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羌寨，女武士的战争

    在西夏学中，有4个地方为研究者们最关注：银川及附近的贺兰山和灵武--西夏王朝首都，有西夏王陵，出土了大量皇家器物；黑水--当年俄国人科兹洛夫、英国人斯坦因、美国人华尔纳的相继发掘，使西夏学研究走向国际；敦煌--蕴藏了西夏时期的大量壁画，见证了西夏佛教信仰与文化艺术；武威--作为西夏王朝的“陪都”，出土了大量罕见的西夏时期文物。

    而海原，一直距离研究者的眼光很远，直到临羌寨的发现，它才成为研究西夏陶艺和军事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成为西夏历史上承认女兵在军营中地位的见证。

    在传统观念里，“军中无女”是个铁定的规律，改写这个记录的是西夏军队。

    女子的生理条件不适合军旅生活，但这并非“军中无女”的全部原因。美国学者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在《妇女与世界宗教》中说：“女性的力量即生殖力的本质，是与猎人的杀生力量正相反的另一极，所以妇女与武士不能相遇。如果他们的力量相遇，整个神圣的体系就会丧失平衡。这样，神力便会肆虐，从而引起瘟疫、火灾、洪水、作物歉收或狩猎落空。”

    《商君书·垦令》中规定：“令军市无有女子。”在当时神秘主义观念中存在着女子妨害军事的意识。《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兵败，竟曾发出这样的疑问：“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直到清代竹枝词合集《都门纪变百咏》中还有“军中有女气难扬”的句子。西夏改写了女性从军的记录，甚至当年梁太后亲自率军南北征杀。

    临羌寨位于海原县城以东15公里，是贾塘乡马营村和史店乡田家拐村交界处的一座废堡，一直没有进行过专业挖掘。而从这里出土并流失的上万计的文物，说明了西夏境内最南端的这个军事要塞的地位。2004年12月，在海原县原文管所所长李进兴的陪同下，我又一次走进这个曾经的军事要塞。

    田志义是田家拐村的村民。当年他每天到村东头一个废弃的古堡中，随意挖些坛坛罐罐，换点钱作生活补贴。他把在古堡中发现的小玩意拿到海原县城南街回民食堂门口，摆了个古玩小摊。其中有一个44.4厘米长的尚方令锤，是西夏皇帝授权大臣传令、行使兵权、调动部队、便宜行事的凭证。田志义和王圆篆有些相似：当年的王道士遇上了懂文物的叶昌炽，叶昌炽发出就地封存敦煌经文的口令让王圆篆从侧面知道了那些看起来破旧的经文及画像的意义，再后来他就加快了盗运敦煌文物的步伐。

    田志义的发现一开始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直到有外地的人来收购他采挖到的东西时，当地人才认识到在自己身边沉睡了多年的古堡竟然是个聚宝盆。于是，方圆几十里的百姓纷纷拿着铁锹和钢钎，从1993年开始持续数年疯狂挖掘，直至1997年才算结束。最终数以万计的文物被破坏，古老的临羌寨这一次真正成了一个废墟。

    《海原县志》记载：“宋咸平年间，境内吐蕃背宋投夏，西夏得天都畜牧耕稼膏腴之地，构筑堡寨，营造宫殿，置监军司……次年，宋集兵5万于天都地区筑一城二寨，时西安州驻兵7000人，天都、临羌二寨各驻兵3000人。”一个小小军事古堡的屯兵竟然占了西夏当时总兵力的2％，可见其分量。

    临羌寨建成后的第四年（1002），李继迁夺取了天都地区，营建南牟会，使这里后来成为西夏王朝南部最大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和军事基地。临羌寨（当时叫秋苇川）和天都寨（当时叫洒水平）作为西安州（当时叫南牟会）的两翼，都承担着重要的军事角色。

    在西夏境内14条著名交通要道中，临羌寨正是“天都山五路”的元昊离宫往东南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必经之地。

    临羌寨里出土了很多的盔甲陶模、弩机、箭头、蒺藜等，其中的弩机是迄今国内唯一发现上面有西夏文字的。在铜器方面，出土了敕燃马牌、双角怪兽护心牌等。从挖出的围棋罐、围棋子、象棋以及女性用的粉盒和雕花骨梳等还可以看出西夏军人的业余生活面貌；尤其是这里出土的高发髻妇女头像陶模、女供养人陶模、孕妇陶模、女护法神陶模、抱鼓女彩陶、女童抱狗陶、抱瓜女陶人、握鸳鸯女陶人、女军人手臂陶、提篮女陶以及一些女性饰物陶模，证明了这里当时有女兵与随军家属存在。这从侧面证实了西夏王朝在男丁稀少的情况下有征女兵作战的历史。

    西夏明文规定女兵可以入伍，女兵被称为麻魁，她们或从军出征或戍守城堡。从西夏的《天盛律令》中“守大城者，当使军士、正军、辅主、寨妇等众人依所定聚集而住”的规定，可以看出女兵在守城时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她们还承担着繁重的后勤杂役和打扫战场的任务。

    在古堡北门向南150米处有一处窑址，占地面积大约有30亩，有石头和砖块砌成的房基，有火塘、烟道、烟囱、土坯炕面的遗迹，也有石碾、瓷研杵、石碾槽、石磨、轮基轴、石臼等残件遗物或遗迹。紧挨着这里又发现了一口深约20米的古井，旁边还有水池。

    李进兴回忆起当初挖掘时的情形：“现场一片狼藉，挖出古井、水池、陶洗缸的地方也没有人去填埋。陶洗缸直径和高均约1米，是用灰陶制成的，呈一字形摆在那里；水池的大小无法测出，墙体是用砖和白灰砌成的，估计是陶洗瓷泥和练泥的地方。”

    在临羌寨发现大量西夏瓷器，证实了西夏在瓷器制作方面的水平。归结起来，有扁壶、执壶、砚滴、经瓶、春瓶、花口瓶、葫芦瓶、双耳瓶、碗、盘、罐、高足杯、钵、釜、灯等生活器具，有些造型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最值得一提的是西夏扁壶，其器形新颖别致，纹饰繁多，体现出了西夏高超的制瓷工艺及游牧民族风格，因而被视为西夏的典型器物。

    帝国兴衰之西安州国丈

    现如今宁夏南部山区海原县县城西北的西安乡，在西夏时有了一个新名字：

    “西安州”。当年，它的行政级别与军事地位和灵州、夏州、应理州、会州、瓜州等差不多。从与宋朝常年作战的形势来着眼，西安州的军事位势显得更为重要。如今，这里是西夏建国后所筑建古城中保护得最好的一座。

    宋元符二年（1099），宋军占领这里，夯土筑墙，建造了西安州的雏形。西夏在对这里实行有效管辖后，又进行了维修和扩建，使城边长达到近千米。据当地史料记载，古城“周长九里三分（4.6公里），东、西两面开门，南、北无门。”从现存高4米至8米、夯筑层厚度达8公分的残墙仍然可以看出当年的气势。明成化四年（1468），巡抚马文华在城中间东西筑墙，隔为南北二城，后人称之为“日字城”。

    当年，范仲淹指挥宋军在距离这里百多公里的原州和西夏军队进行长时间地拉锯战，面对塞外的清寒和一管羌笛催发满地冰霜，他即兴留下了“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功名得丧归时数”、“问白发，如何回避”等词句。西夏军队则在西安州进行了几次大的积聚和整修，后来好水川一役改变了宋夏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范仲淹平定西夏的梦想在“渎职”罪中破碎了。

    《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当时的西夏军队在此地共有15万人，单单在这一带就部署了5万军队，占整个王朝军队总量的1/3。西安州之所以出名还和这里曾经出过一个西夏皇妃有关。当西安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任得敬是个汉人，原系宋西安州通判。西夏军破西安州时他率领军民出降，又被西夏国任命为知州。任得敬为取得西夏信任和重用，于大德三年（1137）四月将年仅17岁的女儿进献给仁宗为妃。任得敬以自己的女儿为筹码，竭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先任静州御使，再升静州都统军。任得敬以镇压哆讹起义有功，被授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王，由此凭恃外戚身份窃弄威权。

    任得敬热衷权势，于西夏人庆四年（1147）五月表请入朝，遭到中书令濮王仁中和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反对。热辣公济向仁宗谏言：“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后来，任得敬以重金买通晋王察哥，经察哥疏通仁宗，终于如愿以偿于1149年被委以尚书令，翌年十月又兼任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晋王察哥死，任得敬更是跃居国相之位。在西夏政权中，汉人能跻身如此高的地位实属罕见。从此，任得敬独揽大权，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他任命弟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侄儿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微使，形成了以任氏家族为核心的专权集团。天盛十二年（1160），任得敬又威逼仁宗封他为楚王，“出入仪仗，几与皇帝相等”，仁宗已无法制驭他了。

    已经晋爵楚王的任得敬还想再进一步，开始觊觎帝王之位。被封楚王后，他把西夏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一带地方划为自己的辖地，占去了西夏东南部疆土核心地带，并“役民夫十成，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司所为宫殿”，结果“盛夏溽暑，役者糜烂，怨声四起”。仁宗乾元年（1170）五月，任得敬威逼皇帝遣使金国，让金国册封他另立国家，国号为楚；但遭金国拒绝。外戚专权导致自立为帝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但像任得敬这样明目张胆要挟在位国主分国另立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属罕见。

    任得敬请求金国册封未成，便又想依附宋朝来实现分国另立的野心。他秘密与宋联系合攻金国。不料，宋朝回书的密使被仁宗捕获。仁宗为了自保，在金国的支持下设计将任得敬及其党羽诛杀。任氏专权给西夏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使得西夏政权由鼎盛走向衰微。

    蒙夏战争中，西安州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元代时豫王曾经在这里建都，城池规模和西夏时期一样。明代朱美燮写作《过西安州》，依稀可见那段历史的遗留：“万顷田荒稼穑功，尘扬紫陌起凄风。渔樵不到山溪寂，鸡犬不闻里巷空。谁惜柳非前度碧，可怜花似就时红。何当再睹蕃昌会，扑地闾阎乐利同。”1920年海原地区发生地震，方圆上百公里的土木建筑几乎全被毁为平地，只有这座古城依然屹立。

    如今这里居住的是从甘肃、陕西、宁夏南部其他地区迁移来的汉人，当年的古风荡然无存。村支部书记张志林介绍说，村里现在有900多户，村里人都习惯叫这里为老城，很少有人称之为西安州，而县上的人叫西安州的多。在村里走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城的历史。那1000多年的历史像一股青烟虚虚幻幻地飘荡在黄土之上。

    《海原县志》记载：“城内地表有大量的残砖碎瓦和器物残片，除少数为宋夏时期的遗物外，多系明清之物，曾出土过西夏官印及明代大铜镜等文物。”村民张朝东说，前些年几乎每家去城墙取土或挖地基盖房都能挖出一些古砖残瓦，常常被用来砌猪圈羊圈的墙。

    村民赵振清家就在古城的西城墙下，20年前他们挖墙取土时就曾发现过西夏陶窑。李进兴从窑壁的厚度和周围发现的遗物分析认定那应该是陶窑而非砖窑。村民张海彪家藏有西夏时期的石杵、方砖和西夏掌印砖。在马王庙，有着一座刻于明万历年间、据说是全国唯一的“竹叶石碑”--猛地看去，整个石碑上刻画的是一幅竹叶图；再仔细一看，发现每个竹叶各是一个字，合起来是一首诗：“天生忠孝升，节义傲风霜；桥梓留青史，乾坤许并芬。”落款处能看清“南安州山”的字样。庙里还有好几个制作精致的石灯、瓦当、屋脊。

    2001年至2003年，我先后几次到古城。2004年春，我又一次去那里，发现有一条公路穿城而过。当时，我问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马建东：为什么这条公路不能给古城让让道呢？他说，当时古城这一带的百姓也联合起来给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公路绕城而过。但公路部门没答应，说是如果不允许从这里过那么这个立项就有可能泡汤。有关部门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只能让这条公路穿城而过。历史把辉煌与财富留给了我们，我们总是把伤疤和耻辱留给历史。

    天都山行宫里的宴歌艳舞

    2004年2月，我来到了天都山。天都山是西夏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元昊派野利遇乞驻守天都山，号之“天都大王”。西夏建国之初元昊发动对好水川之战、定川砦之战等都是从天都山“点集”南下的。1081年，宋神宗调集50万大军分作5路围攻西夏，其中熙河总管李宪下榆中，取兰州，攻破西安州，占踞天都山。据说宋军将西夏在天都山的建筑付诸一炬。2004年2月，在那片还没摆脱冬天寒冷的山上我曾捡到一块古砖，经李进兴认定是西夏时期的。和我在贺兰山里拣到的手掌砖不一样，这块砖很沉，感觉像是用水泥铸的，没有手掌印，当地人叫铁砖。同行的一位朋友更幸运，捡到了一个妙音鸟的尾翼，带彩釉的，很美，仅尾翼就有80多公分，比西夏博物馆里保存的那个长上10倍。

    元昊在天都山建造行宫，除了军事上的考虑外，也和后来纳没藏氏为妃有关。元昊和没藏氏在天都山行宫日夜宴乐，为西夏外戚专权拉开了序幕。历史资料显示，西夏近200年间中有一半时间是属于外戚专权，10个君主中有5个经历过这种斗争。

    西夏皇室的嫁娶常为党项羌中之大族姓，外戚常常是这些大族姓中最有权势者。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并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影响或把持朝政，形成专权。元昊时的卫慕氏、野利氏，毅宗谅祚时的没藏氏，惠宗秉常、崇宗乾顺时的梁氏以及仁宗仁孝时的任得敬等这些外戚与皇帝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无一不属此例。

    早在西夏建国前，卫慕氏专权就已经显露出了外戚政治的雏形。卫慕氏是当时银（今陕西省米脂县）、夏（今陕西省靖边县）一带党项羌中最显赫的一大族姓。李继迁、李德明都曾与卫慕氏联姻。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李元昊攻取甘（今甘肃省张掖市北）、凉（今甘肃省武威县）二州时，年轻的李元昊立有大功，显出才干，深受其父赏识。李德明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服”册立其为太子，又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后。元昊称帝后，为生母卫慕氏上尊号“惠慈敦爱皇太后”。西夏开运元年（1034），卫慕氏族人山喜密谋暗杀元昊而图另立，被元昊的侍卫发觉；元昊大怒，尽杀山喜及其家属并投于黄河，而后又用鸩酒药死自己生母卫慕氏。另一位卫慕氏妃子因怀有身孕而暂免一死，被幽居于别宫，于第二年仍遭诛杀。这样，朝廷中卫慕氏族人几乎被杀绝了。“性凶鸷，多猜忌”的元昊用严酷诛杀防止了外戚篡权，使最高权力牢固掌握在自己手中，打击了那些敢于和他争衡的权贵势力。

    野利氏也是党项羌中一个大族姓，元昊之父李德明就是李继迁娶野利氏所生。从李继迁割据夏州到元昊建国称帝，野利氏战功累累，名声赫赫，不少人成为重臣大将。元昊娶名将野利遇乞之妹为妻，极为宠爱。野利氏生有三子：长子宁明，次子宁令哥，三子早死。元昊称帝后，立宁明为皇太子，野利氏为皇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十二月，宁明死，宁令哥继任皇太子。由于野利氏受宠，其族人在朝廷中的权势越来越盛，尤以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兄弟为最。这二人分领西夏东大门和南大门的横山地域与天都地区的精兵，野利旺荣统领明堂左厢，野利遇乞统领天都右厢。他们在对宋战争中屡立战功，声望日隆。元昊对野利氏兄弟及其族人迅速增长的权势渐渐起了戒心，这时宋朝环州知事种世衡派王嵩前往西夏进行反间计，加深了元昊对野利氏兄弟的猜忌。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九月，元昊夺野利两兄弟的兵权，并借故加以诛杀。

    杀掉开国功臣，元昊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又陷入了势单立孤的困境，皇权又逐渐落入后妃之手，出现没藏氏专权。没藏氏原是野利遇乞之妻，野利遇乞被杀后，没藏氏因美貌受宠于元昊，常随其出猎于天都山一带。为了躲避风言风语，没藏氏让元昊为她在天都山修建别墅离宫。在那里，他们生下谅祚。谅祚自幼由母舅没藏讹宠抚养。西夏天授法礼延祚十年（1047）三月，没藏讹庞被元昊任为国相，之后渐揽国政。元昊为太子宁令哥娶妻没哆氏，因见其绝美，便自纳为新后而废掉野利氏。此后，元昊便终日在离宫里与没哆氏游宴作乐，疏于朝政，大小国事均委托给没藏讹庞处理，皇权渐渐旁落。

    没藏讹庞心怀叵测，担心自己的权势会因没藏氏失宠而土崩瓦解，便与没藏氏密谋废皇太子宁令哥而另立谅祚。西夏天授法礼延祚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没藏讹庞利用宁令哥对元昊有夺妻废母之恨，唆使宁令哥乘元昊酒醉之时约野利氏族人浪烈等潜入元昊寝宫行刺，结果未能成功，浪烈当场被杀，宁令哥在劓其父之后仓皇逃匿没藏讹庞家中。没藏讹庞以弑君之罪杀宁令哥及野利氏。第二天，元昊也因伤势过重流血而死。一代英豪元昊就这样结束了叱咤风云的一生。盘点元昊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成就，我认为他有这样几个历史贡献：一是他集聚了几百年间散落在北中国尤其是宁夏、陕西、山西、甘肃、青海等省区的党项、吐蕃和回鹘等民族，建立了西夏王国，结束了这一地区长期的纷争局面。二是他下令创制了西夏文字，也用这一文字记录下了当时和西域各国的贸易、宗教、政治、文化交往。三是他的征战丰富了中国军事史，留下了“鸽子战”、“长途奔袭战”、“运动战”等战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四是他推进了社会变革，包括发式、衣服、法律、丧葬等方面的变革，使党项人实现了申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五是他迁都银川，建立了东都西都，促使了今天武威、吴忠、灵武等城市形成。六是他崇尚佛教，留下众多西夏宗教艺术品和文献。七是在历史上率先设置帝师之位，为后来的中央政权有效地解决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2005年1月，97岁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到宁夏讲学，我就李元昊的功绩评价请教先生，他说：“元昊就是一个失败了的成吉思汗，站在本民族立场上，他和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贡献是一样的。”

    外戚专权之梁氏乱政

    元昊在遗嘱中本来是要立堂弟委哥宁令为帝，但遭到没藏讹庞的抵制，他以外戚重臣的身份提出异议：“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继，国人乃服。”于是他把不满周岁的谅祚推上帝位，没藏氏则为皇太后。而没藏讹庞本人自任国相。没藏讹庞一箭双雕，使得元昊父子两败俱伤而自己坐收渔利。至此，西夏大权完全控制在没藏氏兄妹手中，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外戚专权。

    此时西夏正处于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新的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完善“蕃汉联合”统治、逐渐积攒力量和宋、辽抗衡的初盛时期，而没藏氏专权引起的皇族与后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得更多的力量被用于内耗。没藏氏是一个淫逸无度、放浪无行的女人，她先私于宠臣李守贵，又与侍从宝保吃多已暗通。李守贵因忿懑而起了杀心。西夏福圣承道四年（1056）十月，没藏氏和宝保吃多已去贺兰山狩猎。夜归途中，李守贵秘密遣数十骑将二人诛杀。

    没藏讹庞为给妹妹报仇，诛杀了李守贵。他怕因没藏氏之死而失去靠山丧失权势，便又将自己女儿许与谅祚，立为皇后。是时，没藏讹庞已集国丈、国相于一身，权势更加显赫，时人谓讹庞“诛杀由已，臣民咸畏”。

    西夏都三年（1059），谅祚已12岁，开始过问国事，对没藏讹庞专权渐生不满。谅祚希图对西夏的政治和军事实行一些改革，另行起用一些文臣武将。没藏讹庞为剪除谅祚的羽翼，就对皇帝左右近臣加以诛杀。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二人之妻都是谅祚的乳母，二人得谅祚宠信，得以常涉朝政，却遭到没藏讹庞的惧恨，便施计将其杀害。

    都五年（1061），谅祚与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被没藏讹庞的儿子发觉，父子二人便以此为由密谋杀谅祚而另立皇帝。梁氏得知后，密告谅祚。谅祚借机诛杀没藏讹庞及其家族，又赐死没藏氏皇后，另立梁氏为后。

    谅祚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对西夏的政治和军事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如去蕃仪、从汉礼、更州军、增官职等。这些改革对西夏中央集权起了很大作用。然而，他亲政仅仅5年，便于1067年驾崩，由其年仅7岁的儿子秉常继承皇位。秉常是谅祚与梁氏所生，所以梁氏被尊为皇太后。梁氏又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参政，自己则垂帘听政，西夏朝政大权再度旁落外戚手中。

    梁氏是汉族人，是西夏王朝中唯一有记载汉族女子居执政地位的。为了取悦少数党项上层统治者，她令禁汉礼，恢复蕃仪。长期的蕃汉杂居，一些人早已习惯并接受汉文化。梁氏的这一禁令，遭到朝野的一致反对。为控制局面，梁氏姐弟又在朝廷上下调动，在安排亲信的同时打击异己。元昊族弟嵬名浪迂精于兵法，熟于边事，谅祚在位时曾一度担任国相，都统军，就因对梁氏政策不满而遭到罢官和流放。

    梁氏掌权期间连年征战，南到今甘肃省天水市的秦州，东到今陕西省绥德县、米脂县一带，百姓叫苦不迭。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之际，梁氏被迫于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五月，派遣使节至绥德城与宋议和。

    1076年，秉常开始亲理朝政。但梁氏和梁乙埋把持大权不放，与秉常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秉常在皇族亲臣支持下，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这一举措遭到梁氏为首的母党势力的坚决抵制，以此为引线，拉开了秉常和梁氏争权斗争的帷幕。

    秉常不甘心做儿皇帝，他于大安七年（1081）三月接受大将李清之谏，拟将黄河以南之地归宋，与宋结好，以便借助宋朝的力量削弱梁氏。梁氏得知此事，便与梁乙埋、罔荫讹等密谋，诱杀李清，并将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5里地的木砦。秉常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朝野对梁氏专权不满的呼声越来越大。秉常的亲党和各部酋长都拥兵自固，与梁氏对抗，酿成国乱。宋朝乘机占领兰州、米脂砦等要塞。梁氏不得不在大安九年（1083）闰六月让秉常复位，但国政大权仍牢牢掌握在梁氏姐弟之中。为控制秉常，由梁氏作主将梁乙埋之妹许给秉常，立为皇后。这样，梁氏家族在西夏朝廷中就处于“一门两后”的特殊地位。一时间，梁氏家门显赫至极，无以复加，直至大安十一年（1085）梁氏卒。

    好水川，一直被误读

    元昊在正式称帝的第四个月，正式派使者向宋朝进表。在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奏表中，元昊巧妙地将羌族尤其党项族的历史显赫地位及作用向宋王朝做了完整表述，为自己创建西夏国的合理性做出辩解：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盖拓跋之远裔，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西夏书事》下有“革乐之五间，裁礼之九拜”二句）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指蒙古族）、张掖（指甘州回鹘）、交河（指西州回鹘），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称帝则是从。辐辏屡朝，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湟，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间；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肯，仰俟帝俞。谨遣野利仁荣为使奉表以闻。

    在此表中，元昊宣称他受西北各族的拥戴，已建国号，称帝改元，要求宋朝正式承认夏国，册封帝号。这份貌似谦逊的奏表对宋廷而言无疑是示威书，大为震惊。宋仁宗下诏削夺了元昊爵位，并撤销了之前宋朝所赐给元昊及其祖上的国姓（赵），同时停止了宋和西夏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边地张贴布告募人，号称凡能捕杀元昊者则赏赐给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衔。已经做出准备与之分庭抗礼的元昊，对宋廷的强烈反应置若罔闻，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一月，亲自领兵数万攻打宋朝设在临边的军事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引发了西夏和宋朝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战役。

    战争刚一开始，宋廷命令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延副都总石元孙合兵往救延州，力图合结军事力量彻底击败西夏。元昊先行一步，率兵在三川口设伏，驻镇戎（今宁夏固原）、渭州（今甘肃平凉）及瓦亭（今宁夏固原南）等地的宋军自守不援，刘平，石元孙都被所俘。西夏军于当年又攻打镇戎军，刘继宗、李续等率领的5000宋军被击败。

    1041年二月，元昊派军攻打渭州，引发了宋夏间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在于茂田、于小龙编著的《走进隆德》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好水川，位于隆德县北，与县城隔山相距8华里。川垴源于六盘山主峰西麓山根下，川水自东而西，经隆德县的好水、杨河两乡，由西吉县境的兴隆乡入葫芦河川，全长约60余里。源头好水镇附近的红土路村有一泉眼，水涌甘冽，经久不涸，俗称好水泉，川亦因泉而得名。”这是国内对好水川地理定位的普遍说法，又如张培礼在《范仲淹知延州》一文中这样说：“（宋）军至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宁夏隆德县东）。”

    （载《西北文史荟览》）史金波在《略论西夏前期的用兵特点》中说：“宋军紧紧追击，傍晚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甜水河）。”《宁夏通史》中则这样叙述：“夏军见宋军东来，佯装北撤，诱宋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北）。”《西吉县志》“兵事纪要”中这样讲：“1041年，北宋与西夏在好水川（今西吉县境兴隆镇马家嘴、姚社、杨茂等村）发生了一次重大战事，史称‘好水川之战’。”国内关于好水川战争的论述，对好水川在行政上的归属与具体位置出现争议，而这几处同属于六盘山地区。

    2005年3月，当我带着“好水川到底在哪里”的疑问走进西吉县境内的兴隆镇，当地宣传部门特意安排我拜访了原籍在当地、曾在《固原日报》任副总编辑的王文玉，他把我带到了兴隆镇单民村所在的一片空阔的河谷地带，说“：

    录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好水川战役是在这里进行的。”

    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兵，而兵又在马。宋人同样认识到马政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但由于缺少良好的牧场，宋朝的养马业很不景气。北宋名臣包拯曾具文呈奏：“访闻广平虽分为两监，马只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时一监之数，亦不销得此地，枉有废为闲田。”他看到北宋监牧马匹数量少了，同时马监还占去了大量的良田沃壤，才发出这样的疾呼。

    西夏和宋朝的战争一定程度上就是牧场的争夺，对马匹有着绝对依赖的党项人是无法忽视六盘山这一天然牧场的。有着“黄土高原上绿色明珠”之称的六盘山对西夏来说不仅是优良的军马场，更是进可攻取长安乃至中原地区、退可守卫自己疆域的战略要地。因而，六盘山地区成了宋、夏对峙的前沿。关于好水川战役的具体情形，我从众多史料梳理出的影像是这样的：公元1041年2月，早寒的春天，驻守在这里的宋军没有料到元昊会亲率10万大军向己方发动远距离袭击。长时间在艰苦环境里的驻守使宋军产生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国力强大、军队数量众多的优越心理受长期拉锯战形成的胶着状态影响又产生烦躁情绪，宋军将士都想速战速决，普遍求胜心切，而没有识破西夏军队诱敌深入的计谋。怀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亲率3万人的军队紧追佯败的西夏军队。元昊将10万精锐部队埋伏在好水川口。宋军发现路上摆放着不少被封闭的泥盒子，听到里面发出咕咕的叫声，用手一拍里面则有跃动之声。有人觉得好奇，便将盒子砸开--从里面腾起受惊的鸽子，直飞谷顶。这是宋军进入埋伏圈的信号，顿时西夏军10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元昊在山头以两丈多长的军旗指挥作战，宋军向西走西夏军旗就指向西，宋军向东走西夏军旗就指向东，这样宋军左冲右突终不得脱险。从清晨一直战到晌午，任福及数十名战将阵亡，10300名士兵战死，受伤及溃散的更多。这次战事使宋廷“关信大震”，宋仁宗也“为之吁食”。范仲淹因作战不利而被贬官调职，欧阳修、韩琦等朝臣也纷纷为此上书自责。

    春天的午后阳光里，王文玉站在牛首山的山顶指着西边不远处说，从史料上记载的位置来判断，这里就是羊牧隆城东、葫芦河畔的好水川谷地，东边就是宋军沿路而来的张易。王文玉带我走到山脚下，那里有个两里路长、高逾一丈多的土层截面，上面都是累累白骨，其中一个被箭射穿了锁骨，死者看来是正准备往山上冲时被射中的。王文玉说：“那场战役到最后，元昊亲自挥动战旗可能让宋军发现了，宋军开始攻打山头，于是有这些白骨倒在这里。其实这里并不是死人最多的地方，山下面的河谷地带才是阵亡者最集中的地方。据说那里修建公路、平田整地，所挖出的白骨比这里的多多了……”在山上的藏兵洞等处还发现有陶罐等生活用品。

    山脚下原来有人居住，现在都已经搬走了。村民们说，这么多的白骨堆在这里是很吓人的，晚上能听见人的哭声、战场上的厮杀声，偶尔还能看见有磷火闪现。

    历史上，宋朝经此惨败后，为了加强对西夏的防守，除在沿边地区增募当地人为弓箭手外，又分陕西路为秦风、泾原、环庆、延州四路。今宁夏南部当时分别属秦风路下辖的镇戎军和渭州。镇戎军领一城七寨二堡，即彭阳（今宁夏彭阳）、东山（今宁夏彭阳古城）、乾兴（今宁夏固原东北）、天圣（今宁夏固原东北）、三川（今宁夏固原西北）、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定川（今宁夏固原西北）、熙宁（今宁夏固原北）和开远（宁夏固原南）、张义（今宁夏固原西南）。

    好水川一战成为西夏对宋作战的一个新开端。第二年八月，元昊在天都山一带营造宫室，屯驻重兵。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准备，西夏发兵10万大举进攻镇戎军。宋军方面，泾原路安抚副使葛怀敏率许思纯、张中贵等部由瓦亭寨北上与镇戎军曹英会合。当获悉夏军集结在新壕外，葛怀敏分兵4路进入定川堡。西夏军则将其包围。定川堡一役，宋军死了10余名将领，被俘士卒有9000余名。西夏军乘胜南下，直抵渭州。时任陕西安抚副使的范仲淹领兵援救，和西夏军交战，西夏军北撤。

    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1041年的好水川之战和1042年的定川堡之战，3年间的3次战争西夏均赢得了胜利。但元昊也认识到，宋朝是地广人多、国力雄厚的大国，即便有几次战役失利，其国力仍然是西夏所难以比拟的。因此元昊改变了对宋策略，从单纯的谋取疆土扩张转向以谋取经济利益为主，借以巩固自己新建政权的独立地位。早在1040年三川口战役获胜后，元昊就通过释放被俘的塞门寨主高延德同知延州的范仲淹接触，表达求和意向。范仲淹为此写信给元昊，要求他取消皇帝称号并臣事宋朝；其时元昊又在好水川大败宋军，态度变得十分强硬，双方交涉因而中断。1042年的定川堡战役后，因长期战争使国力疲惫，宋、夏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议，双方恢复了联系。经过一年多使臣往返的协商，终于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双方就领土、岁币、贸易、青盐及称号等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和约。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则每年给夏“岁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在元昊生日及其他节日另赐黄金20000两、银器2000两、绢帛等23000匹、茶一万斤。和约议定后，元昊在1044年5月便用“夏国主”名义向宋称臣，接着双方有了20余年的和平时期，直到1067年宋朝对西夏进行突袭一举收复绥州。其时元昊已死，谅祚主政，他对宋军进行报复，诱杀了宋将杨定、侍其臻等。后谅祚死，秉常继位，梁氏摄政，西夏请求用安远、寨门二寨交换绥州，宋廷同意这一交换，但最终不曾实现。1070年，西夏大举进攻宋朝沿边各地，争夺横山地区。此后，宋将王韶积极经营，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临潭县南的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设置熙河路以“断西夏右臂”，成为王安石变法在军事上获得的重要成果。

    1081年，秉常失位被囚，梁氏当政。宋廷认为这是对西夏用兵的好机会，便派李宪出熙河、种谔出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早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共5路大军伐夏，意在一举荡平西夏。西夏实行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策略，使宋军不战而困，大败而归。次年，永乐之战，宋军惨败，共损失兵员60万，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1089年，西夏放还永乐之战的一部分宋军俘虏，宋朝则交还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双方又取得短暂的和平。

    零物质之境，黄土与蓝经融会

    土地是黄色的，信仰是蓝色的，但它们都把背影留给外界，留下了巨大的沉默。“它使穆斯林人民更深地陷在黄土高原之下，更摒弃了开放，倔强地只给世间以背影。”（张承志《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种子》）我一次次试图走进这片当年的西夏南部疆域。900多年前这里的穆斯林文化、汉族文化和党项文化的三重多样性及碰撞与整合，使得我对当年黄土深处的西夏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以及跨文化生存极为关注。文化与地理的差异乃至其后产生的各种雾霭，递加了走入这里进行勘察的难度，毕竟这里缺少中国式研究最依赖的文献资料，而不像西夏旧都银川、“西都”武威、“北镇”黑水等地自然就成了滋养学者们出成果的“良田佳壤”。

    中国的行政版图中，这里在20世纪中叶前一直属于甘肃省管辖。西吉、海原、固原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理板块，当初穆斯林主要集中在西吉。从2000年冬天开始，我每年都来这里几次，对这黄土旱塬上与西夏历史有关的沟沟岔岔等遗迹进行研究。

    最初，党项人攻占南部宁夏，一则是看好这里丰饶的牧草资源，二则是通过和宋军长期争战，发现强大后的西夏更需要南部地区的军事安全和通过南部进行帝国疆域的扩张。因为相对于东部而言，南部是宋朝防御的一个软肋。于是，宁夏南部成为西夏崛起后的一个重点攻防地区。

    长久的逐水草生活与战争，使党项民族的生态保护意识比较弱，后来占据这里的同样是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也继续将其当作牧场来看待，生态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明代时这里已近乎成了废弃之地。后来，清政府将参加甘肃的苏四十三起义的伊斯兰信徒流放，其中有一支发配到被认为可能将这些人饿死的地方--西海固。没想到，这些生存能力极强的穆斯林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继续了生命的繁衍。

    如今的“西海固”更多地表现成了一个文化版图，相同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以旧“西海固”地区为核心的“大西海固”得以出现，向西影响到甘肃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靖远县，向北影响到宁夏的同心县和吴忠市，向南影响到宁夏的泾源县和甘肃的平凉县，向东影响到甘肃庆阳。

    如今，这里除了偶尔出土的文物外，已经没有任何当初西夏人的痕迹了。通过那些透显出华美气质的清真寺和飘散在清晨与黄昏里的诵经声，让人理解到清真的真义即清明、真性。功名富贵不能乱其衷；身寄浮生来去不淆，躬居尘世而一心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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