的活动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希望中国作协派作家赴美举行赠书仪式，并做讲演。这个任务最后落到我和扎西达娃等四个人的头上，在秋末的时候起程了。
作家出国是无须提前做什么准备的，该准备的东西都在自己的脑子里，即使一时想不起来的东西也都存留于自己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之中。特别是公派成团地出访，更用不着多操心，到出发的前一天我还在赶稿子，在登机前的碰头会上才看到了在美国的行程安排，知道了我们在美国东部活动的时候都住在“中国作家之家”。当时没有多想，只是有一点新奇，是谁有这份热情有这种本事，居然在美国搞了这样一个“中国特色”？想当然地猜测成是将现成的宾馆或招待所改头换面地多挂了一块牌子……一路无话，当我们搭乘的班机降落在纽约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没有想到在出口处竟有一群人迎候我们，让人感到亲近和温暖。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冰凌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却已经开始发福，虎背熊腰，热情奔放，一看就是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交上朋友，打开局面的人。他先自我介绍，然后为我介绍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几位参赞和其他来迎接的美国朋友，最后才轮到引见一位静静地站在后边的年轻绅士——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见到这个人脑子里就冒出了“绅士”这个字眼。他在这一群人中美国化的釋度最深，有着得体的冷静和礼貌，足见他有很好的定力。不争着向前握手，也不拘谨冷淡，面有静气，身材修长，仪表整洁，透出干练又带几分儒雅。冰凌介绍他是沈世光先生，美国的“中国作家之家”就设在他的家里，作家之家的主任凌文璧女士是他的妻子。
我的心里“咯噪”一下，这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住在沈先生的家里！
我出国的次数不算多也不算少，不论是公派还是对方邀请，都还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在私人家里住过。何况我们这是一个四人代表团……我这个团长在飞机降落之前都不操心，现在想操心已经有点晚了，只能客随主便先住下来，明天视情况再说。
冰凌安排我坐沈先生的车，他驾的是一辆新型宝马，这倒引起我的好奇，根据他的车揣度他的身份和财力——香港有钱的人爱说一句话：“坐奔驰，开宝马”。有司机给开车就坐奔驰，自己驾车就开宝马。我坐进宝马，对沈先生的身份和财力已不问自知了——这似乎有点势利，见面先猜人家有多少钱，也算是入乡随俗吧。他的家在麦迪逊，从纽约到他的家至少要在高速公路上跑两个半小时。他驾车平稳快捷，很快就把冰凌他们甩在后边看不到了。高速公路两旁的林带高大稠密，如黑森森的围墙。我有过跑夜路的经验，最好是聊天或讲笑话，驱散驾车者的睡意。我们也正好可以相互有个大概的了解。
通过交谈，知道沈先生是上海人——这又给我心里增加了一份紧张感。因为上海人公认是最精明的。上海的报纸就公开讨论过上海人的形象问题，什么小男人，小女人，小家子气等等。我对上海人的反感只有一点，就像对广东人的反感一样，在你跟他交谈得正热闹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老乡，就会当着你的面用你听不懂的话唧唧咕咕，咿哟哇呀，且没完没了地把你冷落在一边，就像你不存在一样。谁碰上这种尴尬的场面，也只能有一种解释，背人没好话，好话不背人，他们一定是在传老婆舌头，说别人的坏话，或者是讲不愿意让别人听到的黄色故事。说来也怪，我在文坛上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偏偏一个是上海人（夏康达），一个是广东人（陈国凯）。
沈先生17岁到云南盈江县插队落户，一干就是十年。回城后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经过必要的准备，十几年前考迸耶鲁大学攻读数学，当然是边读书边打工。他打工的地方是一家日本餐馆，干得认真而刻苦，早来晚走，用当年在云南“土插队”的精神对付今天“洋插队”，多做、勤问、明学、暗记、查书……也是他和“日本料理”有这份机缘，一两年之后居然掌握了日本菜肴和寿司的制作技艺，站到了前厅的寿司吧，成了能支撑餐馆营业额的人物。此时，他的夫人也来到美国读书，到1992年他们夫妻和兄嫂共同投资买下了那座名为“武士”的餐馆……‘我在天津有个朋友就是开餐馆的，因此多少知道一点经营一个餐馆有多忙。他们怕塞车误了接机，七点多钟就到了纽约机场，在机场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也就是说他们五点钟左右就离开了餐馆，耽误了沈先生半天的生意，这让我不安。如今为了别人，哪怕是为了朋友，肯耽误自己生意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在路过纽海文市的时候，沈先生绕道回到他的餐馆处理了一些事情。餐馆巳经打烊，我在外面等候，得以观察这餐馆的规模——是一座三层红楼，规模不算小。耶鲁大学同哈佛大学一样，没有围墙、大门之类的阻隔，校园就是城，城就是大学。“武士”餐馆坐落在大学城的中心区，前临大道，后有停车场，位置不错。
从沈世光和他夫人的经历中，看不出跟文学有任何瓜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没有要当作家的打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变成“作家之家”呢？我不能问得这么直白，只要绕个圈子打听出他们I夫妻和冰凌的关系，剩下的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原来，冰凌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沈世光的餐馆里打工，沈先生给了他足够的自由，来去随意，来了有他的活干，走了给他留着位置，什么时候愿意还可以再回来。在美国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老板？沈世光夫妇暴露出一个弱点：同情文人。冰凌则相中了沈世光的厚道，当老板的都精明，这不足为奇，不是精英考不到美国来，当今商品世界原本就没有几个是傻子。但是，当了老板仍心存厚道，有了钱仍活得单纯，就难能可贵了。生活中能成大气象者，往往是这些内存宽厚、精明则善良和朴诚的人。
这就可理解了——我想大凡认识冰凌的人，或被冰凌看中的人，可能都要被他说服为文学做点什么，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沈先生夫妇恰好是既能出钱又能出力的人。冰凌既然被选为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会长，他能放过自己的老板吗？于是沈先生的家就成了冰凌先生文学活动的根据地。设在他家里的“中国作家之家”挂牌开张的时候，总领事邱胜云、正好做客康狄涅格州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家就住在纽海文市的著名学者赵浩生等，为之剪彩。年晋八旬、离国50年的赵浩生老先生浩叹一声，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有家可归了！”
我们离家之后飞越半个地球，真的也能在这个陌生的美国长岛海滨找到家的感觉吗？
晚上十二点多钟，我们赶到了沈先生的家。在夜色中，被四周的灯光托浮着一幢崭新的棕色两层小楼，尖顶木结构，飞檐翘脊，造型古朴别致。进到里面却相当豁亮，我估计不算地下室其建筑面积也不会少于300平方米。房间很多，宽敞透亮，由于灯火通明，我们又是刚从外面的黑暗中闯进来，觉得相当富丽，典雅温馨。室内的陈设和装饰非常考究，显示出主人多方面的情趣和不俗的艺术鉴赏品位，每个角落都布置得富有情趣。
俗云：“店大欺客”。何况这还不是“店”，我心里有了怯意，也许是歉意。装修这么豪华的带有强烈家庭色彩的私人住宅，而且看得出主人非常喜欢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深更半夜地突然闯进来一群不速之客，会怎么想呢？此时我脑子里没有一点到了“作家之家”的概念，却生平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体会到“不速之客”这四个字的真正涵义。
女主人凌文璧，也提前从餐馆出来，先一步到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欢迎酒宴：有中国菜，有美国蛋糕和点心，有日本寿司，考虑到藏族作家达西扎娃爱吃肉食，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面包、奶油、火腿和香肠，还有高档的法国红葡萄酒……餐厅里红烛高照，餐具铮亮，红木的餐桌、餐椅能照得出人的面孔，就连脚下——在厚厚的纯毛地毯上面又铺上一块珍贵的波斯地毯……这是名副其实的“贵宾厅”！
主人越是热情，我越觉得不好意思。由于时差反应，在飞机上又好歹吃过一顿了，再加上当“不速之客”的尴尬和拘谨，基本没有食欲，一边说着道歉和道谢的话，一边观察沈氏夫妇，特别是女主人，因为她同时还是这个“中国作家之家”的主任。这个既是主人又是主任的凌文璧，看上去似乎更年轻，有着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清秀，身材娇小轻盈，容貌妩媚精致，通身上下体现着一个“快”字：脑子快，眼神快，动作快，说话快，很快就营造出一种融融的家庭氛围，把我们这群深夜闯人者笼罩其中。我的同伴们渐渐由拘谨变自然，开始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作家都是敏感的，这要感谢主人的盛情里没有一丝勉强和客套。主人自然，客人慢慢就会自然起来。沈氏夫妇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个沉稳厚重，一个活泼欢快，谁也不用看谁的眼色，都是主人，都能做主，和谐而默契。外人看着都觉得舒服和般配。由于明天一早——实际巳经是今天一早，我们还要赶往波士顿。无论这顿欢迎夜宵多么地丰盛也不能吃到天亮。我带头放下碗筷，沈先生便起身带我们到二楼，为大家分配了房间。幸好他家的房子多，确实具备了“作家之家”的规模，每人一间房，房间里洁净舒适，配置高雅，地上铺着厚实的长绒地毯。床很大，崭新的被褥干燥而松软……惟一跟高级宾馆不同的就是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这就是“家”的特点。再有钱的家庭也不可能一间房子里配一个卫生间。主人两口子，也住在二楼，只是不知道他们的房子里有没有自己专用的卫生间，倘若也跟我们合用一个卫生间，那就真的“多有不便”了。因为卫生间是不能不去的地方，甚至比卧室还重要，没有卧室可以睡在客厅、餐厅、过道，这所房子的一搂似乎有四五个大小不等用途不同的厅，而卫生间是无法取代的。长途飞行怕上火，就大量喝水，水喝得多新陈代谢就频繁。本来还有五个小时的休息对间，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计箅着每个人在卫生间里要用多少时间……因卫生间里设施齐全，随时都有热水供应，加上洗澡，他们三个人都折腾完是什么时候？
几天后大家都熟识了，沈先生告诉我，在我们刚来的第一夜，他也是整夜未睡，听到我们四个人不停地轮流去卫生间。看来我们的失眠都是由于害上了“卫生间情结”。其实，沈先生的这座房子里共有四个卫生间，应该说是足够用的了，到第二天大家都熟悉了这座房子之后，卫生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便是第一夜，到快天亮的时候我还是眯瞪了一会儿彳这要感谢冰凌先生……他就睡在一楼的客厅里，由于事情多，还要安排明天我们去哈佛大学的贈书和座谈，大概忙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那正是我在楼上豪华卧室里辗转反侧的时候，忽听一阵轰轰隆隆的怪声传来。我的神经原本就够紧张的了，人一紧张对这种奇怪的声音不往好处想，于是翻身下床。好在楼上楼下都铺着地毯，我打赤脚悄没声地循声找去，找来找去，找到了楼下的客厅，原来是冰凌先生的鼾声——这鼾声还是真有点特色，粗细不定，起伏不定，全无抑扬顿挫的规律可循，只是一串串、一阵阵、一嘟噜一挂地从他那雄威体魄里扭结不畅地喷发出来，其鸣响浑厚沉闷，却又极具穿透力。
说也奇怪，见到他那副无节制的大无畏的睡态，我全身心立刻放松了。我们是这家的外人，他也是外人，而且是在他过去的老板家里，竟能睡得这般坦然大方，毫无障碍，我又何虞之有？回到自己房间，在冰凌鼾声的催促下很快就觉得眼皮沉重，渐渐进入睡乡。
此后的十来天里，冰凌先生一直跟我们同吃、同住、同行，这有助于缓解我们的拘束不安。特别是他的鼾声，简直是大家公认的一种不可没有的景观，每到夜深，大家说该睡觉了，他动手在楼下的客厅里铺被褥，我开始上楼，还没有等我走到房间，他的鼾声已经追上了我。听着他惊天动地的呼噜声，我作客他乡有了一种安全感。他这位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的头头，带头把沈凌夫妇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我们又何必见外呢？
冰凌不仅在该睡的时候睡得快，在绝对不该睡的时候也睡得快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也常常会闭上眼睛打个吨儿。他写过一篇妙趣横生的小说叫《车轮滚滚》，有位留学生告诉我那写的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刚来美国不久，花几百美元买了一辆汽车，兴高采烈地拉上一帮同学去兜风，他不敢开快，那老爷车也开不快丨大家一路说说笑笑，高歌慢进，冰凌突然看见自己的车头前面有一只汽车轱辘在滚动，他大叫：快看哪，真是奇迹，马路上凭空跑轱辘，我们今天可以白捡一只轱辘……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自己的车趴在路上不动了。原来那只轱辘就是从他的车轴上飞出去的。怎么样？他自己就是个小说人物，能不叫人喜欢吗？
在沈世光夫妇的家里住过几天以后，再想让我们搬出去我们却不愿意了。在纽约活动期间，有位在华尔街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任副总裁兼基金经理的朋友，就想安排我住在纽约，活动方便，走的时候也方便。我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宁愿连夜坐两个半小时的车赶回“作家之家”，哪怕第二天再跑同样的路程回纽约——当时那种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住的情状，真有点像回自己家的感觉。不管多么豪华的宾馆也不如回到家里舒服自在。
出门在外三件大事：食、住、行。前面说过了，扎西达娃热衷西餐，希望能顿顿有面包火腿，牛奶咖啡。我虽然能够忍受西餐，如果有条件当然还是喜欢多吃中餐，尤其希望早晨能有一碗热乎乎的糨粥、小菜，或面汤、馒头、包子之类的东西。我们团里还有的爱吃辣，有的爱吃甜……俗话说众口难调。但有一个地方就好调——那就是在家里。每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都不会拗着自己的口味。在“作家之家”里。这一切也不成问题。主人是开日式餐馆的，却把家里装配得够开一个中餐馆和一个西餐馆，不论谁，只要提出想吃的东西，家里就有，没有的很快就可以买回来。食物配备齐全，如果沈氏夫妇顿顿都把饭菜做好了请我们入席，那就嫌太客气，难免显得生分，那样我们就永远也不会把他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夫妇还要兼顾餐馆的业务，餐馆每天上午11点钟开门，晚上11点钟打烊，他们很忙，每天睡得很晚。于是就把家交给了我们：反正这是你们的家，我们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如果还不把这儿当家，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吕坤有言：“诚则无心，无心则无迹，无迹则人不疑，即疑，久将自消。”沈氏夫妇的诚挚，是心的开放，心的接纳，坦怀待人，表不隐里，明暗同度。作家是观察人体味人吃感觉饭的，纵有千篇著述靠的无非是一个“诚”字，求的也是一个“诚”字。阮籍曾感叹过：“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作家一旦感到了对方的诚意，又极容易被感动，被感动之后又容易见面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和扎西达娃喜欢动口不动手，吃现成的。我们团里的另外两名成员，是贤淑的女性，喜欢动手不动口或少动口，下厨的事就由她们包了。再加上冰凌，他虽然睡得快，但睡得深，睡得少，每当早晨我一下楼，他已经早就起来了，先让我喝一大杯纯果汁，说是清理肠胃，而且巳经把糨粥熬好，他为自己和我找的那两只盛粥的大碗就如同河北农民用的大海碗。不管主人在不在家，都由着这几个作家折腾，再若说“作家之家”不是家就太没有心了！
在那些天里如果有个生人走进来，很有可能会把沈氏夫妇当成这座房子的客人。常常在我们吃到一半或快吃完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有说有笑地跟着大家一块儿吃一点。我们在外面活动，如果嫌专为我们安排的饭不好，就跑回家来吃。在外面没有吃饱，回到家再补足。
这简直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吃大户”！作家的生活是散漫的，甚至是古里古怪的。扎西达娃是夜猫子，每天晚上在沈先生的家庭影院里尽情享受各种好莱坞大片，或者是跟美国的朋友通电.话，不折腾到凌晨三四点种不睡觉。我由于在国内每天早晨游泳，所以不管睡得多晚，早晨五六点钟必醒，要起来跑步，练力量，室内室外地穷折腾。实在也是因为这儿的自然环境太美了，沈先生的小楼离高速公路不足200米，有专线通到他的车库，却仿佛坐落在原始林区。房子四周是碧绿的草地，毒到清晨，草尖上就顶着一层晶亮的露球，草地外面是野树林，有高可参天的橡树，也有一片片一蓬蓬已经开始转为深红的枫树，林子中间有一深沟，沟底流淌着一条小溪……我第一天看见这景色就想到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早晨走在这样的林子里，真感到空气是甜的；带着一种湿润的植物气息。天空高蓝，有时日、月、星——“天之三曜”同悬一天。我既然有幸住在这儿，倘若不充分利用时间享受这份美，岂不是辜负了大自然的厚赐？常年住在大城里，满眼乌沉沉，见楼容易见天难，见灰容易见绿难，见小绿容易见大绿难，见树容易见林难……这能怪我每天早早地起来出去活动吗？
这样一来，沈先生的家里一天能安静几个小时呢？想想吧，把自己一个好好的家当成“作家之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如不是相互视为家人，怎么能忍受得了这种折腾？将心比心，我们差不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有外地的亲戚住到家里来了，你是什么感觉？
何况，我们这几个人对于沈氏夫妇来说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他们怎么会有这般明朗的心地和坦阔的容量？既没有丝毫厌烦，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好事的那种感觉，“友朋验交际，无陷也无傲”，让人感到随意而宽松。这是装不出来的，也无法用意志来克制，只能是性格使然，天生的心地宽厚。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
再说“行”，只要我们有活动，沈氏夫妇就全力以赴，必有一人为我们驾车，有时我们要兵分两路，他们就放弃餐馆的业务，一人开一辆车拉着我们到处跑。还有冰凌为接待我们特意买了一辆七个座位的面包车，对作家来说这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奢侈，有点浪费了。由于他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刻意而为，自自然然，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减轻了我们的心理负担，我们谈得很多，谈得很深，我也有条件仔细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和中国人相比他们是富裕的，在美国他们也算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却非常干净，甚至称得上是单纯——这一点也许会出乎许多中国人的想象。
美国是“中产阶级强大的国家”，富翁是少数，穷人也是少数，中间的人最多，这批人被称为“有理性的大多数”。据美籍学者董鼎山在一篇谈美国“中产阶级”的文章里引用的数字，在美国要维持真正中产阶级的生活，“每年非有九万、十万美元的收人不可”——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八九十万元。“勤俭的移民家庭，也需要三四万美元的收益。”
沈氏夫妇应该说是成功的老板了，过的也可以算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每天晚上十二点钟之前回到家，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第二天八九点钟起床，十点钟出发去餐馆。没有节假日，一年中有一两次到印第安人保护区或大西洋城娱乐一下，平时的朋友聚会大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聚会。
由于美国人在60年代曾以性自由为发端进行过社会革命，所以给世人的印象是性解放、红灯区、脱衣舞、同性恋以及高离婚率等等。可我在私人聚会上见到的中老年人，都是夫妻出双入对，看上去和美、体面。美国的老年夫妻最可爱，相扶相携，亲热风趣，极其自然。中年夫妻中规中矩，讲究礼仪、风度和默契。我还没有机会观察过青年夫妻，也没有见过哪个成功的“中产阶级”带着女秘书和女朋友招摇过市。
这不能不让我想到中国的老板们或跟老板们差不多的官员们，是怎样生活的？用“花天酒地”来形容大概不算过分。无须多说，每个人都能想象一番。即使这想象跟现实不无出入。至少也说明“老板阶级”给社会提供了这种“合理想象”的依据。1998年流行一首顺口溜，描绘了中国老板们的情感生活状况：“摸着姑娘的手，好像变成十八九；摸着小秘的手，一股暖流注心头；摸着情人的手，苦辣酸甜尝个够，摸着妻子的手，一点感觉都没有。”这说明中国有钱和有权的“中上等阶级”，在平时的感情生活中有四种关系，纠缠在这四种关系中还有多少精力想工作呢？所以更时髦的人物，每到星期五下午就走了，坐专车是低档的，髙级的要坐飞机，甚至是专用的直升飞机，玩儿到星期一上午回来。每周一周五基本不工作。生活的主项就是玩儿……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主项则是一个“干”宇。所以美国不管在国内或国外闹出什么新闻，却老是那么强大，跟“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有关。美国社会学家西伦，沃尔夫出版了1998年的调查报告《毕竟还是一致的国家——美国中产阶级对神、国家、家庭、种族偏见、福利、移民、同性恋、工作、右派、左派以及相互间的真正看法》，其结论是：“美国中产阶级大部分对家庭价值与社会的看法相似，他们生活有节制，信仰坚定，行为不失检点，同时也保持自己个别的特性。”
我之所以这么为沈氏夫妻的热诚感动，先是因为欣赏他们的为人，尊敬他们的品格。在国内见到的有钱人或有权人多啦，生活得像这般干净单纯的却难得见到。
就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华裔的文学中人宣称，人都是自私的，人跟人的关系都是功利的。他发出这样的感慨不是没有根据的，当今世界几乎没有无功利色彩的社交和聚会了，在这种场合你无须打听，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能看出谁是做东的，谁是受请的……世上似乎没有人是愿意白花钱的，有钱的或花了钱的人，那种经过巧饰的得意和傲慢，那种居高临下的挥洒自如，佩侃而谈，都让你感到求人的和被求者、施与者和接受布施者心里的暗昧。
沈世光、凌文璧夫妇年纪不过40岁上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修持的？沈先生直而不激，诚而不浅，有一种可信赖的成熟。他的夫人，清澈洁净，充满灵性，心如晴空朗日，活力充沛。他们都已经无须任何奢华的伪饰，有着一种极为朴素的生活姿态。惟其朴素，所以自然；因为自然，所以自由。他们不像是被吃的“大户”，倒更像是我们中的一员，甚至没有主人的矜持。越是朴素自然，越显出生命的本真状态的健康和强大。
质朴是一种高贵，惟自然才越显出品格的真价值。在商品社会里能结交像沈氏夫妻这样的人，就越发难能可贵。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最发达的商品社会，自重的人竟能洁身自好呢？
我们在异国他乡体验到了无功利、纯友情的愉快，我想沈氏夫妇也感受到了这种轻松。大家都可以面对面地望着眼睛说话。尽管以前不相识，今后也未必还能再相见，却很快由生变熟，由熟而近，近而诚，诚而深。与人以虚，虽近而远。以诚交深，虽远也近。哪怕是拙诚，也远胜过巧伪千百倍。而巧伪是很累人的……谁都有过外出的体验，即所谓“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朝难”。如果出门在外没有感到难，甚至也是“千般好”，自然就会把外边当成家。我们飞渡重洋，能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家的感觉，皆因遇到了像家一样的人。家人家人，家是人，只有人才是人的家。中国人把结婚叫做“成家”，就足以说明有人才箅有了家。因为有了沈世光夫妇，在美国才有了“中国作家之家”。还是因为有了这一对夫妇，这个不是“官办”的“作家之家”倒真的像个家了！
其实，生活在商品社会的人们尤其需要真挚的友情。如果说“钱可以使鬼推磨”，热诚则可以感动神——这能温暖和滋润人的精神，能净化和升华人的性灵。在人的灵魂日益沙漠化的今天，能够被朋友感动，享受朋友，实在是人生的大幸事、大乐事。结识了沈世光夫妇和冰凌，成为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重要的收获，与此相比其他的都无足轻重。这话也许说得有点极端了，与我这样的年纪不相称，但我不想修正自己的话。这样说最能表达我真实的感受。人生感意气，结交在相知。明代的陈子龙有句：“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男人感动男人，是地震式的感动。
我们相聚的时间很短，相交却很深。我确信在美国的麦迪逊市有个地方是我可以当做家的，任何时候我去了都会受到家人般的对待。我渴望再见到他们，更希望能在我的家里像对待家人一样地接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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