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和五月指示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中指出：“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是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们要力争最彻底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得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它们又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的种种矛盾，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而斗争。”还提出在这些国家中，目前所必须强调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派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等组成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言，报告了最近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在报告中宣布：“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事实上，在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有少数党的负责人，一般党员大都还没有加入。正如中共四大《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所说，“当时党中央虽然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直到1923年初，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据包惠僧回忆，这年2月初，在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北京区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的纯洁性。这就是国共没有建立联合战线以前，一般共产党人的见解。”
共产国际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中国党很不满意。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卡尔·拉狄克（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对中国党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指责。他警告中国同志：“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他认为：“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把工人阶级中正在形成的现实力量统一到两个目的上来：（一）组织年轻的工人阶级；（二）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明确地提出组织工农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任务，并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很快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这个方针同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马林和越飞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同。为了申述他们的意见，马林和越飞联合起草了一个题为《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的提纲，并由马林带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他们在这个提纲中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要开展纯粹是共产国际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内阶级分化尚未充分进行，不适合开展纯粹的共产党的活动”。他们还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使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苏俄的帮助只能给予国民党”1923年1月10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布哈林等人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一、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四、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
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五、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六、同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这项决议表明，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和越飞的大部分意见，但决议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在这方面，同马林、越飞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通过上述决议的同时，还决定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即远东局）第三号人物（前两人是片山潜和维经斯基）。
1923年2月初，马林回到北京，这时发生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和二七惨案。这次罢工失败，使共产党人得到深刻的教训。正像蔡和森说的那样：二七以前，工人运动处于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二七失败后却不同了，许多党员由此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的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阶级的援助。”这就使许多党员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加以这时，孙中山对联俄联共表示了很大热情，国民党的党务也开始有所改进，中共党内对国民党的轻视心理也在逐渐改变。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共产党员中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日渐增多，“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只有陈公博、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几人及一部分广东与湖北的同志。”
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传到中国后，中共党内大多数党员都表示赞成决议的原则。但在如何理解和执行这一决议，怎样估计国共两党的现状，加入国民党以后共产党的独立性应保持到什么程度，为发展国民党而进行的合作要达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共党内还存在许多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确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还在1922年10月，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迁至北京。二七惨案以后，北京政府加紧对革命力量镇压，下令通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是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但上海对革命力量的迫害也很严重。1923年春，孙中山已经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在那里，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因而中共中央又由上海迁到广州。
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对中国的工人运动悲观失望，对中共的力量更加轻视，因而准备依靠国民党，主要在南方开展民族革命运动。他要求共产党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会工作，并认为“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这种意见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非议，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也有争论。
1923年3月，维经斯基在给马林的一封信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应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为什么国民党对于罢工被镇压没有提出抗议？为什么它没有反对对于学生的粗暴迫害？”他在信中还对马林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全部积极分子迁至南方的想法提出异议。他说：“我认为汉口、上海以及目前在北京也绝对需要一些积极的同志。据中国报纸报导，罢工的气氛目前显然远未消散，在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也许将成为新的罢工区域。”
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又专门发出一项《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作为对同年1月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的补充。《指示》全文共13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
二、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
三、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到此目的：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欠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
四、……只有给反帝战线的口号找出土地问题的根据，我们才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胜利。
五、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实（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六、……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七、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孔中山。
八、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
九、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
十、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别是孙中山）发生类似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
这个指示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指出了巩固共产党、聚集工人阶级力量的必要性，特别是反复强调了争取农民同盟军的极端重要性，并初步提出了现阶段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纲。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在四个多月前通过的一月决议中所忽视的。五月指示正好弥补了一月决议的缺陷，可惜这个指示几经辗转，直到7月18日才传到中国。那时中共“三大”已经闭幕近一个月了。因而五月指示的精神，在这次大会的文件中没有得到反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现在的恤孤院路）的一所两层小楼里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30多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来宾和非正式代表10余人。参加大会的除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和广州各地的代表以外，还有浙江、山东、满洲和莫斯科的代表。这次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党员400多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依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
三大的代表们依据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热烈地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讨论中，大家都表示赞成这个决议。对决议的原则似乎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在如何理解和实行这个决议的问题上，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关于争论的具体问题，有关当事人有各种记载和回忆。据马林记载，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问题：国民党正在从事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我们是否应集中力量从事这项特殊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是否尚有革命作用，抑或一切依靠工农？蔡和森则说：“在第三次大会所争论的主要点：第一是否保留产业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二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惟一的政党。”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大会争论的问题共列举了六条：第一，对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如何理解？第二，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如何估计？第三，对国民党如何看待？第四，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第五，对国民党的批评如何掌握？第六，在工人群众中要不要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从上述资料来看，在“三大”会上争论的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对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这次会上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要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尤其后一问题，更成为争论的焦点。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指出：“到了第三次大会（1923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有加入国民党的必须，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唯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国民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的危险”。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在“三大”会上，出现了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所以发生这种争论，是由于双方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国共两党的看法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这些分歧在讨论中都反映出来了。
张国焘在大会后不久，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双方的分歧所在：
马林的观点如下：
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张国焘的主要论点是：
“中国资产阶级（即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及商人），在各方面仍然十分依赖外国资本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即使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除了反对日本的压迫之材，还远不是一支反对外来压迫的自觉力量。”“我们不能指望，一场意味着反对世界上所有列强的民族运动，会轻而易举地到来，这是需要几年时间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产生。”“直到现在，我们还谈不上已经有了一个纯粹的民族运动。”“而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则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它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因此，当前我们共产党人首先要对国民革命的思想继续进行一般的宣传，特别要做大量的工作，把工农民众组织起来，引导他们投入国民革命运动中来。然后下一步，我们再运用自己的力量，去改组国民党，或者用其他任何形式使我们参加到联合的国民运动中去”。“我们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或者一般地讲，是为国民运动寻找新的动力。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我们共产党一方面要作为一个独立地对我们关于目前时局的政治主张进行宣传的组织而存在，另一方面，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所以，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只有在广州和汉口，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不得不在国民党内进行。”
看来，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国民党内、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还是放在国民党外、主要从事劳动运动。由于存在以上严重分歧，在讨论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和应不应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等实际问题时，便发生了尖锐的对立。马林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太绝对化了，不利于保持党的独立性。张国焘指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呢？”因此他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做实际工作。”一般来讲，这种意见未必是错误的。不过，从张国焘的思想实质来说，他是根本怀疑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只是碍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便公开反对这一政策，因而主要在工人群众应否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作文章。他着重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声称“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实际上，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对于促进国民党的改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马林正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利益才去加入的。”“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
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采取什么态度，现在还缺乏具体的可靠的资料。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声称：“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但是其他当事人的记载和回忆都不能证实这种说法，甚至还有相反的记载，说毛泽东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当然这种记载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同样不足为据。还有一些在建国后写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在“三大”上既批判了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又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坚持了一条正确路线。但这些回忆都缺乏具体内容，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正式文献。目前。我们见到的原始资料中，只有马林关于“三大”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简单笔记里，记载了毛泽东发言的几段内容。主要意思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但他又认为，“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他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这些意见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张国焘在回忆毛泽东在大会的一次发言时说：“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联系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来看，他在会上作类似内容的发言是很可能的。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有的也提到毛泽东曾在大会上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国际五月指示尚未传来的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始重视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确实是对中国革命的极大贡献。可惜这个卓越的见解，还没有被多数代表所理解，因而在大会的各项决议、包括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中，都未得到应有的反映。
从马林的笔记还可看到，瞿秋日在大会的发言中包含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他指出；“虽然资本家来自封建阶级，但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尽相同，可分为两种”。“只有国民党能把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国民党从一个没有纲领的政党成长为一个有纲领的政党，现在已接近于一支真正的社会力量。”“没有无产阶级参加，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不会成功。”“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如果我们——作为惟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最后他针对会议争论的焦点——工人群众要不要参加国民党——尖锐地提出：“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但这时的瞿秋白对于争取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似乎也还不很明确。他认为：“在建立国民党支部时，我们不要去抓取组织权和指导权，……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将改变其策略的组织”。这实际上是把组织领导和政治影响割裂开来，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主要是发挥政治影响作用改变其策略，而不需要去争取“组织权和指导权”。应该指出，当时无论是马林、陈独秀，还是张国焘、蔡和森，都没有认识到国民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而在大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总之，在这次会议讨论中，代表们都表示拥护国际的一项决议，但在对决议的理解和如何贯彻执行等问题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最后，大会就《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进行了表决。这项决议的草案是陈独秀起草的。在讨论过程中，大会又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草案进行修改。据张国焘说，在讨论草案时，他曾提出一个修正案，大意是：“工人中的共产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人国民党的政策”。经过表决，这个修正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陈独秀起草的上述决议案在提付表决时，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被通过。这个决议共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对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二）此时中国的统治者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广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代表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治宣传上，保有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
（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据说为马林所起草）中还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从决议内容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大会主要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观点，对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否认党的独立性的右倾观点也没有全盘接受。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同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并以大会名义发出了致日本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的两封信。
大会最后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中央委员9人，按得票多少排列如下：陈独秀（40）、李大钊（37）、蔡和森（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得隆（27）、罗章龙（25）。并选出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等5人为候补委员。张国焘只得了6票落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对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三大”统一战线确立
1922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后返沪。根据对国民党和南方革命运动的考察，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在南方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国民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包括侨民、士兵、工人在内的多阶级联盟的政党，在工人中有广泛基础；国民党的党纲不仅使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而且也使得社会主义者入党成为可能；由于共产党只能非法近进行工作，没有显着的成就，因此，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应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但共产党不能放弃独立。马林首先提出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坚决反对。
4月6日，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致函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以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为主，详陈6条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并要求转告国际。
4月24日，马林返莫斯科汇报工作。26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达林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孙中山，并向孙中山提出国共两党建立平等的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的政策。达林的建议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孙中山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反对两党平行的联合。于是，达林建议中共召开在广州的党团负责干部会议，再次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达林详细说明了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实行国共合作的可行性。张太雷等支持这个建议，认为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但大多数人仅表示同意支持孙中山，却反对加入国民党。会议最后初步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两党平等的党外合作的政策。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公开提出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设想。7月，“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正式决定：“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第一步，“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决议案同时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但当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建立联合战线问题时，再次遭到孙中山的拒绝。
同年7月，马林抵达莫斯科，向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建议。7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要中共中央在接到通知后，“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密切联系下进行”。8月，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当月，马林携带国际的指示抵沪。当他得知中共“二大”仍坚持党外合作的主张后，便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问题。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在杭州西湖举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出席了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党内合作，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为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然而，党内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仍存疑虑。西湖会议后，仅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中央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国际的指示实际上并未普遍执行。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夸大了国民党的力量，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同时，决议却低估了新兴起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目前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中共“必须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机构”，“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同时，决议要求中共“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应当将它的力量和苏俄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把国共两党的内部合作与苏俄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
中共中央为统一全党认识，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听取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做的工作报告，集中讨论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加入国民党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等错误观点，但也不同意马林提出并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大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接受共产国际1月12日的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议决案》同时强调，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大会发表了宣言，还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并选举产生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委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拥护中共“三大”确立的国共合作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内部合作的决议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这对20年代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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