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晓雷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流程中，乡土审视一直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而它的呈现者，通常都是那些曾与它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人格里深深打上它的烙印的人们。一般说来，乡土审视在作家们笔下呈现时有两种形态：一是以现代理性视角去传达作家主体对有着重重糟粕积淀的民间现实的人文批判；一是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信仰时，从它的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中发掘出一种与人的生命本能相关的原始正义。阎连科是一个在这两个主题之间不断进行着自我转化的作家，他似乎是位善于用笔创造奇迹的魔术师，能在最不经意间为你变出种种精彩的戏法。其实每一种戏法后，阎连科所关心的重心都只有一个：来自乡土民间的本原性生命苦难。他的不断转换也是他的不断自我探寻和自我突破的过程。他所进行的是为这种苦难的呈现寻找合脚的鞋子。当然，他的寻找不是正襟危坐，可总有一种让你意想不到的心灵震撼；不是天衣无缝，也自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凝聚。与其心平气和地加以叙述，他宁愿选择极端的方式把一种审美追求上演得轰轰烈烈。

    一、从对乡土的理性批判起步

    以写苦难而闻名的中国当代作家不在少数，但不仅不同的作家所解读的苦难内容不同，而且面对苦难的态度也不一样。例如，浙江籍作家余华是一个写苦难的高手，可江南人特有的细腻敏感使得他更侧重关注人性本身的苦难，并在审视它们的眼光里浸透着江南梅雨天气般的阴郁；山东作家张炜也关注苦难，而由于凝结着山东本身固有的鲁文化的凝重与齐文化的轻灵，他关注的苦难内容既是民间的也是人性的，他的审视态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与自己的身世有关，阎连科的苦难呈现和观照方式，则具有明显的豫西山区严酷惨烈的地域特征。

    一向有“才子”之称的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创作题材不拘一格，既有从政治、社会、宗法宗族等视角透视民间生存的乡土小说，也有以东京九流人物透视都市民俗风情的中原市井文化小说，更有从乡土和军队的结合处开拓的农民军人小说，它们都以不俗的姿态招来人们啧啧称叹。然而在阎连科的所有创作中，最能代表其个性和成绩的，无疑是其乡土小说的创作。所以这样说，首先因为这类创作占有绝大数量：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两程故里》等小说里，他表现乡土内容的尝试已出手不凡，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发表《瑶沟人的梦》开始，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以至于成为作者创作的主要线索；其次这类小说直接连通着作者的灵魂血脉，并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其他题材小说的内在精神。如果拿能否塑造出一个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作为衡量作家艺术成就的标志，那么阎连科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他的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以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区为背景，从而构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耙耧世界。这里的专利权只能是属于河南伏牛山系耙耧山区的，以及属于阎连科自己的。

    说它只能属于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区，首先指它的自然条件。这里虽说是山区，但却缺乏人们印象中应有层峦叠嶂的大气，而多是贫瘠的梁子，“说山，也不成为山，没树林，也少明石；说河，却终年不闻哗哗的水响”（《两程故里》）；这里的气氛是极其压抑的，“终日里，满世界都能听到乌鸦的叫声，硬邦邦地响出来，撞着山梁子，回应出灰黑的声响”（《黑乌鸦》）；生产力水平原始低下，人们靠天吃饭，灾荒不断；总体上还非常闭塞，里边知道的信息通常要比外面的世界晚上许多。说它属于河南伏牛山区的耙耧山脉，其次还指它的人文特色。它是中原文化和地方山区特有氛围的混合体。一方面，地处中原的河南，历史上向来是封建统治的重灾区，封建政治是以官府对百姓的绝对欺凌为特征的，这就导致了这里民间异常严重地怕官、崇官、想当官的官本位文化；另一方面，这里又是一个灾荒不断的地方，民间要生存就只能以本能的生命意志去抗衡它。怕官、崇官、想当官的官本位文化加上面对灾难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便构成了当地民间生存个性的基本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许多风气开化较早的地方已渗入了更复杂的现代内容，而在耙耧山区地带的民间依然保留着这样比较原始的生存风貌。阎连科正是以对这块土地上人们生存个性的独特感受和阐释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

    在对民间这种生存个性的呈现中，阎连科早先基本站在理性批判立场上。或者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他还基本上持一种批判国民性的立场。这也是对当时风行一时的知识分子启蒙主题的仰承，创作于80年代的《寨子沟，乱石盘》《两程故里》就是代表。《寨子沟，乱石盘》写爱情受到摧残的山村女子反抗的故事。想走出寨子沟的小娥不辞辛苦地侍奉她爷爷朝廷三爷，却从没有被毫无人性的、代表着寨子里最高统治权威的朝廷三爷当人看，听信皇后四婶和宰相六伯撺掇而把她强行许给她不爱的山豹，并教唆山豹强行占有了她，在忍无可忍之际她只好毒死了朝廷三爷，然后出走了。寨子沟里的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在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里边的人物形象都有典型的社会意义。由渴望美好爱情的小娥发出的反抗，无疑是本着现代人文精神对那里生活关系和方式的一种否定。

    比《寨子沟，乱石盘》写得更复杂、更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两程故里》。《两程故里》写的是80年代发生在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的故里程村的故事。从小受歧视的程天青在城里做生意赚了钱，一心想赢得村里的地位。在竞选村长、人大代表、修祠堂等一系列事情上，他展开了和只会修桥补路、没有什么能力的原村长程长顺，以及工于心计的封建宗法现代代表程天民之间的竞争。由于后两者或有主流权力形态的支撑，或有对传统权术的承袭；也由于置身在传统意识形态和当代权力形态长期压制下的自我扭曲以及历史的积因，他的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始终无法彻底胜利。这篇小说写得比《寨子沟，乱石盘》更见功力。例如，同是封建统治阶级人格意识的化身，程天民就比朝廷三爷复杂得多。他是一个传统的道统意识、政统意识在身上都根深蒂固的人，有成为村里最高主宰的愿望，并且会把祖先的著作整段地背诵。可是家族内部的权力纷争，以及他生活的时代的外部强大的体制权力形态，都剥夺了他单靠作为程门后裔里天字辈的老大就具有这种特权的可能性，因而他只有借助于权术来达到这一自私目的。可是他身上毕竟还有祖先那种道统理想在内，在那个不正常的岁月里，当一系列殃及民间的运动也威胁到了他的祖先所强调的人人都清心寡欲、按儒家文化规定的等级秩序过相安无事的生活时，他也做了一些有利于村人的事情。程天青则是另一类反抗人物的典型。程天青形象塑造的成功也同样得力于作者敏锐的现代理性眼光。正是敏锐的现代理性眼光使作者看到，程天青的悲剧地位不是偶然的，是传统道德形态和当代权力形态共同制造的；像天青这样代表着民间底层向固有秩序的挑战者，也同样因袭着传统的重负，像他希望全村致富，甚至修庙，也只是为了赢得在家谱里留名，在祖宗的名字后的某个位置上缀上自己的名字。他采取的手段，除了用钱收买人心之外，也不无权术阴谋的成分在内，难免给别人同样造成伤害。阎连科一开始在文化反思以及国民性批判主题上，所达到的程度就如此惊人。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乡土题材的小说很难说代表着他的最高成就，也许他这一时期写得更圆熟的，尚是《横活》《斗鸡》之类的反映民俗风情的东京九流人物小说。另外，一些描写军人题材的作品也造成了颇大的影响，并因为军人身上的乡土气息而同他的乡土类小说相辉映，但《寨子沟，乱石盘》《两程故里》这两篇小说，已经足可以显示出作者这一时期的乡土认知倾向，即他基本上是接受了现代理性眼光所形成的批判传统。

    二、汇入发掘民间求生意志的主题杂色

    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它以历史和文化的视野敞亮了许多过去积淀在我们民族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东西，但一般来说，20世纪启蒙知识分子的局限在于，历史批判的能力大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固然，土地上各种落后意识制造着农民的悲剧、戕害着他们的心灵和扭曲着他们的人格，对之也需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进行剖析；可在当代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着一个最大的悲剧恰巧不是历史文化的悲剧，而是体制的悲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采取的是城乡分治政策制度，既不是依靠个人的才能，也不是根据个人的选择，仅仅是依靠出身，农民就被固定在土地上，成为最下等的一种人，如果不是有其他的特殊机缘，摆脱这种身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它对农民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和城里人的鸿沟尤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高高在上的人格批判的模式固然不无道理，但它很难不成为一种漠视甚至是逃避承担现实责任的遁词。我发现，对那些真正民间底层出身的作家来说，对民间悲苦的深刻体验经常使他们很难像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他们更看重那些与民间生存直接休戚相关的社会正义东西。自小在豫西小镇长大的阎连科自然更是如此，还在延续批判国民性主题的同时，他已经感觉到了固有创作方式在传达自己本真生存经验方面的局限。在这种对土地农民特殊感情的驱使下，阎连科一步步发展出了他不无偏激的苦难呈现方式。

    我们知道，就在创作《两程故里》的同时，他还开始了军人题材系列作品的创作。其实在那时，通过诸多备受争议的“农民军人”形象的塑造，间接体现了由体制造成的农村人出身给人带来的巨大阴影。在小说中，这些农村军人的最大目标就是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为人了”。进入90年代，以“瑶沟”系列的推出为肇始，随后《欢乐家园》《天宫图》《黄金洞》等一系列作品相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它们把阎连科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作品加强了对民间生存苦难的关注，基本上把故事背景都退到了耙耧山区更为封闭、落后的深山区。然而就它的人文状况来说，依然无法摆脱河南民间在各种权力体制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命运。阎连科继续对那些压迫在民间命运上的权力枷锁予以愤怒揭示。例如，他使我们看到，哪怕在这些极为偏僻的地方，也存在复杂的关系网络；村长或支书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别人的命运；在这种权力关系网络和艰苦生存环境的重压下，一个村子里的人竟然供不起一个高中生；备受苦难的人们只有乞借于一些愚昧的乡俗来自我安慰；为了兑现给妻弟讨媳妇的许诺，只有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村长污辱，自己却不得不在屋外为村长守夜；人们只有在即使含辛茹苦地生存也难以持续下去时，于是死也就成了一种美好不过的向往，等等。但这时阎连科的创作主题开始汇入了一种杂色，其倾向之一是向民间抗衡苦难本能意志的皈依。从大的社会背景上看，这也与民间苦难的日益加深和作者面临这种情况的无能为力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由盛而衰的逆转时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一度给农民带来了生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有限的生机很快被各种名目的税收和摊派吞没。农民不但没有成为现代文明成果的合法分享者，反而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化中。农民出身的阎连科本来就无法摈除自己的农民本性，正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使他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同情。例如，还在“瑶沟”系列里，里边主人公的名字干脆也是“连科”，在描写全队人想方设法为主人公做大队文书而奋斗时，在主人公不惜拿自己的爱情为代价以换取一个通向村长职位的途径时，作者并没有简单的嘲讽，而是明确地认同了里边所包含的生存无奈。在《天宫图》里，作者对主人公路六命在屋外为村长守夜，眼看自己的妻子被污辱，也绝没有什么嘲笑之意，而是在如同身受地传达一种地位卑下的农民挣扎在生活边缘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苦痛。在表现这些民间痛苦时，阎连科的态度是感伤的、优柔的。他感伤，是因为他无法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位置来躲避这种情感的灼痛；他优柔，是因为他发现那种简单地摆出改造民众的态度是无济于事的，这更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民间底层挣扎着的人们本身就是弱势者，他们在本性上也和所有人没什么两样，也有自己对尊严和幸福的追求，甚至还蕴藏着现代城市人所没有的抗衡命运的坚强品质，只不过他们的弱势地位限制了他们的表达而已。既然看不到自己的批判立场能为民间带来改变现实命运的具体可能性，既然民间注定始终处于无所不在的苦难中，那么自己还有什么资格站在局外说风凉话，过多地指责民间的道德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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