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追歼残敌，于4、5月间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
为了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稳定物价，党和政府继续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严厉制止投机活动，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为了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把国家的主要收人、主要物资和分散的现金都集中起来，由中央统一管理、调拨和使用，以求达到收支平衡，价格稳定。6月，为了力争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确定当时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中国人民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旗帜，于10月19日开赴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6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1950年冬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此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就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了。
建国初期的建交活动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100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奴役和压迫的历史结束了。从此，中华民族以其独立的姿态，开始步人世界舞台。建国伊始，摆在外交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努力同世界上的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要"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中共中央在1948年11月21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平等的友好关系，并保护一切外国在华侨民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正当权益，但是必须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略。"1949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宣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同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在阐述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说，"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与外国建交必须按照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党政权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没有任何继承性。新中国建交原则的提出，有力地指导了新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
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对新中国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所以，在处理与外国建交问题上，中国政府本着既要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又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原则，制订了具体的方针和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当时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支持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新中国宣布"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共和国一成立，很快就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次日，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中苏建交，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这是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外交关系。它是在中苏两国互相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外交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体现了两国人民最真诚的国际友谊。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等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南斯拉夫于1949年10月5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1月，中南两国正式建交。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努力争取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并同他们发展友好关系。1949年末到1950年上半年，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等一些亚洲国家相继承认中国，新中国同缅甸、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达成正式建交协议。
西、北欧的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也相继承认中国，其中，挪威在联合国中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建交谈判长期拖延，至1954年10月建交。其余4国，在他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新中国分别与他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英国政府和荷兰政府也先后于1950年1月和3月表示承认新中国。但是没有立即达成建交协议。1950年3月，根据中国方面要求，中英双方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谈判中，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继续非法地强占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致使中英的正式外交关系难以取得进展。中国同荷兰的建交谈判也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持敌视政策，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甚至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继续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维持外交关系，阻挠新中国在联合国占有合法席位。对于这样一些国家，中国采取的方针是：（1）"另起炉灶"。这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原外交官具有外交官身份，而把他们当作是外国侨民对待。（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就是不急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而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先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使他们丢掉幻想以后，再同他们建交。
有些亚、非、拉美的民族独立国家，由于对新中国还不了解，存有疑虑，特别是受美国的操纵和胁迫，暂时还不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政府对他们采取等待的政策，积极发展同他们的友好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到1950年10月1日以前止，仅一年时间，中国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巴基斯坦等8国也表示愿意同中国建交。建交活动的顺利开展，说明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建交活动获得的初步成功，加强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开展了经济贸易往来，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
建国初期，随着人民战争的胜利，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而财政收人却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稳定金融物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49年12月2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发行公债比多发钞票要好些。因为在全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购买公债虽然也是一种负担，但是这种负担比起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是负担，但是终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损失。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币值和物价情况有所改善，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益的。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决定》的内容共有6项：（1）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全国，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轨道，决定于1950年度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2）本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煤炭16斤的平均批发价的总和计算。此项平均市价，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每十日公布一次。（3）本公债总额为2亿分，于1950年内分期发行。第一期在1950年1月至3月间定期发行。继续发行时间由政务院决定。（4）本公债分五年偿还，第一年抽还总额百分之十，以后每年递增百分之五。每期自发行截止时起，每满一年抽签还本一次。（5）本公债定为年息5厘，亦照实物计算。每期于发行截止时起，每满一年付息一次。（6）责成政务院根据本决定制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公布实行。
据此，政务院于12月16日颁布了《关于发行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指示指出，为弥补赤字，减少现钞发行，有计划地回笼货币，使1950年全国的物价逐步稳定，以保证各阶层人民的安定生活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批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定名为"分"（每分含实物为大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公债总额为2亿分，在1950年内分期发行。公债分5年偿还，年息为5厘。决定从1950年1月5日起，开始发行第一期公债，总额为1亿分。同日，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还通过并颁布了《一九五。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共11条。《条例》决定：第一期债额为1亿分，本期公债面额为1分、10分、100分、500分四种；认购公债人须按缴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每分折合金额用人民币缴纳，换取债票。还本付息时，也按付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分的折合金额以人民币支付；本公债不得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得向国家银行抵押，并不得用以作为投机买卖。
12月30日，政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又发出发行公债的有关《指示》，规定公债推销份额要按照各大行政区城市的多寡大小，人口的多少及政治经济情况进行分配，具体份额是华东区，4500万分；中南区，3000万分；华北区，1500万分；西南区，700万分；西北区，300万分（东北区1949年已发行过折实公债）；公债推销对象，主要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和富有的文武退职官吏；强调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做到公平合理，反对强迫摊派。
这次公债的发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的拥护，积极认购。至1950年2月底止，全国推销公债总额达1.4亿分，超额40％完成了第一期胜利折实公债的任务。以后由于财政状况开始好转，第二期公债未继续发行。
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
为了巩固中苏两国邦交，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访问。一到苏联火车站，毛泽东一行就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在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谈话，高度赞扬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指出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谈到当前任务时，毛泽东认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就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客厅会见毛泽东。他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客厅门口列队相迎，规格超常，表示了对中国领袖的尊重、信任和特殊的礼遇。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在隆重热烈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祝词，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答塔斯社记者问，谈到出访苏联的目的及中苏会谈的主要内容。他说："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苏中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谈到中国目前的情势时，他说："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1月11日，毛泽东晋谒列宁墓并敬献了花圈。当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1月14日毛泽东乘车离开莫斯科北上，访问列宁格勒。在此期间，毛泽东参观了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基洛夫机器制造厂，看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苏德战争中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还参观了冬宫，沙皇的寝室、藏书室和客厅等。在列宁格勒做短暂停留后，毛泽东于17日返回莫斯科。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奉毛泽东指示来到莫斯科。1月22日同毛泽东一起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会谈决定，委托周恩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在访苏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多次会谈，并讨论了中苏双方有关的政治与经济问题。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周恩来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安·杨·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前言和6个条款。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及其它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的行动，当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的盟国进攻时，缔约国另一方将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或行动；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将进行彼此协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的重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中苏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将在1952年底以前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离，并将该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在受到任何国家的侵略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双方同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于对侵略者作战；缔约国双方同意，大连的行政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在大连的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由苏联方面租用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双方签订的《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1月31日10年内分批还清。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定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外长还就有关问题进行换文。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还进行了其他的活动。1950年2月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观了苏联飞机工厂。7日，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工厂，13日，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26周年大会，同日还参观了"光"集体农场。
中苏条约和协定正式签订后，中国代表团以驻苏大使王稼祥夫妇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斯大林有着从不出席克。林姆林宫以外地方宴会的惯例，但是这一次他亲临宴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周恩来满怀激情地发表祝酒词，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中国代表团结束访问后，于2月17日启程回国。毛泽东在火车站发表临别演说：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仁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同时指出，这次访问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回国途中，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访问了斯维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次克、赤塔等地。
毛泽东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直接会晤。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有关条约、协定，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使50年代前半期成为中苏关系史上最为友好的时期，使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成为当时的中外关系中最为友好的关系，从而击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也对远东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初期的剿匪斗争
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时，国民党潜伏了大批特务、土匪和小股武装，妄图以所谓"大陆游击队"同人民政权进行长期较量。这些特务、土匪与反动会道门、地主恶霸互相勾结，流窜于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等边远僻壤，严重危害着人民和国家安全。
在西南地区，早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就派遣大批特务与当地的特务和封建势力相结合，在川、黔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5000多名反动分子，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的骨干，疯狂地开展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阴谋实现其建立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计划。
中南地区的土匪十分猖獗，数量庞大。其特点是，以国民党特务军官领导，以惯匪及国民党残余部队为骨干，以反动的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纠集一部分被欺骗胁从的群众所形成的武装反革命集团。
在西北地区，蒋介石、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在溃散之前，就成立了"敌后军政指导委员会"，助匪养匪，图谋开展"敌后游击"，以待美援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反攻大陆"，进行复辟。
鉴于匪患严重，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肃清反动派的残余与恢复、发展人民经济事业，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不可分割、互相促进的中心任务。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抽调了41个军部、140多个师，约150万人的兵力，在5个大行政区的22个省内，迅速地展开了大规模地剿匪斗争。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各地的剿匪斗争，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进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经历了重点进剿、分区进剿，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清剿的三个阶段。第一步是重点进剿，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路的合击包围与包围圈外的要点设伏堵击相结合的部署，力求将土匪主力一举歼灭，不使漏网；第二步，转人分区驻剿，对散匪进行搜捕，进一步给予残匪以军事打击。同时，积极展开政治攻势，最大限度地孤立匪特分子；第三步是结合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深入挖掘隐藏分散潜伏的匪特，组织各级"肃匪治安委员会"，进行镇反运动，彻底肃清土匪。在长期清剿的同时，部队还担负了工作队任务，宣传、组织群众，协助地方建立民主政权和革命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并参加了土地改革。
西北地区：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全境后，即分驻各省，维持保卫社会秩序，协助地方政府开辟工作，大力进行剿匪斗争。1950年1月2日至12日，我军经过10天的连续战斗，歼灭国民党在陕南的反动武装王凌云部。2月下旬对陕北地区的高怀雄匪部发起三次进剿，迫使600余匪众自首。宁夏我军分别于1月底和3月上旬歼灭马绍开匪部和张廷之股匪。3月5日到11日我军连续追击青海马老五股匪，迫使其向我投降。在局面暂时平稳不久，匪患又起，被消灭者复起，公开活动，组织全面武装暴乱。为此，西北军区于5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驻军对匪情展开积极的侦察和清剿。经过一个月的剿匪斗争，基本歼灭了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大股土匪。为了彻底歼灭西北地区的残存的土匪，我军按原驻地区划分，组织了"分区联防指挥部"，进行了省与省、县与县，以及大行政区之间的联合清剿。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基本消灭了由新疆窜至甘肃境内、盘踞在海子地区的乌斯满残部2000多人；消灭了盘踞在敦煌以南安南霸地区的毕善禄、铁有才两股匪徒；消灭了盘踞在台吉乃尔乌图美人河中游地区的胡赛因匪部2500余人；消灭了盘踞在铁木里克以南地区的哈里伯克匪部300余人。并且在海子地区活捉了新疆匪首、美国武装间谍乌斯满。至此，西北全境剿匪基本结束。
西南地区：西南地区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除以一部分部队准备进军西藏外，将部队实行彻底分散，分区包干，担负参加城市接管，开辟农村和剿匪任务。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剿匪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指示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西南军区连续发出指示，指出，剿匪工作是西南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农村工作特别是剿匪的方针政策教育，牢固地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和当前主要是工作队的思想。同时，对剿匪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加强腹心城镇守务，和组织有关部队以分段包干办法，对各主要交通干线进行守备、护航及两侧的剿匪工作；另一方面集中必要的兵力对各省腹心地区的大股土匪，组织重点围剿；而对各省边沿地区则容后逐步解决。
根据西南局和军区的指示，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建立了县区政权，加强腹心城镇的守备，掩护交通安全，开展了征粮活动。同时，组织了若干机动兵力，于1950年3—7月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了重重自然障碍，至1950年7月全区共歼匪27万人，取得了全歼股匪的巨大胜利，基本净化各省腹心地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匪特和西南的反动势力。
为了全歼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的匪特，西南局于7月下旬，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在1950年冬和1951年春在全区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西南军区党委全体会议作出了"关于1950年下半年工作的决定"，强调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也是军队的中心任务。并决定，在继续深人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力争在1950年内肃清全区股匪，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创造条件。1950年11月初，西南地区在西南局的统一领导下，掀起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至1951年5月，全区这一运动基本结束。
西南军区部队在将近一年的英勇斗争中，胜利地完成参加地方工作，剿灭土匪的光荣任务。歼灭土匪100万人，全区土匪基本肃清。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的阴谋，沉重地打击了西南强大的封建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中南地区：建国之初，匪患一度十分猖獗，广泛进行骚扰，组织暴乱。为了改变这一形势，1950年3月中南军区召开了高级于部会议，进一步调整部署，加强了重点区的进剿。1950年11月，广西省委、军区召开了第三次剿匪会议，调整了全省剿匪部署，集中兵力进剿十万大山、大瑶山等地的股匪，取得了成效。在整个剿匪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调动了12个军、50个师和大批地方武装部队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活捉匪首"豫章反共绥靖司令"黄镇中；生擒匪首、军统特务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王春晕、副主任张葆琛，匪湖南纵队司令谢声溢等，共歼灭国民党匪特武装115万人，中南残匪基本肃清。
华东地区：华东地区剿匪有两大特点，一是必须遏制国民党的武装特务骚扰，二是必须坚决打击流动的海上土匪。为此，1950年6月华东军区命令各海防部队全面对沿海岛屿上的股匪进剿，同时又令在陆上担任剿匪作战的部队对登陆海匪予以就地歼灭。经过各部队连续进剿，到1950年10月，全歼华东沿海岛屿及在近海活动的土匪。为了加速剿灭陆上股匪，华东军区总结了剿匪作战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认真研究了剿匪的作战特点和应采取的战术。8月30日，华东局和华东军区联合发出《集中必要力量，于1951年上半年前肃清华东地区内陆股匪》的通知，并决定抽调3个师的兵力，加强福建剿匪力量，进行先沿海后内陆式的清剿。1950年10月，华东军区又一次大规模重点清剿在福建全省展开。11月中旬，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将福建剿匪主力增至5个师，组织党政军民，再次发动剿灭股匪的大规模攻势。从此，华东地区剿匪进入了决胜阶段。自1951年1月开始，福建军区会同浙江、江西有关地区，组织了对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股匪的联防会剿。经过1－3个月的联防会剿，剿灭"闽浙赣边区自卫部队"等30多股主要土匪，福建匪患被根除。同时浙江省内剿匪也取得歼灭3.6万人的重大胜利。经过两年奋战，华东匪患平息，同时还清剿了海匪，共歼匪特23万余人。华北地区：华北地区及绥远、察哈尔、平原三省部分地区，因解放较晚，多是以国民党残余部队为基础的大股土匪，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多为小股土匪，共3万余人。北京全区党政军民一致努力，共歼匪特2.9万余人，毙、伤、俘匪首100多人，缴获大量军械武器和军用物资。
经过1950年至1952年末的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歼灭土匪武装240余万人的胜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平息了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从而保证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建国之初，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一方而由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国民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革命战争继续推进和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加上原解放区军政人员生活费，这就使人民政府的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急剧上升，人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这时投机资本家乘机捣乱，物价多次大幅度上涨。为了研究和解决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1950年2月13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会议在陈云主持下着重讨论了统一财经、紧缩编制、现金管理和物资平衡等四大经济问题。会议决定：（1）在统一财经工作方面要做到：财政收支统一集中到中央；公粮除5％－15％作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统一掌握；统一税收，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每日结算解缴国库；统一编制，改变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状况；统一贸易，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统一现金收支，现金的调度统一于银行。（2）在财经平衡方面要做到：通过整顿税收、集中国营企业利润、折旧以及清理仓库等措施，保证财政收支平衡；通过粮食、纱布统一调度等措施，保证物资平衡；通过加强现金管理，保证现金收支平衡。根据会议的意见，3月份，政务院先后通过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入的决定》等文件，作出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重大决策，使财经工作从基本上分散管理发展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做到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
根据上述会议和文件的精神，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方面，政府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中央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国家财政收支。国家税收制度、财政收支程序、供给工资标准、行政人员编制以及全国总预决算，均由中央财政部编制。
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的重点是统一收入。国家公粮征收任务的分配，由政务院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决定。对完成规定任务的超收部分，实行_ZJL分成，即20％交中央，80％留归地方。各县附加征收的地方公粮，其比例不得超过正粮的15％；实行严格的公粮入库制度。国家公粮人中央公粮库，县地方粮人县公粮库；人库公粮，除县地方公粮及个别情况特殊地区经中央授权者外，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支拨；国家公粮的支出只限于部队及区以上政府机关团体的人马食用粮、公立学校供给制教职员公费生的食用粮、救灾粮、优抚粮、婴儿保育粮、参战的民工食用粮及部分治河粮等；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均按规定编制内的实有人数，分别编造年度和季度需粮预算表，由财政部核定拨发；各级粮食局及中央公粮库建立按期的公粮收支解报制度和按月的公粮收支表报制度。对于税收，中央规定，除中央批准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工商税的全部收入，均需逐日解缴中央金库。全国各大城市及各县限在3月中旬建立国库，并代理地方库业务。国营企业除须按规定纳税外，还需将折旧金及利润的一部分，按企业隶属关系如期分别交中央或地方金库。
第二，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和物资调度。为了统一全国的国营贸易，以便完成国家的进出口计划，领导国内市场，调节全国的和地方的物资供求，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陆续组建了一批专业公司，如中国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油脂公司、茶叶公司、盐业公司、土产公司、猪鬃公司、蛋业公司、百货业公司、煤业公司、皮毛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在中央贸易部的领导下专门负责某类商品的收购、加工和运销。政务院还成立了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指导查明所有仓库存货，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政务院规定，一切部队、机关都不得擅自经营商业。
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政务院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为了有计划地调节现金流通，避免国内市场货币过多，政务院决定对国家机关和公营企业实行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公营企业及合作社的现金，除按规定保留若干近期使用额外，其余必须存人人民银行，不得存人私营钱庄，不得对私人借贷。其相互间的资金往来，必须使用转帐支票。埠际之间的资金往来，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汇拨，禁止使用和携带现金。现金收入近期编制平衡计划，以便节约现金使用及有计划地调整现金流动。国家银行应大量吸收公私存款，但国家银行因本身业务需要使用这些存款时，不得超过中央财经委员会规定的限度。
中央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从开始到完成，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保证了军费开支，还挤出资金用于投资，重点进行水利、铁路及钢铁等重工业的巨大恢复工程。1950年上半年防洪、灌溉、排水、航道整理等工程完成了3.6亿土方。鞍钢、本钢等重工业企业主要设备的恢复工程也开始着手。财经统一，出现了收入增加，支出相对缩减，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的局面。1950年城市税收超过原概算的62.6％，在整个国家收入比重中跃居第一位。公粮征收超过概算的4％。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上交增加，超过原概算的18.4％。国民经济总收入共超过原概算31.7％。各项开支相对缩减。财政收支在1950年底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转向稳定，银行存款急剧增加。1950年2—6月，人民币银行存款增加4倍以上，超过货币发行总额的82％。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从根本上制止了建国前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把投机资本控制下的破坏国计民生的旧市场，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新市场，充分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新形势和面临的艰巨任务，要求党进一步明确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基本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和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迁就主义的倾向，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0年3月1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会上由西北统战部汪锋等十几位同志作了工作报告和发言。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对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确阐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作《关于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对党派工作中的进步分子团结问题，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顿，帮助民主党派学习政治理论，以及解决民主党派经费等问题，也进行了说明。在会议中争论较多的问题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为主"还是"斗争为主"；是节制资本，还是挤垮资本；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是否有统一战线性质。
针对会上争论的问题，周恩来于4月12日、13日两次到会讲话。毛泽东对会议的发言记录分别作了边批和重要指示。周恩来针对党内存在的"左"的情绪，指出，现在到处都有人问："到底什么时候实现社会主义？"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与资产阶级是继续合作下去，不是同它搞翻。四个阶级搞垮它一个，今天没有哪一个同志这样说，大家都还是说搞社会主义要15年左右。那么在这期间，总还要跟资产阶级搞团结合作吧！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就要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他还指出，统战部的主要工作：一是掌握政策；二是协调关系；三是配备于部。统战工作是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团结、带动非党群众同我们党一起前进，是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与统战工作相脱离。毛泽东的批示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又指出："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单求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他强调要把统战工作提高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战略高度。这就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为争取人民革命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力量，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及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时期。因此，建国后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会议指出，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制度、封建传统的束缚，创造幸福美好的家庭生活。有鉴于此，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6条就明确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这就为新中国制定第一部婚姻法奠定了基础。
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同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部婚姻法共分8章27条，即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问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附则。其内容以婚姻关系为主，同时也包括家庭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其基本精神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对于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等作了具体规定。同时又规定凡因干涉婚姻自由而引起被干涉者死亡或伤害者，干涉者一律应负刑事责任。
婚姻法的公布得到了广大人民、广大妇女的衷心拥护，为使婚姻法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的通知》，1951年9月26日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同年9月29日以《切实执行婚姻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题刊载于《人民日报》。文中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的重要意义和公布施行后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显著成绩。同时也指出，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依然留有深刻的影响，许多地方带有封建思想的人仍有继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虐待子女等非法行为，被干涉者和被虐待者得不到法律上和事实上应有的保护。文中一方面强调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对于干部与人民的思想教育，当作相当长时间内经常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另一方面也强调用严肃的法律手段来制裁不法行为。这一指示对于建国初期新婚姻法的贯彻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使建国初期的婚姻法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政务院不仅于1953年2月1日再一次作出《政务院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而且将1953年3月定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并且相继发布文件，对运动的任务、方针、方法和各种具体的政策界限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运动中，全国进行了几千个典型试验，训练了几百万基层干部和大批宣传员、积极分子，印发了几千万份宣传品，利用文字广播、座谈、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在全国70％左右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土改未完成的地区除外）广泛深入地宣传婚姻法，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深人人心的程度。广大干部也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加强了法制观念，改进了工作作风。在运动中正确地处理了大量婚姻家庭纠纷，同时处理了一批有关婚姻家庭的刑事案件，对少数干涉婚姻自由，情节恶劣，虐待、摧残甚至杀害妇女的犯罪分子，则依法予以惩处。由于妇女受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束缚更深，痛苦更大，因此，各级政府在处理纠纷和案件时，对妇女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她们的人身权利给予了特别的保护。对于受到迫害、遇到困难的妇女，采取了各种保护、安置及救济等措施。
经过这次运动，婚姻问题上的旧思想、旧制度、旧习俗受到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新思想、新制度、新风气开始树立。自主婚姻显著增加，民主和睦的家庭大量涌现。根据1954年上半年对11个大城市的统计，合乎婚姻法规定准于结婚登记的，占申请登记总数的97.6％。这一切都表明，旧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崩溃瓦解，新的婚姻家庭制度正在成长、发展。
我国这部《婚姻法》实行长达30年之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有些原则至今仍然是正确的、有效的，但有的具体内容和条款，已经不符合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的实际情况，必须对其进行修改和补充，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我国新《婚姻法》，自1981年1月1日起实施。
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位于南海北部，是我国南部的海上屏障。全岛面积3.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00余公里，北与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相望，两地相距11至27海里（约20至50公里）。五指山雄立岛的中央，形成该岛中部和东南部的山岳丛林地带。道路崎岖，气候炎热。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经过20多年的英勇斗争，创建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有部队1.5万人。
海南岛守敌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部5个军，加上主要用于环岛巡逻和海上封锁的海、空军，总兵力约10万人。敌人企图以所谓"立体防御"凭险固守，把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同时也作了在情况不利时实行"主动撤离"的准备。
广西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集结10万余兵力于雷州半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加紧渡海作战准备。
关于解放海南岛作战问题，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向第四野战军首长指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集中载运船只。第三野战军一部"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1950年1月10日再电四野首长："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于2月上旬召开渡海兵团和军首长参加的会议，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同时征集修复了2100多条船只，培训了600多名水手，准备了大量作战物资，进行了渡海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调查了海情和敌情。渡海作战兵团利用北风季节，于3月5日至31日，分两批组织了4次偷渡，约1个师的兵力登岛，为主力部队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6日，以第四十、四十三军为主力，组成东西两路军，从海峡正面实行大规模强渡。琼崖纵队和偷渡登陆部队分头对两支主力部队接应。负责担任掩护任务的火力船与敌人军舰炮战通宵，掩护主力前进。至17日3时，在岛上部队的配合下，突破敌海陆空军对海上的封锁和防御，突击部队于海口市以西至临高角一线胜利登陆，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向敌纵深发展，迅速占领临高、福山、美台、加来等要点。薛岳调集兵力反扑，很快被解放军击溃。国民党军全线南退，薛岳、陈济棠等飞逃台湾。23日，渡海兵团解放海口。尔后，解放军主力兵分两路，追歼岛上守敌。部队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送茶送水，筹粮送草，情景十分感人。第四十军主力由琼山经黄竹从东路挥戈南进，到4月30日，先后解放嘉积、榆林、三亚等地。5月1日，第四十三军主力由美亭经那大、白沙，占领八所、北黎两港。至此，海南岛战役结束，海南全境解放，共歼敌3.3万余人，其余大部分敌军由榆林港等地登舰逃往台湾。
解放海南岛，清除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南海的主要基地，对于捍卫祖国的领土，保卫神圣海疆，保障祖国建设具有战略意义。就其战役来说，解放军一无海上作战经验，二无现代化渡海工具，三无海空军支援，而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为强渡工具，突破敌人由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是一次成功的岛屿进攻战。
商业的第一次调整
经过打击投机资本，统一国家财政工作后，物价趋于稳定，这时全国的私营工商业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0年春夏之交，出现了部分私营工商业户关门、歇业的现象。从全国几个主要大城市来看，北京市在3月下旬，面粉上市28万袋，成交量2万袋，仅为上市量的7％。重庆市几种主要商品的销售量，4月份比3月份布疋减少70％，棉纱减少92.5％。上海4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分别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3月份同1月比较，百货营业额大商号减少了一半，中小商号减少90％。到4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1000多家，停业的商店有2000多家，失业工人超过20万人。据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统计，14个较大城市在1950年4月，倒闭工厂有2945家。16个较大城市中有9347家商店歇业。全国失业工人逾百万。在情况最严重的上海，据陈毅市长的报告，4月份有300个厂长经理逃到香港。由于失业人数剧增，劳资关系紧张，发生多起工人包围资本家的事件，经济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为解决私营工商业面临的严重困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4月13日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措施帮助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困难，并把它作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将合理调整工商业列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项基本任务之一。随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5月份召开了七大城市（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重庆、西安、广州）工商局长会议，听取各地情况并研究了私营工商业发生困难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私营工商业所以发生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经济处于历史性大转变时期，即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和改组，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上生长起来的私营工商业，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况。因此这是前进过程中的困难，经过努力是能够克服的。就其具体原因来分析，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社会虚假购买力的迅速消失。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通货膨胀政策和建国前后几次物价波动，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这种市场的特点，一是投机资本猖獗，二是虚假购买力病态增长。全国物价稳定后，投机商不得不将囤积的货物尽快吐出，而这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拿到货币就去抢购货物，再加上国家紧缩银根，市场商品出现滞销。一时又形成了"供大于求"的虚假现象，使生产和销售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第二，供销对象发生巨大变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外国在华人员、中国的达官贵人及投机商业服务的，如专门从事投机事业的钱庄、银号，经营金银珠宝、高级化妆品、高级丝绸呢绒、参燕鹿茸等奢侈物品的商业企业，及制造奢侈品、迷信物品、鸦片用具等物品的工业企业。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服务对象消失了，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
第三，私营工商业大多数企业管理落后。许多企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产品成本高，利润低。私营企业的生产往往存在很大盲目性，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种盲目性表现得更为严重。私营企业之间还发生盲目竞争，使市场发生混乱，给生产造成困难。
第四，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一是平抑物价的措施有些过猛。紧缩银根起稳定物价的作用，但对于正常的工商经营活动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二是一部分干部|中存在"左"的思想，忘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而产生了乘机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想法。主张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兼顾不够，在价格政策、原料供给、银行贷款、税收负担等方面也有不尽合理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
6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根据此方针，将调整工商业的范围主要确定为三项内容。
第一，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工商业的中心。调整公私关系围绕两方面工作展开。
一是调整公私工商业的关系。这项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一方面要确定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要在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有合理分工。国营经济应给私营工商业以应有的照顾和扶持，使其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有所发展。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1）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使其在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由1949年的11.5％，增加到1950年27.3％，私营棉纱业在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采取这种办法，不但解决了私营工业原料收购和成品销售方面的困难，而且使它们受到国家计划的控制，一只脚在不知不觉中已踏入了社会主义。（2）适当收缩国营商业的经营范围。国营商业主要经营方向放在批发上，同时适当缩小零售范围。国营零售商店经营的品种由几十种改为只经营粮食、煤炭、食油等6种人民生活日用必需品。农副产品的收购，也只经营大宗的农产品和外销农产品的一部分。（3）调整价格。由于物价大幅度下跌，使部分商品市场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成品价低于原材料价；部分商品的零售价同批发价的差额过小或持平，有的甚至出现倒挂，致使私商无利可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规定了适当的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原（料）成（品）差价，使私营零售商和运销商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4）调整贷款。人民政府降低了放款利率，增加了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贷款。据不完全统计，国家银行对私营工商业贷款的余额，1950年5月为2186万元，9月增至4963万元。（5）调整市场管理。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限制，适当放宽市场管理，如撤销商品议价、放宽经营范围、改变交易所的管理制度、取消初级市场上不利于物资交流的人为障碍（路单、采购证）等。
二是调整税收负担，简化征税手续。减轻私营工商业的税收，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在间接方面是减轻农业税负担，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为城市的工业品打开销路，促进商业的活跃。直接方面是修正工商业税法，调整工商业税。对食盐、棉纱及棉毛织品等降低税率。将工商业税税种由17种减为14种，货物税税目由1136个减为358个。同时改变征税方法，提高了工商业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最高累进点，累进级数由14级增加到20级。酌情减免或缓征确有困难欠税户的税款。与此同时，政府还停止发行第二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进一步减轻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经济负担。第二，调整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劳资关系更趋紧张。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全面调整劳资关系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是在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纠正部分工人的过高要求。为此确定了调整劳资关系的三原则：即确保工人民主权利；有利发展生产；劳资问题通过民主协商解决。针对工人中一些过高的福利要求，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全党注意做工人的工作，向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私营企业的工人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发扬了识大体、顾大局的风格，忍受暂时的困难，自己做出牺牲，以减轻企业的负担。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公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依据这一指示，各地的私营企业，尤其是大中企业纷纷建立劳资协商会议。为了更好地协调劳资关系，私营企业中还广泛订立劳资集体合同，明确规定了劳资双方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要求双方共同遵守。
第三，调整产销关系。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克服生产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当时由于盲目竞争，一些部门和企业出现生产过剩，产销不平衡的现象，如轻工业部门的纺织品和日用百货，从事这些产品生产的主要是私营企业。为了调整产销关系，人民政府召开了有私营工商业者参加的粮食加工、食盐运销、百货产销、火柴工业、橡胶工业、毛麻纺织工业、卷烟工业、复制印染工业、进出口和金融等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在以销定产的原则下，拟定各行各业的产销计划。中央财经部门和地方政府还通过召开产销会议、发布生产情况公告等办法，指导私营工业的生产，逐步将其纳人国家计划的轨道。对于某些已经不适应国民经济需要的行业以及生产过剩的企业，国家引导这些企业转产。
除前面三项主要工作外，调整工商业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大力收购农副产品。农民卖出了产品，就增加了购买力，城市的工商业也就活了。失业现象随之减少，因而又会推动城市购买力的提高，工商业就会进一步繁荣。这不仅有利于增加税收，减少财政困难，促使物价稳定，而且有利于打击投机活动，发展正常的工商经营，从而促使社会经济进人良性循环轨道。因此，政府在4月10日开始放宽银根、投放货币的时候，便分兵两路，一路进城，一路到乡。4月20日左右投放的货币进入市场，5月初市场开始活跃，6月份就重新活跃起来了。
由于各项措施的贯彻实施，私营工商业的调整迅速取得成效。从1950年7月开始，私营工商业摆脱困境，并得到了发展。据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青岛5个城市的统计，10月份同4月份相比，大米、面粉、棉布和棉纱的销售量，分别增加了298％、54％、233％和180％。上海市下半年新开业的工商户达32674户。比歇业户多出25223户。调整工商业的胜利完成，不但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人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解放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杭州湾外东海中，有大小岛屿400余个，面积约1200平方公里，其中以定海本岛最大，为523平方公里。这些岛屿分布于江苏、浙江两省海面，扼我国海上航运要冲，是江浙两省和上海市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群岛当时总人口约47万余人，大部分是渔民。岛上鱼产丰富，盛产黄鱼、墨鱼、带鱼等，是我国渔业生产主要地区之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迅速解放江浙等省。长江下游国民党军队，除大部分被歼灭外，另有一部分残部撤退到了群岛上。岛上守敌为国民党舟山防卫司令石觉所部第七十五、第八十七、暂编第一军等3个军10个师约6万余人，海军舰艇五六十艘。敌人企图通过对舟山群岛的控制，实行海上封锁和袭扰，窒息大陆经济，并屏障台湾安全。敌人兵力大都部署于主要岛屿上。岛上由于人口突增，粮食困难，海面又遭国民党军队封锁，数十万渔民陷于饥寒困苦的绝境，迫切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舟山群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依据舟山敌情，兵团于1949年7月下旬决定：以第二十二军并指挥第二十一军的第六十一师担负攻击舟山群岛的任务，并以逐岛攻击的战法，先取外围，后取本岛。8月18日，开始向外围岛屿发起进攻。第二十二军一部在攻占大榭岛、梅山岛后，于10月5日全歼金塘岛守敌，使舟山本岛侧翼直接处于解放军炮火威胁之下。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在进占六横岛后，乘胜于10月中旬攻占桃花岛。但在11月3日的登步岛作战中解放军遭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联合反击造成千余人伤亡，被迫撤出战斗。到11月3日，第七兵团共攻占舟山外围岛屿30余个，歼敌近万人，为夺取舟山岛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为加强舟山防御，先后从台湾、金门等地抽调第五十二军、第十九军等增援舟山，使舟山守敌增加到5个军16个师，连同海空军及特种兵部队，共12万余人。根据这一情况，第三野战军前委决定增调第二十一军主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军及炮兵一部，在第七兵团统一指挥下参加渡海作战，从而使参战兵力由4个师增加到12个师又10个炮兵团，总兵力已占有很大优势。同时，刚组建的海、空军各一部也已进驻上海、宁波等地。
4月，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向海南岛发动进攻的同时，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也做好了全面攻占舟山群岛的准备。1950年5月，当我军各部进攻舟山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即将发起战斗时，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又得知第三野战军将对舟山群岛实施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为了保存实力，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命令其国防部调集载重15万吨的舰艇44艘，从5月13日开始，指挥舟山群岛守军实行秘密撤退。当我攻岛部队查明情况，发起渡海追击时，敌已全部逃跑。19日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
舟山群岛的解放，打破了国民党对长江口的封锁，为保卫海防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整党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在1949年一年中，党员人数就由年初的310万人达到年底的450万人。在新发展的党员中许多人存在着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在老干部和老党员中，很多人又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闹名誉，争享受，作风不正派，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严重地破坏了党和人民的关系。更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胜利和执政的考验，贪污腐化、堕落颓废。为了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这次整风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方法是：首先由上而下地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指定文件；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总结工作，检查思想问题；最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作风。
指示发布后，从1950年6月开始，各地党组织分批分期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报纸刊物也及时地揭露党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加强群众对共产党的监督作用。整风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制止和克服，党群关系也得到改善。
中共中央东北局经过此次整风，使东北经济建设前进一步。东北局第二次发布的关于整风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了此次"整风必须围绕当前主要工作，贯彻党的基本政策"。东北局对工业部门的要求是"以如何贯彻提高质量，减低成本；如何贯彻生产责任制，实行管理民主化，团结教育技术人员与职员，提高劳动纪律为中心"。对农村工作干部的要求是"以如何贯彻普遍发展生产力；如何正确地进行组织起来，改良农业技术，如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心"。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还亲自召集了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座谈贯彻这一方针的办法。在东北人民政府的座谈会上，林枫作了明确的指示："要贯彻整风，仅仅坐在屋子里开会检讨是不解决问题的，必须深人检查，必须亲自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现场去检查工作、贯彻政策。"东北人民政府政务部整风学习两个半月，于1950年9月下旬结束。该部经过此次整风明确了部的中心任务是：（1）领导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工作；（2）对干部的了解、训练教育工作；（3）社会救济工作。整风中对这三个中心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初步改进办法：该部在检查中首先检查出人民代表会议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向。整风中明确认识到：真正做好人民代表会议工作，必须纠正指导思想上及会议本身的形式主义偏向，随时抓住重点研究，随时进行指导；领导干部必须亲自搞好几个典型，吸取经验；并建立深入检查的制度。针对在于部工作中存在的对干部了解不够的问题，在整风中提出：今后首先应建立起对干部训练教育的制度，改进教育方法，提高干部政策文化水平；并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来教育干部，转变干部作风。为掌握干部情况，必须做好研究调查工作，抓住典型，组织专门问题的研究。整风中分析了救灾工作中领导不够主动，没有把防灾救灾工作当作一个经常任务来抓的这种情况，使领导上明确了救灾工作必须要有预见性，及时组织力量深入灾区现场调查，切实组织生产自救。该部各处、科在整风中掌握了随整随改的方法，在组织机构、分工、手续制度方面都进行了必要调整，使工作效率及工作秩序大为改进与提高。
西北大行政区一级机关的整风运动，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暴露问题：在整风运动的初期，一般干部对整风是欢迎的，并且敢于对工作、对领导提出批评；但也有不少顾虑，根据这一情况，各机关在整风开始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动员；对一些比较普遍突出的顾虑，及时作了具体的消除工作。三番五次的开动员会，传达、解释整风的意义；漫谈讨论对整风的认识；同时强调学习文件，领会整风的精神。这样就比较全面、深入地暴露了工作中的问题。第二阶段是解决问题：各机关根据解决问题的重点，就一项或几项主要工作，进行深人具体的检查，分清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对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在整个检查、分析过程中，肯定对的，批判错的；对的发扬，错的改正，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转变了工作作风。总的来说，各机关存在的主要问题，得到了大体上的、程度不等的解决。第三阶段是整风的结束。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在自愿的原则下，根据整风的精神，检查个人思想，巩固整风成果。但也有个别机关没有认真总结。
此外，华北、中南等其它行政区也都结合本区实际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整风运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由于这次整风重点是解决领导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因而对几年来党组织大发展中所带来的基层党组织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起，用3年的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为此，中共中央于3月28日至4月9日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重点研究整党工作，对整党的目的、内容、方针、步骤和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详细的决定。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规定，整党的内容，一是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从思想上继续提高那些好的党员，教育和改造那些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一是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认真的审查，发现并清除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对不够条件、经教育仍达不到党员标准的，劝其退党。目的是保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质量和战斗力。会议认为共产党执政后应该提高党员条件。为使全党在党员标准上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认识，会议认真地讨论并制定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并强调在整党中要对党员普遍进行一次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以使所有的党员都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会议的这个决定解决了整党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此基础上，从1951年5月开始，整党工作在全党逐步展开。此次整党始终坚持以思想整顿为重点的指导方针，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教育，广大党员普遍地提高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积极性和完成党在新时期历史任务的自觉性。自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后，整党工作又与"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进行，为整党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动力，全党因此受到一次深刻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对党组织也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清理。
在较为深入的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还进行了组织整顿，进行党员登记、审查和处理。到1954年春，整党工作基本结束。这次整党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纯洁了党的组织。到1953年6月止，共有32.8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人是堕落蜕化分子和混人党内的各种坏分子被开除了党籍。据1955年统计，在这次整党中，共有65万人离开了党组织。
在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的同时，在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村和城市的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中，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从1950年底到1953年6月，全国共接收新党员107万人，新建立了8.2万个支部，初步改变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分布不平衡的状态。
建国初期的整风和整党，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共产党初步经受住了胜利和执政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年多时间中，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军事上，除西藏、台湾和若干海岛外，所有的国土均已解放；在政治上，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也陆续建立起来。在经济上，废除了帝国主义的特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且经过恢复生产和稳定物价的斗争，随着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是，新中国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斗争任务艰巨复杂。帝国主义继续支持蒋介石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大陆上还有40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及地方土匪在兴风作浪。财政经济状况还未根本好转，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远没有恢复。物价稳定之后，过去为三大敌人服务的若干工商业失去了市场服务对象，也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盲目性，致使市场供求失调，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突然萧条，工厂停产减产，商店停业倒闭，工人失业，劳资关系紧张。
在此形势下，为了团结大多数群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克服困难，统一思想，把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需要对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制定适合新形势的方针和政策，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此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还有中央各部委、若干省市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43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全会还听取了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等问题的专题报告。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为此所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的报告，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的国际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方面，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好转。毛泽东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做好八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在新形势下，在土地改革中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剿匪镇反的条件下，有步骤地复员部分解放军。必须谨慎地做好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安心家乡生产。（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努力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地救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有步骤地帮助他们就业。（6）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学习问题，搞好统战工作，克服关门主义和迁就主义倾向，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8）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进行整党和整风，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已开始由军事向经济转移，在当时主要是恢复和发展经济。
毛泽东还提出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他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党在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贯彻"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全会还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要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认真而又谨慎地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缓和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要过于性急，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谨慎地处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不能性急。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对富农的政策由过去的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最重要的中央全会。全会所确立的基本任务和策略方针，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和根本的指导思想，它为全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纠正了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左"的思想倾向，明确了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这次会议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的革命事业，迅速地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都具有重大的指导煮义。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
在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90％的贫、雇农和中农，仅占20％－30％的土地。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时，已有1.2亿农村人口的老解放区、半老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新解放区和即将解放的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6月30日由毛泽东发布命令在全国实行。为正确地实施土地改革法，政务院于7、8月间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些文件总结了历史经验，根据建国后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对土地改革有关问题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这就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土改的总方针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法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从有利于孤立和分化地主阶级、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全体人民有秩序地实现土地改革，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生产出发，对地主和富农都采取了宽大的政策：对地主，由过去没收其一切财产改变为只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对富农，将过去征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除征收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的大量土地外，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富农所有出租的少量土地也予以保留。实行这种政策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也可以使土改的打击面由8％缩小到3％左右，有利于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还有利于稳定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总之，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1950年冬天起，在新解放区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新区土改是在全国胜利、新中国成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很容易出现不发动群众、单纯依靠政府发布命令、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偏向。党和政府一方面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的进行，另一方面强调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依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为了加强领导，党和政府训练了大批干部，每年组织约30万土改工作队下乡具体领导土改。其基本步骤是：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培训积极分子，发展农民协会，组织阶级队伍；划分阶级成分，划清农村阶级阵线，由觉悟了的农民群众与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清算地主阶级罪行，使其向农民群众低头认罪；对罪大恶极、破坏土改的不法地主恶霸分子，由人民法庭依法公判；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及耕畜、农具、粮食等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复查总结，整顿加强农村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巩固土改胜利成果，发展生产。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大体分3批完成：第一批是在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大约包括1.2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是在1951年冬到1952年春，在大约1.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三批是在1952年到1953年春，在大约3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到1953年春，除新疆、西藏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在内，经过土地改革，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须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沉重的地租负担。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农民还分得耕畜297万头，农具3954万件，房屋3807万间，粮食105亿斤。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打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势力，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改变了农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状况，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全国粮食产量同1949年相比，1951年增长28％，1952年增长40％。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历史性的胜利，它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项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并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全国解放之初，大陆上还残留着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据不完全统计，有政治土匪约20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各种特务分子约60万。此后，还不断有间谍、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仅华东地区在解放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生海匪登陆309次，骚乱暴动770次，抢粮1000余万斤。面对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建国之初，人民政府曾搜捕过反革命分子，在一些城市里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过登记，取缔过反动会道门，并且破获过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区农村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这些措施初步打击了反革命势力。但是由于当时一些干部片面强调宽大的一面，忽视镇压的一面，因而使一批凶恶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这不仅助长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以为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组织反革命团体，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据统计，从t950年春季到秋季半年多的时间内，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形势的发展向全国人民提出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要保卫人民的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7月23日，政务院总理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镇压反革命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的"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年12月至1951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些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指示，提出：镇反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注意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要注意斗争策略，防止"左"的和右的偏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反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镇反运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加强党和政府对运动的具体指导；同时，十分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吸引各界人士参加。在发动阶段，通过各种会议，利用广播、报纸、文艺等各种形式进行宣传，使镇反运动的意义和政策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由于镇反运动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群众迅速行动起来；自觉地检举、揭发、控诉、捕捉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分子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镇反运动已经形成全国性高潮后，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成绩，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1951年5月10日至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7个月的镇反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任务，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确定了今后的斗争任务。会议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并强调在处理时要注意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和肉刑。《决议》规定：对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可捕可不捕或可杀可不杀者，一律不捕不杀；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也要进行清查和镇压。《决议》对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会后，运动转入对已查出的社会上的反革命进行处理和内部清查阶段。到1951年10月，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并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镇反运动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历史作用：它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复辟阴谋，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其它社会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增进了各民族间和民主阶级之间的团结，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
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于1950年8月18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十分广泛，既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以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的有关科学机关，也有各地区、各兄弟民族和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与会的总人数达468人。会议得到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黄炎培，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交通部长章伯钧、水利部长傅作义等都出席大会。会议听取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中央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所做的科学院、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卫生部门的工作报告。李四光在报告中指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有三项：（1）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2）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与合理分配；（3）科学研究机构的调整与充实。从这三项任务可以看出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与过去科学研究机构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过去的科研机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个人名利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就着手采取在一般状况下所允许的一切措施，以求团结全国科学界共同逐步完成上面所说的任务。李四光明确指出急需完成的四项任务：一是关于专门委员会的任务和委员的聘任；二是科学院联络局主要的工作；三是关于科学院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联系工作；四是编译局的工作。会议讨论了各产业部门所提出的一部分技术问题和提案，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并选李四光、侯德榜、茅以升、刘鼎、严济慈、任瓒、尼札布丁（维吾尔族）等50人为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梁希、竺可桢、袁翰青、卢于道、周焕章、马典别克（柯尔别兹族）等50人为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并通过吴玉章为两委员会的名誉主席。24日，会议闭幕前，周恩来到会作重要报告。他指出，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已开始好转，但要达到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左右的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的阶段。就在这个阶段，也就需要大批科学家来工作，因此需要迅速地调查和统计全国自然科学家，并培养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而为了团结，就必须破除门户之见，团结占绝大多数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仅仅反对极少数坚决为帝国主义、为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科学家。即使对那些现在还为反动派工作而并不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科学家，只要他们愿意确实改变立场，向人民承认错误，我们也应当争取他们为人民的祖国服务。
曾昭抡作会议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会议所取得的成就。第一，表现了科学界空前的大团结。参加这次会议的科学工作者听取了政府各产业部门的工作报告，初步了解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第二，加强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组织，产生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两个组织，并确定了科学团体的性质和任务；第三是使科学界的理论和实际结合具体地推进了一步。会上各产业部门所提出的工作中的有关科学技术理论的问题达195件，在会议过程中经各方面专家研究已解决的有73件，有48件提出了解决的初步意见和途径；有38件需要较长时间加以研究解决。这种负责讨论和解决问题的精神，为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结合创造了很好的范例。
梁希致会议闭幕词。他说，这次会议表现自然科学工作者有计划地结合实际，适应人民需要，是为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的良好开端。会议的基本收获是使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明确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基本情况及其存在的实际问题，更明确地认识了人民科学的性质和任务，更好地掌握理论与实际结合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方法，使自然科学界的团结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全国性的统一组织。
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事件
这是一起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于1950年破获的极其严重的特务间谍案。
主犯李安东，又名汤尼，意大利人，1919年来华之后，一贯进行危害中国人民的活动。1923年至1924年间，他在天津开设意亚公司，曾多次兜售军火给北洋军阀。1926年在北京组织法西斯党支部，自任支部长。1934年由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所派来华任"意国空军指挥"的秘书长，协助蒋介石政府先后从意大利购人大批飞机，并在南昌、洛阳两地，帮助国民党修建飞机场，训练屠杀中国人民的国民党空军。1948年3月，他接受了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所给的间谍任务。此后，他收罗日本特务山口隆一（日本人）充当情报员，又指挥充当美国政府间谍的马迪儒（意大利人）、魏智（法国人）、哲立（意大利人）、甘斯纳（德国人）、马新清（中国人）等，分头搜集有关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由李安东转报包瑞德。
北平解放后，李安东继续在包瑞德指使下，以天津老昌公司北京代理人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间谍活动。李安东与其他美国间谍到处刺探、搜集中央人民政府和各部门首长、政协代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名单及履历、住址、电话、汽车号码，制成卡片，作为进行破坏和暗杀活动的准备；搜集有关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由李安东转给包瑞德和其他美国间谍机关；他们储藏了准备进行放毒活动的氰酸钾等烈性毒药。
1月，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密谋，妄图于同年10月1日乘我国人民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纪念盛典时进行暴动，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届时出席大会的国家元首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为此山口隆一于5月至7月问，秘密测量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地形，绘制天安门形势图和向检阅台射击的指标（在图上以带箭头的弧线指向天安门检阅台主席位置），详细注明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并于9月16日将该图及附带说明寄往东京美国驻日占领军总部。他们还准备了阴谋暴动的六零迫击炮一门、手榴弹、手枪、炮弹及各种子弹500余件，商定要如期实行这个计划。山口隆一再次写信给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对阴谋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作了估计。
正当李安东等间谍猖狂活动时，公安人员迅速出动，于1950年9月26日一举破获了这个巨大的反革命案件，查获间谍分子及他们所藏的各种武器弹药、毒药、暴动计划、情报底稿及情报材料（1642件）、有关间谍活动的来往函件等。
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李安东、山口隆一死刑，马迪儒无期徒刑，魏智有期徒刑10年，哲立有期徒刑6年，甘斯纳有期徒刑5年，马新清有期徒刑9年。
严厉惩处帝国主义间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具体表现，是大快人心的举动，得到了各界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一致的拥护，并且表示要提高警惕，肃清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保卫新中国。
抗美援朝运动
朝鲜是文明古国，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苏两国首脑商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北为苏、南为美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1948年8月，"大韩民国"在南朝鲜建立；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在北朝鲜诞生。12月25日，苏军撤出朝鲜；美军迟至1949年6月才撤离朝鲜，但仍留下了约500人的军事顾问团。
6月25日，朝鲜爆发全面内战。27日，美帝国主义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企图霸占中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组成"联合国军"侵人朝鲜，支援南朝鲜。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司令。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仆从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10月初，"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大举进攻。接着竞逼近鸭绿江边，用飞机扫射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企图把战火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当"联合国军"即将越过"三八线"之际，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共中央全面估量了国内外形势，权衡了利弊，从为挽救民主朝鲜的危局、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维护东方与世界和平考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决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朝鲜人民军共同抗击美国的侵略。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开始秘密地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从此，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将敌军从鸭绿江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志愿军人朝后，"联合国军"继续北进。10月25日，敌军进至博川、云山、温井等地，先头部队已进到鸭绿江边的楚山。根据这一情况，志愿军决心利用战略上的突然性，在运动中歼敌一部。25日10时，志愿军一部在开进中，于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同南朝鲜军第六师一部遭遇，将该敌歼灭，拉开了抗美援朝战幕。当天，志愿军主力分别向温井、云山、宁边、熙川地区及楚山、古场洞地区展开猛攻。I1月3日，西线敌人被迫开始全线撤退，次日，主力全部撤到清川江以南地区。志愿军人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于11月5日胜利结束，共歼敌1.5万人，挫败了敌人在感恩节（儿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尔后作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收复平壤，迫使敌军退守"三八线"。联合国军在第一次战役失败后，于11月6日又开始试探性进攻，24日集中20余万兵力，分东西两线，把主力置于东线，发动了"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制定了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分散敌人，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战略，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而后突然实施反击。11月25日晚，西线志愿军主力6个军，开始向敌发起反攻，分割包围，歼灭当面之敌。12月1日，敌军向"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撤逃。12月5日，志愿军收复平壤，并继续向"三八线"追击。12月24日收复元山、兴南地区。在这次战役中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失地，迫使敌人转入防御作战，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在人民军配合下，采取正面突破、穿插迂回、分割围歼的战法，12月31日迅速突破敌人"三八线"既设阵地。志愿军右翼突击集团向东豆川、汉城方向实施突击；左翼突击集团向洪川、横城方向突击。1951年1月2日，敌军开始全线撤退。志愿军先后占领汉城、水源、金良场里、洪川、横城、利川、原州地区，将敌逐至"三七线"附近。1月8日停止了进攻。这次战役共歼敌1.9万人，解放了汉城及"三七线"以北广大地区。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美国调集23万兵力，1月25日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发动全线进攻，企图把中朝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白1月25日始，志愿军积极防御作战，有计划地对敌节节阻击。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主动撤离汉城，至4月21日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次战役共歼敌7.8万人，完成了防御任务，并且成功地掩护了志愿军新人朝各兵团的集结。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敌人妄图在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以实现其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中朝人民军队在4月22日就发起了第五次战役。22日至29日，志愿军、人民军歼敌2.3万余人，迫使敌人撤至汉城以北、汉江和昭阳江以南地区。4月30日至5月21日歼敌1.7万人，敌人退至县里以南珍富里地区。5月23日以后，志愿军开始向北转移，由于交替掩护，配合欠佳，志愿军受到一些损失，至6月10日，敌人被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次战役共歼敌8万余人。从此，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取得五战五捷的胜利，共歼敌23万人，把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为进行停战谈判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全国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国80％以上的人口投人了这场伟大的爱国洪流，纷纷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在广阔的国土上掀起了志愿参军赴朝作战的热潮。解放军战士人人上书要求走上抗美援朝最前线，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空前踊跃地报名参加志愿军，到处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景象。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民兵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医疗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运输、勤务和医疗工作。全国各族人民还广泛开展了制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运动。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了价值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钱款。无数的慰问信、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朝鲜前线。
与此同时，中国大后方也展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人阶级开展了生产竞赛，为抗美援朝前线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的物资。1950年的生产计划胜利完成。大部分工业生产都达到或超过战前1936年的水平，其中钢铁、纺织发展尤快。东北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1950年工业生产总值较1949年增加了100.5％，34种主要工业产品都有较大幅度的增产，金银矿达到982.4％，几乎增加了9倍。华北地区天津、北京等地各主要工业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天津棉纱、棉布产量较1949，年分别增加了37％和42％。华东是我国工业较集中的地区，沪、宁各厂矿的主要产品均提前完成计划，其中18种产品超过了计划。广大农民开展了生产竞赛，为努力提高产量，确保朝鲜前线的粮棉供应。国内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朝鲜前线，使我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巨大的精神鼓舞。
在中朝两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政府被迫接受了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自1951年7月10日起，同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此后的两年，中朝两国军队与美国经过谈谈打打、以打为主的军事和政治相交织的激烈‘斗争，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毙伤俘敌人109.3万多人，其中美军39.75万多人，李承晚的伪军66.7万多人，其他帮凶军2.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2万余架，击沉击伤敌舰257艘，击毁击伤坦克2690辆，缴获各种武器车辆十几万件。美国虽然运用了1／3的陆军，1／5的空军和近半数的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耗用了7300万吨作战物资和200多亿美元，却遭到惨败。人员伤亡总数超过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伤亡的一倍。美国不得不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
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美国侵占朝鲜和中国大陆的计划，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维护了远东和世界和平，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抗美援朝的胜利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加速了军队的建设，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了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废除外国在华经济特权和处理外国在华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西方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不但在中国享有政治特权，而且享有经济特权。外国侵略者利用特权，扩展其经济势力，在中国办了许多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掠夺性的贸易，控制着我国财政经济命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在华企业，1936年总资本约为43亿美元，其中工业资本约占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41％。其产品，占中国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80％，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4％，外资银行32家，其分支银行141所，资产19亿美元，在金融业务中占垄断地位。帝国主义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张，至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到大陆解放时，在我国外资企业共有1000多家，拥有职工12万多人。其中包括煤矿、石油、机器制造、发电、造船等重工业企业。卷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企业，以及银行、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等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属于英、美两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外国在华企业，《共同纲领》做出了明确规定：凡依靠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一切特权必须取消；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企业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一般企业在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允许其存在，但必须接受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不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丧失，外资在华企业已经丧失了以往的优势。同时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也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打击，在生产和经营上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此情形下，有的外资企业因经营不下去而被迫申请歇业，有的则放弃经营或要求转让给中国政府，对此，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办法。如颐中烟草公司、中国肥皂公司、天津科德顺饭店等通过转让，收归我国经营。而英资开滦煤矿，则由我国代管。有的企业则歇业。
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加采取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于12月16日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辖区的公私财产，并且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这是对中国人民的经济财产的进一步的掠夺。为了保护我国人民的利益，防止美国企业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中国政府进行坚决的回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2月28日发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命令》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的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其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2）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护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需的费用，亦须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
随着《命令》的颁布，12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对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并成立了两公司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有115家银行和企业被军事管制，其中包括友邦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美孚火油公司、海宁洋行、海京洋行、慎昌洋行、奇异安迪生电气公司、远东酒精炼气厂、赫克生汽车公司等。同时成立了11个管制专员办事处，执行各项管制工作。在北京、天津、广州、南京等市也都限令美国资本经营或有美国资本股份的工商企业清查上报，并对其实行管制。
为了进一步规定对美国企业的处理原则，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15日发出《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指出：凡有关中国主权和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予以征用；关系较小或性质上未便征用者，可予代管；政府认为有需要者，可予征购；对一般企业可加强管制，促其自行清理结束。在上述四种方式中，应以征用及加强管制为主。对少数在政治经济上无大妨碍的美国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在上海、天津、广州保留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政府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多次制造劫夺我国在海外的油轮、飞机的事件。1951年4月7日，英国政府又一次劫夺在香港的永灏号大型油轮。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反映，4月30日发布命令，征用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财产。上海、南京、广州、福州、汕头、汉口、重庆、青岛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征用英国在当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除其办公处及推销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对外资的处理，我国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美国企业财产从严，对英国次之，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又次之。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和一般外商的小企业，也采取不同的方针。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我国所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减至223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美元减至3.1亿美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美元减至1600万美元。
建国初期对外资在华企业的处理，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重要步骤，不但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在我国经济领域的残余势力，也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这对于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治理淮河
淮河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发源于河南省的桐柏山区，流经河南、皖北、苏北流人长江，全长1100多公里，流域面积18.7万平方公里。淮河是我国为害最严重的水系之一，"大雨大灾，小雨小灾"，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举行了包括有华东、中南两区水利部和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负责干部以及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有关专家参加的治淮会议。在此基础上于1950年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蓄泄兼筹"的方针，和上中下游统筹兼顾以防洪为主的原则，要求首先做到根除水患，同时结合灌溉、航运、发电的需要，逐步达到多目标的流域开发。11月6日，治淮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河南、皖北、苏北三个治淮指挥部。1950年11月底，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全面动工。先后投入治淮工程的人员，有民工300万左右，工程技术人员16000多人。共计修筑堤防2191公里，疏浚河道861公里，修建大小闸坝涵洞92座，完成土方1.95亿立方。1951年7月20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淮河流域初步达到"大雨减灾、小雨免灾"的目的。
治淮第二期工程于1951年11月开始。到1952年7月中旬，治淮第二年度工程施工结束。完成了上游南湾水库和汝河上游的薄山水库的勘察、设计和钻探等工作，修建了白沙水库和板桥水库，还在苏北修建一条长达170公里的灌溉总渠。在1952年底开始的第三年度的治淮工程中，除修复渠道，加固河堤外，还修建了南湾、薄山、佛子岭等6座水库。到1953年9月初，第三年度治淮工程胜利完成。到此为止，淮河沿岸人民初步解脱了洪水灾害。
治理淮河的工程在继续前进，1954年6月5日，位于安徽省霍山县境内的佛子岭水库工程全部完工。1956年5月5日，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到1958年7月底，安徽省实现了河网化，特别是1970年5月18日，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全部竣工。到1971年，淮河流域广大人民经过20年的治理，陆续建成一批中小型和大型水库工程，兴建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河道，开辟了新沂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人海出路。各地还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兴建了一批水利排溉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淮河河流抗御洪、涝、旱灾能力大大增强，灌溉面积迅速扩大，多灾低产的淮河流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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