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畜之间-宁书纶先生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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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个习俗,称书法家写的字为“墨宝”。无论是向书法家买字或要字,都叫“求字”。一“宝”一“求”,足以说明中国人对书法的崇敬。因此书法家架子大一点,墨宝难求,也是理所当然。

    如果哪位书法家毫无架子,字也好求,就会让人感到格外新奇,无比欣慰,然后蜂拥而至……天津书法界就真有这么一位公认“人缘儿好、好说话”的“好好先生”——宁书纶。

    宁先生在书坛上也箅“有一号”——天津话里的“有一号”就是“数得着”、在前面占一席地位,相当于官场中的一二把手以下,常委以上。他八岁学书,“以唐楷人门,精习柳、欧、赵,研临隶书及魏碑诸体,博采厚积,然后确立自家面目。其行其楷秀而不媚,畅而不浮。”宁书纶至今已写了70年,从未辍笔,用秃3000多管毛笔。

    老先生一管在握,汪洋恣肆,含情万里,笔墨如风行雨散,润色花开。放下笔为人,却极其谦恭仁厚,随和通达,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应诺不是一时的盛情难却或兴之所至,而是半个多世纪来一贯如此。人们都说字如人,人如字,但初识宁书纶的人,却似乎难以把一个言行规范、举止一板一眼的人同他那隽秀清丽、超逸悠然的墨字协调统一起来,反差越大,相互映衬越有趣味。只有交往深了,才能发现他的人和字在骨子里的和谐与一致。所以他的笔墨春秋就有点意味,在不计其数的书法家中,他是少数能用笔墨在宣纸上广结“天下之缘”的……与农人几年前,宁书纶接到甘肃一位农民的来信:“由于国家政策好,我发家致富了,盖了新房子,屋里想挂幅字,字比年画好,永不过时,永远好看,偏巧我的先人传下来一幅于右任的中堂,想配副对联。想来想去求您最合适,因为您人好字好……”宁先生着着实实地惊奇了一番,感动了一番,如今的农民可真了不得,居然收藏着于右任的字,更怪的是还知道有他这个宁书纶,知道他在天津。虽然地址写的驴唇不对马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许多年来他可没少收到这样的怪信,只要前面写上了天津市,后面不管胡乱写个什么地方,邮递员总能把信送到他的手上。

    宁书纶当晚就写了副对子:“丽日风和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

    第二天亲自到邮局寄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农民又来信,说没有收到,老先生再写一副寄去。这回收到了,还寄来二斤炒蚕豆表示感谢——蚕豆炒熟后叫“蹦豆儿”像玻璃球一样又硬又脆,当然也很香。宁先生开心大笑,即便自己有副钢嘴铁牙,用了快八十年也已松动破损,对付不了这硬蚕豆啦!

    他把炒蚕豆送了人,却紧跟着又接到七八个甘肃农民的来信,也都说自己有幅于右任的中堂,要配副对子……又逗得老先生好不开心地笑了一阵,以后很长时间只要一提起这件事还会笑。这就是农民,编瞎话也不换个词儿,于右任哪有那么多的中堂都藏在他们甘肃农村?但他还是——写好寄去。此事曾在书画圏儿里传为笑谈,有人笑他迂,明明知道人家在骗他的字,还去上当,而且是上农民的当。

    宁书纶有自己的解释:“人家能骗我什么?不就是几张纸、几十块钱的邮费吗?我从小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人家求副对子可不能驳这个面子。国家级的领导人找我要过字,我感到荣幸。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农民找我要字。这份荣幸更让我动心……”

    作为书法界的名人,宁书纶免不了要参加一些有外国人在场的聚会。这些洋人有的买过他的字,有的向他要过字,大多是为了留作纪念,给自己增加一点中国文化色彩,或者纯粹是觉得中国字好看,附庸风雅给环境增加一点美感。有一家中外合资的缝纫机制造公司的外方技师,人称“大西洪”,买了幅宁书纶的字挂在房间里,一有机会就向人夸耀:“中国的毛笔字漂亮得像大美人,风情万种,姿态妍美,我每当想念妻子了,就看墙上的这幅字。”

    一个不懂中国书法的外国人,倒没有完全说错,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里就说过,“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大西洪”存的那幅宁书纶的长条行书:“从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确实写得情驰神纵,飘逸脱尘,望之如灵如动,精魄射人。“大西洪”越看越爱,越看越秀,字似通神,越久越美。渐渐地他“走火人魔”,想尽办法,托人打听,一定要见见能写出这种字的人长得是什么样?偏赶上那几天宁先生感冒住院,“大西洪”闯进病房,见到了一位清癯长者,神清气和,善意迎人,脸上一团笑纹:“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没有吓你一大跳吧?”

    “大西洪’‘不知如何作答。老人哈哈大笑,感冒顿消’一身轻松:“有个作家早就说过了,你觉得鸡蛋好吃就行了,又何必非要看看下蛋的老母鸡呢!”

    “大西洪”只是一再表示歉意,来得唐突,没有带鲜花,没有买礼品,临走拿出一百美元非要塞给护士。

    其实,靠笔墨真正能结下点缘分的,还是跟东方的“洋人”,他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书法艺术上容易沟通。

    几年前,在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宁书纶被朋友拉到一个小型聚会上,在场的一位八十多岁的日本人山川育英,当年并没有作为侵华的日本兵在中国作过恶,席间却两次站起身,为日本侵华所犯的罪行躬身谢罪,言辞诚恳,老眼滴泪。他喜欢书法,饭后向宁先生求字。宁先生大概是对他刚才的谢罪表现感到欣慰,便慨然应允,顺笔改了一下陆机的句子,把“山、川”两个字嵌在其中:“山蕴玉而增辉,川怀珠而添媚。”山川育英大喜过望,深躬施礼后就在祅袖上抠索,最后抠下一粒纽扣样的宝石作为回赠,宁书纶坚辞不受。但此后,逢年过节,山川育英必来信问候,用毛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字体丰厚端凝,表达一种由衷的敬意。

    韩国人也有这股劲^宁书纶先后曾在神州书画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等处教授书法二十余年,当然以教授中国学生为主,几十年下来门生两千,也箅是一番气象!这其中自然也有一批外国学生,他们都有自己朐专业,只是利用在中国留学之便选修中国书法艺术。

    宁书纶自编教材,这倒逼得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法理论著作:《赵体书写指南》、《楷书千字文技法》、《行书(圣教序)书法技法》、《宁书纶书法集》等,有时连毛笔都是他给学生提供……在这些洋弟子中尤以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学得最认真,有的留学期满后又特意多留两年,专门跟他学中国书法。回国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寄来一封长信,厚厚的一大沓子,多用正楷,有的也用行书或隶书,实际是向老师交作业。宁书纶批改后,一一回信加以说明。积几十年来的“信作业”他装订成四大册《艺海飞鸿》。

    有位韩国学生柳英绪,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了。1998年春节,宁先生给这位海外弟子中最得意的门生回赠了一副春联:

    野竹上青霄才见早春莺出谷,祧花飞绿水更逢晴日柳含烟。

    1983年,李瑞环率天津市政府代表团访问日本,邀请宁书纶同行。这样的一个团里有一位书法家,自然格外受人瞩目,其责任不言自明。日方在神户大饭店请他即兴挥毫,名为“书法表演”,实则是展示中华文化。日本也是个重书法的民族,在场的有不少日本书道高手。那架势一摆又像是一场笔墨擂台。宁书纶先用行书写了一幅中堂;录的是韩愈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围观者先被纸面上充盈激荡的气势所震慑,然后请求讲解词意,待宁书纶注释完,那些日本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书法高人、纷纷上前,有的要收藏他的字,有的请他再写一幅,神户大酒店的老板沾地主之光先把字拿走,表示不仅要裱糊珍藏,还要缩小精印,广为宣传,作为酒店全体员工的座右铭。当宁书纶到京都,写了一个楷书的“和”字,求字者竟跪伏于地,双手高举着接他的字。就这样,他结交了一批自称是他的学生的日本书法家。

    在天津的文化圈儿里传着一句话:“有事找宁老!”

    一位热心的记者,将一位垂危的无亲无友的四川籍打工妹送进了医院。然后就把宁书纶请到了义卖现场。救人更胜救火,得动真格的,“春日同和秋霜方厉,南山争高北海度深。”“姹紫嫣红耻笑颦,独从末路见精神……”他连写两大张,按当时的价格每张千元。

    前年的一天,古籍出版社一位性情内向的编辑突然敲开了宁书纶的家门:“妹妹和妹夫都被汽油烧伤,面积达959^,得需要大量的书法作品打点医生。您的字说值钱也很值钱,却又不同于现金,送人拿得出手,接礼的人也敢收,不算行贿受贿,不会给人家惹出麻烦……”宁书纶不等人家说完就问他需要多少,那位编辑憋得满脸通红,说:“得要十来张。”也真难为他了,这个口实在不好开,哪有上门求字张口就要十张的!

    宁先生二话不说,把柜子打开,和夫人一起翻腾,把平时积存下的自己得意的作品都拿出来,有中堂,有条幅,有对子,数了数一共15件,包好都塞给了那位编辑。

    行笔至此,要提一提宁先生的夫人——一般来说人们都讨厌书法家和画家的夫人们,不管来的是生脸儿的熟脸儿的,堵着门口不让进的是她们,进了门像防臭贼一样随时准备堵住你的嘴不让你开口要字的是她们,你如果非要不可让你先看墙上的价目表、然后伸出手叫你先交费的也是她们。宁夫人却恰恰相反,先生要说送给谁字,夫人帮着找。先生倘若感到不太满意,夫人还在旁边提醒:“那天你不是写了幅很得意的吗?大概是顺手塞到放书的柜子里啦。”于是就把最好的字翻出来给人家。也许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许多年来,为赈济救灾、为残疾人募捐、为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筹集资金,宁书纶先生捐出的书法作品无以计数。社会上曾送给他一副对联:“善行当仁不让,义举捷足为先。”

    凡事都有原因,宁书纶的热心热肠也跟他的经历有关,他知道什么是穷,什么是难。三年度荒时期,他们一家住在北马路一间小平房里,白天上班,晚上练字,当时经常停电,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电费,索性天天就在煤油灯下练小楷。他谨遵古训:“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以小楷为难。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充实而有余。”还有一个原因,一练字就不感到饿了。全家人都巳经浮肿,惟母亲最苦,因为长子的早逝哭瞎了一只眼,对宁家未来的寄托全部押在宁书纶的身上,自己往嘴里放的就更少了。有天买到一把咸萝卜缨子,老人刚吃了一口就噎在了嗓子眼儿,然后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也许是长时间喝稀汤,嗓子已不适应固体物质了。眼看孝娘就要被饿死,宁书纶想办法买到几块豆腐,拿回家将豆腐放到母亲嘴边,老人拒绝下咽:“我吃不吃都没用了,你吃了比我吃强,你可千万不能饿出事来!”几天后母亲去世。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书法艺术属于“书香门第”和“富贵人家”所专有,用现在的话说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艺术”。实际上,宁书纶是贫民书法家,是大众书法家。

    但,宁书纶的“不拿架子,不炒自己”,也带来一个麻烦——有好作品就送人,他的字藏于民间,自己却存不住自己的作品,要出版书法集还得现找朋友们去搜罗,这可就难了……1998年夏天,有人用书本遮住了落款儿让他看一个扇面,上面是用指甲大的小楷写的《岳阳楼记》,共计360个字,满纸工心,笔正字秀,骨骼清俊,神采璨然。他太喜欢这字了,望之惟逸,发之惟静,看上去又有点眼熟。待朋友把书本拿开,他看到了自己的落款儿。旁边站着一位衣着俭朴的老者,含笑问他:“宁先生,真的一点也认不出我来了?”

    “看着面熟,但不敢贸然招呼……”那位老者告诉他:“1943年我是华丰银号的职员,您在庆益银号管总账,字写得好已经远近闻名了。有一天我求您为我写了这个扇子面儿,还有一张我到贵号办事您用毛笔给我写的字条,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五十多年啦。‘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带字的东西都烧了,就是这两件宝贝舍不得丢,东掖西藏地存了下来……”

    有人劝宁书纶出高价把扇子面儿买下来,那老者却分文不要,愿意白送给他。宁书纶也实在是喜欢。不要说五十多年前的作品,他手上连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都没有。但是,自己喜欢,人家收藏者更喜欢,不喜欢就不会保存这么长时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有人能如此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正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事吗?

    他终究没有要回自己的字,反而又送给收藏者一幅大字。

    与杂人

    杂人者——什么人都有。宁书纶到监狱讲课——不是讲书法技巧,而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人和写字一样,心端笔才正,神清字才秀,学书在法,其妙在人。并为犯人题词:“不二过”。

    他对犯人尚且如此,对机关干部、团体、企业求字,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山东孔府一尊日本人赠送的孔子玉雕像,下面有碑文;广东——孙中山雕像的碑文;宋春元雕像的碑文……都是请宁书纶写的。少,的四五百字,多则八九百字,有的用正楷,有的用隶书。天津文庙的碑文两米宽、三米多长,光是在纸上叠格儿就叠了三天,然后用了十天时间才写好。

    宁先生说得很实在:“现在写字的人比字还多,中国的常用字不过六七千个,全国的书法家恐怕不止这个数。既然爱上这一行,没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的。怎么传世呢?感谢政府的信赖,在一些永久性的工程上选中了我的字,得以留存于世,是天大的安慰。”

    老先生活得平实,知足。因此快乐,多智。他为闹市区的一家商场题过一块大字匾额:“天海商厦”。这四个字写得充实丰灵,气感风云,经得住看,经得住评。成了当地的一景,也成了他的广告牌。每夭有成千上万的人路过此地,有意或无意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态观赏它,品评它。有心人看了这字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找到他——有北京来的部长,有九十多岁的老学究,有喜欢书法的青少年,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想方设法地找到他。来找他的人还能有别的事吗?

    宁先生有几大册厚厚实实的记事簿,那也可以说是他的作品目录。几十年来,每年他都平均为500多名不认识的人写字。有人劝告他,物以稀为贵,你写这么多就不值钱啦!既然找你要字你就给,谁还再去花钱买你的字呢?

    这是几句好话,老人却不以为然,一个年近八秩的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他多年坚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自古靠写字没有发财的,古人讲敬惜字纸,哪有借字纸捞钱的。我衣食住行,无忧无虑,是朋友们帮我换房买房,给孩子安排工作,我有病给我请医生,买药送药。社会待我不薄,我除去写字没有其他本事,怎么能为社会吝啬笔墨呢?要字的人多,说明社会需求量大,这是好事。你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中国字快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商品名称、价目表上白字不断,别宇连篇,甚至胡乱造字,把大白菜的菜字写成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才能的才,这算什么字?有的连门脸儿上的招牌都写错。更不要说把老袓宗留下的方块字写得歪歪扭扭,瞎瞎瘪瘪……我没有能力到马路上去给人家改正错别字,只好谁让我写我就写。这对我不过是提笔之劳,至少让大街上,让商店里,让人们的家庭居室中多一点正确的字,少一点谬误。如果再多一点美感,少一点丑陋,那就是意外之喜了。用天津话说叫混个傻人缘儿,讲点大道理叫清洁中国文字。”

    这番议论没有丝毫的矫饰陈腔。老先生的笔下人生已经进人返璞归真的境界。欧阳修有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焉知写得多就不值钱?写得多,流传就广,你不存他存,你不藏他藏,也许反倒会传之久远。

    国家的投影

    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个人一想起自己国家脑子里就自然会出现一个形状——这是地图告诉你的。你将终生熟记这个形状,热爱这个形状,保卫这个形状,因为这个形状就是祖国的投影。我此生有幸,曾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贡献出来绘制祖国的投影……那是1960年,经过一次严格的考试,我舍弃了在工厂很有前途的一份工作穿上了海军军服。几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以后又经历了一次考试,被送到海军制图学校上学。这时&我才明白,别人当兵都是一次次地检查身体,为什么我当兵要一次次地考数学。我国政府刚刚发布了12海里领海的规定,国家急需要一批海军绘图员,把祖国海洋的形状画出来,让中国人、让全世界认识我们国家的投影,并尊重这个投影。

    一个人一生总是要做过一些事后会后悔和永不会后悔的事情。我当过兵,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后悔的事情。只要你当过兵,此生就永远是兵了一一刚当兵时叫新兵,一两年后成为老兵,复员转业后被人叫做大兵……兵的色彩,兵的情结,兵的意识,将伴你终生,影响你终生。你想,二十岁上下,正是生命的黄金时期,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部队,完全可以说是对祖国的初恋。能不珍惜,能不怀念吗?只有当过兵的人才相信这样一句话:“一个男人没有当过兵,他的人生就不是完满的人生。”

    我从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惟我国的沿海边疆“热战”的火星不断,且不断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是美国不承认我们的12海里领海,三天两头派军舰侵犯我们的领海,我国政府便一次次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并出动军舰一次次地把美国人从我国的领海逼出去。摩擦时有发生,从小规模的海战到空战……战斗英雄麦贤得就是我们海军的骄傲,有时一天可以发生几次摩擦,只几年的工夫我们向美国政府就提出了二百多次严重警告,打落他们几十架高空侦察机。到以后,美国的军舰干脆就耍二皮脸了,你一个没看到,他就闯进来了,你追过去,他就又退回到12海里以外,等你一个不留神,他就又溜回来了……紧张的时候我一连几个月出不了绘图室。

    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没有自己像样的海图,那时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海洋,只有一些外国海军丢弃的当初为侵略中崮绘制的港口资料,既不精确,又不系统。中国人民海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海图,在海上就一动也不敢动。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自己的测量成果,精确地绘制出完备的各种比例尺的中国海洋图。也许可以说是美国人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强化了我关于祖国的概念,兵的意识就是国的意识,当兵的不能没有祖国而存在。以前在学校里培养的国家概念空洞而美好,一进部队,国家概念就变得具体、严酷、神圣,与自己息息相关,且责任重大。那时候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一言一行都和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充分体验到国家的安危就是最高法律,没有国家的力量就没有个人的存在。爱国是一种高贵的忘我的情感,“胸怀祖国”不再是一句口号,至少是祖国的海洋,从南到北,哪儿有港,哪儿有湾,哪儿有岛,哪儿是沙,哪儿是石,哪儿是泥,都烂熟于胸,分毫不差。那时,不管夜里是否回宿舍躺过一会儿或趴在图板上打过吨儿,每到早晨都格外警醒,先要知道我国政府有没有向美国提出新的警告,在什么海域?然后收听广播,中央和“苏修”论战的文章……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能记得那个年代的氛围。天上,海上,北边,南边,思想,物质,我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逼迫和侵犯,却培养起一种昂扬的情感一一爱国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当时我把自己生命的热力和理想全都凝注到海图上了,海图上有我,我心里有海,有海才有国家。

    有一次我随测量小组登上虎口礁,“无地不同方觉远,共天无别始知宽”,周流乾坤混茫,远眺海天无垠。那是中国黄海最外面的一块陆地,从虎口礁再向外量12海里都是中国领海,站在礁石的高处能亲眼看得到中美军舰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领海不仅仅是水,除去国家的尊严还有海洋资源,海权之争是政治之争,更是资源之争。只要拥有了岛屿(包括礁石),就有了海域,有了海域就有海洋资源。哪个国家拥有范围更大的海洋面积,哪个国家就拥有更多的海洋资源所有权,海洋意识既是生命意识,又是国土意识。因之,争夺海洋成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和动力。一个国家只有海军强大,海权牢固,国家才会兴盛。海军弱,则海权弱,国家衰。美国远在太平洋对岸,为什么要跑到我们的家门口捣乱?它不是吃饱撑得没事干才这样的……然而,拿破仑有言:“一切帝国皆因吞噬过多,无法消化而告崩溃。”罗马帝国、拿破仑王朝、大英帝国以及希特勒无不如此。可没有一个后来的帝国会汲取前朝帝国崩溃的教训,一旦强盛起来就会遏止不住地要向外扩充,贪得无厌地吞噬。

    落日惊涛,浮天骇浪,我在远离祖国的孤礁上呆了几天,看日月吞吐,受大风围困,越孤单就越想念亲友,越远离祖国心里就越有祖国。连茫茫海面上奔腾簸荡的波涛也都是翘首向大陆张望,然后一排接一排锲而不舍地向岸边涌扑,直至回到祖国的怀抱,发出一阵阵兴奋的喧哗。那时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片海浪,不屈不挠地扑回营房、扑回战友身边,一种对家对国的想望便立刻像大雾一样在我四周弥漫开来。大风一停,我被急急地接回大队,原来,美国人把对我们没有发出来的邪火撒到了越南人的头上,发动了北部湾战争。我们要援助越南,又要加班加点了……我在绘图室里除去绘制中国海图之外,还要绘制世界海图,感到一种自豪,一种信心,你只有有国家,才有世界。一个没有强大国家的人,世界也不属于你。

    至今,我一想到中国军舰的舰长们使用的海图中有一些就是我绘的,心里还格外滋润和欣慰,这种感觉是出版几本著作甚或受到读者好评都无法替代。已活到知天命的年纪,人前人后从心里敢大大方方地为之骄傲的,就是曾经当过海军制图员里永远印下了祖国的投影。

    末代圣人家

    坐落在山东曲阜的孔府,是孔子嫡孙居住府第,被尊为“圣府”,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在黑漆大门两侧有副金字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有趣的是,上联里的“富”——是没有头的“富”,下联中的“章”——是最后一竖出了头的“章”。其意是“富贵无头,文章通天”。

    一联成箴。历经千年,朝代更迭,战乱频仍,你篡我的位,我造你的反,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胜者王侯败者贼,惟孔府始终是“圣府”,孔子创立的儒教被奉为“国教”。皇帝们坐了天下大都要到曲阜拜圣人,给孔子的后人加封晋爵,或者把公主嫁给孔府——乾隆有个女儿,是皇后亲生,看相算命的说她只有嫁到比皇帝还要尊贵的人家,日后才能遇难呈祥。贵为天子人君的乾隆,认为天下只有孔府是比帝王之家还要尊贵的。

    甚至连对中国烧、杀、抢、掠,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竟然也对“圣府”秋毫无犯。在孔府门前张贴布告:“尊重和保护圣裔住宅,凡日本军人禁止人内。”日军还在曲阜“成立孔教讲经班,机构庞大,还设有孔学图书馆,专供查阅有关孔学资料……每到孔子生日,日军常派人来致祭,行礼鞠躬后给香钱。”

    但是,“富贵无头”人寿有限,“文章通天”天会变化。到了蒋介石时代,将孔子后人一代一代承袭下来地延续了千年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在当时的中央官员中,算是级别待遇最高的。于是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子的77代孙孔德成离开了“圣府”,到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去宣誓就职。以后,受时局左右,孔德成从曲阜到重庆,从重庆到南京,从南京又到了台湾。

    “圣府”在曲阜,孔子的根基在大陆,传人却在台湾。大陆只剩下他的胞姐孔德懋了……孔德懋有女柯兰。前不久柯兰把她的新著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一见书名心头一震:《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

    当年居住在孔府的“最后一代”留在大陆的,是孔德懋。孔德懋年事已高,实际上由柯兰代母发言。数年前她托孔德懋的名义写过一本《孔府内宅轶事》,海内外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人盗版偷印。其实那本书写得相当拘谨,取名“轶事”,就是不想承担“正传”的名义和责任。无非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余悸尚存。这本《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就写得自如多了,尽力贴近历史的真实,当仁不让地要为孔府立传了。

    除去柯兰似也没有第二个人能为孔府立这样的传——“最后一代”早年享受过的尊荣富贵她只赶上了一个短短的尾巴,而“最后一代”后来遭受到的磨难她却全部经历过了,甚至受到了更深更大的牵累和伤害。因为她年轻,对生活对未来有着更多的理想和热望。

    柯兰也出身望门,可想而知,那个年代能跟孔府结亲的绝非是一般人家。她的祖父柯风荪,年轻时中进士,入翰林,教过光绪、溥仪读书,以后任过典礼院学士、署总监督等多种要职,一生著述丰厚,有《说经札记》、《尔雅注》,、《新元史》、《蓼园文钞》、《春秋谷梁传》等等。但他的三儿子柯昌汾喜武不喜文,报考了高等警官学校——这就是柯兰的父亲。这位柯府的三少爷不懂得珍惜儒雅的孔府二小姐,很快就找了外室,冷落了孔德懋母女——“女秀才碰见兵”,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柯兰从小就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忍受孤苦,14岁时在苏州参加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复员后当过小学教员,下放过农村,参加过工人文学社——她表面上有一种努力想合时宜却老也不合时宜的雍容和孤独,但骨户里又流淌着中国圣人和清廷遗老孤忠的血,老是抑制不住写作的渴望。

    后来她调进《天津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我碰巧也当过几年这个杂志的主编,就一直等着柯兰向我请创作假——我以为她应该放下一切,到曲阜去。孔府的命运和国运紧紧扣在一起,那里有许多值得写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只能她写,别人是写不了的。未等她请创作假,就被调到河西区当副区长了。许多人向她祝贺,我却深深地为她惋惜,我老以为她命中注定是为孔府而生,为文所生,官场不适合她,后来却发现,她当副区长当得很到位,优雅而从容。到届后又连选连任,直至退休。这给我一个提示,大家闺秀未必就不能当官,“圣府”和柯府的后人,为官应该是驾轻就熟的老本行。

    但她终于还是为孔府写出了这本书,孔德懋有女柯兰应该感到欣慰了。当官似乎并不是她这种人的正业。她的祖父曾留下两句诗:“不信书生能误国,功名造次误书生。”

    当年孔老夫子听门人们谈志愿,这个说要治理国家,那个说要努力学习,夫子问曾皙:“点,尔何如?”曾皙不好意思说,因为他的志愿不是做官,危立于朝堂宗庙之间。孔子鼓励他,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听听各人的志愿而已。曾皙才说,他的志愿就是在暮春三月,穿上新衣服,陪同五六个大人,带上六七个孩子,到沂水河游泳,再到附近的树林里吹风乘凉,然后唱着歌回来。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用现在的话说,我也要陪你去。或者说,我赞成你的想法。在孔子的后人中,也时常会有人冒出遁世的思想。柯兰的外祖父,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一生平稳,安享荣华,以他的尊贵却创作了《知足歌》、《忍讼歌》、《万空歌》等,在民间流传。其中有: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人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房也空,屋也空,转眼荒郊土一封。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官也空,职也空,数尽孽随恨,穷。车也空,马也空,物存人去影无踪。世上万般快意事,时移兴过总是空。

    60多年前,孔德懋嫁到北京柯府的时候,少年孔德成送给二姐一首诗:“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千里云山烟雾遮,搔首独听雁声寒。”在一个极其喜庆的日子里,发出了这样的悲声,其实是预示了孔府及其“最后一代”的命运。

    读罢柯兰的新著,不能不为圣人之后的命运和“圣府”命运感慨不巳。她能写出这一切,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谁能想得到孔府作为衍圣公府到了“最后一代”,竟把这个责任压到她的肩上。幸好她不愧是圣人之后,颇得先祖遗韵。此书的出版,也是她对“圣府”、海内外众多孔门后人以及天下关心孔府的人,一个很好的交代。

    文人的激情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总觉得中国当代文坛缺点什么。

    几年前认识了香港诗人王一桃,他让我、一下子认识到文坛缺的是什么了。

    1995年6月,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我正好从台湾回来路过香港,在宾馆匆匆冼了把脸,就被拉去参加香港作家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晚会。晚会就是由王一桃主持的,那年他已经60岁了,声音洪亮,性格奔放,或高声独唱抗日歌曲,或即席朗诵自己刚写成的诗作……既慷慨激昂,又妙语连珠,把整台晚会主持得昂扬热烈。

    他也要我出个节目,或唱一首抗日歌曲,或朗诵一首抗日诗歌,或说一个抗日时期的小故事,我选择了唱歌。可我会唱的抗日歌曲都被前面的人唱过了,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受到香港作家情绪的强烈感染,又知道这抗日歌曲是非唱不可的……正在为难的时候,能救急的一桃先生竟然给我找来一份《黄水谣》的歌谱,我依稀还能识得一点简谱,对《黄水谣》的曲调也还有点印象,准备了一下就拿着歌谱上台了,接不上了就先唱一句谱子,再唱一句歌词。一桃先生有时也站在旁边为我帮腔……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人聚会了。我赞赏香港作家的激情,并为他们的激情所感动。

    等我回到内地,文坛上一片静悄悄,仿佛我们没有经历过亡国之痛,没有进行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更对世界性的庆祝反法西斯的胜利无动于衷。似乎世界的事,国家的事,全与文坛没有干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变得如此地冷漠和自私?

    现代文人可能擅谈情,有隐情,能伤情,会发情、滥情、矫情,惟独缺少激情。不只是政治的民族的激情,连待人接物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真诚。通常的文人聚会,或者是正襟危坐地开大会,表情枯燥无味地说着一些枯燥无味的话,跟任何一群官员们凑在一起开的官会没有什么两样。散了会则是仨一群,俩一伙,分成无数个小圈子,各自讲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疙里疙瘩,叽叽咕咕。小人,小气,小心,小量。如果有谁慷慨激昂,一定是在述说自己碰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有哪一个小圈子里发出笑声,一定是在叙述别人的笑话,或是讲荤故事。

    现代文人太聪明,太理性,太工于心计,太讲究实惠了。不会为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激动。难见“一点浩然气”,更无“千里快哉风”。甚至连“高洞紫箫吹梦想”,“俱怀逸兴壮思飞”的创作激情都没有了。因此,现代文人崇尚的是怪癖、麻木、隐秘、琐细、丑陋,反崇高、反健康、反正常、反秩序……一切就因为失去了激情。激情是灵魂的阳光,是明朗的人性,是四通八达的路,连接着真诚和友谊。

    所以,现在聪明的作家多,真正优秀的作家少。因为,“激情只发生在优秀的人们之中”。

    我曾多次见过王一桃,凡有他参加的活动,必定气氛活跃,让大家轻松愉快。他的眼里永远有火花闪烁,激情随时都可以感染大家,融化冰冷、生疏和不适,让大家恢复自然,恢复友好和善意。他自己也因为激情洋溢,给精神以青春,让自己的精神很容易就处于飞翔之中。所以他年年诗作丰收,人也显得充满活力,曾被老诗人晏明誉为《花甲少年》:

    神采奕奕,声若洪钟。闭幕的晚宴,你高举酒杯,像高举火炬,瞬间点燃诗空。用童心拥抱每一位诗人,席间载歌载舞,活虎生龙。

    只可惜,当今文坛上,像王一桃先生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书稀梦亦稀”

    许多年前,老友陈国凯先生领潮换笔,给我寄来一封用电脑打印的信,我新鲜不已,钦羡不已。读后把那封信好好收藏起来,自己也开始忙着学电脑。如今,写作离不开电脑了,却轻视用电脑打印的书信——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一堆信件,先拆私人来信,在私人来信中先看手写的书信。打印信件一概不存,阅后即毁。

    将心比心,为了不遭别人厌弃,我从不用电脑写信。

    ——这有点不好解释,喜欢用电脑写作的人为什么不喜欢电脑写的信呢?

    也许信是一种很特别的感情载体。能给亲情、友情、爱情注人一种特殊的满力。见到手写的信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息,乃至对方的体温。从字体上可以看出对方的性格、气质、写信时的心境。即便是陌生人的信,也可以给收信人提供想象的多彩空间,揣度写信者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叫“见信如晤”,见字如见人,电脑信件哪有这样的功能呢?它只传达事物性。的信息,无法负载更丰富的情感内容。

    有很长一段时间,书信曾帮助我了解自己的读者群,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多种阶层的不同心态。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压抑了太久的读者像作者一样,有着太多的情感需要倾诉,需要交流。那个时候,我几乎又是一篇小说一场风波,读者通过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喜和恶,在某种书程度上激发和鼓励了我的创作。

    每到年底,会积存两大纸箱信件,挑出少数有价亦值的保留,其余的在夜深的时候抬到芥园里的道边上焚化,有时也用车拉到厂里,扔进一千多度的为钢坯加热的煤气炉——这个举动被一位工程师朋友称之为“葬信”。

    现在如果不是即阅即毁,积存一年下来能装满两大纸箱的一定是印刷信件,手写的书信有两三个大纸袋子就足够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作品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减少,或者说已激不起读者写信的热情;其次是现在的读者都很忙,没有事情要托便轻易不写信了。我现在接到的读者来信,谈艺术的少了,让我看稿、转稿、写人情文章或办其它事情的多了。前年我写过一篇一千多字的短文《寻找悍妇》,不算编辑部,仅我本人就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全是托我成全文中那位副教授的婚姻。

    想想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中半天或一个晚上,专门写信,一写就是三五十封。现在写信的数量恐怕连那时的五分之一也达不到了。

    这是为什么呢?今后的手写书信真的会被电话、电子邮件和印刷品所取代吗?

    宋朝刘克庄有两句诗:“别后书稀梦亦稀,忽传尺素到柴扉”。现在似乎只剩下前一句,“书稀梦亦稀”,难得再有“忽传尺素到柴扉”的好事了。

    但我又不大相信,或不甘心承认世界上有一天会出现无信的局面。

    人类只要不都变成机器人,还有情感在,就不可能不写信。恋人间的通信不是叫“情书”嘛,有“情”就得“书”,“书”是“情”之物。于是我也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现在还给哪些人写信,不给哪些人写信呢?‘太熟的朋友不写信,有事没事都打电话。太生的人也不轻易写信一一不好写,写不好,不写好。信基本上是写给那些还处在相互客气、相互尊事阶段的朋友。

    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大概越洋电话费太贵,有事要谈或无事问候,都是写信,而且都是手写。我自然也是手写回信。基于此,我才不担心有一天地球上会书信断绝。

    写信的人越来越少,只会让书信越来越珍贵。说不定有一天信会珍贵到“家书抵万金”的地步。

    何为“天津卫”?

    在我小的时候,从沧州到天津来,叫“下卫”。明明是“上”,偏偏叫“下”,明明是座城,为什么叫“卫”?问大人,大人说,卫就是城,就是大城,就是繁华。上就是下,下就是上,人家不都是把上关东叫作“下关东”嘛!

    我又问:为什么去北京就叫“上京”、“晋京”呢?对一个少年来说,这个世界实在太难以理解了。我提的问题太多,是不可能都能得到答案的。

    以后我考到天津来上学,向天津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天津卫”?仍然没有人能给我以明确的解释。大都含含糊糊地说,天津的意思就是天上的星,天上的桥,天上的渡口,卫就是木,就是雄伟,特殊,值得自豪。

    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开始为“天上的渡口”自豪。寒、暑假回沧州,有人问我在哪里读书?就回答:在“天津卫”——把个“卫”字故意拉长声,以示自豪。后来杂书读得多了,知道天津是在明朝建城,由燕王朱棣定名。前些年见到一本《津门谈古》,通俗简练地介绍了“天津卫”得名的经过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大量移民……于是,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漕运发达,船舶集结,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店铺林立,贸易兴隆。当时三岔河口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汊口”和“小直沽”。天津的沽很多,号称有72沽。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

    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他站在三岔河口的摆渡上,对随臣们说:这个地方大有可为,应该有个好名字,不能老是叫小直沽,它并不小嘛。随臣们自然是先请燕王赐名,朱棣两眼望着老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好名儿,有位大臣建议叫“天平”,并解释说:燕王是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不正是天平吗?老臣刘伯温反对,他说:依臣见,不如叫“天津”。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叫“津”。另外,古时洛阳曾有“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占据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应允,即刻传谕地方,将三汊沽、小直沽两个地方统一改名为“天津”。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即1404年,设置“天津卫”,修筑城墙,驻兵屯守。

    所谓“卫”——就是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共分两级:“卫”和“所”。如同今天的师、团。初设“卫”时,分为“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各屯兵五千余名。过了二百多年之后,到了清朝顺治九年,即1652年,并三卫为一卫,统称“天津卫”。到1715年,即雍正三年,撤消“卫”,改为“天津州,隶属河间府管辖”。

    1929年,又更名为“天津市”。由此可见,天津设“卫”不过311年,却让天津人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六百年。如果说,天津人对天津的进步和发展感到还不满足的话——尽管要让大家都满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眼下天津人的思想,似乎是格外地活跃。1998年在一首非常流行的顺口溜里有这样两句:“城市集市化,乘车大发化。”寻找大家不满足的原因,我以为跟天津人牢固的“卫意识”有关。

    可以说,“卫”的意识,害了天津六百年。“卫”的意识,就是“门卫”意识。以把门儿的自居,缺少进攻意识,缺少大城市意识,缺少跟北京平等的意识,自然也就缺乏跟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竞争或在发展上超过去的意识。虽然身为直辖市,却甘当最末尾的一个。去年又增加重庆为直豁市,天津难道又要往后错一个,仍旧老末?甚至还老担心直辖市的资格会被取消!大城市意识,直辖市意识,不是狂傲、霸道,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

    华盛顿并没有让相距不太远的纽约当门户,东京也不视近在咫尺的横滨、横须贺为门户,位在内陆的柏林、巴黎等,均未拉一个城市做门户。国有国门,城有城门,家有家门,不能让别的国家当你这个国家的门,也不能让别人的家当你家的门,为什么要让另一个城市成为你这个城市的门呢?如果非要一个门,全国所有城市都是首都的门。至少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张家口、大同、太原,应该跟天津一样都是北京的门户。

    数百年的“卫”意识,“卫”死了天津人的眼界,困住了思维,束缚了手脚,只盯着自己的家门口。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天津人外出闯天下的很少,“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广东、浙江、福建人遍布全世界,你在国外如果遇到一个天津老乡,比碰上一个稀有珍奇动物还让你惊喜。不要说出国,就是在南方最先发达的地区,如深圳、海南等地,天津人也是“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组织不成团体。“门卫”嘛,死活不离家门口,而且还把这个看大门的职务视为美差,一代代地传辈儿。

    “卫”无非就是个兵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从头看看,天津这个“卫”到底“卫”了些什么?明朝设了“天津卫”,却并没有保卫住大明江山不灭亡。清兵是从东北人关,先拿下北京,然后向南推进。李自成也是从张家口冲下来先攻占北京,后夺天津。同样,大清王朝也没有因为有“天津卫”,而“永世长存”: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历史上六次大的统一,都是从北往南打。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如此——如此说来,倒应该把北京说成是天津的“门户”。其实,各大城市之间,或者说一个完整的版图,都是互为门户,互相依存。

    天津真正扮演“卫”的角色只有一次,1900年7月14日,英、法、俄、德、日、意、美、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克天津,摧毁了已有五百年历史、据说又是“非常雄伟壮观的天津城堡”。当朝廷腐败,国穷民弱,一个天津怎能护卫得住整个民族的尊严?

    即使你有那份卫国卫民、且不惜以死相拼的勇气。但,门卫终究是门卫,上要听皇上的,皇上下令叫你开门,你还能“抗旨不遵”吗?还要看想迸门的是谁,任何门户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小摸、流氓无赖、阿猫阿狗者流,也许你还能挡得住,真正遇到强敌就不单是门户关紧便可高枕无忧的了。需要全国全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还得再加上国家强大,有足可御敌的实力;方有希望拒强敌于国门之外。

    何况现在战争根本就没有门户的界限。美、英两次进攻伊拉克,可是先从大门口迸去的?

    再说,我们自称是北京的门户,人家北京可曾把你真的当成门户?在工资待遇上,可能把天津人当门卫了,京、津在差不多的纬度和经度上,北京的工资却高于天津。北京有重要的客人来,比如克林顿、布什、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希拉克等外国首脑访华,从来不走天津这个“正门”,都是从北京的后院或后窗户直接飞走,越过天津到上海或到广州。在我的记忆里,来过大津的外国元首只有金日成和西哈努克,弄得天津人大惊小怪,交通阻塞好几个小时。甚至有些著名的外国艺术团体来华演出,也不走天津这道正门,好像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大直辖市——这又能怪谁呢?你甘当“门卫”,碰上傲慢的、势利的客人,谁会拿正眼瞧瞧把门儿的呢?

    即便想当“门户”,把天津建设得发达强盛,漂亮幽雅,门户不也显得体面堂皇吗?对国家,对北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中国实施全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军进行了百万大裁军,福建前线、广西前线,都急速地转变前线意识,改为以经济工作为重心,大搞边境贸易。惟独天津人,张口闭口还是门户门户,真乃“门户之见”。现在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难道就是铁饭碗,永远不会下岗吗?咱天津老乡们就不想再弄个第二职业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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