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余位代表汇聚江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革命还只是局部失败。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湘鄂赣三省的工农运动还在继续高涨。工人普遍建立了纠察队，斗争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参与管理。两湖的农民运动也仍有较大发展，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惩治了一批土豪劣绅。有些地方的农民还自己起来插标占田。工农运动仍在向纵深发展。军事方面，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再度誓师北伐，随即开赴河南前线，5月28日在河南临颖大战中击溃奉军主力，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都说明挽救革命仍是有希望的。
然而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却面临着反动军阀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长江和京汉、粤汉铁路的运输均被切断，帝国主义者关闭了他们在武汉的工厂、
银行、企业，中国资本家也纷纷抽逃资金，关厂歇业。武汉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商品短缺，财政收入锐减，军费无着。劳资关系亦日趋紧张，资产阶级严重动摇。农村的土豪劣绅开始猖狂起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这时也“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压制工农运动，攻击共产党。武汉形势日益恶化，革命进入紧急关头。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为了制订新的方针政策以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五大原本定于1927年春召开。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对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而非常不满，对党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迫切要求解决。陈独秀、彭述之等担心按原定时间召开五大会对他们不利，因而想把会期推迟到1928年。但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坚持应立即召开五大，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也强烈要求召开五大，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和决定挽救革命危机的方针政策。这样，经过短暂的筹备工作，五大便基本上按原定时间召开了。
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夏曦、苏兆征、向警予、蔡畅、杨之华、王若飞、郭亮、易礼容、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述之等80人，代表党员5700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锴等也应邀出席。大会的开幕式是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举行的。该校校长王觉新穿着西装出面招待来宾和众位代表。
这一天的大会完全是一个开幕仪式。会议的主席台上高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接着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的代表也先后致祝词。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项德隆）领了一队纠察队，向会场来行礼。国民党代表除徐谦外，还有谭延锴和孙科。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言。另外还有苏、英、美、法等国共产党代表。
五大主席团成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设立的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等13人组成，瞿秋白为秘书；土地委员会由谭平山等10人组成，毛泽东为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等9人组成，邓中夏任秘书；大会秘书处由蔡和森、张太雷等5人组成，蔡和森为秘书长。
为了防止反动派袭击，五大的正式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不许登报。武昌的大会只起一种烟幕作用。第二天第一小学就没有代表的踪影了。会议移到汉口来开，设在靠近郊外的黄陂同乡会馆（地处汉口济生三马路）。而且从开幕式至大会真正开始议程，中间还隔了几天。
实际开会的地点——黄陂同乡会馆，形状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地方，可在里面油印文件。左边房间没有用场。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有一条鹅卵石路，两旁是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有一二间房子，住着几名卫士，因为必须时刻防备反动派的袭击。至于门外，那一片荒地上，也天天有唐生智部下的兵士在操练机关枪。不难看出，此处是个安全僻静，适合中国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
黄陂同乡会馆五大的会场内，依然布置了主席台。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旁边墙上张贴着很长的红标语，这是大会的秘书长蔡和森精心布置的。这些标语大致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口号。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一些新的宣传口号。
总书记的右倾报告
五大会议首先由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的报告，报告长达5个小时。
陈独秀首先说明：“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间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11部分。”
其实这个报告已够“详细”的。长达5个小时！那一大叠稿纸在他手中不时往前翻去。4月底的武汉，天气已开始升温，陈独秀汗流浃背，台下听报告的人也不断出汗。他虽长期生活于南方，但武汉这全国有名的“火炉”，也使他难受。他出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边作报告，一边又担心这报告通不过。因为会前就已不时有人在指责他的右倾错误了。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大都是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陈独秀所说的报告共分11部分，其第一部分是“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报告把党的四大以来的工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党的四大至1925年12月，以共产主义高潮为特征。第二个时期，从1925年12月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从南口等地撤退，以革命运动的低潮和反动势力的加剧为特征。第三个时期，从北伐战争开始到国民军占领上海，以革命的复兴为特征。第四个时期，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脱离开了革命战线。
报告的第2部分至第ll部分，分别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国民党问题”、“改组军队问题”、“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政策”。陈独秀报告的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是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
报告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对于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是错误的，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报告对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勾结汪精卫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认识不清，对小资产阶级由于动摇而开始追随反革命势力，也缺乏认识。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说，“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他还认为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在打倒新旧军阈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反对在打倒旧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之前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关于革命发展方向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他认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东南各省的势力很强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应该退到西北各省去，因为那里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易于积聚。因此，“现在，革命在向西北发展，而不是向东南发展。东南是帝国主义的基地”。
到会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很不满意，纷纷发言进行批评。围绕这个报告，黄陂同乡会馆内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都发了言。瞿秋白根据他于1927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一些论点，对陈独秀的报告再次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大会对陈独秀向资产阶级妥协退让及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指出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速农民的斗争。大会还批判了陈独秀和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确立了在东南发展革命的思想。大会认为东南各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有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组织，党必须在这些地区毫不留情地与反动势力作战并建立和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而不能将这些有相当政治经济基础的地区拱手送给资产阶级。大会还批判了陈独秀对土地革命的消极态度。可见，中共五大虽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召开的，但它却冲破了陈独秀家长制统治的藩篱，开始了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较为系统的批判。
“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瞿秋白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报告的激烈反对者。他对陈独秀没有自我批评的诚意、毫无承担责任的决心的作法，很是气愤。其实，与他同样心情、感到对报告不满和压抑的人，何止瞿秋白一人！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地说：“糟糕！”表达了他的忧虑和愤慨。
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然而却早已成竹在胸。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瞿秋白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o代表们看到这醒目而尖锐的标题，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和议论声，会场终于出现了活跃的气氛。
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问题也提得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瞿秋白的小册子，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决心。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前途、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彭述之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以此作为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依据。瞿秋白尖锐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所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斗争中努力争取，从而尖锐批判了“天然领导权”思想。
瞿秋白还认为无产阶级要争夺领导权，就要切实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指出，五卅运动以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的妥协动摇进行斗争，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脱离了他们的影响。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事实17例。接着他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瞿秋自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小册子中，还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掌握革命武装等重大理论问题。
关于土地革命的重要性问题，在黄陂同乡会馆内的五大会场处于激烈争论之际，瞿秋白于1927年5月4日撰写了《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在5月8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5期上发表。文章掷地有声地指出：“所以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便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为此，亦就更加要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在农村中的政权。必定要农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权利……然后国民革命方能成功。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
关于军队问题，瞿秋自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中呼吁道，无产阶级要切实抓紧军队工作，要使军队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使军阀掌握下的军队变成革命的军队。
他还强调，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义，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说服力强。而且他英勇无畏、义无反顾、坚持到底。他说：“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谄疾忌医。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这是多么宝贵的为扞卫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瞿秋白正是抱着这种大无畏精神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他的精神，得到代表们的赞赏，他的真知灼见，得到了许多代表的拥护和支持。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小册子，脸上溢满笑容。有人在小声交谈，交换意见。令人压抑的气氛开始被喜气洋洋的气氛所代替。
然而，代表们越是支持瞿秋白，陈独秀越是坐立不安。这不是突然袭击吗？
陈独秀没有想到身体多病、书生气的瞿秋白竟早已作了这样的准备，一时愣了半晌。他“真正要出一身冷汗”了。他拿出手帕擦去脑门上渗出的汗水，看了彭述之一眼。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噜着：“见了鬼了！见了鬼了！”这是他的口头禅。
瞿秋白矛头直指陈独秀、彭述之，只是陈独秀身为中央总书记不好点名，瞿秋白就在小册子中直接点了彭述之的名。比如文中曾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小册子后面他还写道：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在五大的小组讨论中，瞿秋白还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担任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讲话时脸色变白了，但声调高昂。
陈独秀自己心里明白，瞿秋白表面上是点彭述之的名字，而实际上指的是自己。因为在五大预备会上，就已围绕陈独秀的报告发生了争论。诸如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他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预备会议没有结果，陈独秀的报告依然如旧。瞿秋白心情十分沉重。现在小册子摆在代表们面前，其矛头所指，陈独秀不是十分清楚吗？！
毛泽东的提案遭到拒绝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早在1925年春节后，毛泽东就在韶山开展了近半年的农民运动，把韶山农运摘得分外火红，卓有成效。1926年2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9月，他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着名论断。同年11月，毛泽东又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直到中共五大召开时，毛泽东一直在为农民运动奔波操劳。
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五大。但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后来五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也只是个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参加会前，他曾邀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仓促和汪精卫同船由沪到汉，并于4月5日发出了麻痹人民斗志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现在，他最担心汪精卫右倾。因此，见到毛泽东等人的提案后，陈独秀连连摇头：此时解决土地问题，必然引起国民党左派内部新的纠纷。因而不予提交大会讨论。
毛泽东心情沉重。会间休息时，他独自出来散步。他感到陈独秀与他的差距越来越大。陈独秀根本不懂得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根本看不起农民运动。还跟着大家喊农民运动过火了，要抑制。所谓向西北去，这不是逃避土地革命又是什么。走着走着，毛泽东不自禁地伸脚踢了一下鹅卵石路面上的碎石，思绪万千，最近几个月来的往事接连浮上他的脑际……
北伐的胜利进军，大大促进了两湖农民运动的发展，乡村引起了大大有利于农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地主豪绅咒骂，资产阶级右派攻击，胡说这是“糟得很”。连党的决议也说了不少有害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窝了一肚子火。他就不信这个邪，要到乡下去看看。回湖南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耳目一新，根本不是反动分子攻击的那么一回事。毛泽东对领导农民运动的信心更足了。
春节刚过，他就从考察地长沙赶回汉口，向中央写这次考察农民运动的报告。
正月十五晚上，汉口的大街小巷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窗前屋后升腾起一堆堆烧纸钱的烟雾，天边升起了一轮皎洁如盘的明月，毛泽东这才想起，今天是元宵佳节——完年的日子。熬了几个通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写完了。
毛泽东想让这篇报告在农民问题上影响全党。可是陈独秀不让，他不敢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刊载这篇颇具火药味的报告。但不登又说不过去，因为这篇报告与共产国际新近指示中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并无相悖之处。于是刊载了报告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不让登了。
新到任的中宣部部长瞿秋白到汉口便读到毛泽东的报告，他十分钦佩和赞同，又为其被停刊登而气愤：“这样的文章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挥笔撰写了一篇序言，连同报告一起交给羊牧之，要他找长江书局赶快排印出单行本。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诞生了。没过多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在武昌呱呱坠地。对毛泽东来说，这不啻双喜临门。可是近在咫尺，作父亲的却未能及时去看新生儿，直到杨开慧产后的第四天，他才抽空匆匆去看了一下。近来毛泽东太忙了，几天内他又新添了几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3月30日，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已开课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开学典礼，毛泽东是这个农讲所的常务委员，主持工作。
紧接着，从4月8日到5月6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审查会（亦即扩大会）。每一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经常讨论到深夜一两点。毛泽东往往成为会议发言的中心人物之一，讨论的问题大多为他所提出和阐述。
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组成。
4月12日，土地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出席并任记录，他在会上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
4月1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向与会者报告第一、二次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并在讨论农民政权和农民土地问题时作多次发言。
4月20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参加者26人，讨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要》。
4月22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者45人。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七项决议草案》。邓演达首先宣读决议草案，毛泽东作了四点重要补充。
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者15人。会议通过汪精卫、何键等人提出的《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草案》。他们打着保障革命军人利益的旗号，要保护混进革命队伍的军阀们的土地。毛泽东则发言强调：应当保障革命战士有获得土地的权利。鉴于有了保障军人土地的条例，会议根据毛泽东、夏曦的极力主张，通过保障佃农的有关条例。
5月6日，土地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独秀、鲍罗廷都参加了。陈独秀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则侈谈解决土地问题是乡村自治机关建立以后的事情。陈、鲍发言后，毛泽东重申了先搞“政治没收”，后再“经济没收”土地的意见。所谓先“政治没收”即是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经济没收”，即“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在这几次会上，毛泽东一再力陈己见，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即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以“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他认为这是解决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的唯一出路。而解决土地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进而分配土地。
可现在，陈独秀连将他们历尽艰辛、费尽心血而制订出的一个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讨论也不愿意。那还有什么没收土地、分配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希望呢……想着想着，开会的时间又到了，毛泽东依然怀着沉重而无奈的心情步入了会场。
陈独秀不仅不讨论毛泽东的提案，还认为毛泽东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加剧了武汉的困难形势。结果大会选举时，毛泽东只当上了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原本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老师和楷模，可现在毛泽东对他失望了。然而，陈独秀这次竟又重新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心绪更加复杂、繁乱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更令他失望的事情还在后头。
5月9日，即五大闭幕的当天，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毛泽东、谭平山还向中共中央写了《土地委员会工作报告》。然而《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五大结束的第四天（5月12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
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难于全力拥护和支持革命，挽救革命失败便无希望。毛泽东预感到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连自己的主张也不被陈独秀理解。在一个烟雨莽苍的日子里，毛泽东不无惆怅地独步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昔日的黄鹤已一去不返，如今这里只有稀稀疏疏的一些游客过往。毛泽东面对滚滚东去、奔涌翻腾长江流水，情不自禁地吟诗一首，表达自己内心的惆怅和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1958年毛泽东诗词19首由文物出版社刻印出版时，毛泽东以批注解释了他当时写这首诗的“心潮”：“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山雨欲来风满楼。后来形势果然急转直下，陈独秀继续右倾，汪精卫叛变革命，大革命惨遭失败。
蔡和森、任弼时对党的总书记的批评陈独秀作报告后，激烈批评报告的还有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李立三等人。
蔡和森在五大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以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教训，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地领导小资产阶级并克服他们的动摇。
蔡和森说，法国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不能领导，因为他一见革命潮流发展到最高度时，便畏缩向后退，以致法国大革命失败。
他又指出，俄国亦然，二月革命本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少数派和革命社会党）领导的，但一见工农的高潮起来，即畏缩而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妥协，以致二月革命破产。
最后他指明：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而能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豫，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现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豫。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大革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地流产。
在发言的未了，他还特别指出一种“和平转变”的幻想，即以为由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及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可以和平地转变到社会革命，可以不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争斗方式而转变到社会革命。蔡和森坚决批评了这种“和平转变”的幻想。他说：“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指孙科、谭延闽等），这些分子随时可以用三月二十及四月十二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便是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但是蔡和森也不同意对小资产阶级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如彭述之等人一样，以夸大小资产阶级的危验，来为他们将五大拉回到继续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旧路找借口、作掩护。蔡和森在会上也坚决批评了这一错误企图。他说：
“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像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得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
蔡和森公开揭露了彭述之以夸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为名、搞右倾机会主义之实的面具，强调了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五大闭幕后，蔡和森多次强调中央要作军事计划，要以暴动对付暴动，不能像鱼游釜底，静候人家来处置我们，而要积极准备武力，以备万一，以便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历史证明，蔡和森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1927年4月，任弼时从上海来到武汉。在武昌都府堤41号，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将已印成小册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递给任弼时，并告诉任弼时说，陈独秀路线出了毛病，秋白已提出党内有病，要求根治。
任弼时一边听，一边迅速翻阅毛泽东递给他的这本小册子，然后十分赞赏地对毛泽东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五大开幕了，任弼时以团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了大会。
听了陈独秀的报告，任弼时同样很不满意。作为38位签名要求发言的人之一，任弼时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
任弼时明确指出，陈独秀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是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他还强调，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投降主义，逃跑主义。
年长资深的陈独秀，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人、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书记，会这么尖锐地批判他！
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1927年5月10日，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任弼时，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五大精神，同时还继续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在这次会上，24岁的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关于在五大会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追述道：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此时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就是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五大开完了，然而任弼时同陈独秀的争论和斗争还没完。
6月下旬，任弼时起草了一份团中央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然后托人带信到汉口，请陈独秀出席团中央会议。
陈独秀由秘书黄文容陪同，从汉口来到已迁武昌的团中央驻地。他穿着长衫，摇着折扇进了团中央的门。任弼时请他们坐下后，陈独秀知道任弼时对自己有意见，便问：“团中央开什么会？”
任弼时拿出《政治意见书》递给陈独秀，说：“我们给党中央提了几点意见，请你来就是讨论这件事，大家在楼上等你。”
陈独秀接过《政治意见书》，一边摇扇子一边看，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一句话十分刺眼。那《意见书》上以质问的口气问：“为什么党中央隐瞒斯大林的指示？”
看到这句话，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扇子也不摇了。他收起扇子站起来，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片刻，他以斥责的口气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陈独秀越说越生气，一把将《政治意见书》撕了。
任弼时没想到陈独秀会发这么大的火。但因大家还在等陈独秀去开会，便平静下来说：“当然是党领导团，我们请你来，就是当面听你的意见。”
这时陈独秀已意识到自己大动肝火欠妥。任弼时这样说，他也无话可说，跟着上楼去参加会议。
会上，任弼时先读《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听着，心中有如翻江倒海，他感到各方面的事情太复杂了，意见分歧又如此之大，任弼时这班年轻人一旦提出责问，他感到确实难以回答，于是猝然起身，拂袖而去。
会是开不下去了，但任弼时说，既然已开了头，就一不做，二不休，他决心以书面形式报告党中央。
几天以后，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又送到了党中央的会议上。陈独秀漫不经心地翻了一下，生气地说：“按他们的意见，只会给汪精卫制造借口。”说着，又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陈独秀总想以让步的方式拉住国民党，幻想汪精卫国民党不会叛变或推迟叛变。他当然听不进任弼时关于进攻和土地改革的意见。
后来，围绕《政治意见书》，围绕是采取进攻政策还是让步政策，任弼时还在党的会议上与陈独秀进行过激烈争论。
这，实际上是黄陂同乡会馆内五大会上激烈争论的继续……
“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
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对中国共产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1927年4月2日，一个神秘的海外来宾悄然来到了中国革命中心武汉，随后便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成为武汉政府时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他就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新的首席代表罗易，也是在这次五大会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罗易（1887～1954年），全名马·纳·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生于印度孟加拉。学生时代即参加抗英斗争。1915年，离开印度到英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相识。
1919年，参加创建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代表墨共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o以后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会，参与起草《中国问题决议案））o会后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1927年2月到广州，4月2日到武汉。
罗易此行使命有二：其一，传达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其二，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二是土地革命。
关于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无见地地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张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哪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中国现在的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即是罗易此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鲍罗廷来华已三年有余，他早在国共合作之前就已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也是五大的重要人物。
鲍罗廷（1884～1951年）全名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原姓格鲁森贝格。生于俄国旧维贴布斯克州的一个贫苦家庭。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07年春到美国，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7月回国。不久，受列宁委托，再次去美国。次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一大，后任共产国际代表，又被派往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等地工作o1922年8月，去英国后被捕，判服苦役6个月，期满后被驱逐出境。
1923年9月，鲍罗廷受苏联政府派遣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10月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顾问，帮助改组国民党，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一大，协助起草大会宣言及其它会议文件。会后，帮助筹建黄埔军校，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等。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逐渐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在五大会上他仍站在右边，向资产阶级退让。
罗易在五大作过多次讲话。陈独秀作完报告以后他就讲话。在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中，罗易讲述了3个问题：1.关于革命前途；2.军队与革命的关系；3.关于革命的基地。讲这个问题时，罗易批判了鲍罗廷的“西北学说”。
鲍罗廷认为：中国东南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太强大，谁到东南不是失败便是投降。远的例子如太平天国的失败，近的如蒋介石的投降，而中国西北地区敌人力量薄弱，又靠近苏联，便于得到国际援助，还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因而它可以做革命的根据地。我们应该放弃东南，去西北发展革命力量。陈独秀很赞同鲍罗廷的这个理论。但这个理论遭到与会许多代表的批判，罗易称它为“西北学说”，在讲话中批判了鲍罗廷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逃跑主义。
5月4日，罗易又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但他加进了许多个人的意见。如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共产国际认为有此可能性，但罗易却强调为仅此一种可能性。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共产国际决议是建立在国民政府支持工农运动及中国共产党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基础之上的。而当时武汉的政治状况实际不具备这种条件。罗易却不顾武汉的实际情况，强调应立即进行土地革命。
五大接受了罗易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观点。还接受了罗易的建设，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因而罗易对五大很满意，认为它是一次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
然而罗易，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只是“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办法”。
鲍罗廷除抛出错误的“西北学说”外，在土地问题上跟陈独秀也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异。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独秀虽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但他们都不主张马上搞土地革命，他们要先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很明显，既然要北伐，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先扩大革命，然后才能深入革命的理论。罗易观点明显不同，他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
这实际上是先深入革命，后再扩大革命。
他们的意见各有偏颇。可说都没从当时实际出发，也都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因而由他们指导的五大，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评价他们说：“客观地说来，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这个评价是不无道理的。
千秋功过谁与评说
在五大上，共产国际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共产国际决议案就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无产阶级领导权及与之相关的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等问题，作过一些正确的规定。五大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作出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陈独秀对他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拥护大会的议决案，所以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苏兆征、张太雷、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中央候补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陆沉、黄平、李震瀛、袁达时、林育南、郭亮等14人。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五大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它虽然没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作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还是在多方面有过一些成就的，主要体现为理论方面的贡献。
如前已述，它在家长制统治甚为森严的时候，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较全面的批判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在过去党的会议上还无先例。它为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最终结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统治，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上有过贡献。四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行使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但并未认识到这种领导权要同资产阶级斗争才能取得，而是“天然领导权”的思想。“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如前所述，瞿秋白在五大上散发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中，有力驳斥了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观点。他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一直在争夺领导权，“天然论”实际上是双手把领袖权拱送给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力争领导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革命中之社会主义的责任是无从开始实行的。瞿秋白的观点得到了代表们的拥护。代表们纷纷发言，回顾了在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的严重教训，批评陈独秀统治下的党中央，“在革命性质和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都采取了完全错误的路线”。大会还批评了“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肯定推翻封建宗法制度的土地革命，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如何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大会也提到过一些措施，尽管并无得力措施，但也不只是“贴标语”、“喊口号”。所提措施如：要充分保障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增强其战斗力，使其有担负领导的能力；要提出急进的土地要求，使无产阶级能争得对农民这支强大同盟军的领导；要积极地加紧反帝国主义反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犹豫，以取得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要大量引导工人加入国民党，壮大国民党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以利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之作用。这些说明党的五大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应该行使领导权”，“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批判了“天然领导权”思想，肯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夺领导权并提出了一些措施，这就使党的五大在领导权问题上比四大又进了一步。
关于开展土地革命问题。五大以前党的领导人及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而“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产生了我党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决议案阐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中国经济的停滞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封建军阀的混战割据，巨商买办的重利盘剥，皆与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关系极大，要根本改变黑暗腐朽的社会状况，只有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种的农民，决议案否定了陈独秀等人的“政治没收”主张，提出要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五大的土地决议案虽然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它的理论影响在大革命失败后仍存在，它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作了认识上的准备。
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由于党内同志对陈独秀的武断专制思想日益不满，强烈要求改变“党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的状况，这就促使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有了一些突破，第一次明确提出“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五大党章对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
为改变当时“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的制度”的状况，五大首次提出“中央应该强硬地实行集体的领导”和“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并重申历届党章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条文。五大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宣布“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自此以后，党的每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一项根本的组织原则郑重地写入党章。五大党章还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一些措施。民主集中制的明确规定，使五大前党内极不民主的状况开始有了改变。
为中国革命选拔了一大批栋梁之材，也是五大对党的组织建设的贡献之一。五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领导成员，是八七会议的重要的组织基础，是“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李立三、张太雷、郭亮、恽代英、彭湃等一大批革命领导骨干，都是首次被选进中央领导层的。
党的五大虽然是在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召开的，但经过代表们的斗争，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有关决议案从理论上看，应该说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的。对右倾机会主义十分痛恶的蔡和森也曾说过：“五次大会本身是正确的”，并批评彭述之等要把五大后失败的责任归于五大本身，“这是一种可耻的企图”。
五大路线既然基本正确，五大后党的工作就应更有成效，形势就应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五大后形势日益恶化，进而急转直下，直至最后失败。五大选了陈独秀继任总书记，人们往往在实际上认为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看法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一方面，陈独秀在党内资格老、名声大、威望商会上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错误并接受批评；大革命失败也还未成事实，在这种历史情况下，不选陈独秀事实上不大可能。另一方面，选了陈独秀也并不注定大革命就要惨遭失败。因为五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群体结构是较好的，党章又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仍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选了陈独秀继任总书记，那就难免从另一角度陷入唯心史观。应该说，五大后大革命失败，是各种主、客观原因形成一种合力的结果。如敌强我弱，阶级战线复杂，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陈独秀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党尚处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的经验教训，理论水平还不高等等，这些都可说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每一方面的原因所占的比重都不轻，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把复杂的原因简单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集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由于五大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不久，大革命就遭到了惨重失败，所以五大一直被人们认为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它评价相当低，对它缺乏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尚未将它放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根据以上所述可见，五大确是有着多方面理论贡献的，对这点是不应完全抹杀的；五大本身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的，这应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五大后革命失败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因此不能因为五大后大革命的失败而否定五大本身的正确，不能认为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五大再好也就无意义了。作为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仍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尽管它不及民主革命时期的其它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重大，但我们仍应对它的意义作出必要的、应有的估价，从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