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庆希望他死了人们还会记得他，当人们都不再记得他的时候，他才真正死了。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被世界所尊重。

    勇担重责，发展出口加工区

    王永庆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任何企业最终都是为社会服务的。他做生意最初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但钱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对个人来说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来说，能够为社会、为民族做些事情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民族企业家的使命，王永庆多年来始终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将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王永庆希望他死了人们还会记得他，当人们都不再记得他的时候，他才真正死了。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被世界所尊重。

    很小的时候，他常听爷爷讲“吴凤举义成仁”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吴凤是福建省平和县人，清朝康熙年间随着父母迁到台湾。20岁时，他开始和阿里山的土著人做买卖，因此对于土著人的风俗习惯、性情性格以及语言都很熟悉，相处十分融洽。因为吴凤做人诚谨笃实，所以极为土著人所敬仰。

    后来“政府”招募通晓土著语言的人担任通事，这样24岁的吴凤应征为阿里山的通事，管理高山族的同胞。由于吴凤平易近人，对待山胞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为他们引进新观念新技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很受山胞的敬重。

    然而，山地有一个风俗，每年秋季祭神的时候，一定要杀一个人，把人头作为供神的祭品。吴凤虽然知道那是迷信，却没有办法让他们放弃这种想法。后来吴凤灵机一动，问山胞们：“朱一贵变乱的时候，你们一共杀了多少汉人？得到多少首级？现在骷髅还存在吗？”山胞们回答说，现在还存40多具骷髅。

    吴凤就晓谕他们说：“杀人是最大的恶事，是国家法律所严禁的。你们既然无法革除习俗，姑准把旧存的40余骷髅，每年用一个祭神，不准再杀人，如有故违，‘政府’将派兵聚歼你们。”山胞们听从吴凤的劝诫，从此40余年再没有杀过人。

    骷髅有用完的一天，山胞们请求恢复杀人祭神的旧例，经吴凤苦苦劝谕而止其妄杀。但是好景不长，三年后，发生了一场大饥荒，有人开始传播迷信，说是因没有杀人祭神而遭的天谴。人们重新请求开始杀人祭神，吴凤知道这次没有办法阻止了，就对他们说：“杀人是很坏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杀，那就明天中午到我这里来吧，看到一个穿红衣戴红帽的人，你们杀了他就可以了。”

    第二天中午，山胞们拿着刀枪和弓箭，到了吴凤办公的地方，真的看到了一个红衣红帽的人，一时弓箭齐发，把那个人射死了。大家走近一看，那个人就是他们平时很爱戴的吴通事。山胞们悔恨交加，悲恸万分，痛哭之声震动山谷；后来，他们为了悼念吴凤，从此就把杀人祭神的多年恶俗，永远革除了。

    王永庆知道自己也是福建移民的后代，吴凤一直都是他引以为傲的人，也是他的精神榜样。他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能够做些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王永庆认为，台湾取得现在的经济成就离不开“政府”正确的决策，但是没有台湾人民的勤俭耐劳也是不可能的。如今的台湾号称亚洲的经济四小龙之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只有检讨过去的得失，作为将来行动的指导，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要赶上并超过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要有合理的经济政策，能够形成产业规模，带动所有行业的发展。

    王永庆经历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时期，有低迷、过渡时期，有高速增长时期，这也正是台塑集团的发展过程。王永庆始终绷紧一根弦，以世界上著名企业为目标，并奋力超越。

    当初，王永庆在高雄设置出口加工区，看中的就是当地劳动力充足，可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同时打开外销市场，赚取外汇，引进新技术，增加“政府”税收。但是，就是这样有益的事情，仍然有许多人反对，他们强调的理由是时机还不成熟，实力还不够。

    为此，有人专门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要他三思而后行，并告诫他，这样的投资会很大，而且如果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那么损失也会很大。王永庆坚持认为，发展出口加工区是非常现实的。他列举了台塑的两个优势——

    其一是：先进国家工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很多，员工的薪资水平也比我们高得多，这样加工产品的成本增加，就迫使他们的企业生产附加价值高的产品。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生产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就很难盈利，因此，他们就需要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委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工。

    其二是：台湾地区输出的各种产品，以前大部分是由日本、香港供应，现在台湾比他们更具有竞争优势。首先日元升值，人工成本增加；其次香港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不足，这样台湾就比他们更具有发展机会，完全可以利用台湾廉价的劳动力，抢占市场先机。

    王永庆最终说服了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支持建立和发展出口加工区。

    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证明了王永庆的决策是正确的。但王永庆也提醒人们，有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在模仿建立出口加工区，而台湾的企业没有进步，仍旧在走老路，难免会被别人赶上甚至超越，因为还有人力资源更便宜的地区存在。

    如果经济持续出现上涨势头，那么工业发展迅速，所需员工人数必定增多，现在每年工资平均提高20%左右，到时候劳动力资源不足，那么就不是提高20%就可以见效的了。这样就凸显了管理中隐藏的危机，管理者的观念如果不加以更新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王永庆看问题总是喜欢比较，但是他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只注重表面现象，只看到事物的外在特征，他能够认真思索，深入剖析。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因此他的许多观点经常出人意料，一鸣惊人。

    有一次，王永庆会见一位韩国客人，那是一位财政高级官员。这名韩国官员说：“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我们的人民经常会偷漏税款，这一点让财政局没有任何办法。”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何况是对一个外国人说呢？因此王永庆很钦佩他的坦率。

    王永庆说：“这是很普遍的现象，首先这些人并不是不爱国，偷漏税款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种事情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生，归根究底在于社会没有一套完整的税收制度。比如美国，就没有这种现象，原因在于他们对纳税人的义务设有严格的制度，资料正确完整。人们并不是不想偷税，而是没有办法偷。再如英国采取的是政府委托会计师代查，有没有偷漏税一眼就能看透，因此也很少发生偷漏税的情况。可见制度建设非常重要，通过制度约束人，制度没有缺陷，自然就能让所有的人处于公平之下。”

    韩国官员有些惊讶，问道：“那在我们这种发展状况下要一套什么样的查账办法呢？”王永庆说：“其实对任何国家都一样，就是税收要从根源上下手。以纤维纺织业为例，制造一吨原棉所需要的原料，可以通过三部分资料查出：一是机械设备，提供技术设备的厂家必定有生产能力的说明书；二是税务当局可向国外索取原料生产单位的资料；三是将同类厂家生产效率做比较。通过对根源资料的确切掌握，就能够实现对各加工过程的掌握，纺纱织布做衣服就都可以推算，这样他们就很难再偷税漏税了。”

    王永庆略作停顿，接着说：“其实现在好多国家的征税制度也不太合理，有失公平。正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才会有些人偷漏税。这样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公正，因为有人得到了额外的利益，因此大家就会效仿，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糟。因此，征税制度一定要无懈可击，税收征管机构可以按照上面的方式，在工商界制作一套成本会计，一改过去监查的方式，而成为企业的管理人员，这样就能建立良好的制度。”

    韩国客人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后来，韩国工商部很诚恳地邀请王永庆去听他们的经济报告，他们以幻灯片的形式介绍各行业的生产情形、成长率、今后计划输出增加量，有很多很精彩的设想。

    报告结束后，一位官员很客气地询问王永庆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王永庆谦让了一下说：“刚才幻灯片介绍，一些年产12万吨石油化学肥料工厂每年的生产量都有所增加，甚至超过100%以上，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不过这些工厂好像都是公营的，那么在每年的利润中，公营创造的占多少，民营的又占多少呢？”这位官员不知如何回答，最后只得说：“我们的公营事业大部分都供应国内消费，尤其是肥料供应，自给尚难，更不用说输出了。所以，虽然我们的输出量每年增加，但是和台湾相比还差得很多，公营事业的出口额占比率甚微，民营企业占得比较多。”

    王永庆接着问道：“为什么公营事业不能够增产出口？那么鼓励民营企业增产出口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呢？”

    这位官员说：“政府是想鼓励民营企业出口，但是所需资金极为庞大，不是民营的力量就能达到的，因此只有公营。”

    “可是，据我观察，汉城有许多高楼大厦都是民营企业出资兴建的，可见民间资本的力量并不是很弱，如果将建造这些大厦的资本转向工业，岂不是对国家、对地方的发展更有好处？”

    “可是，我们的工商界对工业没有兴趣，对兴建大厦兴趣较浓，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希望民间资本能够转向工业，因此，汉城已经采取禁建措施了。”

    王永庆说，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工业上不去，没有资本做，但是房地产却异常火爆，这多少有一点不和谐。如果能把这些资金优先用于工业，制定一些优惠政策，这样不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加有利吗？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它自身的优势，为了发展经济就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政府只有合理地加以引导，不断进步，这样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这就需要深入分析自身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合理加以解决，这样才能有益于实施和发展。

    台湾当局曾经鼓励民间企业合并，以扩大生产规模。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很少有企业愿意合并。

    就拿纺织业来说，台湾当局希望将几家2万锭左右的纺织厂，合并为一家10万锭以上的大型纺织企业。然而提了十几年，还没有一家纺织厂合并。所以王永庆认为，政策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如果合并对所有的人都有利，那么大家不会拖着不做，相反拖到现在仍没有实行，就说明这中间有些事情不切实际，对企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好处。

    合并到底有没有好处？2万锭和10万锭两相比较，究竟哪一种生产规模更符合经济原则呢？有人就说：“当然10万锭的工厂优于2万锭的。就拿人事费用的开支来说，如果一家公司董事长连同常务董事共5个人，每人给一部汽车，5家2万锭的公司总共需要25部汽车；如果合并起来，那么5部汽车就够了。”

    那到底哪家工厂能够赚钱呢？王永庆认为，台湾的民营企业在管理方面普遍没有步入正轨，在这种情况下，设备越庞大，管理越容易出现漏洞，经营就越容易发生亏损。现在纺织业界许多2万锭左右工厂的负责人都很精明，他们通过灵活适应市场得以维持经营，如果不懂得变通恐怕早就倒闭了。如果真的将工厂合并，恐怕情形也不一定会好，也许会很糟糕。

    王永庆的观点总是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事总喜欢追根究底，而不是一知半解。

    美国NBC电视台曾经制作过一个电视专集，名字是《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美国人不服输，不相信日本人能够做到的美国人就做不到。

    王永庆分析，美国条件充足、生活富裕，人们就开始产生懈怠心理，工作就不再卖力。这样一松懈，就给了日本人赶超的机会。

    台湾人也不服气，日本人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凭什么不服气？要工业基础没有，要资源也没有，这些很客观的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只有一点一点地发展才有机会。

    王永庆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资源丰富，科技发达，文化水准也很高，落后是由于人们精神松懈造成的，只要稍微提高工作状态，一切马上就会发生改变，这种条件和潜力台湾是没有的，所以，所有的台湾人，所有的台湾企业家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到底应该怎样做。该是警醒的时候了，任何松懈都会造成落后。不是吗，连美国也开始有不如日本的地方了。他也发出警示，不要因此而被假象迷惑，认为美国的工业就此被抛在了后面。美国可能会短暂地停步不前，但一旦发展起来速度就会很快，不久还会跑到日本的前面。所以美国人略为松懈，还是能说得过去的。

    而台湾就不一样了，台湾有什么条件松懈，有什么资格松懈？

    中国人不比日本人笨，但让王永庆痛心的是，中国人连动脑筋去思考都做得不够，怎么能够行动呢？又怎么能做得好呢？日本能，中国为什么不能，答案就在这里。王永庆提醒大家要进行彻底检讨，振作精神重新来过，否则再不服气也没有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国家经济千疮百孔，无家可归的人不计其数，非常凄惨。他们为什么能够迅速崛起？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有危机意识，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就会完蛋。日本没有天然资源，一切都要加倍努力。因此日本人更加努力，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发展。像SONY等等几个规模较大的企业，都是在那个很困难的时期里克勤克俭努力发展起来的。那个时期的日本人都很觉悟，知道不加倍认真就没有前途。

    台湾今天有了一点点成就，许多人就不知天高地厚，开始飘飘然了。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台湾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精神，继续努力，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赶，才能迎头赶上。王永庆认为，这个过程是艰辛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

    王永庆清楚地记得，1956年以前，一般学生大多数都赤脚上学，很少人有鞋子穿；那时台北市的小包车寥寥无几，仅有的几辆也都是破旧得很。信义路那时还是一片水田，旁边只有一条泥路，骑脚踏车经过都很困难。而现在，到处都是汽车、洋房，一切都改观了，这些奇迹般的变化都是勤奋发展工业的结果。

    王永庆的勤是有名的，就拿跑步来说，每天早上，他都会绕澄清湖跑一圈，有的时候还有南部同仁一起陪着跑。

    “董事长比以前跑得快了。”他们这样对王永庆说。“快一点很正常呀，我坚持跑到今天，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进步呢？当然会进步！要是还退步的话，那岂不是太糟糕了？而且这是我自己用功所得到的，没有其他任何取巧的成分。”王永庆这样说。王永庆最看不惯一些年轻人的懒，他看到，一些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早上都起来运动，而年轻人呢早上起来锻炼的却越来越少，尤其是刮风下雨天，就更见不到几个人。为什么？只能说明懒惰思想在他们身上作祟。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下雨了就不用到外面去了。其实下雨并不妨碍跑步，这样反而可以锻炼意志。

    因此，王永庆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能满足，不能放松，对每一件事情，都要有“追求到底，搞清楚”的精神，否则永远都不能坚强，永远都不能进步。

    社会使命，工业救民反浪费

    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某些地区可能某种资源很丰富，但也有枯竭的一天，所以要寻求着合理利用资源的途径。王永庆对台湾岛内的资源分布了如指常，他经常说：“台湾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浪费。”有许多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忘了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了，就随意浪费，不注意节约资源。王永庆经常出国，他发现，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很少看到浪费的情况，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浪费现象则非常严重，这主要表现在吃穿等生活的诸多方面。不说别的，衣服方面的浪费就很明显。台湾稍有经济实力的人都会买贵重衣服，一套西装动辄好几万。王永庆觉得，衣服只要穿得整齐舒服就行了，没有必要买那么好的。有一次，王永庆收到朋友送的一套西装料子，就请裁缝来家里量尺寸。裁缝知道他是台湾首富，说道：“您的西装料子很好啊，这种料子我们店里也有，您要做几套呢？”王永庆说：“一套。”

    “像您这样高贵的人怎么能只做一套呢？”裁缝有些不屑地说：“我刚刚和一家医院签了一个业务，他们一下子定了200多套西装，还点名要英国的料子。当时我们店里没有这么多料子，为此专程去了一次香港，才把事情定下来。据说，那些西装是发给医院医生的，每个人有几套。我的顾客也大多数都是一次订十几套，很少做一套的。像您这样的名人，我以为要多做几套呢。”

    王永庆对裁缝的这种态度很反感：“我不是怕花钱，而是还有衣服穿，没有必要浪费。也许以后我会多做一些，但是那一定是出于需要。”王永庆就是这样，他对穿衣没有什么讲究，不像那些暴发户一样，什么都要买最好的，不然就觉得腰板挺不直。他认为，一套西装两万块也好，三千块也好，穿在身上感觉是差不多的。

    美国人在穿的方面就很少讲究，很少有人穿超过100美元的西装，这和台湾地区的差别太大了。而且，他们似乎晚上很少外出吃喝玩乐，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家里享受家庭生活，台湾人就不行了，待在家里会被憋疯的。

    但美国人并不是不注重生活品质，他们的生活环境好，对房子的布置非常讲究。讲究归讲究，他们却不在乎家具是新的还是旧的。一套桌椅他们可以用三代，将近100年，虽然很旧了，但是都很珍惜。桌椅能用100年，说明材质、做工都极为讲究，而台湾的家具，能用个五年、八年的，就相当不错了。

    如果不深入体会，就不能了解什么是浪费。缺乏天然资源的地区，无论如何是承受不起这种浪费的。如果养成了浪费的习惯，钱白扔了是次要的问题，最可怕是它会销蚀人的斗志。

    在王永庆的印象里，台湾的林业浪费也非常严重。20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开始大量采伐森林。当时采取的是标售的方式，得标的业主在采伐木材时，只允许按照规定搬足“林务局”标售的体积。由于是业主自己采伐木材，就不会爱惜资源，不但枝屑残材遍地都是，而且因材积调查常有出入，砍伐过多的现象屡见不鲜。按规定虽然可以再缴款申请伐取，但业主二次作业因不合成本，不是勾结检查人员盗伐偷运，就是索性放弃。这样一来多余的原木与废弃的枝梢残材弃置于山林，任其腐烂。业主虽然没有什么损失，但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这种现象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累加计算，将这些废弃木材制造成木浆，由木浆而制造嫘萦棉，其所衍生产品的价值有数十亿美元之巨。台湾地区一向不产棉花，棉织品一直依赖进口。在乡下，常常能够看到那些农家人全家共用一条毛巾，因为用得太久了，毛巾的纤维稀疏得就像蚊帐布一样，还舍不得扔掉。一方面是一条毛巾用得破破烂烂舍不得丢掉；一方面是数十亿山林的浪费。看得见一条毛巾的几块钱，却看不见台湾2/3山地森林庞大的资源损失，王永庆对此深感痛心。这种浪费现象一直在延续着，到了1971年，仍有许多人用木材烧火煮饭。比较木材与瓦斯使用的合理情况，如果换算成金钱，就会发现用木材做燃料的浪费情形。

    台湾200多万户1400万人口，每年用掉300万吨木材，说起来并不算太多。王永庆算了一笔帐，如果将这300万吨木材做成木浆，4吨木材可做1吨木浆，300万吨木材可做75万吨木浆。一吨木浆市价140美元，75万吨就有1.05亿美元。一吨瓦斯的燃烧能量大约等于10吨木材，那么300万吨木材不过是30万吨瓦斯。进口一吨瓦斯需要35美元，30万吨为1050万美元。这样一核算，里外差出了9450万美元。何况使用瓦斯还有很多优点呢。

    这已不单纯是个人浪费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浪费。有些人往往看到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叹息的份；有些人也许会做些努力，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这种情况，并且想办法加以改善，但这种努力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王永庆就曾经向一些政府官员做过建议，甚至请一位日本人来谈一谈感受。这位日本人曾经在台湾居住过，后来回到日本，在某个大城市任职。这位日本人说：“距离上次离开台湾，已经11年了，这次回来觉得台北的变化太太了，然而有一个变化却让我很吃惊——也许说出来并不好：台北市民浪费现象太严重了，严重得甚至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那时韩战给日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生意机会，从此带动整个日本工业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趋于繁荣，他们开始以消费刺激生产，促进工业发展，因而普遍养成了浪费的习性，现在的台北比那时候的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永庆深有同感，接过来说：“这种风气确实不好。我走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哪个城市比台北浪费得更厉害的了。”当时有位官员接话说：“有这么严重吗？这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当然很大了。工业的目的是要国家富强，而如此浪费岂不是将几代人辛苦努力的成果都丢掉了吗？”王永庆分析道，日本人有吃苦耐劳的传统，日本经济能够有现在的发展是几代人艰苦努力的结果，就算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会有丝毫的浪费。从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日本为什么会如此发达。

    “这种风气一旦养成将对社会影响非常不好，浪费好像是个人问题，但关系的是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问题。特别是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本身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如果再不合理利用，杜绝浪费，又怎能赶超那些发达国家呢？”

    “王董事长说得不错，我们是没有什么资源，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好像和资源的丰富与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吧。”那位政府官员争辩道。“是这种情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有资源的地区就比没有资源的地区进步。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在最近七八年来，由于石油价格的节节攀升，的确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这些钱绝大部分流到了少数人的手中，绝大部分的人民生活却没有因此而改观。至于那一小部分有钱人，则任意挥霍。其实，这对他们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像这个样子，有能源又能怎样呢？不要说他们国民生活素质情形如何，就连起码的物质生活水准也不会怎么样。”

    “是啊，我们日本本身也没有什么天然资源，但是却能享受到高标准的生活。欧洲有许多国家，比如瑞士，都没有什么资源，一样能发展得很好，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很高。”

    “从经济上看，日本要比台湾进步。但是日本人好像不太在意物质方面的享受，吃住都很简单随意，而在其他方面，比如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却会投入很多。台湾恰恰相反，社会状态完全两样。”王永庆接着说道：“台湾人的许多精力都用在了吃穿住方面，那么日本人的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

    “你说得好，日本知道自己资源有限，许多方面要靠进口，因此一直在提倡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工业和公共事业上，努力提高科技水平，因此才有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

    “台湾也没有资源，这些年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上帝的安排是很奇妙的，有资源、先天条件好的地区，往往比较懒散。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可以坐享其成，那就很少有人会去劳动和靠劳动创造生活。在那些缺乏天然资源的地区，人们不得不为了求得生存发展而殚精竭虑。比如中东，石油资源丰富，许多人依靠这些资源而暴富，并没有付出艰辛的劳动。再如新加坡各种资源也很有限，但是他们能够发展特色经济，如今已非常富有。由于这种自然趋势，演变的结果不但没有资源的地区能与有资源的地区抗衡，甚至可以超越。古今中外，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当然也有例外，像非洲沙漠地区，饮用水都很缺乏，人们不得不节约用水，或者去很远的地方弄水，要发展就很困难。”

    王永庆看到大家对这个观点都很赞同，接着说道：“因此，任何人都必须努力做事才能有所成就，稍一松懈，即使天赋很好，也不一定能有什么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优秀很有智慧的民族，中国人有刻苦耐劳的美德，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有很大的发展。”

    有些地区强调资源分布不合理，或者资源储藏不够丰富，这些都不能作为经济落后的借口。相反，一个社会要发展，首先要依靠人们的智慧，然后是刻苦耐劳的美德。但是，不能就此忽略了资源浪费的严重性，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许多地区生活还十分贫困的情况下，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有人浪费就意味着有些人缺乏，因此要杜绝浪费。

    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不但要防止浪费，还要能够把现有资源用于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行业。

    在防止资源浪费方面，节俭一条毛巾是看得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工业水平。王永庆说，工业水平低，生产水平有限，就很容易造成浪费，这种浪费往往是看不见的。

    在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日本人开设了几家大规模的糖厂，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战争的供给，除了不择手段夺取大部分农田外，还强迫老百姓在仅有的一点土地上种植甘蔗。当时实行的是三年轮作制，其余的时间可以种植稻谷等农作物，可是只要甘蔗轮作期一到，糖厂不须征求地主或耕种者的同意，便径自派耕犁铲土翻地，不顾农户利益，非种甘蔗不可。

    然而，土地经过深耕犁翻过，松土层太厚，这样就破坏了水稻种植的环境，老百姓有苦难言。这就是殖民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台湾没有自己的工业，就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这种现象。

    王永庆在谈到工业的重要性时说：“由于当时台湾没有工业，致使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随着战后工业的发展，台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人民生活也提高了很多。前后不过数十年，只因为有了工业，生活水准便有天壤之别。可见发展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啊！”

    当然，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当时受日本人的统治，是殖民地，台湾根本没有工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机会，生活非常困苦，有人甚至出卖自己的骨肉，以求换得暂时的果腹。韩国被日本人统治也一样悲惨，有许多女子堕落风尘也是迫于生计，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工业导致生活穷苦的惨痛事实。

    而日本人呢，则通过教育来遏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当时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是台湾的高等工业学府，就读于高工的日本人是台湾人的十倍，而日本人在台湾的人数只有台湾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在知识上的封锁，直接导致了人才比例的严重失调，日本政府害怕殖民地人民懂得工业的重要性，从而发愤图强，形成对日本的威胁。中国发展工业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在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就开始洋务运动，大力发展工业和军工事业，为此清朝政府专门派人去西方考察，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大力投入资金发展工业。然而西方列强怕中国由此强盛，不断地发动战争，打击腐败的清朝政府，妄图瓜分中国版图，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工业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进而带动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提高，所以发展工业是民族富强之道。工业是多元性的，只在某一方面做好了还不行，惟有各种条件配合才能够发展。发展工业的先决条件在于人才，要发掘人才，使人尽其才，事事合理，就要懂得管理，懂得计划，如此才能制订出正确的发展方针和政策。

    工业化可以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循环，从而产生不断进取的力量。英国也曾高度发达，但英镑一贬值，其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困难，然而由于其工业基础深厚，一经刺激，很快就恢复安定，经济上逐渐出现转机。

    但是，发展工业也要有目的，并不是任何工业都可以做好。这要求做工业要深入思考，找到有利条件，深入分析，慎重行事。台湾中钢公司的赵董事长和王永庆是多年的朋友，曾多次劝说王永庆生产汽车，但是王永庆一直没有在这个项目上发展。

    后来，辜振甫先生的弟弟辜宽敏先生，代表日产汽车公司向台湾当局提出年产20万辆汽车的申请，而且和当局主管部门洽谈过合作事宜。台湾当局介绍他们来找王永庆，看他有没有加入的意思。

    “我认为在台湾发展汽车工业很难。”王永庆说话很直接，全然不管他这只是和辜宽敏先生第一次见面。

    “那您认为怎样发展合适呢？”

    “这个我一时也不好说，如果要做的话，应该请中钢公司出面比较适合。”王永庆这样回答。事情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回应。

    不久，中钢公司赵董事长在长庚纪念医院养病，给王永庆打电话说要商量一些事情，为此王永庆亲自过去了一次。大家客气一番之后，赵董事长说：“当局两次召见我，命我负责辅导台湾的汽车工业发展。这次请你过来就是希望听听你的意见。”王永庆回答：“我不懂汽车工业，对其发展工艺和社会前景都没有作过深入研究，让我来发表意见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我认为台湾发展汽车工业很艰难。”他这句话听起来让人有些不舒服。“那你有什么理由呢？”

    “一年生产20万辆汽车，自制率要达到7成，而且其中10万辆要出口，这怎么可能呢？”王永庆说道：“目前台湾的汽车工业不但品质差，而且价钱贵，这是整体行业的落后，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一种价钱不超过10万元新台币的汽车，而且性能要好，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台湾汽车工业的底子的确很薄弱，但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可能啊。”“是有可能，但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汽车工业是一个综合产业，一部汽车大约有一万个零件，每一个零件的品质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以台湾目前的科技水平，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做到。目前台湾有一百多家汽车零件生产工厂，如果要制造汽车外销，就要将这些工厂全部改过。”王永庆对台湾企业的工作品质太失望了，这也是他认为发展汽车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王永庆认为，任何以为台湾汽车工业可以很快建立、迅速发展的想法都是很肤浅的，对工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当然，后来他还是介入了汽车工业，那是后话了。

    小处文章，环环链条及根本

    社会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每天都有新的科技成果诞生，每天都有无数的商业机会出现。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产业发展也同样是这样。

    企业经营没有止境，产业发展没有止境，改善也没有止境。只有改善才能发展，反过来，发展会促进改善，才能实现改善的目标，而这一切都依赖于脚踏实地的工作。

    脚踏实地就是要认真地从一点一滴做起，要把事情想到根本，做到细节，否则，就算机会摆在面前，也很难抓住。如果把经营看作是抢占一时之机，那就更错了，经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投机性的生意。

    投机也许能让企业得一时之利，但往往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了一时的利润，抱着侥幸心态做事，很可能会遭遇险境。因此企业管理者任何时候都要脚踏实地，以过硬的产品为武器，才能让企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拿台塑来说，台塑的客户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国的，在供货问题上就要讲究技巧。

    有时候，由于原料缺乏或者市场需求过大，就会出现供货不足的现象，这就要兼顾国外客户与本地客户。抓住外国客户则可以增加外汇储备，这样进口原料就要容易得多，有利于扩大生产。而本地客户都是老客户，应该予以照顾，因此也不能忽视。

    有些人会见利忘义，见外国市场利润高就把内销的产品卖到国外，而把本地市场弃之不管，这样就会失去一批老客户；相反，如果放弃了外国客户，对开拓国外市场是很不利的，没有诚信的企业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合理变通，不断改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王永庆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的对比，说明了改善的重要性。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并不热衷这些，他们的工厂陈旧破烂、设备简陋、科技含量低，生产的产品品质自然不会很高。但是他们的利润并不低，赚的钱并不少，然而那些钱并没有用来改善生产设备，而是用在了个人挥霍上，久而久之，受牵扯的还是企业。

    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恰恰相反，其设备新颖，生产性能高，品质佳。但到经营者家里一看，一切设施都很简单，他们一般把所赚的钱都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了。

    两相对比，反差很大。很容易得出结论，前者将会越发展越强大，而后者呢如果不加以改善，不仅不可能发展，还会有倒闭的危险。

    没有改善就很难有所发展，这就是改善的作用。有一次，台塑集团宴请日本某机械厂社长。期间随行的一位技术员开门见山地对王永庆说：“为什么你们的尼龙产品都不考虑质量呢？不但比日本货差很多，连韩国货也比不上。按照你们现在的工艺生产的尼龙丝只能作加工丝，如果用这种丝制成布，肯定不合格。”

    王永庆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生产的尼龙丝的品质会这么差。但是由于当时刚刚开始生产，还没有制定质量标准，就是这样质量的尼龙丝还供不应求。大家都觉得那个日本技术员有点危言耸听，而王永庆却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意见。

    那个日本技术员又说道：“现在尼龙丝供不应求，当然品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等到了市场萧条的时候，难道还不用考虑品质吗？”

    “那么是什么影响到尼龙丝的品质呢？”王永庆问道。“问题并不是在设备上，而是人员的素质和管理上。生产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和细节都需要注意，如果管理人员不能认真地分析改善，尼龙的全面品质是很难提高的。每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尼龙丝的品质下降一大截。”日本技术员的话在王永庆心中引起了共鸣。台塑投资尼龙产品耗资巨大，所生产尼龙产品主要用来出口，如果真如那位技术员所说，那就应该引起注意，加以改善，以免造成很大的损失。

    最让王永庆担心的是制造尼龙的中间原料。在当时，这些原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主要的原料CIF大约每吨420美元。然而随着尼龙产品的走俏，这种原料的进口价格也开始成倍增加，以至上涨到每吨2000多美元。

    然而这种原料在原产地每吨只有800美元以下，所以台湾的尼龙制造业面临着很大压力。果然不久国外的厂商开始在台湾倾销尼龙丝，价格只有1400美元左右，台湾的尼龙丝企业损失惨重。后来，虽然原料的价格一度降到1200美元，台湾的尼龙业联合起来坚决不再购入价格不合理的原料，这样才摆脱困境。

    经过这样的现实，王永庆深切体会到中间原料受制于人的苦楚，因此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确保原料供应。这对他以后努力发展轻油裂解和重油裂解工业有关，目的就是实现塑胶原料的完全自给，从而摆脱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改善也是需要智慧和力量的，这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比如长庚医院建立以后，血库来源多是一些学校的学生，如果赶上学校放假，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不能输血，病人就不能做手术，将直接影响到病人的治疗。

    王永庆得知这种情况后，马上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前往医院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要求通过其他途径联系血源，一定要保证血源充足，而且要充分考虑到随着医院病床数的增加，以及用血量的增加，不断扩大血量的储备，做到未雨绸缪，万无一失。

    后来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用血量果然增长很快，由于库存血量充足，长庚医院没有因此而恐慌。

    饮水思源，亿万财富报民生

    “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这是洛克菲勒在遗嘱中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在商场上吝啬、冷酷无情的人，在晚年捐献了大部分的财产。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卡耐基在美国各地捐资建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一手缔造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家摩根则购买了大量的艺术品用于捐赠，在他死后仅留下数千万美元，洛克菲勒感慨地说：“摩根都算不上是一个富人。”

    王永庆同样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钱在赚到一定的程度后，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了，而人生最主要的是能够为人类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有些人富有了，不外乎就是买别墅、汽车、宝石、服饰等物质，而很少追求精神生活，这样就会变得空虚。为什么人们往往忘不了挣第一笔钱时的喜悦？那是初次付出所得的回报，自然会欣喜万分。物质生活有满足的一天，而追求精神生活才是最终的根本。

    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如何能够被世人所接受，就成了成功者一个最大的心病。毕竟没有人因为富有而被人们纪念，能够被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是那些富有了而能为他人贡献的人。当代商业调查公司的奠基者乔治·盖洛普博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如何、战功多大、拥有多少财富，而只因为他们性格上的细微特点。”

    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严格的工作作风、对社会负责的态度，都已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1972年，朋友问王永庆：“你现在这么富有了，就是不工作仍可以随心所欲，何必还这么辛苦地工作呢？”他回答：“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追求个人财富，况且我的财富创造的过程和社会密不可分，能够将财富回报社会则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晃10年过去了，转眼就到了1981年，又有人旧话重提。王永庆表示：“我这样努力工作，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我要对台塑集团的员工和所有投资者负责。如果企业经营没有上轨道，这不是害了很多投资者吗？我死掉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人家辛辛苦苦把积下来的血汗钱投资在这里，不能盈利反而损失，我于心不安。为了道义与责任，我不能不努力工作。”

    因此，王永庆始终身体力行，走在企业的最前面，宁可自己受苦受累，而不愿有丝毫的放松。他常说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有一天不能为企业发展做贡献了，他就会主动离开让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王作荣在一篇阐述如何利用人才为社会服务的文章中，把王永庆列为稀有人才，并建议“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和资本的支持，利用他的智慧进行经营，来为社会多做贡献。

    他在这篇题为《思议那不可思议的》的文章中提到，并不是任何人都具有带动整个社会进步的能力，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发展带来非凡的动力，实现社会的快速进步，达到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社会秩序的极大改善。因此，他建议对这种人要由“政府”组织起来，合理利用，发挥他们的最大潜力。

    王教授的这种想法是好的，他希望王永庆能实实在在地为工业社会做点事情，来带动台湾经济腾飞，同时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变与工业的升级，建立几个诚实经营，并由社会大众投资的非家族、非财团企业，以形成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管道。

    其实，不用别人提出来，王永庆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自己对社会的承诺。王永庆始终把建立一个彼此关爱的和谐社会当作他的一个理想。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王永庆要到马偕医院在北投和淡水间的竹围设的分院去观摩一下，以此来与长庚医院做些比较，从中得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还顺便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去看看，因为自从弟弟王永在担任会长职务以来，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过了。

    一路上车辆非常多，车流走得很慢。就在此时，一辆机器脚踏车在一辆计程车前嘎然而止，应该是没有碰到，如果碰到了也只是轻轻蹭了一下，这样争吵就爆发了。骑车人停下来，捡起路边的一块石头，不由分说就要砸计程车，结果两个司机就打了起来。

    许多人围观，却没有人劝解，还有一部分人幸灾乐祸。这种情况是王永庆不想看到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人与人之间如果总是这样敌对，就很难有所发展和贡献。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够互相礼貌、团结合作，那么怎么可能实现理想社会呢？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用说两辆车没有碰到一起，就算是碰到了一起，怎样解决有规章可循，而没有必要发展到吵架和动手打人的地步。这就凸现了一个民族的素质以及文明发展程度，而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王永庆也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知道，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车子坏了，对方就会很爽快地拿出保险卡，请对方到指定的修理厂检修，大家都会非常客气，没有必要动手。如果是中美洲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把车停在路边休息一下，经过的车辆都会停下来，询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这就充分显示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友好的关系。可见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以后，更依赖于社会需要，人们能从人与人的交往之间得到想要的温情和关怀，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难道台湾的物质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反而退化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现象，王永庆希望这个社会越发展越美好，而不是越发展人与人之间越隔阂、越冷漠。

    但是往往会事与愿违，就拿捐献眼角膜来说就可以看出时下的人们对社会的冷漠。

    很多人由于失明而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整日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是痛苦和压抑的，所有的风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片黑暗，因为他们没有眼角膜。美国作家海伦曾经说过，如果给我三天光明，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人们往往忽略了自己拥有的东西，从而忽略了别人的痛苦。如果全社会都来关心那些失去光明的人，踊跃捐献自己的眼角膜，那么社会上就会有许多人看到光明，从而使人生发生改变。但是现实中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尽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仍旧只有很少的人主动要求捐献眼角膜。

    一个偶然的机会，长庚医院与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取得了联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许多病人从那里得到了捐献的眼球和眼角膜，移植成功并得到了光明。有些人激动得痛哭流涕，亲人们则绽开了笑颜。为了表示感谢，有些人送锦旗、送鲜花，甚至有些病人要下跪。

    这些重获光明的人却没有一个用的是台湾人的眼角膜，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医学水平来说，台湾地区都要远远超过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人能办到的？台湾人为什么就办不到呢？

    人总要有死去的那一天，从社会公德出发，能够在死后为别人贡献一点力量，让一个人重获光明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有感于此，1981年王永庆发起了眼角膜捐赠运动，并率先预捐了自己的眼角膜。20多年来，共有1200多名患者在长庚医院实施了眼角膜移植手术，重见了光明。

    王永庆为公益事业多次捐款，1985年，他与弟弟王永在合捐一亿元新台币，创下了台湾私人捐款的最高纪录。台塑集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就曾公开宣称：“1993年台塑营业额是309亿，净利是39亿，王永庆占9%的股份，获利3亿多，然而获利最多的是台湾12万股东，再有就是“政府”获得的税收29亿；还为台湾创造了5000个就业机会，这方面的效益更是无法评估。”

    此外，王永庆还创办了明志工专，设立长庚医院，成立明德基金会生活素质研究中心，并把台塑的管理制度移转给下游工业。

    当年，王永庆斥资105亿元新台币创办了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台北县泰山乡贵子村山麓，面积20万坪。王永庆办学不是为了赢利，他要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学校收费非常低廉，同时还为那些贫困的学生提供工读机会，让他们利用寒暑假到台塑集团的工厂实习，这样不但能够学用相长，而且能为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许多学生就是靠这些工读的工资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完成了学业。

    40多年来，无数的工专毕业生走到了不同的岗位上，有些人还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勤劳朴实”的校训，仍然以明志工专的学生自居。

    1976年，王永庆为了纪念父亲王长庚，捐资20亿新台币设立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长庚纪念医院。王永庆对穷人看不起病有着切身的感受，因而提出医院以“治病救人”

    为目的，把一切费用都降到最低，甚至对一些病人减免。一般医院劳保住院病人，从入院到出院，劳保局平均每人必须支付5万元的医疗费；但是长庚医院平均每个劳保住院病人，劳保局只要负担3万余元。而且绝对没有因为是劳保病人而马虎治疗的，所以劳保局相当满意。

    长庚医院如今的门诊容量和床位都是台湾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不但如此，王永庆还在台湾各地设立多所分院，方便更多的病人就医。

    城市生活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越来越凸现出来，不但在台湾地区，在许多国家的大中城市都有发生。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破坏了自然的平衡，造成了很大的污染，这与人们追求生活素质的提高是背道而驰的。人们得到了一些东西，却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正在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因此，要如何规划发展，就成了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的问题。

    通过合理的手段改善这种状况，达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国家和组织关注的事情。王永庆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1980年8月，王永庆设立了“生活素质研究中心”。其目的是为了设法改善因经济发展所衍生的生活上的问题，诸如餐饮过度浪费、医疗服务不理想、住宅与交通日趋严重等，以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塑造更健康幸福的生活，进而建立安祥和谐的社会。

    该中心曾与“行政院”主计处合作完成了一项调查，目的是要提高生活质量，“政府”因此提出了六项最重要施政次序：第一，改善社会治安；第二，整顿贪污；第三，提高教育经费；第四，保障劳工权益；第五，加强社会福利；第六，兴建居民住宅。

    能够将关系人们切身利益的情况反馈给“政府”，同时寻求解决的办法，这是王永庆颇感欣慰的事。

    1985年7月，为了改善台湾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王永庆在台塑集团总管理处设立了一个辅导小组，邀请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及主管人员参加，学习怎样利用现代科技实现财务、生产、物料、采购等的管理工作。

    这项活动使1000多家中小企业受益。这些企业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改善自身的管理问题，实现台湾地区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得企业快速发展，进而带动了台湾地区的整体发展与繁荣。

    当2003年那一场恐怖的非典型肺炎（SARS）在全球蔓延时，一向很少管理子公司事务的王永庆亲自上阵，来到长庚医院指挥并督导员工抗疫。他还拿出两亿元资金，投放包括台湾、大陆、香港和新加坡的SARS的合作研究，希望能尽快开发出快速检验试剂，以及从康复病人血液中制造出高单位免疫球蛋白，提供患者早期治疗使用。

    安老重生，推己及人双梦想

    2005年元月1日凌晨两点半，有点清冷的忠孝东路显得空荡荡的，只见几部汽车呼啸而过，一群刚狂欢完的青年男女，叽叽喳喳地走出KTV，拦下出租车准备回家。一阵喧哗过后，街头又恢复了寂静。就在夜猫族结束一夜的狂欢之际，不远的敦化北路与民生东路路口上，原本一片黝黑的台塑大楼内，13楼的灯突然亮了起来……台塑的当家人，王永庆，此时正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在沉思。他在想，如何才能尽快实现他心中的两个梦想。王永庆的第一个梦想，他要让全台湾的老人都能做到“老扶老、老助老”。

    为此，他开始在全台建立养生文化村。关于养生文化村，说来话长。那是十几年前的一天，王永庆到长庚医院视察，发现急诊室排队住院的病人很多。到底怎么回事？一问之下才知道，排队的大多都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

    于是，王永庆指示长庚医院桃园分院成立以治疗慢性病患者为主的慢性病专科医院和照顾长期卧床病患者的护理之家，希望能藉此缓解急诊室排队的人潮。

    在这个过程中，王永庆又看到很多老人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问题，这让他很不安，因此他觉得除了基本的医疗之外，还要有进一步的老人安养照护。

    王永庆是个想到就要做到的人，他立即指示下属开始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老人照护体系，决心自行发展一套崭新的老人照护模式。一名长庚养生文化村高阶主管回忆：“‘养生文化村’这个名字是董事长取的，是先有了名字，之后才有了蓝图，董事长很强调‘文化’这两个字，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明了其真正的内涵，只规划了表演厅等硬件设施，但是计划提出去之后，却被他打了回票。”

    按照王永庆的意思，这个文化村，是让每个住进来的老人，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安养服务，而是积极地创造退休后的生活，让每个住民都过得很有尊严，也过得很快乐、健康，所以特别强调软件的规划。

    在传统的老人安养机构，老人一进来就成了“等吃、等睡、等死”的三等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老人非但活得没有尊严，也因为生活没有重心，意志容易消沉。而王永庆的设想是，养生文化村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活到老、做到老”，他也一直强调，这些老人进来后，不是只来安养而已，是要来做事情的！

    王永庆认为，老人们生活和工作这么多年，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种无形资产，是无价之宝；不把他们的经验传承下去，就是一种浪费。

    在这个经验传承的过程中，这些老人受到肯定，精神上就能获得极大的满足，生活自然有了目标，他们就不会觉得他们对社会已经没用了，就会觉得他们还能发挥余热，当然就能健康快乐地安养天年了。

    养生文化村原来也像其他安养机构一样，规划了充足的服务人员，但这样的构想却被王永庆否决了，他说服务人员要不了那么多，保留一半就可以了。一些不需要体能、没有危险性的工作，可以由文化村的老人担任。

    让这些老人参与社区工作，除了有事可做，也可获取报酬，而且由老人照顾老人，才能真正了解老人的需求，从而达到“老扶老、老助老、老愉老”的终极目标。

    还真是，这样实施起来以后，那些老人们都在养生文化村里过得很开心，原本沉默寡言、少有笑容的老人，也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长庚养生文化村平价的收费和有别于其他老人安养中心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王永庆的老朋友、前监察院院长王作荣，在报纸上看到王永庆建造养生文化村的新闻，只因信任台塑集团的形象，当下马上决定订了一户，而且非常心急地想搬进去。他还写了好几封信给台塑总管理处副总经理杨兆麟，问他怎么不快一点来收钱，并且反复叮嘱不要把他的名字忘记了。

    王永庆举王作荣的例子说，他数十年的经验和智慧，一定要好好传承下去，等他住进养生文化村后，星期六、星期天将会安排大学的一些研究生来和他座谈，而他为了要准备这些资料，平常就会有事做，生活也就有了重心，同时他的经验也能够传承下去。

    这个养生文化村费了王永庆不少心思，他通常每隔一两个礼拜就去视察，也以他自己的经验，提出许多意见，以供改进。比如，他觉得老人们冬天洗澡还要自己调温很不方便，于是他指示改用定温的热水器，虽然预算因此而增加不少，但方便了老人，他觉得很值得；而在一次视察后，他发现房间里没有冰箱，于是他自掏腰包，花了数百万元为住户添购了冰箱。这些善举，都让住在文化村里的老人们很感动。王永庆每次一到文化村，那些老人们都会跟他叙叨好一阵子，舍不得让他离开。

    王永庆不仅自己常常亲自去视察，他也会请一些朋友去参观，之后还会请他们提出意见。

    王永庆如此用心经营养生文化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创造一个“老人安养的典范”，进而创造住进老人安养机构，不是被家人抛弃，而是积极地营造自己晚年生活的新价值观，为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一个解决之道。这样，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问题，也为“政府”和社会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说是一举三得的大好事。

    眼看养生文化村逐渐成形，王永庆“老有所养”的梦想也正逐步得到实现。这一点王永庆觉得很是欣慰。王永庆的第二个梦想是解决污染、土壤酸化问题。王永庆曾做出了一个大举动在全台发放了700万个厨余桶。“模具一定要多做几组，厨余桶的产量才能负荷。”王永庆在电话里对施重德叮嘱着。施重德是台塑环保科技总经理，自从王永庆宣布半退休后，他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每天王永庆都会给他打一通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因为厨余回收是王永庆眼下最惦记的工作。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永庆就呼吁，要重视厨余的问题，他也以他幼年时农家都以厨余养猪的经验，提出回收厨余养猪的想法，不过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养猪户的抗议。不得已，王永庆就把厨余养猪的构想改成了厨余堆肥。

    凡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的王永庆，为了解决厨余回收工具这个大问题，还自掏腰包花了五六亿元购置七百万个厨余桶，分送给各个家庭，目前台北市已经发放了70几万只厨余桶。其实，你不要看他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钱来，好像是在做亏本生意，但孰不知，这样做，一来可以减少污染公害，二来又为制作有机肥提供了了原料来源。王永庆凡事都是谋而后动，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他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厨余回收之后，送到台塑环保科技各地的处理厂，经过摄氏八十多度高温发酵杀菌的制程之后，做成一袋袋固态的有机肥料。据使用过台塑有机肥料的人说，台塑用厨余做的有机肥料养分高，肥得连杂草都长得特别快。

    王永庆投资上百亿元，建立厨余回收体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土壤酸化的问题。他认为，台湾农民习惯使用化学肥料，一年化肥使用量高达114万吨，这些化肥撒在土壤里，1/3被作物吸收，1/3经由地下水流进河川，1/3存在土壤造成土壤酸化、固化。而根据研究，用化肥种出来的蔬果，里面会残留亚硝酸盐，长期食用会导致不孕症和致癌的危害，因此若能倡导厨余有机栽种，可一举解决厨余污染、土壤酸化和民众健康的问题，这么多的好处，王永庆当然舍得下力推广。

    目前台塑环保科技已规划在基隆、桃园、台中、台东、花莲等八个地方设立厨余处理厂，面积达39公顷。桃园杨梅厂预计2005年年底前将完成建厂。其中，24公顷将规划为有机农场，预计月产25万斤的有机蔬果；届时，从厨余回收、有机肥料到有机蔬果一体化的体系完成后，“台塑牌”有机肥料和“台塑牌”有机蔬果将在市面上出现。

    施重德说：“目前市面上的有机蔬果，多数不是真正的有机栽种。台塑的有机农场将比照最严格的日本MOA有机栽种标准，所种出来的蔬果保证零污染。”

    王永庆也语重心长地说：“厨余回收事业，只要能做到零掩埋、零焚化，不赚钱都没关系。”

    让台湾重新变得山明水秀，是王永庆现在最大的梦想，而他一手设计的厨余回收体系，在“政府”和台塑通力合作下，已经启动，王永庆心头的梦想也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也许王永庆的两个梦想可能是源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每个人都会有梦想，而在梦想的背后，是一种美德在支撑着他。中华民族的不忘本的美德是最受人推崇的。家族观念与民族观念很重的王永庆更是如此。

    在台北县新店市直潭里的孔仔仑上，仍有王家的旧宅。王永庆在旧宅下方整理了一座小花园，并在花园中盖了一座“报思亭”，藉以怀念祖先，不敢忘本之意。他经常说，在社会上，我们常见一些穷苦出身的人，一旦稍有成就，便神气活现，自大放纵起来了。由于他的父母还保持有乡下人的土气，遇到有客人来访，怕失了自己的面子，居然不敢给他的父母引见。

    对于这样的人与事，王永庆恨恨地说：“忘本的人连狗都不如，狗一定不会因为邻居家的狗吃得比它好，就不喜欢自己的主人。不能饮水思源，忘其所出，这样的人还能推己及人、爱屋及乌吗？还能期望他对企业及社会有所贡献吗？”

    有心错意，地产大王自耕农

    了解王永庆的人都知道他是世界石化大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台湾的大地主，他拥有着庞大的土地资产。

    如果有幸看一眼王永庆的身份证，就会发现上面写着三个字——自耕农。也许，在外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谈，但这的确是他真实的身份证。而他之所以写成这样，便是他的高明之处。当初，国民党败到台湾后，推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特别是“耕者有其田”政策，将地主的土地通过有偿方式转让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农村培育了一大批自耕农。后来，为了保证农地农有农用，防止有限的农地变更他用，按其法令，只有自耕农才可以购买农地，其他人则是不能购买农地的。为此，在台湾，那些为了取得大量土地的商人，想法设法获得“自耕农”这个身份，王永庆也不例外。有了这个护身符，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购买农地了。

    而王永庆从事土地生意的时候，许多人还并不知道他。在其尚未成为巨商之前，就已购买了许多土地。他自己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除了在家乡广兴买下近300亩山林之外，他还与人合伙以8000元在云林县大坤乡购得约175亩水田的1/3。另外在他的家乡嘉义市大溪居也买了约15亩水田。可以说，这时的王永庆已是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了。但是在后来的土地改革中，王永庆的土地也像许多地主一样，被大批征收。他很生气，认为这些土地是自己辛苦赚钱买的地，不是祖传下来的，“政府”没有道理征收。但当时的他根本就没有实力和“政府”讲什么条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土地从自己手里消失掉了。于是，他就想了办法将自己的身份“篡改”了。

    当台塑成为一个集团的时候，其三家上市公司台塑、南亚、台化所拥有的土地资产已经相当可观，而这些土地大多是早期购买，成本低廉，几十年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些土地的价格已大幅上涨。现在其土地价值已不可限量。有人在1995年时做过一项调查，仅此土地一项，台塑集团就已经有很大的巨额利润了。

    在台塑、南亚、台化三家公司中，南亚公司拥有的土地最多。1990年有一份公开说明书，里面列出了南亚14笔土地，面积约1550亩。但资产表中仅列出单项价值超过2000万元的土地，在此限之下的小块土地尚未列出。

    根据南亚公司内部的资料，该公司厂区有6950亩土地.可见其公开的土地不到南亚公司拥有的整个土地面积的1/4。另外南亚公司还有已付款购入、但尚未过户的土地约有1950亩。据此计算，南亚公司拥有的土地总面积达9000多亩。而且，这仅仅是上世纪90年代的统计数字而已。

    把台塑公司及台化公司分别拥有的4500亩土地加到一起，台塑集团应该拥有的土地面积合计近2万亩。除了上述三大公司登记的土地外，王永庆家族以个人名义等登记的土地尚不包括在内。

    这样一个土地大王，却从来不涉足房地产行业，谁也不知道王永庆作何想。

    人所共知的台塑集团大楼地处台北市繁华地段的敦化北路，地形完整，交通便利，是最有升值可能的地方。而许多人也许不知道，购买这块地时，每平方米才4000元台币，十年后，每平方米已涨到60多万元。按大楼占地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计算，总值已达60多亿元。

    台塑集团还持有高雄市前镇厂的一大片土地。其中，南亚公司持有近20亩，购地时每平方米仅110元；台塑公司持有2700多亩，每平方米成本仅140多元。本来，王永庆购买这块地的初衷是想在这里建造该集团的碱氯厂、聚丙烯厂等化工厂。但后来因设备老旧，又达不到防治污染标准，于是陆续停工或转往其他地区生产。但其土地价值因这里邻近高雄商业区从而让地价已涨了千倍以上，其土地增值利润十分惊人。

    上世纪80年代，有人估计仅南亚公司所拥有的土地资产达到800亿元台币，台塑公司及台化公司的土地资产至少各有500亿元台币，三家公司土地资产合计近2000亿元台币。

    那么，这些土地因为价格和面积大的原因，王永庆在管理上也下了一番工夫。当初，台塑集团在总管理处下设有土地专案组。该专案组原来和总经理室同属一级单位，直属董事长王永庆、总经理王永在。原有人员包括特别助理1人，组长1人，高级专员3名，警卫5名，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共计15位，负责台塑、南亚及台化三大公司及各关系企业土地买卖、管理等，该部门在台塑集团的地位非同一般。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土地价格狂涨，台塑集团持有的土地名义多，在土地买卖交易中，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与利益，结果引发了冲突。

    当时的土地组组长王典雄被人用硫酸攻击，过了不久，特别助理何高义也在一次出售一笔约15亩的农地时发生了错误，将可以售到6000多元一平方米的土地以300多元的价格售出，结果让台塑企业损失l亿多元，负有直接责任的何高义被迫离职。

    虽然不做地产，却总在其边缘出事，这让这样一个大的集团很是不安。同一年，台湾报刊刊登了《台塑集团土地专案组名单大曝光》的新闻，台塑主管甚感意外，于是将土地专案组降级，改属总经理室，以避免外界攻击。

    著名的台塑集团“六轻”案尽管历尽艰难险阻，数易建厂基地，但却在这—次次的变动中，造成所到之处土地价格的大幅起落。台塑集团从中获利不少，也掀起了土地投机风潮，当地土地持有者也水涨船高，一夜之间成为巨富的人不在少数。台塑集团尽管一再声称他们不做地产生意，坚决不赚土地钱，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六轻”设厂地点从宜兰利泽到桃园观音，再到云林安家，每一次都掀起如火如荼的土地炒作风潮，王永庆不得不承认与自己集团有关。而让人愤恨的是，台塑企业在每一次的土地买卖中都能获得巨大的利益。

    台塑公司“六轻”案在利泽工业区受到强大阻力后，准备转移到桃园观音。为避免设厂案公布后土地价格上涨及高价购地，台塑公司乃事先收购农地。因受“非自耕农不得购买农地”政策的限制，台塑公司乃通过利用许多自耕农的人头办法，自1987年始在观音等地收购了500多公顷的农地。

    用人头所购的土地，均设定抵押给南亚公司。如在一份土地登记资料中，土地权利人是南亚公司，债务人是台化公司，义务人是当地农民姜金水等，抵押金额达5170万元。

    在这件事情两年之后，“六轻”在此设厂的计划再次受阻，台塑集团又出售购买的农地，这时的土地价格已从购地时的每公顷200万元升至750万元，公路旁的土地更高达2000多万元，台塑集团仅此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位于台北市东南边的林口特定计划区是台湾于1970年年底核定实施的第一个新市镇计划，横跨台北及桃园两县，包括林口台地、观音山区、印滨海地区。设立的目的在于疏解台北市日益膨胀的人口压力。

    按台湾有关“法规”规定，保护区内除国防、保安、原合法建筑物的改建外，均不得破坏地形或变更地貌。因此，保护区内的土地价格一直萎靡不振。深具地产眼光的王永庆在这种情况下依都市计划法第27条“为配合‘中央’重大设施则得以迅速变更”规定，标购区内医院、学校和公园等公共建设用地，并通过人头大肆收购低价农地，依此购得大批土地。

    林口特区的新都市中心被高速公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边呈多家公司争雄局面，这里的发展潜力为许多大财团所看好。天仁、宏国、长亿、三商、蜜雪儿、第一信托等财团纷纷介入此地区的土地投机生意，地价持续走高。

    台塑集团则独家称霸高速公路南侧广阔区域，直接或间接掌握林口高速公路以南六成的土地。故在台湾有“长荣是南坎的地主，台塑是盘踞林口的山主”之说。林口已成为台塑集团的重镇之一，堪称“王氏庄园”。

    1985年，台塑公司以与美国惠普公司合作设厂生产多层电路板为由，向“经济部”申请将林口保护区土地变更为工业区，共计121公顷。然而该合作计划却转至桃园生产，而林口的土地便一直闲置至今。已开发后的林口土地价格已大幅上涨，从1986年7月的“公告现值”（当局公布的土地价格）每平方米100元涨到1994年的4500元，市价上涨幅就更大了。

    然而，根据《台湾土地法》规定，保护区内之旱地与田地为列管农地，只有具有“自耕能力”的自耕农才能持有。在长庚医院建设分院的土地账册上，旱地部分为若干自然人所持有，实际上这些土地所有人同样不过是台塑购买列管农地的人头。如在龟山乡枫树坑的一片土地，土地所有权人为王典雄，但土地已设定抵押给台塑公司，债务人则是南亚公司。就是说南亚与台塑两家公司的资金或业务往来，仍要以土地设定来确保债权，最高金额可达1.9亿元台币，则由第三者王典雄（一个普通的台塑小头目）提供土地，令人不解。

    事实上，外界对台塑集团有没有炒作土地仍有质疑。对于“六轻”选择土地的多次变更，引起地价大涨与获取的利益的问题，外界一直争论不断。1995年，长庚医院购买台塑公司土地兴建慢性病康复中心，台塑再度被外界指责为进行利益“输送”。

    有人指出，1986年台塑集团将工五工业区的167公顷土地变更为工业用地，却—直没有开发。1994年，台塑曾讲要将这里开发为科技工业区，至今仍无动工迹象。如果将这片土地再变更为住宅或工商综合区，其获利就更高。现在长庚医院计划在林口兴建慢性病医院，所用的近100公顷土地，是台塑公司所有的保护地。按规定，作为财团法人的长庚医院不能将赚到的钱分红，因此只能以扩建医院的名义向台塑公司购地，把开医院赚到的钱通过购地转移给台塑公司，所以台塑公司即使没有炒地皮，也有变相牟利的嫌疑。

    台塑公司则公开否认开发林口工五工业区牟取暴利。公司一位高级主管表示，自从1986年台塑土地变更为工业区后，受限于法令和行政作业的延误，至今快10年才获准动工，估计还要投入20亿元兴建公共设施。如果炒地皮，10年来积压的资金和利息就是可观的，根本不划算。

    事实上，不管台塑有无炒作土地，王永庆的台塑集团拥有大量土地则是不争的事实。但王永庆的台塑帝国究竟拥有多少土地，可能没人能说清楚。据知，除了台塑、台化、南亚三大公司拥有的庞大土地外，“六轻”工地是王永庆的另一片土地王国。仅“六轻”用地即达2245公顷，无论王永庆承认不承认自己做了房地产生意，但事实是，他的确是个房地产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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