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打仗。
唯一没有交请战书的是新任排长李剑。
唯一被调到步兵去参战的也是李剑。
他像一股风，悄然而来，又悄然而去。
一个月后，传来消息说，李剑在前线牺牲了。说他和他的排全部阵亡，打扫战场时发现他身上四处中弹，可他掐着无一处受伤的一个敌人的脖子，是三个打扫战场的战友，同时用力才把他的双手从敌人的脖子上掰下来。当骨灰从前线运回后，人们才知道他是基地司令员的儿子，才知道司令员动用了他的特权，在儿子高中毕业后，把儿子送到了军事指挥学院。儿子在军校还没有毕业，他提前把儿子放到了连队。战争刚刚爆发，他把儿子转调到了步兵。难道说司令员知道战争要爆发？司令员把儿子的骨灰埋在了发射连后边的山坡上，因为在他儿子真正的军旅生涯中，待在这个连队的时间最长，共一个月零九天。四十天的带兵生涯，写下了一篇人生檄文。这个连队，是他父亲的老连队，也成了他李剑永远的家。在细雨霏霏的一天，整理李剑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年仅十九岁的排长在二连的月余里，写了十七篇日记。十七篇日记中，有四篇谈到了汪洋，其中最长、最具体的一篇是他将上前线的当天所记。这也就是他的绝笔。
1979年2月26日晴
我要走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射连给我印象最深的人是二班长汪洋。以前我认为从农村入伍的军人（像我军校的某些同学），他们目光短浅，经常为蝇头小利你争我夺，使我瞧不起他们，以为他们成不了大业。现在我发现我可能是错了。汪洋有文化，有胸怀，仅仅在不能提干时能做到平静如往，就出我意料之外。他背电路图是从我来以后开始的。我上任的第三天，开始发现后山坡在每天半夜有微弱灯光，这就是他偷背电路图的开始。一个月的时间，他能把两个“渣滓”兵训练得那么好，能把三张世界地图样枯燥无味的电路图背得那么熟，这不是毅力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才智。再看他们班每位号手的专业，每一个动作，每一声口令。甚至着装和眼神，都与别的班不同。汪洋在测试镜上趴那么一下，仅有三秒五秒，就能知道误差大约多少，可学校的教员有谁对专业精通到这一步？有谁能把他的学员训练到连说梦话都如汪洋带的兵那样，没有一次不是说自己的专业呢……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曾经瞧不起汪洋这样的兵，是调到二连占去了排长的位置，使汪洋错过了提干之机。如果汪洋不能提干，不能留在部队，有愧的是我和我的父亲，受损失的是这支部队。有机会，我真应该向他敬一个军礼，说几句道歉话。
八
我汪洋最终成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军官，不知道究竟是因了我的能力、我的表现，还是因了李剑的那一篇日记。司令员到连队安葬他儿子的骨灰时，把我叫到了连队会议室，当着那么多首长、他的部下的面，他静静地望了我几秒钟，然后缓缓地站起来，戴上军帽，抬起右手，向我敬了一个军礼。司令员没说一句话，他主动向一个士兵敬礼，使在座的首长都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我知道这军礼是代表他儿子对我的某种致歉。我就是在这一个军礼后的第二天接到了提干命令，这使我感到羞愧，感到无地自容，感到我永远永远地偷了这支部队的东西，永远永远地无法还清我对军人、军营所欠下的债务。他们父子，这两代军人，像镜子样把我的灵魂照得通体透亮了。没人的时候，我独自坐在营房后的山坡上，望着刻有“李剑烈士之墓”几个字的青色石碑，我可以独自坐下半天不说一句话。没有人知道我内心是多么复杂。在我的全部个人奋斗过程中，先是为了逃离土地，继而逃避婚姻，甚至就是为了每月有一份工资，每天有一碗好饭。这些无论如何既是事实又难以告人。在连队，除了连长，没有人能看透我的心。因为连长不光是连长，他还地地道道是农民。他不光是农民，他还地地道道是连长。在我为提干自愧得坐卧不宁时，有一次连长在排长的坟前找到了我，他陪我吸了七根烟，只说了一句话，汪洋，回去吧，以后善待这套军官服和这座军营就行了。这话听来平静，其实是给我汪洋最响亮的耳光。这耳光把我汪洋心里的血都打溅到了我的脸上，溅到了排长的坟墓上。我知道我该如何做人了，知道该如何做一名军官了，知道了善待军装和军营才是我汪洋对李剑最好的祭奠呢。
九
我们揣摸大校独白的内心，缺乏感人的深刻和一个军人悲愤的情感爆炸。但恰恰是这种平静，透露了汪洋的某种事实。毋庸置疑，他面对李剑死时那种对自己人格某种缺失的痛恨和忏悔，对一个农民的某些狡黠感到羞耻，甚或是一种无地自容。每个人完成一种过程，都有其起点。我们不妨把李剑的死，视为汪洋作为一个军人的生，视为汪洋认识自己和重塑自己的开始。应该说，李剑生命的血液，在汪洋身上得到了某种延续，从而使他感到，非一般意义地在军队有一番创举、干一番事业，要比婚姻和爱情重要得多。反过来说，正是李剑的牺牲和汪洋的婚姻爱情不够完美，也才加倍了导致汪洋必然产生在军队干一番事业的恒心。生活中有许多例子：一些伟人的不凡，就不凡在他爱情的悲剧上。有许多时候，婚姻家庭的不幸，才是男人成就一番事业的基础。汪洋也正是如此。每每在他感到爱情的痛苦降临的时候，就到李剑的坟上走走坐坐，抽一支烟，就是心里不想李剑的生平事迹痛苦也会很快烟消云散，使他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当他感到训练、评比、发射、立功、升迁有诸多不顺时，他提少半瓶白酒，到李剑的坟上一喝，头枕着坟土，脚蹬着军营，眼望着大山和蓝天，那么睡上一觉，醒来就获得一种一切从头做起的力量。在那坟墓前，每次汪洋想起要有三个军人从敌人的脖子上掰下身中四弹的一双年仅十九岁、真正的军旅生涯只有一个月零九天的新兵的手指时，他自己指关节会响出如竹裂般青绿白脆的响声来。李剑的坟墓，是对汪洋最好的心灵滋补，它养育了汪洋一方强悍的心灵世界。正是这些，才使二十年后，汪洋面对父亲的遗体，和哥哥汪海有了一段脱俗的对话。
汪洋对痛哭的汪海说：哥哥，想开些。父亲八十七岁了，人生自古，谁能逃了一死。
汪海说：父亲的后事不求豪华，但要隆重。
汪洋说：你看着操办吧，我只请了一天假，明天就得赶到戈壁滩执行发射任务。
操办丧事的人，已经就着明亮的灯光，开始把汪荣贵往草铺上抬。门口竖起了旗帜样的白吊。棺材是早已准备好的。寿衣也是准备好的。一位县长和一位旅长的父亲死了，且老人家是本县唯一的红军战士，丧事的热闹可想不会亚于一场战斗胜利的凯旋。在极短的时间里，汪家沟在一种悲哀的氛围里沸腾起来，大人孩子都处于激奋伤感的喜悦之中。由个体专业户、因捐款建校而广受赞誉的新任村长出面，安排土工挖墓，安排泥工垒灶，安排厨师去面粉厂拉面借锅，安排巧手媳妇剪缝孝衣。事情颇像一场乡村大戏过场中的丑角、配角在幕前行台甩袖或清唱逗乐，腾出时间让主角化装开演。可这当儿主角与主角发生了争执。汪海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他的弟弟在父亲咽气不久、尸骨未寒时，会说他要去执行任务，丧事由哥哥代为操劳。不要说你是一位旅长，就果真是一位将军，在非战争年月，能在父亲尸骨尚有体温的时候，返回你的部队去吗？汪海怀疑地看了弟弟半天，确信那话出自弟弟之口后，冷冷笑了一下，说你只请了一天假？说你想请几天假吧，想请多少天我都能给你请准。汪洋不想跟哥哥争执，他说了一句有泄密之嫌的话：这是一次发射实验，是一种新型导弹，我是一旅之长，你说不去行吗？汪海没有立马接话。汪海停顿了一会儿，说汪洋，父亲一生养育你我容易吗？说起来十几岁他就枪里来，血里去，可没享过红军的一天福，小时候供你我读书，把门前碗一样粗的桐树、榆树都卖了，后来有文件确认他是红军了，也不过一个月补上几十块钱罢了。可这钱没花几年，又成了叛徒，最后总算熬到你我有些出息了，可你媳妇又半疯不疯，不能随军，天天把父亲拴在这乡下。我是县长，你是旅长，你说父亲跟着你我享过一天福吗？要不是父亲陪着你媳妇这一二十年，你能在部队踏踏实实干到今天吗？能当旅长吗？父亲死了，你不安葬就走，你能对得起父亲吗？哥哥的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谁听了都以为汪洋这个时候不葬父亲是太失父子之情，何况哥哥把他媳妇对父亲的拖累，说得十二分突出，仿佛父亲悲苦的一生，都是他和他的家庭造成的。汪洋很想借机会就自己的家庭同哥哥争执一番，可他们的身后，躺的就是父亲的遗体，再说事情已过二十多年，今天再炒这一碗剩饭已毫无实在意义。汪洋这时候巧妙地说了一句诸葛亮拒刘备于茅庐门外的话：
你知道谁有权在发射时批一个旅长的假吗？你说你能给我请假你去请吧，批我多少天我就在家呆多少天。
事情大出汪洋所料。他等着哥哥问他谁有权批一个旅长的假时，说出那位首长的军衔和职务，使哥哥感到肃然起敬，感到一个县长无非就是部队的一个团级而已，可是哥哥没有问他，他话一落音，哥哥居然就起身从父亲的遗体边，穿过乡村帮丧的人们，到里屋打电话去了。这是汪家沟仅有的两部电话之一。另一部安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不知道因为汪家沟是村委会所在地才通了电话，还是因为汪家沟住着县长的父亲才通了电话。这通讯的发达，使汪洋立刻感到世界被缩小在了股掌之上，及至哥哥汪海到里屋几分钟之后，出来对汪洋说，进去吧，你们基地司令员在等你接电话时，汪洋感到世界在忽然之间被完全颠倒了，如同几年前中东战争的突然结束一样使人不能接受。这儿是全县最偏僻的耙耧山脉，这个县还在每年要求国家给一笔惊人数字的扶贫款，去年该县又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哥哥给他打报喜的长途电话时说用了三天十余次才接通，可这儿距上级机关千里之遥，汪海却在几分钟后让他去和基地司令通话。要知道，这样的电话速度，是他们在导弹发射基地准备发射时才能使用的紧急线路的速度。更不能使人理解的是，司令员家里的地方电话号码，在基地范围内，除了基地首长和司令的熟人，到各旅只有旅首长才能写在有机密列入移交字样的小本上，可是哥哥汪海却能那么迅速随意地把电话接通。这使汪洋感到军队的某种尊严遭到了侵犯，某种神秘变得廉价无值。他从凳子上站起来望着哥哥，没有立刻往里屋去。哥哥说，快去呀，你不怕首长在电话里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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