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的历史背景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的紧急关头召开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忆起当时会议的一些情况，记录于后。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曾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在1927年遭到了失败。
这次大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在客观方面，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包括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反对中国革命。它们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主要集中地长江流域。在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占领武汉、南昌、南京、上海以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就伸出千百只手来，先把蒋介石拉了过去，随后又把江精卫等拉了过去。在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领导。那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经验是很不足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还缺乏统一的了解，对领导权的问题、武装斗争的问题、统一战线的问题，都认识不够。正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陈独秀为首的投降主义才得以在1927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自愿地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他没有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他反对共产党创建自己领导的军队，而把国民革命军全部让给国民党去领导，并帮助国民党去扩大和巩固它。当北伐军胜利占取长江中、下游，农民革命高涨时，他又不敢放手武装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却依靠上层谈判，而谈判则往往以退让、妥协告终。
陈独秀投降主义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从1927年“四一二”开始，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策动、收买和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6月，汪精卫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纵容朱培德在江西强制“礼送”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出境，并派兵搜查革命群众团体；表面上决定对湖南马日事变采取所谓和平解决办法，实际上支持何键、许克祥等反动派继续实行白色恐怖，等等。这一切都是汪精卫等准备全面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
就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和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以前，我于1927年6月下旬到武汉就任党中央组织部长职（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调我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到达武汉时，陈独秀还在主持工作，党中央机关内部的情况很混乱。6月3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独秀提出一个所谓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突出的暴露，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钢领。在讨论时，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代表团中央提出一个批评这个“议决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用脚踏上。任弼时同志要求发言解释，陈独秀横蛮拒绝，以致大家不便多发言，而集投降主义错误大成的十一条也就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接着，在7月4日以后到7月12日以前，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估计这时鲍罗廷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投降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训令，但鲍罗廷没说有这个训令。）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5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和我。在五人常委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按指鲍罗廷）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他还说：“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也说：“当时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5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5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虽然还谈不上已经是对投降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右倾投降主义统治我党中央的状况，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退让的政策。7月13日，我党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我党同志退出政府。这是我们党改变政策的开始。
与此同时，汪精卫于7月14日晚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7月15日又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了革命。接着，在武汉地区公开向革命力量进攻，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不久，新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了。在这前后，罗易和鲍罗廷走了。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1927年6月5日，他把在6月1日接到的共产国际给他和鲍罗廷的电报交给汪精卫看，让汪精卫找到了背叛革命的借口，所以共产国际很快就把他调回去了。鲍罗廷是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我党在7月13日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后，他随即和瞿秋白一起到了庐山，7月下旬他从庐山回到武汉，随即回国。罗明纳兹是7月下旬到达武汉的。当时，五人常委开了一次会，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那时，五人常委代行中央职权。在五人常委掌权期间，主要决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8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这里附带提一下张国焘的问题。过去只记得他有问题，但具体问题是什么记不得了。现在查阅1927年10月李立三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得知原来政治局常委同意南昌起义的建议后，同时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常委派张国焘去前方传达国际电示，张借此反对起义。前委同志都不同意他的意见，经过两次激烈争论，张始同意举行。由于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都到前线去了，到召开八七会议时，在武汉的常委仅剩下张太雷和我两个人。瞿秋白同志在“八一”以前已回到中央，参加并主持八七会议的准备工作。
第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至7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在8月3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3日，中央便作出决定，通知各有关省委。《大纲》明确要求在上述四省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时，我又向大家说明：中央农民部已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这样，五人常委会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就得到了八七会议的追认。中央除通知有关各省坚决配合八一起义军的行动外，并于8月8日致电前委，指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
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紧急会议原来准备在7月28日举行，并由秋白、太雷和我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28日未能集会，而先由常委发出7月29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到了8月3日，常委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可是，仍然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非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
五人中央常委除了决定这三件大事之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在“八七”会议以前，各路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大部分到了武汉。那时我和陈乔年任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我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三项办法进行安排：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还有一小部分送往莫斯科学习。
以上情况表明，“八七”会议是在我党中央领导机关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在非常困难和非常危险的时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召开的。当时召开这个会议是完全必要的。
“八七”会议的经过
“八七”会议是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我过去回忆是二十几个人。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个人。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就是我）等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当时，他任党中央秘书处长。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其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工夫。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41号（现在是鄱阳街139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因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邓小平、陆定一同志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因而现在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在这里陈列会议有关文物，开馆展览。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我担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尔后他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由于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加上他讲一段还得由瞿秋白同志替他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花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国际代表报告完毕，我随即向大家指出：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并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
随后发言的中夏、和森、亦农、弼时等同志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见上层，却不见群众。
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亦农还指出党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和森还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自我批评说，他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弼时还指出机会主义者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秋白只对《告党员书》提了几点需要补充的意见。
发言者都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地揭发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领导的错误。由于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便建议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接着，国际代表对鲍罗廷、罗易、威径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提议对《告党员书》在原则上付诸表决。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滋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同志在8月6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我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却能代表常委向八七会议作报告？这是因为秋白在7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最后，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
接着，我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付表决。表决前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二名。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9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选举完毕，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8月9日，由秋自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
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篇文章是1927年2月写的，是驳斥彭述之的谬论的，彭述之与陈独秀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批判彭述之，实际上也是批判陈独秀。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投降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党的“五大”时，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代表们看，也送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后来，这篇文章还印成了单行本。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有的同志提出，当时应不应该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现在回过头来看，1927年7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在这里附带地叙述一下陈独秀问题的处理经过。“八七”会议前后，陈独秀住在汉口前花楼，黄玢然继续在他那里当秘书。“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也照顾他迁居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直到1929年他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1月15日，才被中央开除出党。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如前所述，有他的“二次革命论”作为根源的。因此，他当时对待错误的态度很顽固，以致后来堕落到同托派相结合。陈独秀从1921年党00的成立到1927年7月下台，前后当了6年的总书记（开始称书记，“二大”、“三大”称委员长，“四大”、“五大”称总书记）o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建党初期，他是为党做了工作的，我们对他要进行具体分析，要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以前某些历史书把他的名字根本抹掉是不对的，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他的照片是对的。目前对陈独秀有三种看法：一说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说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说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赞成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要一分为二。
对八七会议的评价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不开这个紧急会议，就不能纠正我们党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就不能确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但是，“八七”会议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它的主要缺点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开始了惩办主义的过火斗争。
当时党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还属幼年，还很不成熟。在“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还不能对陈独秀投降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拚命的精神。特别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却还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这种“左”倾情绪更容易滋生起来。在“八七”会议上，这种情绪是有反映的。会议的文件中就有“左”的东西。我自己就有一种“左”的情绪。那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在“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中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以后，便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以后在党内长期把蒋介石反动统治宠统称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才改正了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此外，“八七”会议还有其他的缺点，这里不再具体叙述了。
“八七”会议以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各省部分地区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同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从而把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建立工农武装，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把战略上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率领秋收起义剩下来的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八七”会议和后来的“六大”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