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号召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1928年6月18日下午l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白色别墅的大厅里正式开幕了。
大会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开幕式的有各省正式代表84人，以五届中央委员身份出席大会的4人，特约代表1人，指定代表53人，共计142人。代表全国党员130194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关于六大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党员？通常人们采用的说法是4万多人，但这是一个估计的数字。没有任何文件材料证明。周恩来在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中说，当时全国党员人数为130194人。虽然他特别说明，这是一个“夸大数字，无法保证是正确的”，但毕竟这是惟一的一份记载了当时全国党员人数的文献。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六大前半年的1927年11月，党员从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六大后整整一年的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又发展到6.9万多人。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
当大会主持人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时，热烈的掌声响彻大厅。接着，代表们用高亢嘹亮的国际歌声，表达了聚集在胸中的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的激情和决心。歌声结束，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全体与会者怀着无限敬仰怀念之情，向无数革命先烈，前不久还和他们在一起英勇战斗的亲密战友，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大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大会开幕词。他说：从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和其他革命群众起，到六大召开的这段时间内，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一切反革命力量，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一致行动，来压迫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全力同敌人斗争而致牺牲，他们的流血牺牲，创造了伟大光荣的历史。可惜，大革命的后期，由于党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受到了失败。八七会议的召开，使党“在工作上开始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但是，党中央领导人民群众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又犯了许多错误倾向。
瞿秋白说：希望大会全体同志，在这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变形的机会主义，如盲动主义、先锋主义等等。这样才能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瞿秋白讲完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安贝尔·德罗、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埃尔柯里、苏联共产党代表布哈林、少共国际代表福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表关向应、中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先后向大会致祝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了答谢词。
开幕式大会在代表们响亮的歌声中结束。
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大会开幕的当天晚上，大会主席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主要讨论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细则、大会会场规则以及大会各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
会议还讨论决定了主席团成员主持会议的日程：
第一组：布哈林、斯大林、苏兆征、项英、王凤飞——6月19日上午
第二组：向忠发、关向应、杨殷、周秀珠——6月19日下午
第三组：周恩来、王灼、余茂怀、胡福田——6月20日上午
第四组：瞿秋白、李立三、王藻文、毛简青——6月20日下午
第五组：邓中夏、曾文甫、察和森、徐锡根——6月21日上午
以下循环类推。
大会主席团讨论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除决定了中央参加各委员会的人员和各省部分参加入员以外，其他参加各委员会的人员由各省自己决定，定下之后上报中央。关于参加各委员会的人数，会议认为应扩大，在原则上，各省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青年团代表、妇女代表均可分别参加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同时，非正式代表亦可参加各委员会。
大会各委员会组织和参加入员，于6月21日由大会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随后公布。后来，大会主席团举行多次会议对于会上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讨论解决。
布哈林的两次报告
6月19日，六大开幕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精神饱满地登上主席台，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说。他结合在前几天邀请部分六大代表举行的政治谈话会上亲自了解的情况，又是举例子，又是打比喻，使讲话生动活泼，又具有针对性，紧紧地吸引住了听众。据一位当时在场的听众回忆说：“他那9小时的报告虽然很长，但他的口才吸引了全体代表的注意力，大家听他的讲话，没有一个人显得厌倦和想打瞌睡。”
布哈林在大会的第12天（6月29日），又在大会上作了讨论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布哈林在这两次长篇讲话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布哈林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完成土地革命。他说：这些任务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之外，因为它的任务只在于肃清封建制度，而不在于肃清一切资产阶级。他指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不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和组织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当前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布哈林和斯大林一样都是强调：当前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他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失败了，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出现。但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高潮何时到来，这要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怎样。做得好，来得就要快些。他针对中国党内有的同志不认识革命的这种形势，仍然坚持“在中国的失败是口头上的，而在事实上是高涨的”说法，明确指出：“失败是事实上的，而高潮才是口头上的，这句话才是正确的。”“现在对于中国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中国党看不见许多失败以后的低落。”
关于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布哈林说：“现在的中心工作应当争取群众。”“要知道许多失败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革命的高潮，群众还没有起来，城市的工人还在消沉着，农民运动在几个区固然是发展的，但是它还不成为一个普遍于全中国的运动，因此，我们政策之最重要的地方，要像上面我所说的争取群众。”他又说：“我们现在是要预备暴动”，要使“暴动由一个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变为宣传性质的口号”。他更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由直接暴动转变到聚集力量，并不是不再暴动。我们将我们的路线转向争取群众，正是预备更有成就的真正的群众的暴动。
布哈林批评了中国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盲动主义可以使我们的党逐渐地完全破坏，一点也不存留，我们的干部被拔去了，我们党的中坚分子被枪杀了，暴动之最好的才干，被敌人处死了，情形就会是这样。”
他说：“在失败以后，我们身上现在还有数十百个创伤，现在若仍要暴动，简直是以革命为儿戏，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假使哪个拿着这个观点来，不管他自命为‘左派，右派或者什么派，都表示着他是一个很简单的蠢汉。”
布哈林反复强调：要承认革命已经失败了的事实，假若妄自尊大地不承认，反要说，我们战胜了一切，破坏了一切，不承认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补充自己的力量，不愿意去学习，则你们会有第二次失败，以至于最后将你们的运动完全消灭。
布哈林也批评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时，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同盟者不敢大胆地提出批评；发动群众工作做得不够，等等。
布哈林在谈到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没有回避某些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错误。他严厉地批评了鲍罗廷和罗易。他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成立七个工农师，而鲍罗廷顶着不办，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他宣布共产国际已经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要审查鲍罗廷。他批评罗易把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要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夺取土地、并组织几个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新军的秘密指示信送给汪精卫看，是一种糊涂而又愚笨的做法。
布哈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犯有右倾或“左”倾错误，中国同志有责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也有责任。他的这种对共产国际代表给予直率批评的做法，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有正直诚实风度的人。
当然，布哈林的报告中也有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如他在谈到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时，认为红军只能分散，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就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老百姓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会很不满意的。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部队，要毛泽东、朱德去苏联学习。再如，他过分夸大资本主义危机的后果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从1928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
总的来看，布哈林报告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等根本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对统一中国共产党党内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瞿秋白作政治报告
6月20日，瞿秋自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书面和口头的政治报告。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报告首先从理论上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然后叙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斗争。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而以彻底的土地革命为其社会内容，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同时，因为中国革命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所以一开始便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他说，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军阀的统治，肃清一切封建余孽，扫除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支柱。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土地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彻底完成反帝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创立工农民主独裁制的政权。
瞿秋白在叙述了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之后，得出结论说：革命领导权之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受着一时的挫折。
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瞿秋白在报告中，首先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他如实地指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一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无产阶级如何在革命中取得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什么、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革命的斗争方式如何等，都没有认识清楚。他说：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甚至直到中央的八七会议，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没有明显的观察的。所以，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主要问题“实际上都种着机会主义的种子”。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在党中央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现在之国民革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方能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就是二次革命论。
关于领导权问题。党没有积极地去争领导权，而把领导权让给国民党。自己做国民党“极左派的在野党”，还美其名日“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而将当前之国民革命领导权让给‘纯国民党”。
关于政权问题。“二次革命论”的主张是，这一次革命由国民党取得政权，下一次革命才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大革命后期，党中央对于国民政府的参加仿佛是不注意的，对于地方政权，则走到赞成武汉国民党限制民众团体及其地方党部的道路。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最初对农民问题差不多没有注意。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发展，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才有了认识，最后才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动力”，但对“土地革命始终怀疑”。中国革命只被认为是“反帝国主义革命”，不认为是土地革命。这“是机会主义最深的祸根”。关于革命斗争方式问题。党只注意发动群众运动，没有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军事动力绝对要不得”；有人主张帮助国民党发展武装而限制民众武装；也有人主张，我们也可以弄些军队，联甲反乙，帮助民众；还有人主张“必须争取军队中的士兵”。但是，在实际上，党既限制了工农武装的发展，又没有争取军阀部队里的士兵。
瞿秋白总结说，由于党对上述这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所以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策略，就变成了妥协的策略。他认为“远从第五次大会之前，甚至于从第三次大会起就有机会主义的根源”。
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是“革命的前途问题”。报告指出：全国革命现状是在南北新军阀激烈的互斗混乱之中，同时也在工农革命势力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长期激战之中，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更加蔓延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根本上陷入极大的极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如是革命便有无间断的进展的前途。”
报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后，指出：这许多矛盾的错综纠葛，并没有得着丝毫妥协改良式的解决，并且更加深入与激烈起来，所以广州十二月暴动的失败，不但不是全国的失败，而且只是全国胜利的序幕，……中国革命显然是高涨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仍旧是目前的问题，而且更加要求更具体的解答。
报告根据对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的分析提出了党的策略和任务，最后他强调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正在事实上趁着反革命军阀自相混战的时机而日益扩大的大爆发，争夺工商业中心的斗争、夺取一省以至数省政权的斗争更加紧迫起来。
6月2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关向应向大会作政治副报告。向忠发向大会作关于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报告。之后，代表们开始讨论政治报告。
自本日起，代表们讨论政治报告共用了8天时间。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和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等。讨论时，代表们发言极为热烈，共有60多位代表发言，充分地表达了个人的意见。他们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这期间，有法国、日本、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波斯（即伊朗）、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向大会祝词。
蔡和森总结经验教训
6月22日，蔡和森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着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任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等职。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大革命失败不久，他就深刻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的经验教训，写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历史，即《党的机会主义史》。在党的六大上，他听了布哈林、瞿秋白、向忠发等人的政治报告和张国焘在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后，发表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
关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问题。蔡和森提出判断革命是高潮还是低潮，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要说是处于高潮必须具备4个条件：1、有全国的普遍性，非局部性；2、有相当的持久性，而不是今天起来，明天就会打倒，或者上星期起来，下星期就被打倒；3、运动发动于大城市，而且是城市工人的领导，非是单独爆发于乡村；4、我们的力量在阶级关系上可以对敌维持优势，使敌人不得不让步。
蔡和森认为，以上述4个条件来观察八七会议以来的形势，“不能说革命是一直高涨只是旧高潮趋于结束的过程”。他说“我以为应如国际代表同志所说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
他指出瞿秋白提出的“革命一直高涨的说法，是从“不断革命论”来的。接着，蔡和森对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发明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批判。
蔡和森明确指出：“大毛子”（指罗明纳兹）发明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错误的”。它的特点是：第一，否认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存在，只认为有单个的资产者，没有整个阶级；第二，它否认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第三，从农民观点出发，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各省农民的怒潮的高涨，就是中国革命不断性最好的证明”，也就是说不断革命论是建筑在农民不断暴动的观点上的。
蔡和森批评了瞿秋白和张国焘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
他认为，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一直高涨”的说法，不符合辩证法。“因为革命潮流不会按照一条直线进行的”。这种说法“将使我们找不出斗争的要点，找不出每个革命转变时期策略运用的基点，哪时应进攻，哪时应退却，都无一定了”。
蔡和森指出，瞿秋白认为假如不说革命一直高涨，而说革命潮流处于两个高潮之间，会使有的人怀疑革命还会到来，因而产生动摇情绪，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这种思想顾虑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坚持“一直高涨”的说法，才发生了盲动主义，才使全党同志不知道应该怎样退却，致使革命再次遭受到重大的失败。
蔡和森说：张国焘“完全否认一切真革命形势”的意见，也是不对的。因为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有些地方，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是有直接革命形势的。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就会走到右倾的错误道路上去。但像瞿秋白说的在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也是不对的。
蔡和森在谈到革命任务问题时，针对张国焘多次激烈地反对暴动的态度，直接面对面地质问张国焘。他说：“暴动的策略路线是不是要根本取消？这个问题要请国焘同志答复。”
张国焘当时只好回答说：“这个问题，我同意布哈林的意见。”
蔡和森又针对瞿秋白把暴动当作“夺取群众的方法”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说的‘暴动是要最后的打倒敌人，推翻敌人的统治，使统治阶级再也爬不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他由此推论说，要使暴动获得最后的胜利，就不能继续做“不准备的暴动”，“只限于农民的暴动，盲动主义的暴动，命令式的暴动”。他又针对瞿秋自在口头报告时说过的“盲动主义的危险已经减了，请布哈林放心”这句话，发表个人意见。他说：“这是不对的，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地奋斗。”
蔡和森用较长的时间谈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其中，他批评了鲍罗廷和罗易。
关于鲍罗廷的问题。蔡和森说：“老鲍主张反蒋，是老早就坚决的，而且，他是土地革命的最先主张者。”3月20日事件以后，只有他了解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中国党在那时还没有一个人懂得。“但最先觉得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的，也是老鲍。”当时中心问题是倒蒋。他到了武汉后，深觉得倚以倒蒋的力量——唐生智之不可靠，以为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即要与唐决裂，于是发生所谓西北学说。他看到资产阶级的叛变，看到帝国主义加紧干涉革命，所以他主张北伐，把冯玉祥接出来，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西北是帝国主义势力较薄弱的地方。“土地革命等打下北京时再说。”
蔡和森认为鲍罗廷提出来的这种西北学说“乃是一种机会主义实际政策的大系统”。首先，这在实际上回避土地革命；其次，这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政策。
蔡和森接着说：这是鲍罗廷与罗易联名提出一个“取缔一切所谓过火的群众运动”的决议。当时汪精卫、谭延恺等人都大骂群众运动，老鲍也跟着他们来反对。五大以后，罗易提出要把让步政策扩大到对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家属，扩大到取缔城市工会的专政倾向（指逮捕反革命及组织工会武装等）。这样机会主义就更彻底了。虽然到后来，罗易认为，目前存在着“反革命四面进攻的危机，现在只有反攻才是出路，……提出武汉总罢工，表示反对国民政府庇护反革命；枪毙许克祥；讨伐朱培德”等主张。但是，当他的主张遭到反对时，他就把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的秘密指示信，拿给汪精卫看了。终于使大革命失败了。
蔡和森最后说：我们固然不应该放松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同时尤不应该放松对“左”的盲动主义的批判。
从蔡和森的这篇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当时情况下，提出要从“左”、“右”两个方面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非常可贵的。但遗憾的是，六大以后不久，李立三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李立三的“左”倾发言
6月23日，继续讨论政治报告。第一个在大会上发言的是作为广东代表出席大会的李立三。
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一向是比较“左”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一直高涨”。前面说过，就是在斯大林讲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他仍然坚持认为是高潮。在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布哈林、瞿秋白的政治报告以及蔡和森等人的大会发言之后，他的说法略有改变。
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言说：关于革命形势高涨或低落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的优点弱点及其矛盾的现象与发展的前途，加以详细的分析，然后才能得一个明确的观念。他的分析是：
关于反革命势力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压迫加紧了。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这正是他的将要灭亡的表现”。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到了中国更加严重地爆发出来。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或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在中国爆发，完成冲破世界帝国主义的环锁”。另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消长，与革命势力是否高涨有密切的关系。假定现在革命群众的阶级结合，又开始了新的上升，那么帝国主义的力量将要开始下降。
豪绅资产阶级在对付工农群众时暂时结合了。但是他的内部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很多无法消灭的矛盾。李立三说：“我的观察，北伐达到北京便是他们的结合达到了最高点。过此便要开始他们的崩溃了”，“我觉得南京政府的倒台不远了”。
革命势力方面。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在广州暴动后，广东工人阶级的觉悟更加深了，离黄色工会更远了。“尤其是反日运动复兴以后，各处的工人运动又渐次复活起来”。“农民斗争的深入与扩大，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的加强，更是无需多举例证。”“最近兵士已走上了自觉的革命道路，并不如前此的原始的兵变运动。”
李立三对有人否认农民暴动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这是中国几百年来便有的不断的农民暴动。这就是说这些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革命运动没有大的关系。
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他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李立三认为革命势力内部的弱点主要是：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削弱；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党的组织削弱。李立三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革命走上高潮的趋势，就是很明显的在前进在上升”，“所以现在的革命形势，在两高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他正超过他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曲线。”
李立三谈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时特别强调：“夺取一省或几省的政权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可能的前途，这是我们万不能忽视的。”
由上述可见，李立三并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当时党的任务。所以，他在六大后不久，就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若飞声明：“我不是陈独秀的代表”
6月25日，大会继续讨论政治报告。王若飞作了长篇发言。26日，他又在大会上发表了申明意见。
王若飞在会上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现时斗争形势的估量、过去的教训、上海工作的几个方面、目前的任务等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问题。王若飞把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与中央报告中的有关这一问题说法，作了认真比较，认为二者不尽相同。共产国际指出：“中国革命目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时期”。而中央则说：“中国革命虽对于所有民主的任务还一个也没有解决，按其本质还应继续民主革命，可是群众革命的斗争已经不能不超过民主革命范围，而在新的进步方面，往下发展，中国的革命应当很急进地解决自己的任务，由其继续的迅速的发展的途径转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王若飞认为：中央的解释确实含有现在革命已超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危险。他进一步指出，中央的解释有三大缺点：一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不十分清楚；二是忽视了中国半殖民地特征；三是轻视资产阶级的作用，以为现时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所谓领导权问题已不存在。
关于对目前斗争形势的估计问题。王若飞指出：“八七”以来，中央对于现时争斗形势的估量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或只片面地看到敌人统治的动摇，或只看到群众有革命的要求，或只看到乡村争斗的发展，或只看到一地方争斗之急进，便认为全国革命潮流是一直高涨，可以即刻暴动，这是错的。”
王若飞接着谈了1928年2月间江苏省委改组时，发生的那场“革命是高涨还是低落”的争论。他当时认为，“从历史上来比较，……革命是低落了！”“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人说高涨的。”稍后，我们接受中央致江苏同志书上的一句名言“上海工作方针应该是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
王若飞表示同意布哈林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李立三对形势的看法“现在中间时期已完，已经开始向上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他的结论是：现在的革命内容，已是进入新的苏维埃革命的阶段，然而现在争斗的不是自然的向上涨，而是要争斗去向上涨，我们的中心政治口号是工农苏维埃政权，我们的中心策略口号是“武装暴动”，现在武装暴动的中心工作口号是“向着群众”、“争取群众”。
关于过去的教训问题。王若飞以八七会议为界分为两部分来说。对于八七会议以前的机会主义。他首先表示，秋白说的“我们批评过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过去机会主义的教训，其次再说到责任问题，才能使同志更明了地懂得过去的教训，这个意见是非常之对”。
王若飞从机会主义产生的来源谈起。他认为机会主义来源于党的指导机关一方面缺少理论，一方面又脱离群众。他指出“因为中国党的理论太幼稚，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一直到现在，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还未十分弄清楚。所以在政治路线上产生动摇”，特别是“在每一个革命的转变当中，更表现出彷徨失措的态度”。同时“党的组织又保存绝对集中的形式，党的下级只是传达命令的机关，群众的意识不能反映到指导机关，不能监（督）指导机关”，这就必然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
王若飞在讲到机会主义的产生时说：加入KMT（国民党）的政策是对的，但当时对于“民族联合战线”这个策略并不懂得，对于“民族联合战线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分析已有“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三大后共产国际派吴廷康来指导中国革命。而吴同志根本不懂国际这一“联合战线”策略的应用及转变。吴一直到五大后才离开中国，所以他对中国工作是有很大影响的。
他继续说五大前后，罗易对于土地们题只采用政治没收原则，又起草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的“KMT及小资产阶级请问题决议案”。“马日事变”后，党发表宣言说湖南过火不是C.P.领导的，使退让政策进一步发展。后来，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十一条，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终于使我们失去了武汉。
王若飞接着说到革命失败的责任。他说：“整个的指导机关都应负责，无论当时表现的‘左倾或者右倾，或者上午‘左倾，下午右倾，同样的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同一样的是不懂得。不过独秀同志为总书记，当然他的责任要负得多一点。”同时王若飞明确指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对革命的失败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说：还要注意的是，“历来派到中国的国际代表的幼稚与糊涂，中国同志是最迷信国际指导的，过去所以不能忠实执行国际的策略，由于国际代表之错误解释与错误运用有严重关系。”
王若飞进一步指出克服机会主义错误的办法：第一是要弄清楚工作的政治路线；第二是要改变过去“绝对集中”、“上下隔离”的组织形式，使群众的意识能反映到指导机关，能监督指导机关。
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周恩来报告陈独秀“因病不能来参加大会的原因和对于国际第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案的一点意见”之后，王若飞又“多补充了几句”，于是引起向忠发的激烈非难，说王若飞“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代表别人说话”。此后几天，常常有人问王若飞是否代表陈独秀？陈独秀为何不来参加大会？陈独秀为什么说国际牺牲他？等等。王若飞感到有在会上作出回答的必要。因此，他在大会发言讲到过去教训时，作了声明。
他说“我先声明我不是独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发表什么政治意见，现在所说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独秀同志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也不要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的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言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且坚决声明不发表什么政治意见，使党内发生影响。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到‘维持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斯科）亦未必能到大会。”
王若飞对所谓“国际牺牲他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大家不当纯从坏的方面去推想，试从这几天同志们对于过去武汉中央错误的批评来说，假使没有一个办法，怎样能维持以后中央的威信及指导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国际对于独秀同志的希望，并不如独秀同志自己所想象的一样，独秀同志知道这种实际情形后，就看他能否接受国际新的政治路线，若果接受，国际自然不拒绝他回党工作，若不接受，当然不客气地要他出去。”
张国焘的长篇发言
张国焘自11月中央扩大会议受到处分以后，对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极为不满。六大期间，他一有机会就批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6月21日，大会开始讨论政治报告时，他第一个发言。稍后，他又作了补充发言。这两次发言的基调是一致的，都是批评瞿秋白在革命形势对革命任务等问题上的错误。
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张国焘在听了斯大林、布哈林、瞿秋白以及许多代表的发言后，他表示同意布哈林的意见。同意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中，存在着不平衡的特点。他说：“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是客观的事实：1.各省革命的发展互有差别。2.各省工农革命势力互有差别。”但是，张国焘由此得出结论说：“此种客观事实，既不能用为忽视城市工人的辩护，也不能用为过干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游击战争辩护。”这里的言外之意，明显的是在批评瞿秋白忽视城市工人，重视散漫的游击战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关于局部的直接革命形势问题。瞿秋白的政治报告和一部分同志在大会的发言中，曾提出因革命发展不平衡，有一省数省出现革命的直接形势，实行割据的可能性。张国焘对这种意见提出尖锐批评。他说：“一省革命高潮的现状，现不存在，因此，一省或数省割据之说，目前实属幻想。”张国焘这时的“割据”的概念是混乱的。他一方面说：“割踞的观念，尤其是由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大城市之割据观念，出自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方式和国民党的革命方式。在现代革命中若无城市工人领导的革命，其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微小。”这里他对割据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一若说一县或数县的割据的局面，乃是中国统治阶级政权薄弱的地方的农民斗争的一种方式，而不能称之谓割据局面（或可称之谓农民割据）。如有可能，此种方式应尽量发展之。”
张国焘多次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强调说：“大吹而特吹暴动，而不切（实）准备暴动，实际是反对暴动。”“盲动主义为机会主义的反动，其危险性甚大，不应忽视”，等等。另外，张国焘还批评了当时的党中央没有积极的领导反帝斗争，特别是反日运动。他说：“反帝国主义为和缓阶级斗争之说，实为误谬。”在反日运动中，“如果我们积极活动”“至少可以领导一部分群众反对国民党和一切帝国主义。”
张国焘的发言，就其内容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说，但有一点是极不正常的，也是很不应该的，这就是他批评瞿秋白的态度，远离了正常的开展批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而是采取了讽刺、挖苦，甚至个人攻击的态度，形成了意气之争。
周恩来作组织问题报告
6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组织问题报告。周恩来这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在六大召开之前，中央组织局曾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对党的各级组织状况作一次尽可能详细的统计调查。虽然当时党所处的环境极为险恶，全面及时掌握党的组织情况很不容易，但他的报告仍然是比较翔实而具体的。他的这篇报告，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当时党组织的一篇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周恩来的报告共分4个部分。
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一年多来，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报告指出：自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着名的革命活动家和工农领袖被杀害的就有李大钊、汪寿华、李启汉等数十人。从1927年3月到六大召开之前的一年又三个月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0128-343938人。被投入监狱者达4600多人。这期间，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群众团体遭受到严重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734个锐减到81个，而且每个工会的人数都很少。但在这样的险恶残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领导革命群众坚持进行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英勇斗争。
报告说，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党的六大，党在城市的工厂、矿山、铁路等处，组织和领导了47次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34万人以上。党在农村（广东的尚未统计在内）领导了94处农民暴动，有26处夺取了县城。另据六大时的统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110余县，先后爆发了100余次的农民武装暴动，参加入数达200万以上。有不少地方在暴动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有不少的县、乡苏维埃政权直到六大召开时，仍然存在并继续领导广大群众同国民党新军阀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有的发展成了游击战争。据组织报告说，这一时期建立的市或县苏维埃政权有26个区、乡苏维埃有40个，共计66个。
报告还分析了革命营垒内部各阶级的状况，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缺乏组织性，富农、中农、贫农不同的阶层因经济状况不同而对革命有不同的倾向，贫农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也离开了革命营垒，另一方面，“到现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尚很明显，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危险”；流氓无产阶级的流氓性是破坏一切的，这当然要影响到组织上来。
报告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党的组织情况。
关于党员人数，报告说，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党员总数有130194人。
关于党各级组织的数目，报告说，全国党的组织有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云南、江西、江苏、浙江、顺直、山东、山西、满洲、河南、陕西、四川等16个省委（其中有的省为临时省委），37特委，400个县委，36个市委，41个区委，138个特别支部。
关于各省党员成分，报告分析：工人与农民之比，大体上为1：8。报告认为，这表明：农村成了党的势力的中心，矿山、城市、铁路党的力量较为薄弱；这样就失去了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
关于党的组织变化的情况，报告说，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共有55人，到六大前，在白色恐怖下，有10人壮烈牺牲。他们是：中央委员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张太雷；中央候补委员郭亮；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张佐成（臣）；候补监察委员杨培生、萧石月；还有2人被捕入狱，这2位是：中央候补委员吴雨铭，中央监察委员许白昊；另外有袁达时1人叛党。
报告还讲述了八七会议和临时政治局11月扩大会议以来中央机关的改组与变化的情况，以及各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改组与改造的情况，并肯定其成绩，指出其不足。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分析党在组织上存在的问题。报告指出：在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之下，使我们的组织发生了极大的危险和困难。报告认为党的组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从党的成分来看，过去是知识分子党员占多数，产业工人很少。八七会议以后，党内又加入了大量的农民成分。党的指导机关也充满了知识分子，
工农同志即是担任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也仍在基层工作，没有实际的参加各级党组织的指导工作。
2.支部生活不健全。支部只是个“党的命令的传达所和宣传机关”，城市支部没有中心工作，乡村支部缺乏中心工作干部人才，党组织没有民主生活。对党员缺乏基本的教育和训练。
3.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如尾巴主义、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不能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机械地执行纪律、处罚多而不当等等。特别是指出党内存在着“歧视、排斥，甚至是‘反知识分子倾向”，而不是“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认为凡是知识分子无不犯机会主义错误。”
4.不注意执行地下党必须具备的保密制度，没有及时采取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
5.党群关系方面，不懂得如何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强迫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特别是存在着党群不分的现象，有的地方党的组织代替了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指出今后党的组织任务。报告指出，党应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报告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人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报告进一步指出，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吸收广大的产业工人入党；健全农村党支部；加强集体领导；实行党内民主；加强对党员进行教育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提出党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指出：在游击战争中建立红军、党的地方支部，应予极大注意。
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之后，大会进行了讨论。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若飞等10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在大家发言之后，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
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
7月4日至6日，向忠发向大会作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赤色职工代表格勒尔向大会作题为《中国职工运动之最近任务》的报告，代表们对这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先后有项英、李立三、祈松亭、邓中夏、王若飞等20多人在会上发言。随后，格勒尔和向忠发分别作了讨论总结。在此基础上，最后形成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
报告和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党的五大以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决议案指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使他们围绕工会”。“这个任务不解决，则中国革命不能得到胜利”。
报告和决议指出要完成这一基本任务，就要：反对反动工会，大力组织革命工会。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
要纠正过去党与工会不分的现象，“党与工会组织上的界限要分明”，“党要经过党团指导工会”工作，必须确定每个企业中之工厂委员会、党的支部、工会支部之间正确的关系；
要纠正过去实行的干部委派制度。以往“党时常派遣许多素日完全不知工人生活状况之学生加入职工会中的机关”。所以，“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木得不为之削弱”。
在工会工作中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克服脱离群众的强迫罢工、命令主义等错误做法。决议指出：“共产党必须时时记得工会是群众的民主式组织，所以他们必须尽力反对工会中之命令制、指挥制和‘革命官僚的态度对待工人等等的恶习，应当严厉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地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地肃清。只有全党坚决地有系统地在职工会中实行扩大民主制的办法，和吸引广大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上来，这样才能够把中国职工运动变成强大的群众组织，而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
要健全工会组织，工会中要有女工委员会、青工委员会，要从普通工会会员中提拔干部等。
会议在讨论职工运动报告后，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
大会通过各项决议
7月7日、8日这两天，大会休会，政治、组织、军事、农民、土地问题等各委员会开会，讨论修改即将提交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
7月9日，大会开始讨论各项决议案。首先讨论通过的是《政治决议案》。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采取的方式是：瞿秋白宣读一段政治决议草案，大家讨论修改一段。这样边宣读、边讨论、边修改，逐段进行，一直到最后全部讨论修改完毕。当大会值日主席宣布全体一致通过这一决议时，全场掌声雷动，全体代表起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大家高唱国际歌。
这一天的大会，还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以及《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等。
7月10日，大会进行了三项议程：一是继续讨论通过决议；二是通过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三是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首先讨论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
在宣读决议之前，周恩来向大会介绍，7月7日、8日这两天，组织委员会讨论修改组织问题决议草案的情况，他最后说：现在向大会宣读的这个决议草案，是由国际代表瓦西里也夫起草的。由于起草得很急，翻译也很仓促，所以请大家听读时注意。他说完之后，即宣读组织决议草案。宣读完之后，周恩来又说明组织委员会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看法。组织委员会认为：这个草案对几个组织问题说得很清楚，也讲明了党在秘密条件下应当注意的问题，对党需要培养干部人才和在群众中的宣传、组织工作也作了说明。但是，这个草案对于党在组织上存在的问题和危险及过去的错误都讲得不够，本应该进行补充，但未来得及。因此，组织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下面的提案：
“（一）大会承认瓦西里也夫同志的草案作为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基础，至于最后的修改，大会委托新中央与共产国际组织部共同执行。
“（二）对瓦西里也夫同志的草案应添上底下几部分：（1）根据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提纲的材料，指出中共组织工作中的主要缺点；（2）指出党与工会工作的区别；（3）指出新的干部的培养与党内教育训练的工作。
“（三）大会委托新中央在最近期间根据组织决议案与修改的章程，详细制订指导地方革命工作的方法：（1）工厂支部工作方法；（2）群众组织中党团组织和工作方法；（3）各级党部组织法；（4）地方党部工作方法；（5）秘密工作的方法。
“（四）大会委托新中央与共产国际组织部规定国外的中国党员中的工作方法。
“（五）大会委托新中央根据组织决议案与修改后的章程，编辑一通俗小册，详细叙述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中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任务，使一般下层党的积极分子能够明了党的组织工作的状况。”
随后，值日主席提议对提案进行表决，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
同日，大会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等。
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是讨论通过《党的章程））。周恩来在宣读草案之前，说明章程修改委员会没来得及全部修改完毕，所以提交大会修改。之后，他便宣读党章，代表们逐条讨论修改。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新党章。
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问题，经过多次研究。
第一次是7月4日晚上召开的第十一次主席团会议。会上，共办国际代表米夫提出意见说：在党的工作处于秘密条件下，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应该较上一届的人数少一些。关于选举的办法，米夫提议先由大会选出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提出40人的名单，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各代表团圈定后，再由选举委员会归纳出候选人的名单提交大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米夫的意见，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一位国际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先提40～45人的名单交大会主席团，再由主席团交各代表团征求意见，并归纳制定出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表决。关于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会议决定：中央委员21人；中央候补委员11人。
第二次是7月8日下午召开的大会主席团第14次会议。会上介绍了51位候选人的情况。经过讨论。对51人名单中的3人，作了调整。
第三次是7月9日早晨召开的主席团第十五次会议。主要是讨论通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法。
第四次是7月9日下午，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在大会上报告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法二大会通过了这一选举法。
第五次是7月10日上午召开的主席团第十六次会议和各省代表书记联席会议。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各代表团对51人名单的预选结果。接着，米夫提出了正式委员21人，中央候补委员11人的名单。在会议讨论这个名单时，瞿秋白提议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应各增加2人，使正式委员23人，候补委员为13人。会议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23人的正式委员和13人的候补委员名单。
最后一次是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会上，由大会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的名单上的人员全部当选。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正式产生。
大会胜利闭幕
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在《国际歌》的歌声中开始。向忠发致闭幕词。苏兆征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致词。中央委员周恩来致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过去的大会非常简单，讨论很少。这次大会却不同了，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许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批评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我希望大家莫要忘了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精神！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候补委员周秀珠、李子芬以及王若飞、方维夏、夏曦、刘义等人。致词完毕，代表们高呼革命口号。大会在高亢的《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声中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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