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和我军的初创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上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攻，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1000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5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1O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发展，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荣桓）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决不是盲目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远大战略远见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光辉发展和伟大实践，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谱写了国际革命运动史上新的篇章，充实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宝库。
我党在1927年“八七”紧急会后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被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1927年“七一五”国共分家后到1928年秋，计被屠杀了33.7万多人（单湖南就超过10万人），5万多共产党人只剩7000多人了。
我们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教训中。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在中国革命急遽变化的紧急关头的一个转危为安的伟大的转折点。唯独毛主席高瞻远瞩，不避艰险，顶着狂风恶浪，把党的中心工作引向农村，点燃了井冈山星星之火。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崭新的道路，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缔造了第一支红军（当时叫工农革命军），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序幕”，为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指引了一条胜利的金光大道，把中国革命历史推向了新的纪元。
毛主席奉党中央的任命为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18日毛主席回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并着重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党应当以主要的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推动土地革命。是年9月9日震撼人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打响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号炮。
当时国际上正处在经济上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是第一次大战之后的第三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很突出，国内官僚资本还在形成。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把革命重心放在城市交通要道，还是移到农村？这时，主席的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指导我们前进。历史上，世界上几次革命，如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唯有秋收起义是独立自主地以农村为中心的。当时形势大变，毛主席以他英明的雄伟的远大战略思想领导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及时地做了战略退却，就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大业，选择了井冈山这个战略据点，保存下优秀的干部和火种，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保留革命火种的紧急时刻，毛主席做了积极的战略退却，保存了力量，成为历史上模范的有秩序的退却。这是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是彻底失败，还是保存下种子扎根广大农村，成为星星之火，就看你掌舵的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积极的退却，秣马厉兵，养精蓄锐，准备时机成熟后转入另一阶段的进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积蓄力量，发动群众，将来城市还会都归我们。那时有人怀疑说：毛泽东这样做不对，跑到山上当大王去啦！但毛主席说：形势变了，是当红色根据地的“山大王”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上了山，到时候，我们命令敌人将所有大城市都交给我们。
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那时主席曾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绕，绕不赢就蹲，蹲不赢就化。不久主席定为“十六字诀”。
回忆一下历史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乃正确之先导。当时的形势，虽然是“逼上梁山”，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于敌人残暴的白色恐怖，沉重的教训也使我们受到了革命的考验和锻炼，致使我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建设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秋收起义，形势转变了，我们做了胜利的战略退却。打得赢不打，是右倾机会主义；打不赢不走，是拚命冒险主义。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
推翻满清，南方17个省参加了，北方没有份，袁世凯做皇帝只83天，连100天都不到。十月革命，最后还是向农村发展，扑灭了白匪军的叛乱。秋收暴动是在国际上突破了暴动只在城市的理论，它增添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宝库中的新内容，打破了狭隘的成见和偏见。这对今天世界革命还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当时有人诬蔑毛主席是个“书生”，不是军人。因而不信服毛主席的精辟见解。但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崎岖坎坷的艰巨胜利的道路，斗争的事实情景说服了这些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灿烂辉煌发展的结果。
当时，毛主席毫不犹豫，毫不留恋地带着队伍把皮鞋脱掉，穿草鞋，戴草帽，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解决了中国武装革命的道路问题。解决了我们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革命问题。毛主席一贯注重农民问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主席主持开办的。毛主席还走遍三湘四水去作艰苦细致的考察。他坚决地，耐心地到农村去工作，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后来王明他们说：山上不出马列主义。而毛主席就是用人民战争来培养人民战争的人才和经验，从频繁的战争中学会指导人民战争的！斗争出智慧，实践长才干，斗争就是马列主义。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时期，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的同志只当党代表，不当军事指挥员去掌握兵权，“马日事变”的血的教训，费了血的代价才教育了我们。秋收起义，是在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大革命失败之后，毛主席思想还没得到人们认识的情况下搞起来的。
“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只带一个土匪团，当时我在洞庭湖带五六千人，和当地农军一起满可以打败他。可陈独秀下命令不让打，各地农民缺乏统一的指挥，湖南75个县的农民自卫军除湘东几个县保存少数力量外其余均失败了。
秋收暴动共有四个团。第一团是警卫团，这个团的基础，是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由武汉政府警卫团和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合编的，团长卢德铭，副团长是余洒度，参谋长是韩睿，团指导员是章华文，都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学生。第二团是王新亚，是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军组成的部队。由苏先骏、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编为第三团。第四团是从鄂东来的夏斗寅、邱国轩的残部，经过崇阳县委的关系，由我们改编的。当时黄浦一期的多是团级干部，二期是副团级干部，三期是参谋长，四期是营长、连长。
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的整个过程，何长工把它归总成过五关：
第一关：登陆黄颡口
我是1923年冬天回国的，回国后领导要我到黄埔军校去当教官；后来组织分配我到湖南的华容一带参加县委和特区委工作。北伐军到湖南以后，我在洞庭湖区任农军总指挥。以后又到了洪湖，转到武汉，跑到警卫团去当兵，当时杨立三是招募委员。我当兵在第五连，这是干部连。在这连当兵的，起码都是县级的工农运部长，县委委员和书记。有一次，党的团委会开会，我在会上讲了一次话，不知怎么把我看中了，要我到青岛去，然后去苏联学习，我为此向团长请假，团长不同意。我那时27岁，还年轻，不甘心大革命的失败，因而安心在连里过战士生活。当时我们的任务是警卫兵工厂、仓库、保卫银行，把守海关，连汪精卫的住宅也是我们站岗。
在7月29日这天，团里开了个会，会上布置要防止开小差，要战士们系带子弹，准备往南昌开。那几天，听见珞珈山一带，天天晚上有枪响。为了防止有人抓我们，天天拉出去打野外。29日，“八大处”和指挥部都上了船（拖驳）走啦。好多的拖驳，连起来有一两里长。当时还有中央军校的一个女生宣传队跟着走，后来走散了。开拔后，8月1号我们船到黄石港，和南昌联系不上。反军张发奎的指挥部设在南浔路上的马回岭。只听到九江反军布防吃紧，这时情况严重，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改名为军官教导团，从后边跟上来了，划归为警卫团长卢德铭同志统一指挥（张发奎第二军团司令部的“八大处”）。我们吹号和他们联系，他们没听到，结果教导团的船开到九江就被缴了械，该团由张发奎到广东曲江后又武装起来了，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了。我们开到田家镇，在船上开了个会，领导、指导员、党的积极分子200多人参加，会上团长卢德铭宣布南昌起义了，决定我们将船调头往回开，到了江南阳新县境的黄颡口，上岸露营，急行军去赶“八一”起义的主力部队。当时公开讲，蒋介石叛变了，决定快速进军南昌归队，赶主力部队去。这时，“七一五”国共公开分家，“马日事变”和南昌起义，这一带地方的县长们还不太知道，所以还有的地方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
部队上岸后，正碰上8月天的炎天暑热，5000多人的队伍，武器弹药很多，天常下暴雨，走起来很困难。到了武宁与苏先骏、余贲民率领的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会合了，两支部队建立了一个临时的统一建制，番号改为革命军独立师，我们是第一团，他们是第三团。部队开到靖安、奉新一带，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向东转移，敌人在南昌、清江、樟树一带已经布防，赣江两岸有朱培德的三、六、九军设防。我们不能渡江东下，遂放弃追赶主力军的计划，并决定卢、韩、辛等领导同志去中央请示。队伍只好折回修水休整和训练，扩充兵源，准备暴动。这时我调到了侦察连搞侦察，发现了三连连长是个反革命分子，把他抓住枪毙了。接着在部队里开始进行了谨慎的肃反工作，巩固内部。
卢德铭团长当时极力要团结内部，为此，我们也没打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但是脱离了国民党的指挥，这是借此麻痹一下敌人，争取时间整训部队。第二关：修水整编待命（准备起义）在修水开了一个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团长卢德铭去找党中央联系未返期间，由副团长余洒渡代理团长。
我们开到修水，朱培德曾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我们想在与敌斗争中学些军事，作点统一战线工作；朱则妄图用威胁利诱的方法，软硬兼施引诱我们上钩。我们则以软硬兼施、拖延的措施，用谈判来赢得时间。而后，他们来了5个人，经常在我们这儿转，有时给我们讲，“你们这里有很多人才，北伐有功，有的还是我们的老同学”，用这些话来拉拢麻痹我们，其实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员，妄图将我们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我们采取拖延政策，谈而不破，闹而不打。他们妄图诱惑我们开到涂家埠点名发饷，正式改编，借此机会解除我们的武装，但这条一网打尽的毒计未能得逞。
等到8月，月亮圆了，我们才独树一帜，举行起义了，把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子，番号都做好刻好并发下去了。那时我们这支部队还是很骄傲的，动不动一开口就是我是叶挺独立团的，两次打过汀泗桥，夺取和保卫过武昌城，到过河南，胜利进行第二次北伐凯旋而归的功勋部队。
在开往修水的路上，战士们背了很多子弹和枪支，走得个个汗流浃背，一些过去当首长的，也要同士兵同艰苦，为了防止开小差，一个党员要包几个人，党员说了话，群众还是听的。团长卢德铭品质很好，军事政治都很强，威信也高，身材长得也很英俊，行动起来忙前跑后，很关心部队，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严格要求部队。部队过境秋毫无犯，对群众影响很好，有时过境，也会碰到红枪会拦住不让走，我们派代表谈判，露营拿钱买粮食，做饭，吃了就走，结果顺利通过了，没给我们找麻烦。这时我们经常喊话，穿着便衣，走在前面喊话，打通了和群众的关系，一些地方武装也不敢动我们了，湖南这地方是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必争的战略要地，有名的出兵的地方，历史上经过多少次动乱，一些兵带枪跑了，因而散在群众手里的枪不少，地方武装里很多就是这样当过兵的老打手。第一次大革命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广东人出银，湖南人出兵，浙江人出官，江苏人出太太。”
经过肃反之后，在内部还有左中右的斗争。因为当时情况复杂，条件困难，政治军事斗争均还不成熟，因而组织上公开地讲：你愿不愿意干，吃不吃得了这个苦？不干就自己走。许多女同志拖不动，走了很多。我们留下的人背了很多东西，走起来都说，国共分家，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当时我们还有一种理论：历史上从没有消灭过土匪，今天怎么能消灭我们这些马列主义武装的“山大王”？要调皮就调个唆皮。要捣蛋就捣个大蛋。你骂我混蛋，我骂你一百个王八蛋！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百拳，要分家我就给你分大家，分少了还不干！并要抄你们反动派的老家！这就是我们反正不能吃亏。俗话说：“沉浮应在自己”，这就是说要全靠自己救自己，当时只有靠自己觉悟团结起来，自己当家做主人。我们就来个枪杆子里而夺取政权，当掌柜的。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不明，又是一支孤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剧烈，上面分家啦，下面也开始向下贯彻。我们筹粮，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开家族会议，会上一讲，他们就会把存的公粮交给我们。那时招兵也很容易。当时我们发的衣服是灰、黄各一套，打绑腿，穿草鞋。警卫团的人，一些军校学生，军官很讲究穿戴，有所谓“三金主义，五皮宪法”，就是指：金丝眼镜、金戒指、金牙；皮鞋、皮绑腿、皮带子、皮包、皮鞭子。
第三关：秋收暴动
秋收暴动是在阴历8月。
起义前，卢德铭同志经鄂归队，任暴动总指挥，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到公历9月9日在修水的渣津等地区，卢总指挥严肃地宣市，现在我们起义了，这次起义由毛泽东同志领导，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赶到，目前在军事上要我来负责。
秋收起义是由几个战斗组成的，进攻的主要目标是长沙。当时分兵两路：三团、二团首先打浏阳；一团、四团首先打平江，然后包围长沙。结果，驻安源的王新亚的第二团，虽然攻下了醴陵和浏阳城，但没有与三团取得联系，攻下浏阳后由于缺乏经验，疏于防范，遭到优势敌人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据说王新亚同志以后下落不明了。三团由铜鼓赴浏阳增援，到浏阳东门遭敌阻击未成。这时他们知道二团已被敌人消灭，就回师向修水、铜鼓之间的张家坊，白沙来同我们会合。打浏阳的一路就这么失败了。我们与四团一起打平江，首先打长寿街，这里驻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有一些防御工事，虽然我们装备不好，打还是可以打胜的。一打，我们一营、二营失利，一营战斗失利，二营损失很小，二营营长钟文璋失踪。同时，第四团邱国轩部在火线的后方洪岭叛变，这个团原是夏斗寅部队残部，改编后也没经过改造和训练，马上投入战斗。他们野性未驯，我们在前面打仗，他们在后面造反，使我们战斗失利，不得不撤退，向南到浏阳东乡的张家坊，白沙一带与三团会合，会合后一起进驻浏阳文家市。
这时，毛主席还没有到部队来，我们还比较幼稚，打仗还是按照黄埔军校的思想体系来的。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当时是个急于报复的进攻战略。另外，由于我们采取了分兵的办法，不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敌人，相反地把队伍分成几路打敌人，力量分散，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了。我们这个团损失不大，但在情绪上受了打击。加上这时炎天暑热，很多人发疟疾，医药又很缺乏，部队的健康情况也不好，于是在文家市休息了一两天。（1927年9月18日，毛主席在浏阳文家市与部队见面。）
当时二团如不打开浏阳也许会好一些，碰个钉子部队也许会保存下来。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卢德铭团长是一个好同志，但在秋收暴动的布置、指挥上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件事现在还缺乏更系统的总结，反正在毛委员来到之前是有错误的。我们是一支疲劳之师，是一支孤军，分散兵力显然是不当的。用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思想来看，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切忌分兵。毛主席当时说：“雷公打豆腐，专找软的欺”，要集中兵力打软的，打容易打的，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以十当一。不过，我们那时还很幼稚，不能以今天的水平来估计当时的情况。我们要当做一个教训来接受，这是第三关。
第四关：文家市前委扩大会议的斗争
毛主席来到部队，部队就有了灵魂，指挥加强了，领导也健全了，使部队有了正确的方向，引导部队走向胜利。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当晚在文家市的一个学校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战胜了余洒渡等少数人坚持再冒险打长沙的错误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天早上对起义的全体人员讲了话。我记得大会是在一个茶埂子上开的，还有一幅绘有罗霄山脉的地图用树枝子支挂起来。毛主席戴着个草帽子，穿双草鞋，脚也走跛了。毛主席非常生动有力地对我们说：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一根禾草、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针一线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只要我们跟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站在一条战线上，站在一块，血肉相连，我们就能够胜利。毛主席还说：军队与人民群众如鱼之于水，失去了群众，就象鱼失去了水。与群众结合，在群众中生了根，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这就是胜利。毛主席用鲜明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教育干部和士兵，给我们印象很深，他讲话象讲故事一样，用通俗的形式、生动的表情讲出来，既精采又生动，真是工农群众不觉深奥，知识分子不觉浅薄。那时，我们都叫他“毛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广大劳动群众、革命干部以及队伍对他非常亲热和爱戴。大家一致说有毛委员领导就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推迟了革命的进程。革命正处在大转变的关头。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们不应该留恋大城市，交通要道，而应该及时退却！毛主席说：情况变了，我们没有力量占大城市，占也占不住。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这儿是几省交界的接合部，是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红色武装割据的“山大王”，但不是过去的“山大王”，我们有马列主义武装，可以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政策好，纪律好，群众会拥护我们的，那时，我们一呼，群众就会响应。我们没有失败，只是受了点挫折，怕什么？毛主席讲的大家思想开朗了，呵呵直笑，信心十足。
毛主席说：“罗霄山脉，分北、中、南三段。北段，有长江，好像一根扁担挑武岳、南浔两条铁路；南段，敌人挑两条江——湘江、赣江，都便于运兵。我们要利用中段的山（井冈山）挑两个省和省城（长沙和南昌），在山上可以发动群众，养精蓄锐，同时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关起一个门来打一边，也可以两边一守一攻。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时，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萌芽啦，当时叫就地革命，就地退却，这是个有胆量、有方向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接受和保存革命遗产的问题。这就是：五个有经验的人，比一万个没有经验的人要强得多。
毛主席还说：“我们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就是为了开始准备另一阶段的进攻。”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看得准，拿得稳，领导得恰当，不失时机，及时地组织了向井冈山做大规模的战略退却。这是一个非凡的有伟大气魄的行动。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积极的包含着另一阶段的进攻在内的退却，不是消极的退却逃跑。这样，一个革命阶段的结束，一个革命的挫败，就酝酿着，孕育着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出现，这实际上是敢不敢斗争和胜利的问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要敢于采取大踏步大规模地积极的退却，如果按余洒渡等少数人的意见，仍然徘徊于大市场和交通要道附近，我们的队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后果就不堪设想。当时正是中国革命处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创造时期，在生死存亡的紧急转折点上，毛主席毫不吝惜大城市的战略退却，保留了大革命的遗产，这是模范地、积极地战略退却。因为，我们保存了干部，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保留了第一次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用鲜血换来的几点火种，终于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部队，疲劳得很，得病的很多，违反纪律的也很多，毛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能打自己人，要有纪律。我们活动的地方，在两省交界的地方。毛主席讲：我们可以在这儿搞出个局面来，这给人很大鼓舞和希望。当时毛主席还讲：敌人南边来北边不来，北边来南边不来，他们不能协作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他说：别看我们枪杆子不多，人也少，又牺牲了一些，贺龙同志一把菜刀照样闹革命，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
毛主席当时有一匹马也不骑，让它驮军图和收容伤病员，自己戴着草帽，穿着草鞋，身穿农民服装，常在队伍中穿插往来。他非常注意调查研究，走起路来不是和战士们谈话，就是和连、排长或积极分子谈话，了解情况。
在文家市，如果毛主席不来，我们也不知往哪儿落脚，毛主席来到一抓，就像下棋一样，选中了以井冈山为秋收起义的落脚点，也是发展的出发点。这伟大战略性的一着对了，局面就不一样了，下棋要见一着！毛委员一反历史之常，创造了胜利的局面。
我们这支部队是革命的骨干。这支部队的大部分，是来自叶挺的独立团，特别是在“马日事变”后，它汇集了两湖的革命干部。这些革命的干部和士兵，革命的武装力量，是大革命的珍贵遗产。毛主席接受了这个遗产，并把它发展壮大了。应该看到，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一个开端，一个预示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良好开端。终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面貌。
以上就是：毛主席脱险，进入部队，局面扭转，形势大好。这是第四关。
第五关：芦溪遭受伏击
毛主席到部队后的一两天，我们就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了。朱培德派了两个团阻击我们，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当时虽然也有侦察员，但侦察不力），以为是一些地方民团之类。我们两个团（一、三团）从芦溪出发，朝东南走。不料，第三团的参谋长何坚把三团带错了方向，朝西南走到萍乡方向去了，路上被敌人打散了，许多人退回了平浏地区，几乎没什么归队。从芦溪出发，部队政治思想状况是良好的，走的是人行大道，但不能过汽车。我们走到芦溪与莲花交界处的一个三岔路口上，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敌人拦路截击，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二营抢夺阵地时，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虽然整个队伍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但我们连由于坚持着打，损失较大，在突出敌人包围时，我被敌人抓住了。我那时当指导员，我向敌人说：“人不亲枪杆子亲，和尚不亲帽儿亲，我们也没有什么仇和恨，这儿有几个铜板给弟兄们吧！”说罢，我把挂包里还有的一吊多铜板往地下一甩，敌人都爬在地上拾钱，我就跑掉了。回到部队以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我：怎么搞的？我说我连在后头掩护，卢总指挥在阵地上不幸牺牲了。芦溪一仗，总指挥牺牲了，三团溃散了，只剩下第一团，我们更孤单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困难的环境里，在毛主席领导下，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继续向井冈山前进。三团的溃散，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些打散的同志，后来在浏阳平江一带建立了很多小块根据地，并成了开辟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力量。我们这个团后来又打莲花县城，那里只有一个100多人的保安队，被我们打进去了，还捉住了县长（据说是个共产党员，后来把他放了）。曾带他见了毛主席，表现很顽强，后连人带枪让他回去了。
这一关，打掉了第三团，失去了总指挥，这是最危险的一关，如不是毛主席来了，群龙无首，就会散了。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转危为安，上了革命的井冈山。铁不打不成材，人不磨炼不成汉；井冈山成了起义士兵的宿营地。等死不如去找井冈山，井冈山成了革命的收容所。中国革命低落时期，井冈山成了众星拱望的北斗明星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希望。
当时在湖南，唐生智他们通缉我七次，杀害了我的全家，家乡人传说我放洋了（出国了），其实这时我已到了井冈山。
在上井冈山的队伍里，有行伍出身和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出来的做正职的多，行伍出身的做副职的多。黄埔军官命令主义多一些。有的人没有经验，主观片面性强，有些瞎指挥，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而遭损失了。
在这一关里，还有毛主席做群众工作、干部工作和农民工作，这里不多讲了。
芦溪遭伏击，毛主席把队伍带上井冈山，这就是第五关。
起义的部队来到了永新境内的三湾，进行了改编。这就是有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意义就是把军队重新组织起来，解决了几个问题：
1.把战斗队与非战斗队分开，建立了后方，把伤病员分出来。过去病员与战斗队一起行动，发生战斗，不能打，也不能掩护，把部队拖得很苦。当时，成立了一个卫生处，我被调去，当党代表，这个卫生处搞了一个后方医院，收容伤病人员，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放下担子，整顿组织，鼓励士气，团结内部，准备开展游击活动。留下的人，还可以搞后方建设。这是在宁冈，茅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萌芽阶段。这样整顿以后，我们的活动是“赚钱就来，蚀本不干！”一碗油洒到地下拣不起来。一碗豆子洒到地上还可以拣起来。军队就好比是油，当时还有一个修械所，有一点一般的工具，他们原是去南昌会师的，没赶上，结果也上了山。
2.建党。支部要建在连队，班排要有小组，连队如没骨干，就不能把党的工作做到连队。
3.军民关系，群众观点。那时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久在斗争中充实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
4.专门打民团武装，武装工农。我们到一个地方要坐天下，到那儿要把民团消灭。
5.要有胜利信心。贺龙一把菜刀就能胜利，我们有几百条枪还怕什么？天下是我们的，闹革命要干到底！
接着，部队向宁冈前进。宁冈有新城和古城两个城，我们在古城开了一个会，叫做古城会议。这个会，找不着存档，我反复地讲才有人记起来，毛主席不说，没人知道。这个会我参加了。古城会议有四个内容：（1）总结了秋收起义的教训。毛主席说：“秋收暴动布置上有点毛病。①分兵作战，不是各个击破敌人，而是被敌人各个击破；②不应该攻打大城市；③炎天暑热，我们以疲惫之师去打击敌人，敌人以逸待劳，我们怎么能打赢？”秋收起义时，毛主席没赶到指挥部，因而毛主席采取团结的方针，有些意见没多说，没见过多的指责批评，只是很婉转地说了这几点。
（2）派遣活动，派人四处联络，沉浮在你，顺水流舟，自我淘汰。表现好的将来还是朋友。当时有些动摇的人，吃不了苦，部队规定可以“请假”，以后愿意来再来。大约走了五十多人。走了也好，少几个没决心革命的。当时，蒋介石还放风说：决不杀黄埔学生。因黄埔学生救过他的命。所以一些黄埔学生因当时部队缩小了，又没有官做，走了一部分。余洒渡这人后来也走了，蒋介石还给他官做了。后来借口说他贩毒，还是被蒋介石杀掉了。
（3）派人与中央、省委和县委联系。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一个后方。另外，还派人出去广泛联络，建立统一战线。我记得与我们联系的有宁冈县委。县委书记龙兆卿，他父亲是江西省议会的议长，他借着世家子弟的身份做共产党的工作，外边的人也不怀疑他。
（4）还做一些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争取王佐、袁文才，曾送了几十条枪给他们。他们答应我们在茅坪设立一个留守处，一个后方医院。虽说是医院，病员来了多是休息，没有西药，中药也不多。
古城会议后，部队开始进行游击活动。“游击”这个词是后来用的。当时我们叫行动。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只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那时形成的。毛主席的建党、建军、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思想也开始体现出来。毛主席经常组织一些工作队、工作小组，做群众工作，亲自领导，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这样，我们就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
古城会议，只讲了以上几个主要问题。
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是一个关键，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在革命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开始了土地革命，由城市转到农村，由交通要道转到偏僻山区，由大革命的正规军变为革命的游击武装，实行武装割据，用乡村来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争取全国胜利。在大革命中，我们是大城市观点，轰轰烈烈，占领交通要道和大城市，有大后方，大兵工厂。到了井冈山，空空如也，两袖清风，又穷又白，白手起家。由白变红，由穷变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就要依靠正确的领导，正确的路线。在井冈山形成了一条完全正确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苏联十月革命，是先有列宁格勒起义，成立政府，再来建设军队。与苏联不同，我们是相辅而分，又建军，又建党，又搞统一战线，军队又打天下，又建党，又搞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各种政策摸索、尝试时期的一个“试验田”。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试验田”，这对今天的世界革命是一个卓越的贡献。
进军井冈山，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这是一个由城市到农村的大转变。当时人们思想很不容易转这个弯，很多黄埔出身的同志想不通，说：“过去轰轰烈烈，现在冷冷清清。”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能不能正确适应这个转变，就是敢不敢胜利的问题，说服了大家。这个大转变，接受了大革命的教训，保存了革命的骨干，没有这些骨干是困难的。我们接受了革命的遗产，保存了它，并使它发扬光大，使井冈山成了红色的保垒，成了东方的北斗，成了中国的希望，成了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宿营地、集合点、宝库。使中国革命的武装群众，象在洞庭湖惊涛骇浪中颠簸的航船，终于由毛主席这个伟大的舵手指引了航向，使我们在井冈山靠岸，得到了休养生息。进军井冈山，这是要不要依靠农民的问题，要不要依靠工农联盟的问题，要木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在农村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在我国，农民问题，农村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一系列的最大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许多人犯错误，就是忽视了广大农民和农村武装割据夺取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常说要依靠群众，要争取多数，利用矛盾，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敌人。这个战略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治建军，进行人民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秋收起义中的几个人物
卢德铭——第一团团长，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这个人长得很漂亮，魁梧奇伟、高个俊脸，说话嗓子很洪亮，有煽动力。平易近人，他既能将兵，又能将将，到了宿营地，他常到下面和战士们在一起，民主作风很好，风度也不错。他很少骑马，总是把马给掉队的同志骑。后来他当了秋收起义的总指挥，适应山地行军也穿上了草鞋，给人影响很大。人们说，首长是黄埔出身的人都能吃苦耐劳，像普通一兵，我们为什么不能？他曾搞过几次“民意测验”，不愿干的填表就走。他在关键时刻，非常果断，有事能与群众商量。如在长江船上，决心掉转船头，登陆黄颡口，是一种起义的非凡举动，到了武宁、奉新、靖安地区渡不渡赣江追赶主力？他认为不能犹豫徘徊，非久停之所，决心转到湘赣边区的修水。尤其是当形势越显不利时，他决心去找党中央请示。他当时说：我们不能像洞庭湖中的小船，荡荡漾漾；我们不能象水上的浮萍一样，摇摇晃晃。他组织能力很强。在武汉时，一个新兵枪走了火，他没严厉批评，他说：“你们半夜走火多不好，亏了没打着人，要是把我这个团长打死了，一定会有人说你有意暗害我呢，那时你解释不清楚了，下次注意！”
卢德铭这人警惕性也很高，国共分家之后，他一直带我们到处打野外，怕在营房里叫别人收拾了。练兵时选的地形也不坏，一面靠山一面靠水。政治活动能力很强，深人群众，调查研究。战士们脚打了泡，他叫军医及时看护，对部队抓得很严。平时很少看见他睡觉，总是在下边到处转。
卢德铭是中小知识分子，确有股子闯劲。虽然在芦溪战斗中不幸牺牲，但是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
宛希先——湖北黄梅县人，脸上有点白麻子。入伍之初，也在我们五连当班长，很能干。据说以后地方上肃反把他误杀了。这可能是地方上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冤枉了他。现在已经追认为烈士。
杨立三——当时是警卫团派到湖南去招收革命干部的招募委员。他任过我们连的司务长，大革命时和滕代远一起在长沙做农民运动工作，他俩与毛主席联系较密切。杨立三到特务连时，我更进一步认识了他。他穿一身黄衣服、马裤，非常精神，也很艰苦，从来不特殊。他很活跃，走到哪里哪里活跃，边走边唱，很有朝气，从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他深人群众，群众关系很好，热情是他的最大特点。他组织担架队，脑子很灵活，穿的衣服都是他设计的，还会打草鞋。部队经常没钱，他想办法去筹款，越困难越挺身而出。在打张辉瓒时，抓了一万多俘虏，给他们发光洋放他们走。一人发三块，半夜里在桥上发，俘虏们把我们挤得掉到水里去了。我上来说：快冻死我了。
他说：这是政治任务，没关系，咬紧牙关吧！这下把俘虏都感动得流了眼泪。当时有的兵被我们抓住七次了，见面后说：何同志，我又来了。我说：没关系，来的次数越多越好。
杨立三的乐观主义精神很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低头。打了败仗回来他说：老子又蚀本了，敌人欠我们的账是要加倍赔偿的！这个人模范作用太大了，管经济的人，但自己从不特殊。我们说笑话，革命不胜利，我们不结婚。他说：对，谁结婚就是叛变！当时我们这些人对结婚问题，都没什么要求。到了江西，有些老乡给我们介绍姑娘，大家都不谈。到一些地方，一些姑娘在门缝里望红军哥哥。我们望都不望一眼，谁望一眼，就会被人说作风不正派。
当时打仗之前，相互之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光荣牺牲了。另外一句话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大家都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
当时调动工作，叫往哪儿就往哪儿，没个上下之分，到什么地方去，都没有一个讲价钱的。杨立三同志讲：我们干革命，没这种组织性纪律性，就不是真革命。他是干后勤工作的，我常向他讲这样一句话；买卖七十二行，烧酒熬糖，叫花子打狗，专管这一行。要他爱他这一行。他工作很有魄力，是个很好的同志。
辛华文——他是个文人，善于言词，早晚点名都要讲话，好事表扬，坏事批评，周末布置下周任务。据说他同卢德铭由中央一同返回修水时在鄂南殉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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