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步骤和深远意义，规定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重申了自愿互利、逐步前进的原则，强调要注意合作社的质量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报告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主要不是"左"的偏向，而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就助长了本来已经存在的贪多求快、急于抢先的"左"倾思想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到1955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59.3％，加上参加高级社的4％，已超过60％。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人口满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负责人会议，会上陈云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并讨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认为，当时已经有了充分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12月，毛泽东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他认为："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改造的进程。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业已由1953年的1000多户增加到1700多户，到1955年底已发展为3000户。
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
4月，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根据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情况，拟定1955年合作社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批准。但是到1954年10月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时，由于春季前建立的10万个合作社基本巩固，并有90％以上的社获得不同程度的增产，再加上中央"一五"计划八人小组向中央提出加快合作化以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建议，这次会议提出到1955年春耕前，将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努力作到老区村村有社，新区大部分乡有社，至少是区区有社。会议总结了各地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中创造出来的一条很好经验，就是：全年准备，分批发展；准备一批，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又发展一批。这样就把中央指示在互助组基础上建社，运用农业生产合作社带动互助组大发展方针具体化了，为1954年秋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作了准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作报告指出：1955年是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关键年，60万个合作社真正办好了，打好了基础，做好了榜样，以后合作社就可以大发展，而且容易办好。谈到合作社规模时，他认为合作社新办以20户一30户左右较为适宜，过几年以后再逐步扩大。他说：过去是干部办社，明年要靠农民办社，就更需由小到大，以培养农民的领导力量。在工作方法上，他强调个别串连，作深入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反对大呼隆开会报名的工作方式。同年1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计划。于是1954年冬和1955年春，全国农村掀起建社浪潮。到1955年3月，全国农业合作社共发展到67万个，经过整顿，减为65万个。这个阶段合作社的数量增长太快（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由1.4万个发展到65万个），其中许多合作社的建社条件并不成熟，结果造成不少新社在经营管理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存在较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1）帮助合作社建社整社的干部严重短缺。1954年3月，中共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指出："区一级干部，不只是质量弱而且数量也少，现在好多地方，一个区只有三五人可以办合作社，每人管三四十个，确实抓不起来。"当时有许多合作社，上面派来建社整社的干部一走，管理就乱了。（2）严重缺乏称职的财会人员。当时我国广大农民缺少文化，同时传统的小农经济也不需要现代专业财会人员，加上城镇有文化者受地域限制不能入社，农村有文化的地主富农受政治限制即使人社也不能担任此职，因此称职的财会人员严重不足。合作社数量很少时这个问题尚不突出，但是到1955年合作社发展到65万个时，问题就十分突出了。尽管从1954年春国家就加紧培训合作社会计，但由于会计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和业务实践，非短期能培训出来的。据当时反映，在一般地区，合作社财会工作走上正轨，社员满意的，仅占合作社数量的20％～30％；还有约5％的合作社甚至没有账。（3）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普遍较低。由于合作社是在生产力没有较大进步的条件下迅速建立的，一下子将过去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没有文化的农民组织到统一经营管理的合作社中，经营管理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计划不周全，制度不健全，干活时窝工，评工分时闹意见。针对上述情况，邓子恢于1955年1月4日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章程，明确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使干部不致乱立法；二是将合作化运动转人"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上述两项建议，于1月13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决定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要求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认为这对于缓和当前农村紧张情况，安定农民生产情绪，有重大意义。3月上旬，毛泽东找农村工作部邓子恢等负责人谈话，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了重要指示，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到了"停、缩、发"（分别不同地区，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三字方针。并具体确定：东北、华北老解放区一般要停止发展；浙江、河北两省要收缩一些，其他地区，适当发展一些。各地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进行了整顿。到1955年6月经过整顿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由67万个缩减到65万个，人社农户为1690万户。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巩固发展。
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椒江口外，距大陆13海里，离上、下大陈7.5海里，距台湾208海里。一江山又分为南江和北江，两岛相距250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南沿海的东矶列岛后，大陈、一江山、渔山的国民党军队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为了阻遏人民解放军进一步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国民党在一江山驻有"一江山地区司令部"及其所属"反共救国军"突击四大队、二大队四中队和炮兵中队等1000余人。在国民党看来，大陈岛是"台湾的北大门"，而一江山岛则是"北大门的门闩"关系着台湾的安危得失，因而，不但岛上构筑了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而且大陈之敌准备随时增援。
为了解放一江山岛，华东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由三军指挥员组成的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空军和浙江军区的负责人为副司令员，具体负责作战计划的制定和作战的组织与指挥。华东军区前线指挥部经过充分研究决定，首先攻占一江山，然后夺取上、下大陈岛。整个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夺取战区的制空、制海权，第二阶段实施登陆作战。作战方案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
为了不让国民党的飞机和舰艇进入预定战区、发现和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意图，控制战区的制空、制海权是这次战役前夕的重要任务，为此，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协同空军从1954年11月1日至1955年1月17日共出动飞机260余架次，先后7次轰炸大陈、一江山、渔山等岛军事目标及停泊舰艇，共投掷各种炸弹1600余枚，毁伤敌舰艇5艘。猛烈的轰炸迫使敌舰艇白天不敢在大陈锚地停泊，飞机不敢飞至大陈上空。与此同时展开了制海权的争夺。1954年11月1日，人民海军快艇31大队的6艘鱼雷艇在4艘护卫艇拖带、掩护下，首次南下，在海上待机歼敌。14日零时5分，高岛观察站雷达发现目标，指挥所判明为敌"太平"号军舰，我军4艘鱼雷艇立即出航，在岸上雷达引导下，迅速发起攻击，命中"太平"号。敌舰于15日7时42分沉没于高岛方位140度，距离18海里处。敌"太平"号军舰是美国赠送给国民党的一艘排水量为1430吨的护卫舰，是国民党海军的主力舰之一，该舰被击沉，给国民党海军以很大的打击，也引起美国舆论的震惊。不久，又击沉了敌舰"洞庭"号，再一次给敌海军以打击。这样，我军不但掌握了制空权，也掌握了制海权，为即将进行的登陆作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为保证登陆作战的胜利，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认为，此次是人民解放军首次海、陆、空协同作战，在已经掌握制空、制海权的条件下，经过实地侦察和模拟演习，根据一江山岛的地形和敌人的防御情况，决定在便于靠岸的突出部登陆。
经过周密细致的准备，解放一江山岛的登陆作战终于在1955年1月18日正式打响了。我华东军区的步兵一个师，各种类型舰艇137艘，航空兵22个大队，在沿海渔民和广大民兵的支援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早8时，海军航空兵杜一2轰炸机一个大队轰炸了敌大陈指挥部、炮兵阵地及其它重要军事目标。12时20分，头门山海岸炮兵对一江山持续炮击2个多小时。13时18分，人民海军护卫舰4艘、炮舰2艘对敌防御工事、火力点进行了持续炮击，支援登陆部队上陆战斗。担任直接火力支援的护卫舰、船载炮兵群，从距岸3000米一直打到500米左右。火箭炮船对敌滩头阵地进行了两次齐射。14时，航空兵的轰炸机、强击机又对一江山滩头阵地和各集团工事实施重点轰炸。经过猛烈的空袭和炮击，一江山岛的南北江各登陆点的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已被基本摧毁，敌人的通信枢纽和指挥系统已陷于瘫痪。
在敌防御系统基本摧毁的情况下，14时30分至15时，由137艘登陆舰艇、运输船组成的登陆运输大队先后输送各陆军战士突击登陆。一大队输送陆军一）团二营在南江胜利村、田山湾以西登陆；二大队输送陆军一七八团一营在北江黄岩礁、海门礁登陆。三大队输送陆军一七八团二营在北江乐清礁、了望村西北登陆。四大队输送陆军一七八团三营在北江西部登陆。登陆输送队在炮兵、航空兵、舰艇的直接掩护支援下，从集结地域向一江山航渡顺利，未遇到敌人有组织的火力拦阻和海、空军的反扑。仅三大队的两个分队由于登陆点偏右100米，遭敌三面火力的夹击，伤亡20余人，艇员也遭到严重伤亡。
部队登陆后，连续作战，勇猛冲锋，仅用了35分钟就抢占了主峰，然后迅速向纵深发展。17时30分就全部攻占了一江山岛。19日2时，全部肃清残敌，终于打开了被国民党称为"圃若金汤"的大陈的门闩——一江山岛。此次战役，共击毙国民党"一江山地区司令部"司令王生明以下519名，俘敌突击四大队长王辅弼以下567人。取得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完全胜利。一江山岛解放后，大陈岛无险可守，不得不在美国第七舰队掩护下于2月8日开始撤退。2月12日，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军队2万余人全部撤退，并掳走岛上居民1.5万人。2月13日，人民解放军分别进驻上、下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
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是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它的一举成功，不仅改变了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也使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宝贵经验，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中，增加了三军协同作战的新内容。
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
为了适应业已开始的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在财政收支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中国的货币制度，国务院于1955年2月21日发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因为新币具有计算方便易于识别等优点。对简化核算、便于流通、扩大商品交换都能发挥重大作用。此项任务，国务院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简称新币），以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简称旧币）。
旧人民币是在全国解放和统一已成定局的形势下，为了统一全国的货币，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发行的。旧人民币发行之始与各解放区的货币固定比价，同时流通。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过各级银行逐步收回各地流通的冀南银行券、晋察冀边区银行券、北海银行券、华中银行券、西北农业银行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券和陕甘宁贸易公司券7种解放区的货币。从1949年3月起，原中原解放区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同时停发农民银行券，在中原解放区流通人民币。这样，建国前夕，全国各解放区的货币和银行已经逐步走上统一的道路。1950年6月15日全部收回流通在粤赣湘边区的南方银行券；1951年4月1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收兑东北及内蒙古地方流通券的命令；同年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新疆发行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限期以人民币收回新疆省银行所发行的银行券。虽然，新中国货币的统一过程基本完成，但是，旧币的发行只解决了全国货币统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全国货币的稳定问题。当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经济破坏严重，市场物价不稳，特别是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影响，造成当时货币票面额很大而单位价值很低。在计价流通过程中，常常以万元为单位，给经济工作带来不便，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由于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人民币的纸张质量不一，票券种类复杂，票面上说明文字多数只有汉文一种。新中国为了彻底清除通货膨胀的痕迹，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各种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国务院命令发行新币和收回旧币势在必行。
新币面额，主币分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5种，辅币分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等6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4种文字。新旧币折合比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因为当时国内黄金、银元和外汇价格，与抗日战争前相比，约上涨8000倍至1万倍左右；因为旧币实际上是以一万元为主，相等于新币的一元券。国务院命令自新币发行之日起，凡机关、团体、企业和个人的一切货币收付、交易计价、契约、合同、单据、凭证、帐簿记载及国际间的清算等，均以新币为计算单位；所有在新币发行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国家公债在内，亦自同一日起按法定比率折合新币计算和清偿。所有旧币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法定比率收回。凡有旧币者，自发行之日起，均可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代理兑换机构，按法定比率兑换新币。发行新币，收回旧币，就其性质来说，只是改变货币的票面面额，改变价格标准量，提高单位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整顿货币流通，而不是收缩市场货币流通量，更不是以一种全新的货币制度来代替过去的人民币制度。因此，并没有影响市场物价和人民生活。相反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国家货币制度进一步稳定和健全的现象。由于新币具有计算方便、易于识别等优点，对简化核算、便于流通、扩大商品交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1955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我国文化思想领域内掀起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高潮。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充分强调了这一工作的意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指示》提出了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时的方针和政策。认为，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指示》认为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过程中，关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指示》也说明了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
应该说《指示》中规定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指示》又肯定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事情"。因此在实际批判中，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定产、定购、定销"政策的实行
"定产、定购、定销"的实行，是国家为纠正粮食购销工作中的失误，安定农民的情绪和发展农业生产所采取的保护政策。
夏季长江、淮河流域和河北省遭到了几十年来罕见的水灾，被淹耕地1613万公顷，成灾面积1131万公顷，受灾人口达6000万人。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当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未能如数完成。全国粮食产量，仅完成计划的94.2％；棉花仅完成计划的77.5％。
粮食生产没有完成计划，但当年的收购粮食计划并未削减。各地为保证完成任务，下达指标又有所加码。结果，1954年粮食收购了1036亿斤，完成原计划的110％。全国共计较原计划多购了100亿斤的粮食。同时，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由于任务重，时间短，一些干部为完成任务，采取了严重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在个别地区出现了绑人和挨家挨户称粮的行为。粮食收购中的失策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行为，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安，造成了农村中农民同党、政府、乡村干部之间、乡村干部同上级干部之间的紧张局面，给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安定农民的情绪，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5年3月3日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认为，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心中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感到收购的数目过大，留的数目太少（口粮算的偏紧，未留牲畜饲料或留得不足），不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对于许多统购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也有意见。中央决定，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解决粮食购销中的问题。定产就是根据粮田质量、自然条件和经营状况，按照常年产量评定粮食产量，作为确定粮食购销任务的主要依据；定购，就是从定产的数量中扣除口粮、种籽、饲料等用粮以后，对剩下的余粮部分按80％至90％确定统购指标；定销，就是对缺粮地区和按国家计划不种植粮食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由国家确定粮食统销指标，保证供应。"三定"指标一般在每年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在正常年景下，不再变动，增产不增购。从1956年开始，国家又实行了粮食定购指标三年不变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党组织所选出的代表257人。这次代表会议有三个方面的议程：一是讨论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二是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是讨论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主持了会议，陈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一百人在会议上发了言。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会议同意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内容和陈云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并建议中央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草案作必要的修正，然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关于高、饶联盟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高岗反党活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从1949年起即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为目的进行阴谋活动。1953年调到中央工作以后，鼓吹一种荒谬的"理论"，把中国共产党分成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所谓"白区的党"，说中共是军队创造的，并自认为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自认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党中央和政府都应按照他的计划改组，他自己现时应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七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以自杀来表示对党的最后的背叛。饶漱石是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1953年调中央工作以后，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他同高岗形成反党联盟，利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目的的斗争，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饶漱石从无悔改之意，并且仍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
《决议》还指出，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任何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言行，是全党的长期任务。反对高饶的斗争证明，党必须坚决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党组织必须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倾向和分散主义倾向作斗争，同压制党内民主、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同骄傲自满和个人崇拜习气作斗争。党绝不能容许这些导致党员堕落和蜕化并为阴谋分子利用的恶劣倾向在党的任何角落存在。反对高饶的斗争又一次证明了中共对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任何工作人员都必须实行严格的经常的、系统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这种监督可以帮助党员及时发现和改正错误，没有这种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错误以至变坏。为此，中共的各级组织应当迅速地建立和健全各种检查和巡视制度，把管理和检查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况的任务统一起来。各级党组织应成立监察委员会，代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便对党员违法乱纪行为作经常性的坚决斗争。《决议》最后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也说明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阶级敌人腐化革命队伍的危险武器。中共必须有系统地在党员中、在知识分子中和人民群众中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最近几年内受到最低限度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员对帝国主义包围和资产阶级侵蚀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警惕，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
第三，关于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决议》指出，本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本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由中央全会批准。中共的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各地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由上一级党委批准。中共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委指导下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令除应由人民法院和监察机关惩处外，其应受党纪处分者由党的监察委员会处理。党的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和处理一切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各级党委委员违法乱纪应由同级党委处理，但上级党的监察委员会认为必要时，有权直接加以处理。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对上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委委员进行检查时，应分别征得上级党委和同级党委的同意。如地方监察委员会认为同级党委的决定不适当时有权向上一级党委提出申诉。党的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有权审查、批准和改变下级监察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一切党员都有义务向党的监察委员会报告他所知道的党员违法乱纪情况。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和国家监察机关和政府监察机关密切结合进行工作。各级监察委员会应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建立经常工作，并制定自己的工作细则。
根据这一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为副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对于正在进行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着重大意义并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发生巨大的作用，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胜利实现。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国民党特务为破坏亚非会议，阴谋暗害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而制造的飞机失事事件。
12月28日至29日，印度、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决定，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其它24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中国政府对召开亚非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并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为了出席会议，中国政府向印度航空公司包租了命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星座式客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再转赴万隆。周恩来总理因参加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仰光的约会，临时决定改乘专机从昆明经仰光赴万隆。中国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石志昂等3人、记者沈建国等5人按原计划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会。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后按时起飞，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下午6时30分，飞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时，机舱突然爆炸起火，飞机迅速坠人大海。机上除3名机组人员得救生还外，其余乘客和机组成员共16人全部遇难。
在中国代表团成行前的4月9日晚，中国政府已经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用定时炸弹破坏中国代表团所乘飞机，为此中国政府立即向香港当局和英国代办进行交涉，要求他们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英国方面对此虽然作了承诺，但仍然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空难事件的发生，举世震惊和关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港英当局在中国事先报警的情况下，未能采取必要的有效保安措施表示不满。4月上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要求香港当局及英国政府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印尼领空爆炸，罹难者包括中国、印度、越南、波兰、奥地利5个国家的公民，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案件，侦破此案是港英当局不可推卸的责任。香港当局在事发后即发表公报表示，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事件真象，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务处则悬赏10万港元缉拿凶犯。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都派出代表奔赴香港，协助港英当局调查此案。
经过反复调查，终于真相大白，英国政府于1956年1月11日发表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的调查结果的声明。声明指出，1955年4月11日搭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和一部分中外记者的飞机所遭遇的不幸事件，是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在飞机右翼内部安置定时炸弹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是国民党保密局所属情报所策划的，目的是杀害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的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周驹，他是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4月11日上午，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机场后，他乘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作案后，周驹于5月18日逃往台湾。香港当局得知消息后，随即发出拘票指控周驹阴谋杀人，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但台湾当局予以拒绝。
香港当局在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的协助和催促下，为侦破此案作出了努力，但最后又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将全部拘留的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一一驱逐到台湾了事。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由于香港政府的敷衍作法而不了了之，至今仍令人遗憾。
遇难者的尸体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打捞，统一火化后运回北京。中国政府以"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的名义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公葬（包括3位国际友人）。墓碑上镌刻着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以及他们的名字：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新华社记者沈建国、黄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斐德。4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殉难的烈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为追悼委员会领衔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德全在追悼会上讲了话。她说，这11位烈士是被蒋介石特务谋杀的，是一种卑鄙的暗算，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杀人阴谋。不仅如此，他们的目标还是要杀害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全体人员。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也是他们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阴谋。帝国主义妄图用这种卑鄙无耻的阴谋来达到吓倒亚非各国人民、破坏亚非会议的目的。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只要亚非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提高警惕，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是一定会被粉碎的。中国人民向全世界控诉：杀害这11位烈士的凶手就是蒋介石特务分子。这11位烈士都是抱着同一目的，为着亚非国家的和平、独立和友好，而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万隆。这些为和平而斗争的战士们竟然遭到美蒋特务的杀害，他们是为中国而牺牲的，为亚非会议而牺牲的，为和平而牺牲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国民党特务料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蓄意制造了这一企图阻挠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阴谋事件，但是，由周恩来、陈毅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仍如期到会。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表示：我们为召开亚非会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们相信，亚非会议一定会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对促进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维护亚非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胜利开幕，会议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企图破坏亚非国家人民的团结，在亚非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的阴谋彻底破产。
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4月底，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等南亚5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理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得到其他4个国家总理的支持。同年12月，5国总理再次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开会，决定由5国联合发起亚非会议，目的在于促进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及其关系；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他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为此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5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参加。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代表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认为，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也是打开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良好机会。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并且认为，这个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社会制度不同的亚非各国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做出贡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的宗旨触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飞往印尼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在机上安放的定时炸弹炸毁，致使中匡代表团工作人员、记者8人和3位国际友人及除3人以外全部机组成员遇难。敌人的破坏和威胁丝毫影响不了中国代表团为促进亚非团结反帝事业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4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一行按计划飞抵雅加达。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胜利开幕。参加大会的除了发起国以外，还有阿富汗、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等29个国家，约340名代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致了《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会议选举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确定的会议主要议题是：（1）经济合作；（2）文化合作；（3）人权和自决权；（4）附属国问题；（5）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充满了友好和和睦的气氛，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赞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不久由于与会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由于不明真相，加上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阴谋和挑拨，会议偏离了方向，一些国家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共产主义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指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颠覆，并提出了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会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面对会议的紧张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报告散发，而另作一个补充发言。19日下午，周恩来仔细地听完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发言之后，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接着，周恩来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谓颠覆活动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他说："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的利益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会议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和起草公报时，遇到了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中明确地指出，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施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在周恩来大会发言后的两天，21日，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开会的时候，锡兰代表团团长、总理科特拉瓦拉忽然退出了会场，单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说台湾在历史上是独立国家，建议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然后独立建国。面对这二挑战，周恩来冷静沉着。他首先在会上表示中国不能同意科特拉瓦拉总理的这一言论，但不准备展开争论，并保留下次会上发表意见的权利。周恩来充分利用休会的时间耐心地向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长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在4月23日印度尼西亚总理举行的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更为细致地介绍了中国的立场：（1）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2）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武装干涉造成的。会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声明又一次粉碎了破坏会议的阴谋，而且导致了尔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要不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会议争论激烈，几乎陷入僵局。周恩来又一次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力挽狂澜，他说：与会各国代表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既然谈和平和合作，亚非29国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这些发言无疑成为消除障碍的关键。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代表团起草的议案。这个议案将连日来各国代表发言中能为大家所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并采纳日本的建议，将议案定名为"和平宣言"。
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4月24日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就发展和加强亚非各国经济和文化合作、保障人权和自决、解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共同的主张。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提出了指导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宣言提出："各国应当在消除不信任和恐惧、彼此以信任和善意相待的情况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尊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7）不以侵略行为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月24日，亚非会议胜利闭幕。这是第一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所表现的亚非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友好合作而共同斗争的"万隆精神"，是推动亚非国家和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中国代表团所坚持的正确方针和卓有成效的活动，不仅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而且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
潘汉年、杨帆事件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生于1906年。早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五卅运动后参加了郭沫若、成仿吾创办的"创造社"，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在南昌、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和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9年、1930年前后，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了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并代表中共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建立了联系，与鲁迅等联名发起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还参与"社联"、"剧联"的领导工作，并在"左耋蚊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组书记，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他还从事了对敌隐蔽斗争和情报、保卫工作。1933年，潘汉年转移到江西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底参加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又回到上海投入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潘汉年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于1934年去福建与蔡廷锴领导的19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后，他被党中央派往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并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潘汉年与"救国会"、"各界救亡协会"等爱国团体和某些国民党人建立起合作关系，组织起公开的救亡队伍，转人内地和前线工作。在此期间，把经过长期谈判才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安排工作或送往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任命潘汉年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就运用这个身份应陈诚、张发奎、罗卓英（"八一三"时他们是淞沪前线3个兵团的指挥）的要求，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3个战地服务队派进国民党的军队，担任宣传、组织、救护工作。同样利用这个身份把大量来自敌人方面的情报，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动态，来自各界人士的反映等等及时送往延安；并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具体情况开展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
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即将覆灭的前夕，时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有些民主党派，如民盟、民革、民进等都在香港召开全会，中共中央也发出号召，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为此，潘汉年作了周密的安排，把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无党派人士等，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沈雁冰、叶圣陶等350人以上的著名人士，从内地转移到香港，再由香港转移到解放区，从而为新政协的举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潘汉年置自己生死于不顾，与敌人展开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使保卫工作、对敌隐蔽斗争长期坚持下来，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其功绩是卓著的。正因为如此，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先后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负责公安工作）兼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在此期间，他积极协助陈毅等同志主持上海的日常市政工作，领导上海人民反对美蒋封锁，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旧上海，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这样一位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出生人死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忠贞的共产党人，却在1955年4月因为"内奸"问题，而被关押审查。当时所列的罪名有三："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抗战时期"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其实所有这些罪名根本不能成立。潘汉年在1936、1937年间，是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正式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坚定执行党中央的谈判方针，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此后几十年中，也无任何事实表明，他有勾结国民党给中共造成危害的行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的指示，在敌占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人敌伪组织开展工作的，他进行这方面的活动的情况，是向中央作过正式报告的。他执行这项特殊任务所采用的一些特殊手段都是组织上允许采用的，而且工作很有成效，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实确切证明，潘汉年同志没有"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当了日本特务"，而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至于他"秘密会见汪精卫"的问题，实际上是他在执行任务中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英突然挟持发生的，当时已不可能向组织上请示。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接触后，我党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至于"掩护大批特务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的问题，经过复查根本不存在所谓掩护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二六轰炸"是国民党潜伏电台为敌人提供情报所导致，与潘汉年毫无关系。但是，这样一位忠贞而功绩卓越的战士，却以"内奸"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刑后假释，与妻子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收监，并于1970年改判无期徒刑，1977年含冤病故在湖南的一个劳改农场。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党中央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知》还指出：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时的历史条件下，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座谈会，深切怀念潘汉年同志，号召全市人民学习他的优良品德。4月15日，经中央批准，潘汉年夫妇的骨灰从湖南长沙移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杨帆原名石蕴华，又名殷杨，生于1912年，江苏常熟人。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工作，在组织的同意下，担任了该校训导委员会秘书，努力联系校内进步师生及社会上的进步人士，积极组织救亡运动。
杨帆离开南京去上海，参加"左联"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在记者身份的掩护下，一方面为中共在上海郊区建立抗日游击队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还进行了调查日伪情况等重要秘密工作，由于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党组织的多次表扬。1939年，杨帆参加新四军，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1940年，杨帆任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杨帆和胡立教一起突围，历尽艰辛到达苏北盐城刚建立不久的新四军总部，写出了"皖南事变"情况，拟成电报稿向中央汇报，成为突围干部向党中央反映"皖南事变"的第一份报告。此后，杨帆被任命为军法处副处长并兼任盐阜区行政公署的保卫处长。在复杂、尖锐的斗争中，杨帆英勇机智，积极工作，在肃清反革命、保卫根据地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刘少奇和陈毅的表扬。上海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在上海刚解放的头几年中，为肃清国民党潜伏特务，及上海市的整个治安保卫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揭露高、饶反党罪行时，因饶漱石的错误中有在镇反方面存在片面强调宽大，片面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以特反特"的右倾错误，作为公安局长的杨帆也受到牵连，1954年12月底，被扣押受审。又因上海"二六"轰炸案，本系国民党特务提供轰炸目标，却错认为是潘汉年、杨帆所为，因此与潘汉年同于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1965年8月以"内奸，反革命"罪，判刑16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帆的冤案得以逐渐平反。1980年4月，初步平反，1983年8月彻底平反。结论是："杨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和保卫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过去认定杨帆同志是内奸、反革命分子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1955年后对杨帆同志的隔离、逮捕、判决都是错误的。杨帆蒙冤20多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和消除影响。"
从批判胡风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1902年生。20年代初即接触新文化运动，1923年冬加入共青团，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日本反战同盟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933年回国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宣传部长、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创办和主编《海燕》、《七月》、《希望》等文艺刊物，发表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大后方进步青年中有很大影响。他的主要成就是文艺理论批评，先后出版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8本文艺理论书籍，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及创作理论。其代表性观点："到处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文艺思想有一些观点是正确的，强调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尊重创作的主体性，对当时文艺创作中的概念化、题材决定论等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中强调主观体验的一个分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也难免有偏激和片面之处。因而在解放前和建国后文艺界曾多次对胡风的文艺观点进行过耐心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胡风只是部分的接受了意见，但对大多数的问题持保留态度。
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时，写过《论主观》的舒芜写了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检讨了自己过去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不久《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语，肯定了舒芜的检讨，批评胡风"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这一年中，文艺界举行多次座谈会，讨论和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在个别问题上作了一些检讨，但不承认在根本问题上有错误。于是，在1953年1、2月，《文艺报》陆续发表了由林默涵、何其芳执笔的两篇批评文章，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民日报》和一些省、市报纸转载了林、何文章，引起了文艺界和社会的震动。
深感政治压力加大，而又拒不承认自己文艺思想存在问题的胡风，于1954年3、4月间，写出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于6月写出《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材料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份30万言的意见书，以《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同年7月上报中共中央。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一方面对批评意见进行了辩论和反批评，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生活题材"等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几年来文艺界的根本问题是宗派主义，一些人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是他们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因此，他认为要复兴文艺，就必须清除周扬等宗派主义的影响。
当时中宣部认为，胡风的意见，牵扯到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许多原则问题，牵扯到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路线，以及整个文艺的方向问题，因此，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55年1月批准了这个报告。随后作协主席团决定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展开批判。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以及其他报纸刊物都发表大批文章，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判。
虽然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对胡风所造成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胡风等人也有在大会上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是胡风问题很快发生了性质的变化，4月间，舒芜为了证明胡风当年是肯定他的《论主观》一文的观点的，乃将胡风40年代写给他的信拿出来作证。5月9日，周扬把舒芜提供的材料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到材料后，断定胡风等人是一个"反党集团"，并确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共同组成胡风问题专案组，开始在全国范围调查胡风等人历史情况，收集材料。5月11日，毛泽东将重新写的编者按语交周扬，并指示在《人民日报》刊登，然后《文艺报》转载。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一个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问题，就上升为敌我性质的政治斗争了。5月16日，公安部拘捕了胡风。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和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胡风集团"就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共中央还将关于胡风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毛泽东为此书写了序言，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这样胡风问题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为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从而铸成了重大历史错案。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全国共有2100多人受牵连，其中逮捕了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的73人。胡风、阿垅、贾植芳等3人被判刑。1965年，经中央批准，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加判胡风无期徒刑，收监关押。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底撤销胡风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有关这一案件的审查报告，指出这一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是不恰当的。这纯属于一件错案，决定予以平反。
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知》指出："在我国革命文学阵营的发展历史上，的确存在过宗派的问题，因而妨碍了革命文艺界的团结。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时间长，涉及的人员也较多，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还有不同的状态和变化，从胡风同志参加革命文艺活动以后的全部历史看，总的说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中央的。"《通知》还指出："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至此，胡风的政治名誉被全面彻底的恢复了。平反后，胡风任四川省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6月8日，胡风病逝。1986年1月15日举行追悼会。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悼词中说，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在受错误处理期间，他对党抱着坚定的信念，写下了大量诗文。平反后，他更加焕发革命青春，对未来充满信心，继续坚持写作，赞颂党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回忆和记录了许多重要文艺史实。……无论如何，胡风同志对于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功绩，应当给以肯定；胡风同志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
夏季，关于农村合作化速度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在农村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速度问题，有时发展得快了些，领导和管理跟不上，脱离了当时农村实际，一旦发现了问题就进行整顿，加以纠正。1954年，由于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大力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发展很快，这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由1953年39.5％上升到60.3％。合作社由1953年1.4万个发展到10万个，增加7倍多。1954年10月，中央决定，1955年合作社由10万个增加到60万个。然而，这一数字在1955年3、4月份就被突破了。如此迅速的发展有些地方并非农民的自愿，加上1954年秋冬国家多征购了70亿斤粮食。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党和农民关系紧张的局面。有的省几十万头牲畜被宰杀，大片林木被砍伐，生产遭到破坏。面对这种情况，1955年1月4日，邓子恢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并提出了两项建议。其主要内容为：第一，需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章程，明确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的性质，使干部不致乱立法，群众不致乱猜疑；第二，整个运动须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做巩固工作阶段。总的精神是完成60万个好，完成50万不出废品也应承认是最大胜利。中共中央接受了邓子恢的建议，结合全面情况在1月10日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要求：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按不同地区，分别执行以下方针：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在巩固中发展。通知还强调，在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中，要着重宣传自愿原则，针对暴露出的思想进行教育工作。对那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经过帮助如不能继续办下去，应该允许他们改为互助组，将来再转为合作社。3月上旬，毛泽东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时期农村工作中采取的措施，并予以总结，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指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毛泽东概括的停、缩、发三字方针表明：1955年初春在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方针上，中共中央、中央农村工作部同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根据中央一致的意见，中央农村工作部坚决贯彻"停、缩、发"的方针，在原有67万个合作社中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各省有增有减，全国合作社数量减少了2万余个。
4月下旬到5月初，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与巩固的问题。会议实事求是地提出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规划，由现有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6月，中央批准了这个规划。但是，很快党内对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争论。邓子恢坚持经政治局批准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翻半番的主张，而毛泽东认为这个发展数字"少"了。主张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即翻一番。表面上看这是对发展速度的争论，实际上争论涉及对合作化运动的形势、步骤、方法的认识上的分歧。毛泽东据此得出结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思想右了，对合作化不积极。因此，合作化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纠"左"，而是反右。
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阐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道路、方针和步骤，提出了"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地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的科学论断。报告强调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必须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根据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形势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报告对合作化发展速度提出新的规划，要求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期，即1960年，全国农村实现初级社，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实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但报告把党内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正常争论，不适当地当作"两条路线的分歧"加以批判。严厉指责主张小发展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是"小脚女人"走路，"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种不适当的批评，严重助长了"左"的思想，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偏离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导致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等缺点和偏差。
毛泽东的报告在党内传达以后，各级党组织纷纷检查"保守"和"右倾"问题，合作化运动被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迅猛地增加，到10月份，全国合作社数量陡增一倍以上，远远超出了4月份中央农村工作部拟定的1955年到1956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现有的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的发展计划。这一情况的出现，给人造成了一种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即的印象。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结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一次清理，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场辩论的中心是关于合作社的发展速度问题，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结论自然是大发展好。并且要求经过"三个浪潮"即三个冬春，提前在全国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场辩论，被说成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否正确之争，说成是"反资产阶级、反富农反抗的阶级斗争"。这种辩论（实际上是对所谓右倾的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开了一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将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纲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先例。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分析，确定"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批判，严重助长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躁冒进情绪的滋长。会后，各地普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到1955年底由6月份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猛增到190.5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由14.2％增加到63.3％。1956年1至3月，农业合作化运动规模继续扩大，到3月底，入社农户达10667.7万户，占全国总农户88％，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都接收了大量的人员，在这些人员中，难免混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有的钻进了党和国家机关，甚至爬上了领导岗位，他们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千方百计地偷窃党和国家的机密，向帝国主义、国民党提供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制造纠纷。或者直接进行纵火、爆破、暗杀、暴动等破坏活动，企图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发生的反革命破坏事件就达340起，农村反革命分子纵火焚烧粮仓、森林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财产，进行凶杀和暗害的案件也为数不少。仅1954年统计全国发生凶杀暗害案件达4300余起，死伤干部群众多达8300余人。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四川等13个省还发生了8起反革命暴乱和J9起反革命骚乱事件。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巩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开展一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7月1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阐述了肃反斗争的必要性和目的，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开展作了具体部署。于是从1955年下半年起，肃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场运动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社会镇反，主要打击公开的敌人。人民政府逮捕了一批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或有严重罪恶、拒不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挖出了许多隐藏很深、久捕未获的大犯、要犯，侦破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二是党政机关内部肃反，主要是查清、打击钻进革命队伍的敌人。
党政机关内部的肃反分四批进行。第一批主要在中央和省市两级的党政军的领导机关中进行；第二批主要是在县区两级机关干部和厂矿、基建单位的职工及中小学教职员中进行，军队中主要在特种兵部队，步兵营连分队等部门进行；第三批主要是在县区附属单位，小学教员以及一些分散的小型厂矿、基建企业中进行；第四批主要是在乡村干部和分管合营的企业职工中进行。
在肃反运动中，党和国家制定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总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在肃反中党中央一再指出：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部队、合作社中，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的人，即占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好人，只有百分之几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它坏分子。为了准确地打击敌人，而又不冤枉好人，党中央提出在具体政策上要严格区分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反革命集团和落后小集团的界线，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的对象及时进行复查。这样，肃反运动得以健康发展。各单位通过准备、小组斗争、专案小组工作和甄别定案、复查5个阶段，对全国3000多万工薪人员进行了清查。
肃反运动经历了两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肃反运动中，全国共查出10万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混人青年团内的有3000多名，钻人中央国家机关的220多名。查出了3600多名美蒋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现行特务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同时，查清了177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许多人放下了包袱。党组织对干部的政治、历史面貌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推动了审查干部工作。此次肃反运动中，还清查出了一批血债累累、久捕未获隐藏很深的要犯，如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先烈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的反革命分子，出卖王若飞的特务分子。由于取得这些胜利，中共中央认为：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肃反运动的胜利，纯洁了革命队伍，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安全保证。但由于肃反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运动中发生过斗争面过宽的现象，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
由于全国物价已经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已逐步提高，工资分所含的实物已不能完全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的实际需要，同时工资分的本身也还存在着其他缺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5年8月31日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命令决定自1955年7月份起将国家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中原来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以统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制度。实行工资制度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个人负担，现行包干制的一切费用同时废除。同时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公家家具、水电者，一律缴租、纳费。改行工资制的同时，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改行货币工资制。全部实行工资制后，工作人员中因多子女而在生活上发生困难者，仍暂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方法的规定予以补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分为29级，最高1级为649.6元，最低29级为21元，最高为最低的31.1倍。为解决各地区之间存在的物价差额，制定了物价津贴。该命令的发布旨在体现按劳取酬、同工同酬的原则，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极为敌视的政策，加上美国出兵侵略朝鲜，中美关系极度恶化，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和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再就是在伍修权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此外别无来往。
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发表了柏林公报，决定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使中美两国之间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了接触。虽然日内瓦会议上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但是终究是打开了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成了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内瓦会议后，美国为使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于1954年12月2日，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愤怒。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打击美蒋的"防御条约"，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2月13日又解放了大陈岛。在此之前，于1954年底，中国政府扣押了13名在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美国间谍。
在此背景下，1955年1月，在美国授意下，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通过印度，征得我国同意后以他个人名义访华，以便刺探中国将如何判处13名美国间谍以及其他情况。周恩来向哈马舍尔德指出，联合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时指出，是美国跑到远东来制造紧张局势的，美国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在同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广大国家，都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美国也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还需要安抚国内舆论在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的指责。于是，7月13日，美国政府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在共同协商后对这次会谈的议程取得了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它实际问题。中国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助理李汇川、林平和译员邱应觉。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约翰逊，助理拉尔夫·克拉夫，译员埃克瓦尔。会谈正式开始时王炳南首先发言，他奉命通知对方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当年7月31日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王炳南希望这一举措将对会谈产生好的影响。王炳南说，我诚恳地希望我们的会谈将对和缓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从而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有所贡献。过去一年中，我们的领事级代表们曾经根据我们去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协议进行了会谈，互相交换了有关双方在对方国家中的平民的材料。虽然一年来会谈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对双方领事级代表曾作的努力还是应该表示赞扬的。在这次会谈中，只要我们双方都采取协商和和解的态度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合理解决不应有任何困难。王炳南认为这次不仅应该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同时也应讨论其他一些问题，因此王炳南建议会谈议程如下：（1）双方平民回国问题；（2）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王炳南表示，在讨论第二项议程时，各方都可以提出它认为应该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以便双方自由地交换意见。美国代表对王炳南的通知感到满意和感谢。根据中国代表的建议，会谈在议程上达成协议。此后，双方代表在平民回国问题作了13次会谈，9月10日，第14次会谈时，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协议，其内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协议公布各自政府就平民各回本国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问题，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知尤·阿·约翰逊大使：（1）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2）联合王国政府将被委托对愿意回国的美国人返回美国提供协助：如果任何美国人认为同中国宣布的政策相反，其离境受到了阻碍，他可以通知联合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处，要求代为向中国政府交涉。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联合王国政府可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任何在华美国人愿意回国而筹措回国旅费有困难，联合王国政府可给予所需的财政援助，使其回国。（3）中国政府将对以上安排广为公布，联合王国驻华代办处亦可照做。
关于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问题，尤·阿·约翰逊大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通知王炳南大使如下：（1）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返回的权利。（2）印度共和国政府将被委托对愿意回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协助：如果任何中国人认为同美国所宣布的政策相反，其离境受到了阻碍，他可以通知印度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要求代为向美国政府交涉，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印度共和国政府并可对任何此种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如果任何在美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筹措回国旅费有困难，印度共和国政府可以给予所需的财政援助，使其回国。（3）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对以上安排广为公布，印度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亦可照做。
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
20日，中美会谈进人第二阶段。讨论其它实质性问题。中方提出议题，一是禁运问题；二是准备更高一级的中美谈判问题，即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直接会谈问题。只有通过外长级的会谈，才能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等这样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等。美方代表拒绝对这两项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而企图绕开双方会谈必然涉及的台湾问题，在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提出双方保证在台湾问题上不诉诸武力的问题。中方明确表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但是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该放弃对中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从中国方面来说，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无权要求中国政府不使用武力。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时断时续地进行，但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会谈没有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至19~7，Q年2月，总共举行了136次会议。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未获结果，但在两国平民回国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中国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是有价值的。同时，在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会谈成为两国保持某种接触、交换一些意见的途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为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重要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
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议，批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议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从9月2日至30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会议通过了拥护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撤销新疆省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提议和决议，选举赛福鼎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方锦纯为副主席。在大会闭幕时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6，生活在这里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蒙古、俄罗斯、乌孜别克、锡伯、塔吉克、塔塔尔、达斡尔、满等13个民族。其中维吾尔族人数最多，占74％以上。新疆地域辽阔，矿藏丰富。这里的各族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并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在很早以前新疆各族人民就开发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从事农业、畜牧业，使新疆成为祖国富饶的地区之一。但是，在解放前新疆各民族曾长期遭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民族压迫制度对新疆各民族的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害。为了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新疆各族人民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特别是伊犁、阿山、塔城三区的革命，给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有效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在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下，促进新疆各民族人民获得了和平解放。从此，新疆各民族人民便同全国人民一起，永远摆脱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取得了广阔的发展前途。
解放以后6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完成了土地改革，并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发展了农业、畜牧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在文化、教育以及各个方面的工作也都有了进展，人民生活已逐步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并先后建立了新疆境内各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增强了民族团结，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干部，大大地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所有这些都为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今后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而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以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彻底解放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并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早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为新疆各民族解放事业，曾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鲜血是同新疆各民族人民中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的先烈们的鲜血流在一起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使人民政府能够以彻底的民主主义和民族平等精神解决民族问题，建立各民族的真正团结与合作。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已载入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证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聚居的地方都能享有自治权，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各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才能消除历史上残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才能不断地增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正是宪法的贯彻实施，也是祖国各民族更加团结的义一标志。
人民解放军"三大制度"的实行
人民解放军的"三大制度"是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和军衔制。三大制度的实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1.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从建军之日起到建国初期的1954年，人民军队实行的一直是志愿兵役制。志愿兵役制，是由决心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公民，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长期服役，没有服役期限规定的兵役制度。这种兵役制度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扩建和补充人民军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这种兵役制度显露出了不合理性。为了适应现代建军和作战的需要，为军队实行统一的编制和正规制度打下基础；为了节省人力物力，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为了解决现役军人的服役、待遇、婚姻、家庭、复员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有必要将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
义务兵役制是公民在一定年龄内，依照国家法律规定，义务服一定期限兵役的制度。公民承担的军事任务通常包括定期在军队中服役和在军外服预备役。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在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除反革命分子和依法律在一定时期内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凡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服兵役。该制度的制定与实行，对加强与保证国防建设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义务兵的征集工作，一般每年进行一次，每年征集的人数、时间和具体要求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命令部署辖区的征集工作。义务兵的服役年限是根据国家和军队的需要及兵员的实际情况确定的。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规定陆军为3年，空军4年，海军5年。自兵役法颁布后，人民解放军每年定期征集义务兵，同时相应地分期分批复员志愿兵，到1958年顺利完成了由志愿兵役制到义务兵役制的过渡。
此后，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和国防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兵役制度有所修改。1978年改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1984年以后，新颁布的兵役法规定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2.薪金制的实行。建国以前，人民军队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官兵待遇基本平等，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建国初期，军队虽然已经有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干部的物质待遇有较大提高，但在1955年以前，仍实行供给制，而不是薪金制。
在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实行薪金制的动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说：供给制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是正确的。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不同了。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统一的全国政权，而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有可能来保证军队的正常的和必要的军费供给，也有可能负担因为实行薪金制而必须增加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如果现在不实行薪金制，则数十万以军事工作为职业的军人，将不可能以自己的薪金来赡养家庭，因此便可能影响他们不能安心于军事工作。同时，由供给制所产生的若干副作用，如：不是按需要，而是按照标准，不管需要不需要，一律照样供给，因而对供给的物品不加爱护，以至造成大量的浪费；对个别超过供给标准的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又不能不给予解决，以至形成供给上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是采取按劳取酬的原则，而是采取一律供给的原则，因而产生供给上的若干平均主义，缺乏鼓励上进的作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供给制的关系，因而不能不规定按军职来限制结婚等等，也都不可能获得适当的解决。
11月19日，国防部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决定从1955年1月起在军官中实行薪金制度。军官薪金暂由级薪、军龄补助两部分组成。级薪分为19级：正排、副连、正连、副营、正营、准团、副团、正团、准师、副师、正师、准军、副军、正军、准兵团、副兵团、正兵团、大军区、军委主席副主席。同时，军龄在5年以上至10周年补助级薪的10％。军龄以5年为段，每进入新龄段增补5％，最高者补30％。3.军衔制的实行。军衔，是区别军人等级的称号。授予军人军衔，可以明确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和责任，也是授予军人的荣誉。建国前，人民军队曾两次拟议实行军衔制，但由于战争环境及其他原因，都未能实行。建国后，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很快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9月总干部管理部成立时，就设置了"军衔奖励处"，便开始研究军衔制问题。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对实行军衔制准备工作等问题，拟制了初步计划。经过几年周密细致的准备，1955年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当时，军官军衔制的有关内容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组成部分，于1955年2月8日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颁布实施。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按照这些文件规定的原则、办法，展开了军衔评定工作。1955年国庆节前后，全军干部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按国务院9月17日通过的决议规定，解放军这次实行军衔的正式日期为1955年10月1日。这次军衔等级的设置为6等19级。元帅两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3级：上士、中士、下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实际授予的军衔与上述规定略有不同：一是大元帅军衔空缺未授；二是实际授了"准尉"军衔。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授予朱德等1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命令。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同日下午2时，国务院举行授衔典礼，周恩来分别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10人。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1955年11月至1956年初，各大军区兵种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进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以及其他高级将领，分别向这些单位的将官、校官、尉官授予军衔。1955年首次授衔时，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将官合计1042名。
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历时10年。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至此，第一次军衔制结束。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人民解放军又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度。
"三大制度"的实行，是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措施。它激励着全体军人和军官更高度地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
农业合作化高潮
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实际上改变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方针。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以后，更促进了各地农业合作化的急速发展。到1956年初，全国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1955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公开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合作化运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其总的精神是批判党内对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估计不足，因此认为当前任务是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里，毛泽东说："在中国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合作社这面站着共产党"，"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这种提法，导致了反对富裕中农的"左"的偏差。按语还强调整齐划一，强调办大社。如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又说："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序言》中甚至说，只要反对右倾保守，我国就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也强调"对于一切条件成熟的初级社，应当分批分期地使它们转为高级社，不升级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该"草案"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1957年基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其余地区在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合作化。于是从1956年春全国又掀起建立高级社的高潮。
6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又进一步推动了高级社的发展，宣传舆论工具也大造声势，使得基层干部和农民争先恐后地将初级社转变成高级社。到1956年底，全国建立了75.6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人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88％。至此，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落后、拥有5亿农民的大国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项前所未有、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尽管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了要求过急、转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简单划一、经营过于集中等缺点，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仍然具有伟大意义：它把几千年来落后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使几亿旧式农民从个体经济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这是一项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农民发展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粮食产量。它避免了农民中新的两极分化，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它促进了我国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
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
下半年，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我国农村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产生，一方面切断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广大农民的联系，使其更为孤立，从而感到社会主义已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使党和人民产生了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急躁心情。同年10月，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厥文、荣毅仁等及出席全国工商联合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举行座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出席了座谈会，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争取光明的前途。毛泽东还指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执行"赎买"政策。党和国家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凡是对工商业改造有贡献的人，国家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贡献。毛泽东勉励他们，要多做好事，并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的讲话，给资本家指明了改造的方向，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在座谈会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李烛尘号召资本家，放开脚步走接受改造的道路。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体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服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坚定爱国守法的立场，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会上，陈云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等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会上作讲话。决议草案分析了形势，认为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切重要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恰当的政治安排。决议草案要求：中央有关各部和各省、自治区和各城市的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提出把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把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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