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析支”之源

    从兰州向南出发，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临洮，这一带向来流传着“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天水市的白娃娃，临洮姑娘甲天下”的说法。20世纪20年代，瑞士人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中国古文化类型的重要遗存：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

    在这里稍作休息后，我继续乘车向南走。出临洮60公里就是有名的太子山，这里在唐代以前一直叫夏城，如今归属甘肃省临夏市管辖，这里古时还有个流传很广的名字叫“罕”。汉唐以来此地逐渐发展成为西北的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地。如今，在生活于这里的伊斯兰教众的称呼里，在张承志的文章中，把这里更多地称为“河州”。目前国内相关书籍的叙述里，把党项族的源头都指向甘肃南部和青海、四川的交界处，统称为“析支之地”。当我坐车从这里往甘南行进时，发现一直相伴在车窗外的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不是内陆地区的那种，也不是青藏高原上那种，很难用文字来表述。我问司机：“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司机回答：“大夏河。”大夏河？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沿途逶迤北来的大夏河突然给了我一种联想：大夏河和西夏有关系？这促使了我回过头来，二次走进临夏。随着我的深入考察，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了：大夏河就是党项族最初的乳汁与营养。是这条85.3公里长的河流哺育了党项族最初的成长，这里流淌着党项人最初的血液--没有大夏河，就没有这个民族的强大与兴盛……

    我到临夏时正逢花鸟市场集日，城镇居民和远郊农民集聚在花市上选购花卉，交流种花技艺。临夏素有“无家不花”之誉，使得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小城增添了几分特殊韵味。而真正为这个城市赢得文化底蕴的是它的两朵民间艺术奇葩：砖雕和葫芦雕。砖雕是在青砖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然后再天衣无缝地拼砌在墙上，风格古朴、庄重而生动，富于表现力，在临夏建筑装饰艺术中独具特色。由于当时对这里进行有效军事控制的是宋朝，在西夏见著于世的铁砖和手掌砖上面未曾发现过砖雕艺术，所以可以肯定当时河州一带的砖雕应该是汉族艺术。临夏的砖雕艺术都以花草为主，配以少量吉祥兽。葫芦雕是利用河州一带盛产的葫芦，剥皮、挖瓤之后，在葫芦壳上雕刻图形。一个葫芦只有拳头大，但上面雕刻的内容却非常丰富。

    以上就是并称“河州三美”的花草、砖雕、葫芦刻。看起来这个接受了现代化洗礼的城市应该与当年党项羌毫无关系，这里几乎没人知道西夏。我所问的人当中，无论是长途车的司机、当地出租车司机，还是政府公务员、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西夏。然而，我通过对《临夏州志》及其他资料的查询，并走进大夏古城进行勘察，最终挖掘出此地和西夏的神秘纠结--《后汉书·西羌传》里“河关（今临夏市积石山县大河家）西南，羌地也”以及对古羌人生活在“滨于赐支，止乎河首”区域的记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古羌人生活的窗口，明确了史籍资料论述古羌人发源地时所说的“赐支”或“析支”的范围。“赐支”，正是现今黄河流出青海省贵德县后进入甘肃的河曲之地，当时党项人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带。从地理方位来看，黄河从贵德县流出后，进入化隆县与循化县以及临夏积石山县交界地带，这就与大多数的史籍记载的“析支”是黄河出青海进入首曲的说法不相符合。现代不少史籍记载“赐支”或“析支”是指青海东部、西藏东北部与四川西北部以及甘肃南部一带，其面积比今天的甘肃省全境还大些。至于其具体的核心地段，此前还没有任何人进行过调查，关于党项人最初源头之地的探寻多年来一直仅限在纸书上。

    我沿着这条神秘而古老的大夏河，聆听其沉淀的文明与智慧之音，在被时代遗忘的羌文化遗址静静地感受这个参与创造中国辉煌古文明的民族的温热……

    时针指向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古羌人首领爰剑和他的众多族人做了秦人的奴隶，这是历史上羌人被汉人俘虏的首次记载。后来，爰剑想方设法逃回了河湟之地，被族人再次推为首领。由于他做过奴隶，而羌人一般称奴隶为“无弋”，所以就有了“无弋爰剑”的称号。爰剑逐渐扩张势力，开始向甘南一带移动。直至公元前384年，他的第四代孙子忍继续扩张，与其叔父昂产生了冲突。生性胆小的昂惧怕秦国的势力，担心这种扩张会招致秦国的攻击。年轻勇毅的忍掌握着部落权力，带领族众开始向南出发。经过与其他族落的无数战斗夺杀，他们的势力逐渐向苍茫高大的阿尼玛卿山以西扩展，占领了整个河湟一带，于是羌人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族落--河湟羌。

    忍的儿子研作为河湟羌首领，继承了父亲的雄心，历史上因此把河湟羌改名为研种羌。公元前154年，在以今天临夏为中心地域活动的羌部落首领留何主动提出与汉朝和好，汉景帝把留何安置在今甘肃的宕昌县--这是羌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宕昌和党项发音相近，宕昌古国也即是党项古国。

    公元前116年，汉朝在临夏建立罕县，羌人被从这里逐了出去，从此离开了大夏河流域。4年后，先零羌和牢姐羌结成同盟，合兵10万攻打临夏，一度夺回了这一地区。此后，先零羌、卑南羌、烧当羌、零吾羌等先后在这里和汉政权进行过争夺。

    真正能体现大夏国和当地在名谓上渊源的是大夏城的存在。早在西汉初年，这里就被设置命名为“大夏县”。那么大夏城确切地点在哪儿呢？通过实地采访，我发现它就在临夏市东南约80公里的今广河县阿里麻土乡刘家庄村。小村依山傍水，土地肥沃，其北部的棺木山（当地人也叫“旧堡子山”）就是大夏城遗址。该遗址位于广通河北面的第二台地上，一片空旷。当地人习惯地把他们生活的小村叫做“古城”，却没有人知道它会与西夏国有着久远而亲密的关联。遗址三面环水，其北为山坡，背山向阳，与《临夏市志》记载的一致：“大夏城因大夏水（今广通河）得名，为汉大夏县治所，现仅有南城残垣一段。”《汉书·地理志》记载：“陇西郡有大夏县。”330年，前凉政权升大夏为郡，归河州管辖。十六国时期，这里复设大夏县。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早些时候他们偶尔在田间还能发现些陶片。在古城遗址往东5公里处的贾家村，前些年建砖厂时还挖出了两个汉墓，出土了五铢钱和陶器，其中的一个陶罐上有“光和三年”的字样。光和是东汉灵帝的年号。

    西北大学的黄文粥考证后认为，“大夏”之名首见于《山海经》，早在公元前300年时大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国都就设立在现在的大夏城，大夏人就生活在大夏河、洮河流域及和政一带，大夏水（今广通河）因住有大夏人而得名。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大夏城的出现就是《山海经》记录时期，和我提出的党项人最早祖先“宓人”生活在这一带的观点正好契合。

    按照黄先生的说法，秦昭王所修筑的北长城陇西段的烽火台正对准大夏河北岸的古大夏国。迫于秦国的这种压力，大夏人开始向西迁徙。他们翻过了西倾山，涉过流沙，达到罗布泊一带，建立了若羌国。我在考证后认为秦把军事力量对准古大夏国的说法很勉强，当时秦国扩张重点并不在西边，当时大夏国仅仅是个小部落，并不值得秦国如此看重。

    1035年，李元昊着眼于遥远的大夏河流域，派遣大将苏奴儿领兵25000人攻打驻扎在这里的厮（吐蕃非常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战争以党项人的失败而告终，苏奴儿被俘。之后，李元昊亲自率军攻打牦牛城，僵持一个月后，机智多谋的元昊用诈和计得以破城，接着攻下了青唐、安仁、宗歌等地。厮的部将安子罗带领10万吐蕃军队截断党项人的后路，双方在这一地区激战200多天。最后安子罗兵败，党项人也因为深入敌方补给不足，饥饿及冻死者过半。这时，李元昊已经率军抵达河湟一带，西宁城丰富的给养诱惑着他。李元昊下令渡过湟水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要素--他所带来的这些党项人来自黄土高原，全是些“旱鸭子”。于是派最先渡过的人在河中浅水处插上小旗以示可以通过。厮一边坚守不出，一边暗中使人将夏军插在浅水处的旗子移到了深水处，随即亮出要接仗的信号，结果党项人溃归途中因缘旗而行，溺死者达半数。这是党项人有记载的唯一一次水战。

    出临夏向西北行50公里，便到了黄河岸上的风林关渡口。它是唐代开元时期著名的七关之一，也是当时黄河上游最大的渡口。这里北扼黄河天险，西望积石山，是唐蕃古道的要隘，也是西夏文化影响黄河流域的最西边，著名的炳灵寺就是见证。

    炳灵寺有中国名窟，其最早的名字叫“唐述窟”，羌语中是“鬼窟”之意，位于临夏永靖县西南35公里处的小积石山寺沟峡内。传说中，文成公主路过此地时曾入寺拜佛敬香，还让工匠造了一尊3米多高的佛像。文成公主的礼佛、建佛，促进了炳灵寺的兴旺，后来陆续建造窟龛达100多座，其中171龛中弥勒大佛石泥塑高27米。在这里可以看到以藏传佛教密宗为内容的壁画和塑像，如3号窟西壁上元代藏传佛教故事画、168号窟的明代八壁观音、172号窟木阁的明代涅画像等等。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一个佛像脚下出现了西夏文字--这是我国目前西夏文字出现的最西端之地。

    护羌校尉，羌人的顺逆

    合作是从藏语“黑错”变化而来的一个地名，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设在此地，这里是从临夏到玛曲乃至川西北的必经之路。它的南面是丰腴的川西北高原，东边是美丽而富庶的白龙江，西边则背靠着青藏高原。

    2003年9月，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整个甘南4.4万平方公里，1000多年前是藏羌最集中的地区，如今这里已经没有羌族人了。藏族诗人扎西才让告诉我，当年的羌族人现在可能已经成为汉人了，也可能领了藏族的身份。在他的老家临潭县，那里的藏族就有不少是羌族的后裔。

    《甘南州志》上记载，以夏河、碌曲、玛曲为代表的部分藏族地区一般以游牧部落群居，自称“安多哇”，这部分藏族主要是古羌人和后来吐蕃兼并的吐谷浑人融合而成的。和《临夏市志》等资料上记载的一样，《甘南州志》也提到了羌人的早期首领“无弋爰剑”，说是他把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这里。

    当年，秦始皇派遣蒙恬追征诸羌，将甘南纳入了陇西郡，这是羌人聚居地第一次走进中国中央政权的版图。

    羌族抗争不过其他强势民族，只能一步步地向西面的雪山地带退却。讦是势力强大的牢姐羌的部落首领。公元前112年春，他开始战前训练，计划攻取令居（今甘肃永登县）--如果此役成功，羌人和匈奴就会连接在一起，在中国西部形成一个长长的军事阵线。然而，他派往匈奴的信使在中途被俘，汉朝派将军李息和中郎将徐自为以10万人军队粉碎了羌人的图谋。这次战争不仅彻底摧毁了羌人的军事势力，切断了它和匈奴在军事上的联姻，而且最终导致羌人向南向东的大迁徙。随后，汉朝根据军事需要设置了统辖甘青地区的的最高军政机构--护羌校尉。

    公元35年，沿白龙江东移的羌人再次起义，汉将马援率军打败了以先零羌为主的起义军，然后将他们安置在陇南、天水、扶风一带。这是羌人跨进甘肃东部及陕西境内的开始，这时生活在甘肃舟曲、宕昌一带的参狼羌也已经归属东汉王朝。

    魏晋南北朝时，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穿过阴山，来到了临夏一带，随后翻越了高大的阿尼玛卿雪山，进入了今青海省共和县的恰卜恰，在美丽的青海湖南边定居。近年来，有专家提出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是从东北地区来的慕容鲜卑的后裔。为此，2005年9月，我赶赴三燕古都辽宁朝阳市进行考察。在这个慕容鲜卑人最初生活的地方，当地史料没有更详细的记载。长期被汉政权追赶的羌人在向西、南、东三面的撤离中出现了两个以其为主导的地方政权，占据了今甘南地区和陇南地区--这就是宕昌羌和邓至羌。从族名发音及之后的流徙路线来分析，宕昌羌就是后来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羌，是在汉朝末年烧当和先零这两个羌族部落分化后兴起的。邓至羌生活在白龙江一带，邓至国的范围在今四川南坪县、甘肃舟曲县、文县一带。由于其活动范围在白水流域，所以后人也有叫他们“白水羌”的。

    羌人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进行了当时中国诸多民族中最漫长的大流徙--从高原到河谷，从山林到平原，从沙漠到山地。关于这一点，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新唐书·党项传》：“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甘南州志》上则是这样记载的：“党项羌是一个以游牧为生的部落联合体，他们最先生活在析支地区，即甘南玛曲及周围地区，又称为析支河曲。”

    郎木寺，拓跋宁丛的路途

    离开析支之地后的羌人，在经过分化后，往东的一支的流徙路线是怎么走的呢？《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党项传》记载，党项部落以姓划分，其八大姓被称为党项八部，“而拓跋最为强族”。

    《宁夏通史·古代卷》第六章《五代时期宁夏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党项族的迁徙》中说：“旭州在今天的甘肃南部的碌曲县和四川若尔盖县之间，会州的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也就是说，隋文帝时期党项人已进入今甘、川一带的岷山地区。西夏古诗《夏圣根赞歌》中‘黑头石城漠水畔，赤面父冢白高河’指的正是这一地区。”

    公元585年，在吐蕃势力挤压下被迫东移的党项羌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带领下来到了今甘肃临潭县境内，请求归附隋朝。隋朝接受请求，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此举为几百年后党项人的崛起继而与其他势力分庭抗礼埋了伏笔，他们依靠汉族政权这柄大伞，首先脱离了吐蕃的威胁，也为自我壮大找到了机会。

    仅在11年后，羽丰翅硬的党项人向北发起猛攻，目标锁定在会州（即今四川北部茂、汶一带），将势力发展到了四川松潘一带。

    629年，该地党项首领细封步赖率部归唐，唐朝设置轨州，授细封步赖为刺史。

    其他党项部落纷纷响应，党项人以这里为中心再次图谋壮大。

    贞观九年（635），唐廷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人。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在与唐作战兵败后众叛亲离，不得不归附唐朝。

    从合作往郎木寺去的路途艰难程度超乎我的想像，由于兰州往郎木寺方向正在修建高速公路，又值雨季，到处是泥泞。我在合作等了近两个小时，快中午了，才等来一趟从临夏开往郎木寺的车。

    离开合作后，一种逐渐逼近藏区的激动在我心中荡漾；在经过达尔哇、五乎扎得且、博拉这些越来越明显地带有藏族风情名字的地方时，更是如此。

    路上，我们的车意外陷进了深泥潭，下车时看到前后有200多辆车都被阻住了。在那样一条偏僻的路上，数百辆车挤在一起给人的感觉首先是惶恐。

    直到夜里2点多才到郎木寺，算下来，一个小时连10公里都走不上。到达时，正下着大雨，那种高原上粗犷的雨水我是第一次见到，雷声好像就响在头上，很炸的那种。

    这里是省界，站在一座小桥的中央，可以一脚踩在甘肃境内，一脚踩在四川境内。

    峡谷处有一处洞穴，藏语叫“德合仓”，洞中有岩石酷似亭亭玉立的仙女，仙女在藏语中叫“郎木”或“纳摩”，郎木寺全名是“德合仓郎木”，意即“虎穴中的仙女”。

    郎木寺不是一座大寺，而是由四川境内的格尔底寺和甘肃境内的色止寺构成，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庙。

    这里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支流--白龙江的源头。刚出山口的白龙江清澈见底，自西向东将浪木寺乡一分为二，在市镇中心转弯向东流去--南侧属甘肃，有色止寺、晒佛台、白塔等；北侧属四川，有格尔底寺、纳摩峡谷。在格尔底寺入口处还有一座清真寺，瘦削耸立的叫醒楼与浑圆的佛塔并立。在这里看到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和一座清真寺能够并肩相处，堪称罕事。

    从色止寺走出来，逆着白龙江，到了人迹罕至之地，不时看到有藏族妇女在清寒的江水边浣洗衣服。当时我穿得很厚都觉出冷来，可她们却把手深浸到凉水里。上前去问一个年轻女子，她的名字叫益格，她说已经习惯这样了。

    到达四川境内格尔底寺时，迎面突然飞奔过来一个娇小身影，一下子扑到我怀里，上气不接下气，后面紧跟着一头巨大而凶猛的藏獒--是青藏高原上随处可见的一种极其凶猛的护羊犬。

    猛跑着的藏獒突然停了下来，回转头，悻悻然走了。我以为它是怕我们人多，后来才知道藏獒有一个习惯：一旦被追逐的人跑出了其主人的“领地”，它就会放弃，并不是由于害怕。

    撞到我怀里的那个人安静了下来，看得出是个南方女人，白白净净的，一问知道她姓林，从福州来的，是个背包族，在一家保险公司做管理。

    郎木寺不但在安多、康巴及卫藏地区声名远扬，而且在国际上都拥有响当当的名气。现在看来，它已经没有了党项人留下的明显痕迹。晚上，我到吴丽莎的简易房里去“泡吧”。吴丽莎是当地的一位回族妇女，几年前来这里的外国游客教会她做苹果派等西方食品，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知道这里有此地唯一的“吧”。这里自然而然成了一个新景点，屋内的四面墙壁上都是些来自国内外各地游客写的感言。

    9月一般在内地还留有夏天余热，而在这里却感觉凉飕飕的。酒吧里有炉火，室温很舒适，外面的大雪驱使大家花大把的时间来泡吧。

    吴丽莎的儿子已经15岁了，没事干，整天就在小镇上晃悠。他和小镇上那条有名的3条腿的狗曾经出现在许多驴友的笔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忙着采访考证，得出一个粗略结论：党项族拓跋部曾经就生活在这里。当初，党项人从玛曲一带被迫向东流徙，这个对水草有着依赖的民族选择沿着白龙江逐渐推进，一部往江北岸的迭部、宕昌、舟曲、文县、武都，乃至更往北的甘谷、天水等地；另一部往江南岸的松潘、若尔盖，乃至更南的理县、茂县、汶县等地。

    2004年9月的最后一天，这里又下起了雪，头天还是下雨--这就是青藏高原的天气。傍晚，我独自沿着甘肃境内的路上山，结识了好客的青知布一家人。他们请我喝纯正的藏族酥油茶。

    水永远活着，吐白族号下的军队

    早在1992年，美丽而神秘的陇南就吸引着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我把脚步迈向那里。当兰州处在一片料峭春寒时，陇南的春天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到天水转车，途经甘肃的成县、康县、徽县，达到白龙江边的武都已是傍晚时分，我又匆匆乘车去两水--这是一个白马羌族聚居的小镇，因设置有白龙江林业管理局而著名。传说，仪山禅师有一次洗澡，由于水太热，他就唤一位年轻弟子让提一桶冷水来。弟子把水温调合适后，顺手就把剩余的冷水倒掉了。仪山禅师很生气，忍不住骂道：“宇宙中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用处的，就如你刚才倒掉的那些水中的一滴，不仅可以止渴、洗澡，还可以浇花、洒树--没被浪费的水就会永远活着，你为什么要浪费水呢？”仪山禅师的“水会永远活着”成了禅宗中的经典。

    对于西夏而言，白龙江就是其永远活着的一个见证。

    夜深时分，江水流淌，似乎正在叙述千百年来的沧桑历史，承领了氐、羌、藏、汉轮番厮杀拼夺的铁鼓金声和杜甫自此入陇的书色诗音。我正独自聆听，忽然对面山顶上有歌声追随游移的灯盏划破了夜空。白马羌族，这个颇富争议与传奇色彩的部族，尚保留有古朴纯正、豪爽奔放、粗犷强悍、能歌善饮的民风，成为史学家、民族学家着重探索的对象。

    羌人因活动地域的偏僻与高远，在其生活中总能透出一种宗教上的圣洁意味。他们用歌声表达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及关爱，那一曲曲飘荡在草原牧帐中的歌声表达出了游牧民族的博爱与真诚，曾经的辉煌、久远的隐痛，皆在其间。

    “白马”一词，在藏语里是指“吐白族号下的军队”，他们自称“达尕贝”，是古代氐族早期最强大的一支。《史记》中记载“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北史·氐传》中记载，氐者是西夷之别种，号“白马”，生活在甘肃陇南文县、四川平武、南坪一带。

    白马河像是个摇篮，白马羌族最初来到这里就是仰仗它的怀抱。如今，它掩隐在甘肃陇南文县一带的原始森林里。那里的粗犷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敢、豁达的白马人，那里的传说与其景致一样神秘而具有诱惑力。

    也许正是白马河神秘由来的命名诱惑着我向那里走去。白马河一会儿深沉，一会儿激昂。白马河没有大海的奔腾气势，也没有江南小溪的清秀之气，但它凭着自己顽强个性执著地向前流淌，把一个神秘民族的诸多历史写进奔流中，陪伴着河流两岸的一个又一个村庄，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白马人。

    好几个晚上，我就一个人在江边坐着，聆听江水流淌的声响和不时从江对面传来的悠远歌音。那高亢的歌声中又有低沉的倾诉，仿佛讲述当年羌人刚来这里时对陌生地域及当地土著的抵触，发生过一次次的争夺，血雨腥风中一个个鲜活生命消失在江水边，那撕心裂肺断肠的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考察完两水镇和武都，我逆着白龙江，到达宕昌县。现如今，许多人把在这里生活的主体族群称为“白马藏族”，阿坝一带的羌人认为“白马藏族”其实是“白马羌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将甘南一带封为羌人所有。不久，“不安分”的羌人以这里为中心四面出击。《甘肃省志》记载，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携功成名就的得意春风西巡，越过陇山，来到甘肃平凉的崆峒山；在这里完成隆重祭奠仪式后他继续西行，到达甘肃的靖远县和会宁县。与后来隋炀帝西巡青海对羌人及吐谷浑起到威慑作用不同的是，汉武帝的西巡后果朝着预期的反方向发生，羌人把汉武帝西巡理解成了一个要向他们发兵的信号。他们很快联合北边的其他部族，合兵10万包围了临夏。汉将李息率军10万平息了这场动乱，从此设置了针对羌族的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护羌校尉，在白马羌人集中的武都设郡。从那时起到唐宋时期，在甘肃南部和中部乃至河西一带活跃的羌族主要是先零羌、参狼羌和烧当羌等。

    公元一世纪初，活跃在甘肃境内的最大羌族部落是先零羌，他们是从大夏河转战而来的。公元34年，他们攻占了兰州，随后又攻破陇西。陇西太守马援在临洮率部击破先零羌，迫使他们退守永登一带。光武帝刘秀命令马援乘胜西进，修缮破羌（今青海乐都）以西城廓。第二年，羌族中的另一支参狼羌攻打武都，又被马援击破。

    公元57年，正当渭河流域的麦黄时节，和煦的暖风缓缓吹过，驻守汉军闻着一地的麦香，放松了警惕。一支烧当羌在首领滇吾带领下猛然攻打陇西，和汉军先后在临夏、永登、永靖和唐谷（今青海乐都西）激战，将3000多汉军全部歼灭。

    公元66年，烧当羌首领迷吾联合封部羌首领布桥攻打陇西和汉阳。经过持续10年的拉锯战，羌族成长为汉朝在西北地区的最大敌人。公元97年，烧当羌首领迷唐率领8000多名精英击破陇西，汉廷极度震惊，随即调拨3万军队进行反攻。迷唐采取迂回策略请降，汉廷令他率领剩余不到2000的羌人到大榆谷、小榆谷（今青海省贵德、尖扎）。几年后，迷唐再次举兵起义，遭到汉军镇压，迷唐战败后不久病死，跟从他起义的羌人被分置到陇西一带。这一时期在甘肃境内各部羌人的分布区域大致是：先零羌在武都、汉中、陇西等地，当煎羌和勒姐羌活动在兰州、张掖、青海乐都一带，烧何羌活动在张掖一带，狼莫羌在宁夏青铜峡一带，沈氏种羌在张掖一带，烧当羌在武威、永登、湟中、汉中一带，白马羌在文县一带，且冻羌在甘肃庆阳、清水一带，杂种羌在临洮一带，鸟吾羌在陇西、汉阳、兰州一带，滇那羌在河西一带。

    持续几个世纪，河陇大地上羌人征杀不断。一条条河流、一座座山脉、一个个州府、一座座城池，到处都是他们骁勇的身影和铁骑的嘶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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