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和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先后发布《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和《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根据这两个文件，又对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作了彻底清理，最后完成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政府被迫接受苏联在联合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于1951年7月10日，不得不坐在谈判桌旁，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谈判，进行着一场复杂的军事与外交互相交错的严重斗争。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颂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就使干部和群众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基本精神，继续有计划有秩序地分期分批地开展土地改革。
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布西藏和平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
建国以后，党在着手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运动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并于1951年秋领导开展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这一年，由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发了一场建国以后第一次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虽有其一定的意义，但给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各项文化教育事业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求建立与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制度必然要建立起来，并且要与之相适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所把持，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各文化机构都带有很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国民党统治时期，各帝国主义利用其在华特权，积极扩展其文化侵略，其中尤以美国为甚。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元，其中医药方面占总投资的14.7％，教育方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占47.1％。再从其投资范围来看：在中国的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问，受美国津贴的占17所；300所教会中等学校中受美国津贴的约200所；小学接受美国津贴的占1500所左右，占全部教会小学的四分之一。受美国津贴的在华教会医院约200所，占中国全部教会医院的半数左右。在宗教方面，美国教士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洋会有58个，占在华西洋会总数113个的一半，受美国津贴的中国教会约有15个。在中国123个主教区中，有13个主教区的主教是美国人。总之，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与宗教团体，在中国全部接受外国津贴的同类团体中占一半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和宗教团体，未予处理，同时容许他们继续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津贴。但是，美国却仍然不断地企图利用这些机关和团体进行其反动的宣传和活动。1950年以来，这类事件已被我国公安机关发现多起，有的甚至隐藏武器、勾结国民党特务进行间谍活动。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这种破坏活动更加嚣张起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上发表了颠倒是非、污蔑中国人民的演说。奥斯汀的反动言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1950年12月13日上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由华北基督教联合会、圣公会、青年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院及教会中小学共50多个单位参加的1万多人的示威游行大会。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也举行了集会游行。接着美国政府又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企图以此来增加人民政府的困难，威胁所有在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和团体中的全部中国工作人员的生活。
对此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回击。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实施办法》等文件，以维护中国人民文化教育、宗教等事业的自主权利，彻底制止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来进行反动活动。为了研究处理接受外国津贴高等学校问题，教育部于1951年1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集中力量解决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问题。对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除政治上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者外，目前一般地只采取履行登记，督促他们改造，使其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方针。会议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和教育部的指示，拟定了每个学校的处理方案。处理方案大致为三种类型：（1）立即接收改为公立。（2）暂行维持私立，准备条件改为公立。（3）继续由私人办理，改组董事会及行政领导，使之成为完全是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会后，19所高等学校的董事长和校长，联名发表了《全国接受外资津贴的高等学校拥护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的决定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政务院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还对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教救济机关宗教团体作出明确的处理意见：（1）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2）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的事业，其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而在经费上确有困难者，得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3）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4）接受美国津贴的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予以鼓励。
接收帝国主义在华的文化教育设施工作完成迅速，反响很大，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诽谤、诬蔑和破坏，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
"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思想的提出
中共中央于1951年2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8日）中，提出了8个问题，即：（1）22个月的准备工作；（2）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3）土改；（4）镇压反革命；（5）城市工作；（6）整党及建党；（7）统一战线工作；（8）整风。在第一个问题"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中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5月7日，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解释中央"三年恢复，十年建设"的决策时说，在3年准备（还有16个月）之后，我们来一个10年经济计划。到10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那时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农业，而且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10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10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
"要点"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指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在镇反方面，"要点"强调：（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作教育，并给干部撑腰。在城市工作方面，"要点"提出，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在整党建党及整风方面，"要点"强调："（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3）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1951）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在1951年进行整党。""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10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对整风要求"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在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1）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1951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2）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3）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4）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把戏曲的改革工作提上了工作的议事日程。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表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继承这种遗产，加以发扬光大，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1950年所召集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检查了各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情况后，就及时地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政务院为此特作以下指示：（1）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2）戏曲改革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必须革除有重要毒害的思想内容，并应在表演方法上，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对旧有的或经过修改的好剧目，应作为民族传统的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扬其中一切健康、进步、美丽的因素。戏曲改革是改革旧有社会文化事业中的一项严重任务，不可避免地将要遇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戏曲改革工作必须有步骤地进行。（3）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曲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今后各地戏曲改进工作应以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与发展对象。中国的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其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予以重视。（4）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新文艺工作者应积极参加戏曲改革的工作，与戏曲艺人互相学习、密切合作，共同修改与编写剧本、改进戏曲音乐与舞台艺术。（5）旧戏班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如旧徒弟制、"经励科"等制度，严重地侵害人权与艺人福利，应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这种改革必须主要依靠艺人群众自觉自愿。（6）戏曲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文教主管机关领导。各省市应以条件较好的旧有剧团、剧场为基础，在企业化的原则下，采取公营、公私合营或私营公助的方式，建立示范性的剧团、剧场，有计划地、经常地演出新剧目，改进剧场管理，作为推进当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据点。
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发表的同时，为了进一步阐明戏曲改革工作的重要意义，《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7日发表了题为《重视戏曲改革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和广大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每天影响着千千万万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对于戏曲，就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必须采取积极改革的方针，我们既反对拖延不改，也反对粗暴的改革。改革既然牵涉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那末对自己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爱护、尊重，分别好坏加以取舍，而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改革既然牵扯到数十万戏曲艺人的生活，必须认识艺人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虽有不少人沾染了旧社会的习气，但就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是在旧社会中被侮辱被歧视的脑力劳动者，必须爱护、尊重他们，团结教育他们，他们是能够而且愿意进步的，不能对他们采取轻视和排斥的态度。改革既然牵扯到千百万人民的爱好，人民有理由喜爱自己民族传统的艺术。对人民的爱好、趣味和欣赏习惯，必须尊重，不能任意加以抹杀。因此，戏曲改革工作，必须依靠对广大艺术工作者的教育与合作，依靠以新的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的过程，而一般地不应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方法。戏曲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依靠与广大艺术工作者合作，共同审定、修改、编写剧本，对旧有戏曲必须以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历史的、艺术的观点重新加以评价和审定。旧有戏曲大部分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民间传说中，包含有一部分优秀的神话，它们以丰富的想像和美丽的形象表现了人民对于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就是这一类优秀的传说与神话，应加以保存与珍视。对旧有戏曲中一切好的剧目均应作为民族传统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挥其中一切积极因素。对旧戏曲中颠倒或歪曲历史事实，侮辱劳动人民的东西，应坚决加以修改，在修改剧本的同时，对舞台形象上一切野蛮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恶劣的表演，也必须坚决地加以革除。由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国土广大，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多样，全国大小剧种约在百种左右，各种地方戏都带有各地方的语言、音乐和风俗的特点。是千百年来全国各地人民的创造，大大丰富了中国民族的戏曲遗产。对如此众多的地方戏、民间小戏和曲艺，应普遍地加以发掘、采用、改造与发展。建国近两年来，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都作了许多改革的努力，是有成绩的。经验证明，凡是勇于革新，勇于创造，勇于随着观众的进步而进步的剧种，一定受到观众的欢迎，其本身的艺术生命，也得到新的发展。建国以后，全国各地戏曲艺人经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积极地参加了戏曲改革事业及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艺人的社会地位与解放以前完全不同了。他们受到了国家和人民尊重。他们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所负的责任也就更大了，必须在政治、文化、业务各方面更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新文艺工作者和戏曲艺人应团结起来，为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共同奋斗这个指示及社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戏曲改革工作，使中国戏曲更加适合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要求。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清末山东堂邑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出身贫寒，10多岁给地主扛活，后来靠乞讨办"义学"，受到当时地方统治者的推崇。孙瑜根据陶行知所写的《义学传》并参考了其他材料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武训传》。由上海昆仑影片公司拍摄完成。于1950年底到1951年初经有关方面审查通过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几个大城市上映。影片上映之初赢得了一片赞扬声，报刊上发表的I~t-fi"十篇文章基本上肯定这部电影，并且号召人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认为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希望人们从武训的经历中学到一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训传》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映，不少教师看后，深受感动，表示要以武训为榜样，献身教育事业。
到了1951年3月底，对电影《武训传》的认识开始出现了分歧。4月25日文化部电影研究所的贾霁在《文艺报》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对《武训传》进行了批评，认为"《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于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的"。文章认为陶行知先生"在国民党万恶统治下，提出武训精神，有着积极作用"。5月16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杨耳在《人民日报》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认为贾霁说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并认为贾霁对武训的批判不彻底。他认为"武训走了一条向反动派投降的道路"。
关于《武训传》的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指出，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年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不应当歌颂；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是歌颂武训的丑恶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还认为拍摄、放映《武训传》，赞扬文章又"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竞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所以，"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社论的发表揭开了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
在5月、6月、7月三个月内，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批判运动，各部门、各单位有组织地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6月，《人民日报》社、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联合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专程到山东对武训的历史进行了历时20天的调查。调查团7月返京，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是一个反动派。指责电影编导站在反动立场上美化武训，欺骗人民。《调查记》的发表，实际上为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有关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和主要演员，以及赞扬过《武训传》的著名人士都先后作了检查，至此，以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为契机的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批判告一段落。
当时的批评文章认为生活于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清朝末年的武训，不但没有参加这场火热的斗争，反而甘受侮辱，依附于镇压农民的刽子手。他的兴办"义学"，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也深得历代统治者的嘉奖；《武训传》把落后、消极的东西，当作积极、优秀的民族传统加以宣扬，用改良主义代替革命行动，歪曲了历史，颠倒了是非；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歌颂武训其人的思想根源所在。指出了上述几点，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对《武训传》的讨论发展成为一场大批判，走上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极端片面粗暴的做法，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给当事人形成了过多的政治压力，不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同时对于历史上的武训而言，《调查记》给武训所加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3顶帽子也是缺乏根据的。其实武训出身贫寒，10多岁起就给地主扛活。为了攒钱办"义学"，从20岁开始，讨30年的饭，50岁时陆续办起3所"义学"。其本人乞讨一生，孑然一身，自己的不觉悟，为反动阶级所利用，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当年的《武训传》的批判不少人士又提出了自己的认识。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讲话。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部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由胡绳主编，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在谈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说："讨论和批判这个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党发动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讲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这一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一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地处西南边疆，面积123万平方公里，人口97万，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历来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共中央历来十分关怀西藏同胞和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1949年12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了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军事力量，中共中央就着手部署和平解放西藏，统一中国大陆事宜。
1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提出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向西藏上层人士阐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并号召藏族进步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力量。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深得藏族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一洛桑丹增自愿请求人藏劝和。青海省也派出"藏族代表团"，人藏劝西藏当局参加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势力插手西藏，妄图分裂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中，上层集团中的分裂分子还占着主导地位，妄图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因而军事较量的前途仍然存在，必须要有两手准备。于是西南局将进军西藏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十八军。3月29日，十八军先遣支队，从四川乐山出发，向西康的甘孜方向前进，揭开了我军进军西藏的序幕。
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关于两手准备的正确。西藏上层分裂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昌都杀害了劝和使者活佛格达·洛桑丹增，赴西藏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也被软禁。并且调集了2／3的藏军和一些地方兵团共8000余人驻守在人藏的咽喉要道——西藏东部重镇昌都，阻止解放军进藏，妄图以金沙江为界，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此严峻的形势下，不得不运用军事手段予以打击。
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6日发起了昌都战役。参战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在风雪晴雨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下，在海拔4000米的冰峰雪线上，横断山脉的峰峦叠嶂中，奋勇前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10月12日，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率部起义。10月18日，新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放下武器。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使西藏地方政府丧失了藏军总兵力的2／3，粉碎了西藏地方当局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企图，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
昌都战役的胜利，促进了西藏上层人士的迅速分化，爱国力量逐渐增长，分裂主义分子惊恐不安，在争取外援来实现西藏独立的愿望难以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达赖等人才决定进行和平谈判。1951年4月，派出了由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土登旦达·凯墨·索郎旺堆组成的代表团，由阿沛·阿旺晋美任代表团首席全权代表。代表团分成两路，一路由昌都启程，一路由亚东出发经印度前往北京。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沿途受到各地党政领导的热烈欢迎，阿沛·阿旺晋美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朱德总司令盛宴款待。热情周到的接待使他们深受感动，为和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29日，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进行谈判。李维汉提出要以《关于以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约法十条》）为谈判的基础。《约法十条》的基本内容为：驱逐英美侵略势力，西藏人民回到中国大家庭；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实行宗教自由；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西藏现有军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及学校教育；发展西藏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业，完全按照西藏人民的愿望，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反抗，一律继续任职，既往不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
谈判开始时，西藏代表团由于来京时，所经的道路不同，对十项条件的认识也差距甚大。从昌都来的和谈代表，对十项条件进行过仔细研究，认为十项条件很全面，符合西藏的实际，以此为基础稍加修改就可以了。而从亚东途经印度的和谈代表由于受印度当局的影响，与《约法十条》相距甚远，如坚持不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如果一定要向边境派驻军队，应把藏军改作解放军的名义派出。这违背了祖国统一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谈判的进行。为了打开僵局，阿沛·阿旺晋美在李维汉的帮助下，首先在代表团内部统一思想。他和从昌都来的代表以亲身感受的大量事实消除了亚东来的代表的疑虑，使代表团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谈判中另一争论较大的问题是要不要将班禅问题写入协议条款。由于历史的原因，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产生对立，积怨很深。西藏代表团认为，此次谈判是为了解决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与此事无关，坚决反对讨论此项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则认为，此次不但要解决汉藏问的团结问题，也应解决藏族内部的团结问题，坚持要把这个问题写进协议，双方各持己见，谈判一度出现了僵局。最后孙志远提议在协议中用"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的文字，打破了谈判的僵局。
从谈判过程来看，由于双方在增强汉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这一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对西藏代表的意见又给予充分考虑，所以，虽在一些问题上有所争论，但谈判始终是在友好真诚、充分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经过20多天的协商谈判，于5月23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17条：（1）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2）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人西藏，巩固国防。（3）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4）对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5）班禅额尔德尼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6）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与职权。（7）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人，中央不予变更。（8）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9）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10）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11）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2）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13）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14）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15）为保证本协议的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16）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人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17）本协议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23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24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西藏代表团，并设宴庆祝协议签订，他在致词中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的消息传人西藏，一些分裂主义分子企图以达赖出国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央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藏全权代表。他专程到达西藏亚东，向达赖宣讲协议精神和党的民族政策，帮助他解除顾虑。达赖表示完全拥护协议，积极帮助人民解放军进藏。并于8月17日返回拉萨。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向西藏开进，经过三个月的艰难跋涉抵达拉萨，10月26日，举行人城仪式，受到拉萨各界两万人的隆重欢迎。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班禅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1951年5月30日致电达赖。同年12月，达赖致电班禅，欢迎回藏。1952年4月28日，班禅一行到达拉萨，在布达拉宫与达赖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这表明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局面已初步实现，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朝鲜停战谈判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其中美军8.8万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附近地区，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至此，战争双方的军事力量趋于均衡，战线相对稳定，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1951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以"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作为总的战争指导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就是要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结束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则确立"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美帝国主义在遭受打击后，兵力不足，加之远离后方，对能否打赢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只得转攻为守，寻求政治解决朝鲜战争的途径。
在此形势下，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于1951年6月23日，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中朝两国政府表示完全赞同。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谈话，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7月10日，谈判在开城举行。7月26日达成谈判议程的协议。朝中方面组成以朝鲜人民军南日为首席代表的谈判代表团，其中志愿军代表为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对方代表为特纳·乔埃、克雷奇、白善烨等。根据毛泽东指示，李克农率领一个谈判工作班子前往开城，负责领导整个谈判工作。
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的国家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兼并、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对此，美国并不甘心。在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而蓄意拖延和破坏谈判。所以，从1951年7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立足于打、以打促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尖锐复杂的长期斗争。志愿军领导深深懂得，只有将政治上的揭露与军事上的打击紧密结合，尤其是军事上予以打击，才能迫使美国知难而退，使停战谈判按照有利于朝中人民的方向发展。
停战谈判的形势，正如我方估计那样发展。谈判开始后，朝中方面首先提出以"三八"线为停战的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后撤10公里，把这一带作为非军事区的公平合理的方案。然而美方侈谈其海、空优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无理要求遭朝中方面坚决拒绝和据理驳斥。美方代表公然进行军事讹诈，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紧接着"联合国军"于8月18日集中八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并在我后方交通线实施所谓"绞杀战"，在朝中军队后方交通线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企图以军事压力夺取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9月29日又发动了秋季攻势。志愿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夏、秋季防御作战中，广大指战员充分表现了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坚强决心，连续粉碎敌人的攻势，取得了歼敌25万人的胜利。连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认为这种攻势在战略上是失败的。此后，"联合国军"在长期对峙作战中，再也不敢冒险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同时不得不放弃原来无理的要求，返回谈判会场。
由于"联合国军"不断在开城中立区制造事端，所以恢复谈判的会场改设在板门店双方前线之间，会场区由双方军事警察共同维持安全和秩序。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恢复，继续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随后，会谈进入在朝鲜境内实行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的讨论。
12月11日，开始讨论战俘安排问题。朝中方面一开始即提出双方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美方则一直违反日内瓦公约，坚持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1952年1月2日，美方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企图强迫扣留10万余朝中被俘人员作为人质。为达此目的，美方还在战俘营中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逼迫战俘拒绝遣返。并且以"就地释放"为名，在7月至10月间"释放"了2.8万人。为推动谈判进展，10月8日，朝中方面提出在停战以后将战俘一律送至非军事区交由对方接管，然后对战俘按国籍、地区进行分类和遣返。但是美方竞拒绝讨论协商，并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停战谈判陷入了僵局。由于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坚持无理的态度，使停战协定的签字推迟近一年时间。
为促进停战的实现，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取得1952年秋季全线性反击战和上甘岭防御战胜利之后，又在1953年夏季举行反击战役，给"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当局以沉重打击，加速了朝鲜停战的进程。可是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从1953年6月17日起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战俘，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行编人南朝鲜军队。李承晚叫嚷"继续打下去"，公开反对签订停战协定。
刚由北京重返朝鲜前线准备料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的彭德怀（彭德怀于1952年4月回国治病，中共中央决定他留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志愿军由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全面领导），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的行为，促进停战谈判的实现，并取得战后的有利态势，6月20日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签字时间，再次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毛泽东认为此举极为必要，复电同意。7月13日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及第九兵团共5个军，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出敌不意，在1000余门大炮的支援下，分路向敌战略要点金城以南之上所里到金城川北与北汉江汇合处约25公里的战线，发起了猛烈突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次战役共毙伤俘敌7.8万人，攻占金城以南178平方公里土地，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在战役胜利发展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疯狂反对停战的李承晚，不得不向美方表示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7月19日，双方代表才进入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各项准备工作。7月24日，谈判双方校正了军事分界线。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比6月17日南朝鲜当局强迫扣留战俘事件前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
27日上午，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随后，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在协定上签字。历经两年的板门店谈判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也胜利结束。
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土地改革，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农村有史以来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在巩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趁热打铁地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到日程上来。为此，1951年9月9日，新解放区土改正在进行之际，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基本明确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办法。同年12月，中共中央将此决议草案批转全国。决议草案的重要内容是：（1）明确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高级形式，比互助组更优越，它是我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党应积极提倡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2）承认土改后农民中存在着两种积极性，对这两种积极性都要加以保护，防止损伤任何一种积极性。（3）各地互助合作运动要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重点地分别发展三种形式（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生产合作社），特别是第三种形式，一定要在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在加强领导、自愿互利、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针下去发展。
《决议（草案）》批评了否认业已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的右的倾向和不顾农民自愿与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过早地、不适宜地企图现在就否定农民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企图在农村中一蹴而就达到社会主义的"左"的倾向。
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讨论及分歧的消除，使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步骤有了明确的统一认识。从最后形成的《决议（草案）》来看，这时期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和步骤还是得当的，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要求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于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共产党领导和号召下迅速地开展起来了。到1952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中央在着手编制"一五"计划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年10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谈到，中国打算用3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2年末到1953年初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此形势下，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对《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作了部分修改后通过，作为正式决议发表，其基本内容为：1.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党对于农村生产的正确领导，具有极重大的意义。2.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党是坚持了巩固地联合中农的政策。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3.但是，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等得到广大的销售市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种互助合作在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各地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随着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的要求，而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和复杂的形式，但是大体上有三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形式是常年的互助组，这是比第一种形式较高的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或称为土地合作社。上述这三种形式，在各地并不一定都是截然划分的，也并不一定都是整齐划一地循序而进的。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党在各种不同地区的农村支部，应该在党中央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教育自己的党员积极地分别参加这些不同的农业互助和合作。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问题，总的说来有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另一种倾向是采取急躁的态度，不顾农民自愿和经济准备的各种必须的条件，这些是"左"的倾向的错误思想。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是在于恰当地估计它们的上述两方面的性质，而由此谨慎地又积极地在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它们前进。
过去的经验证明：在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法是错误的，放任自流也是错误的。因此，必须随时注意纠正和防止这两种错误的领导方法，而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正确的领导方法首先是采取典型示范而逐步推广的方法，一般地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第二、在工作过程中，注意随时随地研究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意见，教育群众，发扬正确的东西，避免重复错误的东西。第三、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有两条原则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就是自愿的原则和互利的原则。
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人这一个目的。只有在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样的号召下，才可能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是真正为农民服务，而为群众所欢迎，因而可能巩固下来，并影响四周围的农民逐步地组织起来。因此，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凡是出现相反情况的，就必须认真探求原因，克服其中的弱点或错误。
根据各地方的材料，现在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巩固和发展有重大关键的，有如下各项必须予以注意：（1）必须认真做好农业生产。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2）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并在可能的地区把旱地变成水地，有计划地种植各种农作物，改良品种。（3）在适宜于当地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副业（手工业、加工工业、运输业、畜牧、造林、培养果树、渔业及其他）相结合的互助。（4）为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并根据组员和社员的完全自愿，可以民主议定的方式，组织资金，增购公有的生产工具和牲畜。（5）在土地合股的生产合作社中，关于收获量的分配，按土地和按劳动的比例，开始不宜于规定得太死，应根据各种成员的自愿，照顾当地经济发展的条件。（6）在等价或互利的问题上，必须：一方面，反对不算账、不用等价原则交换人力畜力的方法；另方面，反对机械的、烦琐的、形式主义的计算方法；而注重生活和实际上的多种多样的互利形式，注重那些为群众所习惯而简明易行的计算办法。（7）建立一些必要的简明易行的生产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8）规定为群众所便于实行的、不一定限在固定形式上的、定期的又是必要的成员代表会议、小组会议和家庭会议。（9）提倡新旧生产技术的互教互学运动，普及和提高旧技术旧经验中的有用的合理的部分，逐步地与那些可能应用的新技术相结合，不断地改良农作法。（10）提倡组和组、社和社、组员和组员、社员和社员之间的爱国丰产竞赛。（11）培养并有分寸地奖励生产积极分子和技术能手，训练生产小组组长。（12）在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不应允许进行雇佣劳动的剥削（即富农的剥削）。（13）加强党对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的政治工作。
供销合作社应该与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推销、订购和贷款的合同的关系，帮助它们克服生产方面（资金不足）和交换方面（市场隔离）的困难，使农业及副业的生产的可能性和国内外市场的交换的可能性能够充分地而又可靠地联系起来。
党和人民政府应该适当地采取下列一些办法援助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1）国营经济机关，或者经过供销合作社，或者直接和农业互助组及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各种可能的经济上的合同。（2）用种子、肥料和农具贷给农民，从而帮助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特别注意在适宜地区，斟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特种作物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3）因为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节约出了广大的劳动力，在目前条件下，应该注意帮助使这种多余的劳动力能够尽量用于土地加工和发展当地农村可能的多种经济，并按照工业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吸收一批人陆续到工厂和矿山做工。（4）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党委，都应该设置专人以及适宜的机构，与各级财政经济机关及供销合作社密切联系，经常研究和及时地指导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生产计划、供给、运输和销售的事宜，并为它们举办必需的干部训练班。
国营农场应该推广。除有计划地举办若干机耕半机耕的国营农场外，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两个农事试验场性质的国营农场，一方面用改进农业技术和使用新式农具这种现代化农场的优越性的范例，教育全体农民；另方面按照可能的条件，给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
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会议，在区一级和县一级，可于每年春耕之前和秋收之后召集一次。在省和全国范围内，则于每年召集一次有适当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必须明白：我们在现在表示关心和适当地照顾单干农民，就有可能使这些单干农民在将来逐步地加入互助合作组织，也就有可能实现我们在农村中的最后目的——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社会改造运动的同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旧中国由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是很少的，根据建国初期的统计，全国各类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只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37％。他们大体分为三类：～类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核心和骨干，但是数量很少。二类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专家、教授、学者、医生、工程师、艺术家、教师、记者等。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三类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程度不同的革命性。新中国成立后，无论革命和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安排了适当工作。在政治上，还给许多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待遇和地位。
但是，由于旧知识分子大多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在他们中间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观点，欧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帮助知识分子脱离旧思想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适应新时期、新社会、新形势的需要，进行学习和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从1951年秋季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教师中首先发起的。他认为，北京大学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广大教职员工愿意接受新思想，愿意把一所旧型的大学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的大学。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遇到院系调整、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教职员工的旧思想和旧习惯。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提高教职员工的政治水准，使他们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要把旧北大改造成为新北大，最关键的就在于使全校师生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而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的改造，为国家培养出既能掌握技术，又能站稳立场，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学习的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为了把这次学习运动搞好，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中央负责同志到北大作报告。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马寅初在北京大学的决定和要求，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恩来的支持和赞扬，并决定把这一学习运动推广到京津的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为此，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各大学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参加此次学习的京津两市的高等学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辅仁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华北大学工学院、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中国矿业学院、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水产学校、外国语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共20所院校。学习时间定为4个月。
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向北京、天津两市高等学校3000多名教职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报告共分七部分：（1）立场问题；（2）态度问题；（3）为谁服务的问题；（4）思想问题；（5）知识问题；（6）民主问题；（7）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在报告中详尽地阐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认识思想改造，来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改造，不断学习的过程；他总结自己碰过钉子，也犯过错误，其教训就是自己相信那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走不通。于是，就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向人民群众求教，从实际中得到新的知识，发现新的道理。他还说，现在自己虽然担任了政府的领导工作，还要学习和改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报告论述了取得正确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周恩来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的报告，使听者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此后，一个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推动教育改革的学习运动在京津两地各高校展开。
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他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京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各校学习委员会扩大联席会议，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介绍了领导学习运动的经验。11月25日，教育部发出通报，向全国教育系统介绍和推广京津高校教师学习经验。于是京津高等学校发起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运动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教师中。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员的91％，大学生的80％，中等学校教职员的75％参加了这次学习运动。
鉴于文艺界也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建国以后文艺工作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许多缺点，特别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对各种错误思想无原则迁就的倾向。在部分文艺干部中也存在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中宣部向中央作了《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决定通过整风学习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错误思想，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1951年11月24日，北京市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会上胡乔木、周扬、丁玲分别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报告。会后，有1200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这次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
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组织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于是，从1951年10月开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逐渐从教育界、文艺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到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培养干部积极分子，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在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卸掉了历史包袱，获得党和人民的谅解与信任，极少数罪行严重而拒不交待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对实现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运动在思想批判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一些单位只看到知识分子的缺点错误，对思想改造要求过急、过高，采取简单粗暴、急于求成的方法，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是总的来说，效果是积极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毛泽东选集》出版
在全国解放前曾出版过多种《毛泽东选集》，但皆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定，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著作没有收进去。为了帮助全党和全国人民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1950年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立即着手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共选人论文16篇。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该选集编进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该选集选人14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蒋介石的声明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等。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于1952年4月出版，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到1941年5月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的著作，共选人论文41篇。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共产党人）发刊词》、《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国工人）发刊词》、《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团结到底》、《论政策》、《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矛盾论》。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41年3月到1945年8月的著作31篇，计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质问国民党》、《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组织起来》、《学习和时局》、《为人民服务》、《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1960年9月出版，包括毛泽东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共70篇。计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国民党进攻的真相》、《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李》、《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三个月总结》、《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关于西北战场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军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关于情况的通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健全党委制》、《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些著作都经过毛泽东校阅，其中有些地方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正，并由《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题解和注释。
毛泽东的这些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纪录和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及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关心群众生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是贯穿其中的活的灵魂。随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陆续出版，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三反"运动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增产节约，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平衡收支，稳定物价。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报告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在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号召下，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份，河北省委揭发出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地区专员后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向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中尖锐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在同日为中央转发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接着，中共中央于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的祝辞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从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并且迅速形成高潮。
"三反"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2月份为检举揭发阶段。在此阶段，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行为。同时，责令有贪污行为的人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检举其他贪污分子罪行，认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前途。在党的领导下，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在此期间，及时公布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地区性的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宣判大会，贯彻党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宣判大会，对罪行严重，拒不坦白的大贪污犯薛昆山（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任职期间贪污盗窃财产折现人民币20余万元）、宋德贵（曾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任职期间贪污人民币6万余元）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判刘、张二犯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对重大贪污犯的严厉惩处，既引起全党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又极大鼓舞和坚定了人民群众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勇气和胜利信心。
3月后为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克服运动初期，按部门人为地规定、分配"打老虎"任务等过火和虚假现象。制定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贪污人民币1亿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根据量刑标准，各地依据事实，进行定案处理。到6月份，定案处理工作基本结束。运动中因犯不同程度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被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约占4.5％。
6月以后为建设阶段。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思想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总结，在思想上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界限，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免疫力，自觉树立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组织建设主要是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和整党、机关建设、精减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据统计，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为383万人（不包括军队），共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错误的人为120万人，贪污的金额达6万亿元，其中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有10.7万人。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
尽管"三反"运动在进行过程中曾出现过扩大化的苗头，也伤害了一些同志，但在处理阶段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使运动得以健康的发展，因而也使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三反"运动向人们表明：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进行长期的斗争。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大多数干部，解决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这一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是一次普遍深刻的整党运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1952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党的领导正确，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紧张奋战，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为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1％，平均年递增率为14.1％。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职工平均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长60％，农民收人一般增长30％。同时，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也较快。其他科学研究、医药卫生、电影广播等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扫盲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不但在数量上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而且在质量上有提高，在性质上也有变化。就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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