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破关，改变命运脱胎经
走出去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当年王永庆走出去时也没有想过一定能够成功，然而这是一条希望之路，因为留在村子里就注定一辈子都不会有发展。
在父亲的茶田里打杂的时候，王永庆并不开心。他可以闷头工作，把所有的力气活揽下来，减轻父母亲肩上的担子，他可以把茶园管理得很好，可以和村子里的所有人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很难开心起来。
为什么不开心呢？鸟儿总有长大的一天，翅膀硬了就向往蔚蓝的天空，这是没有错的。他厌倦了这片天地，厌倦了这种没有前途的生活，厌倦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村里的人们世世代代过着这样的生活，好比深渊里的一颗小草，永远见不到真正的太阳和天空；好比井底的青蛙，永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年轻人那颗不甘寂寞、不甘平淡的心，让他每每独处的时候，便不自觉地陷入深思。“阿庆仔应该去外面闯一闯了！”父亲感慨地说道。母亲听在心里，并不说话，仍旧忙着她的一堆家务活。
父亲找到弟弟，阿庆仔的叔叔，他是经常在外面跑的，在外面有些门路，父亲希望他能把阿庆仔带出山，带进城，找一份好的工作，开开眼界。其实，父亲对永庆的工作要求并不高，只要是外面的工作，无论做什么，总会比村子里面的好，父母也只能做到这些了。不能为儿女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父母心里只有无奈，然而说到将来，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时候，他很兴奋，要脱离这个环境，去一片新的天地，从而摆脱了司空见惯、甚至有些厌恶的生活，这是他盼望了好久的事情。父辈付出艰辛却并不能改变贫困的命运，这一点让他更加坚定了走出去的决心。“以后要看我自己的了，我已经长大了，要靠双手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是王永庆经常告诫自己的一句话。
1931年，日本开始了吞并中国的军事行动，而屈辱的九·一八事件掀起了中华民族反日的浪潮，大陆的学生在四处游行，全国人民都在强烈地抗议日本的罪行。然而，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却很平静，华人仍被剥削，生活很贫困。
就在这一年，15岁的王永庆开始了出外打工的生活。春节刚过，他就和叔叔踏上了南下嘉义的路程。他表面上看着很高兴，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毕竟家里还需要人手，他走了以后，生活的担子就完全压在父母的肩头，想想就有些于心不忍。
母亲一直是沉默的，她知道儿子这一去要吃很多苦，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出去打工总要吃很多苦头，心里虽然舍不得，却怕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走之前总要千叮咛万嘱咐。母亲边细心地为他准备路上的盘缠和行李，边教导他出门在外要少和人争，遇事要冷静，不要和人打架；给人家打工要勤劳，不要偷懒，主人吩咐做什么，要老老实实办好，最忌讳的就是在主人面前耍小聪明。
王永庆一一记在心里，临别母亲又嘱咐道：“到了那边不要忘了给家里捎口信回来，有好的工作不要忘了把两个弟弟带出去。”王永庆的心里是矛盾的。他最担心的是父母亲，他们被生活折磨得如此疲惫，有自己在家里多少还能帮上一点忙，这个家就能撑起来，而自己走了，将来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能知道呢？况且父亲的身体又不好，家里的重担都压在母亲的身上，他担心母亲有一天也会吃不消。父母似乎能够理解这些，他们一直说家里有他们不会有事，要他在外边不用担心。
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他厌倦了这种世世代代种茶、卖茶的生活，他厌倦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每个人就像一架机器一样，每天忙碌着，没有思想没有乐趣，这里再也留不住他年轻而不安分的心。当他踏上南下的旅途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解脱的快感。
嘉义位于嘉南平原的南部，这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河川遍布，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所以这里就成为了粮食贸易集散地。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商人聚集在这里，然后分散到岛上的其他地方。
这里人口众多，小店林立，只要有力气肯吃苦并不缺工作。在叔叔的帮助下，他来到一家米店打工，这里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40元的收入。他很知足，能够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只需要力气和勤快，而且他从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收入，他想母亲听到一定会很高兴。
叔叔走之前和老板关照了一些事，还没忘了叮嘱他一定要听老板的话，在外面要多做事少说话，不要惹事。
打工是艰辛的，这除了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老板是位日本人，对人要求很严格，原则性很强，他要求每个员工都要按他的指示去办，而不能有丝毫的偏颇。在这里，王永庆养成了对任何事都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习惯，这成了一种信条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一天上班，天刚刚泛白，就要起床了。他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在家里也要这么早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是兴奋的，即使被别的伙计呼来唤去时，他并没有多想，也没有不高兴。
米店早晨营业前，要把店前的街面打扫干净，还要撒上水，然后忙着从仓库里搬米到店里。这要忙一个早晨，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大家开始吃饭。
这里的早饭要比家里好一点，但是米粥里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只有一些咸菜下饭。要做工，就不能计较饭的好坏，这里的米店都是这样，他们并不特殊。吃饱了肚子，不用多久就会消化，只有强忍饥饿坚持到中午。
上午来买米的人一般会很多，大多是本地的住民。王永庆刚刚进店，只能帮忙搬米，每个上午要卖几十斗米，他要前前后后跑很多次，不久就累得满头大汗了，然而他的心里是快乐的，因为他总觉得他搬的不是米，而是自己的命运，看到握在自己手中的命运，他的心里当然是快乐的。
中午会有一段短暂的空闲，大家趁这段时间轮换吃饭。雪白的米饭，这在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这一点就足以让王永庆感到满足。大家会赶在客人到来之前，趴在米店的柜台上休息一会儿，就这么一会儿，王永庆就能够恢复体力。看，这就是年轻的资本！只要有一个好身体，就不怕没饭吃，他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工作的时候是偷不得一点懒的，不细心就会被老板骂，他就曾亲眼见到一个伙计不小心弄撒了几粒米，结果遭到了老板的训斥，还要一粒一粒地捡起来。伙计很委屈，但是老板并不留情。
从此，王永庆就更加小心干活了。其实，老板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浪费，那米店还怎么经营下去？勤俭是成功的基石，这一点在许多人的成功过程中都有所体会。能够严格地管理员工，让他们懂得勤俭的重要，这对一个米店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王永庆也就是在此时才懂得了这个道理，要想成功，不但要自己做到勤俭，还要让所有的员工做到勤俭。
下午来买米的人照样很多，一直到天黑都不会间断，米店也不会打烊，直到天黑，路上所有的店铺都关门的时候，老板才会让大家收拾好后关门。打烊后，工作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要盘点今天卖了多少米，因为米的成色不同，还要分别计算每种米卖了多少钱。老板戴着眼镜，在蜡烛下查看着账簿，计算着今天的利润，仓库里还剩多少米，过多少天要再上一批。
王永庆边收拾，边观察老板是如何记账的，如何核算成本的，没想到这一个好学、好奇的习惯让他在多年以后自己开店的时候受益匪浅。
把米归堆，收拾柜台上的米放到架子上，不然晚上会被老鼠偷吃，这也是一项不小的损失，老板是不允许发生的。然后把地打扫干净，把无意中落下的米捡到斗里，日后洗干净自己吃。
等一切都收拾好了，才会开饭，伙计们总是吃得很快，因为大家都很累，希望早点去睡觉。
晚上，老板是不允许长时间点灯的，为了节省，每个伙计都被要求早点休息，明天早晨好有精力干活。
鼻息声中，夜静悄悄。
尽管很累，但是王永庆并不能马上入睡，他是个有心人，喜欢思考问题。
他在回忆这一天的情形，他在想这一天所做的事，他在回忆老板的每个动作，每句话，这些他都会记在脑子里。学习，改进，再学习，再改进。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天气好的日子里是基本上没有休息的，每天都是这样忙碌，清闲的时候就是下暴雨的时候，因为那时来店里买米的人很少，大家也就得到了一个休息的机会。台湾的雨较多，下暴雨并不稀奇，不过雨来得快，过去得也快，休息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继续忙碌地工作。
王永庆毕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能够从别人的教训中得到经验，防止自己犯同样的错误。由于他做事谨慎，工作认真，踏实放心，不久就取得了老板的信任。
老板开始让他参与更多的事情，比如在柜前卖米，帮助老板算账，和米商讨价还价，以及去更大的米商那里上货，等等，不久米店这一套活他就全部掌握了。
在王永庆到米店打工近两个月的时候，叔叔顺路来看过他一次，老板破例给他放了两个小时的假。他于是和叔叔来到镇子上的一个小饭店，吃了一点饭。叔叔说老板夸他能干，做事很聪明，又肯用心，将来一定能够有出息。临别交代他要好好跟着老板学本事，将来一定能够用得上的。他让叔叔带走了他这两个月的工资，没有留下一分钱，因为他觉得自己用不到，而拿回家却能帮上大忙。这样过了大约半年后，父亲和叔叔还一起来了一次，叔叔忙着去办事情，父亲则来到店里。见到父亲他满是惊喜，父亲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父亲见他比在家的时候要胖了，似乎还白了一点，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只是父亲头上的白发似乎多了一些，可见家中生活压力仍然不轻。永庆问到的时候，父亲才淡淡地说：“家里都好，母亲也好，两个弟弟也有力气了，能够帮家里的忙了。”
提到两个弟弟，永庆有些歉疚，那时候家里是养不起两个学生的，所以他们都没有怎么上学，很早就开始帮家里做活。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给大户人家放牛，回家了还要帮忙喂鸡喂鸭。
相比之下，这几个弟弟妹妹中，似乎要数永庆幸运了。然而，作为长子，他身上的担子也是最重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造就的。他支取了这几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些东西，还给弟弟妹妹们买了一些吃的，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父亲，让他带回了村子。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永庆的心里有许多酸楚，是啊，只要父母能够轻松一点自己苦点就是值得的。
王永庆从小就是这样，很看重亲情，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以后的创业过程中，能够把弟弟妹妹们召集在一起，大家一起艰苦创业，富裕后仍旧能够紧紧地拧在一起，把事业做大，发挥各自的长处，目的就是要让家族产业蒸蒸日上。
在米店打工的这段日子，他没有忘了和顾客搞好关系，米店的顾客一般都是固定的，有些人会经常来买米，渐渐大家就熟识了，有些人还能说上一些话。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在这里交到了朋友，就为以后自己开米店打好了基础。
在春节回家之前，他已经开始谋划要开一家自己的米店了，他暗暗注意周围的环境，把能够作为铺面的房子记下来，然后计算开一家米店要用多少钱，能不能拉住客户等等。
年底毕竟是年底，一切生意都红火，包括米店，永庆一直忙到最后几天才带着剩下的工资和一个大胆的想法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中。
那一天，母亲的笑容是灿烂的，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来年会有更好的生活，大家都这么想。
胆大心细，诚信利客米店经
1932年的春节，王永庆过得并不轻松，他把自己要开一家米店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全家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毕竟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父母都不会轻易地作决定。
父亲已经和他的叔叔商量过了，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出路的，毕竟每家都要吃米，买谁的都是一样，最可贵的是难得永庆这么小就有这种闯劲，父母不要轻易地否决，而打消了孩子们的积极性。既然别人能够开店挣钱，永庆就能，他并不比别人懒。
然而，父亲并不能就此决定，他要询问永庆怎么把这家米店开起来，问问他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永庆认为开米店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条件，首先要租一个门面，临街才能做生意；然后要有一定的运作资金，毕竟要先买进米，然后才能卖给别人；其次要能把米卖出去，所以开米店要找消费人群集中的地区；最后要想办法留住顾客，这样才能长久地经营下去。
这些想法父亲很赞同，思路是对的，这也是一个人成功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有人说成功的过程就是理顺思路的过程，这话一点不错，往往制约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并不是想像中的资金或者人脉关系，而是一个合理的发展计划，其中思路是最重要的。
永庆已经物色好了一个合适的门面，就在自己打工的这家米店旁边，这样做有几个好处，其一是他对这里的环境熟悉，知道这里开店的情形，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下子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周围的一切都不了解，甚至根本就不清楚，这样很容易出现意想不到事情，到时候难免会手忙脚乱；其二是这里的居民大多都认识他，毕竟在这里打工已经一年了，多多少少也认识了一部分人，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接受，如果换了别的地方，大家首先要接受你，然后才会去买你的东西，这样开店要想盈利就会慢得多；其三是这里已经有几家米店了，虽然竞争很激励，但也说明这里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同时也可以形成规模，吸引其他地方的居民来这里买米，如果人们都来这条街上买米，那么总会有一些人到自己的店里来买，这里就会成为一个商业区。
这是王永庆当时的思路，思路是对的，但是还有许多客观条件需要解决，首先是钱的问题，开米店需要资金，而这部分资金要从哪里来，这就成了困扰他的一个难题。
然而，父亲却告诉他不必担心钱的问题，总会有办法，只要想好了，就要勇敢地去做。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员的问题了，自己开店雇不起人，而米店里人手少了根本不够用，这怎么办呢？
母亲本意是要父亲跟去一起做，但是父亲并不这样想，毕竟还有一大家子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压在米店上，事情要靠他们自己去闯，父亲去了反而不能让他们发挥出所有的能力，没有人在他身边，所有的事情他要一人承担，这样他才能有锻炼的机会。况且父亲还可以在家里做其他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他不能成功，全家人总还有一个别的指望。
母亲听父亲这样说就不再坚持了，目光自然落在其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心里想虽然他们年龄还有点小，但是帮忙扛扛米、收拾收拾店铺还是可以的。永庆的目光也同时落在了二弟永成和三弟永在身上，是啊，这不是合适的人选吗？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一起管理米店，大家都会尽心尽力，一个心眼地挣钱，谁也不会偷懒。
事情商量到这个地步，除了资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不再说话，父亲也沉默下来，接下来的两天大家都没有怎么提这件事。其他人还可以，永庆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焦躁得在哪里都坐不住。
春节，这个中华民族特殊的节日，是全家团圆开开心心的日子。然而，王永庆却食不甘味，饺子吃在嘴里，没有任何滋味。
直到有一天，父亲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原来这几天他一直在亲戚中间走访，几乎把所有能借到的钱都借到了，有的10元，有的20元，算上家里积攒下的一点，好不容易凑够了200元，虽然不多，但是也可以将就了。
条件充足了，剩下的事情就要靠他自己去努力了。在王永庆16岁那年，春节刚过，他便带着两个弟弟南下嘉义，开始为米店奔波。
事情做起来的时候总会比想像的困难，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王永庆和老板辞职说要自己开一家自己的米店的时候，老板有些诧异，这个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仅仅在自己的米店里做了半年工，就要开一家自己的米店，这多少有一点出乎人的意料。他耐心地告诫永庆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容易，还是要考虑好，从长计议，不要贪多而得不偿失。
但是他决心已下，不成功绝不回头，此时铺面已经租好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有往前走。老板没有再说什么，然而生意总要竞争，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输赢是自己的本事了，怨不得别人。
米店开业了，门上照例贴了大红的“喜”字，鞭炮响彻小镇，引得路人都停下来看，但是并没有进来买米的人。永在喊破了嗓子，也只卖出去几斗米，后来几天更加冷清，一斗米都没有卖出去。出师不利，开始的热情开始消退，兄弟三人开始坐不住了。这一切都被隔壁的老板看在眼里，不免暗自得意，伙计们也趁机说风凉话：“一个山里出来的小娃子，不知道天高地厚，痴心妄想，米店是人人都能开的吗？”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都传到了永庆的耳朵里，两个兄弟虽然不说什么，但心里都憋着火。永庆深深地陷入了思考，他要找出问题的所在，想办法改变。
这就是成功者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够平心静气地找到问题的症结，想出改变的策略。王永庆经过认真地调查发现，米店一般都有固定的客户群，而顾客也很少换米店买米，这可能是长期买米的人们已经形成了的习惯。
针对这种情况，王永庆决定大家主动出击，见有人从门前经过就主动打招呼，这样如果是买米的，就会被吸引过来。永庆让爱说话的永在在店前招呼过往的顾客。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就开始有人进店买米了。
但是这样远远没有达到目的，每天卖出去的米仍旧少得可怜。永庆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顾客为什么会到别的米店去买米？难道仅仅是因为习惯吗？
带着这些问题，永庆开始认真观察，他发现顾客总是走进离家近的那一家米店，哪怕差两步，顾客也不愿多走，而是就近买了回家，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习惯吗？
其实碰到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会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就是多年的习惯养成的。
但王永庆并没有认同这种说法，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会随波逐流，不会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深刻的认识。他想顾客之所以这样肯定是认为各处的米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跑远路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每一个成功者都具备这种能力，能够通过一环扣一环的深入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得出最具说服力的结论。
下一步就是解决问题，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米与众不同呢？如果比别人卖米的价钱低，就会吸引一大批顾客过来，然而无论什么行业都有行规，谁破坏了市场平衡，谁就可能受到大家的排挤，况且米店刚刚开张，根本就没有能力与这么多的大米店抗衡。再者，俗话说：卖米卖布，挣钱有数。这种小本生意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再压低也是不可能的了。当时每斗米进价是五毛钱，卖出去是五毛一分钱，之间只能赚一分钱，利润已经很低了，再降价就没有利润可言了。可见，降价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那只好走别的路，做过实业的人都会知道，影响交易的因素，除了价格以外还有质量和服务。既然价格这条路走不通，那只有转到别的方向上。
花同样的钱，人们都想买到更好的产品，这是所有消费者的共同心理。这条原则是不随时间和条件改变的，这就是消费心理。
王永庆看到，每家店里卖的米都有许多的砂砾和稻皮。因为那时候人们的科技手段落后，农村里收割完稻子后，就放在马路上晾晒，让过往的车辆把米碾出来，这样的米很难收拾干净，米就这样被大米商收走，批发到店里的时候，米堆里还有很多的米糠、砂砾和小石头等杂物。每家米店都是这样的，顾客来买米每次都是这样，就慢慢习惯了。尽管做饭的时候淘米很麻烦，但是大家都这样，谁也没什么好说的。
王永庆看到这一点，他决定把米的成分提纯，这样米的质量就提高了，直接受益的是顾客，做饭的时候再也不用那么费时费力地淘米了。他开始发动兄弟两个人在闲下来的时候把米堆里的杂物拣出去，然后再卖给顾客。
大家说干就干，永庆给两个弟弟分了工，三弟永在善于交际，这样他看店照应过往的顾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二弟永成有些内向，但是他能坐下来，这样由他来拣米里的杂物最合适了；他自己则去走街串巷地推销，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一年，有些熟识的人，推销的时候好说话。
他善于用人的能力也许就从这个时候起初露端倪的。每一个成功者都善于因材而用，能够把每个人放在适合他的位置上，这样他们就会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这是成功的又一个主要因素。
三兄弟在卖米的时候总不忘提醒顾客，这里的米是最好的，当然顾客也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米确实要比别家的质量好，而且价钱一样。
有个笑话说：世界上传递信息最快的三种途径是电报、电话和告诉女人。也许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来买米的人多数是家庭主妇，她们会把米好而价钱一样的消息传遍整个嘉义，事实确实如此。
不久他们挑拣过的米就开始走俏，三兄弟不得不晚上加班才能供上白天卖，挑米里的杂质确实是一项很枯燥很乏味的工作，但是三兄弟见到日益增加的营业额，高兴还来不及呢，累点也就无所谓了。
王永庆并没有就此而沾沾自喜，他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因为把杂质拣出来，米的质量提高了，但是同时米的分量减少了，一斗米拣出的杂质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每天卖出几十斗米，这样杂质拢在一起就不能忽视了，这部分损失要怎样弥补回来呢？
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销售量，如果每天的销售量再增加一倍，利润就会增加，相当于弥补了那一部分杂质的损失。改进没有止境。王永庆总结出“点”的改进永无止境，应该是受此启发的。
米的品质上去了，大家都知道王永庆的米店里米的质量最好，再要增加销售量只有从别的方面入手了。当然如果在今天那促销手段会很多，比如请个美女明星做形象代言人了，注册“王永庆牌稻米”的品牌了，搞买稻米中大奖了，办买米积分卡了，年终抽奖中自行车之类，但是当时的商业手段并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还要从别的方面入手。王永庆毕竟是王永庆，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经营思路。有一天，一个主妇慕名而来，要买米，她本来要三斗米，就要离开的时候，她拎了一下放米的篮子，又反悔了。她说：“这么多米，我恐怕拎不到家，还是只要一斗吧。”
顾客要退，王永庆不能不退，他灵机一动问道：“阿嫂，你家在什么地方？我给你送过去吧。”
“我们家离这里可远了，若不是听说你这里的米好，我肯定不会走这么远的路过来买米的。你能给我送过去最好了。”这样，主妇在前面带路，永庆背着大米在后面跟着，果然走了很远的路才到她家。路上经过三家米店，有认识永庆的人禁不住问：“阿庆仔，怎么送米上门了吗？”就这一句话，王永庆突然顿悟，是啊，为什么不能送米上门呢？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
米送到了，主妇一定要谢谢他，他说不用了，还问这三斗米大概能吃多长时间，下次他直接给送过来就可以了，就不用主妇到店里跑一次了。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从偶然开始的。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偶然，才有了变革，才有了延续和发展。这件事之后，王永庆把送米上门彻底提到了米店经营的日程上来，这样工作量就更大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开始置备一些运输工具，这样就可以同时给许多家送米，减少了消耗在路上的时间。同时，他还做了一些细心的统计，比如这家几口人，大概每天的用米量是多少，要多长时间送一次米，要送多少，他一一开列在本子上，此时他开始庆幸自己读过几年书了，对知识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他会细心地为顾客擦洗米缸，记下米缸的容量，把新米放在下面，陈米放在上面，同时了解这家人做什么工作，一般什么时候会有钱还米债。
他了解到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打工的人，只有开了工资才有钱还米债，然后他就细心地把他们发工资的日期一一记录下来，在他们发了工资后的一两天之内去讨米债。
他还特别注意有些老人和残疾人不方便买米，他会准时给人家送过去。这样就方便了所有的人，他也得到了一个好名声，同时交到了好多的朋友。这样关系就很融洽，同时是顾客与店家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朋友关系。米店在这样的氛围中经营，销量也上了一个大台阶，最多的一次一天卖出了100多斗米，三兄弟看到取得的如此辉煌的业绩开心地笑了。
在经营米店的时候，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讲诚信，说到做到。
王永庆领略到它的重要性是通过一件小事。一个深秋的夜晚，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刚刚挑完杂质上床睡觉的兄弟三个，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此时已经过了深夜两点钟，谁会这么晚了来敲门呢？
王永庆爬下床透过门缝往外看，原来是火车站对面旅馆的厨师，他打开门，厨师已经淋湿了。原来刚刚有个客人来住店，要吃米饭，恰巧米都用完了，不得已才来这里叫门。厨师还要忙着去做饭，嘱咐了一句让他马上送过去。
换成了别家米店，这么晚了敲门是很难叫应的，更不要说送米了，谁会为了一分钱受这种罪呢？王永庆就会。他二话没说，装了一斗米，背上就出门了。
经过这件事，厨师对王永庆刮目相看，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永庆的米店有求必应，只要用米，无论多晚都会准时送到，他不能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
他的米店经营得越来越红火，和他的诚信和客户服务意识也是分不开的。
王永庆的米店的良好口碑在嘉义广为流传，大家开始争相效仿，王永庆在米店行业的地位也就提高了。
挫而不馁，天降无妄政治经
时刻想着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这是每个成功者必要的素质。米店为王永庆积累了第一笔资金，为他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保障。很自然，王永庆不会放弃米店的生意，而要扩大经营规模，那最好是建一家碾米厂。通过一些关系，他买到了碾米的设备，就在嘉义建了一家碾米厂。
然而就在隔壁50公尺左右还有一家碾米厂，是一位名叫福岛正夫的日本人经营的，规模要比王永庆的大三倍。除此之外，在日本政府的统治下，日本人和中国人经营碾米厂有悬殊的差别待遇，福岛正夫有很多条件都比王永庆的优厚。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气馁，能够在这种明显处于劣势的状态下，镇定自若，却非一般人物所能做到。
王永庆总是有办法，他能够在一天之内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会拖拖拉拉耽搁很长时间。
客观条件比别人差，但是人的素质并不比日本人差，他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这些差距。
福岛正夫的碾米厂做到下午六点就停工休息了，而王永庆则做到十点半。这样王永庆每天比日本人多做四个半小时。俗话说：勤能补拙。勤劳还能弥补其他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条件。
碾米要用到石灰粉，工作一天之后，往往全身都沾满了这种石灰粉，不洗澡身体会很难受。福岛正夫每天花三分钱去外面的浴池洗热水澡，王永庆也知道洗热水澡舒服，但是他觉得自己还在创业阶段，不应该以舒服来娇惯自己，于是他每天只在屋外的水龙头下洗冷水澡，即使冬天也不例外。每天省下三分钱，就相当于多卖出三斗米的利润啊。这样，王永庆的碾米厂才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能够按照不同时期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成功人士所具备的素质。
到1941年时，王永庆已经25岁了，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袭击美国的珍珠港为导火线全面爆发，日本经济的一切资源都以战争为中心，日本太平洋战争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日军只有通过不间断的备战，才有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此，一切资源匮乏，台湾稻谷也因为缺乏肥料而收成大减；同时因为战争的关系，导致许多生活资源极端匮乏，日本开始实施配给制度。
实施配给制度之后，米的供应采取“共进共贩”的方式。也就是说，把稻米集中在一两家碾米厂碾成米。嘉义市原有12家规模不一的碾米厂，新制度要求仅留下两家，其余的一律关门，大家再按过去营业额的比率（用各自的缴税金额与用电量为基数去估算）分配销售。
日本人实施“共进共贩”，王永庆的碾米厂被迫关门。这就是垄断，连一个竞争的机会都不给。王永庆愤愤不平，因为他不害怕竞争，他有能力超过别人。
贫寒的家境，以及在恶劣条件下创业的经验，使年轻的王永庆深刻体会到，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忧。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的努力。这个信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深深影响并支配着他的处事态度。在创办台塑企业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种种的困难，他都是以这一信念勉励自己以及台塑企业的同仁。因此，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度过难关，持续踏出稳健的步伐，追求成就和不断的自我超越。
与此同时，王永庆还认识到：土地是生活的保障。
就在米店和碾米厂相继关门的时候，王永庆用自己辛苦经营10年的积蓄，在家乡附近的新店广兴，购买了20亩的山林地。此外，还在云林大埤和嘉义大溪厝共买了5亩水田。
对一个农民出身的青年来说，他深深懂得土地的重要，只要手里有土地心里就有底，土地永远不会贬值，土地可以长出庄稼，可以供给全家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靠土地养活一家人。对此，王永庆也回忆道：“这是金钱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当我有积蓄的时候，父亲就积极劝说我购买土地。这种不会减值的资源，随时都可以变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是唯一的生活保障。”
土地是整个家庭的，不是某个人的，父母经营起来格外细心。是啊，只有农民才会珍惜土地，尽管父母肩头的担子又重了一层，但是他们看着自己的土地是开心的。
王永庆在帮助父母种田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寻找新的项目。他正值壮年，不能就此守着这片土地，不再奋斗，这不是他的性格。有些人一生都在不停地奋斗，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性格。在奋斗当中有一种博弈的快感，有一种征服与胜利的快感，他们可以被称为斗士，哪怕老到步履蹒跚的时候，他们仍然充满斗志。
1943年，战争还在继续，然而台湾百废待兴，特别是许多地方都在大量地搞建设，因此王永庆准备办一家砖厂。他说干就干，并没有意识到有多少困难，也许以前走得太顺利了，他过于强调个人的能力，而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也许就是他事业一波三折的原因。
嘉义民雄，王永庆在这里开了自己的砖厂。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由于砖厂需要煤炭来烧窑，当时由于劳力不够，煤炭产量很少，很不容易得到。王永庆特地到台北，四处拜托朋友才买到100多吨的煤炭。但是要设法把这100多吨的煤炭，从台北运回民雄的砖厂；由于处在战争时期，火车车皮不够，运输紧张，由于日本当局控制着铁路，王永庆一时之间托人无门，只好等着。
排了很长时间，总算有空车皮把煤炭运回了砖厂，紧接着麻烦又出现了，由于此时正好赶上稻子开花，烧砖就会产生浓烟，造成污染，这对稻子的生长是很不利的，因此日本当局强迫砖厂停工，王永庆托人访友，使出了浑身解数仍然没能够让砖厂开工。
砖厂的员工都是海口村的渔民，打鱼的生活很没有保障，异常辛苦，砖厂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都对这份工作带着很大的期望。但是工厂停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鉴于这种情况，员工们也开始积极地想办法，由于当时的米都是配给的，因此他们主动愿将配给米交给警察机关，请警察机关停配他们应得的米粮，以赔偿稻谷因浓烟所造成的损失，让砖厂得以开工。虽然砖厂开工了，但是王永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心宽，他想到这次开工了，下次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王永庆的危机管理意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初露端倪。任何一个成功者都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很少随遇而安，能够先天下人之忧而忧，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成功成果的一个原因。
有鉴于此，王永庆在惨淡经营的同时，在板桥另外建了一家砖厂，这里弄到煤要方便一些，同时没有了污染稻米事件的发生。然而，世事难料，没过一段时间，两家砖厂都停工了。
王永庆这次创业以惨败收场。每个成功者都会有失败的经历，人们常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磨炼一个人意志和敏锐洞察力的时期。
大家不要以为这就结束了，磨炼刚刚开始，王永庆还要经历怎样的磨难，他又是怎样度过这些难关的呢？员工遣散了，砖厂只剩下个空架子。王永庆望着这个烂摊子一时没了主意，只有整天想出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条赚钱的路子，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时乡下每户人家大都饲养鸡、鸭、鹅等家畜，并用吃剩的食物和杂粮来喂食。因为战争的原故，粮食奇缺，就连野外的野菜都被人们挖来吃，人都吃不饱了，当然也没有多少东西用来饲养家畜，只有把它们散放到野外，让它们吃野菜和野草。一般说来，一只小鹅饲养四个月就会有五六斤重；可是，当时一般所养的鹅，能活下来的，四个月下来，瘦得皮包骨，只有两斤重。
这些鹅骨瘦如柴，没有人愿意收购，就算有人买价钱也非常便宜，看到这些，王永庆眼睛突然一亮，想到：“这么艰苦的条件它们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都能够生存下来，假如能多给它们一点饲料的话，鹅不是很快就能够长肥吗？”
饲料从哪里找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这是做事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
王永庆知道鹅对食物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能够下咽的东西，它们就会吞下去。他在家乡种地时，曾见人们将采收后的高丽菜根和粗大的叶子丢弃在地里，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吃也不值钱，能不能做成鹅的饲料呢？就只有这些东西，恐怕鹅不会喜欢吃，而且就算吃了，也不会长太多肉，要是加一点粮食就最好了。
既然想到了，就要做到。王永庆雇用了许多人，去地里收集菜根和粗叶，同时去仅存的两家碾米厂买回碎米和稻壳，然后磨碎了，把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做成了鹅的饲料。
他买了几只瘦鹅试了一下，鹅平时只能吃到草根和小树枝，这种饲料不知要比那些东西强上多少倍，于是疯狂地吃起来。鹅吃东西有个特点，见到能吃的就会没命地吃，直到食物填满整条脖子。而且鹅的消化能力非常好，没过几小时所有的食物就消化完了，它们就会折回来继续吃。
试验成功了，王永庆开始向农户收购那些很瘦的鹅，农民见没人愿意要的鹅居然有人肯出钱收购，就很高兴地卖掉了。王永庆把收购的瘦鹅集中起来饲养。瘦鹅饱受饥饿的折磨，看到食物就拼命吞食，甚至喉咙里都塞满饲料才肯暂时停下；几个小时之后，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立刻又狼吞虎咽一番。
如此周而复始，原本两斤重的瘦鹅，经过两个月的饲养，重量高达七八斤，非常肥大。这些鹅马上成了当时的抢手货，成了有钱人餐桌上的美味，王永庆也就此发了一笔小财。
究其缘故，因为瘦鹅具有强韧的生命力，不但胃口奇佳，而且消化力特强，所以只要有食物吃，立刻就肥大起来。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王永庆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这样的瘦鹅，当时，他正窝在嘉义民雄的小砖厂，一边制砖，一边养鹅，这和瘦鹅的处境不是正好一样吗？鹅能够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一旦有机会就会迅速膨胀起来，难道他就不能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吗？
通过饲养瘦鹅王永庆得到了两点启示：第一，一个人在失意的时候要像瘦鹅一样忍饥耐饿，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只要饿不死，一旦机会到来，就会像瘦鹅一样，迅速地强壮肥大起来。
第二，瘦鹅之所以瘦，问题不在于鹅，而在于养鹅的人饲养方法不当。企业经营的道理也是一样。企业经营不善，问题不在员工，而在老板管理方法不当所致。
这些道理在王永庆多年的经营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道理恰恰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里得出来的，因此王永庆更加注重亲自实践，认真观察，生活中处处有学问。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一个贪婪的侵略者得到了可悲的下场。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国民政府已经派员接管了台湾的政权，日本人并没有被要求离开，但是他们再也不能作威作福了，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新政权建立，百废待兴，有许多的机会。王永庆像其他老百姓一样对未来充满期望与憧憬。作为一个生意人，他想，日本人既然走了，台湾人民从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现在应该是轮到自己做主人了，在日本人留下的各项事业中，应该可以找到能够有所发展的项目。但似乎一切都不过是梦中的花园，一切都事与愿违，国民党接手后情况越来越乱，从日本人那里接手的事业统统都转变为“公营”，已经没有任何剩余的事业可以留给老百姓去做。王永庆对国民党失望了，心凉了。
但未来的路还要走，生活还要继续。他决定还是做他的老本行继续谋求发展。
1946年初，王永庆在嘉义车站附近的公卖局制酒厂对面，投资兴建了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碾米厂，10月正式开业。这时距1941年碾米厂关闭刚好5年。
1946年10月5日下午，阳光高照，晴空万里，米界同行、地方绅士、“政府”官员纷纷前来祝贺王氏碾米厂的隆重开业，盛况空前。人们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也就是这种时候了。他准备要大展拳脚，在米店界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一看。
然而一场无妄之灾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这一场本与经营米店无关的政治风暴却成了王永庆的灭顶之灾。“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加强了在台湾的军事统治，特别是对粮食等重要物资严加控制，严禁越区运输粮食，台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期。
1947年3月11日（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不久），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一卡车的稻谷，车刚抵碾米厂，立刻出现了两名警察，要求他到警局接受审讯。到警局之后，不容他辩解，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拘禁他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审讯，证明他所买的稻谷是从同一粮区运来，总算无罪开释。不过他却无缘无故被关了29天。
遭到无妄的牢狱之灾，王永庆内心愤愤不平，同时他认识到这种不问青红皂白而妄加罪名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还好，只是拘禁了29天，如果是被冤枉致死，那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精明之处，能够首先想到大环境，从而作出明哲保身的决定，这样做生意才有可能成功。
出狱后，王永庆立刻查阅粮食管理条例，发现其处罚极为严酷，有关死刑与无期徒刑的刑罚案例则比比皆是。王永庆再三思量，处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气候之下，动辄得咎，难保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冤枉之灾，于是壮士断腕，决心放弃深具浓厚感情的米生意。
此时，王永庆的事业再次陷入困境，面临着重新选择行业的局面。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王永庆结识了建南汽车货运公司的老板林先生。
这位老先生也久仰王永庆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个敢闯敢干、眼粗心细的人。
两个人一商量，为什么不做木材生意呢？
八年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饱受美机轰炸的台湾地区，处处断垣残壁，一切建设方兴未艾；再加上1950年发生朝鲜战争，恢复美援，军方成立“军事工程委员会”，开始大兴土木盖营房，因此，建筑业呈现蓬勃的景象。
做木材生意，林老板有汽车，运输自然没有问题，只要王永庆能够找到木材就可以了，此时大搞建设，木材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这确实是个好生意。
于是，王永庆开始了他的木材生意。这是一项新的事业，他开始只能做些小买卖，也因外行，缺乏经验，经营不善，血本无归，而暗自伤神。所幸挚友林老先生再一次鼎力相助，他才得以度过难关，站稳脚跟，并扩大业务，从原来的木材小批买卖逐渐发展为收购原木与委托加工的多项经营项目。
由于经营木材业的缘故，王永庆的足迹踏遍台湾著名的林场，诸如：嘉义的阿里山林场、罗东的太平山林场、丰原的六雪山林场等，也结识了木材界的“绿林好汉”，为他在木材业的崛起与扩展新的领域奠定了根基。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木材业仍是他的重要事业之一。
王永庆从事木材生意，对客户收账条件放得很宽，而且从不向客户要求担保，庆幸的是也从没有因此吃过倒账，也没和客户发生争执。原因在于他不但充分了解客户，而且也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当时有超过半数的营造厂都是他的客户，事业蒸蒸日上。
前华夏海湾塑料公司董事长赵廷箴，当时从事营造生意，需要大量的木材，由于对王永庆提供的服务与协助感到满意，所以成为了他的大客户。其所需木材优先采购他的，使他的木材生意大有起色，也因此大发利财。
当赵先生投资成立营造厂时，需要缴一笔保证金，曾向王永庆请求帮助，王永庆当即答应，借与黄金十条，后来，这家乐丰营造厂一位顾姓人员送还黄金时不慎中途遗失一条，王永庆也没有追要。从此他们两个也因此成为了商场上成功的合作伙伴。当时他做营造厂的生意，工程上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向王永庆购买的。
从这件事王永庆明白了帮人就是帮己，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一下援手，别人自然不会忘记，总会想办法报答。
好景不长，灾难接踵而至，王永庆的木材生意遭遇大挫，这次甚至令他不得不流亡海外。台湾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森林茂密，木材蓄积量大，是中国的林业基地之一。光复后，台湾进入重建期，国民党大兴土木，对木材的需求大增，是木材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商机。但中国还处于内战时期，台湾是国民党在大陆战场的重要物资基地，木材像粮食一样，也有严格管制。为此，国民党在台湾成立了台湾林产管理局，除居民留有寥寥无几的杂木、茶山外，所有森林都划归林产管理局接管经营。即使市场木材交易，也只有持有林产管理局所开具的提货单方能行得通。这一张提货单成为申请单位、商人与官员们谋利的法宝。王永庆对此却一窍不通。
当时，全省上至军方，下至乡镇公所及各级学校，不论有无建筑需要，都提出建筑计划与营造设计，向林管局提出木材申请，然后全部交由木材商人包办。商人为了通过这些申请，只好支付一笔好处费给申请机关。然后，这些商人再与林产管理局主办单位进行交易，林管局根据商人给的“好处”多少决定批拨木材的数量及质量的好坏。其结果是，申请机构、商人与官员均有利可图，大发其财，最后导致滥发提货单，并爆发了林产管理局局长洪维炎的木材卖空买空案，震惊全社会。台湾的官商勾结从此愈演愈烈，成为当今台湾社会挥之不去的恶梦。
更可悲的是，森林遭到乱砍滥伐，与此同时木材浪费也很严重，甚至将千百年的宝贵桧木伐下用于铁道枕木。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量的水土流失，每逢暴雨，山洪暴发，泥石俱下。一些地方的居民生活更加艰苦。
台湾这个海岛的水土保持遭到种种破坏，令人痛心疾首。王永庆记得光复以前，家乡新店溪一年四季溪水盈盈，景色怡人。即使天旱时，河川也是一片水蓝，从不见底。但是现在一遇天旱，河川立即变成坝沟一般，甚至干涸见底。每当看到这种情境，就会想起他童年时的情景，王永庆抚今追昔浩叹不已！
在那场木业大战中，造就了许多发财的商人，也有人付出了代价。王永庆因木材而发了不少财，也曾一度迷失方向。
作为一个木材商人，他也加入了伐木盗林的行列，不久就遭人揭发。台湾警方就此向他发出了通缉令，王永庆被迫流亡日本。能够逃脱是幸运的，在日本他靠一些朋友们的帮助，生活也很安逸。唯一不能释怀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台湾，这让他特别惆怅。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败北，被迫撤退到了台湾。刚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东海一隅台湾，国民政府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唯有发展经济一条路。这时正急需有胆有识的民间企业家来办实业。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陈诚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力保王永庆回台，让他又度过一关。
回到台湾后，王永庆才知道在自己流亡的过程中，弟弟王永在曾经替他坐了几年的牢狱，心里很愧疚，对弟弟更加好了，从此兄弟俩人更加亲密无间。同时，王永庆也很感激陈诚的知遇之恩，从而结下了陈王两家的友谊，这在台湾已是众人皆知的事。陈诚去世后，王永庆出钱出力，为其寻觅风水宝地。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后来一度出任王永庆创办的明志工专学校校长。这是后话。
王永庆回到台湾仍旧做木材生意，由于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一到台湾便大兴土木，大搞建设，大量的资金投入必然带来木材业的飞速发展，价格暴涨。
这为王永庆所从事的木材行业提供了黄金般的发展机会。王永庆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迅速发展，几年之间，便牟取到暴利，从一个小商人发展成为一个大商人。但是，木材生意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涌入。王永庆从热火朝天的建筑热潮后面看到了一丝不祥，预感到潜伏的危机。
王永庆认为，过不了几年，建筑业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对木材的需求将会减少。木材生意不可能一直红火下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投资有发展潜力的行业。经过认真考察和反复研究，王永庆决定把资金投向工业。
果然没有多久，兴旺一时的木材行业走向萧条，他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这成为王永庆跨入塑胶业大门的契机。
睿眼识金，转行塑胶外销经
在不能确定走哪个方向的情况下，不妨先走两步看一看。王永庆要重新选择投资什么产业，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正在此时，台湾当局也在进行产业规划，这与王永庆的转型刚好是同步的。然而王永庆是如何切入到“政府”的产业政策规划之中，从而进入塑胶行业的呢？这里面有许多偶然的因素。
1953年，台湾当局设立了“经济安全委员会”，并任命尹仲容为召集人，负责拟定玻璃、纺织、人造纤维、塑胶原料、水泥等建设计划。恰好此时，美国政府答应援助台湾5000万美元用于建设，其中包括这些工业项目。
这个消息令王永庆很兴奋，有美国援助这样的好事情，总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可以投资的项目。当时赵廷箴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想与人合作搞一个项目，这样王永庆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曾经合作过，在赵廷箴心目中，王永庆是一个信誉卓著的生意人，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好朋友。
有一天，两个有共同想法的商人走到一起，说出了各自的想法，他们都想进入工业，至于投资什么项目一时还没有决定，两人商谈很久，最后，王永庆采纳了赵廷箴的建议：投资水泥行业。
当即，王永庆就打报告给台湾“工业委员会”，谁知，申请报告递交上去之后，才知道水泥项目已经被台湾水泥界前辈束云章老先生捷足先登。面对这样的处境，王赵二人不得不再次商量，权衡之后决定投资轮胎业，然而，轮胎业项目也早就被人盯上了，已经提前打了报告。两人顿时傻了眼。
看好的行业都被人占了先机，王永庆意识到不能这样闭门造车了，要走出去看一看。
赵廷箴也同意，大家决定直接到“工业委员会”咨询一下。恰好赵廷箴有一个在上海认识的朋友，叫严演存正在那里任职，他们决定走这条路试一试。于是，两人直接来到“工业委员会”，但是，当他们找到严演存时，严演存并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热情。王永庆并没有在意这些，毕竟做大事的人不能光注意别人的脸色，意气用事就很难做成事。为了尽快得到一个项目，王永庆只能利用严演存这条路。
王永庆非常恭敬地向严演存说明来意。严演存的眼睛只是斜视了一下王永庆，然后漫不经心地说：“可以办的厂有的是，像塑胶厂，生产PVC的，不知两位听说过这种产品没有？”
王赵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
严演存见他们面红耳赤的样子，就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嘲讽地说道：
“两位还是先弄明白塑胶是什么东西再来吧。”王赵两人吃了闭门羹，愤愤不平，骂骂咧咧地走了。其实关于塑胶的项目，“工业委员会”已经有了规划。尹仲容等人是准备让官方企业台碱来承担，即由台碱来投资PVC厂，这样可以节省成本。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台湾规划中的第一批16家工厂，都有美国政府的援助，美国方面主张，所有项目原则上都应该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如果台湾方面决定由官方企业来承担，就可能失去美国援助。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台湾需要大量的资金，美援太重要了。所以，考虑到这么一层因素，尹仲容等人最后决定由民营企业来承担PVC项目。
关于塑胶项目的人选当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何义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何义早年从事化学工业，旗下的永丰化学公司在台湾影响很大。尹仲容持此意见，并且强调何义早在两年前已经从日本引进了塑胶生产技术，并且投入生产，只是一直没有形成规模。
何义了解到这件事以后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有美国的援助，还有“政府”的辅助，这简直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个精明的商人怎么能放过呢？
很快，何义成立了福懋塑胶有限公司，为筹建PVC厂，他还亲自远赴欧洲、美国和日本进行考察。
考察之后，何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劣势，从而失去了信心。他发现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日产PVC都在50吨以上，而台湾当时计划是日产4吨，相比之下，产出少，成本就会增加，另外，台湾全岛日消耗PVC只有2吨，其余2吨还得自己寻找出路。这些情况是致命的，因此何义得出结论：在市场上，成本高、价格昂贵的台湾PVC，要想战胜成本低、价格优的日本、欧洲、美国PVC，谈何容易？
何义想放弃这个项目，又有一点舍不得，所以一直没有对外面公开宣布过。然而不久，何义在去日本考察的时候，不幸逝世，从而使塑胶厂项目彻底破产。
尹仲容急于找个下家，肯做塑胶厂项目，所以当他从严演存那里得知了王赵二人的事情后，就嘱咐严演存极力说服王永庆和赵廷箴参加PVC项目的投资。
多年后王永庆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关于选择塑胶当时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一切都是偶然吧。这些话真实地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先走两步看一看，也许就有机会，这也可以看作是努力的结果吧。
严演存根据上峰的指示，找来王永庆和赵廷箴，非常客气地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有关PVC投资项目的计划，希望他们能够投资PVC项目。王永庆听完严演存的介绍之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去咨询尹仲容，尹仲容似乎早就料到王赵二位会来找他，于是，尹仲容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塑胶行业的发展前途，并且还就美国方面的援助以及台湾当局对塑胶行业的优惠政策做了说明。
尹仲容让他们打消了顾虑，让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本万利，王赵二人却想到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还是要亲自去调查一下。王永庆开始走访学者，请教业内名人，亲自到日本考察，回来之后对台湾当时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经过反复权衡，得出了与何义相反的结论，王永庆认为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发展的。因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岛内各地，每年有70%的氯气可以回收利用制造PVC塑胶粉，这样生产塑胶的原料就不必担心了；而塑胶工业作为基础工业，在台湾经济复兴阶段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可以用什么结论来解释呢？同一件事情，却有不同的看法，这直接影响到了事情的发展和下一步的运作。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肯定会遇到嘲笑的人群，这是一个定律。所以才有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当时，一位非常知名的台湾化学家知道王永庆准备上马塑胶项目之后，嘲笑王永庆不自量力，连塑胶是什么都没有搞懂，就做塑胶生产，预言王永庆及其合伙人最后肯定会倾家荡产。
王永庆周围的人也认为王永庆是昏了头，是异想天开。这些，都没有让王永庆减弱对塑胶项目的信心。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多年以后，王永庆认为是自己的坚持成就了自己。因此他坚信：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当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决定！
1954年3月，王永庆登记设立了“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么司”，自有资金约50万美元，美援有67万美元。
然而美援并不是可以随意支配的，只能用于购买设备以及向国外引进技术，而且要经过美援机构——怀德公司审查。1955年3月，怀德公司于审查中，突遭美国国会某议员反对。理由为，援助67万高额美元，每月仅计划生产100吨，那是不符经济效益的。因此，美援遭到搁置。后来，经“政府”苦心争取，同年12月才重新获得美方同意。
因此，实际上直到1957年3月，台塑建厂才宣告完成，并正式开工生产；每月产量只有1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即便如此，仍旧供大于求；所制成的产品只有胶膜，一般称为化学玻璃布，品质很差，做成雨衣一穿即破，以致一般用户认为化学品都是骗人的。其余的用途有软质PVC，将它压制成细条状，用于编制小袋子，消耗数量也很有限。
困境马上就出现了，而危机随着爆发，这不但出现在销售上，还表现在股东之间。
台塑公司自行生产PVC塑料粉早就风闻业内，大家对产品的品质没有信心，所以仍用国外进口的产品。迫不得已，“政府”采取了管制进口的政策，然而一些公司早在管制之前已经储备了7个月数十吨的需求量。因此，从开工到年底，十个月没有卖出一吨PVC塑料粉，库存堆积如山，危机开始出现。
公司处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境地，几乎已经到山穷水尽、奄奄一息的地步。
此时，经济部长尹仲容为王永庆指明一条出路：本省市场狭小，除非开拓外销市场，否则死路一条。要拓展外销市场，以当时每月100吨产量的规模，根本毫无竞争力。所以，他一方面决定扩厂，希望大量生产以降低成本；一方面筹组二次加工厂，为台塑的PVC粉找出路。
此时股东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许多人开始认为投资塑胶行业是错误的，纷纷要求撤股，企业的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这也是考验一个领导者信义和毅力的时候，王永庆却在此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开始四处借钱收购股东手里的股份。这个决定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企业经营不能成功，这无疑于自取灭亡。但是王永庆坚持下来了。
到1958年，月产由100吨增加至210吨。成本虽然稍降，但那时日本已增产至五六千吨，他们如此高的产量，成本自然更低。此时，王永庆决定第二次扩充增产。
对于第二次扩充增产，大多数人都认为增至600吨比较保险，就连外国的顾问也持这种看法。然而王永庆力排众议，主张增至1200吨。
结果，在当时“工业会”第一处处长沈观泰的支持之下，1960年顺利完成1200吨的扩建计划。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外汇管制甚严，若非沈观泰先生的支持，赞成1200吨的扩建计划，今日PVC工业之发展不知要落后几年。因此，王永庆深深感到工业的发展，计划和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扩建计划完成后，产量激增，成本大减。
除了进行1200吨的扩建计划之外，王永庆于1958年成立了南亚塑料公司，做二次加工，生产胶布与胶皮，设法协助台塑销售PVC粉。产量上来了，成本降低了，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找到产品的出路。二次加工需要加工技术，PVC的加工比PE（聚乙烯）、PP（聚丙烯）等其他塑料之加工都困难。王永庆曾经数次请国外的一些厂商协助，然而就算他愿意支付技术指导费，也很难得到外商的协助，公司要发展只有靠自力自强。
当初南亚建厂时，只有一部胶布机。第一年，开工率不到一半；还有数部制管子的轧出机，技术拙劣，品质不稳定，以致工厂亏损累累。等到二次加工品质较稳定后，王永庆又想设立三次加工厂。有一次在香港，王永庆遇到一位名叫卡林的美国人。卡林在日本神户开了一家很小的吹气玩具工厂，这正是王永庆所需要的三次加工厂，为了能把他吸引到台湾来办厂，王永庆给了他非常优惠的条件，同时提供资金支持。就这样，一家一家的三次加工厂办了起来。
后来，王永庆与卡林在新店合作设立了卡林塑料公司。卡林塑料生产吹气产品、雨衣、浴室帘布、尿裤等塑料制品。这样王永庆解决了三次加工的技术难题，同时为自己生产的塑胶产品找到了销路。
之所以王永庆这样大胆，源于他算过的一笔账，那时候的直接工资，大约是产品的6％；换言之，假定售价是100元，直接工资就是6元。而美国当时的工资大约是他们的15倍，是90元，虽然台湾地区的工资便宜，但效率比较差，加上美国的生产设备精密度较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大约高出台塑2～3倍。假定是2倍的话，那么，台塑工资6元，他们实质上就是45元，相差39元。台塑的产品由台湾运到美国的海运费及关税大约要10元。扣除10元实际相差29元。纵使买主再杀一点价，大家还是有利润可赚。
正是基于这笔帐，王永庆才敢放开手脚地去做。当时，公司外销的塑料制品全是廉价品，所赚的就只是工资的差额。经过扩厂大量生产，降低了成本，并在成立二次及三次加工以拓展外销的情形下，总算解开PVC粉滞销的困境。以后逐步发展，不但打开了PVC粉的销路，也促成PVC塑料加工蓬勃发展的局面。
抑己排敌，石化王国格局经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企业要不断的发展，将面包做大，这是企业发展的出路，是任何一个成功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要扩大产业，首先从扩大产品范围开始，如果仅限于从事塑胶吹气加工，在石化工业领域是不会有大的作为的，也不能进一步扩大PVC销路。王永庆要走出这块小天地，必须让塑胶三次加工业产品多样化，大批量生产，才能降低成本，扩大销路，走向国际市场。
1959年，王永庆在卡林先生及诸位朋友的协助下，成立新东塑胶加工公司，1961年投入营运，大批量生产鞋类、皮包、玩具等塑胶三次加工产品。王永庆利用当时廉价、充足的劳动力，依靠工人的勤奋劳动，协力合作，以低价出口，与国外产品展开竞争，终于打入国际市场。看到新东公司的成功，许多商家开始跃跃欲试，一时间，三次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多得不可胜数，生产的产品也是品种繁多。
看到这一切王永庆是兴奋的，他已建立起石化工业中、下游一体化生产体系：台塑公司生产PVC粉塑胶原料，南亚公司利用这些原料生产二次用胶布、胶皮等产品，再供应新东与其他众多三次加工厂商生产各种塑胶加工产品。但王永庆的目标是建立更大规模的塑胶原料企业与二次加工工业，而不是发展三次加工工业，于是他在三次加工工业繁荣昌盛、竞争也日趋激烈的商战中急流勇退，将新东公司的全部资产股份于1967年并入南亚公司，并改名为南亚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力发展石化中游原料工业。
1965年，王永庆相继在冬山建立电石厂及在前镇兴建碱氯厂，以充实制造聚氯乙烯粉所需原料来源，公司实力也得以加强，于同年3月股票公开上市。为适应市场扩张需求，与1973年起先后在南部高雄仁武地区扩建及增建仁物碱厂、仁武氯乙烯厂、仁物塑胶厂等。但塑胶粉产量仍大于氯乙烯单体产量，生产供需不平衡，于是在1984年增资，在林园厂扩建年产24万吨的氯乙烯单体工程。
为了进一步增加销量，深谋远虑的王永庆把眼光紧盯在海外。因为台湾市场狭小，他要挑战国际市场，这种精神是台塑前进的动力。物美价廉的台塑，南亚塑料产品以锐不可挡之势于1965年打入日本市场，对日本的塑料行业形成了致命的威胁，打乱了他们的阵脚。日方塑料行业不堪一击，一下子就退出了主流市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从此台塑以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走向了国际市场。
作为一个企业，要健康持续地发展，没有或缺乏必需的中下游原料，那绝对是一句空话。台塑企业集团的生产需要大量的石油化工中间原料。然而台湾由于地域狭窄，天然资源相当缺乏，不能保证台塑集团的发展，王永庆不得不考虑建立自己的原料供应体系。
经过对世界各国的分析比较，王永庆把目光瞄准了美国。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再加上良好的投资环境，在那里建厂定会把握能源来源的极大主动权，这样也就解决了台塑持续发展的后顾之忧。
和王永庆预料的一样，1973年世界经济领域首次爆发了能源危机，这影响到了许多国家和许多的行业，然而王永庆利用自己过人的胆识，毅然在美国投资建厂，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1978年，他自行设计，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工厂，开创了台湾石化工厂整厂输出的先例。此后几年，王永庆又在美国连续收购工厂，当时这还不叫兼并，继续扩大经营的规模，这样不仅有力地巩固了台塑企业的根基，而且也促进了台塑企业技术稳定持续地增长。
1980年，王永庆在美国德州休斯敦筹建了一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PVC塑料工厂，其中包括有一贯作业的VCM（氯乙烯）和PVC厂各一座，年产量各为24万吨。
该厂于1980年6月开始兴建，从策划、设计、安装、试车完全由台塑一手包办，因此大大地降低了建厂的成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厂于1983年正式生产，一船一船的PVC原料由美国运回台湾地区，解决了多年来原料缺乏的严重问题。
1981年，王永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从卜内门公司（ICI）手中，买下一家氯乙烯厂；不久又在德拉瓦州向史托福石化公司（StaufferChemical）买下一个PVC厂；1982年年底又以1950万美元买下美国JM塑料管公司的8个PVC下游工厂。
如今，王永庆在美国已经拥有3个石化原料厂以及11个下游工厂（原JM塑料管公司的8个厂，他的公司接手后又增加了3个新厂）。
美国石化业的大厂家潭尼可公司（Tenneco）的副总裁曾经评价：“台塑是个不可轻视的劲敌。”
目前，美国市场的PVC粉售价，每吨已达700美元以上，而他的公司供应国内加工厂的PVC粉价格，从1983年以来，都维持在每吨600美元以下。
1983年，公司生产PVC粉全年55万吨，加上美国投资工厂所生产的39万吨，年产量共达94万吨，远超过PVC业的霸主固力奇公司（Good-Rich）的85万吨，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PVC粉制造厂商。同时，南亚塑料公司每年需耗用PVC粉30余万公吨，制造各种软硬质塑料制品，也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PVC塑料二次加工厂商。经几十年奋斗，王永庆建立了石化工业中、下游完整的原料生产体系，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塑胶王国。但王永庆尚未进入石化业上游的乙烯与炼油生产领域。
乙烯是石化工业的上游重要原料，也是王永庆经营塑胶业的命脉所系。没有乙烯的充足供应，台塑公司就会顿时瘫痪，南亚公司及其下游众多二次、三次塑胶加工业也会因此遭殃。
早期，台塑公司以及其他相关企业需要的乙烯，是通过“中国石油公司”垄断的汽油裂解厂提供的，然而由于生产规模小，产量低，根本没有办法保障供给。这对王永庆不断扩张的台塑集团来说是致命的。
为此，王永庆希望建立一座轻油裂解厂，生产乙烯，改变台塑公司原有的“电石”方法，以解决企业原料不足的问题。就是这一有利经济发展的远大抱负，却得不到台湾当局的回应，一次次的申请被退回，王永庆为此苦苦追求了20年，可谓“痴心不改”！
台湾当局为何要控制乙烯的生产呢？面对台湾石化业的经济支柱，台湾有没有考虑过台湾经济发展的将来呢？台湾当局当然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这要从台湾建立第一家轻油裂解厂开始说起。
1968年，台湾“中油公司”设立台湾第一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一轻”），日产乙烯150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小的轻油裂解厂之一。其产品除供台聚公司制造日产100吨的低密度聚乙烯外，另外由官方硬性分派投资设立台湾氯乙烯公司，生产氯乙烯，以消化“中油公司”所余每日50吨的乙烯。台氯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王永庆也有股份。
随着台塑公司规模的扩大，100吨的乙烯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这家规模较大的塑胶原料生产公司，不得不仍采用不经济、落后的电石法生产乙烯，它已经没有办法得到公营“中油公司”的乙烯来源，然而台塑集团却能克服困难，将成本控制在产品售价以下，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公司对乙烯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政府”管制并不能提供更多的资源。相反，台氯公司虽有方便的乙烯来源，却经营不善，不能有效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不利于塑胶原料聚氯乙烯与石化工业的发展。
王永庆经过评估之后，于1972年3月17日向“经济部工业局”提出承包台氯公司构想。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台氯公司如果能够经过他的整合，那么营业能力肯定会提高很多。台湾“工业局”却予以拒绝，不愿让民间企业承包。不过，王永庆却成为台湾第一个提出企业承包经营模式的人。
台氯公司仍在权力操作下，将其产品氯乙烯按各公司投资比例分配使用，且一律依照生产成本计价，较市价行情高出一至二成，年年如此，对台塑公司等造成重大损失。
氯乙烯是制造聚氯乙烯PVC的重要原料。台塑公司生产的氯乙烯产量有限，台氯公司生产的氯乙烯成本又偏高，台湾不得不从外国进口氯乙烯，进口量也不断增加，进口地区也从原来的日本扩展到美国与欧洲。
进入1970年代后，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供需无常，价格波动剧烈，一旦氯乙烯供不应求，后果不堪设想，台湾塑胶二次、三次加工业将受到致命打击。
王永庆作为台塑集团的掌门人，是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他要把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提出自主建立轻油裂解厂的建议，以防后患。这表现了一个企业家未雨绸缪的思维逻辑，而这种逻辑对企业的生存是十分必要的。
1973年1月10日，台塑公司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签订协议，由美方提供轻油裂解等一系列产品的生产可行性研究报告，台塑公司正式向台“经济部”提出建设轻油裂解厂的申请。
但官营的“中油公司”表示自己正在建立年产量23万吨乙烯的第三座轻油裂解厂（简称“三轻”），撤销台塑公司的计划案，不予通过。
民营企业主还不具备与“政府”机关对抗的实力，这必将受制于人。王永庆已别无选择，只好从命，放弃参与上游原料生产的计划。
然而王永庆并不死心，他一定要拥有自己的轻油裂解厂，这样台塑集团才能真正实现飞跃发展。1979年，王永庆三度提出扩建轻油裂解厂建议，请求“中油公司”考虑实际需要，增投较大规模轻油裂解厂，同时多次上书“政府机关”与“中油公司”，仍无法求得认同。
最后，在企业界的强烈要求下，王永庆再次提出议案：若“中油公司”同意扩建轻油裂解厂，如果将来生产的基本原料超过市场（石化业中游厂商）需求，台塑公司愿将多余部分全部采购。
1980年，王永庆又一次提出台塑公司兴建一座轻油裂解厂的计划，这时，“中油公司”又自己建立了两座轻油裂解厂，王永庆申请的工厂只能称为“五轻”了。但一切依旧，他四处碰壁，得不到主管机关的积极回应。王永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直接拜会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王永庆情深意切地向孙运璇说道：“台湾石化业上、中、下游一贯体系已经建立良好基础，有所成就，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也是指日可待，为了所需原料必须图谋自给自足，台塑希望有机会为‘政府’分担兴建轻油裂解厂。”
孙运璇被打动了，他觉得王永庆作为一个实业派的企业家，提出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他表示可以考虑一下。然而，几天之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政府”不支持民营轻油裂解厂。这让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王永庆重新陷入了黑暗。之所以前后有这么大的出入，孙运璇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表面上的理由是“政策限制”，即石化上游只能由“中油公司”独家做，民间一概不准。事实上，一是担心王永庆经营有道，生产的汽油成本会比“中油公司”低而泄了“中油公司”独占庞大利益的底。二是为防止王永庆坐大，形成超级大资本家而垄断经济。
为此，蒋经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言，王永庆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大资本家，影响巨大，对其向上游石化工业发展应有所限制，否则让其坐大，将对其难以控制。
当时，王永庆想买私人座机，购奔驰豪华汽车，甚至想花5000万元做“文化大王”，支持《联合报》王惕吾大规模发展新闻事业等，都被蒋经国暗中派人劝阻或直接封杀。
在这种情况下，孙运璇便改口，进行反对，限制王永庆向石化上游扩张。可见，孙运璇不过是蒋经国的“传话筒”。王永庆是坚韧的，越是难做的事情他越要想办法做，坚持不懈。一位学者讲，“台塑高干想念他们的王老板，不管是台湾两岸或太平洋两岸，反正搞不到世界石化王国的最上层，他死不瞑目，他事业上的‘真正祖国’就是他的石化王国，终其一生也要念兹在兹，绝对搞到最后一秒钟。”
王永庆不甘心自己的石化王国梦就这样被扼杀，他决定建立海外工厂。
变通是一个企业家通过变换形式达到目的的一种积极方法。他把目标选在美国，开始收购兼并一些工厂，来生产自己所需的原料。1984年4月，“中油公司”第四轻油裂解厂完工并投入生产。但其设计能力有限，所产各项原料不能满足石化工业发展所需，仍要从海外大量进口。于是台湾当局有关部门接过王永庆的设想，提出兴建“五轻”计划，并列入14项重大建设计划之内，但仍由“中油公司”承建，没有开放给王永庆。
1986年8月，王永庆正式向台湾“经济部”提出自行兴建第六轻油裂解厂的详细计划报告。
此时的台湾已经不再是蒋经国一手遮天的时期了，新的民进党强烈要求公营事业民营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六轻”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就被通过了。
1986年，当局核准台塑兴建“六轻”，计划每年炼油1400万吨，裂解产能达135万吨。然而因为石化工业属污染工业，光是寻找厂址就拖了5年，最早决定在宜兰利泽工业区，因为当时县长陈定南反对，被迫改到桃园观音，又遭居民反对，一直到1991年才决定设在云林的麦寮。
公司在麦寮的“六轻”工程，主要包括两套炼油厂、两套轻油裂解厂以及49座石化工厂。根据台塑企业的统计，“六轻从1993年7月动工到2000年12月初为止，总共投资新台币3324.5亿元，在炼油厂方面，第一套炼油厂已经在2000年5月投产；第二套炼油厂第一期在2001年3月投产，第二期在2001年年底投产。在轻油裂解方面，第一套轻油裂解已经在1998年9月投产，年产乙烯45万吨、丙烯22.5万吨；第二套轻油裂解于1998年年底投产，年产乙烯90万吨、丙烯45万吨。至于49座石化工厂，其中有28座进行投产，10座进行试车，其余11座在2001年全部竣工。
公司的年营业额由3788亿元增加到5800亿元以上，成为台湾地区最大的企业集团。此外，每年将创造1兆元的产业附加价值，可增加1.5％的经济增长率。
如此巨大的石化王国，王永庆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呢？
将成本压到同业之中最低，并且能够自我克制不求暴利，结果有效地把潜在的竞争者排斥在市场外，这就是王永庆在塑料业长久致胜的诀窍。王永庆今年已经89岁了，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这样拼命地工作，是因为他希望看到台塑企业走向一个更大的格局。这个更大的格局，指的是完成台湾地区、美国、内地铁三角的台塑石化王国。台塑美国厂的工程已经大致就绪，规模与台湾地区的相当，目前他考虑的是台湾地区的“六轻”兴建案与内地的投资案。
待“六轻”完成之后，台塑不但可完成上、中、下游一贯的生产体系，大幅降低PVC的原料成本，而且可以提升技术层次，生产价值更高的产品。
他原本策划的内地的投资案，是把台湾地区石化业上、中、下游全部集中在厦门的海沧，成立一个石化专区，并且计划每年炼油1400万吨（与“六轻”相同），首期裂解产能90万吨，3次加工产品全部外销，这就是喧嚣一时的海沧计划，后来因故而胎死腹中。
为了避免抵触当局“戒急用忍”的政策，最近几年来王永庆被迫改弦易辙，陆续在大陆的广东、福建、安徽、四川等地设厂生产PVC管、PVC门窗、PVC地砖、PVC纸张等下游产品，其中包括南亚塑料工业（广州）公司、南亚塑料建材（广州）公司、华亚（厦门）塑料公司、华亚（厦门）管件公司、华亚（芜湖）塑料公司、华亚（东营）塑料公司、南亚塑料工业（南通）公司、南亚塑料建材（南通）公司、中国南通华丰公司、南通华富塑料公司、南英塑料工业（南通）公司、南亚塑料工业（重庆）公司这12座工厂。
2001年初，有鉴于开放小三通，“戒急用忍”的政策似乎有松动的迹象，王永庆才敲定公司在宁波梅山岛300亿新台币的PVC投资案，并决定最迟在2001年底前动工，以供应包括南亚在内的下游厂商对PVC原料的需求。
他还投资50亿美元（约1500亿新台币），把整个梅山岛开辟成一个石化专区，以争取大陆每年进口塑料原料PVC130万吨、PP（聚丙烯）140万吨、HDPE（高密度聚乙烯）96万吨、LDPE（低密度聚乙烯）与LLDPE（线型低密度聚乙烯）共计170万公吨等的庞大商机。
以台湾地区、美国、内地三个地区所形成的铁三角，彼此互通声息，相互支持，一个跨国跨地区性的台塑石化王国出现在了国际舞台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