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祝，突破祁连山东麓的僵局

    古羌人离开析支后四处流徙，其中的一支向西走，翻过阿尼玛卿雪山和西倾山，将生存触须伸向青海的深处，在美丽富饶的玉树草原上生衍繁息。在这里，他们和汉族政权、吐谷浑政权、吐蕃政权展开生存之战。越过大夏河向北，羌族的一些支脉分布在青海东部和甘肃中部，甚至有的到了河西一带。后来都归入了西夏王国的版图。沿着白龙江迁徙的一支大体以松潘一带为分水岭，又分成两支：向南的一支进入摩梭河谷地，成为今天中国最大的羌族自治州的主体部分；向北的一支由甘肃陇南一带向天水、陕西一带进发，构成后来建立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族。

    1996年夏，我从景泰出发，翻过绵延数百公里的寿鹿山大森林和山顶终年积雪的马牙雪山，经甘肃的皋兰、永登、兰州，前往天祝--中国最东边的一个藏区及千里河西走廊最南端的一个县城。天祝藏族自治县属武威市，是当年西夏人和吐蕃人交锋的最前沿地带。从位于兰州红古区的吐鲁沟出来，就是甘肃和青海交界的大通河--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进入大通河谷就能立即感觉到这里和外界的距离，会被一种巨大的幽静包围着。天祝是我国最早成立的藏族自治县，它的名称是由天堂寺和祝贡寺两大寺院各取一个字而组成的。其中，天堂寺在人迹罕至的大通河畔深处。历史上的西夏对这里没有进行过有效的牢固统治。在天堂寺里朝拜的藏人，他们每磕一个头便从身边的一个小布兜里拿出一个小石子来，嘴里念念有词。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数字概念，根本不知道或许也不想知道自己这样一场朝拜下来要磕多少个头--兜里的石子取光了，就证明自己当天要磕的头磕完了。那些牧人也是如此。每天牛羊出圈时，羊出一只就拿出一只小石子来，羊出完了自己的石子也拿完了，就证明羊没有丢；羊出完了石子还有剩余的话，就证明羊丢了，就得回去找羊。

    2005年8月末，我再次来到这里。10年的光阴刷洗掉的是青春狂狷之气，进入天堂寺时我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10年前我来这里时，和当地知名的诗人靳万龙相遇，那时他是天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如今他在城建局担任副局长，他给我介绍了当地的一位藏族朋友让智澳登（汉语是“快乐阳光”的意思），汉族名字叫“李生云”，是天祝县文化馆馆长。我这次来有了意外收获。李生云告诉我，文化馆里收藏着两件西夏文物，其中一件是西夏扁壶，经过专家辨认是军队用的，证明西夏军队曾经到过这里。这个结论打破了以往研究者一直将追寻西夏的目光停留在祁连山以东的“僵局”，这对西夏疆域西界的认定也有着重要意义。

    河西门户，西夏陪都--武威的身份

    天祝往北，过了古浪峡，就进入了当年的西夏陪都武威市。武威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东端，南靠祁连山，北抵腾格里沙漠，东接古浪石峡，西临茫茫草原。这里是河西走廊开发最早、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片绿洲，这里属冷温带大陆性气候，土地肥沃，石羊河水系全境覆盖，灌溉十分便利，适应多种农作物生长，自古就有“凉州不凉米粮川”之说。因而，武威也是西夏人在黄河右岸第一个要极力征服的地区。《西夏书事》中说：“黑山峙其东北，黄河绕其西南，地方二千余里。”武威在西夏王朝统治者眼中的地位是“羌戎之都会，屯守之要区”。武威地位的形成更多是基于丰裕的物产和良好的地理气候条件，当然也与这里“武力威震河西”的军事位置有关。

    李继迁把自己的出生地陕西米脂县当成了党项人百年流徙的最东点，他把目光转向富庶的鄂尔多斯高原，很快夺取了此地；深远而辽阔的蒙古大草原没有淹没李继迁的欲望，更加富庶的宁夏平原吊起了他的胃口。于是，马蹄西移，灵州战役，宋王朝在自负中失去西北的军事重镇，西夏为立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军事基础。夜渡黄河，李继迁看到了足以为一个新帝国提供物质基础的凉州。1003年，李继迁攻下了凉州；不久，又被吐蕃部的首领潘罗支用计夺回。这一次，党项人失去的不仅是一个重要城池和向西扩张的基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杰出的领导者--李继迁在凉州战役中中箭身死。

    1032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继位。李元昊采取与宋王朝缔和政策，以求自己进行军事力量上积累的时间。同时他又竭力攻打凉州，还西攻回鹘，南打吐蕃。他对河西地区“经谋不息”，他的誓言是不为祖父报仇、不夺下凉州就永不立国。最后他终于将吐蕃人从这里赶了出去。东边河套平原的“塞上江南”和西边千里河西走廊南大门的“银武威”，像两条血管源源不断地给西夏王朝输送能量，持续了190年。由此武威成为西夏王国西境最大的城市和军事据点。1036年，李元昊夺取了瓜州、沙州、肃州等整个河西之地，完成了他所立下的誓言。直至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

    西夏对武威的长期占据，而且将其作为陪都，使得这里在西夏国中的地位仅次于银川，因此也留下了很多重要的见证物。两百年前，著名学者张澍前往武威的大云寺游历，无意中发现了一块石碑上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他一个都不认识。等绕到石碑的背后，他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他终于弄明白原来石碑正面上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它的出现，揭开了西夏研究的一个新时代。

    这里还出土了今人破译西夏王朝的重要依据--《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这块碑最早是在武威的护国寺内，现存武威市的西夏博物馆内。在宁夏博物馆和西夏王陵博物馆内也都有《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复制品。原碑凿刻于西夏天民安五年（1094），是西夏文碑刻的珍品。该碑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未见于史籍记载的珍稀史料，同时对于研究西夏文字也是极为宝贵的素材。1996年秋，我第一次到了武威，认识了对当地风俗颇有研究的《武威报》记者李学辉，随后的几年里我又相继认识了诗人谢荣胜、邱兴玉，以及彭斌山、何学平等诸多朋友。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往西夏的河西深处走进时少走了许多弯路。

    武威是农业和畜牧业的理想基地，加之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极大地促进了西夏王国的巩固和发展。直到近些年，武威人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作为陪都的武威在西夏历史文化上的地位。在当地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大力呼吁下，武威投资252万元于2001年建成了西夏博物馆，与武威文庙毗邻，主体为二层仿古式建筑，主要展示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物。

    现由西夏博物馆收藏的西夏文物有3000多件，其中有西夏文与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有反映当时建筑水平的西夏木缘塔，有造型简洁古朴、具有民族创新特色的西夏铜壶，有反映当时精湛手工艺制作水平的西夏金碗、金链，有全国现存唯一的西夏容量器具金撮，有反映当时银币流通的西夏银锭，有记载西夏经济发展状况的《西夏文书》，有记载西夏商业活动情况的《西夏卜辞》，有反映西夏佛教发展的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及其他各类西夏文经卷，有反映当代贵族生活的西夏木版画，还有大量的西夏木器、瓷器和金属制品。这些都是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2005年8月，甘肃省西夏文研究专家陈炳应在研究武威天梯山石窟的西夏文佛经时发现其中有两页可能是木活字版印刷品。一个月后，陈炳应参加在银川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西夏学研讨会，他告诉我说：“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出土了许多佛经，只有这两页上面有题款，还是西夏皇帝的尊号，所以可以明确断定年代，一篇是《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一篇是《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下卷》。”他所说的题款，是夏仁宗的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睿智睦懿恭皇帝重敬施”。从这个题款可以看出，这件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的印制时间是在1139年6月到1141年8月间。1988年夏，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的村民们在修复祁连山北麓古寺亥姆洞的施工中发现了一批被压在地砖下的西夏文经书。当时村民们见那上面的字奇形怪状的没有一个人能认识，都以为是神书，怕招来灾祸，于是就一本本地投向了火中。仅剩的几本被一位老人藏在石缝里，其中一本后来转到了在武威文化馆工作的孙寿龄手中。孙寿龄初步鉴定这本《维摩诘所说经》是西夏仁宗年间泥活字印本。1988年3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其为中国11世纪中期的活字印刷本，应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从武威往西走，沿着千里祁连山，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多次了。当年，党项人在这里和吐蕃人、回鹘人、汉人乃至后来的蒙古人展开拉锯式的争夺。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就是张掖，古代称为甘州。“金张掖，银武威，铜高台”的说法可以证明这里曾经的富庶；今天的甘肃省得名，就是取了甘州和肃州（今甘肃酒泉）的字头而来的。1028年，一场能够充分见证李元昊运动战天赋的战争就是爆发在这里。勇猛的党项人第一次没有采用以往凭借勇毅和对手正面冲突的方式，他们在年轻的李元昊带领下长途奔袭，突然包围了回鹘占据的甘州。经过一番激战，这里从此并入了党项人的领地。从此，党项人也彻底解决了一个新兴帝国所需的粮食及畜产基地的问题，他们在这里完成了建国的物质储备，并为继续向西、向北推进奠定了基础。中国有许多地名都蕴含着不凡的来历。当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征匈奴，占据了祁连山下这块富庶之地。汉武帝像对待其他地方一样，战争一结束就在当地实施文治，设张掖郡，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之意，张掖之名由此而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张骞、班超、法显、玄奘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身影。隋炀帝在西宁战役后，由此往西巡视自己的疆界，当他来到张掖时，立即被这里所吸引，曾集西域27国在此举办过“博览会”；元朝时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曾在这里停留过一年之久。

    在张掖市的西南有一座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是甘肃境内最大的西夏建筑遗存。其大佛殿高33米，面阔9间。殿内有木胎泥塑、金装彩绘的释迦牟尼侧身佛像，即“大卧佛”。“睡佛长睡睡千年长睡不醒，问者永问问百世永问难明”还有这样一副有趣的对联挂在廊柱上。或许，对西夏的记忆，都如它一样已经长睡了。据说，南宋恭宗赵显被虏后曾在此出家。

    800里河西走廊的分量

    李元昊在建国之前虽然用武力彻底统一了河西，但是回鹘及吐蕃试图东山再起。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四月，沙州回鹘在宋将曹琮的引诱下起兵，遣使于宋取得联络。“自昊取河西，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州，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计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李元昊有鉴于此，果断地在西夏国范围内设置了20个州，其中单在河西地区就设有9个，足见他对这里的重视程度。

    西夏对河西的高度重视还表现在其对府州品级高低的排定上。西夏仁宗天盛年间，定官级为五品。西凉府、镇夷州、番和州的品级与西夏国都兴庆府的品级相当，而高于其他府州。为了加强对各地驻军的管理，西夏仿照宋朝军制，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设12监军司。每个监军司都立有军名，规定驻地。设在黄河以西的监军司计有甘州甘肃军司、瓜州西平军司、黑水镇燕军司、黑山威福军司、卓他南军司、右厢朝顺军司等6处，占了50%。其中，甘州、瓜州西平两监军司的设置，正好是当年回鹘、吐蕃割据之地，这样设防的用意不言而喻。

    马匹在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西夏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争夺马场和盐场的历史。西夏境内的畜牧业以河西地区最为发达。而在河西各州郡里又以凉州的畜牧业最为发达。当地“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凉州不仅出产大量的优质马匹，而且还盛产羊、骆驼和牛。宋仁宗皇二年（1050）三月，辽兴宗兵分三路伐夏，“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骆驼二十万，牛五百”。仅次于凉州的畜牧业区还有瓜、沙二州，以及山丹的马营滩。

    河西的农业也很发达。在水利灌溉方面，西夏国修复了在今宁夏境内的汉延渠与唐徕渠。在甘州、凉州一带还利用上了祁连山雪水--史书记载为“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在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101号陪葬墓内挖掘出了鎏金铜牛，说明当时西夏境内的牛耕技术与中原地区差距已经很小了。史书上记载，西夏当时共开凿了68条引水渠，引黄河水可灌溉9万顷土地。西夏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要和北宋以及周边其他政权较量，就必须摆脱单一格局。在这里，他们不仅养牛放马，还开荒种地，开始重视农业，当时的西夏境内有不少绿洲。“昊王渠”是那时最著名的一条灌溉渠，全长300多里，最宽处有20多米，目前有的渠段已经不起作用了。当时河西地区所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之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支援境内其他地区。例如1085年，银州、夏州两地大旱灾，“秉常令运甘、凉诸州粟济之”。

    由于畜牧业的发达与新兴帝国的大量需求，河西一带毛纺业的发展很快。当地比较普遍的家族副业是制作毡片毯子和纺织毛布，其中一些优质毛布作为名贵商品，成为和宋朝、金朝进行贸易的重要物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载了元朝初年他途经今阿拉善左旗一带，看见当地居民“用骆驼毛和白羊毛制成一种美丽的驼毛布”，在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

    河西的发达，首先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云：“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众匠率职，百工效技。”这些记载反映了客商、工匠、官僚、地主、香客云集武威的盛况。这种繁荣，还得益于西夏和宋朝的战争中断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往来。西夏设置很多障碍，对前往宋、辽进行贸易的大食及回鹘商人课以重税，“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就连由印度到宋朝的进奉僧也往往在此遭到羁留和勒索。这使得来自西域的贡使和商人不得不自新疆出发，经柴达木盆地，到达鄯州（今西宁），然后沿湟水、渭水至秦州（今天水市）；或从海上乘船到达广州，再由广州北上至汴京（今开封市）。所以说，后来这里的商业受到了影响，反而成全了地理位置不如这里的西宁的崛起。

    800里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这里的关注。巍巍数千里的祁连山雪水成就了这里的富庶，漫漫几万里的丝绸之路成就了这里的战略地位。出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之便，河西走廊就是李元昊一直觊觎并想借以扼断宋王朝和西域联系的一枚重要棋子。

    敦煌，惊鸿一瞥

    甘肃人常常戏言他们往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一碗面一个洞”，前者是指牛肉面，后者则指的是敦煌。很少有人会把敦煌艺术这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西夏联系起来。而这里确实和西夏有着极大的关联，这种关联还不是简单地说这里陈列或收藏了一些西夏的壁画与文物。

    1900年5月，中国西部偏远的敦煌，漫天黄沙，一群从中国新疆赶来的外国文化强盗来到了这里，他们用金钱打通关节。那时候看守莫高窟的是道士王圆。

    此前，这个中原人看好这里地理偏僻可以躲避战祸，可以提供他的生活所需，所以迁居至此。他闲来无事，找来一位姓杨的先生在洞窟里抄写经书。这位杨先生有当地人特有的一个习性，干活干累了，就抽从新疆传过来的一种莫合烟，用来点烟的是当地产的一种芨芨草。杨先生有个习惯性的动作，用芨芨草点完烟后随手就插在身后的墙缝里。有一次，他发现芨芨草从墙缝里掉了进去，就顺手掏了掏，结果由此发现了一个大秘密，罕世珍宝得以重见天日。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宝藏放在这样的一个小洞窟里呢？法国人伯希和所提出的“西夏威胁说”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解释：1028年，李元昊率军对甘州回鹘发动袭击，取得胜利后的党项人又意图夺取物产更为丰富的瓜州。党项人一路血腥征战和残酷掠杀，使得沿途的百姓散布许多有关他们的恐怖传言。在党项人要攻打敦煌的消息被证实后，这里的民众开始了逃亡，就连僧人们也不例外。为了避免大量文物被毁，僧人们在原有洞窟旁又开凿了一个葫芦型（封口小、里面大）的洞窟，把一些重要的佛经、画册、信函等藏在其中。

    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专家考察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处的西夏洞窟进行了专门调查。西夏工作组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宿白先生的指导下，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在莫高窟划分出77个西夏洞窟、在榆林窟划分出11个西夏洞窟。

    如今，我们在敦煌博物馆刚入大门的地方能够看到陈寅恪先生说的一段话：“敦煌学是国人的一部伤心学。”在现存的他当年留德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用藏文和汉语注解西夏文，他还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有“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殊尔，据称为明万历时写本，寅恪见其上偶有西夏文字”等语。以先生的学识与造诣以及对敦煌的关注，为什么他对这样一个“富矿”没有进一步挖掘呢？2005年初，97岁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应邀到银川讲学，我就此请教，文先生指出是西夏文的僻涩导致众多学者在这方面的却步不前。

    在西夏统治敦煌的100多年间，敦煌一直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自公元366年第一声斧凿声在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响动起，经十六国至元朝等历朝历代的开凿，这里逐渐形成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石窟群，成为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

    1908年4月27日，伯希和率领他的“文化探险队”从巴黎来到莫高窟。震惊于敦煌艺术，他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当即在那个被风沙和寒冷包围的下午给法国巴黎亚细亚协会会长塞纳尔写信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伯希和把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著名的《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把那些他并不认识的写本、刊本和壁画运到了法国，在当时的巴黎引起强烈轰动。如今，巴黎国立法图书馆东洋写本部所收藏出自莫高窟的西夏文文献约有200余件。

    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的248个洞窟进行了6次发掘清理，共计发现西夏文文献整页、残页、残片179件。文献形式有写本、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本，其中佛教典籍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诸密咒要语》、《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高王观世音经》、《千佛名经》、《无量寿经》等。

    西夏时期的壁画基本上集中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在武威下西沟岘2号窟、永昌千佛阁遗址以及银川西夏王陵8号陵墓室和居延黑城子遗址等地也发现有少量的壁画。

    西夏壁画除了描绘各种净土变、说法图、千佛和供养菩萨外，还出现了十六罗汉、儒童本生、炽盛光佛、水月观音、曼荼罗五方佛等新的题材。在榆林窟西夏壁画中还发现有3幅《唐僧取经图》，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唐僧西天取经的绘画。榆林窟第3窟壁画是唯一以山水为主的画面，实地描绘了西北地区山岭树疏高旷的风貌。

    在莫高窟附近的元代塔墓中还出土了3部西夏文佛经，上有刻印的佛教故事画共有60多幅，情节前后连贯，是中国早期连环画中的珍品。

    2005年初，甘肃省安西县博物馆研究人员李宏伟、刘晓东根据航片资料，在安西县城东北6公里处的戈壁滩上发现了一处大型坛城遗址。经考察认定，这是西夏时期密教高僧大德在这里举行法事后留下的遗迹。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外墙四边均长142米，残高不足1米，四面各开一气势宏伟的大门。内墙四边均长109米，其中心有一直径为49.3米的大圆坛。大圆坛中间偏北处建有一座63平方米的方形台基，台基与北侧3米处一直径为4.5米的圆形坛基以通道相连。在外城的北墙内侧发现有30个小土堆，直径1.2～1.4米不等，残高0.2米。该遗址除外墙有挖沙的遗迹外，其余地面均保持了原生状态。在坛城内发现有青花瓷片、黑釉瓷片和人工砍削过的木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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