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你单刀直入问。
“先派工作组到一团准备，”参谋长道，“军区检查团未到以前，就把工作做好……有备无患。”
“就这样。”你立马定断，命令说，“无论如何这次要考第一。要争取开拔到前线！我带一名作训参谋、一硬笔干事到一团准备，你组织机关进行一次室内防御演练，然后把考核和演练情况文字报给司令员，再不让我们开拔就算军区、总部喝了娘的迷魂汤！”
假是不会批的，沙干事说，虽不是战场，那几日也被军长人为变成了非常时期，我想人心都不比打仗轻松几丝。凭着侥幸心理，我让处长去找主任请假了。处长回来说，主任被军长召去开了紧急会议；不一会儿，主任又把各处长召去开了紧急会议；又不一会儿，处长召我们干事开了紧急会议。三个紧急会议，浓缩在一个小时里，可见情况的严重。处长到部里开会时，干事们在办公室心像正顶的太阳那般焦躁。大家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都在自己办公桌头，不安地拧动着脚步。
“看来要把我们拉走了。”
“我操他奶奶……”
“忘早点儿休了探亲假。”
“我操他奶奶……”
“走就走，大不了是‘光荣’。”
“说是这样说……我这辈子家里连黑白电视机还没买……”
等处长回来，就仿佛等着让大家赴刑场，那心情不是军人，不是面临着生死考验的军人，是万也难以体会。不要以为这心情是小题大做，其实，你值此时，也是一样。我始终没有说话，这不是大度沉静，遇事不惊，而是……明知道决然不会批准，却总有一线希望在支撑着心境的平稳。其会议之短，堪称中国之最。不一会儿，处长回来了，步子平稳，脸色平和。他一入办公室，我忙把他的办公椅从桌前拉开，使他不动椅子就能刚好坐下。又有个干事，把他那还热着的茶水倒掉，续上新的。接着，全体把自己的目光毫无吝啬地交给他。
“简单开个会，”处长喝了一口茶，“换防之事，究竟调哪个部队，军区犹豫不决，总部让军区认真考虑后再拿意见。因此，军区要对各军认真检查一次军训情况。我们军检查一师一团，军长带一名参谋、一名干事今天下午出发……打提前量。其余，留机关进行防御演练……”
话间，有个干事突然失声笑了。
“考一团……大家放心吧，我去年到过一团，那部队……哼！”
我想我是有愧于国家、民族的。一说考一团，悬了半天的心，却突然落下了。一团是我的老部队，那部队远离军部，独立驻扎在另一个省的小村里，已经连续三年军训不“达标”了。很明白，考一团，我们军开拔的希望就又小了几分。这个时候，不知别人内心深处如何，我只觉得自己心里如一块悬石落地，心轻飘飘的，如浮在水面一样松和且愉快，整个身子，如紧绷几年的神经突然松下了。皮肉格外柔顺、格外舒坦。我知道这感觉很卑鄙，很不阳刚，就尽量把脸板起来，把面皮绷紧着，似乎很严肃，很惋惜。
“怎么会考一团呢，”我说，“哪个团也比一团好。”
“军区定的。”处长道，“沙干事，你去年写那份材料总政一评奖，军长就挂了你的号，点名带你到一团，最后要写一份《考核情况报告》，由军长亲自寄给司令员。”
我心里闪了一下。
“请假的事……”
“摆着的不行。”
这个时候，我心不是上悬，而是下沉；不是对一种莫名担忧的提心吊胆，而是感到扫兴、沮丧。
“怎么会点我的名？”
处长淡淡一笑，其意味十分深长。
“谁让你的材料获一等奖？军首长没想到的你都写到了。”
我无言。那份代表集团军参加评奖的材料（说是论文，其实不像）和机关的大部分材料一样……半真半假，因假而胜，我感到……有点儿说不清的可惜、遗憾和后悔。
“什么时间走？”
“下午。”
中心转移了，我成了众之目标。原来一切事情都是阴差阳错、胡乱组合，因军区转过我写的材料，军里把我从团宣传股调整上来；因总政把我的材料评了奖，军长就特意带我下部队。似乎……军长把开拔不开拔的“宝”压在考核上，考核的成败又似乎……就在这份材料上。
大家把目光从处长身上移过来，盯着我，那时候，就如我是赫赫人物，到不到前线、参不参战的重大决定将都由我一言定夺。
“沙干事，看你的了……”
副团职干事首先站起来。笑着走来给我倒了一杯水。他的每一动作、每一言语，都有不可言传、令人费解的含意。
别的人，也都如释重负般从凳上站起来。
“你任重道远啊！”
“这可是战争归谁的大事……”
听这种话有什么意思？我不听，把目光向窗外，太阳光开始炽白起来。外面的桐树夹道上，似乎有淡淡丝烟上升着。军长、政委、参谋长、副军长、副政委一干集团军的最高领导人，正急急从道上走过去。该下课了。我想解溲，就起身去厕所，待出来时，办公室已经没人。门虚掩着。我到办公室戴帽子，却发现帽子下盖了一张纸条，字迹变了形，一眼就认出来是用左手写的：
此行关系到万人生命与一个人的名誉，材料要三思落笔。审慎！
我把纸条撕了。我知道这是处长写的，觉得眼下想这些为时过早，还没到一团就如此，未免，太有愧于什么了。
能否开拔，能否在有生之年指挥一场战斗，就看此行了。军长坐在“三凌”的前边，从上车，到车子驶出市区，进入山路，他没有回头看随行一眼。两个小时以后，车在灰布条般的山路上颠簸，两边的林地，一层一层，过处呈黛，深深浅浅，层次极为分明。京广铁路线，像两条白亮的飘带，白亮在山腰下。他们要沿着随铁路修下的山路行驶九个小时，才会到达一团。这是一次沉闷的旅行。军长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木板一般冷滞的面孔上没有丝毫表情，从窗缝挤进来的原始的山风，没有给军长凉爽出一点儿惬意。车里，虽舒适，却没有生气，像是监狱……
车子从一条沟里朝山腰爬，沟凹里的房舍，一窝一窝，土瓦房和黑草屋，如有棱有角的大山石搁在那里。不消说，这里依然很穷。
沙干事是第一次随军长下部队，他受不了这个沉闷，触景生情，想出一个话题。
“军长，这是苏区。”
仿佛没听见，军长不扭头，不言语，车前镜里那张木板似的长脸和脸上的死鱼眼，依然木板着，呆滞着，不见表情。
“当年李先念、刘少奇在这活动过。”他又接着说，眼瞄着镜里的脸。
军长的嘴依然闭着。
沙干事没趣了，身子朝前倾了倾。
“前边还有个纪念馆。”
军长没动，但开口了，冷淡出两个字：
“知道。”
这两个字告诉了沙干事，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想听人再重复。沙干事就像拍人肩膀又认错了人样尴尬着，拿眼问作训参谋：为什么？参谋就趴在他耳边：“军长从来不和人扯闲话。”
又恢复监狱般的沉闷。驾驶员机械地开车；参谋、干事机械地闭上眼睛；军长机械地望着窗外，像是除了小车轮子，别的都错迷了。
并不是。这个时候，军长的心极活跃，充满了青春。他想得很远。他想到了四十余年前的一九四五年，自己在父亲手下做抗日一兵时，亲眼见到父亲死的那一幕。他对那一幕生出了极大敬羡和愧意……那一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在冀中平原上，响震天地。父亲就死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日里。是下午，太阳滚在地上。平原的阔地里，到处蒸腾着火燎燎的热气。收过的庄稼地，麦茬一行行戳夺地面，马齿菜、红叶草在行间搭起绿棚子。这是夏末，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父亲奉命过铁路去接收和他搭了五年战争伙计的日军驻冀的一个大队的武器时，刮了胡子，让军需科长给他送了一套新军服。他着装严整，军姿肃然，连脸上的青疤都显出红灼灼的颜色来。他被胜利迷醉了，骑着大青马，牛皮腰带系在腰间，枪盒擦得油亮，眼里盛满了朝日般的光芒。下属三个支队的数千名人马，一律荷枪实弹，从三个方向，朝铁路拢过去。
到下午五时许，太阳光染了血色，铁路线像两根流出的肠子绷展着，一直朝天边伸去。双方都按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那个小火车站的大货场。父亲巍巍立在站台的最边沿，人马分立两侧，士兵们个个脸上刻满胜利的傲慢和冷峻，子弹压满弹膛，刺刀一律四十五度仰起来，寒光闪闪。每个士兵，都肃然立正，像二排林带，笔挺在大天下，散发着一种寒人的气息。
鬼子们是背对日光走来的。所有的日本兵，脸上都漂浮着战败的沮丧，拉开一队，鱼贯着，一个一个从站台下朝父亲走过来，到马下，抬头敬畏一眼父亲，把枪往站台上一放，发出一声无力的叹气声，灰灰地朝远处的闷罐火车走过去，步子极缓慢，极沉重。那一天，他就站在父亲的马后，很清楚就始于那一刻，在他心里生出一股渴望来，极想如父亲一般，统领一班人马，骑着大马高骡，挺着胸膛，脸上暗藏一股杀气，一副瞧人不起的神情，让敌人灰灰地从他马下缴械走过去。他抬头瞟一眼父亲，感到脖子有些酸困。到红日西尽时，父亲在马上没有动一下，如凝在站台上的一副神雕。枪在马下越堆越高，就像乡村农户门口堆的柴垛。日本大队长左伊腾最后一个走过来，他一直站在边上看完他的士兵缴完械，才从不可理解中迈起步，极严肃地走到大青马的鼻子下，在父亲面前站在沉默中，直视片刻，刷的一个立正，把一个日本军礼行在虔诚的敬意里，整个身子，都如僵了般微微弓着，双手贴在马裤上，不动，久久地不动。他在等着父亲的回礼。
大青马抬了一下头。父亲的腿一夹，那马头就灵性地昂着没有放下来，像是要驰骋云空。
左伊腾瞟了一眼马上的老敌手，他在那敌手手里胜过仗，也败过仗。就只论双方伤亡，五年的上百次交战，是打了平局的。若把武器、装备都加进胜败因素里，他心里清亮极了：他是败了的。他相信敌手不是他能征服的。他看那敌手时，敌手还依旧如常，双目直视着远处的阔野，只用余光扫着他和他部下的枪械，双唇绷成一条线，风纪扣、裹腿都在闷热里严整着。他被这长时间不变的军姿震慑了。
他没想到被称为土八路的共军将领有这么规范的军姿军容。
呆一会儿，他似乎知道等不到敌手的回礼了，也似乎认可敌手令人起敬的威严，也或许是敌手的军姿沟通了军人特有的心渠。他微抖一下，脚踩着敬意朝后退了一步，从腰间取下指挥刀，双手捧着，进贡献宝般敬了上去。
父亲没有看那指挥刀，依旧注视着远处的阔野。太阳光在那里成一抹浅红。
翻译走上来：“左伊腾请你受械。”
没有看那翻译，没有接话，他就像没有听见翻译说的话。
翻译退了回去。父亲就那么傲在马上，冷眼扫一下指挥刀，当左伊腾随着翻译的话往上看时，见敌手还那么一副军姿，眼睛如冰窖般直硬阴冷，他被那冷眼激怒了，脸上抽搐几下，仿佛要发作，可做出的动作，却是无力地直起腰，如普通士兵一样，把指挥刀如丢柴棒样丢在了枪堆上，然后，转身朝闷罐车走去了。
左伊腾不甘愿这样，战败和父亲的冷威，使他不得不这样。他踩在枕木上，走得缓慢，显出对战争的依恋和不解。当到闷罐车门口，最后回头一望时，见敌手和那列队立正的士兵，还依然军姿在严整里，他折服了，突然弯腰向他的敌手、向中国士兵，深深地鞠了一躬，才登车站在门口。
闷罐车启动了。望着远去的闷罐车厢，师长脸上的冷凝开了，他“啊哈哈”地大笑一通，当火车最后在冀中平原消失时，随着父亲脸上化开的和暖，那笑声由小到大，先宽厚再到尖利，最后成了嘶着嗓子的笑吼，声音痛快淋漓，森森逼人，整个平原、麦秆都在那笑声中倾斜了，跟着那笑声，师长松开马缰，身子猛地朝后倒过去。被他用肩膀砸下去的笑，颤抖在最后一缕阳光里，就如一股山风，呜吟吟地从站台上，辗轧着他的下属们的桃心化开了。士兵们被师长的开怀大笑把手脚捆住了，站在莫名其妙中，眼睁睁地看着师长用头朝水泥站台砸，砸得沉重有力，发出了一声惊心的闷响，血和夕阳一道洒在从战争中稍稍安静下来的平原上……就这么，父亲死了，脸上是胜利带来的迷醉。作为军人，他征战一生，或胜或败，在死时没有留下一丝缺憾，辉辉煌煌一辈子，完全可以气昂昂地步入阴曹地府那片军人的魂区。
可是军长，军人世家的一个将领，统率着数万人马，相当于世界上一个小国的全部部队，一言出口，坦克、大炮，需要时甚至飞机都可调用，却没有机会动用一次。纸上谈兵，“红蓝”冲杀了几十年，却没有机会参一次战。想来可怜，一军之长，四十年除了国内的“阶级敌人”以外，没遇见过一个“真正敌人”，却已到了离休年龄。这不能不叫军长感到一种莫名的痛心和无以言表的惋惜——这是民族的幸事，军人的幸事，可对军长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
——一定要争取开拔到云南！
——能吗？凭一团的情况……
——怎么偏抽考一团呢？
——娘的！也许真的有“命”之说！你的命就是永远和战争隔河相望？
——事在人为。若不争取到这次参战之机，你就枉有军人之称，枉为一军之长……后来，沙干事给我谈起这次考核，谈得很详细、很琐碎，似乎也很言过其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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