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上旬，正在粤汉铁路长沙段从事工人运动的刘少奇，突然接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通知，要他立即撤出粤汉铁路，赶赴安源路矿，播燃更大规模的工运烈火。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位于湘东赣西交界处的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安源路矿是中国最早的官僚买办企业，有矿工12000多人，铁路员工1000多人。安源煤矿是日、德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企业管理采用封建把头制。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每天要匍匐于黑暗潮湿狭窄低矮的巷道里，工作长达12个小时之久，仍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时时面临着伤残、累死和饿死的凄惨境遇。
安源路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关注。1921年秋冬，受中共湖南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指派，中共党员李立三、蒋先云等来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2月、5月先后在安源成立了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中共党支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公开竖起了扞卫工人利益的旗帜。同年9月初，在苦难生活的逼迫下，在粤汉铁路、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的影响下，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向当局提出3项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每月发给俱乐部200元津贴、发清拖欠工人5个月的薪饷，并要求当局在9月12日中午前答复。否则，就举行万人大罢工。刘少奇就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来到安源的。
领导罢工初试锋芒
9月11日，时年24岁的刘少奇乘火车抵达萍乡，由此徒步前往安源煤矿，于当晚赶到安源工人俱乐部。他顾不上休息，就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彻夜长谈，商定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具体问题。
第二天，刘少奇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安源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负责人紧急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矿局新调来大批军警，已扬言要查封工人俱乐部，如果此时举行罢工，很可能会遭到武力镇压。但大多数人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不应该止步不前。大家各持己见，议论纷纷。
刘少奇听完大家的发言，微笑着站起身来说：“隆郅（即李立三）同志的话是对的。只要我们无产阶级团结得紧，莫说要矿局发清欠饷，就是打天下也办得到！”他启发大家：“罢工有没有把握，先要认清形势对我们是否有利。”
刘少奇接着说：“我们举行罢工，已经具备了三个条件：第一，全国工人运动已掀起了高潮，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给了安源工人很大的鼓舞，现在群众的情绪很高，斗争决心很大第二，俱乐部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只要俱乐部一发动，绝大多数工人都会行动起来；第三，敌人害怕工人罢工，路矿当局的东家是帝国主义，他们是不敢得罪帝国主义的，如果我们一罢工，煤挖不出来，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就交不了差。大家说对不对？”
在李立三、刘少奇的启发引导下，会议决定坚决进行罢工。按照毛泽东罢工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口号的指示，会议确定罢工的基本口号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确定罢工的主要目标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和“组织团体——俱乐部”。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由刘少奇担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出面应付一切；由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在幕后秘密策应。
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刘少奇又召集各处工人代表到俱乐部开会，仔细询问了罢工的一些准备工作。他说：自古以来，打仗要有严密的军纪，没有纪律的军队就等于一盘散沙，非打败仗不可。我们这次罢工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没有严格的纪律，万余人就会不攻自破。
刘少奇会同代表们一起讨论制定了“每个人拢十个人”、“各归住房听调遣”、“罢工时比平时更加文明”和分队编组等一整套严密的行动方案，为罢工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13日，刘少奇继续为罢工的准备工作奔忙。他直接参与起草罢工宣言和标语口号，组织工人监察队，并由李立三联络当地红帮头目，防止帮会势力趁机捣乱。
直至这天的中午，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的3项要求仍置之不理。13日午夜12点，俱乐部紧急决定：全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
清晨4点，火车房汽笛作为罢工的第一声信号，突然拉响，紧接着，安源修理厂、八方井等处汽笛相继尖厉长鸣，响彻在黑暗之中的十里矿区上空。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大罢工开始了。
霎时间，火车先行停开，工人像潮水般冲出窿内、车间、工棚，挥舞着旗帜、标语，高举着岩镐、斧头，齐声高喊：“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全路矿13000多名工人，除八方井锅炉房和电机处按罢工指挥部的命令照常工作，以维持井下打风抽水和居民用电用水之外，相继停止了工作。
《罢工宣言》被印成公函送到路矿两局，宣言提出17项复工条件，并特别注明：“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路矿当局见工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罢工大潮，如坐针毡，表示“对工人所提要求皆可承认，只是现时难以办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对此，刘少奇答复：“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路矿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第二天，借口邀请刘少奇商谈条件，在专门接待洋人老板的玻璃房摆了一桌“鸿门宴”，由正副矿长、矿局各部门的头头和调解人出面，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企图软硬兼施，诱逼刘少奇答应他们的条件。刘少奇毫不畏惧，针锋相对：“路矿两局如果不答应条件，就别想要工人下窿！”
路矿当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勾结萍乡县知事和北洋军阀赣西镇守使，调来一个旅的军队，设立了戒严司令部，弹压工人罢工。戒严司令部传令工人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走一趟，企图对俱乐部实行军法制裁。面对被拘押甚至遭杀害的危险，刘少奇力排众议，决定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深入虎穴，上千名衣衫褴楼的工人放心不下，紧随他一同前往。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办公大楼内，警卫森严。大楼门口台阶两旁架起了两挺机关枪，装有铁栏杆的走廊两边站立的军警端起了刺刀，进门楼梯的两边，两排斜背盒子枪的宪兵气势汹汹，一派杀气腾腾。
刘少奇挺身前行，旁若无人地穿过刀枪林立的军警线，从容不迫地来到谈判地点。戒严司令李鸿程想给工人代表一个下马威，恶狠狠地瞪着刘少奇半天不说话。突然，他扯开喉咙蛮横地吼道：“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毫无惧色，立即反诘：“你们究竟是谈判，还是审问？如果今天不从磋商工人提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希望。”说着，他又理直气壮地重申了罢工的原由。
李鸿程凶相毕露，拍桌甩凳：“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围桌站成一圈的军警“咔”地一声都把短枪从盒套里拔出，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刘少奇。
刘少奇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李鸿程狂叫：“我对万余工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
刘少奇愤然大声回击：“那就请你下令制裁吧！”说完，他快步走到窗边，用力推开高大的玻璃窗。
此时，大楼外人头攒动，数千工人为保证刘少奇的安全，振臂高喊：
“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把路矿两局打得片瓦不留！”
“要谈判到俱乐部去谈！”
愤怒的工人潮水般地越过大坪往楼道里冲击。士兵们阻拦不住。正副矿长李镜澄、舒修泰见状吓得满脸冷汗，戒严司令见局面已无法控制，害怕会造成严重损失和伤亡，连忙陪起笑脸，请求刘少奇出面维持一下秩序。
刘少奇轻蔑地扫了他们一眼，走到楼梯口，朝楼下的工人们扬了扬手，大声说：“兄弟们，工友们，大家静一下。”
顿时，工人们安静下来。一直在为谈判代表安全担心的工人们，见刘少奇平安露面，心里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再耐心等一等。”骚动的人群立即鸦雀无声了。
眼见工人的强大力量和工人代表的崇高威信，戒严司令和矿局头头都傻了眼。李鸿程自知已无法使工人们和刘少奇就范，于是狡猾地说：“一定认真考虑俱乐部的条件，请刘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
刘少奇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他愤然拂袖，大步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工友们的簇拥下返回俱乐部。
罢工进入第4天，矿山锅炉房的烧煤告罄，一旦停火，矿山的脉搏就将中断，偌大矿井将被地下水浸没而毁于一旦。江西督军蔡成勋致电萍乡镇守使萧安国，令他“居中调停，从速解决”；路局也发来急电，要求矿局“力主和平”，就连戒严司令李鸿程也不得不向俱乐部表示愿当调解人，商请从速解决工潮。
路矿当局无计可施，被迫取消了“先开工，后议条件”的原定方案，派人与李立三、刘少奇谈判，最后将复工条件商定为包括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增加工人工资等在内的13项条件。但是，当局仍心存二意，不想付诸实施。
9月18日上午，刘少奇与众人商定后，放出风来：谈判条件再不生效，刘少奇、李立三等俱乐部负责人将离开安源，听任工人暴动。而工人也已扬言，锅炉熄火，电厂停电，以示报复。矿长李镜澄接到这一紧急报告，再也不敢怠慢，连忙与俱乐部代表再次会商，正式签订了13条立即生效的协议，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大多实现。
这次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大获全胜，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罕见的范例。在这场罢工中，刘少奇显露出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能和临危不惧的过人胆识。
“弯弓待发”坚持斗争
大罢工胜利后，全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国内外反动势力极端仇视工人阶级的觉醒，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疯狂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中国工人运动开始转入低潮。“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汉冶萍公司分别致电路矿当局、江西督军署和赣西镇守使署，阴谋趁机封闭安源工人俱乐部。
如何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争取安源俱乐部的生存，坚持安源俱乐部的斗争？在这紧急关头，4月的一天，即将调离湘区委前往中央工作的毛泽东专程来到安源视察。
这时，李立三刚刚离开了安源前往武汉，俱乐部代总主任由刘少奇接任，在他主持下召开工人、干部代表会议，商讨危急形势下的对策。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安源工人更需要加强团结，应采取“弯弓待发”之势，严阵以待。刘少奇接着发言，将“弯弓待发”的防守策略归结为两个要点：一是立取守势，加强防范，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进攻；二是毫不退缩地与敌人斗争到底。
“全国工会均遭解散，这一个工会（指安源工人俱乐部——编者注），很孤立的巍然存在如海中孤岛”，客观形势要求安源工人俱乐部应采取退却与防守的策略。但是，在一些工人中间出现了要求再增加工资、自由旷工、不服职员管理等过激现象。刘少奇后来曾经这样回忆，因为“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哭起来”。尽管有过这种情况，刘少奇还是坚定不移、兢兢业业地引导工人，在工作中贯彻“弯弓待发”的正确策略。
1923年5月间，矿局指使所属的修理厂暗中给与职员工头关系亲密的少数机械工人加薪，企图以此引起工人之间的矛盾，破坏工人团结，分化瓦解工人队伍。同月，路局又因在安源外运大米受到俱乐部阻止，请求赣西镇守使出兵镇压工人。
路矿当局的种种作法引起工人普遍愤恨，6月，工人掀起了闹饷风潮，要求全体工人一律加薪。路矿当局弄巧成拙，凶相毕露，呈请官厅取缔俱乐部。工人与路矿当局的又一次较量已迫在眉睫。当时敌强我弱，而一部分工人又产生了“左”倾激进情绪，不顾环境险恶，力主硬拼。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一面代表工人俱乐部出面，与路矿当局反复谈判，磋商妥善解决的办法，并主动承诺维持产量，严肃生产纪律，制止工人不受俱乐部控制的罢工、怠工行为；一面发动俱乐部各级干部，严格约束工人，避开当局锋芒，坚持合法斗争。
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迫使路矿当局同意了俱乐部提出的给部分工人加薪、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等4项条件，粉碎了当局瓦解工人团结、武力封闭工人俱乐部的阴谋，成功地扞卫了自己的团体。
1923年8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选各级代表及负责人。刘少奇任俱乐部总主任。1924年春，他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击退了路矿当局勾结基督教会、无政府党企图用“内外夹攻之法”一举摧垮工人俱乐部的计划。同年12月底，他又成功地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第二次大罢工，粉碎了路矿当局取消年终加薪、推翻大罢工时签订的协议，以迫使工人在饿困中溃散的阴谋。
在领导工人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封锁、反瓦解、反饿困斗争的同时，刘少奇还领导安源工人致力于推动全国工团联合事业的发展。他经常在安源路矿工人中宣传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学说，教育安源路矿工人“必须努力于全阶级的解放”，要积极地“为最近的将来联合全国劳动阶级作解放的初步运动”做准备。
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初具革命觉悟的安源路矿工人不顾自己生活困苦，为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奉献：1923年上半年募捐2600余元，援助“二七”惨案后处于极端困难中的唐山、京汉铁路、水口山工人；同年下半年募捐310余元，救助汉阳铁厂被解雇的工人；1924年夏天捐赠1480余元，救济株洲、长沙水灾难民。除此以外，安源工人俱乐部每月还向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无偿提供活动经费2100多元。
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帮助、指导下，萍乡建立了木匠、皮匠等诸多行业工会，路矿周围的萍乡、醴陵、湘潭各县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开展起来，湖南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建立了岳北农工会，湘潭县八迭乡建立了湖南最早的农民革命团体——八迭乡农民协会。
1923年9月，安源工人俱乐部邀请各地工会代表来安源参加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活动，借以加强各地工会之间的联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14个工团组织，有的派代表，有的致电表示祝贺。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刘少奇发表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说，将“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列为俱乐部以后的基本任务之一，对中国工运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此前后，刘少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与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主持了恢复在工人运动低潮期间遭到摧残的汉冶萍总工会的工作。经过一番筹备，到1924年的9月，汉冶萍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源秘密举行，决议恢复汉冶萍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同月，利用纪念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两周年的机会，刘少奇和安源工人俱乐部再次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到安源交流经验，给正在日渐恢复的全国工运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925年4月，刘少奇在总结安源工运的斗争经验时肯定地说：“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探索工人自治繁荣工人经济刘少奇将提倡工人自治视为俱乐部的又一主要任务。他指出：“俱乐部宗旨除保障工人利益外，他如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
1924年8月，刘少奇主持修改通过的俱乐部总章，更进一步将“提倡工人自治，发扬互助精神”作为俱乐部宗旨的一部分。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俱乐部对工人自治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1923年5月，由工人最高代表会推选7人组成裁判委员会，负责处理部员之间或部员与外人之间的各种纠纷。
1923年7月，刘少奇又召集最高代表会议，在俱乐部原有的工人监察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工人纠察团，纠察团有严密的组织，设有团长、副团长，团下分队，对内负责监督管理工友、制止酗赌等不良行为，对外负责保卫工人俱乐部，防止敌人的破坏行动。
建立故世职工抚恤会是工人自治的内容之一。1923年冬，刘少奇路遇贫病交加的工人谢福山暴尸街头，他带头捐出身上仅有的十几个铜板，并当场提议：“工友们，我们成立一个‘故工抚恤会好不好，如果每个月每人省一天的工钱，把它积起来，今后工友遇到了困难，或有个生、老、病、死，大家就有依靠了。”刘少奇的建议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响应，在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路矿两局的八个部门相继建立了故工抚恤会的组织。
工会参加生产管理，也是工人自治的重要内容。刘少奇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大胆提出工人俱乐部参与生产管理，维持产业进步的建议。针对罢工胜利后部分工人产生的虚骄之气，以及少数工人故意违反正当的生产纪律的问题，由俱乐部出告示劝告工友遵守正当的厂规，服从工头职员的正当指挥，禁止工人赌博斗殴。俱乐部还召集工头管班开会，讨论共同负责整顿出产问题，并派各处工人总代表下矿井考察生产情形。
1924年6月1日举行的第二届最高代表会议上，刘少奇领导的工人俱乐部更进一步组织了一个“出产整理委员会”，以“负责整理萍矿出产，提倡工人自治”，使工会组织进一步介入了生产，探索出了工人参加管理的经验。
在担任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期间，刘少奇对发展工人自办的经济事业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当时，为了改善安源工人的物质生活，减少资本家和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1923年2月安源工人俱乐部创办了我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向工人出售大米、食盐、煤油等生活日用品，开展银元兑换铜元业务。以往工人到商家兑换银元，l银元仅换铜元不足200枚，而消费合作社则保证按市价兑换，1银元可换铜元210枚，杜绝了奸商从中盘剥的门路，大受工友欢迎。
刘少奇在接任俱乐部代总主任以后，立即委派俱乐部兑换股经理毛泽民经办合作社，这一得力人选使合作社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到1923年8月工人俱乐部第一次换届选举时，合作社所辖商店已由1个增加到3个，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由20余人增加到40多人。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刘少奇发现合作社的人事管理和经济管理不统一，不利于发展，他要求合作社整理社务。按照这一意见，俱乐部主任团会同经济委员会严格审查了合作社的账目和营运办法，使合作社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获得了更显着的发展。经过多次整顿和不断改进，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渐趋完善，1924.年全年销售总额达到76000余元。
为解决合作社兑换资金周转问题，刘少奇指导合作社印行铜元票和股票，还发行10000元纸币，以便流通，使资金不足的问题大为缓解。到刘少奇离开安源前夕的1924年12月，合作社基金由原来的18600余元增加到28300余元。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全国第一个和当时仅有的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它的创办和发展，对于改善安源工人的经济生活，团结工人，坚持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健全组织加强建设
在领导罢工斗争的实践中，刘少奇非常重视工会组织和党团组织的建设。
1923年8月，在与他人合写的《俱乐部组织概况》中，刘少奇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才能达到他真实意义的目的，”为此，必须吸取世界各国工会组织的经验，坚持两条原则：一是“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二是“采取民主的集权制”，来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
1923年8月，在工人俱乐部第一届换届选举前夕，刘少奇以俄国苏维埃政权为蓝本，主持拟定了一整套新的组织法：以全体十代表会（每10个人组成十人团，选出1名代表，为十代表）为最高权力机关，类似于苏俄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总代表（每个工作处选总代表一人）会议和百代表（每10个10人团选百代表1人）会议为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相仿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总代表会议和百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相仿于苏俄的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设教育、宣传、交际、财政、裁判、纠察、互济、出版、游艺、庶务等10个委员会，相仿于苏俄的人民委员部。
1924年8月，在俱乐部第二次换届选举中，刘少奇再次主持改组俱乐部，使工会上层组织条理清晰、职责分明，同时也真正形成了深入于工人群众之中的工会基本组织。
在刘少奇等一批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安源工人俱乐部“组织之完善，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因而被誉为全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
在健全工人俱乐部组织的同时，刘少奇还注重对工人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达到“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把“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并训练工人作事的能力”列为工人俱乐部“前进的方针”之一。
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1923年，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安源以及紫家冲、湘东、醴陵、株洲4个分部设有工人补习学校暨工人子弟学校7所，不久统一命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达2000人左右。第二年年初，工人俱乐部又决定在各工作处设立了约16个读书处，对工人以及工人子弟进行教育。此外，工人俱乐部还创办了1所工人图书馆，设立了10处公共阅报处，并组织编印了《工人读本》等一套适合安源路矿工人使用的教材。到1924年上半年，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人学校教育体系。
刘少奇认为，工人教育并不仅指文化知识教育，还应当包括全部宣传工作和群众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在他的指导下，不仅工人俱乐部所属的教育委员会，而且讲演委员会和游艺委员会也通过组织各种重要纪念日的群众集会游行、讲演、街头宣传以及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活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传播文化知识，帮助工人纠正赌博斗殴等不良习惯，抵制黑暗社会对工人的腐蚀侵袭。
刘少奇还非常重视革命报刊在安源工人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接任总主任后，在安源路矿工人中出售《向导》、《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劳动周报》、《警钟周报》、《星期日》和《京汉工人流血记》等革命书刊，给工人教育提供了广泛的教材。
1923年上半年，为了使工友切实明了俱乐部各项情形及提高工友的普通知识，刘少奇指导创办了工人俱乐部自己的刊物，于这年的12月正式定名为《安源旬刊》出版。《旬刊》设“言论”、“时事报告”、“劳动界消息”、“本地风光”、“工人常识”、“七嘴八舌”、“诗歌”、“戏剧”等适合工人阅读，文字通俗，内容丰富，编排活泼的栏目，颇受工人欢迎，成为开展工人教育的重要阵地。
卓有成效的工人教育，提高了安源工人的觉悟，对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低潮期间不断发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连国民党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安源共党之所以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确实是过去共党在安源有充分的‘赤色教育……”。
刘少奇始终注意从优秀的路矿工人中吸收党员和团员，使安源党、团组织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就，这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能够在工运低潮期间硕果独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24年的秋天，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安源的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决定由两地委合办党校，开设政治经济学浅说、少运史和俄共党史等三门课程，主要培训中共党员和青年团的骨干分子，对他们进行有关党团组织基本知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策略等教育，使他们了解国内外经济政治状况、各种重大事件，了解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基本知识，了解工会组织的意义和组织形式。
党校成立后，刘少奇担任了校长。他和教员们一起，编写通俗易懂、思想性强的党课教材，并亲自为学员们上课。有一次，刘少奇曾以工人生产袜子为例，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道理，使文化不高的工人学员们很受教育，他们说：“校长讲得好极了，像是给我们心中点燃了一盏灯。”
除举办党校以外，刘少奇还投入了很多精力，领导俱乐部的党团组织，采取个别谈话、支部会、联组会、报告会、讨论会、训练会、训练班、组织阅读党团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团员们的政治训练。
刘少奇等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1923年6月前，安源仅有中共党员30余人，到1925年8月份，这一地区党的支部已由1个增加到13个，党员230多人；团的支部达到36个，发展团员433人。党团基层组织遍布于俱乐部机关、合作社、窿内、窿外、紫家冲、醴陵县城、株洲及其附近的八迭乡等地，构成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巍然屹立的组织基础，安源因此被列为中共全党少数几个工作重点区域之一。
在刘少奇主持的两年多时间里，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不但能够“巍然独存”，而且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和进展，成为广东以外全国唯一公开存在的革命工会，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1925年的春天，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刘少奇离开安源前往广州，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5月1日，大会正式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5月7日，刘少奇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成为中国革命中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直奉战争
1922、1924年，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以后，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支持皖系军阀的日本帝国主义转而扶植奉系军阀。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对自己走狗的扶助决定了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以日本为后台的奉系不会长久共处。直奉两系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发生裂痕。直系不满于奉系坐收渔人之利夺得大批皖系辎重财物，奉系对直系在长江流域地盘的瓜分怀恨在心，两派各怀鬼胎，最终兵戎相见。直皖战争刚刚降下帐幕，另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的号角就已吹响。
直奉战争的导火线是张作霖支持下的亲日派政客梁士诒的组阁，其深层原因是对北京政权的争夺。梁内阁上台后，赦免了被通缉的安福系战犯，又打算借日款赎回胶济线，并抑制吴佩孚的军饷。吴佩孚对梁内阁强烈不满，接二连三地通电揭露梁内阁的种种丑行，迫使梁内阁倒台。这时奉系连续派兵入关备战，并联合广州和皖系的余部组成反直同盟。直系也作好了决战的准备。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分东西两路分别在津浦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直奉双方大搞舆论战，捏造战报来吹嘘自己的战果。整个战争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而最激烈的战斗则是在琉璃河和长辛店之间进行的。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数，奉军集中炮火猛攻直军阵地，吴佩孚则严守长辛店，指挥董政国坚守阵地以疲奉军。奉军猛攻，直军坚守，相峙一天一夜。次日，吴佩孚下令改守为攻，奉军被迫防御。
5月3日晚，吴佩孚得知奉军炮火已消耗不少，乃以大队直军从正面猛攻，另派精兵绕道至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使奉军腹背受敌，奉军炮弹用尽，直军又有一个旅从潼关赶来增援。此时奉军原属冯国璋部下的第十六师倒戈投降，直军取得长辛店大捷。奉军溃败，逃往山海关。东路奉军取得了一些小胜，但因张学良受伤，加上前线的溃退，不久也溃败。张作霖于6月4日宣布闭关自治。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独霸了北京政权。为了制造“合法”的假象，直系军阀曾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捧出原总统黎元洪复职。当他们自认为统治稳定时，就策划踢开傀儡黎元洪，上演了曹锟贿选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加剧了直系内部的分裂。直系军阀推行军阀一贯采用的“武力统一”的原则，妄图吞并异己，实行独裁。各省军阀为了抵制中央军阀和外省军阀侵占自己的地盘，达到自保的目的，则大唱“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调子。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张作霖退居关外，对内苦心经营，对外积极联盟，图谋东山再起。
1924年9月，张作霖乘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和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进行混战之机，再次出兵，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的序幕首先在热河揭开，双方主力对峙于山海关、九门口的正面战场上。10月中旬，山海关附近战斗激烈，直军虽有吴佩孚督战，但连败数阵。直军将领冯玉祥见直军大势已去，又因吴佩孚有夺其河南地盘的旧嫌，遂落井下石，由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一败涂地，率残部南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循例扩充自己的实力，势力由关外进入关内，一度到达山东、江苏。张作霖吸取以往战后因分赃不均而酝酿新的战争的历史教训，与冯玉祥一起把“北洋元老”段祺瑞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但实权不久又落入张作霖之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