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几个人一起走下楼来，曼弗雷德和阿尔丁杰帮助隆美尔穿上了皮大衣。隆美尔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皮钱包来，他打开看了看：“这里还有150个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么？”“元帅，现在这一切都没什么关系了。”阿尔丁杰含泪说道。隆美尔谨慎地把钱包放在口袋里，走过了大厅。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兴高采烈地在他的后面乱跳着。布格道夫和迈赛尔正等在花园大门的附近。当隆美尔走近他们时，两位将军都举起右手敬了礼，布格道夫还高喊了一声：“元帅！”

    死神在悄然走近

    1944年8月，隆美尔在重伤刚刚有所恢复时就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向英国人宣布：我现在还没有死，而且我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死去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跟英国人比起来，有很多德国人却更想让他死去。

    几乎就在隆美尔发布自己不会轻易死去的那份声明的同时，希特勒正在东普鲁士的地下室里叹着气，他一手拿着那副刚刚摘下来的金丝眼镜，另一只手紧紧地捏着一份秘密警察不久前送来的一份文件，文件里写满了秘密警察控告克鲁格和隆美尔涉嫌“7·20”事件的证据。随后，他叫来了约德尔：“我看，我们应该先找一位新的西线总司令了。至于隆美尔，等他恢复健康后再审问他吧。”

    秘密警察交给希特勒的那份文件正是已被捕的霍法克在审讯中的供词。

    霍法克何以死死咬住克鲁格和隆美尔不放，直到今天也是一个谜。或许他是想通过告发两个大人物以求得自己的获释，或许是由于这两个人在获知希特勒没被炸死后不再支持他们而使他怀恨在心，或许是他还想证明他有关已说服了这两个人的宣传确是实事，或许他就是想在自己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硬拉这两个人下水，都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尽管霍法克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绝对没有说真话，因为与他一直联系紧密的密谋分子斯派达尔、福肯豪森、条切特、霍斯特以及米歇尔等人，他一个都没有交待。

    此后，在对其他密谋分子的审讯中，很多人都交待说，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他们曾听霍法克说过，克鲁格和隆美尔已站到了他们一边。

    这当然是霍法克当时为了鼓舞那些密谋分子而四处进行宣传的结果，但克鲁格和隆美尔却已无法洗清自己。8月14日，希姆莱正式将克鲁格和隆美尔列入重点侦察的名单之中。消息灵通的克鲁格得知这一情况后，即于18日自杀了。而此时尚不知内情的隆美尔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死神在解决了克鲁格之后，已不可避免地开始向隆美尔走来了。

    此时，隆美尔在巴黎的医院里正在渐渐地好转起来，但脸色仍很苍白，左眼依旧睁不开，前额上已留下了拇指宽的一道凹痕。

    8月7日，医生告诉隆美尔说，他的身体可以支持得住用车子把他送回德国了。此时尚担任参谋长的斯派达尔将军亲自前来为他送行。应斯派达尔的请求，隆美尔送给他一张照片，并爽快地在背面题了辞。

    8月8日，汽车从巴黎把隆美尔送回了德国故乡。当他迈着不稳的步伐走进赫尔林根的山庄别墅时，露西和男仆鲁道夫·卢斯托兴奋地迎上前来。隆美尔看出他们瞧见自己头上的伤痕时流露出的那种惊惶失措的神情，他强装着笑脸说：“没关系，只要头还没有掉在地上，事情就不算太糟。”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邻居们常常看见隆美尔靠在曼弗雷德的手臂上摇摇晃晃地在花园里散步，军服上佩着一枚新得的伤员金质奖章。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时，他总是痛楚地摇摇头，“希特勒死去比活着具有更大的危险，”他说，“我所需要的是能够在西线独立行动，并且达成停战协议。”

    这时，隆美尔开始发现家里常常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他的男仆鲁道夫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抓前门，当他跳上窗台时，瞥见有个人影一晃，随即便溜进黑暗里去了。他的邻居也说，他们曾亲眼看见可疑的人像阴影一样地追逐着隆美尔，这很可能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于是，隆美尔从多尔姆卫戍部队找来了一名卫兵，同时他本人的兜里不带手枪决不外出。他让曼弗雷德也带上枪，因为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够一枪打中来犯之人。不久，当他们在林子里散步或是到赫尔林根教堂附近采蘑菇时，他们都亲眼看见了那些可疑人物。一天夜里，卫兵朝一个闯进别墅里来的人开了枪。隆美尔对此感到奇怪：难道秘密警察真在监视他？倘若如此，那原因又是什么呢？

    隆美尔真的没想到，在众人的一起静忙下，他离死亡之路已越来越近了。当然，在把隆美尔推向死亡之路的众人之中，斯派达尔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霍法克极力掩护着自己的这位密友，但仍然有密谋分子把斯派达尔推向了前台。

    8月25日，希特勒在得知斯派达尔事先也知道行刺阴谋的时候，立即叫嚷着逮捕斯派达尔，“审讯结果表明，他完全卷入了这次阴谋。”随后，他从东线挑选了汉斯·克莱勃斯将军，一位精明能干而又讲求实际的军官，接替了斯派达尔的职务。

    此时，希特勒经过对B集团军的各级军官进行调查，得知隆美尔的作战部长坦贝尔霍夫的妻子是英国人，而他的炮兵指挥官汉斯·拉特曼则是在东线已投降了苏联的马丁·拉特曼将军的兄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希特勒更加相信，处在这种环境中的隆美尔极有可能已站到了反对自己的一边去了。

    9月3日，隆美尔十分震惊地接到一道命令：他被正式解除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对此，他的副官还安慰他说：“说不定一等你痊愈，上面就会给你分配新的工作。”

    但隆美尔马上就接到了另外一个消息，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也已被解职，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并要求他立刻回到德国。随后，斯派达尔的亲属纷纷被捕入狱。

    几天以后，即9月11日和12日，斯派达尔开始接受秘密警察的审讯。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开始就想将所有责任都推在隆美尔身上，他不说自己在到隆美尔那里之前就已经是密谋分子了，只是招认了霍法克7月9日来访后他曾跟隆美尔在指挥所的院子里散过步，以及隆美尔企图得到希特勒的允许与蒙哥马利会面的计划。同时，他还承认自己在7月22日去医院看望过隆美尔。

    这个时候，霍法克在别人的揭发下已经承认了自己与斯派达尔的关系了。但是，他所提供的供词却与斯派达尔完全不同。他声言，在晋见陆军元帅隆美尔之前，他确实跟斯派达尔讨论过暗杀阴谋。

    于是，秘密警察一再追问斯派达尔：是否把这一点向隆美尔报告过？

    现在，斯派达尔进入了两难境地。他要么把所有过错都推给隆美尔，要么就说霍法克在撒谎。

    斯派达尔几经斗争和思索，最终他选择了与霍法克站在一起。“在霍法克将这个暗杀阴谋告诉我之后，”斯派达尔宣称，“我及时地将此事报告了我的顶头上司陆军元帅隆美尔。但是，如果这位陆军元帅没有上报这个警告，那不是我本人的过错。我直到最终也没有意识到隆美尔会对这个警告守口如瓶。”

    斯派达尔就这样出卖了隆美尔，但不知情的隆美尔却依然在关心着他的命运。

    进入9月份以来，连续几星期的失眠使隆美尔变得郁郁寡欢、焦躁不安。斯派达尔的命运和前途，也同样使他心烦意乱。9月26日，斯派达尔的妻子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她对这件事的担心。隆美尔于10月1日满怀同情地给她复了函。同一天，他还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说，由于他的健康状况还不能使他足以接受并胜任新的工作，他为此感到十分内疚。“头部有四块碎骨，”他写道，“受伤后西线出现了不利的局面，特别是我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被革职逮捕等一系列事件，给我精神上造成了难以忍受的负担。”隆美尔依旧在赞许这位将军并提醒希特勒本人，他还亲自授予过斯派达尔骑士十字勋章，“斯派达尔到西线任职的最初几周就已证明他有杰出的才干，是位称职的参谋长，”隆美尔说，“他严守纪律，为众多士兵了解，并忠心耿耿地帮助我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快完成了大西洋壁垒的防御部署。我几乎每天驱车上前线，就像我俩过去商定的那样，我信赖斯派达尔，让他把我给部队的命令传达下去，让他与上级和同级军官打交道，处理各种事务。”

    信里接着写了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段话。“我不能想像，”这位诚实坦率的陆军元帅写道，“究竟是什么使斯派达尔将军遭到了革职和被捕……不幸的是，”隆美尔继续说，“诺曼底的防御工事证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战斗，不能将敌军在海上或初登陆时就地歼灭。对此我在7月3日上呈的信中已阐明了原因。”他还讲到了自己与陆军元帅冯·克鲁格之间关系不和的情况，最后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这封长信：“我的元首，您知道我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范围内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不论是在1940年的西线战役，还是在1941年至1943年的非洲战役，以及1943年在意大利的战斗和眼下的西线战役中，我都一如既往。我心中向来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为了您和新德意志帝国去战斗，去取得胜利。希特勒万岁！”

    缺席的审判

    隆美尔给希特勒的长信根本没有引起希特勒的任何注意，因为这位帝国元首此时已不再信任他了。

    9月28日，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把来自乌尔姆的欧根·梅尔的一份报告交给了希特勒，报告中揭露隆美尔在家休养期间仍在散布希特勒正在衰退的言论，并认为隆美尔对现政权的敌视丝毫没有减少。

    鲍曼在刚接到这份报告时不禁眼放金光，因为在五年以前的波兰，鲍曼曾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过隆美尔的冷落和白眼，现在他报复的机会终于到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报告上写道：“这与我接到的另一些更为恶劣的报告内容相吻合。”

    这样，隆美尔无疑又被往死亡之路上推进了一步。

    1944年10月4日，秘密警察对斯派达尔的审讯结束，有关斯派达尔和隆美尔谁应对暗杀阴谋未被上报一事负责之案，陆军荣誉法庭专门重新开庭听取证词。陆军元帅凯特尔作为最高统帅部总司令亲自主持开庭，另外还有五名将军作为法官，其中包括小心谨慎的古德里安和非洲军团老将海因里希·寇彻海姆中将，这两人都因曾遭过隆美尔的辱骂而心怀嫉恨，特别是后者。

    这次开庭，斯派达尔没有被提到庭上，而隆美尔却根本就不知情。但这些将军法官们却必须要在这次开庭中决定出最后谁将被送上绞架：斯派达尔还是隆美尔。

    在这次缺席的审判中，秘密警察头子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宣布了起诉书。之后，卡尔登勃鲁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斯派达尔在审讯中说，他当时及时地将暗杀元首的密谋报告了他的上司隆美尔，但隆美尔却没有上报这个警告。事实上，斯派达尔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们可以设想，”他说，“如果斯派达尔所宣称的这一切确实发生过，那么隆美尔难道在明知他的参谋长已经知情的前提下，还会扣压这个警告吗？而且，如果斯派达尔本人直接将这个阴谋报告最高统帅部，这次暗杀行动也必然会在襁褓中夭折。”因此，斯派达尔至少也是谋杀的帮凶。

    卡尔登勃鲁纳发言后，庭上顿时陷入一阵不安的沉默中。这五名紧握着生杀大权的将军非常清楚，要在斯派达尔和隆美尔之间做出选择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人都在德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隆美尔。所以谁都不敢轻易说话了。

    一段沉默之后，对隆美尔根本没有好感的古德里安和对隆美尔心怀嫉恨的寇彻海姆终于想出了一个阴险的方法。提议是由寇彻海姆拿出来的，他说：“证词的举证责任在起诉方，如果斯派达尔将军把这个阴谋报告了隆美尔，那么就应该由原告及其律师提出反证。秘密警察应该拿出证据说明隆美尔没有得到斯派达尔的有关报告。”古德里安立即支持这个提议。

    这样一来，球又踢回了秘密警察的法庭。斯派达尔在这场风暴中莫名其妙地安全着陆了，而根本就不会有人帮助隆美尔却被推到了浪尖上。

    1944年10月7日，凯特尔给隆美尔家里打电话，要他到柏林来。“我们将派一辆专列到乌尔姆去接他。”他对隆美尔的副官这样说，凯特尔还约定了固定的日期，即10月10日。

    隆美尔和家人仔细地讨论了此事，“我可不会让这些先生们感到舒服的。”他说。随后他给凯特尔回了电话，但接电话的却是威廉·布格道夫将军，此人刚接任死去的施蒙特的职务，担任陆军人事部部长和希特勒的第一副官。

    “这是一次什么会议？”隆美尔问道。

    布格道夫以他那特有的粗哑噪音回答：“元首命令陆军元帅凯特尔和你讨论你的未来。”“恐怕我来不成，”隆美尔解释说，“我在10日那天和专家们有个约会，他们说鉴于我的健康情况，一定不要做长途旅行。”

    虽然隆美尔轻巧地拒绝了凯特尔，但他已隐隐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前两天凯特尔办公室通知说，要在10月中旬将他的那辆斯托奇大轿车调走，留给他一辆改用煤气推动的小型BWM牌轿车。这预先的警告曾使他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已经找到我头上来啦。”隆美尔说。后来，他又曾安然地对自己年迈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丁杰说，万一他死了，就把他埋在海德尔堡，或海登海姆，或者就在现在的居住地赫尔林根这三个地点的任何一处，不要挑那种宏伟的地方，只要选个小巧的僻静所在就行，他一生只不过是个名不出众、寂寞孤独的人。10月11日那天，隆美尔在西线时的老战友、已经退隐的海军上将卢格来到了他的家里，他们一道快活地吃烤鹿肉，喝具有乡村风味的菜汤，然后买来一些香槟酒，一直闲聊到午夜过后。

    12日，隆美尔陪着卢格一块驱车到80公里外的奥格斯堡去玩。隆美尔为了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活力，亲自驾起车来。他的这一行为立即被监视他的秘密警察报告给总部了，隆美尔既然自己可以驾车又为什么说身体欠佳无法去柏林呢？希特勒大本营的人更加怀疑他了。

    此时，有关隆美尔的材料正在从秘密警察和人民法庭那里源源不断地送到希特勒的手中，其中最严重的是霍法克在一份签了名的长篇供述上的供词：隆美尔的确向密谋分子保证过，一旦暗杀成功，他将积极支持他们。

    因此，希特勒在10月12日的军事会议结束后，简短地告诉凯特尔，把霍法克的供词亮给隆美尔看看。同时，希特勒还向凯特尔口授了一封交给隆美尔的信，提出了两种选择方案：如果隆美尔认为对霍法克的辩解和指控一无所知，那他就必须向元首交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他的逮捕和审判将不可避免，最终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凯特尔转而把信件和审讯报告交给布格道夫，要他亲自送往赫尔林根，并且指示布格道夫，假如隆美尔真的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最好提供他毒药，而不是手枪。不要让他的死亡引起哗然，要以“自然死亡”处理。

    布格道夫又命令陆军人事部门的法律处长官恩斯特·迈赛尔少将与他同行，作为官方的证人。

    随后，希特勒又给他曾经宠爱的这位陆军元帅以极大的恩惠：不要让人民知道隆美尔和那些叛乱分子是一样的，甚至连露西也必须蒙在鼓里，同样也不要让戈林和邓尼茨这些纳粹高级将领得知事实的真相，隆美尔的人事档案里也必须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他参与过密谋，要让他的一生“清白无瑕”！

    10月13日早晨，布格道夫亲自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别墅去，告诉男仆鲁道夫：“请转告陆军元帅，明天中午至下午13时之间，我和另一位将军要来拜望他。”

    当天晚些时候，乌尔姆武装卫戍部队接到命令：派一名军官到火车站迎接第二天早晨从柏林来的快车，并负责从上面取下一个巨大的花圈。与此同时，在布格道夫手下工作的弗雷森中校领导的“葬礼研究小组”已经起草拟好了一份称之为“隆美尔国葬安排”的计划，只等把日期和地点填上就行了。

    一切都没什么关系了

    1944年10月13日夜里，隆美尔出外访友回到了家中，长途驾车使他筋疲力尽。男仆向他转达了布格道夫将军的电话口信，隆美尔并没有对这位将军的即将来访有任何怀疑。他还乐观地认为可能要指派他新的指挥权，说不定要派他去东普鲁士负责防御，因为苏联军队这时已经是重兵压境了。他在一本记录本上草草写下了将要向布格道夫提出的要求：“要汽车到图宾根看病，参谋军官的摩托车，秘书，参谋人员。”按照传统规定，这些都应当是德国陆军元帅终身享有的特权。

    第二天，即10月14日早晨，隆美尔穿上他最心爱的褐色上装，和年轻的曼弗雷德走在一起，曼弗雷德身穿空军的蓝灰色制服。他们一起迎着新鲜的阳光自由自在地散着步。隆美尔没有想到这是他有生的最后一天。在附近的乌尔姆火车站，专为他而准备的花圈已经送到了。

    临近中午，隆美尔回到室内换上了开领的非洲军团制服，然后戴上功勋奖章，上面的蓝瓷釉由于诺曼底的那次车祸已经破裂，并有一块地方凹陷了下去。他把鲁道夫叫来，对他说：“把花园的大门打开，柏林来的两位先生一会儿就要到了。”

    中午时分，门铃响了起来，划破了这座别墅里保持了许久的沉默。鲁道夫打开前门，威廉·布格道夫走进了花园。恩斯特·迈赛尔紧跟在他的身后。

    两人彬彬有礼、不露声色地和隆美尔互相敬了礼。露西热情地走了出来，邀请两位客人共进午餐。

    布格道夫很有礼貌地婉言辞谢了。“这是公事。”他说，然后问能否和陆军元帅阁下单独谈谈。

    在隆美尔一楼的书房里刚一坐定，布格道夫就开门见山地对隆美尔说：“你被指控为谋害元首的同案犯。”然后，他把凯特尔交给他的那封信递给了隆美尔。接着，布格道夫宣读了秘密警察逮捕的陆军军官霍法克、斯派达尔及施图尔纳格等人的书面证词。这些证词构成了毁灭一个人的起诉书，尤其是霍法克的供述。布格道夫宣读后把书面证词交给隆美尔。霍法克在死牢里供认施图尔纳格曾派他带着各种建议去见隆美尔陆军元帅，隆美尔“经过一阵思考之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霍法克甚至进而宣称，在他离开城堡之际，隆美尔曾在后面向他喊道：“告诉你在柏林的先生们，时候一到，他们完全可以信赖我。”

    布格道夫这时瞥见一种极度痛苦的表情在隆美尔脸上一闪而过。隆美尔有口难辩，他如何才能说清自己没有参与暗杀阴谋，甚至时至今日对此都一无所知呢？他所盘算的一切，难道不就是无论元首同意与否都要和蒙哥马利达成单独停战的尝试吗？就是这种盘算也已足够把他送上绞架了。

    不论如何，既然追究，那么他就无法再逃离死亡之路了。隆美尔当时心神不定地犹豫了很久，他不知自己该如何选择，也不知道在死亡之外，他还能选择什么。

    被俘的盟军中南非部队的士兵。最后，他果断地说：“好吧，我愿意承担这一切后果。”

    “可是，元首知道这件事吗？”隆美尔随即问布格道夫。

    布格道夫点了点头，让迈赛尔退出书房几分钟。接着，他陈述了没有包括在信里的内容：元首允诺，如果隆美尔自尽，将对他的叛国罪行严加保密，不使德国人民知道，为了纪念他，还将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为他举行国葬，而且保证不对他的亲属采取非常手段。此外，露西还将领取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这是对你从前为帝国建树的功勋的肯定。”布格道夫补充道。

    听到这些，隆美尔已是目瞪口呆，很明显，德国的最高层早已为他的死计划好了一切，他再也没有任何选择了。他慢慢地缓过神来，请求再给他几分钟的时间收拾一下东西。

    隆美尔已是心力交瘁，步履蹒跚。他回想起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多少次出生人死，而现在却要为他从未参与过的一次失败的阴谋去死！

    “我可以借用你的小车安静地开到别处去吗？”他问布格道夫，“恐怕我不能很好地使用手枪。”

    “我们带来了一种制剂，”布格道夫温和地答道，“它在三秒钟内就能奏效。”说完，布格道夫离开了隆美尔的书房，到花园里找迈赛尔他们去了。

    隆美尔一步步地爬上楼去，来到露西的卧室。他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戴了一副假面具。“十五分钟之内我将死去，”他声音冷淡地对露西说，“遵照元首的命令，我必须在服毒和面对人民法庭这二者之间做出抉择。施图尔纳格、斯派达尔和霍法克把我牵连进了7月20日的阴谋，在戈台勒市长的名单上，我似乎被提名为德国的新总统。”

    他向露西诀别，给了他妻子最后一个拥抱。

    这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曼弗雷德匆匆地闯了进来。隆美尔喉咙哽咽地对他说：“跟我一同来。”

    他们又来到了曼弗雷德的房间。隆美尔语调缓慢地说：“我刚刚已对你母亲说过了，我在一刻钟之内就将死去了。”他的态度很镇静，“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很使人伤心的。但是这个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重罪。总算是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经准我服毒自杀。这两位将军已将毒药都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就可以生效。假使我接受了，他们不会像平常的惯例一样，牵连到我的家庭。”

    曼弗雷德插嘴问道：“你相信这些话么？”

    “是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隆美尔说，“他们当然不希望把这个事件闹开了。此外，我还要负责告诉你对我的死因要保持着绝对的秘密，只要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可能不再遵守已确定好的这个协定了。”

    “难道我们不能自卫么？”话音未落，隆美尔立即拦住了曼弗雷德，叫他不要说下去了。

    “那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宁可一个人死，也不要让大家全体在乱枪中丢了性命。而且，我们没有充足的弹药。”

    接着，隆美尔又跟副官阿尔丁杰告了别。

    一会儿，几个人一起走下楼来，曼弗雷德和阿尔丁杰帮助隆美尔穿上了皮大衣。隆美尔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皮钱包来，他打开看了看：“这里还有150个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么？”

    “元帅，现在这一切都没什么关系了。”阿尔丁杰含泪说道。

    隆美尔谨慎地把钱包放在口袋里，走过了大厅。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兴高采烈地在他的后面乱跳着。布格道夫和迈赛尔正等在花园大门的附近。

    当隆美尔走近他们时，两位将军都举起右手敬了礼，布格道夫还高喊了一声：“元帅！”一辆汽车正在门外等着，司机把车门打开，然后立正站在一边。隆美尔把元帅杖夹在左臂下，脸色镇静如常，在上车前再次与曼弗雷德和阿尔丁杰握了一次手。

    布格道夫和迈赛尔紧跟着也上了车。车门轻轻地关上了。随即启动、飞奔起来，跑出了隆美尔家人的视线。

    跑了200多米以后，汽车已在山路上转了几个弯。布格道夫要求停车，他让迈赛尔和司机沿公路往回走了一段。大约四五分钟后，布格道夫又叫他们回到车子里。

    留在后座上的隆美尔此时已经神志不清，颓然地倒在那里，他的帽子落了下来，元帅杖丢在一边。司机走过去把他的身子扶正了，并给他重新戴上了帽子，元帅杖送回到他的怀里。时年53岁的隆美尔永远地离开了世间。

    大约20分钟之后，隆美尔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阿尔丁杰接到了乌尔姆瓦格纳预备医院的通知：隆美尔元帅在行车的路上因大脑栓塞而不幸去世，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造成的后果。

    10月16日，希特勒专程给露西发来了电报：“您丈夫的逝世给您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与他在北非的英勇战绩一样，都将永垂不朽！”

    接下来，希特勒下令为隆美尔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伦德施泰特在国葬仪式上致了悼词，他站在裹着纳粹党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老态龙钟的伦德施泰特显得精神颓丧，心情惶惑。

    隆美尔的身后

    隆美尔莫名其妙死去的消息，在1944年的德国如同巨浪中落下的一颗小水滴。德国局势的日益恶化没有留给人们足够的时间和注意力来关注这个陆军元帅深藏在死亡背后的秘密。

    1944年8月15日，继诺曼底登陆后，美、法军队又在法国南部戛纳市以西实施了登陆，盟军的力量在西欧益发强大起来。8月25日，巴黎获得了解放，9月9日，戴高乐在那里组建了法国临时政府。至此，西欧盟军的势力已如怒涨的潮水，一路呼啸着向德国本土涌来。

    1945年1月22日，意大利南部的盟军终于像隆美尔所担心的那样，绕过德军防线，从安齐奥登上了意大利北部领土。意大利共产党乘机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4月26日，墨索里尼在逃往瑞士的途中，被游击队捕获，28日，这位曾经幻想要重建罗马帝国的意大利领袖被愤怒的人民所处决，其尸体被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后来又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扔到路旁水沟里。29日，盟军在意大利取得了全面胜利。

    同时，从1945年1月起，东线苏军也发起了连续进攻，经过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东普鲁士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后，苏军迅速地攻入了维也纳。4月25日，苏美两军在易北河胜利会师，将德国一分两半，并迅速逼进柏林。

    第三帝国的大势已去和墨索里尼的可耻下场，迫使希特勒于4月30日下午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自杀身亡，他把还仅有一个星期寿命的第三帝国交给了邓尼茨。那一天，刚好是希特勒56岁生日之后的第10天。

    随希特勒一起自杀的还有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等人，而那个早已安排好了的帝国元首继承人的戈林却因为叛国罪早已被希特勒投进了监狱。

    海军元帅邓尼茨接任德国元首后，已没有任何机会来享受自己的权力了，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下达投降的命令。5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德军向蒙哥马利投降，凯塞林等人都成了战俘。5月7日，邓尼茨授权约德尔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存在了12年4个月零8天之后，第三帝国就这样灭亡了。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统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元首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了。

    这个黑暗的时代在1945年5月的那个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

    那些在希特勒时期跺一跺脚都会让德国发颤的大人物们一个个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党卫队头子希姆莱于1945年5月23日在被盟军捕获时服毒自杀；邓尼茨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叛处10年徒刑；而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等人则被一个一个地送上了绞刑架。惟一幸运一点的应该是戈林了，他在被送上绞刑架的前2个小时，服用偷偷带入狱中的毒药自杀了。

    德国迎来了新的和平。而历史的沉静却往往会引发沉渣的泛起。

    战争刚一结束，人们便再一次想起了隆美尔。隆美尔的死因成为各国人都想知道答案的一道谜题。

    1945年4月，曼弗雷德不得不公布：隆美尔是在布格道夫和迈塞尔将军到赫尔林根登门拜访后自杀身亡的。

    于是，种种猜测重新将隆美尔与施道芬堡的暗杀集团联系在一起。

    从希特勒的屠刀下幸免于难的斯派达尔再一次成为揭露隆美尔的先锋。他在自己所写的《1944年的入侵》一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初任隆美尔的参谋长那天的情景：“一批排成四队的密谋分子齐步走进了司令部的大门，隆美尔在那里热烈地欢迎他们，并担保支持他们的计划和手段，愿意在希特勒被推翻后上台执政。”

    斯派达尔的编造迎得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一致赞同。因为他们对这名在非洲战场上曾让他们吃尽苦头的对手异常热爱，他们希望隆美尔是反希特勒的英雄。作为回报，斯派达尔很快就由一名战俘跃升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陆军的新任司令官，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级将领。而同样仿效斯派达尔的卢格海军上将，后来也捞到了德国新海军司令官的职务。

    尽管露西曾在1945年9月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为了使隆美尔的名字洁白无瑕，为了维护这位陆军元帅作为伍尔登堡之子的声誉，我要把此事的真相公之于世。我丈夫没有参与7月20日的阴谋，无论是它的准备工作或是刺杀行动。我丈夫一向直言不讳，他曾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见解、意愿和计划向最高当局陈述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他这样做。”但人们在希特勒灭亡后宁愿相信斯派达尔的谎言。让隆美尔成为反希特勒的英雄，是德国内外的一致愿望，他们不愿意隆美尔的军事奇才因为希特勒的恶名而被埋没。

    所以，在战后的西德，尽管其他帝国元帅无一不是名声扫地，而隆美尔的名字却一直闪烁着光辉，海军里有“隆美尔号”战舰，各地的驻军里都有“隆美尔兵营”，隆美尔的儿子曼弗雷德后来也顺利地担任了斯图加特市市长，并曾于1979年接待过当时前去访问的中国总理。而美国人更是以他们特有的狂热拍摄了一部名为《沙漠之狐》的电影，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电影中，隆美尔叱咤风云的形象和英明果断的举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人也不甘落后，杨格准将在二战一结束就写出了第一部很有价值的《隆美尔传记》。而隆美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笔记和书信得以整理后，一本名为《隆美尔战时文件》的书籍也在英国出版，其编者就是英国著名的战略家、被誉为“间接战略之父”的利德尔·哈特，他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导言。

    正如利德尔·哈特在这篇导言中所写道的：“隆美尔对于世界的影响，固然是由他的‘剑’所造成的，可是其影响的威力却要靠他的‘笔’来加以发挥。”作为纳粹德国的元帅，隆美尔帮助希特勒直接或间接带给世界人民的苦难，是无论如何粉饰也无法抹杀的，但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将领，在军事领域内的开创和贡献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同样是无法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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