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位书法家毫无架子，字也好求，就会让人感到格外新奇，无比欣慰，然后蜂拥而至……天津书法界就真有这么一位公认“人缘儿好、好说话”的“好好先生”——宁书纶。
宁先生在书坛上也箅“有一号”——天津话里的“有一号”就是“数得着”、在前面占一席地位，相当于官场中的一二把手以下，常委以上。他八岁学书，“以唐楷人门，精习柳、欧、赵，研临隶书及魏碑诸体，博采厚积，然后确立自家面目。其行其楷秀而不媚，畅而不浮。”宁书纶至今已写了70年，从未辍笔，用秃3000多管毛笔。
老先生一管在握，汪洋恣肆，含情万里，笔墨如风行雨散，润色花开。放下笔为人，却极其谦恭仁厚，随和通达，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应诺不是一时的盛情难却或兴之所至，而是半个多世纪来一贯如此。人们都说字如人，人如字，但初识宁书纶的人，却似乎难以把一个言行规范、举止一板一眼的人同他那隽秀清丽、超逸悠然的墨字协调统一起来，反差越大，相互映衬越有趣味。只有交往深了，才能发现他的人和字在骨子里的和谐与一致。所以他的笔墨春秋就有点意味，在不计其数的书法家中，他是少数能用笔墨在宣纸上广结“天下之缘”的……与农人几年前，宁书纶接到甘肃一位农民的来信：“由于国家政策好，我发家致富了，盖了新房子，屋里想挂幅字，字比年画好，永不过时，永远好看，偏巧我的先人传下来一幅于右任的中堂，想配副对联。想来想去求您最合适，因为您人好字好……”宁先生着着实实地惊奇了一番，感动了一番，如今的农民可真了不得，居然收藏着于右任的字，更怪的是还知道有他这个宁书纶，知道他在天津。虽然地址写的驴唇不对马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许多年来他可没少收到这样的怪信，只要前面写上了天津市，后面不管胡乱写个什么地方，邮递员总能把信送到他的手上。
宁书纶当晚就写了副对子：“丽日风和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
第二天亲自到邮局寄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农民又来信，说没有收到，老先生再写一副寄去。这回收到了，还寄来二斤炒蚕豆表示感谢——蚕豆炒熟后叫“蹦豆儿”像玻璃球一样又硬又脆，当然也很香。宁先生开心大笑，即便自己有副钢嘴铁牙，用了快八十年也已松动破损，对付不了这硬蚕豆啦！
他把炒蚕豆送了人，却紧跟着又接到七八个甘肃农民的来信，也都说自己有幅于右任的中堂，要配副对子……又逗得老先生好不开心地笑了一阵，以后很长时间只要一提起这件事还会笑。这就是农民，编瞎话也不换个词儿，于右任哪有那么多的中堂都藏在他们甘肃农村？但他还是——写好寄去。此事曾在书画圏儿里传为笑谈，有人笑他迂，明明知道人家在骗他的字，还去上当，而且是上农民的当。
宁书纶有自己的解释：“人家能骗我什么？不就是几张纸、几十块钱的邮费吗？我从小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人家求副对子可不能驳这个面子。国家级的领导人找我要过字，我感到荣幸。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农民找我要字。这份荣幸更让我动心……”
作为书法界的名人，宁书纶免不了要参加一些有外国人在场的聚会。这些洋人有的买过他的字，有的向他要过字，大多是为了留作纪念，给自己增加一点中国文化色彩，或者纯粹是觉得中国字好看，附庸风雅给环境增加一点美感。有一家中外合资的缝纫机制造公司的外方技师，人称“大西洪”，买了幅宁书纶的字挂在房间里，一有机会就向人夸耀：“中国的毛笔字漂亮得像大美人，风情万种，姿态妍美，我每当想念妻子了，就看墙上的这幅字。”
一个不懂中国书法的外国人，倒没有完全说错，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里就说过，“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大西洪”存的那幅宁书纶的长条行书：“从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确实写得情驰神纵，飘逸脱尘，望之如灵如动，精魄射人。“大西洪”越看越爱，越看越秀，字似通神，越久越美。渐渐地他“走火人魔”，想尽办法，托人打听，一定要见见能写出这种字的人长得是什么样？偏赶上那几天宁先生感冒住院，“大西洪”闯进病房，见到了一位清癯长者，神清气和，善意迎人，脸上一团笑纹：“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没有吓你一大跳吧？”
“大西洪’‘不知如何作答。老人哈哈大笑，感冒顿消’一身轻松：“有个作家早就说过了，你觉得鸡蛋好吃就行了，又何必非要看看下蛋的老母鸡呢！”
“大西洪”只是一再表示歉意，来得唐突，没有带鲜花，没有买礼品，临走拿出一百美元非要塞给护士。
其实，靠笔墨真正能结下点缘分的，还是跟东方的“洋人”，他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书法艺术上容易沟通。
几年前，在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宁书纶被朋友拉到一个小型聚会上，在场的一位八十多岁的日本人山川育英，当年并没有作为侵华的日本兵在中国作过恶，席间却两次站起身，为日本侵华所犯的罪行躬身谢罪，言辞诚恳，老眼滴泪。他喜欢书法，饭后向宁先生求字。宁先生大概是对他刚才的谢罪表现感到欣慰，便慨然应允，顺笔改了一下陆机的句子，把“山、川”两个字嵌在其中：“山蕴玉而增辉，川怀珠而添媚。”山川育英大喜过望，深躬施礼后就在祅袖上抠索，最后抠下一粒纽扣样的宝石作为回赠，宁书纶坚辞不受。但此后，逢年过节，山川育英必来信问候，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字体丰厚端凝，表达一种由衷的敬意。
韩国人也有这股劲^宁书纶先后曾在神州书画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处教授书法二十余年，当然以教授中国学生为主，几十年下来门生两千，也箅是一番气象！这其中自然也有一批外国学生，他们都有自己朐专业，只是利用在中国留学之便选修中国书法艺术。
宁书纶自编教材，这倒逼得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法理论著作：《赵体书写指南》、《楷书千字文技法》、《行书（圣教序）书法技法》、《宁书纶书法集》等，有时连毛笔都是他给学生提供……在这些洋弟子中尤以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学得最认真，有的留学期满后又特意多留两年，专门跟他学中国书法。回国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寄来一封长信，厚厚的一大沓子，多用正楷，有的也用行书或隶书，实际是向老师交作业。宁书纶批改后，一一回信加以说明。积几十年来的“信作业”他装订成四大册《艺海飞鸿》。
有位韩国学生柳英绪，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了。1998年春节，宁先生给这位海外弟子中最得意的门生回赠了一副春联：
野竹上青霄才见早春莺出谷，祧花飞绿水更逢晴日柳含烟。
1983年，李瑞环率天津市政府代表团访问日本，邀请宁书纶同行。这样的一个团里有一位书法家，自然格外受人瞩目，其责任不言自明。日方在神户大饭店请他即兴挥毫，名为“书法表演”，实则是展示中华文化。日本也是个重书法的民族，在场的有不少日本书道高手。那架势一摆又像是一场笔墨擂台。宁书纶先用行书写了一幅中堂；录的是韩愈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围观者先被纸面上充盈激荡的气势所震慑，然后请求讲解词意，待宁书纶注释完，那些日本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书法高人、纷纷上前，有的要收藏他的字，有的请他再写一幅，神户大酒店的老板沾地主之光先把字拿走，表示不仅要裱糊珍藏，还要缩小精印，广为宣传，作为酒店全体员工的座右铭。当宁书纶到京都，写了一个楷书的“和”字，求字者竟跪伏于地，双手高举着接他的字。就这样，他结交了一批自称是他的学生的日本书法家。
在天津的文化圈儿里传着一句话：“有事找宁老！”
一位热心的记者，将一位垂危的无亲无友的四川籍打工妹送进了医院。然后就把宁书纶请到了义卖现场。救人更胜救火，得动真格的，“春日同和秋霜方厉，南山争高北海度深。”“姹紫嫣红耻笑颦，独从末路见精神……”他连写两大张，按当时的价格每张千元。
前年的一天，古籍出版社一位性情内向的编辑突然敲开了宁书纶的家门：“妹妹和妹夫都被汽油烧伤，面积达959^，得需要大量的书法作品打点医生。您的字说值钱也很值钱，却又不同于现金，送人拿得出手，接礼的人也敢收，不算行贿受贿，不会给人家惹出麻烦……”宁书纶不等人家说完就问他需要多少，那位编辑憋得满脸通红，说：“得要十来张。”也真难为他了，这个口实在不好开，哪有上门求字张口就要十张的！
宁先生二话不说，把柜子打开，和夫人一起翻腾，把平时积存下的自己得意的作品都拿出来，有中堂，有条幅，有对子，数了数一共15件，包好都塞给了那位编辑。
行笔至此，要提一提宁先生的夫人——一般来说人们都讨厌书法家和画家的夫人们，不管来的是生脸儿的熟脸儿的，堵着门口不让进的是她们，进了门像防臭贼一样随时准备堵住你的嘴不让你开口要字的是她们，你如果非要不可让你先看墙上的价目表、然后伸出手叫你先交费的也是她们。宁夫人却恰恰相反，先生要说送给谁字，夫人帮着找。先生倘若感到不太满意，夫人还在旁边提醒：“那天你不是写了幅很得意的吗？大概是顺手塞到放书的柜子里啦。”于是就把最好的字翻出来给人家。也许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许多年来，为赈济救灾、为残疾人募捐、为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筹集资金，宁书纶先生捐出的书法作品无以计数。社会上曾送给他一副对联：“善行当仁不让，义举捷足为先。”
凡事都有原因，宁书纶的热心热肠也跟他的经历有关，他知道什么是穷，什么是难。三年度荒时期，他们一家住在北马路一间小平房里，白天上班，晚上练字，当时经常停电，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电费，索性天天就在煤油灯下练小楷。他谨遵古训：“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以小楷为难。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充实而有余。”还有一个原因，一练字就不感到饿了。全家人都巳经浮肿，惟母亲最苦，因为长子的早逝哭瞎了一只眼，对宁家未来的寄托全部押在宁书纶的身上，自己往嘴里放的就更少了。有天买到一把咸萝卜缨子，老人刚吃了一口就噎在了嗓子眼儿，然后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也许是长时间喝稀汤，嗓子已不适应固体物质了。眼看孝娘就要被饿死，宁书纶想办法买到几块豆腐，拿回家将豆腐放到母亲嘴边，老人拒绝下咽：“我吃不吃都没用了，你吃了比我吃强，你可千万不能饿出事来！”几天后母亲去世。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书法艺术属于“书香门第”和“富贵人家”所专有，用现在的话说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艺术”。实际上，宁书纶是贫民书法家，是大众书法家。
但，宁书纶的“不拿架子，不炒自己”，也带来一个麻烦——有好作品就送人，他的字藏于民间，自己却存不住自己的作品，要出版书法集还得现找朋友们去搜罗，这可就难了……1998年夏天，有人用书本遮住了落款儿让他看一个扇面，上面是用指甲大的小楷写的《岳阳楼记》，共计360个字，满纸工心，笔正字秀，骨骼清俊，神采璨然。他太喜欢这字了，望之惟逸，发之惟静，看上去又有点眼熟。待朋友把书本拿开，他看到了自己的落款儿。旁边站着一位衣着俭朴的老者，含笑问他：“宁先生，真的一点也认不出我来了？”
“看着面熟，但不敢贸然招呼……”那位老者告诉他：“1943年我是华丰银号的职员，您在庆益银号管总账，字写得好已经远近闻名了。有一天我求您为我写了这个扇子面儿，还有一张我到贵号办事您用毛笔给我写的字条，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五十多年啦。‘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带字的东西都烧了，就是这两件宝贝舍不得丢，东掖西藏地存了下来……”
有人劝宁书纶出高价把扇子面儿买下来，那老者却分文不要，愿意白送给他。宁书纶也实在是喜欢。不要说五十多年前的作品，他手上连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都没有。但是，自己喜欢，人家收藏者更喜欢，不喜欢就不会保存这么长时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有人能如此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正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事吗？
他终究没有要回自己的字，反而又送给收藏者一幅大字。
与杂人
杂人者——什么人都有。宁书纶到监狱讲课——不是讲书法技巧，而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人和写字一样，心端笔才正，神清字才秀，学书在法，其妙在人。并为犯人题词：“不二过”。
他对犯人尚且如此，对机关干部、团体、企业求字，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山东孔府一尊日本人赠送的孔子玉雕像，下面有碑文；广东——孙中山雕像的碑文；宋春元雕像的碑文……都是请宁书纶写的。少，的四五百字，多则八九百字，有的用正楷，有的用隶书。天津文庙的碑文两米宽、三米多长，光是在纸上叠格儿就叠了三天，然后用了十天时间才写好。
宁先生说得很实在：“现在写字的人比字还多，中国的常用字不过六七千个，全国的书法家恐怕不止这个数。既然爱上这一行，没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的。怎么传世呢？感谢政府的信赖，在一些永久性的工程上选中了我的字，得以留存于世，是天大的安慰。”
老先生活得平实，知足。因此快乐，多智。他为闹市区的一家商场题过一块大字匾额：“天海商厦”。这四个字写得充实丰灵，气感风云，经得住看，经得住评。成了当地的一景，也成了他的广告牌。每夭有成千上万的人路过此地，有意或无意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态观赏它，品评它。有心人看了这字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找到他——有北京来的部长，有九十多岁的老学究，有喜欢书法的青少年，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想方设法地找到他。来找他的人还能有别的事吗？
宁先生有几大册厚厚实实的记事簿，那也可以说是他的作品目录。几十年来，每年他都平均为500多名不认识的人写字。有人劝告他，物以稀为贵，你写这么多就不值钱啦！既然找你要字你就给，谁还再去花钱买你的字呢？
这是几句好话，老人却不以为然，一个年近八秩的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他多年坚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自古靠写字没有发财的，古人讲敬惜字纸，哪有借字纸捞钱的。我衣食住行，无忧无虑，是朋友们帮我换房买房，给孩子安排工作，我有病给我请医生，买药送药。社会待我不薄，我除去写字没有其他本事，怎么能为社会吝啬笔墨呢？要字的人多，说明社会需求量大，这是好事。你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中国字快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商品名称、价目表上白字不断，别宇连篇，甚至胡乱造字，把大白菜的菜字写成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才能的才，这算什么字？有的连门脸儿上的招牌都写错。更不要说把老袓宗留下的方块字写得歪歪扭扭，瞎瞎瘪瘪……我没有能力到马路上去给人家改正错别字，只好谁让我写我就写。这对我不过是提笔之劳，至少让大街上，让商店里，让人们的家庭居室中多一点正确的字，少一点谬误。如果再多一点美感，少一点丑陋，那就是意外之喜了。用天津话说叫混个傻人缘儿，讲点大道理叫清洁中国文字。”
这番议论没有丝毫的矫饰陈腔。老先生的笔下人生已经进人返璞归真的境界。欧阳修有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焉知写得多就不值钱？写得多，流传就广，你不存他存，你不藏他藏，也许反倒会传之久远。
国家的投影
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个人一想起自己国家脑子里就自然会出现一个形状——这是地图告诉你的。你将终生熟记这个形状，热爱这个形状，保卫这个形状，因为这个形状就是祖国的投影。我此生有幸，曾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贡献出来绘制祖国的投影……那是1960年，经过一次严格的考试，我舍弃了在工厂很有前途的一份工作穿上了海军军服。几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以后又经历了一次考试，被送到海军制图学校上学。这时&我才明白，别人当兵都是一次次地检查身体，为什么我当兵要一次次地考数学。我国政府刚刚发布了12海里领海的规定，国家急需要一批海军绘图员，把祖国海洋的形状画出来，让中国人、让全世界认识我们国家的投影，并尊重这个投影。
一个人一生总是要做过一些事后会后悔和永不会后悔的事情。我当过兵，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后悔的事情。只要你当过兵，此生就永远是兵了一一刚当兵时叫新兵，一两年后成为老兵，复员转业后被人叫做大兵……兵的色彩，兵的情结，兵的意识，将伴你终生，影响你终生。你想，二十岁上下，正是生命的黄金时期，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部队，完全可以说是对祖国的初恋。能不珍惜，能不怀念吗？只有当过兵的人才相信这样一句话：“一个男人没有当过兵，他的人生就不是完满的人生。”
我从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惟我国的沿海边疆“热战”的火星不断，且不断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是美国不承认我们的12海里领海，三天两头派军舰侵犯我们的领海，我国政府便一次次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并出动军舰一次次地把美国人从我国的领海逼出去。摩擦时有发生，从小规模的海战到空战……战斗英雄麦贤得就是我们海军的骄傲，有时一天可以发生几次摩擦，只几年的工夫我们向美国政府就提出了二百多次严重警告，打落他们几十架高空侦察机。到以后，美国的军舰干脆就耍二皮脸了，你一个没看到，他就闯进来了，你追过去，他就又退回到12海里以外，等你一个不留神，他就又溜回来了……紧张的时候我一连几个月出不了绘图室。
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没有自己像样的海图，那时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海洋，只有一些外国海军丢弃的当初为侵略中崮绘制的港口资料，既不精确，又不系统。中国人民海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海图，在海上就一动也不敢动。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自己的测量成果，精确地绘制出完备的各种比例尺的中国海洋图。也许可以说是美国人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强化了我关于祖国的概念，兵的意识就是国的意识，当兵的不能没有祖国而存在。以前在学校里培养的国家概念空洞而美好，一进部队，国家概念就变得具体、严酷、神圣，与自己息息相关，且责任重大。那时候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一言一行都和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充分体验到国家的安危就是最高法律，没有国家的力量就没有个人的存在。爱国是一种高贵的忘我的情感，“胸怀祖国”不再是一句口号，至少是祖国的海洋，从南到北，哪儿有港，哪儿有湾，哪儿有岛，哪儿是沙，哪儿是石，哪儿是泥，都烂熟于胸，分毫不差。那时，不管夜里是否回宿舍躺过一会儿或趴在图板上打过吨儿，每到早晨都格外警醒，先要知道我国政府有没有向美国提出新的警告，在什么海域？然后收听广播，中央和“苏修”论战的文章……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能记得那个年代的氛围。天上，海上，北边，南边，思想，物质，我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逼迫和侵犯，却培养起一种昂扬的情感一一爱国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当时我把自己生命的热力和理想全都凝注到海图上了，海图上有我，我心里有海，有海才有国家。
有一次我随测量小组登上虎口礁，“无地不同方觉远，共天无别始知宽”，周流乾坤混茫，远眺海天无垠。那是中国黄海最外面的一块陆地，从虎口礁再向外量12海里都是中国领海，站在礁石的高处能亲眼看得到中美军舰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领海不仅仅是水，除去国家的尊严还有海洋资源，海权之争是政治之争，更是资源之争。只要拥有了岛屿（包括礁石），就有了海域，有了海域就有海洋资源。哪个国家拥有范围更大的海洋面积，哪个国家就拥有更多的海洋资源所有权，海洋意识既是生命意识，又是国土意识。因之，争夺海洋成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和动力。一个国家只有海军强大，海权牢固，国家才会兴盛。海军弱，则海权弱，国家衰。美国远在太平洋对岸，为什么要跑到我们的家门口捣乱？它不是吃饱撑得没事干才这样的……然而，拿破仑有言：“一切帝国皆因吞噬过多，无法消化而告崩溃。”罗马帝国、拿破仑王朝、大英帝国以及希特勒无不如此。可没有一个后来的帝国会汲取前朝帝国崩溃的教训，一旦强盛起来就会遏止不住地要向外扩充，贪得无厌地吞噬。
落日惊涛，浮天骇浪，我在远离祖国的孤礁上呆了几天，看日月吞吐，受大风围困，越孤单就越想念亲友，越远离祖国心里就越有祖国。连茫茫海面上奔腾簸荡的波涛也都是翘首向大陆张望，然后一排接一排锲而不舍地向岸边涌扑，直至回到祖国的怀抱，发出一阵阵兴奋的喧哗。那时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片海浪，不屈不挠地扑回营房、扑回战友身边，一种对家对国的想望便立刻像大雾一样在我四周弥漫开来。大风一停，我被急急地接回大队，原来，美国人把对我们没有发出来的邪火撒到了越南人的头上，发动了北部湾战争。我们要援助越南，又要加班加点了……我在绘图室里除去绘制中国海图之外，还要绘制世界海图，感到一种自豪，一种信心，你只有有国家，才有世界。一个没有强大国家的人，世界也不属于你。
至今，我一想到中国军舰的舰长们使用的海图中有一些就是我绘的，心里还格外滋润和欣慰，这种感觉是出版几本著作甚或受到读者好评都无法替代。已活到知天命的年纪，人前人后从心里敢大大方方地为之骄傲的，就是曾经当过海军制图员里永远印下了祖国的投影。
末代圣人家
坐落在山东曲阜的孔府，是孔子嫡孙居住府第，被尊为“圣府”，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在黑漆大门两侧有副金字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有趣的是，上联里的“富”——是没有头的“富”，下联中的“章”——是最后一竖出了头的“章”。其意是“富贵无头，文章通天”。
一联成箴。历经千年，朝代更迭，战乱频仍，你篡我的位，我造你的反，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胜者王侯败者贼，惟孔府始终是“圣府”，孔子创立的儒教被奉为“国教”。皇帝们坐了天下大都要到曲阜拜圣人，给孔子的后人加封晋爵，或者把公主嫁给孔府——乾隆有个女儿，是皇后亲生，看相算命的说她只有嫁到比皇帝还要尊贵的人家，日后才能遇难呈祥。贵为天子人君的乾隆，认为天下只有孔府是比帝王之家还要尊贵的。
甚至连对中国烧、杀、抢、掠，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竟然也对“圣府”秋毫无犯。在孔府门前张贴布告：“尊重和保护圣裔住宅，凡日本军人禁止人内。”日军还在曲阜“成立孔教讲经班，机构庞大，还设有孔学图书馆，专供查阅有关孔学资料……每到孔子生日，日军常派人来致祭，行礼鞠躬后给香钱。”
但是，“富贵无头”人寿有限，“文章通天”天会变化。到了蒋介石时代，将孔子后人一代一代承袭下来地延续了千年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在当时的中央官员中，算是级别待遇最高的。于是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子的77代孙孔德成离开了“圣府”，到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去宣誓就职。以后，受时局左右，孔德成从曲阜到重庆，从重庆到南京，从南京又到了台湾。
“圣府”在曲阜，孔子的根基在大陆，传人却在台湾。大陆只剩下他的胞姐孔德懋了……孔德懋有女柯兰。前不久柯兰把她的新著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一见书名心头一震：《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
当年居住在孔府的“最后一代”留在大陆的，是孔德懋。孔德懋年事已高，实际上由柯兰代母发言。数年前她托孔德懋的名义写过一本《孔府内宅轶事》，海内外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人盗版偷印。其实那本书写得相当拘谨，取名“轶事”，就是不想承担“正传”的名义和责任。无非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余悸尚存。这本《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就写得自如多了，尽力贴近历史的真实，当仁不让地要为孔府立传了。
除去柯兰似也没有第二个人能为孔府立这样的传——“最后一代”早年享受过的尊荣富贵她只赶上了一个短短的尾巴，而“最后一代”后来遭受到的磨难她却全部经历过了，甚至受到了更深更大的牵累和伤害。因为她年轻，对生活对未来有着更多的理想和热望。
柯兰也出身望门，可想而知，那个年代能跟孔府结亲的绝非是一般人家。她的祖父柯风荪，年轻时中进士，入翰林，教过光绪、溥仪读书，以后任过典礼院学士、署总监督等多种要职，一生著述丰厚，有《说经札记》、《尔雅注》，、《新元史》、《蓼园文钞》、《春秋谷梁传》等等。但他的三儿子柯昌汾喜武不喜文，报考了高等警官学校——这就是柯兰的父亲。这位柯府的三少爷不懂得珍惜儒雅的孔府二小姐，很快就找了外室，冷落了孔德懋母女——“女秀才碰见兵”，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柯兰从小就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忍受孤苦，14岁时在苏州参加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复员后当过小学教员，下放过农村，参加过工人文学社——她表面上有一种努力想合时宜却老也不合时宜的雍容和孤独，但骨户里又流淌着中国圣人和清廷遗老孤忠的血，老是抑制不住写作的渴望。
后来她调进《天津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我碰巧也当过几年这个杂志的主编，就一直等着柯兰向我请创作假——我以为她应该放下一切，到曲阜去。孔府的命运和国运紧紧扣在一起，那里有许多值得写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只能她写，别人是写不了的。未等她请创作假，就被调到河西区当副区长了。许多人向她祝贺，我却深深地为她惋惜，我老以为她命中注定是为孔府而生，为文所生，官场不适合她，后来却发现，她当副区长当得很到位，优雅而从容。到届后又连选连任，直至退休。这给我一个提示，大家闺秀未必就不能当官，“圣府”和柯府的后人，为官应该是驾轻就熟的老本行。
但她终于还是为孔府写出了这本书，孔德懋有女柯兰应该感到欣慰了。当官似乎并不是她这种人的正业。她的祖父曾留下两句诗：“不信书生能误国，功名造次误书生。”
当年孔老夫子听门人们谈志愿，这个说要治理国家，那个说要努力学习，夫子问曾皙：“点，尔何如？”曾皙不好意思说，因为他的志愿不是做官，危立于朝堂宗庙之间。孔子鼓励他，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听听各人的志愿而已。曾皙才说，他的志愿就是在暮春三月，穿上新衣服，陪同五六个大人，带上六七个孩子，到沂水河游泳，再到附近的树林里吹风乘凉，然后唱着歌回来。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用现在的话说，我也要陪你去。或者说，我赞成你的想法。在孔子的后人中，也时常会有人冒出遁世的思想。柯兰的外祖父，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一生平稳，安享荣华，以他的尊贵却创作了《知足歌》、《忍讼歌》、《万空歌》等，在民间流传。其中有：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人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房也空，屋也空，转眼荒郊土一封。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官也空，职也空，数尽孽随恨，穷。车也空，马也空，物存人去影无踪。世上万般快意事，时移兴过总是空。
60多年前，孔德懋嫁到北京柯府的时候，少年孔德成送给二姐一首诗：“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千里云山烟雾遮，搔首独听雁声寒。”在一个极其喜庆的日子里，发出了这样的悲声，其实是预示了孔府及其“最后一代”的命运。
读罢柯兰的新著，不能不为圣人之后的命运和“圣府”命运感慨不巳。她能写出这一切，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谁能想得到孔府作为衍圣公府到了“最后一代”，竟把这个责任压到她的肩上。幸好她不愧是圣人之后，颇得先祖遗韵。此书的出版，也是她对“圣府”、海内外众多孔门后人以及天下关心孔府的人，一个很好的交代。
文人的激情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总觉得中国当代文坛缺点什么。
几年前认识了香港诗人王一桃，他让我、一下子认识到文坛缺的是什么了。
1995年6月，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我正好从台湾回来路过香港，在宾馆匆匆冼了把脸，就被拉去参加香港作家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晚会。晚会就是由王一桃主持的，那年他已经60岁了，声音洪亮，性格奔放，或高声独唱抗日歌曲，或即席朗诵自己刚写成的诗作……既慷慨激昂，又妙语连珠，把整台晚会主持得昂扬热烈。
他也要我出个节目，或唱一首抗日歌曲，或朗诵一首抗日诗歌，或说一个抗日时期的小故事，我选择了唱歌。可我会唱的抗日歌曲都被前面的人唱过了，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受到香港作家情绪的强烈感染，又知道这抗日歌曲是非唱不可的……正在为难的时候，能救急的一桃先生竟然给我找来一份《黄水谣》的歌谱，我依稀还能识得一点简谱，对《黄水谣》的曲调也还有点印象，准备了一下就拿着歌谱上台了，接不上了就先唱一句谱子，再唱一句歌词。一桃先生有时也站在旁边为我帮腔……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人聚会了。我赞赏香港作家的激情，并为他们的激情所感动。
等我回到内地，文坛上一片静悄悄，仿佛我们没有经历过亡国之痛，没有进行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更对世界性的庆祝反法西斯的胜利无动于衷。似乎世界的事，国家的事，全与文坛没有干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变得如此地冷漠和自私？
现代文人可能擅谈情，有隐情，能伤情，会发情、滥情、矫情，惟独缺少激情。不只是政治的民族的激情，连待人接物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真诚。通常的文人聚会，或者是正襟危坐地开大会，表情枯燥无味地说着一些枯燥无味的话，跟任何一群官员们凑在一起开的官会没有什么两样。散了会则是仨一群，俩一伙，分成无数个小圈子，各自讲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疙里疙瘩，叽叽咕咕。小人，小气，小心，小量。如果有谁慷慨激昂，一定是在述说自己碰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有哪一个小圈子里发出笑声，一定是在叙述别人的笑话，或是讲荤故事。
现代文人太聪明，太理性，太工于心计，太讲究实惠了。不会为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激动。难见“一点浩然气”，更无“千里快哉风”。甚至连“高洞紫箫吹梦想”，“俱怀逸兴壮思飞”的创作激情都没有了。因此，现代文人崇尚的是怪癖、麻木、隐秘、琐细、丑陋，反崇高、反健康、反正常、反秩序……一切就因为失去了激情。激情是灵魂的阳光，是明朗的人性，是四通八达的路，连接着真诚和友谊。
所以，现在聪明的作家多，真正优秀的作家少。因为，“激情只发生在优秀的人们之中”。
我曾多次见过王一桃，凡有他参加的活动，必定气氛活跃，让大家轻松愉快。他的眼里永远有火花闪烁，激情随时都可以感染大家，融化冰冷、生疏和不适，让大家恢复自然，恢复友好和善意。他自己也因为激情洋溢，给精神以青春，让自己的精神很容易就处于飞翔之中。所以他年年诗作丰收，人也显得充满活力，曾被老诗人晏明誉为《花甲少年》：
神采奕奕，声若洪钟。闭幕的晚宴，你高举酒杯，像高举火炬，瞬间点燃诗空。用童心拥抱每一位诗人，席间载歌载舞，活虎生龙。
只可惜，当今文坛上，像王一桃先生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书稀梦亦稀”
许多年前，老友陈国凯先生领潮换笔，给我寄来一封用电脑打印的信，我新鲜不已，钦羡不已。读后把那封信好好收藏起来，自己也开始忙着学电脑。如今，写作离不开电脑了，却轻视用电脑打印的书信——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一堆信件，先拆私人来信，在私人来信中先看手写的书信。打印信件一概不存，阅后即毁。
将心比心，为了不遭别人厌弃，我从不用电脑写信。
——这有点不好解释，喜欢用电脑写作的人为什么不喜欢电脑写的信呢？
也许信是一种很特别的感情载体。能给亲情、友情、爱情注人一种特殊的满力。见到手写的信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息，乃至对方的体温。从字体上可以看出对方的性格、气质、写信时的心境。即便是陌生人的信，也可以给收信人提供想象的多彩空间，揣度写信者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叫“见信如晤”，见字如见人，电脑信件哪有这样的功能呢？它只传达事物性。的信息，无法负载更丰富的情感内容。
有很长一段时间，书信曾帮助我了解自己的读者群，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多种阶层的不同心态。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压抑了太久的读者像作者一样，有着太多的情感需要倾诉，需要交流。那个时候，我几乎又是一篇小说一场风波，读者通过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喜和恶，在某种书程度上激发和鼓励了我的创作。
每到年底，会积存两大纸箱信件，挑出少数有价亦值的保留，其余的在夜深的时候抬到芥园里的道边上焚化，有时也用车拉到厂里，扔进一千多度的为钢坯加热的煤气炉——这个举动被一位工程师朋友称之为“葬信”。
现在如果不是即阅即毁，积存一年下来能装满两大纸箱的一定是印刷信件，手写的书信有两三个大纸袋子就足够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作品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减少，或者说已激不起读者写信的热情；其次是现在的读者都很忙，没有事情要托便轻易不写信了。我现在接到的读者来信，谈艺术的少了，让我看稿、转稿、写人情文章或办其它事情的多了。前年我写过一篇一千多字的短文《寻找悍妇》，不算编辑部，仅我本人就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全是托我成全文中那位副教授的婚姻。
想想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中半天或一个晚上，专门写信，一写就是三五十封。现在写信的数量恐怕连那时的五分之一也达不到了。
这是为什么呢？今后的手写书信真的会被电话、电子邮件和印刷品所取代吗？
宋朝刘克庄有两句诗：“别后书稀梦亦稀，忽传尺素到柴扉”。现在似乎只剩下前一句，“书稀梦亦稀”，难得再有“忽传尺素到柴扉”的好事了。
但我又不大相信，或不甘心承认世界上有一天会出现无信的局面。
人类只要不都变成机器人，还有情感在，就不可能不写信。恋人间的通信不是叫“情书”嘛，有“情”就得“书”，“书”是“情”之物。于是我也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现在还给哪些人写信，不给哪些人写信呢？‘太熟的朋友不写信，有事没事都打电话。太生的人也不轻易写信一一不好写，写不好，不写好。信基本上是写给那些还处在相互客气、相互尊事阶段的朋友。
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大概越洋电话费太贵，有事要谈或无事问候，都是写信，而且都是手写。我自然也是手写回信。基于此，我才不担心有一天地球上会书信断绝。
写信的人越来越少，只会让书信越来越珍贵。说不定有一天信会珍贵到“家书抵万金”的地步。
何为“天津卫”？
在我小的时候，从沧州到天津来，叫“下卫”。明明是“上”，偏偏叫“下”，明明是座城，为什么叫“卫”？问大人，大人说，卫就是城，就是大城，就是繁华。上就是下，下就是上，人家不都是把上关东叫作“下关东”嘛！
我又问：为什么去北京就叫“上京”、“晋京”呢？对一个少年来说，这个世界实在太难以理解了。我提的问题太多，是不可能都能得到答案的。
以后我考到天津来上学，向天津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天津卫”？仍然没有人能给我以明确的解释。大都含含糊糊地说，天津的意思就是天上的星，天上的桥，天上的渡口，卫就是木，就是雄伟，特殊，值得自豪。
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开始为“天上的渡口”自豪。寒、暑假回沧州，有人问我在哪里读书？就回答：在“天津卫”——把个“卫”字故意拉长声，以示自豪。后来杂书读得多了，知道天津是在明朝建城，由燕王朱棣定名。前些年见到一本《津门谈古》，通俗简练地介绍了“天津卫”得名的经过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大量移民……于是，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漕运发达，船舶集结，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店铺林立，贸易兴隆。当时三岔河口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汊口”和“小直沽”。天津的沽很多，号称有72沽。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
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他站在三岔河口的摆渡上，对随臣们说：这个地方大有可为，应该有个好名字，不能老是叫小直沽，它并不小嘛。随臣们自然是先请燕王赐名，朱棣两眼望着老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好名儿，有位大臣建议叫“天平”，并解释说：燕王是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不正是天平吗？老臣刘伯温反对，他说：依臣见，不如叫“天津”。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叫“津”。另外，古时洛阳曾有“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占据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应允，即刻传谕地方，将三汊沽、小直沽两个地方统一改名为“天津”。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即1404年，设置“天津卫”，修筑城墙，驻兵屯守。
所谓“卫”——就是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共分两级：“卫”和“所”。如同今天的师、团。初设“卫”时，分为“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各屯兵五千余名。过了二百多年之后，到了清朝顺治九年，即1652年，并三卫为一卫，统称“天津卫”。到1715年，即雍正三年，撤消“卫”，改为“天津州，隶属河间府管辖”。
1929年，又更名为“天津市”。由此可见，天津设“卫”不过311年，却让天津人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六百年。如果说，天津人对天津的进步和发展感到还不满足的话——尽管要让大家都满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眼下天津人的思想，似乎是格外地活跃。1998年在一首非常流行的顺口溜里有这样两句：“城市集市化，乘车大发化。”寻找大家不满足的原因，我以为跟天津人牢固的“卫意识”有关。
可以说，“卫”的意识，害了天津六百年。“卫”的意识，就是“门卫”意识。以把门儿的自居，缺少进攻意识，缺少大城市意识，缺少跟北京平等的意识，自然也就缺乏跟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竞争或在发展上超过去的意识。虽然身为直辖市，却甘当最末尾的一个。去年又增加重庆为直豁市，天津难道又要往后错一个，仍旧老末？甚至还老担心直辖市的资格会被取消！大城市意识，直辖市意识，不是狂傲、霸道，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
华盛顿并没有让相距不太远的纽约当门户，东京也不视近在咫尺的横滨、横须贺为门户，位在内陆的柏林、巴黎等，均未拉一个城市做门户。国有国门，城有城门，家有家门，不能让别的国家当你这个国家的门，也不能让别人的家当你家的门，为什么要让另一个城市成为你这个城市的门呢？如果非要一个门，全国所有城市都是首都的门。至少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张家口、大同、太原，应该跟天津一样都是北京的门户。
数百年的“卫”意识，“卫”死了天津人的眼界，困住了思维，束缚了手脚，只盯着自己的家门口。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天津人外出闯天下的很少，“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广东、浙江、福建人遍布全世界，你在国外如果遇到一个天津老乡，比碰上一个稀有珍奇动物还让你惊喜。不要说出国，就是在南方最先发达的地区，如深圳、海南等地，天津人也是“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组织不成团体。“门卫”嘛，死活不离家门口，而且还把这个看大门的职务视为美差，一代代地传辈儿。
“卫”无非就是个兵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从头看看，天津这个“卫”到底“卫”了些什么？明朝设了“天津卫”，却并没有保卫住大明江山不灭亡。清兵是从东北人关，先拿下北京，然后向南推进。李自成也是从张家口冲下来先攻占北京，后夺天津。同样，大清王朝也没有因为有“天津卫”，而“永世长存”：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历史上六次大的统一，都是从北往南打。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如此——如此说来，倒应该把北京说成是天津的“门户”。其实，各大城市之间，或者说一个完整的版图，都是互为门户，互相依存。
天津真正扮演“卫”的角色只有一次，1900年7月14日，英、法、俄、德、日、意、美、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克天津，摧毁了已有五百年历史、据说又是“非常雄伟壮观的天津城堡”。当朝廷腐败，国穷民弱，一个天津怎能护卫得住整个民族的尊严？
即使你有那份卫国卫民、且不惜以死相拼的勇气。但，门卫终究是门卫，上要听皇上的，皇上下令叫你开门，你还能“抗旨不遵”吗？还要看想迸门的是谁，任何门户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小摸、流氓无赖、阿猫阿狗者流，也许你还能挡得住，真正遇到强敌就不单是门户关紧便可高枕无忧的了。需要全国全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还得再加上国家强大，有足可御敌的实力；方有希望拒强敌于国门之外。
何况现在战争根本就没有门户的界限。美、英两次进攻伊拉克，可是先从大门口迸去的？
再说，我们自称是北京的门户，人家北京可曾把你真的当成门户？在工资待遇上，可能把天津人当门卫了，京、津在差不多的纬度和经度上，北京的工资却高于天津。北京有重要的客人来，比如克林顿、布什、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希拉克等外国首脑访华，从来不走天津这个“正门”，都是从北京的后院或后窗户直接飞走，越过天津到上海或到广州。在我的记忆里，来过大津的外国元首只有金日成和西哈努克，弄得天津人大惊小怪，交通阻塞好几个小时。甚至有些著名的外国艺术团体来华演出，也不走天津这道正门，好像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大直辖市——这又能怪谁呢？你甘当“门卫”，碰上傲慢的、势利的客人，谁会拿正眼瞧瞧把门儿的呢？
即便想当“门户”，把天津建设得发达强盛，漂亮幽雅，门户不也显得体面堂皇吗？对国家，对北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中国实施全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军进行了百万大裁军，福建前线、广西前线，都急速地转变前线意识，改为以经济工作为重心，大搞边境贸易。惟独天津人，张口闭口还是门户门户，真乃“门户之见”。现在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难道就是铁饭碗，永远不会下岗吗？咱天津老乡们就不想再弄个第二职业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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