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伐尔克里”
准备以暗杀方式推翻希特勒的密谋集团早在1943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他们的计划。施道芬堡和他的同伙把这个计划命名为“伐尔克里”。
伐尔克里本是北欧日耳曼神话中对一些少女的总称。传说中，这些少女美丽而恐怖，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专门寻找并杀掉那些该死的人。施道芬堡的伐尔克里计划直接指向了希特勒。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密谋分子们居然想办法让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要杀掉他自己的计划，并把它纳入了国家计划范围之内。
原来，密谋分子们把这个“伐尔克里”计划伪装了一下，告诉希特勒：这个计划是专为对付国内暴动而设的，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发起暴动，国内驻防军就会按照这个计划快速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
疑心极重的希特勒欣然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那些密谋分子们就开始公开地制订起在暗杀掉希特勒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等大城市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但计划制定好之后，由于密谋分子内部意见不统一以及人事方面的准备不完善等原因，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却迟迟没有开始。转眼到了1944年6月，欧洲的局势日益严峻起来。德国的秘密警察已察觉了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多参加密谋的人遭到逮捕，而那里没被逮捕的人也不敢轻易活动了。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贝克、戈台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甚至连相互见面都越来越困难。
在军事方面，苏联在东面正在节节进逼，而盟军在西海岸的登陆更显得德国已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了，一旦德国败局已定，密谋分子们即使杀死了希特勒也难以拯救德国的命运了。因此，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柏林的密谋分子们首先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他们希望德国打退盟军，只有这样，美英政府才会更愿意在西线同这些反纳粹组织议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反纳粹组织也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但西线的战况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以施道芬堡为首的年轻人们看到眼下苏联、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一步步逼近，决定立即行动。
快到6月底时，施道芬堡时来运转，被提升为上校，担任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密电，而且也使他可以直接、经常地见到希特勒。
作为密谋集团中心人物的施道芬堡如虎添翼，暗杀希特勒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的肩上。7月11日，他应召去向元首报告关于东线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问题。当天，他就带了一颗英制炸弹。但由于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要求在杀掉希特勒的同时也一定要杀掉戈林和希姆莱，所以当施道芬堡进入会场发现希姆莱没有出席会议后，就没有动手。
回来后，施道芬堡很后悔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杀掉希特勒的机会。于是，当晚他召集了一次会议，最后确定只要有机会就杀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
7月14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再次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为了在这一次能够顺利地杀死希特勒，他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7月15日，施道芬堡提着装有炸弹的皮包进人了元首的会议室，准备在散会后趁着会场的混乱引爆炸弹，没想到希特勒在会议结束后却匆匆离开了，根本没给他留下机会。
施道芬堡对此感到万分焦急。7月16日晚上，密谋分子们聚集到施道芬堡的家中，其中包括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和他的表兄霍法克等人。施道芬堡向他们汇报了这两次行动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大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一致同意，结束希特勒的生命是德国惟一的出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让德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外国征服者们把德国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同时，来自前线的将领们声称，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德军在东线和西线的崩溃可能只是几星期里的事情。
这样看来，这些密谋分子们的行动时间只有很少几天了。7月17日，他们听说隆美尔受伤甚重，觉得又失去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德高望重者。到了18日，希姆莱下达了对戈台勒市长的逮捕令。密谋分子们深感自己正在走向身单力孤的境地，暗杀行动必须尽早进行了。
7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接到命令，要求他第二天去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密谋组织的各成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于是，大家一起商讨了暗杀成功后的政变和接管工作等事项。随后，密电发出，要求柏林城内和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做好准备，7月20日就是“伐尔克里”计划实施的具体时间。
1944年7月20日早晨，灿烂的阳光铺在无边的大地上。6时刚过，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赶往伦格斯道夫机场。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在下午13时在“狼穴”向希特勒作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藏着一颗裹在一件衬衣里的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英国制造的炸弹，在引爆时要先打破引爆装置中的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金属线腐蚀断后，撞针就会弹出来，击发雷管。所以金属线的粗细直接决定着从启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施道芬堡在炸弹里装了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
7时，飞机正式起飞。施道芬堡下飞机后又改乘一辆军用轿车前往“狼穴”大本营。刚一到达会客室，凯特尔就告诉他，由于下午希特勒要会见墨索里尼，会议将提前在12时30分举行。同时，凯特尔特别叮嘱他，由于希特勒要赶时间，报告必须得简短一些。
施道芬堡看了看时间，现在是12时已过，必须马上就启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看表，离十二点半只剩几分钟了。凯特尔说：“咱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
但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忽然对凯特尔说：“坏了，我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未等凯特尔反应过来，他已飞快地跑了回去。
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三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了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颗炸弹即将在十分钟之内爆炸。
凯特尔对施道芬堡这一耽误时间的作法很生气。他很快跟了回来，在会客室外叫施道芬堡快一点。“我们要迟到了！”他喊道。施道芬堡马上跑了出来并表示了歉意。凯特尔无疑是知道像施道芬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总要比别人慢一点的，所以，他丝毫没有起疑心。
当他们走进会议厅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施道芬堡有意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正在等柏林办公室打来的急电，电话里将要告诉他最新的数据以补充他的报告，并请那名上士在电话打来的时候立刻去叫他。当然，施道芬堡这番话是专门说给身旁的凯特尔听的，同时也是在向希特勒解释他来晚了的原因。
当他们在会议室里稳定下来的时候，施道芬堡发现自他打破玻璃管后，时间已经过去四分钟了。还有六分钟，炸弹就会爆炸！
施道芬堡刚刚进来时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室内布局。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间，恰好背对着门。他的右边是陆军副参谋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等人，左边则是约德尔等人，但戈林和希姆莱都没有在场。
希特勒正在摆弄着他的放大镜，观察着摊开在他面前的一张地图，同时也在仔细地听着陆军副参谋长豪辛格作报告。这位将军正在谈着东面中路战线已被苏联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了施道芬堡的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条肩膀、一只眼上还蒙着罩子的上校看了一下，冷淡地打了个招呼，告诉他自己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才能听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了桌子一侧，立在豪辛格作战处的参谋长勃兰特的旁边，也就是离希特勒右边2米左右远的地方。他把皮包放在地上，然后把它推到了桌子下面，紧贴着厚厚的桌子底座距希特勒最近的那一侧。
时间已是12时37分，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豪辛格继续讲着，不时地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这时已悄悄地溜了出去，而正在全神贯注听着讲话的勃兰特在豪辛格提到前线的具体地点时，想靠上前去看看地图。这时，施道芬堡的那个鼓鼓的皮包拌住了他的腿，勃兰特看也没看，不耐烦地把它拉到自己的这一边，然后把腿跨了过去看着地图。
也许就是勃兰特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最终却救了希特勒的命，而断送了勃兰特自己。
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道芬堡这件事情的。当他发现豪辛格的汇报快讲完了时，想要暗示施道芬堡做好汇报的准备，却发现这位上校不见了。但凯特尔立即想起施道芬堡在进来时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去找他。
施道芬堡没有在打电话。凯特尔虽然很焦急但也没有过多地想，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会议室。此时，豪辛格正在结束他关于当天的不利形势的汇报。他说：“苏联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
就在这一瞬间，1944年7月20日中午12时42分，炸弹爆炸了。
此时，施道芬堡正和另一个重要的密谋组织成员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距会议室只有200米的地方，他焦急地看着手上的表，忽听一声巨响，从会议室中涌出的烟火立即将会议室笼罩了。时而有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
施道芬堡兴奋异常，暗杀已经成功！他让菲尔基贝尔按原定计划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而他眼下的任务则是安全而迅速地逃出这座大本营。
爆炸发生后，各级哨所的卫兵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但施道芬堡以自己是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的身份，分别给防守卫兵的上级打电话，最后居然成功地冲出了大本营的四道门岗，赶到了事先已安排好了的那座机场。
由于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施道芬堡顺利地把汽车开了进去，此时，等候在那里的飞机早已发动。一分多钟以后，搭乘着施道芬堡的飞机腾空而起。
此刻是下午13时刚过。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施道芬堡一直呆在飞往柏林的飞机中。他期待着这三个小时内，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息，同时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土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
15时45分，心急如焚的施道芬堡终于降落在柏林。他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三小时里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但他得到的消息却是什么也没有完成。尽管13时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柏林关于爆炸的消息，但因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希特勒是否被炸死。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都在无所事事地等待施道芬堡回来。在政变后的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到讯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正是由于希特勒生死不明，而密谋组织的首脑人物又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各地的密谋组织很快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施道芬堡借用机场的电话，向各地要求立即启动“伐尔克里”计划，密谋分子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发号施令的人。随后，“伐尔克里”命令在柏林通过电传打字机和电话不断地被发往各地，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
接着，施道芬堡紧急电告法国的施图尔纳格将军和霍法克中校，敦促那边的密谋分子行动起来。施图尔纳格以他独有的魄力在天黑之前已经逮捕和禁闭了巴黎的全部1200名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官员。
与此同时，那个一窍不通的军需官员芬克迅速向克鲁格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报告：“将军阁下，柏林发生兵变，元首已遭暗算。”
勃鲁门特里特又跟守在B集团军指挥所的克鲁格通电话，但只有斯派达尔在那里，克鲁格上前线去了，要到傍晚才回来。这样，没有人敢下命令指出西线军队应采取什么行动。
到晚上18时15分，陆军元帅克鲁格回来了，斯派达尔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克鲁格立刻陷入犹豫之中，不知道是否应该像密谋分子催促他的那样停止战斗。
18时38分，德国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节目，向全民播放了行刺的消息并宣布希特勒没有死，“除了轻度烧伤和擦伤外，元首安然无恙。”
这样，尽管霍法克和施图尔纳格数次催促克鲁格率领西线军队在法国就地投降以迫使希特勒改变态度。但克鲁格立即抛开了密谋集团，断然拒绝道：“只要希特勒那猪猡还活着，那我们的手脚就被捆绑着，我就得服从命令。”
隆美尔必须死去
施道芬堡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虽然他把那问会议室炸烂了，但希特勒却没有被炸死，只是受了一场极大的惊吓。
希特勒的头发已被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了，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当他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人们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了碎片。但凯特尔却丝毫没有受伤，会议速记员当场被炸死，勃兰特少校、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和科尔登将军先后因重伤不治而撒手归西，而稍幸运一点的像约德尔将军、豪辛格等都受了程度不等的重伤。爆炸发生之后，希特勒起初还认为这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空袭而引起的。但紧接着，身受重伤的约德尔就发现了地板上炸出的那个深窟窿，所以他立即指出：这是有人放了炸弹。
于是，刚刚闻讯赶到现场的希姆莱立即要求所属展开调查。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线索已经很清晰了：会议室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在爆炸前急匆匆地离开了那里；参加会议的一些人回忆起，施道芬堡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堡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希姆莱给柏林下令：立即逮捕施道芬堡！
下午17时许，希特勒愁眉不展地关注着来自各地的消息，不断有关于军事暴动的报告送过来。他一边吞服着各种颜色的药片，一边按捺住自己的火气。
突然，有人提起最近的几次“叛乱”。希特勒终于坐不住了，他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咆哮着说：“这一次，我要将他们全都连根铲除。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个也不宽恕！”
晚上18时，各地的政变仍在发生。希特勒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
德军的装甲部队正向托卜鲁克行进。于是，希姆莱的爪牙们立即投入了搜捕活动。而那些密谋分子们，由于里边有很多关键性人物一直持着骑墙态度，所以，到18时38分电台广播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消息后，一些人立即改变态度，重新投向了希特勒一方，甚至在密谋组织的最高层，也同样出现了反复现象，这样，这场反希特勒的行动很快就被镇压了。
从晚上21时起，电台宣称希特勒即将发表广播讲话，这个消息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但直到7月21日的凌晨1时，希特勒的声音才终于在夏夜的空中响了起来。
“我的德国同胞们：我今天的讲话，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希特勒说道，接着他历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要求全体德国人共同反对这些密谋分子们，“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遇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最后，希特勒恶狠狠地说：“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这是一次残酷的报复。
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大多数是缓慢地被绞死，纳粹分子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而嫌疑犯的亲戚朋友们，也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也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报复欲望的支配下，拼命督促希姆莱等人，让他们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并亲自定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希特勒咆哮着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直接送上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依照这些指示，“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这个恶魔立即举起了他的屠刀。
1944年8月7日和8日两天，人民法庭在柏林举行了第一次审讯。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成了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8个人中的一个。
“他们全都该像牲口那样被绞死。”希特勒这样指示。于是，他们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八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的一个个套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则挂在肉钩子上。整个执刑过程是极度残忍的，当记录这个过程的录像被放给戈培尔看时，这个与希特勒同样狂热的宣传部长用双手挡住了自己的眼睛，才没有当场晕过去。
在此之后，从1944年的8月开始，经过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院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着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和判处死刑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内容。直到1945年2月3日早晨，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同时也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这场充满着腥风血雨的审讯才算停止了。
在此期间，戈台勒市长、菲尔基贝尔将军、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施图尔纳格、弗洛姆将军等无一幸免。据统计，由于“7·20”事件，共有7000多人被捕，其中有4980人被处死。另外还有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纷纷以自杀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取代伦斯特的西线总司令克鲁格即是其中之一。
7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一基扬的B集团军总部，当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消息传来后，克鲁格立即改变了态度。
“这样看来，你们已经失败了。”克鲁格对在场的施图尔纳格和霍法克等人说。
施图尔纳格立即喊了起来：“‘你们’是什么意思？元帅，我想你应该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行动，停止战争，率先同盟军讲和。”
“原定计划？我可不知道什么原定计划。”克鲁格冷笑着说，“我看你最好是先释放了在巴黎抓捕的那些党卫军人员，施图尔纳格将军，然后马上躲藏起来。”
见到克鲁格这样，愤怒的施图尔纳格立即离开了B集团军指挥所，先去巴黎释放了那些党卫军人员，然后开枪自杀。但这次自杀并不成功，只是造成了他的双目失明。受了重伤的他最终仍然被送上人民法庭，判处了绞刑。
克鲁格元帅却并没有因为他对施图尔纳格的态度而使自己得到拯救。正如斯派达尔后来所说的那样：“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
已经被捕的霍法克上校在很早就招出：克鲁格和隆美尔都曾参与叛变计划。当有人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克鲁格之后，这位将军“开始显得越来越忧虑起来”。
7月末，西线盟军已展开了新一轮攻势，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已经突破了在圣洛的德军阵地。当克鲁格向希特勒报告“整个西线已被突破”的消息时，希特勒反而怀疑他是想带着队伍投降艾森豪威尔。
8月17日，希特勒在未给克鲁格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派出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接替他的位置。随后，克鲁格才被告知，他已被免职，并且要随时报告自己在德国的行踪。
克鲁格这才醒悟过来：希特勒已经相信了霍法克的话，自己早就被看作是“7·20”事件的嫌疑分子，如今的事实说明，等待他的终将是人民法院的审判。
8月18日，已被免职的克鲁格感到自己大势已去，在驱车回家的途中服毒自杀，并给希特勒留下了一份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形势。但我们的话没有人听……”克鲁格满怀悲伤地写道。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的莫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而且你所期望的新武器又不能成功，那么，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希特勒一声不响地看完了这份遗书，然后未加评论地交给了约德尔。
几天以后，在8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鲁格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也无论如何要被逮捕的。”
由此看来，克鲁格的遗书并没有改变希特勒认为他该死的看法。与此同时，这份遗书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让希特勒再次注意到隆美尔这个名字。
在希特勒的印象中，这是隆美尔与“7·20”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证据。继霍法克的交待之后，施图尔纳格自杀未遂躺在医院手术台上时，也曾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
希特勒终于做出决定：他以前一度十分宠信的、同时也是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这位隆美尔元帅必须死去。
“我不会轻而易举就死的！”
身受重伤的隆美尔依然躺在医院里，他怀着对希特勒的无限忠诚，密切地关注着西线的战事，却万万没有想到，密谋分子们和以前痛恨他的那些高官们，正在共同设计着一个陷阱，把他一步步推向希特勒的屠刀之下。
在1944年7月20日那一天，隆美尔正躺在遥远的贝尔内空军医院里。他的主治大夫空军脑神经外科医生A·埃施教授对他奇迹般地活过来感到惊讶不已。X光的检查结果表明，隆美尔的头部有四块碎骨。
经过各方面的检查，隆美尔的主要运动神经没有受到伤害，对于强烈的感觉刺激反应良好。但是他的左眼神经受到严重刺激，左眼睁不开，不能转动，左耳也聋了。埃施医生利用吗啡水掺和氯醛及巴比妥的药方使得隆美尔老老实实地镇静下来，然后给他的腰部做了穿刺。穿刺没有流血，只是出来一点清亮的液体，这是好的征兆。
无法活动的隆美尔此时只好静躺在病床上，他用那只仍然灵敏的右耳倾听着远处公路上传来的络绎不绝的军车在行驶时发生的各种声音，同时也倾听着法国难民们推着木头车逃往远处时发出的嘎吱声。他知道，战斗打得并不顺利。
7月22日，斯派达尔和卢格一起来看望隆美尔，并向他表示敬意。当医生一离开病房，隆美尔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想让这两个同事看看，证明自己已经“痊愈”。两人马上扶住了他，斯派达尔随后向他汇报了前线的最新战况。同时，斯派达尔满怀忧虑地说：第二次进攻似乎已迫在眉睫了，“英国目前还有五十二个师”，“其中大约四十个师可以开往欧洲大陆”。听到此，隆美尔顿时感到头晕目眩，立马又躺下了。看守的护士只好把来客引出门去。
这一次见面时，斯派达尔没有对隆美尔提起两天前暗杀希特勒失败的事。但早些时候来过的几名参谋人员已把这个耸人听闻的暗杀事件告诉过他了，隆美尔听后面色苍白，随即用严厉的措辞表达了他对这一事件的厌恶。这两天，克鲁格曾一连几个晚上都来看望他，隆美尔只是一个劲地说：“疯狂，真是不可思议，竟然对元首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样干的。”当隆美尔可以口授书信时，他告诉露西说：“远比我的祸事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居然妄图谋害元首，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感谢上帝，一切总算平安无事了。”
这时，一些密谋分子们才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误解隆美尔了，其实隆美尔并不是反对希特勒的，他只是和希特勒在如何挽救德国的战略上与希特勒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隆美尔希望尽早在西线与盟军讲和，共同对付苏联。而希特勒则顽固坚持即使两线作战也要作战到底，因为他比隆美尔的头脑更清楚，谁也不会和他讲和的。正是由于这个分歧，隆美尔因直率和对德国局势已无希望的判断，经常会说一些不太恭敬的气话。再加上隆美尔对很多德军官员的不满，使得密谋分子们认为隆美尔是一个可以争取的陆军元帅，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利用隆美尔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来争取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
7月23日早晨5时，由于隆美尔的病情基本上稳定了，他必须要换到一个位置更安全、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去治疗，于是，一辆经过改装的特别轿车，缓缓地拉着躺在担架上的隆美尔，悄悄地离开了这家地处诺曼底的贝尔内空军医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奔，轿车开到了巴黎郊外的勒瓦西内医院。这家医院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张病床的大型医院。隆美尔被安排在一间小巧而且布置得很漂亮的单人房间里。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好的照料，医生告诉他必须得平心静气地在那里休养，直到可以回家，如果顺利的话，这大概只要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这个时候，隆美尔的左眼仍有毛病，肿还没有消尽，每逢夜里，他都会感到头痛得难受，但到了白天，情况就会好多了。
在刚开始的几天里，隆美尔不太服从医院里的纪律，常常从床上爬起来，以表示自己的伤势并不是很严重。最后，一位医生从病理室拿来了一块人造头骨，当着隆美尔的面，举起一把小锤子，把它敲成四五块，又拼在一起，指着对他说：“目前，你头部的伤势就跟这个一样，X光告诉我们的事实就是如此。”在此之后的几天，隆美尔变得规矩多了。
转到新医院以后，卢格海军上将每天都来坐在床边给隆美尔读书。隆美尔此时仍在惦记着他单面讲和的主张。7月24日，他在医院里对卢格悄悄耳语说：我迫切需要见到元首，要和他讨论一下德国的未来，“我认为德国惟一的希望就是在一条战线上讲和，以便把全部兵力用于坚守另外一条战线。”
为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隆美尔一直要求出院去见希特勒，希望自己在时局尚可收拾之前重新掌握诺曼底的指挥权。这个要求害得医生们每天都不得不像哄小孩一样和这位不守纪律的伤员进行一番周旋。
这样，隆美尔只好仍然呆在医院里，心急如焚地坐在床上，手持一只公用拖鞋，每逢有苍蝇飞过，他便一顿猛击，但他只有一只眼睛管用，所以很难打到苍蝇。
此时，他受伤的消息并没有公布，全世界一直以为他还在指挥着诺曼底的战斗。住院期间，希特勒曾经给他发过一封简短的电报：“请接受我希望你早日康复的最良好的祝愿。”
隆美尔何尝不想早日康复？但在伤病面前，人却是无能为力的。
7月底，盟军已经发现隆美尔没有在西线战场的事实。于是，英国人率先对外宣布，隆美尔在西线战斗中身负重伤，或许当前已不在人世。
隆美尔马上抓住这个时机，于1944年8月1日夜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大型的记者招待会。他挣扎着在病服外面套上了一件陆军制服，让新闻摄影师从右边为他拍下看不出伤痕的侧影。
“英国人已经把我勾消了，”隆美尔对记者们说，“自从我跟他们接触以来，他们宣布我死的消息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可我却一直活着，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死的。”
隆美尔带着满脸讥讽的表情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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