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本来有一种很奇特的苦难崇拜逻辑。这一逻辑的形成自有其根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伴随着20世纪初现代社会体制的诞生而诞生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随着现代都市体制的确立而诞生的。都市用学校等形式培养出一批游离出原始农耕文明生存状态下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西风东渐的浪潮中，他们大都接受了现代西方某种知识理想，既把它看做救国的灵丹妙药，又以传播这种知识为谋生的手段。可是由于他们所接受的知识不是在自己固有的社会基础上自然产生的，而是移植过来的，所以他们在接受的同时又无法与之在内心里建立足够的信任关系。兼之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民间底层，对民间底层生存的艰苦有相当的理解，知道他们比自己这种以知识谋生的方式要担负更大的重压，所以经常不自觉地有一种负罪感。他们本来是在分析现实批判现实的，可一旦发现自己的分析批判无法对解决现实苦难起到立竿见影效果时，就转而对自身的批判方式进行怀疑；再由对自身批判方式的怀疑转化为对现实苦难的容忍，承认它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合理的部分；最后又发展到对苦难的崇拜，不再去批判苦难产生的社会基础，而去竞相颂扬人们受苦的能力。这一逻辑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普遍性作用，甚至已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遇到适合的场合就会爆发出来。阎连科的这种主题转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20世纪知识分子这一独特逻辑在起作用。

    随着对民间生命方式中所具有抗衡苦难命运的本能力量的推崇倾向进一步发展，阎连科的创作主题便开始了转型。已能充分体现这种转型征兆的，就是他1997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年月日》。这部小说写一个叫先爷的孤苦老农在村人都去逃荒的大旱之年，一个人留下来同命运抗争的故事。年迈体衰奄奄一息的先爷发现了一棵比自己的生命更脆弱的玉米苗，把自己的生命期待都寄托到它的生长上边，自己潜在的生存能力被激发出来了。他同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困难战斗着，用全部的生命倔强地呵护这棵玉米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这种和命运对抗的意义上说，它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版的《老人与海》。无独有偶，《年月日》之后他还发表有另一个中篇《耙耧天歌》，更把这种民间抗衡命运的意志渲染成了一个惨烈的传说：尤婆子家的几个儿女先天智力残疾，但她不愿意相信这就注定儿女们一生的生活悲剧。到了小女儿找婆家之日，她硬是费尽辛苦和不惜代价为小女儿找了个健康人。在二女儿梦里得到用亲人的骨头入药可以治好病后，她不仅毫不犹豫地到坟茔里把已死的丈夫的骨头挖出来，让二女婿带回去，而且为了让她的每一个女儿都有足够的骨头治好病，在安排好一切后事之后，勇敢采取了自杀的方法，让儿子把自己的骨头也送给大女、三女家作药用。把这种民间抗衡苦难的生命意志的主题模式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三、走向民间苦难的生命乌托邦祭

    从内容上看，《日光流年》的故事叙述，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处于生存的原始极限下人类生命追求的乌托邦寓言。它讲述的是耙耧山脉深皱之间的三姓村里，几代人前仆后继地同命运抗争的故事。三姓村是指这个村子里向来仅由蓝姓、杜姓和司马姓三姓组成。除了把生存环境的封闭和原始落后推到登峰造极之外，作者还让村子里的人们遭受着一种致命的疾病——喉堵病的折磨。百余年来，三姓村的人们大都死于此病，人的寿限不断递减，终于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地步，延续村子的生存和活过四十岁变成了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共同的目标。他们在一代代村长的带领下，以民间原始的认知方式向这个目标发起了一次次的冲击。小说中共描写了四代村长带领村民进行的抗争。我们看到，这四位村长尽管都没能改变命运最后的结局，但可以说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尽到了最大努力。

    作品中的第一代村长杜桑是村子里最早知晓一些《黄帝内经》知识的人。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当了村长后，采取的方式是让村子里的人们抓紧生育，以为只要这样，就不怕村人活不过四十岁。在他当村长的时候一度风调雨顺，他也倾其所能地帮助全村子的人们进行生育。可是，他最终没能改变村人们活不到四十岁的命运，连他自己也死于喉堵病。继任的村长是司马笑笑，他采取的抗争方式是种油菜，以为吃油菜可以改变全村人的命运。在决定了种油菜后，他以刚强个性抵抗了两次空前的考验——蝗灾和饥荒。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种油菜的信念，都顽强地保留着一定的油菜种子，使油菜苗青乎乎地长起来，但这也同样没能使村子里的人活过四十岁。司马笑笑亦在他不足四十岁的时候死于喉堵症。第三任村长蓝百岁以为村人们得病的原因在土质，他采取的方式是翻地。他带领全村人去翻地，不仅自己的亲生弟弟累死在田间，而且为了留住能给自己的村子带来大批无偿劳力的公社卢主任，不惜牺牲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蓝四十去侍奉他。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经过浩大的工程后，地是翻完了，但因喉堵病而死的人们却有增无减，蓝百岁也同样步了前两位村长的后尘。小说中的最后一位村长司马蓝，是第二任村长司马笑笑的儿子，也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他当村长后采取的方式是修渠引水。他是小时候上城时，看见城外清泠泠的灵隐水而触动这个念头的，以为三姓村人活不过四十岁的原因是命不通，修通了灵隐渠命也就通了。他的修渠工程先后两次，历时数年，中间几经周折，村里人也付出了极大牺牲，渠修通了，他也因操劳过度而死去。他受到的命运的嘲弄是更为残酷的：他费尽心思引来的灵隐水，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灵隐水，而在现代工业的污染下面目全非了。

    在阎连科的这部小说中，生命里的反抗苦难和延续生存的乌托邦力量，并不仅仅体现为个人意志，还是一种群体意识的自觉。几乎三姓村的所有百姓，不管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是这场与命运为敌的生命乌托邦场景的积极参与者，都在延续生存和活过四十岁的集体追求中表现出了忘我的牺牲精神。小说中这样的细节很多，像司马蓝做村长时，男人们为了修渠一个个前仆后继地到城里卖皮，女人们为了修渠到城市里做人肉生意等等，无不可歌可泣。这里民间那种生存本能被旗帜鲜明地置于后天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位置，并散发着人性的崇高。

    我承认，《日光流年》这本书，不管在作者自己的创作历程中，还是相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都将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性就来自于它透视民间的视角以及这种视角所赋予民间深刻的生存内容。它揭开了长期以来罩在民间贫穷、愚昧、落后的现象外壳，而把笔触引向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生生不息、抗争命运的意志力等上面，使民间生存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充满人性庄严的生命奇迹。问题在于，这里的民间图景远非仅仅作为知识分子对民间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出现的，作者还要让它负担着一个远比这庞大得多的目标，即如阎连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表白的“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要反过来以生命原初意义代表者的身份，对我们“迷失”的现代生命进行拯救。这样就有着诸多困难。且不说乡土民间能否反过来有拯救包括理性精神在内的现代人们生存方式的价值资格，从技术角度讲，当民间这种反抗苦难的生命意志被单向度地凸现为过于纯洁的乌托邦形态时，就势必要牺牲掉太多不该忽略的东西来保证它内部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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