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泽如等老右派“弹劾案”的反击国民党一大时，反对国共合作最厉害的冯自由等人在国民党一大后并没有停止反共活动。尽管中共这时从推动中国国民革命出发，全心全意地“努力扶持”国民党，要求自己的党员“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联络”，“即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直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但是这种作法并不能阻止老右派们破坏国共合作的举动。国民党一大刚刚闭幕，刘成禺、冯自由等人便“在广州太平沙林森寓所，召集华侨及各省反共党员50余人秘密会议，由邓泽如主席，决议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分子，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
警告书尚未发出，已被中共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知悉。鲍罗廷、李大钊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禺、谢英伯、徐清和、冯自由四人“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孙中山于2月16日夜，召冯自由赴大本营，严厉警告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其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3月1日，孙中山又召这4个人到大元帅大本营讯问。冯自由被迫作了检讨。孙中山并致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要求全党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孙中山还针对当时出现的这股逆流，向海内外国民党发表训词，再次肯定容纳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加入本党”，“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
鉴于上述斗争，为了总结中共参加国民党5个月来的工作，1924年5月10日～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以来的成绩，同时指出党内出现的右倾偏向，指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会议还分析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明确指出，国民党内有各阶级的分子在内，左右两派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斗争的深入，两派的分化将日趋明显。“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为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这个政纲来扩大国民党组织，加强左派，削弱右派。这次会议对于维护国共合作，对于尔后反击邓泽如等人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工农运动的发展，国民革命的深入，必然要触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国民党老右派认为，“今共产党政策，欲推翻中国原有农工商社会之安定”。于是从1924年6月起，掀起了国共合作后第一次反共浪潮。1924年6月1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黄季陆提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请制裁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和国庆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他们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决议案及宣言为证据，认为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
6月25日，张继、谢持又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同苏联顾问鲍罗廷就中共问题进行谈话，重申弹劾案中的意见，要求中共或取消其组织，或停止分化破坏国民党的活动。其实张继、谢持等人所提出的证据无非是在建立国共合作时双方都已同意的原则。因此，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0次会议，讨论邓泽如、张继等弹劾共产党报告书，结果除决议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讨论此问题外，还明确指出：“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凡人党者，如具有革命决心及信仰三民主义之诚意者，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仍须依前奋斗。”7日，国民党中执委第41次会议又通过《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再次声明：“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但是，反共潮流仍是甚嚣尘上，由北而南，愈演愈烈。先是北京王文彬等305人检举北京共产分子破坏党务；邹德高等100人、金家凤、毛一鸣等检举共产分子不忠于国民党，北方各党部垄断选举等。接着，上海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案9件，其中上海大学程永言等16人请取缔共产党，何治溉等51人请开除跨党分子，南方大学国民党员学生76人请斥逐所有跨党共产分子，施承谟等55人上书孙中山，请斥退共产党。8月1日，上海反共党员周颂西、喻育之、石克士等又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结果，会议进行中，反共党员与拥护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之间发生冲突，致使黎磊等人被殴。8月2日，喻育之等又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请致电中央排除共产分子，并痛殴当时是共产党员的邵力子。他们对中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畏之如虎，生怕开罪于列强和实力派，对制造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分歧却如此勇敢。正如孙中山于11月北上经过上海时斥责石克士所讲的：“13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200万人（原文如此），可见其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最后，反共浪潮波及广州。国民党员谭达三等283人上书孙中山，请将“本党内之共产党员革除党籍”。澳门党员林炽南等400余人也上书孙中山，要求“严办破坏本党人员”。
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共浪潮，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通告。指出：“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斥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强调：“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于8月15日至21日召开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国民党内共产党存在的问题。会上，张继、谢持说明弹劾书及其意见，主张国共两党“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以“分工为要”。王法勤则主张“速谋救济党内纠纷方法，不必在分立论上讨论”。瞿秋白在会上代表共产党作了答辩。他先从主义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合作可能；然后从组织上说明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合作必要；最后坦率承认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作用。他说：“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实为惹起此次纠纷之端。实则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何待团刊之发现乎？”瞿秋白主张以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章程为纪律准绳，“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治之”。胡汉民赞同这种意见，认为：“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李石曾也认为：“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会议开了两天，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集第6次会议，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孙中山主持下，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及《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草案，作为政治委员会之意见，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21日，中执委会议就这两提案进行讨论。张继、傅汝霖仍不满意，认为这两提案不能解决党内纠纷。但会议终因多数意见不赞成分立而最后接受政治委员会的两提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全会决议，颁发《关于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指出：“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其足以发生问题，而有待于解决者，“实不外乎党团作用之一点”，为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本党更不能不过问……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直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训令还指出：“自经此决议之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坚持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联共政策，在孙中山领导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轰动一时的“弹劾案”就这样暂告解决。这次反共浪潮之所以没有导致国共合作分裂，主要是由于当时革命形势险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正需要齐集力量，一致对外。此时，北方的吴佩孚，东江的陈炯明，都在虎视眈眈，伺机向广东革命根据地进攻；香港英国政府也在极力支持商团买办势力。因此，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皆不愿分裂。而且，作为国民党决策人的孙中山，坚持实行联共政策的立场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共坚持国民革命，坚持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的立场更有利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维持。
“廖案”的发生与反“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弹劾案”被压下去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并没有停止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而且随着全国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广州革命形势的高涨，国民党内右派、官僚和军阀进一步勾结起来，向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
首先是在平定杨刘的斗争中，由于胡汉民和邹鲁等人的反对，引起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分裂。继而由于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使满怀希望的胡汉民失却把握中的国府主席职务，产生更大的不满；他的堂弟胡毅生也因此失去卖官鬻爵的机会。紧接着，国民政府采取措施，统一财政，统一军政，不许各军队、各部门包括邹鲁主持的广东大学自行征税，并裁撤部分兼职人员和部分不良军队，禁烟禁赌等，这使国民党中一部分以做官谋生的党员和部分军阀愤恨不安。而在采取这些措施中，廖仲恺始终是在唱主角。加之，中共自从国民党一大以后，积极发动广东工农，特别在平定商团，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斗争中，表现出色，其作用日益明显。这对于国民革命本来是非常有利的，代表着工农大众的觉醒，但国民党中某些人却感到是对他们的威胁。他们认为“中山先生逝世三个月后，共党在广州的势力已发展至足以危害国民党之领导地位的阶段。”于是，国民党内某些官僚政客、军阀买办勾结起来，制造了刺杀廖仲恺事件。朱卓文供认：“维是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日‘南堤小憩……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鹍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后阴谋泄露，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以公私情谊相劝止，遂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愤迄未少消，……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诸人。”尤其是忠实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对于一部分国民党老党员由于反共，而不惜与北方接近的现象，感到深恶痛绝”。他曾于6月间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指出：“现在吾党中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这也引起了“国民党之老党员的极为不满”，“因之恨共之心亦及于廖氏”。国民党在广州的中执监委胡汉民、邓泽如、伍朝枢、孙科、邹鲁等人多次秘密会商，认定非举行清党不可（清除共产党），并派人去外地召集右派会聚广州，“企图以会议之方式，多数之决议，以解决共产分子篡窃国民革命领导权之阴谋。”并企图粉碎左派力量，停止国共合作，着手同英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停止香港总罢工。与此同时，团省港罢工而蒙受损失的商人与之合而为一，暗结香港当局及英国商人，谋颠覆广州政府，铲除苏俄势力。7月27日，“香港总督请伦敦拨港币100万元，用以支持反广州政府的军人，扑灭共产党，恢复省港正常关系”。这种种阴谋汇集在一起，便发生了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的刺廖案。
廖案的发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烈士的鲜血激起了广州革命民众对右派的无比愤怒，从而促使国民党左派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用更加果断的行动去粉碎右派的反共阴谋。廖案发生后中共中央给国民党发来唁电，指出：“只要国民政府始终是拥护民族及民众利益的政府，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必定因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无耻的阴谋，而更加觉悟，更加积极的以全力来拥护这一政府。全国的革命民众都准备着赞助国民政府，赞助贵党。”希望国民党“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中国共产党还在《响导》上发表文章，分析廖案发生的背景、性质，指出“右派不根本痛快的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国民党诸领袖假若乘此机会有肃清反革命的决心，未始不能使国民党开一新局面”。并表示支持国民党，“坚决的最后的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使国民政府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军队上面！”同时号召广东工农及全国的革命群众”维持国民政府”，“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谭平山还为此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发表《为廖仲恺先生之死敬告一般革命的民众》，号召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扩大中国国民党，集中革命的力量，直接向帝国主义者进攻，达到中国独立平等的目的。”周恩来“凭藉其党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连续发表《告人民书》，《告革命军人》，《告工农朋友们》，《檄党军全体将士》等文告，号召军民‘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国民党左派坚持执行孙中山生前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坚定地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促进了国民党的革命化。
国民党左派一是采取组织手段，在高级领导层中驱逐了与廖案有牵连的右派胡汉民，成立了以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全权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问题。不久又驱逐包庇右派部下的许崇智，加派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员林祖涵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代理中执委常委，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比例又有所扩大。二是继续统一财政，统一军政，对粤军中一部分支持谋杀廖仲恺的部队予以缴械和整编，任命中共党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正副主任和第一军的8个团党代表，国共合作在军队工作中进一步深入。同时免去邓泽如的财政部长职务。国民党中执委又派林森、邹鲁等为北上外交团赴北京，与北京临时执政府建立对付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便渡过了国民党右派谋杀廖仲恺之后的危急形势，使国共合作更为密切，国民政府进一步巩固，为统一广东，扩大革命力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廖案发生后，国民党内部反共活动也越来越严重，一部分老右派首先公开分裂出去。在广东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在广东无法立足，纷纷北上。9月，林森、邹鲁到达上海后，即与戴季陶、谢持、邵元冲、沈定一、叶楚伧等人谋划，决定自行召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共；由谢持先去北京进行筹备，林森、邹鲁则往南京、九江、汉口等地进行联络。10月14日，林、邹等到北京后，不顾当时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国共两党正联合组织反对段祺瑞临时政府的“国民革命大示威运动”，大闹北京执行部，强行夺走印章、簿册。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居正、罩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邵元冲、沈定一，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共13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
会议至1926年1月4日结束，先后共举行22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会议的第一天即通过“取消共产派的本党党籍宣言”和“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宣布“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接着又通过“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宣布开除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的中执委、候补中执委职务。并通过“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宣布，“解雇鲍罗廷在本党之一切职务。”同时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至上海。12月14日，叶楚伧、邵元冲接管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了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公然与广州中央对抗。12月16日，他们又通过《处置共产分子办法》，训令各党部施行，规定各级党部如有少数共产党人担任职务者，由各级党部取消其职权，开除其党籍；如多数职员为共产党员即宣布解散，另组党部。按照这一原则，西山会议派先后宣布解散湖北省党部、江苏省党部、湖南省党部；并在南京、浙江等地开除朱季恂。俞秀松、宣中华、朱义权、沈雁冰等20多人的国民党党籍。这样，在广东革命形势日益好转，全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潮流日益昂进之时，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西山会议派便首先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造成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分裂，使国民党内自从国共合作以来就在局部个别地区潜滋暗植的反共潮流公开化，表面化，并蔓延到全国。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对于这种分裂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11月25日，即西山会议召开的第3天，中共中央首先发出第65号通告，要求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名义通电全国党部，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指出：“此时革命工作南北俱在发展中，全国同志均应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即有不同之意见，亦可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发表，以图解决，倘舍此不图，正当革命工作吃紧之时，竟站在广州中央最高党部以外，站在国民政府以外，标榜异议，迹近阻挠革命工作，而为全国同志所不取。”同时，“严促广州中央迅速定期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2日和9日，中共中央又分别发出第66号和67号通告，要求各地“助左反右”，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左派在中共的支持下，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
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并就法理与时势两方面指出西山会议召开之不当。这时表面上赞成革命，骨子里反苏反共并不真心同共产党合作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也站出来反对西山会议派。12月8日，汪精卫接见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声明“此次林、邹等在北京西土之会议，实不足法定人数，其决议当然无效”。蒋介石也假惺惺地说：“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走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你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的同志加入国民党，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针的，决不是随随便便定了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我们只要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人，真正能够革命……这样越是有人反对共产党员，我们越应该要扶助他们，联合他们，和他们共同受敌党反对攻击，这样才能表示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望各位不要怀疑。”他还说：“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剥削自己革命的元气。”对于联俄，蒋介石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要达到世界战争胜利，非国际间革命指挥统一不可……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是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说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
月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象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现在总理死了，各住俄国顾问对本党的努力，仍与总理在日一样，以亲爰的精神，以同志的资格，有事大家互相讨论，求得真理。谁的主张有道理，就是实行谁的主张，并没有一些勉强迁就的事情。”他还指出，帝国主义最怕的一点就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帝国资本主义者共同攻击，”因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设法破坏我们世界革命联合战线。有些中国革命党同志，竟被他这句受俄国人指挥的话所摇动，以为是无上的耻辱，不知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离间我们国民革命，破坏我们世界革命的毒计了。”
12月25日，蒋介石又发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指出西山会议是“快其驱除异己，发舒私愤之褊心，而不惜阻挠国民革命之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其所宣布之议决案亦归不能有效也”，并表示“中正承总理训诲，他无所求，惟愿与诸同志迅速完成国民革命”。
在国共两党中央的指挥下，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江苏、广东、湖北、浙江、江西、四川等省党部，海外各总支部，国民革命军第2、3军等特别党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以及东江等各级地方党部，都一致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通电要求从严惩处西山会议派。毛泽东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对西山会议派也进行了有力反击。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有：《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反动本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果。中共湖南区委和左派的国民党省党部合组“行动委员会”，与西山会议派组织的“湖南临时省党部”进行斗争，以继续推进国民革命。
中共中央在与西山会议派坚决斗争的同时，也注意团结西山会议派中的中派人物。为了避免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造成广州革命局面的垮台，中共中央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主动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举行会谈，表示中共并不企图包办国民党事务，国民党方面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在双方的恳谈解释下，达成7点协议：“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下，大家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这就争取了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从而使国民党二大得以顺利进行。
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
国共合作以来，中共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努力宣传国民党一大制定的革命纲领和新三民主义，逐步掌握一部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1925年1月中共四大正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之后，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威望日益增高，渐次形成领袖地位，这就激化了统一战线内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竭力想确定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且要想在组织上巩固起来”。戴季陶主义就是因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1909年归国，为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曾两次入狱，1912年起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直到孙中山逝世。早年的戴季陶不失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战士，但随着地位逐步上升，其政治态度逐步转向社会改良。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几十万工人举行政治罢工，戴季陶却“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他认为“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他“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孙中山对此曾指出：“要教训群众，指导群众……最要紧要替他们打算，不好一味拿自己做标本。”他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想，曾经参加过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但他很快离开了这条道路。1923年底，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时，他坚决反对，与廖仲恺“争论累日”。他提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必须造成单纯党籍，不可同时保有双重党籍，以免造成日后纠纷。”以后由于孙中山态度坚决，他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虽然对国民党改组“抱着消极看法，但也发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将为国民革命开出一个新局面”。大会期间，即1924年1月27日，他曾有一封长达万言的致川中同志书，报告大会的性质与内容，称国民党一大是“破天荒之创举”，大会的精神在于“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之孤儿，付讫于全国同志；要求全国同志以革命的、协作的、规律的精神，负担此孤儿至于成立之责任。”在国共合作初期，他“一方面力劝本党同志通力合作”；一方面“要新加入的共产分子，放弃其共产党籍”。他当时是联系于国民党“顽固派与进步派之间的……中间派的骨干”。这也引起国民党右派对他的不满。一天，张继“在邹鲁家里会着戴季陶，谈到共产党的问题。戴季陶无意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张继就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也骂张继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彼此争论起来，竟致动武。第二天，戴季陶便留了一个辞呈，离粤赴沪。此事以后竟被蒋介石等歪曲为戴被共产党所排斥。
以后，随着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作用的加强，戴季陶对革命的怀疑和反对态度便加强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积极推进国民革命，戴季陶却在北京、广州各学校四出宣传封建思想。他说：“先生（指孙中山）的一生历史，最伟大的一点，是在以创造的精神，复兴中国的文化。先生所创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复兴文化为基础。”“在先生新丧时期中，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先生在生前所提倡的‘孝字。”5月，他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竭力主张确定国民党的“最高原则”，要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思想，而“决不因党员之成分不同，而动摇本党之最高原则”。接着，他便抛出《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二篇文章，对孙中山思想进行歪曲和篡改。他所宣扬的东西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称孙中山的特点之一“是随时随地都尽力鼓吹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真义，赞美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价值”。从而否认孙中山不断吸取新思想，逐步改造他的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的事实。其实，孙中山早在1905年就指出过：“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固然孙中山的思想中吸取一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是以“救中国”为目的，以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跃变为近代文化，以与欧美近代文化“并驾”于世。戴季陶之所以要把“三民主义的理论稳固的建立在中国的正统思想之上，”其目的，用黄季陆的话说，就是“……我们能够巩固我们固有的文化，便无异是排拒共产党思想传播的最大武器，使共产思想在中国无从生根。”将孙中山的思想与共产党人的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第二、反对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学说，鼓吹资产阶级的“仁爱”说。戴季陶认为：“仁爱是民生的基础”，应该“爱一切人类”；“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因此，在国民革命中，要用“诱发仁爱性能的办法”，使他们“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而不应该提倡阶级斗争。戴季陶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只有民生哲学才能说明和解释国民革命。”如果说西方资产阶级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用文艺复兴和人性论来动员民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戴季陶宣扬中国文化道德复活和人性论，却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以及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恐惧。
五卅运动的爆发加速了戴季陶主义的形成。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大无畏气概与革命领导阶级的本色吓坏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急于结束运动，与帝国主义妥协。戴季陶正是有感于这一需要，才“发奋着述”，于1925年7月23日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基本完成了其思想体系，为排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分裂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武器。戴季陶在这本书中首先反对国共合作，制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的怪论。他说：生存是人类的目的，生存逢着一种障碍时，就引导着人发生一种生存的欲望。“无论是那一种欲望都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因为要独占，所以要排他，因为要统一，所以要支配”。“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因此，“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即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从这个理论出发，他认为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是自相矛盾。因为它“一面不许党员在党的组织之外另有组织，而一面又公然承认组织极严的C.P.加入，而且承认他们得作最高干部……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他的组织力和排他性”。这“两个团体混在一起”，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面，组织有两重纪律之危险，宣传又有两种理论之困难”，“此两中心之不能相容，则为本党之基本问题”。戴季陶主张改变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再不能“沉默敷衍含混”，只有排斥共产党，才能充分发挥国民党的领导或“支配”作用。办法则是“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要“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从而把实际上已改组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改变成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并使这个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为此，他要求“把中国国民党组织好”，进一步加强和严密国民党的组织纪律。
其次，戴季陶宣扬所谓“真正三民主义”，力图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范围内。反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的真解释。他说：“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就要老实做信奉三民主义”，而“在三民主义的立脚点上，对于一切问题的解剖和批判，都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不同。”他所谓的“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观”，即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更重要的是基于民族的生存问题，因此，应与帝国主义妥协。他反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反帝政策，承认：“如果中国国民党不是纯粹的三民主义的党，不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来组织，这一个国际的平和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场大的国际战争不休。这不单是国民党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简直是替中国国家造棺材。”他攻击中共的策略是“先亡了国再做革命”，“中国国民党是不应该如此的”，而应该努力“忍辱负重”。第二、他论述民生问题，他说：“关于民生问题的指导，尤其是重要了。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中国的需要，在产业上要尽量发展生产能力，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上，要认清楚农业的革命，农民经济的实力养成和组织能力增进，为目前最切的要图。”戴季陶反对已露端倪的中共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力图维持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封建统治。对此黄季陆指出：“日本犬养毅氏在民国十三年致中山先生的一封信。戴先生曾一再向我提起，他说：犬养的信中，曾请教于中山先生而深致怀疑于当日共产分子自我们国民党中喊出的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犬养认为中国经济的基础在农村，政治的基础几千年来都是由一种神权的政治在运行。在新的基础还没有奠定巩固以前，必然会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基础的全盘动摇，以致横决到不可收拾，如此又将何以善其后呢？戴先生认为犬养这一段话实是至理名言，这大约和他着重从中国伦理文化来阐扬中山先生的思想，至少在对付共产党的策略上，在当时有其必要。”戴季陶还论述了民权主义。他说：“最少50年当中，中国的政治，应该是完全握在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青年手里。”“惟有真正以三民主义为信条的革命党”，才能替国家“代握”建设之权，才能“建设起巩固的‘三民主义的民国基础。”最后他在书中号召“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三民主义的革命党恢复起来！…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是要全国国民真正奉行三民主义才可以获得的。”可见，戴季陶的所谓真正三民主义就是坚持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共和国，为国民党的右派、中派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工农运动，反对中国共产党，提供理论武器。
戴氏思想一出世，国民党右派便活跃起来。《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即成为右派修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台湾历史学者李云汉也指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的警告，也是忠实的国民党员为维护国民党之独立与生存起而反共的宣言。此书一出，从上海到广州，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及反共运动的酝酿，莫不深受戴氏反共理论的影响。”戴季陶一跃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代言人。“反共空气逐弥漫于沪浙一带”，并以上海执行部为中心，成为西山会议派反共运动的先导。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对国共两党领导下的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带来极大危害。
中共敏锐地认识到戴季陶主义对国民革命的危害。戴季陶主义一出笼，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便在《向导》、《政治周报》和《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其加以批判。瞿秋白指出，戴的“理论上是所谓建立纯粹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之宣传”。“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中共于1925年9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也指出：“最近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所代表的右派国民党思想的发现，可以说是四个月来民众的革命化的直接的结果。”中共集中批判了戴季陶要求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出来”，而“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而且中国革命的事实也证明：“工人农民阶级的觉悟愈高，阶级的斗争愈有力量，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觉悟也愈高。”如果停止这种斗争，“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当然，不可把它“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中共批判了戴季陶诉诸治者阶级“仁爱之心”的空想，指出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不能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瞿秋白指出：“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
中共还批判了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的“共信不立”，“互信不生”论。陈独秀指出：“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因此“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不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协调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存在”。否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陈独秀还指出，“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不是季陶先生所独创，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些失之稍早，“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实际上不能不联络国际无产阶级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戴之理论，“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国民党左派也支持中共对戴季陶的批判和斗争，许多国民党人都一致反对戴季陶的主张。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接受中共党员侯绍裘的倡议，通知各级党组织进行批判；同时致函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查禁戴季陶的小册子。何香凝针对戴季陶等右派的反共言论，指出：“平心论之，共产党的主旨，是要使一般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不可谓不公平。”广州、北京、武汉等地群众烧掉数万册戴季陶的小册子。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针对戴季陶的言行，发出训令，要求各党员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议决不能发表。无怪乎戴季陶自己也承认：“这一个小册子发行以后果然生出很大的攻击和迫害来，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是必然的运命，也是当然的行动，无足怪的。然而国民党的当中……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以至于使戴及其同伙“一半是忍泪吞声，一半是委曲求全”，“在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左派与中共联合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即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清算和斗争。
国民党二大与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让步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由于孙中山北上及逝世，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于1925年9月15日召开二大；后因“军事忙碌”和交通阻隔，又将会期延至1926年1月1日。而当湖北、四川代表团于11月底到达广州时，大会的准备工作几乎已停止进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愁眉苦脸地”对吴玉章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此时，西山会议派正在北京开会，并造出种种谣言，想使二大不能召开。中共意识到，这次大会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假使大会开不成，那就会大大助长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对革命将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国民党有解体之虞，国共合作也有破裂之险。汪精卫等束手无策，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全力以赴帮助国民党按时召开大会。在中共的督促下，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任命中共党员、老国民党人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开始加速进行筹备工作。吴玉章后来回忆说；“那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同志都在广东工作，”还有陈延年、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依靠中共的努力，筹备工作进展迅速。加之当时第二次东征在国共两党合作下刚刚取得胜利，广东根据地实现了十几年来的第一次统一，各界民众情绪高昂，这给大会的召开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并给了大会以重要的影响。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如期胜利召开。到会代表256人，来自全国各地和重要单位的党部以及海外各地，其中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约占3/5。由于国民党右派骨干已经离开国民党中央，就使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从而促使国共合作进一步深人发展。
大会正式开会的第一天，首先通过《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以履行之》案，并于次日在广州越秀山最高点奠基建立纪念碑，这给整个大会的进行定下了基调：即继续坚持一大制定的路线，实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集中表现就是大会所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本原则，正确分析了“世界之现状”和“中国之现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日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日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日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其必要之手段：一日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日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日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日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认定此等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严重之处分，不足以伸党纪而固吾党之团结”。宣布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伧等，要他们限期悔过，否则开除党籍；训令戴季陶“促其反省，不可再误”。并对参加“同志俱乐部”和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右派分子也给了纪律处分，这就打击了右派反动气焰，维护了国共合作。
大会最后进行选举。在当选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有7名，国民党左派14名；24名候补中执委中，共产党员有7名，左派8名；12名中央监委中共产党员有2人，8名候补监委中共产党员有3人。中共党员占中执、监委员总数的1/4，比一大有所扩大。特别在监察委员中，中共也占了1/5，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这说明中共领导已进入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中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的势力，已足以控制国民党最高党部。
但是在这胜利当中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中共内部的矛盾、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国共两党的矛盾，都给这次大会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首先是中共内部的矛盾，即中共中央与中共广东区委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在怎样对待国民党中派和部分右派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原来在五卅运动后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相继退出运动，工人阶级呈现孤军奋战之势，不久便被奉系军阀武力镇压下去。同时在北方，吴佩孚攻取河南，冯玉祥国民军遭受挫折，郭松龄倒戈失败，国民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这种局势就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思想上带来严重影响。他们一方面更加认识到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更加珍视国共合作，千方百计维持国共合作而不使其破裂；另一方面却希望用退让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因此而制定了“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他们先是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把中共从左派中区分出来”的理论，实行所谓“办而不包”的策略，以避免国民党右派攻击中共包办国民党。接着11月下旬又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达成“七点协议”，号召团结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表示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并动员他们回广州参加二大。中共为落实“七点协议”，还派出张国焘担任中共参加国民党二大党团负责人，争取少选共产党，多选国民党中、右派，尽可能把各方面人物都包罗进去。而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则根据中共在广东的实际情况，认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鲍罗廷“承认摇摆不定的中派占多数，但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他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讥讽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所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为此，他们在二大前夕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他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1/3，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这实际是符合当时广州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情况的。然而由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36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7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右派、中派却有15人。
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肖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国民党左派本是由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薄弱，本身相当脆弱，需要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雄厚的力量。尤其是国民党左派失去廖仲恺后更加脆弱，中共稍示退让，左派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精卫敏感地感到这一问题。二大还没有结束，汪精卫就问中共还支持不支持他。认为：“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
由于中共退让，左派孤立，国民党右派的势力开始回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尚处于中派地位的蒋介石与右派勾结，开始向新右派转化。会议进行中，蒋介石与张静江频频会谈；特别是孙科“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孙科一回到广东，立即赴黄埔与蒋介石会谈“团结本党办法”，于是蒋介石便在会上讨论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置办法时“尽力想法予以阻止”，提出大会暂勿讨论西山会议案，可延至下次全国代表大会再行讨论，想用拖延的办法保护右派。并推出汪精卫向代表们游说，要求从轻处分，结果把“弹劫案”原提议“暂时开除党籍一年”的居正等7人全部改为同张继等人一样的“书面警告”。在参加大会过程中，蒋介石又发出“环境又渐恶”的叹息，并告诫自己，“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同时，汪、蒋的矛盾也发展起来。汪精卫在会上竭力把自己的势力安排到党内，在“新当选的中执委中汪派20人……中央常委9人，汪……占3人”。中央党部各单位负责人中也多是汪派人选。这就与权力欲极强，并且势力已经膨胀起来的蒋介石产生了矛盾。经过两年经营的蒋介石这时已能踌躇满志地对黄埔学生讲：“本校是本党的中心，且是本党的基础，再推广一点讲，也就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他已经羽翼丰满，开始准备夺权了！
这样，国共两党的矛盾，不仅没有由于二大得到消除，反而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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