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的转换难道可以如此迅捷、突兀？平时听到什么人猝死的消息，虽然也要惋惜一番，但跟自己的亲兄弟突然故去大不一样。骨肉连心，疼到深处，于是生出许多疑问……一个人可以毫无缘由地就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死去则必须有原因。如果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就撒手走了，会把亲属坑一下。但那也许正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叫“善终”。“善终”比“善始”更难得。
“善终”是有条件的，要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俗话说的已经活够了本儿。死的时候要干净利索，没有受罪。
对许多人来说，死可不是简单的事，更不容易。按现代医学的解释，人的死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善终”就是没有这种痛苦，或极大地缩短了这种痛苦的过程。
于是人们把活到古稀之年再去世称为“喜丧”——把“丧”和“喜”联系起来，是中国文化的高明。办“喜丧”和一般的治丧感情的投人不一样，表面上是办丧事，心里却把它当成是办喜事。明明是死了人，又喜从何来呢？喜的是生命已经不亏，到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自己不再受罪也不会给活着的人添罪了。
这几年我可真是见过几位受够了大罪之后才闭眼的人。本人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家属的亲情、孝心也被折腾得到了最后的临界点，嘴里不说，心里恨不得快点解脱，病人解脱，别人也跟着解脱。人人都希望能健康长寿，但肉体凡胎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活的年头太长了，怎么能够健康？最常见的是没有力气控制屎尿，干净了一辈子最后却陷于屎尿阵之中，失去了排泄的快感和做人的尊严。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有些宗教里关于“原罪”的理论……死是对一个人所有罪愆的总惩罚。
所以能够预测自己圆寂日期的高僧，提前许多天就不吃饭了，或者喝一点能清理肠胃、让肉身不坏的草药，让自己干干净净地脱离尘俗。
大哥走得这么干脆利落，自然不会受罪。他活了77岁，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们的祖父活了74岁，父亲是77岁，他们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很清醒，走得干干净净。看来我们蒋家的男人大体都是这样的寿命了——正因为寿命不是很长，所以受的罪也少。我算了一下，自己还有20多年的阳寿。突然间对自己最后的结局看得清清楚楚了，心里一阵轻松，感到欣慰，没有丝毫的恐惧或遗憾。这要感谢大哥，是他的去世提示了我……有生必有死，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被死亡追赶，或者是追赶死亡。人应惧生，而不是惧死。村里蒋姓一族，长一辈的人已经没有了，我想大哥对死早有准备，也许等待好几年了。特别是一年多前大嫂去世后，对大哥来说，死就变得真切和迫近了……感到意外的只是我们。意外的理由就是他的身体还很好，这其实是很盲目的。
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离世是不失尊严地自己走，身体被彻底拖垮后再去世是被动无奈地被拉走。
我们共有弟兄四个，二哥死得最早。天津还有一个七十岁的三哥，他对家乡对大哥乃至对乡亲们的感情是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所无法比的，他坚持要回沧州亲自为大哥送行，让我暗松一口气。我原来还担心，三嫂或侄子们怕他年纪大吃不住奔丧的辛苦，不让他回去。那样我就成了家中惟一的长辈，一个长辈在丧礼上应该怎么做我可是一窍不通。
治丧有严格的程式，极尽繁琐和铺陈，一切都得按规矩和乡俗进行。你说你有真情，很悲痛，但乱哭乱闹也不行那叫“闹丧”。“闹丧”所表达的意思是对丧事办得不满意，对帮忙的人或侄子侄女们有意见，想找茬闹事。会说你在天津呆了几年，故意狗长犄角——羊（洋）式的。我可不想叫本家的晚辈和村里的乡亲们说闲话，最好是一切都做得中规中矩。哭要会哭，说要会说，站要会站，跪要会跪，走要会走……在治丧的全过程中，每一项程序都有许多人在围着观看，你做错一点就会惹得议论纷纷或被指指戳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奔到兄长的灵堂前，是该跪着哭呢？还是弯着腰哭？
有三哥在，我就省心了，一切按着他的样子做就行。偏我有个毛病，性情急躁，说话快，动作快，走路快。到了大哥生前居住的门口，一大群乡亲在盯着我们，不说话，不打招呼，连做棺材的也停了手直瞪瞪地看我们怎样哭，有人扭头跑进院子，想必是给侄子们送信儿，院子里立刻传出爆炸性的哭声。这一紧张我就忘记等三哥了，也许是急于想见到大哥的遗容，自己腿长脚快地先进了院子，这时候侄子们哭着迎了出来，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先于哭声而流出来了。奔到堂屋，见大哥的身上罩着黄布，躺在一个玻璃棺材里。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水晶棺材？没听说哪个侄子发了大财能给大哥买得起水晶棺材？门外边不是正在赶做木头棺材吗？怎么不让我们见大哥最后一面就人殓了？就在我走神发愣，手足无措的时候，两个侄子扶架着三哥嚎啕着进了屋，我赶紧小声请示：
“要不要跪下哭？”“不要。”
“咱得见见大哥的面儿吧？”
“得见，”三哥发了令，“打开冰柜。”
原来那是冰柜，为了镇着大哥的遗体不会变坏。
麦收季节，正是五黄六月天上卡火的日子，浚有生命的肉体很快就会腐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一碰上事就犯傻，常常露出一股呆气。
冰柜是两半儿的，有人开始撕揭封住连接处的胶布。
要和大哥见面了，屋子里掀起一个痛哭的高潮，极富感染力，当时即便是木头人也会随着掉泪。侄女婿大声提醒哭泣者，他的声音高出所有的哭声：“不要把眼泪掉在死人身上！”
冰柜掀开了，黄布拿掉了，我见到了大哥的脸，我对这张脸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却失去了生气，显得发黄，僵硬，怪异。嘴张着，眼也半睁着……莫非因走得匆忙，有些心事未了？小侄子用手掌帮着他父亲合眼、闭嘴，口中还念叨着：“爸爸，我三伯伯、老伯伯都回来了，你老牵挂着的人都在这儿守着呐，就放心地走吧。把眼闭上吧，把嘴闭上吧，别吓着你的小孙女。”
小侄子的话又把满屋子的哭声催动得更为悲切凄厉了。但大哥的眼和嘴仍不肯痛快地紧闭上，小侄子的手掌仍然极有耐心地在大哥脸上摩挲。人死了就该闭眼，所以人们把死亡又通称“闭眼”。死而不闭眼，是死得不安，也让生者不安。这时候哭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每个人都希望大哥快点把眼和嘴闭上。于是知道大哥心思的人，或者边哭边加以解劝，或者在心里默默地跟大哥对话，就仿佛大哥还能听得到大家的话一样。
我在清明节回来的时候，知道大哥有两伴心事，一件是大侄子的儿子买房缺一点钱，另一件是二侄子的大小子还没有说上媳妇。其实这都不是大事，大侄子全家在天津，他是铸造业的能人，兼职很多，收人颇丰，他们既然想买房就一定会有办法弄到钱。二侄子的大小子才20岁出头，长得精精神神，身体健壮，尽管读书不多，在农村还能打一辈子光棍吗？我也暗暗地劝慰大哥，该闭眼时就得闭眼，该撒手的就得撒手。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儿女的儿女就更用不着你操心了。人死是高潮，所有的人都围着你转，哭你，想着你，念叨你，在三天的治丧期里你是全村人关注的中心，一个普通人不就是到死的时候才被人发现你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吗？是死成就了一生的辉煌，你已问心无愧，赶快高高兴兴地去找祖宗们和大嫂团聚去吧。
大哥的双眼终于慢慢地闭上了，嘴还微微地有点张着，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主事的人张罗着又用黄布把大哥盖上，把冰柜合拢，重新粘好胶布。我们从天津赶回来为大哥治丧的第一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大侄子把三哥和我让进里屋，要进行第二步：全家人商议丧事应该怎么办？
大侄子说：“我爸爸不在了，三伯伯、老伯伯就是我们的老人，丧事该怎么办得听您二老的。”这话说得我鼻子乂有点发酸，大哥的丧事该怎么办，主要得看大哥儿女们的意思，我相信在我和三哥回来之前他们兄弟姐妹肯定巳经商议过了。尽管大侄子说得很动情，很客气，表现了对还活着的长辈的尊重，但我和三哥却不该轻易发号施令。我让大侄子先说说他们的想法，他说：“我和三伯伯、老伯伯在天津生活，丧事怎么办都好说，村里还有三个兄弟，丧事要办得合他们的心意，该有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
大侄子说得合情合理，他的情绪也很冷静，到底是喜丧，哭归哭，哭过就算。我请三哥表态，他对侄子们的想法表示赞成，我也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或另外再提出一些要求一一除非我们是想挑刺儿。
三哥提了个我也很想知道的问题：“你们的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在老家的侄子们必须对他们父亲的两个亲弟弟有个交代。大哥和三侄子住在一起，就由老三来说：“昨天晚上，我爸爸到二哥家吃面条，前些日子有人给二哥的大小子介绍了个对象，媒人回信儿说，基本就算成了，大后天正式定亲。我爸爸高兴，吃了快两大碗，九点多钟回来先去了茅房，大概是想解完手就上炕睡觉。隔了一会儿狗叫起来了，我以为有外人来串门，出去看了看没有人，等我一回到屋里，狗就又叫个没完，我第二次出去把它喝唬了几嗓子。等我一回到屋，它叫得更凶，我突然意识到不好，赶紧往外跑，我爸爸已经堆糊在茅房外边的墙根底下了。我喊您侄媳妇把我爸爸抬到屋里，赶紧叫孩子去把我二哥和老兄弟叫来，我去请大夫。大夫来了又打针.又灌药，我爸爸就始终没有醒过来，到凌晨四点咽的气。”
如此说来大哥真的是“喜丧”——因喜而丧。成了他一块心病的孙子谈成了对象，一高兴就吃了那么多面条，老家的那种大碗，有一碗就够他那已经工作了77年的老胃对付的……大哥应该是死而瞑目的了！
亲属将治丧的大原则一经确定，帮忙的人就开始忙乎了。其实就在我们一大家子人还在东屋商量的时候，治丧的领导核心已经自然形成并开始工作了。以我本家的一位兄弟为首，他在村里是个说说道道的人物，还有一位负责记账的，一位守着一个黑人造革提兜专管钱的出纳，一位掌握治丧进程、指挥和调度一切的“总理”，另外还有两个侄子辈的人当跑腿的，负责采买。他们占据了三侄子家最好的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就成了“治丧大队”的队部，治丧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在当街一拉溜搭起了三个大棚一一都是租来的，铁管一支一架，用印了治丧图案的白布一罩，里面摆上了几十张饭桌，大出殡的架势就出来了——这几十张饭桌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丧事的规格。主家想办多大场面，就看有多少张饭桌，将饭桌摆多少天。
治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吃，根据你的家底儿，你想把丧事办到什么规模，桌上的菜应该上几个碟几个碗，约定俗成是有惯例的，你太寒碜了就让村里人和亲戚们笑话，甚至会怪罪。大哥的两个兄弟和长子都在天津卫做事，侄子们又想把丧事办得好看，那就得豁得出去让人吃。再说人家来吊唁都不会空着手来，烧纸是必带的，同时还要随礼，少则10元，多则几十元不等，不交钱的也会送一块幛子布料。
在民间深入人心的“吃绝户”最早就是由治丧引起的：没有儿子的人死了，在办丧事的时候人们就会拼命地吃，主家如果不大大方方地让村里人张开肚皮大吃几天，就会犯众怒，遭到唾骂。因为他继承了绝户的家产，也是白拣来的。以后演化成凡是丧事都要吃，从吃的规模看丧事办得排场不排场。吃是给死者减罪，到阴间少受苦，也是给死者的后人免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治丧大队”的成立，火头军立刻行动，在院子里和大门口两边垒灶埋锅，一笸箩一笸箩的馒头蒸出来了，一大盆一大盆的菜炒出来了，一箱箱的白酒、啤酒从供销社搬来了……本家兄弟以及为丧事帮忙的人，理所当然要在丧事上吃，外村来吊唁的人随到随吃，流水的筵席就算开张了——所谓“流水席”就是指吃饭的人像流水一样哗哗流不断，前边的人刚吃完，后边的人又接上来。或者前边的人还没有吃完，后来的人已经在等着了。
但是孝子们——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外侄孙子、外侄孙女们以及我们从天津去的一帮人，吃饭要自己想办法，或者见缝插针地从灶上摸个馒头盛碗菜。找个地方三下五二地划拉到肚子里去，或者到哪个侄子的家里让&媳妇抽空给做碗汤喝。所有参与办丧事的人都是在帮我们家的忙，从情理上说我们应该照顾人家，人家没有义务还要照顾我们。可是整个丧事有自己的领导机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听从“治丧大队部”的号令，我们倒成了局外人。
“治丧大队部”的几位核心人物，他们坐在炕上天南地北，家长里短，说得开心，笑得痛快。三天里他们很少下炕，更难得出屋，灶上炒出了菜先端给大队部的领导，他们喝的酒也比外面那几十桌上的酒高一个档次，丧事操办过程中的大事小事都得请示他们以后才能办——办丧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平时农村干部的权威性了。
其实，大哥也被冷落在一边了。这些人并不悲伤，无非是想借他的死热闹一下，大吃大喝，猜拳斗嘴，过过酒瘾，而且吃喝完了还不会感谢他。因为谁都知道，很会过日子的大哥，在他活着的时候是绝不会请这么多人到家里来十个碟八个碗地吃喝一通的。如此看来，与其死后被动地挨吃，真不如活着的时候主动请人来吃……三天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寂寞的大哥的棺材旁边，和认识的乡亲说话，回想我在村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好奇地看着丧事乱糟糟地以吃为中心地在向前推进。
第二天的主要程序是火化这令我大为不解，已经拉开架势要把丧事办得热闹、堂皇，还做成了那么结实壮观的棺材，为什么还要火化呢？“治丧大队部”的头头向我解释：现在农村不许土葬，谁家死了人偷着埋了，让村委会知道了，不仅要把人挖出来照样送到炉子里去烧，还要罚款。没有人敢惹那个麻烦，于是农民们想出了这个招儿，死一次葬两回，先火化，后土葬。只要火化完了，你再折腾多热闹政府也不管了。
这才是农民的幽默——是无数“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中的“策”。
人们之所以惧怕火化，是因为火化完了人就彻底地消失了。因此有些老人临死前只留下一句话：“千万不要把我烧了！”现在先把人烧了，还要埋什么呢？
外面阳光很毒，热风烫人。孝子们哭着把大哥抬出来放到灵车上。沧州火化场的这种灵车却令人难以忍受，它是在普通的面包车底盘下面开了个长抽屉，把死人往里面一塞，然后让考子们坐到上面，把死了的老人踩在脚下……这时候已经没有人顾及这些了，好像火化就是这种规矩，既然不得不火化也就不得不遵守火化的规矩。
火化场在沧州市的西南角，离村子很远，正好可以让一群半大小子尽情地耍把。他们坐着一辆拖拉机在前面开道，嘟嘟嘟开得很快，鞭炮挂在拖拉机的后尾巴上，一路上噼里啪啦炸得烟尘滚滚，同时趁风把纸钱撒得漫天飘舞。
在烈阳下，这支奇怪的车队把气温搅得更热更燥了，引得路两旁的行人都捂着口鼻看热闹。好像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火葬场。
火葬场空旷而简陋。但生意不错，在大哥的前面还有两个人，大哥排在了上午的最后一炉。空荡荡的大院子里没有荫凉处，大家挤在火化炉外面的墙根下，有一位老太太在卖汽水，身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可以自由进入到火化炉跟前，在停放于炉口外面的死人跟前走来走去，不躲不怕，熟视无睹。这个姑娘长大了若分配当火化工，一定不需要别人再给她做思想工作……在漫长的等待中，孝子们都躲到凉快的墙根底下去聊天，只有大哥自己孤单单地躺在火化炉前，排队等着化为灰烬的时刻快点到来。一送进火化炉，大哥就彻底消失了，这一刻应该是孝子们痛哭的时候，生离死别嘛。对死者多看一眼是一眼，多留一会儿是一会儿，希望尽量延缓把亲人送进火化炉的时间。可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希望快一点烧，烧完了快一点回去。天也实在太热，年轻人的肚子大概早就饿了。
我默默地对大哥说：你不要怪哟，现代年轻人的孝心作作表面文章还可以，却经不住大的考验。为你的死这样大操大办，看似奔着你来的，吃的是你，花的是你，折腾的也是你。其实是你的死折腾了活着的人，吃的是活着的人，花的也是活着的人，这些花样一概与你无关，是为了活人的面子，是折腾给活人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三哥还是发了脾气。不是闹丧，是冲着乐队去的。
三哥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吹笙高手，逢年过节或赶上庙会，为唱戏的伴奏，谁家有了红白事儿，少不了也会被请去吹奏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在丧事上吹奏的是《无量佛》、《坐经曲》、《行经曲》，还有几支哀怨伤痛的悲调，乐器一响，沉痛悲伤的沮丧气氛立刻笼罩了治丧现场，也笼罩了全村。亲的热的会悲从中来，想起诸多死者的优点和好处。即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被音乐感染，心生同情，悲怜人世，都变得宽和友善了。在那种乐队的伴奏下，孝子哭得格外悲痛，来吊孝的人也哭得自然。特别是到夜晚，《无量佛》的乐曲还让人生出一种庄严沉静的感觉，梵音圣号，送死者的魂灵升天。
谁料今天花钱请来的吹鼓手们，竟在大哥的棺材旁边吹奏起现代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纤夫的爱》、《九妹》、《大花轿》……乐曲一响，年轻人就跟着唱，其实是一种喊叫：“妹妹你看着我一个劲地笑，我知道你在等我的大花轿……”叽叽嘎嘎，打打闹闹。叫孝子们还怎么哭？叫来吊孝的人想作个哭的样子都困难。乐曲与治丧的气氛格格不人，让人感到极不舒服，难怪三哥会发火。
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一支蒋姓人家的权威，吹鼓手们怎敢不听，立刻改奏治丧的曲子，围观的老老少少也都跟着散了。
外甥找到我，悄悄地说：“我们不敢张嘴，您得劝劝我三舅，不能管这种事。”
“为什么？这是办丧事，还是办喜事？”“现在办丧事都是这个样，光吹丧曲子大家不爱听，不爱听来的人就少。咱花钱请乐队不就是图个热闹吗？就得多吹人们喜欢听的，等一会儿还要点歌儿，还要跳舞呐……”
“还要跳舞？在你大舅的棺材旁边？”“对啊，怎么啦？改革开放嘛，怎么城里人倒成了老赶？既然想大办，就要求来的人越多越好，也显得我大舅一家人缘好。”
“不，你大舅现在需要的是鬼缘，这样瞎折腾把丧事办成狂欢节，叫你大舅的灵魂怎么安生？倒好像是活着的人在庆祝他的死。就不伯他的惩罚吗？”话可以这样说，但侄子们想把他们父亲的丧事办得漂亮、圆满，我和三哥只能成事不能搅事。我对外甥说，“你三舅管得对，你的道理也不错，我把你三舅拉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我们一走你就去告诉乐队，随他们的便！”
我把三哥安顿到距治丧现场还有老远的小侄子家歇着，把外甥的话去掉棱角向他学了一遍，劝他眼不见不心烦，耳不听不生气，随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有大事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我会来叫他。
等我再回到大哥身边的时候，乐队前面又围了不少人。围观者这回不是要求乐队吹奏什么歌曲，而是让一个手拿竹板，像女人一样忸怩作态、飞眼吊膀的男人给表演节目。直到有人从“治丧大队部”领来10元钱交到那人手里，他才给自己报幕：
“那我就给老少爷们儿唱一段《奴家十八恨》……”
四周响起了嘻嗜的笑声和拍掌叫好声。
在办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哭。无哭不为丧。
现在的农村虽然爱赶时髦，把丧事办成了喜怒哀乐的大杂烩，惟独还缺一项——花钱雇人哭丧。因此大哥的丧事自始至终都得靠大哥的亲属们自己哭。
死了亲人要哭，这是很正常的。在亲人刚刚咽气的时候，你怎样哭都不要紧，却不外乎古人在《方言》里所归纳出来的三种方式：哭泣不止、无泪之哭和泣极无声。私人的悲哭一旦有别人介人，有了解劝者和观看者，或者说进入正式的治丧程序，哭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一种表演。
记得1977年春天，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突然无疾而终。从天津回家奔丧的人一下火车就开始哭，从火车站到村子还有7里地，中途被接站的人劝住了一会儿，到了村边上又开始哭。那是真哭，是大哭，因为心疼父亲活得厚道，死得仁义，没有给儿女们添一点麻烦，自己悄没声地干干净净地走了，让儿女们觉得像欠了老人什么。哭起来就动真情，眼泪止不住，见到父亲的遗容会哭，想起跟父亲有关的事情会哭，听任何一个人谈起父亲也会哭……到了第二天，我和妻子的嗓子都哑了，无论再怎样用力也哭不出声音来。但丧事要办好几天，孝子们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跪在父亲灵前，一有来吊孝的就要陪着大哭，每天早、中、晚，要三次从村北头哭到村南头去报庙。孝子们的哭声支撑着治丧的全过程，治丧的悲哀氛围也要靠孝子们的哭声来营造。眼泪流干了还可以遮掩，没有声音可是非常难堪的事，甚至会被乡亲们误会为不孝。如果都像我和妻子，干流泪，干张嘴，不出声，那丧礼就变成了一幕幕哑剧，难免会被外人讥笑。
幸好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侄子侄女，还有一大帮叔伯的兄弟姐妹、孙男嫡女，他们能哭会哭，哭声沉重动情，哭词滔滔不绝。直到治丧的最后高潮，出殡、下葬，他们仍^能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让帮忙的人和村里看热闹的人无不动容。哭声是一种宣告，宣告死者生前有人疼，死后有人想，生的体面，死的也体面，生得功德圆满，死得无愧无悔。
转眼间就轮到哭我的同辈人了，一年多以前刚哭完了大嫂，现在又哭大哥。第一天哭得挺好，尤其是大哥的两个女儿，“焦肺枯肝，抽肠裂膈”，哭的时间长，且伴有形体动作，或扑天抢地，或捶胸撞头。她们的哭不是干嚎，是有内容的，一边哭一边说，诸如“我那苦命的爸爸”，“不会享福的爸爸”，“不知道疼自己的爸爸”等等。总之是将大哥的种种长处当做缺点来抱怨，即便是不相干的人听到两个侄女的哭也会鼻子发酸，陪着掉泪。人要死得风光，就得有女儿。丧事要想办得感人，不能少了女人的哭。
或许由于先火化的缘故，再加上吹鼓手们制造的嗜嗜哈哈的气氛冲淡了应有的哀恸，到第三天出殡的时候，正需要大哭特哭了，孝子们却哭不上去了。或有声无泪，或只摆摆架势走个过场。
现代人是越来越不会哭了。特别是城里人，有些死者儿女一大帮，到需要高潮的时候，却哭不出效果。效果又是给谁看的呢？把内心的悲痛表演给外人看，这悲痛的味道就变了。哭是个人的事情，应该是动于中发乎情，自然放声。
但是，既生而为人，还要讲究“做人”。“做”就有了表演给别人看的意思。哭也不能不讲究技巧了。
在一个全国性的有众多书法家和画家挥毫泼墨的场合，书法家们大都拉开架势，很有表演效果地在宣纸上大写行书或草书，笔走龙蛇，乘兴挥洒。还有的在表演杂技书法的绝活：抓着一把笔写字，或双手握笔写倒字……都很有观赏性，吸引了大批看客，有叫好的，有鼓掌的，有认不出那草字是什么鬼画符而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大厅里气氛热烈，书法表演变成了明星走穴般地演出。
此时，在边上的一张桌子旁有个坐冷板凳的人，看上去他的年纪当在50岁左右，戴一副老式的紫框眼镜，气定神清地在写楷书：“借书消茗困，索句写梅真……”他身后除我之外再无其他旁观者，这让我也有条件静下心来仔细端详他的字——看着看着，他写好的字竟和宣纸离了股儿，单独凸现出来，一笔一画都像是黑亮的圆棍儿，力道迸射，处处藏锋。
在这种书法大表演的热闹场所，难得见到写楷书的人。尽管当今中国的书法家格外地多，领导同志大部分是当然的书法家，还有一批敢在纸上用笔划拉的人……因此瞎划拉可以滥竽充数，可以冒充行草。能一笔一画把中国字写得像字的人似乎倒不多见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厅里安静下来了，观众们舍弃了龙飞凤舞和杂耍表演，都围过来看楷书。他的楷书生出一股静气，能让人们立刻定住神沉下心，平息躁热，从内里生出一股清凉。恰如苏东坡所唱：“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这位能在闹中取静写楷书的人就是阎宝忠。举办全国书法大赛，在8万件楷书作品中阎宝忠轻松夺冠。他觉得无趣，以后便改由他的学生参赛，竟也连拿几次第一名。其实，他只是以楷书立本，在这种场合写楷书比较容易。他真正见长的还是行草。但要草出境界，草出性情，草出修养和品格，草出生命的乐感和动态，又谈何容易！
日本的神户议会大厅里悬挂着12幅中国书法作品，全都是阎宝忠的行书和大草。南方一收藏家，慕名以5000元买他4个草字……他被认为是个怪人，极少参与书法界的活动，字不贱卖，要卖就必须物有所值。常常被误解为架子大。
一朋友找他要过一个用朱砂写就的近一米半高的“寿”字。想不到那位朋友不光“眼富”，见多识广，还能“通天”。在杨尚昆过80岁生日的时候他把那个“寿”字作为贺礼送去了，一时惊动四座，获得交口称赞。同样也喜欢书画作品的万里，似乎对那个“寿”字格外欣赏……轮到万里过80大寿的时候，有人也想送这样一个“寿”字，请许多书法家写了，都不满意。最后追本溯源找到阎宝忠，他凝神提笔，一挥而就。
没错，就是他！那个巨大的红色“寿”字，挺立着一种独特的气势，又包裹着一份厚重，一团祥和。
当阎宝忠知道自己的字被送给了谁，他作为书法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架子”再也拿不起来了。写“寿”字送人，就是给人添寿。可以给领导者添寿，更应该给平头百姓添寿——一家画社的一位低级行政人员病重住院，需做大手术。医生提出：“我家里有四扇屏一直空着，你是画社的，找个书法家给写四幅好字没问题吧？”问题大着哪，正因为他在画社才知道求人写字之难，不必说还非得要好字，就是臭字，也得论尺寸，论字数多少收钱。许多书法家都在门口贴着卖字的价目表，并附言：请不带钱来想白求字的人免开尊口。再说他一个打杂的，跟社里的书法家也说不上话呀？
纵使他有天大的难处，一个病人跟主刀的医生也不敢“牙迸半个不字”！病人的女儿恰巧是阎宝忠女儿的同学，他听女儿讲了这件事，立刻问了四扇屏的尺寸，写好后请医生过目，不满意再重写。医生自然大喜过望。
这样的事多啦，久而久之，阎宝忠本人却变得有名无“实（惠）”了。他的女儿将要大学毕业，一家三口还住在一个独单元的房子里。夫人和女儿受他的影响，也都写一笔好字，常常在一间屋子里摆开两张写字桌，阎宝忠就只能站着当老师了。但一家人活得很惬意，其乐融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急着用钱了，就到他那里去拿，三千、两千……有一次他去看望天津书法界泰斗式的人物余明善老先生，请老先生给自己的斗室起个名号，老先生未假思索就脱口而出：馨石斋（心实在）。
社会哄抬什么，什么就会泛滥——在美国，拳击挣钱快，打拳的人就多。在南美和欧洲，踢足球出人头地的机会多，因此球星就多。这些年，中国新开张的商店多，等着题字的门脸多，附庸风雅的人多，买字求字的人多，于是就把书法家抬起来了。有本事的贵卖，本事小的贱卖——名之为“薄利多销”，一幅字只卖20元、30元、40元……给钱就卖。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抢占市场。因此书法家买房子置地（坟地）已不成问题，有人还可以在高级宾馆里有长期包房。
我问阎宝忠，以他的名头，过如此简朴的生活，心里平和吗？
他说，别人有钱没钱跟你怎么活法有什么关系？一人一个活法，关键是自己的心态。过去唱戏的有位金少山，玩艺儿最好，到死的时候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书画界也不都是有钱的，谁跟钱也没有仇，名人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字写得跟别人的字不一样吧？为什么我非要跟别人活得一样呢？字可以卖钱，一味地靠字敛钱，实际是对自己的字没有信心，只能用钱来充实自己。
果然是“馨石斋”斋主。我想，一个乐于给别人添寿的人，他自己也会增寿的。
“五大道”传奇
在天津人的心目中，“五大道”代表着一段历史，是一片神秘的街区，仿佛每一条胡同、每一个深宅大院里都藏着无尽的故事……其实“五大道”并不大。不仅和新修的环线，射线无法相比，就是和过去的老道，如和平路、中山路、南京路等也无法相比。常德道充其量不过千米左右，是一条半截子道。而且“五大道”区域内的建筑也多是“小洋楼”……“小”何以被冠为“大”呢？
按人们的习惯，给一件事物加上一个“大”字，是表示一种尊崇，一种敬畏，一种激赏。如“大中华”、“大英帝国”、“大老美”，总统就是总统，身材并不特别高大的孙中山却被称为“大总统”，明明是小孩子可以叫做“大胖小子”，老虎也常被叫成“大老虎”。
“五大道”不是正道，既不由正南通向正北，也不是连接正东正西。而是斜飘飘地从西南通向东北。这也许恰好“歪打正着”——天津常被外地人看成是一座“斜城”，进了市区如进迷宫，找不到一条直道。历史曲折，环境曲折，太直了反而难以通达，难以成名。
“五大道”也不是只有五条道。至少有三个版本，一说从马场道往北数五条道，不包括成都道；一说从成都道往南数五条道，没有马场道；还有一说不算半截的常德道……总之构成“五大道”气象的是六条道，不管是从南边砍去一刀，还是从北边削去一块，或者从中间抽走一条，“五大道”的景观就都不完整了。
“五大道”凝固了天津的近代史。天津最早的繁华商业区在东北角，到明清时期，城里成了政治文化中心，即所谓的“北门富，东门贵，南门穷，西门贱”。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人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发，天津市的中心逐渐南移，产生了劝业场商业区以及“五大道”。
细说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首先在天津开辟“租界地”，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至少有八个国家在天津建立了“租界地”。至今，其他国家的“租界地”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消亡了，人们已记不清楚它们的区域和界线，即便还有残留的痕迹也正在逐渐消亡。惟原来属于英国“租界地”的“五大道”，虽历经近一个世纪，却声名不衰，《今晚报》能以“五大道”命题征文，也足见其魅力随着岁月的流失似有增无减。
这是为什么呢？
天津曾经是一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五大道”正是这种色彩的徽记。成都道最早叫“伦敦道”，大理道则以英属的“新加坡”命名，马场道——顾名思义是通向英商赛马场的道，最早曾以“英国租界董事会董事长”德璀琳的名字命名……后来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军阀连年混战，一批中国的官僚政客，清末贵族，各路军阀，以及洋行买办，豪绅巨贾，都纷纷进入英租界栖身，以求庇护。如袁世凯、黎元洪、冯玉祥，清王朝的庆亲王载振，大太监小德张，国民党将领鹿仲麟等等。他们买地建楼，争奇斗异，装修奢华，于是构成了“天津小洋楼”群，被世人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道以楼荣，楼因道贵。再加上绿树环抱，见缝插针的草地、花坛和小花园，使得“五大道”区域整洁幽静，形成一种特殊的居住环境，被视为“非等闲人可以跻身的特殊地域”。
“五大道”是凝固的历史，是耻辱的标记，同时又是天津市发展、变迁的见证。
这五条幸运的大道，甚至到现在还是天津市的一道景观。这又引人思索许多东西——因为它是“五大道”，而不是一条道，成片，成规模，用眼下时兴的话说是一个“小区”。所以能成气候，能留存下来成为历史。
但是，古往今来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分成许多住宅小区的。天津也一样，平民区有谦德庄、西于庄、同福庄，高档区有小白褛、滨江道、官银号……为什么都没有形成“五大道”的效应呢？解放后，工人当家做主，建了一些工人新村，如中山门、丁字沽，现在是“危陋平房改造”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也建了一些新的住宅小区，比如“天拖南小区”，刚建成的时候是何等漂亮，现在又如何呢？
在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最耐久的就是建筑。它所表现的文化艺术意义也最为丰富和强烈。一座建筑，特别的是一片小区，从一规划设计的时候起，赋予其很髙的文化品位，凝固住民族的思想和艺术，以后才有可能成为凝固的历史。如果一建成就是个该拆掉的东西，毫无文化价值可言，又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建筑或小区会“成气候”，“凝固住历史”呢？
“五大道”是七八十年前修建的道路，至今仍不落后，比有些新开的道路还要宽一而有些新路，通车就塞&“五大道”虽坐落在市区，四周被闹市包围，却能闹中取静——这一格外被现代人所珍视。因为住在市区的人们，现在想散步都困难了，大道上跑车，便道上摆车，满眼是灰尘，满嘴吸废气……现代人似乎正在执著地实现卢梭的预言：“城市是人类的垃圾堆”。《汉书》里也说：“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羸，日游都市。”现在的城市越来越集市化，几乎是街街为市场，无路不摆摊儿。
就这样，在时代更迭的不断对比中，“五大道”成了一本书^这本书曾经被封锁过，被想望过，被批判过，被保护过，现在却被人读出了一点味道……何为神医？
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恐惧，创造了许多美丽的神话。
由于人类对自己身体的崇拜和恐惧，最喜欢神化医生这一职业。
从古到今，每个时代都流传着一些神医的故事。但，于今为烈。各式各样神神道道的人充斥社会，预测疾病，意到病除，无所不能，玄之又玄。我也曾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人物，在没有见到他们之前，只听传说，大体是相信的，对他们充满好奇和敬意。一旦面对面地跟他们交谈，看他们治病，听他们的“带功报告”，立刻充满了失望和疑虑，神秘性顿失。凡这类活动我都不能坚持到底。
回想这许多年来，亲眼见过的奇迹只有一回——四年前，有位朋友的姐姐患红斑狼疮陷于最后阶段的昏迷，形容枯槁，精气神已散，被天津市最具权威性的一家大医院判了死刑，劝家属把病人抬回去安排后事。
这时候，一个意外的机缘我认识了杭州的中医大夫来春荣，得知他又以诊治红斑狼疮擅长，便把他请到天津给朋友的姐姐试试，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呗。他见过病人之后说：“先吃三付药让她醒过来，七付药之后能吃东西，春节前让她下地过年。”当时距春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来春荣有点漫不经心，却又说得斩钉截铁。让我这个引荐人在旁边脸红心跳，无地自容。根据我的经验，敢说这种大话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神医，一种是骗子。而来春荣怎么看都不像是神医，刚40岁上下，既非医学院毕业，也没有祖传秘籍，据传闻他不过是有奇遇，遇奇人，获奇方……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医生一般说来都有两个特点：
一，不爱多说话，板着面孔，对不认识的病人问十句也未必肯回答一句。
二，开处方如同鬼画符，只有收费和发药的“小鬼”才看得懂他们写的东西。
倘你碰上一个不是神医却会神聊的家伙，从古到今，从神到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你就要小心了。这很有可能是巫医、术士，或顶多是个三流医生。
病人对医生的话最为敏感，听得最认真，分析得最透彻，联想最丰富。有一句话跟实际情况不符，就会引起病人的猜忌，或者造成心理负担，或者对医生失去信任。所以聪明的医生不多说话，以沉默藏拙，掩饰自己的不懂和没有把握。非讲不可的时候也只讲自己精通的和有把握的知识，或者贩卖医学常识。
来春荣正好相反，几乎是口无遮拦，有问必答，答则语气坚定，绝不模棱两可，吞吞吐吐。比如他问我：“人都是怎么死的？”
我说：“你是医生，这个问题理应由你来回答。”他似乎就等着我这样来反问他，其实他在问我之前早就有答案了：“世界上的病人死有三种原因。一，被医生吓死的，有些病藏于人体原无大碍，经医生一吓唬，病人经常想哪个部位哪个部位肯定是要出问题了。二，吃错药死的，药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有毒，误服、错服自不必说，即便开始是对症的药，每个人情况不同，身体的状况千差万别，病情千变万化，而现在的药变成了机器的标准件，千人用一个方子，万人吃同一种药，应该随着人体、病情、时令不断变化的药反倒成了以不变应万变，焉有不中毒的道理？无非是有的急性中毒，有的慢性中毒。三，乱吃营养品吃死的……”
如果说，对他的许多观点一时还无法验证的话，那么验证他在病人家属面前吹下的大话可是太容易了。3天、7天，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朋友的姐姐果真像来春荣许诺的那样，准时而有节奏地一点点康复起来。一年后重回外贸行业，现在满面红光，活得忙碌而得意。
这不能不说有点神。能如此地起死回生。大概可以算做是神医了吧？
当病人称他为救命恩人，对他千恩万谢的时候，来春荣又显得有点漫不经心。我从旁观察他，他不是傲慢，不是故作矜持，而是一种不经意，不太看重这个，不想拿这件事情刻意渲染。
说明这样的事情他经得多了。或者说经他的手救活过不少人。
救人一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就是医生为什么容易被神化的原因。疾病的方式数不胜数，且富扩张性，仿佛使整个世界都在逐渐萎缩。正是疾病的强烈，突出了医生的价值。强大有效的治疗，使真正优秀的医生有了高人一等的乐观和自信。
人们越是相信他是神医，心就越容易变成一扇空门，打开来迎接他，他医治起来会更容易些，真的就有可能成为神。神是人造的，人们愿意信奉什么，就会造一个什么样的神。
由于我对来春荣这个人发生了兴趣，这些年来就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踪。他以杭州作为大本营，在北京、天津、沈阳、广州、上海等许多城市设立医疗点，或跟当地的医院合作，用大卡车载着草药向全国发送。眼下城市里的许多国家医院萧条，他一去病人就排长队，既救了病人，又救活了医院。他把每个月的时间分成几段，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我相信，中国有绝招儿、能治绝症的好医生有的是，但像来春荣这样确有绝招儿，又善于经营自己绝招儿的医生就不多了。所以他发了大财。他有了钱，就更有条件舍医舍药，做种种好事，医术就被传得更神，连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头头，都慕名请他给看病。
看看，一个神医就这样诞生了。你认为他不是神，有人相信他是神；他对你不灵，对别的人也许就灵。一方神灵保佑一方百姓，一方百姓守着一方水土，所以天下的神灵很多。
据说，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过求医的“皇榜”，谁若能征服红斑狼疮、癌症和爱滋病中的任何一种绝症，就为谁在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大楼前竖一座铜像。来春荣曾向我表示过他志在必得。当时我认为这不过是“草泽医人”的口吐狂言，现在却愿意真诚地预祝他成功。
无冕之王
——访赵浩生
人们习惯于将这个称号送给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尤其愿意这样称谓记者。可我观察了几十年，还没有真正碰上一个配这种称号十分妥帖的人一一或者因为缺乏王者气象，或者虽具备了王者风范却有意无意地错过或躲开这种王者效应。
最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海文市，意外地遇到了赵浩生老先生，心里豁然一亮：他正是当代的无冕之王！
美国人讨厌一个“老”字，不喜欢被人称为“赵老”、“董老”、“夏老”或别的什么老。宁愿被直呼其名，或简化为“老赵”、“老董”、“老夏”。好像把“老”字放在前面比放到后面要显得年轻得多。赵浩生，我估算其年龄当在“七老八十”之间，按中国人的习惯实在是不敢不尊称一个“老”字。但老先生的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谈吐之诙谐，令人绝倒。
他住着一栋漂亮的大房子，后面是一溜敞亮的大窗户，和邻居的房子中间是一片草坪，周遭有树林。赵先生说：“这草坪是两家的，但我们不在中间竖篱笆，他看就都是他的，我看就都是我的。常有成群的野鹿和野鸡光顾这里，它们站在我的后窗户跟前向里面扒头探脑。这里的野物不是怕我看它们，而是它们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对我进行騷扰……”
他的谈话天上地下，从古到今，东西南北中，纵横捭阖，妙趣横生。根据眼前一张有张学良的合影照片，赵浩生又谈到了这位“少帅”当年的轶事，当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曾写诗嘲讽他在战乱中还太过多情：“赵四风流朱五狂，惟有胡蝶正当行。美人关前英雄冢，七万东师下沈阳。”作为回应，张学良也做诗自嘲：“自古英雄皆好色，好色不都是英雄，我本不是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多么地坦率，几乎可以说坦率得可爱了。据说“西安事变”后有人问周恩来，张学良为什么那么傻，非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感慨系之地说了一句令人深长思之的话：张将军看京剧看得太多了！
在轻松的谈笑中赵老先生能很快让人喜欢上他。我一向认为，从心里喜欢上一个老人、为其魅力所征服，比尊敬和钦佩一个老人更难。
老先生的家庭就是一个小联合国：他是美籍华人，夫人是日本人，儿子惠程耶鲁大学毕业后到泰国工作，娶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在泰国生了个具有中、日、菲三国血统的儿子。女儿惠纯在纽约大学任教，用英语写作，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猴王》，颇受注意……更不知未来的夫婿会选哪一个国家的人？
他介绍自己人生的多色彩和多重身份时说：“有人称我是中国的儿子，日本的女婿，美国的公民。”
先讲他的“中国情绪”。每年至少回中国三次，近22年来已经回去76次了，在北京饭店住了12年，在王府饭店住了9年。他从中国回美国叫“出国”，从美囯去中国叫“回国”。他这样描述自己每月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星期闹时差反应；第二个星期向夫人报账，把在中国乘出租车的烂票子缴上去；第三个星期坐立不安；第四个星期买票回国。
他回国后必不可少的一种享受，是每天清晨早早地起来去寻找北京老戏迷的胡琴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路口，天坛的长廊下和筒子河的路边，常有一群老头儿扯开嗓门在过戏瘾。由于只有一把胡琴，老戏迷们不得不排着队等候，.轮流着一段一段地清唱。赵浩生也不例外，想过戏瘾也得排着，惟其这样排半天队方能轮上唱两口，才更觉有味儿。老戏迷们记不住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只称呼他为“赵大爷”。这位“赵大爷”个头不高，气色不错，留着灰白的小平头，一嘴京腔，张口爱逗乐儿，人缘儿挺好……赵浩生自称有“三乐”：唱戏、教书和采访。老先生曾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退休后担任了米勒公司的高级顾问——米勒被尊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曾是卡特任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是米勒公司的董事长。时间长了他觉得老给别人当顾问是嘴把式，光说不练01992年，便联络一位朋友，投资北京一家乡镇企业，办起了一个工业公司，赵浩生自任董事长。不能只是站在路边清唱，要真正登台演练一番。
他说：我跟中国的联系不只是血缘关系，而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起来的全部人生。我是外籍，可不是外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中国做点什么……但他又调侃自己对于工业是外行，是不懂事的董事长。企业干成功了，就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失败了也要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运作至今，老先生声称钢铁还在炼着，只是相当困难，总算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今年初，作为“日本的姑爷”，赵浩生盛情难却地答应了日本银行公会的邀请去讲课，日方还希望他能讲讲亚洲金融风暴和中国的经济现状。我随口问了一句：“能给日本的金融家上课，你的日语想必是讲得非常之好了？”
他说：“马马虎虎，我的日语水平就是能够骗来一个日本姑娘当老婆。”
待到讲课日期临近了，他忽然又觉得心里没有底，赶紧绐朱镕基总理写信，要求回答一些问题，紧急补充金融知识。朱总理让国家银行的行长戴相龙约见老先生，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帮着他剖析当今世界的金融形势……其后他在日本的讲演大获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就有点“无冕之王”的气势了，敢于向大人物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大人物们竟都不拒绝他的要求。我在他的书房里看见两幅照片，一幅是他和江泽民交谈的照片，旁边放着江泽民送给他的礼物。另一幅是他采访李登辉的照片，旁边放着李登辉送给他的纪念品。
我说，在您这间房子里，国共再一次合作，祖国实现统一了！
于是，他讲了数次去台湾采访高层人物的故事：
1966年，赵浩生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到台湾采访，夜里12点钟的时候，当时的新闻局长沈剑虹通知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要见他，这是一般礼节性的会见，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第二天在走进总统会客厅的时候，赵浩生对陪同的沈剑虹说：“我恐怕要向蒋总统提几个问题。”
沈剑虹断然拒绝：“不行，你要想提问题必须提前书面呈报。”
赵浩生说：“我试试，总统回答我就提，不回答就算。”
沈剑虹变色：“那也不行！”这时候副官唱名：“赵浩生教授到。”蒋介石走了出来，与赵浩生握手，然后在靠背椅上坐下，开始客套性地询问，诸如：什么时候来的？看了些什么？赵浩生一一作了回答，蒋介石问：“有什么意见？”赵说：“有。”
沈剑虹十分紧张。赵浩生却自管说下去：“我是教书的，这次来看到全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好，我很有兴趣，想采访这方面的情况，请总统发话给我方便。”
原来蒋介石非常重视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正是他亲自倡导的，他一谈就谈了半个多小时。
回美后赵浩生在“海外观察”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亚洲的政治经济、各种人物以及山水风貌的文章，海外报刊纷纷转载，惟台湾的报刊一篇都不采用。原因是赵浩生在文章里说了一些诸如“蒋介石的头发比过去白了”之类的话，被视为不敬。那个年代描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专门用语，形容毛泽东必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描写蒋介石得是“戎装佩剑，两目炯炯”。
我问赵先生：“在您采访过的人中谁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他说：“周恩来。世界上有两个政治家最了解新闻的价值，最善于发挥新闻的功能，跟新闻记者的关系最好，一位是罗斯福，一位就是周恩来。我第一次采访他是1946年，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的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由翻译龚澎再把他的话译成英文。他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赵浩生这大半生可谓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早年做过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东南日报》的记者，1948年被派驻日本。中国解放后给当时的新闻局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回国，但迟迟得不到答复，这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想回国已经回不去了，就转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又教书……作为教授，桃李满天下；作为记者，朋友遍天下；作为作家，著作等身。
我读过一篇文章，记得说他还上过黄埔军校，便请教老先生是否真有此事。赵浩生笑着又讲了一段趣事——1992年，他第三次去台湾，采访素来不喜欢新闻记者、又最不好说话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赵浩生自报的头衔是教授。一见面就对郝柏村说：“郝院长，咱们俩个是同学，你是我的学长。”
郝柏村奇怪：“这怎么可能？我是当兵的，你是教书的。”
“是的，你是黄埔十二期，我是黄埔十四期。”“你怎么改行了？”
“我刚入黄埔时，基本训练受不了，就跑了。”郝柏村哈哈大笑：“你原来是个逃兵啊！”赵浩生：“这不向你自首来了吗？”气氛顿时活跃了，他接着说，“郝院长，我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老家江苏（郝是江苏盐城人），年产值已超过上海。”
郝柏村也点头：“好啊，很好。”“这是你们老乡（指江泽民）的功劳。”在随后的采访中，郝柏村谈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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