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8年农历十月一日，羌历年的清晨，在寒冷的塞上，正在举行一个帝王登基仪式。这场大戏的主角是李元昊，他面向西南方--党项族最初的发源地，阳光从背后细细地洒在他那白色的帝袍上。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位穿着白色帝袍登基的皇帝。从此，在经过几千公里和上百年的长期流徙后，在“左手的黄河、右手的贺兰山”的银宁平原上，党项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西夏王朝。
李元昊在一片巨大的白色里站起，随同他的身影一起站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度远远超过200年存在时限的西夏王朝。一个开国帝王往往就是这个王朝的精神路标，他的精神取向对这个王朝的走向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此时，这个盘踞中国西北一隅的王朝的建立，其控制区域在现今中国疆域版图上仅仅占到1/10，但它的中心及其边疆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含诸多民族和诸多地理面貌的巨大体系。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羌族的一支。在逐水而居的时代里，他们一度成为青藏高原东南部（今甘肃和青海、四川交界）的主人，创造出了灿烂的西羌文化。他们以自己的勇毅和智慧，和汉族、吐蕃、吐谷浑等民族进行长期征战；直至后来，来自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族的壮大，像一把尖刀刺向这个民族脆弱的脊部……从此，他们离开最初生息之地，开始了再也没有停止过的迁徙漂泊。而今，这个神奇的种族之源已经成了掩隐在历史中一团巨大的谜霭。
他们有个原始的名字叫做“宓”。在汉字的释义里，宓又作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康静”。《尔雅》云：“密，康静也。”这是指这个民族最初生活在遥远的、康静的地方--远离汉族统治地区的青藏高原。二是指“形如堂的”山。《尔雅》云：“山如堂者密。”郭璞注：“形如堂室者。”《说文解字》云：“山如堂者从山，宓声。”这是指他们生活在高山之地，从更早的甲骨文原意来看，密也表示堂内紧密堆放着戈一类的武器，也即指这个民族虽然生活在高山之地但那里隐藏着许多武器，意指他们善战，亦即后来的“康静”之意。《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记载：“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音密）山。”这里的山显然是传说中的西方一座神山，郭璞注《穆天子传》及李善注《南都赋》、《天台山赋》等均将“山”作“密山”。那么，山究竟在哪里，山究竟和党项人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武沐在他的《密人、岷人与黑水羌》一文中指出：“山本应在河西走廊以西某地。”经过实地考察，我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西次三经》索骥，山应在积石山以西，也即今天的阿尼玛卿雪山一带，这里才是党项人的祖先西羌人生活的核心地带。
生活在黄河首曲的密人沿着白龙江从青海的赐支河河曲大批南下，向长江上游迁徙。西汉初年，西羌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打败匈奴后，西羌归服了汉朝。《后汉书·西羌传》云：“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一部分密人在迁徙过程中到达岷山一带，成为当地众羌的一部分。今岷山一带的羌族往往称自己为“米”、“弥”、“靡”、“弭”、“美”、“日”、“日绵”、“日玛”等，和现在四川西北部的羌族人生活习俗在许多方面一样。
羌语中的“米”颇似汉语“民”的意思。汉代义渠羌就有“米唐”、“米吾”部落。五世达赖著有《史荟珍筵》一书，里面记载古老藏族称“人”为“mi（密）”，至赤松德赞时下令改音，称人为“博”。《水经注》卷二记载“洮水”上游有“迷和城”，郦道元说是“羌名也”，也证明洮河上游一带的羌族人是“宓人”。至隋唐时，甘肃南部出现的党项族，即“Tangut”，藏语中称之为“密纳克（mi-nak）”，“纳克”之意为黑，“密纳克”有黑人或黑民之意，故《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亦称之为“黑党项”。
此后藏族人往往称呼羌族人是“黑民”。这与我后来在许多藏族文献中的发现相吻合，他们记载党项人是生活在“黑水”之地，所以叫“密纳克”。蒙古人与一些西方人称之为“唐兀特”。
党项的起源之地、流徙行程、建国之基、扩域流变，和临近地域的鲜卑、女真、契丹、吐蕃等各少数民族相互厮杀的血染，乃至被蒙古人铁蹄一夜间踏碎帝国梦想与荣光后，它的族群及国家在历史视野中倏然消失，给后世留下了悬念。
“白高大夏国”，命名不凡的王朝
800多年过去了，当一件件文物在海内外展出、一个个方块字被破译，人们对党项这个神秘民族及其建立的西夏王朝开始重新打量--西夏王朝留给历史无数的秘密，它的名称就是其中一个。
西夏国名的译释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现珍藏于斯德哥尔摩人类学博物馆的《西夏文大藏经》序中有几处有关西夏国名的记载，其中对西夏国名的记载逐字对译为“白、高、大、夏、国”。而另一个“白高大国”的国名则与西夏王陵、凉州感通塔碑刻记载互为印证，俄国西夏研究学者克恰诺夫根据《西夏文大藏经》先后译其为“白高大夏”、“白高和大国”。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克氏的几种译法在限制与被限制成分之间的层次关系上含糊不清，认为应译作“白高大国”。
我国最早开始研究西夏的王静如先生早在1932年将西夏国的名称译成两个：“白弥大国”和“白弥大夏国”。继而他更有惊人之语，将“白弥”和藏语中的“弭药”（miniaw）串附在一起。俄国学者聂历山对此曾提出异议：西夏文中“白”、“高”指代是“尚白部落”。他根据《西夏圣祖诔咏》的前三行解译试图确定西夏国的起源之地，直译如下：
头黑石城漠水边颜赭父冢河白上弥药长里国彼有意译则为：黑头石城漠水边，赭面父冢白河高，居此长弥药之国。聂历山认为“白河高”即“白河上游”，“白河”通转“白水”，可能是今川西北的“白水”。白水流域是汉朝时羌人的原居地，而据记载党项人先祖是西羌别种。党项人建国之后以“白高大国”命名，可能与党项人追怀先祖的情结有关。20世纪早期，罗福成经研究认为党项人在黄河上游居住过，那时黄河上游的水色较为清澈，故称此段水域为“白水”。
长期研究西夏历史的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也倾向于“白河上游”的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则认为：中国夏朝以后中原地区的人仍称夏族，这之后的“夏”似乎向西北倾斜，这种倾斜一直持续到5世纪初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虽仅存30年，但却把“夏”的称呼留给了当地。李元昊正式登基称帝后，故国号“大夏”；因其在宋朝之西，宋人称之为“西夏”，这一称呼沿用至今。
克平教授则指出：“白”隐喻“母亲”，“高”隐喻“父亲”。他的例证是现藏俄国彼得堡爱密塔什博物馆的一幅西夏观音像，该画像的右下角用西夏小字记注了两位女供养人的姓名。这两位女供养人身着绣金边红袍，显示其社会地位很高：左边的女供养人手持托盘，其上放有粉色花束，右边的女供养人作合掌礼敬状。她们俩面貌相似，年龄有别，有可能是母女俩。他据此认为：年长的女供养人为“白氏桃花”，年轻的女供养人为“新妇高氏”。年长的女供养人“白氏”可能是西夏国的皇后，代表着西夏国中的“白（phon）”字；而年轻的女供养人以高为姓可能代表西夏国名中的“高（mbin）”字。白与高合称，通过拟人化的隐喻手段表现了西夏男性与女性联合的立国原则。“白”、“高”应该都是西夏皇族大姓，普通民庶不得犯禁采用，如西夏文《汉集姓》中就没有收录“白”、“高”二姓。
通过对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整个历史流程的考察，我认为，“大夏”并不是汉族王朝赐封的，也不是党项人到了宁夏平原后才起的名字，而是与党项族在创立文字之前就口口相传的本民族历史有关。他们的生活源头是大夏河，他们最先在临夏境内建立了大夏城；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被迫离开后，他们进入甘肃陇南地区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宕昌古国及之后进入宁夏境内建立大夏王朝，这本来就有一个名称上的连贯性。西夏的国名是源自党项人早在青藏高原时就有的对白色崇拜尤其是白石崇拜的习俗。如今在川西北的羌族集中地区，仍然保留着白色崇拜和依靠具有神职色彩的释比口口相传民族文化的风俗。大夏河的哺育，使得他们对本族最初生活之地有着特殊的情感。
西夏人曾在《圣祖诔咏》中自称“蕃密国”。从青藏高原长途流徙到河套地区建立国家，为什么他们在西夏文字创制之初要采用如此隐曲双关的方法拟写国名呢？这很令人费解。在“西夏诗歌”大字雕版的背面发现手写文字，证实了党项人一直采取口传心授的方式保存本族文化。后来，我在喜马拉雅山腹地考察夏尔巴时发现至今他们还保持着把自己的姓氏藏在内心而只告诉别人自己名字的风俗。这几者之间有隐约的联系。
营盘水，一个民族在沙漠里开启梦想
2003年9月27日那个阴雨的黄昏里，我坐上了开往兰州的长途汽车，开始真正走进神秘的密纳克源头和西夏王朝建立之前曾经流徙的神秘地带。我走的这条路是当年西夏军队扩张征服整个甘肃中部与西部的主路线。凌晨两点，我来到了位于甘肃和宁夏交界的营盘水，在银川寓居的5年里我有60多次经过这里。老百姓对此地有个“鸡鸣三省”说法，意思是如果这里有一只鸡叫，内蒙古、甘肃和宁夏三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这里是当初西夏军队西进途中一个重要的军事驿站，如今已经没有了军事遗迹的存在。
1003年，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奠基之作--在灵州建立根据地。在黄土高原上出生的他，从小就立下了“为党项人立国”的雄心抱负。在灵州站稳了脚跟后，他又看中了富庶天下的凉州（即今甘肃武威）。李继迁对部众说：
“凉州往北是富野千里的河西，往南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金城关，金城之南是我们党项人的家乡。如果凉州在手，北有千里富庶，南有族人相助，我何惧汉人哉？”当时凉州为吐蕃人占据。唐朝时羌人就是被吐蕃人从美丽富饶的大夏河流域和甘南草原上赶走的，而且在11世纪之初党项部落的强大引起了宋朝的戒惧，吐蕃也不时地派出军队联合宋军讨伐党项人。出于扩张领地和民族复仇的双重心理，李继迁决定进攻凉州，但又担心北边的辽国和东南的宋朝乘机打击自己。这年11月，北方大地开始白露为霜、呵气结冰了，李继迁将党项军队的大部分力量积聚在今天宁夏盐池县和陕西定边县相交界的盐州一带，扬言要进攻宋朝的环州（今甘肃环县）和庆州（今甘肃庆阳）。宋朝立即发出军令，让黄河南岸的今甘肃靖远和宁夏海原一带的军队向东集结，保卫对宋朝有着北门户之称的环州和庆州。当宋朝军队在寒冬中慢慢向东移动布防时，党项人发挥骑兵长途奔袭的优势突袭凉州。那天下午，夕阳如血，几万精锐党项军士积聚在灵州城外，李继迁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出发，天亮前赶到沙陀（今营盘水），在那里休整一天，晚上再出发，天亮时抵达凉州。如果一举攻下凉州，我党项就有立足之地和富国之本了！”
李继迁带领着精锐悄悄前行。北边是辽阔的腾格里大沙漠，南边则能隐约听得到黄河涛声。为了不惊动凉州守军，他下令所有的军士不许点火照亮，扎营、卸鞍、喂料、吃饭等一切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
后半夜，一轮弯弯的塞外之月下，腾格里大沙漠边的这个军驿显得清寒无比。看着帐篷里那些合衣而卧的将士，看着那些略显疲相的战马，李继迁对身边已跟随他多年的左都押衙张浦说道：“现在只能这样，我们不能暴露任何目标。等拿下凉州，我一定要让将士们住进上好的房子美美地睡上一顿，让他们骑上那里上乘的焉支马，让他们畅饮祁连山雪水酿造的美酒！”
天气越来越冷，不少将士被冻醒了，不得不拿出随身带的扁壶--党项人独特的盛酒皮皿。既然没有火来御寒，只能用酒来驱寒了。
这只是党项人在长期战争中一个普通的夜晚，这也是党项人在强大进程中的一个缩影。他们被吐蕃人和吐谷浑从青藏高原东南部赶走，离开了美丽的大夏河和甘南草原，沿着白龙江往东迁往黄土高原，可周围其他民族总不肯让出一个供把家放在马背上的党项族停下来歇息的地方。就像一条汹涌的大江被越来越多的支流分瘦了躯体一样，这个悲壮的族群随着流徙路线拖长，越来越多的人像一朵朵风中飘散的蒲公英慢慢地消融在了其他民族积聚地区。直到李继迁时，这个黄土高原上出生的党项人身上的民族意识不仅觉醒而且超强，使得他能够带领族人从黄土中屹立起来。
沙漠一日之内有着截然相反的两面：白天温度极高，甚至可以在沙子里焖熟鸡蛋；夜晚则骤然降温，穿越沙漠的野营者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帐篷和睡袋。而无论是冷还是热，都是对那些沙漠进入者的生命和毅力的考验。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勇敢者来说就是通往成功的重要路径，是在挑战过程中给自己命名的利器，是党项人东突西进的舞台。
张承志从内蒙古大草原穿越河西走廊到达腾格里沙漠曾说过：“沙漠并非只是苦行和炙烤，沙漠里有绝对的驰骋自由，还有美丽的海市蜃楼。”他在这种行进中完成了一个文学之梦。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里，男主人公是在成功地穿行过沙漠后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等则在中国西北沙漠里实现了自己的文化探险之梦。万水千山走遍的三毛在撒哈拉沙漠里完成了自己的文学、爱情与人生三重定位。古龙的小说里，沙漠成了高手们的决战舞台，只有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才能展现出大侠们的快意恩仇和江湖情爱。在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里，沙漠非但有了血肉和情欲，甚至在镜头中变得美轮美奂起来。沙漠，时时在召唤挑战者和胜利者，也淘汰懦弱者。那个夜晚，腾格里沙漠让驻留这里的李继迁想起先辈一直口口相传的征战故事。那一夜的寒冷增添了几万党项军队对凉州志在必夺的信心。第二天，党项军又全力驰骋在奔向凉州的大路上；当晚守卫的吐蕃人仍在梦中，李继迁率军一举攻下凉州。
李继迁率军实现了羌族人被迫离开青藏高原后的第一次西进。这次西进运动为党项人打开了一扇观望的窗口，使党项人看清了西边一片巨大辽阔的富庶之地。营盘水，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军事小驿，就这样走进了西夏的历史记忆。它带给西夏的不仅仅是丰厚的物产资源，还是其西进路上一个巨大的补给站，西夏西征途中的右路援军和物质补给都是通过这里完成的。完全可以说，没有营盘水，就没有西夏向河西走廊征战的胜利。
在西夏向西扩张中，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行走路线甚至直至此时才出现。关于这条线路是否是西夏西征的北路，目前国内很少有文章论述，通常是很模糊地一笔带过，往往只提到如今中卫一带。那么，中卫至武威500多公里的路途究竟是从哪里穿过的？是横穿腾格里沙漠，还是从中卫渡过黄河到兰州再到武威的？2005年，我到甘肃景泰县境内紧邻腾格里沙漠的漫水滩乡采访，得知这里有位农民在几年前曾在沙土下面挖出了一个西夏军令牌。此外，营盘水还出土过西夏时期的烛台、镏金佛像和西夏文经卷，这些都证实了当年西夏西征的北路就是从这里经过的。这一条路再往北是经兴庆府至居延路。俄藏《西夏地形图》上标的是兴庆府向西，越贺兰山，经麦阿罗磨、井阿罗磨祖、阿罗磨娘、郢麻龙瓦、碧罗山等至黑水镇燕军司所在的居延海，这应该是西夏攻占黑水城最便捷的军事要道。这条道路十分难走，当时也只有擅长马上作战的党项将士才能够在这近千公里的沙漠戈壁里自如往来。最北的是兴庆府至阴山路，由兴庆府向北100里为定州（今宁夏平罗南），再往北100里至克危山（今宁夏石嘴山），然后东渡黄河，北至阴山西段的黑山威福军司。
担负西夏经济与军事的其他几条线路大多已经随着历史推进慢慢消失在了北方黄沙中，惟有这条路依然是后来的元、明、清、民国连接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的主通道，营盘水的历史使命就这样嵌进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后，其对河西的进攻、对青海的征伐、派遣佛学使者进入后藏学习等等，都是通过这条路完成的。191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进行西北地区考察从北京出发到达兰州也是从这里经过的，在其《西北考察记》中记载了一路上的许多真实见闻。他在宁夏最西边的镇--干塘写下了这样几句诗：“山为笔架天为纸，挥毫倒倾银川水。我从蓬莱顶上来，胸吞五岳一秭水。”往西行不到20公里，到了营盘水，历史学家感受到了荒凉与冷寂，又写下了一首题名《营盘水》的诗：“荒村溪水咸，古店梁尘落。夜来星斗凉，挟梦入架阁。”
兰州，渴望与失望之间
兰州，古称“金城”，是党项人建立政权后向西南突围，意图连接它最早生活地--古析支的中转站。羌人在离开古析支后，离兰州越来越远了。羌人在甘南时一直没有停止过向北突围，意图控制祁连山两侧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海北草原。
但是，兰州成为羌人势力发展过程中的一道阻障，他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向别处。党项人一直没有放弃攻占这里，这一欲望成为党项人的一袭遥远梦境。
《甘肃通志》中对羌族在兰州的战争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1年。杨玉带领势力强大的先零羌起兵反抗汉朝，进攻兰州。一份份战争急报飞向汉都长安，汉宣帝刘询通过这些战报看到了羌族的可怕之处，于是下令调动骑兵10万，在兰州与之展开激战。善攻不善守的羌人在10万训练有序的汉军镇压下，最后失败。
汉建武十年冬，先零羌再次进入了兰州，继而攻占了兰州以东200多公里的陇西一带。汉王朝派中郎将来欷、盖延等人领兵镇压，陇西太守马援在这次战斗中和来欷密切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一举成名。他向朝廷奏请修缮扩建兰州城池。先零羌遭到重创，再也没力量对汉政权发动有效的军事进攻了，同时在与其他羌族部落的较量中也明显处于劣势，其势力范围被烧当羌替代。
之后，马援下令将羌人集中的临夏、临洮一带划归陇西郡管辖，陇西郡成了汉政权和羌人交锋的最前沿地带。公元57年，烧当羌在首领滇吾和滇岸两兄弟的带领下攻打金城，打败陇西太守刘盱。随后，汉王朝又征集了4万大军，经过两年时间才将羌人从金城赶走。
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六月，烧当羌首领迷吾率军又一次攻占这里。双方的拉锯战一直持续了10年，到公元87年，已经升任护羌校尉的刘盱率军夺回此地。首领渠帅被杀死，羌族人被迫从这里撤走。之后双方仍是战争不断。
110年，汉政权下令将金城郡从兰州迁移到了陇西，这是汉政权向羌人示弱的第一个信号。
党项族第一次和兰州发生关联并被汉族文献正式记录是在唐朝时。656年，唐高宗显庆元年，党项族3万余人入侵兰州。兰州兵少，不能与战，兰州刺史崔知温设计守之，直至将军娄善才率兵而来，大败党项军。
这个记载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这些党项人是已经到陕北一带的那部分还是一直留在青藏高原东部白龙江一带的那部分？如果是前者，他们是如何穿过上千里的汉政权领地横跨陕西、宁夏、甘肃三省之地来到这里的？如果是后者，他们又是怎样避过汉军和吐蕃军夹击的？
1034年，已完成建国所有准备工作的李元昊亲自率军攻打兰州。6年后，李元昊和吐蕃厮之子瞎毡在榆中县小康营一带发生激战，取得胜利。
1063年，西夏再次向兰州进攻。今榆中县贡马井地区当时叫西市，西市首领禹臧花麻在无法坚守的情况下率众投诚。西夏派兵守卫兰州，并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嫁给了禹臧花麻。3年后，西夏再次派出军队，加强这里的防守力量，并在今榆中县北三角城一带修了西市新城，西夏在兰州开始了持续16年的有效统治。
1081年8月，宋朝组织对西夏最大规模的讨伐，共兵发5路。李宪率领的西路军从临洮起兵，与西夏军队激战于西市新城，西夏败走。一个月后，驻守兰州的吐蕃首领巴令竭降服宋朝并会同宋军击败了西夏军队。
接着兰州往东一线（今甘肃定西市定西县关川河谷及鲁家沟地区及靖远县境内）的屈吴山、打拉池（今平川区境内）、天都山西夏行宫（今宁夏境内海原境内）等地区相继失陷，西夏行宫被焚。第二年，西夏要求议和。
1083年，10万西夏军队再次进攻兰州，筑起了著名的阿干镇，但最终未能攻下兰州城。
1084年1月，西夏军队冒着严寒围攻兰州。激战10天后，由于粮草运输不及时部队给养存在问题，再次退兵。9月，西夏军队围攻西市城，被宋将秦贵率军击退。1086年，西夏正式要求宋朝归还兰州、米脂等5处地方，理由是兰州以前就是党项族的地方，米脂则是西夏王朝奠基者李继迁出生地。而宋朝答应将其他4处地方给西夏，但拒绝将兰州奉送，理由是兰州是宋朝从吐蕃人手中争夺来的，不是西夏固有的地盘。在这个问题上，宋朝内部曾展开过激烈争论，司马光等人主张将河湟一带让给西夏，免得引起更大的战争。这个主张遭到曾任兰州通判孙路等人极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割让了兰州，则整个洮河流域乃至陇西一带都将非常危险。
1088年2月，针对党项人长于远距离射箭的特点，宋朝在兰州沿河一带招募弓箭手。果然，4个月后，兰州一带的麦子丰收，天气变暖，西夏再次发动对兰州的战争。西夏提出以两年前宋朝割让的米脂等地换取兰州，遭到了宋朝拒绝。
1097年，双方在灵平开战，西夏一时无暇攻打兰州，宋臣苗履建议乘机修复兰州金城关，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灵平之战进行到最激烈阶段，苗履被抽调到战争前线；守卫兰州的军事推官钟传在6天之内在黄河上架起浮桥，修葺了金城关；紧接着，苗履返回兰州，修筑了兰州北城。这样彻底切断了西夏军队在兰州南北合围的企图。
1099年，占据今兰州红固区张家河地区喀罗城的党项首领鄂特丹卓勒玛向宋朝提出归降请求。西夏在兰州一带的军事实力开始减弱，金国和西夏及宋朝对兰州展开了三角争夺。
1162年，宋军占领了西夏西边最大的供给站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使得西夏对兰州的控制更加薄弱。同年，金朝停止了兰州榷场，西夏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大损失。1167年，西夏向金朝提出恢复兰州榷场，遭到拒绝。
1213年，金将乌功论长寿和西夏军在兰州东关堡展开激战，金兵取胜。次年11月，金将奇撒森叛降西夏，西夏发兵援助奇撒森又被金兵击败。
此后12年间，西夏和金国在临洮和兰州一带每年有战争发生，直到1227年蒙古人灭了西夏。兰州对西夏来说一直至关重要。建国前，在青藏高原东南部时，对这里的觊觎是缘于部落生存与壮大的需要；建国后，对这里的攻取是想要和先人故地连成一片以谋取战略上的部族同盟以及对整个西北地区的集中控制。由于对兰州没能进行牢固的守护，使党项人彻底失去了和青藏高原上生活的其他支羌族联盟的机会，也造成了其自身在宁夏平原上的孤立。历史无法假设，而假如当初党项人牢固占领了兰州，他们的疆域将和青藏高原连在一起，那么他们和蒙古人较量起来，留给历史的结局无疑会是另一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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