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我还发现，一旦作者割裂了现代理性视角而强行致力于一个民间乌托邦精神境界的营造时，它自身的叙述逻辑也由于所服务的主题的偏颇而破绽百出，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以至于在别人想为他所要表达的精神境界唱出挽歌之前，它自身的叙述逻辑已将它否定了。道理很清楚，作者想借助这部小说里的乡土叙述寻找一种生命的本原意义，所以才要在小说中大力渲染民间那种抗争命运的轰轰烈烈的乌托邦意识。可是由于作者对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内部建构是通过把苦难命运化而取得的；而苦难的命运化则包含着一个虚无的逻辑：所有的结果都等于零，因为谁也不可能改变命运。它用同样的虚无逻辑在消解着人们为改变命运而付出的努力：有必要吗，既然结果是空的？《日光流年》这部书的叙述里，便不得不为这些混乱的价值意识所充斥。那么作者这部小说所能呈现给人们的生命的本原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由于小说叙述的是内部矛盾，这只能是一个谜了。事实上，它也给作家本人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到底该站在怎样的叙述立场上，才不至于滑向另一种极端呢？
四、《坚硬如水》：一种新的回归
就在我们为阎连科下一步该怎样写作担心时，阎连科又推出一部长篇《坚硬如水》，似乎给我们做出了某种回答。
之所以说阎连科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魔术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总能在你以为最不可能的时候，拿出让你最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许是早已经安排好的思路，也许是鉴于前一阶段片面弘扬人抗衡苦难的本能意志的偏颇，阎连科的这部《坚硬如水》的创作又突然出现了重新回到固有的理性批评目光上，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回归。
《坚硬如水》属于一部在阎连科的创作中为数不多的正面描写性爱题材的作品。作为作者的独有标记，这个故事依然以耙耧山区的民间生活为背景。小说写程岗镇复员军人高爱军和当地妇女夏红梅之间充满原欲、变态与疯狂的情史。复员军人高爱军的返乡途中邂逅夏红梅，拉开了他们疯狂的性爱历程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的畸形社会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性爱与当时所谓的“革命”奇特地扭结在一起，“越是要革命，越是要做爱；越是要做爱，越是要革命”。他们两个一方面如火如荼地偷情，一方面轰轰烈烈地进行当时造反夺权的“革命”，不无自私也不无真诚，不无卑下也不无崇高。就在他们的爱情和“革命”都进行得如日中天，高爱军也快要荣升县长之位时，却因为偶然触及了上边领导私恋当时中国第一夫人江青的秘密，被稀里糊涂地罗织一个罪名枪毙灭口。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找到他脱离《日光流年》的主题轨道而重返理性批判精神的证据。
证据之一，是故事背景叙述上的理性回归。我们知道，在《年月日》《日光流年》这一类小说中，为了把民间反抗苦难的生命意识凸现为一种纯洁的集体乌托邦形态，作者采用的主要策略是回避乡土社会的种种矛盾，把苦难命运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之一，就是把人们的生存背景拉到基本不受外部世界影响的穷乡僻壤。可在《坚硬如水》里，作者不仅不打算割断同在耙耧山区的程岗镇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有意识把故事情节放在文革这一社会大背景中展开，程岗镇的世界和外部世界是一体的，程岗镇的种种荒诞也和外部的荒诞息息相关。这就是作者对故事背景的叙述，有了一个理性基础。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所采用的背景，竟然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早期的《两程故里》那里。程岗镇和程村虽然名字有所不同，却同样都是以程氏兄弟家乡的面目出现，甚至两部小说里边的人物还有某种联系。例如在《两程故里》里的主人公程天民、程天青，在这里都又重新出现。当然这种人物身份和命运都根据新的需要又由作者做了一定的调整。
证据之二，是在现实关系揭示上的理性回归。人和社会一旦被剔除了刻意为之的生存乌托邦形态，便立刻被还原到各种纷纭复杂的现实矛盾中。作者先以理性眼光揭示出了程岗镇是由具有不同利益和需要的社会关系构成。这里有代表着固有权力秩序的村支书程天青；有胆小唯上、头脑简单而又经不起利益诱惑的一般群众；有高爱军那样不安分的“革命”者。作者尤其以理性的眼光揭示出了那种“革命”实质，不过是为了获得权力，获得某种个人利益。高爱军自己要“革命”，是因为他觉得“革命”可以给他打开一条做村支书、镇干部甚至是县长的通道，他可以获得权力获得爱情；一般群众参加“革命”，是因为“革命者决不会白革命。工分、口粮、房基地，夺权后这算啥儿问题呢”。甚至对上边领导来说，“革命”也仅仅是他们捞取政绩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和尊重下边的“革命”以及“革命者”。所以在头一天还是“革命”典范、有被提拔当县长可能的高爱军一旦触犯了上边的个人隐私，便立刻被上边以“革命”的名义把他押上了断头台。
证据之三，是在对本能功能审视上的理性回归。在《日光流年》等小说里，作者对人们求生的本能欲望赋予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现代人要找的归宿。《坚硬如水》的故事叙述里并不否定人的本能欲望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例如，对夏红梅的性爱追求不仅是高爱军“革命”的巨大动力，而且为了满足这一本能，高爱军还不惜用一人之力，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偷偷挖通了一条长达550米的、打通自己和夏红梅家的地道。可是作者已不再迷信本能的合理性，而是冷静地看到本能自身通常也都是异化的产物。小说中两个主人公初次相遇，使得夏红梅产生性爱愿望的契机是对方的一身军装；使得高爱军敢于忘乎所以地释放自己性爱意识的，是喇叭里传来的革命流行歌曲造成的亢奋；性就这样同所谓的“革命”奇特地错误地扭在一起。当只有所谓“革命”才能够让他们为自己的性爱找到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时，本来就是一种异化。本能的性欲望本身没有肯定自己的能力，更不用说有抗衡外部畸形社会关系控制的能力了。这种异化了的本能欲望不仅无法给别人带来拯救，反而给他们自己也蒙上了一层罪恶，甚至沦为杀人犯，并最终上演了他们最后的悲剧一幕。
于是，在经过一番探索理性回归后，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显示出了他以前作品里所没有的批判深度。这部小说的描写内容固然是耙耧山区的，但其主题内涵以及批判锋芒却是涵盖一段中国历史的。尽管我们还无法说这就是阎连科以后的创作方向，但至少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总之，主题转换之间的大开大合，以及不惜剑走偏锋，造就了阎连科奇诡的风格。不过我们也知道，单以此来理解阎连科的创作特征还远远不够。构成阎连科创作特色的要素里，同样不能不提的是他的话语方式和文体。阎连科还是一个非常在意语言和文体的人，和所要呈现的乡土内容相对应，他也总在寻找一种最合适的表达形式。例如，在营造他的耙耧世界时，他不仅竭力从原生态的民间话语方式里发掘那些土得掉渣的语式，而且还借用民间的思维习惯、风俗习惯，刻意进行民俗学意义上的生存意境还原。像《年月日》里“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的大旱描写，像《日光流年》里“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啦哗啦下”的死亡造成的人们既恋生、又把死看得牲口一样平常的独特的生命观念，包括那种彻底打破现代时间指向的倒叙方式等，都似乎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原生状态的环境，以至于郜元宝老师有一篇谈阎连科的文章，名字就叫《论阎连科的“世界”》，在这里边他用了西方文化里的“世界”图式做比较，发现阎连科小说中的“世界”和西方文化中关于它的无限性的、可以供他们的进取意识以及扩张精神自由驰骋的想象不一样，基本上是封闭的，局限于具体经验的范围内的。他指出：“西方式的进取意识与扩张精神是以世界的无限性为前提的，中断、阻止或者否定了关于无限世界的想象，也就否定了西方式的进取与扩张的世界观的前提。阎连科也许是在无意之间掘到老中国的世界观，它对于世界的无限并无兴趣，而只关心有限世界中人的生活，这种世界观是保守而安详的，它一直顽固地存在着”，这实际上都是阎连科所采取的话语策略的一种结果，是为了将本土的一些生命内容做到最大限度的凸现，以唤起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人们对本土问题的注意和关怀，或者说是为了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而有意为之。而且事实上，阎连科的文体实验也始终没有故步自封，新近推出的《坚硬如水》则完全换了一种样式，以对文革语言和心理的穷形尽相的临摹，不又使我们如同身临地进入了一个一度蔓延到全民族范围的疯狂时代的氛围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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