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正式诞生。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强调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作用消失后，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仍然存在。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在完成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被中央很快发觉。1954年2月，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及时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就从这一年的10月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和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场思想批判运动是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开始的。到了12月，这场批判运动开始转向对胡适在哲学、史学、教育学等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党、政、军和人民团体负责人52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因休假在外没有出席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发了言。刘少奇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请求全会批准。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中指出，共产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只要我们的同志真能按照共产党的章程办事，只要我们的同志切实遵守决议草案中的各项规定，共产党是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讨论的。但是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共产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会议对于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讨论和发言中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所进行的分裂党、篡权活动。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44位同志发言，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强调了共产党的团结的重要性。
经过讨论，全会完全同意刘少奇所作的报告。全会高度评价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在此期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党领导人民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学习，继续深入总路线的宣传。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步贯彻党的总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各项问题。
全会着重讨论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问题，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主要内容为：
决议全面回顾和分析了我党内部情况，指出了党内存在着一种骄傲情绪和夸大个人作用的危险性。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并且这个团结日益巩固，已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由于革命胜利，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向全党强调了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同志都以高度的自觉来维护党的团结，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努力。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比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因而，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所以，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决议强调党的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并规定了有关增强团结的具体办法。即：（1）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2）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3）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自满和个人崇拜；（4）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反对避开党组织和避开党中央进行个人的或小团体的非法政治活动；（5）全党高级干部应当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6）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决议指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方法。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
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会议文件，在学习和讨论中联系自己在领导方面的缺点加以检讨，特别是对于有关共产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制度的检查。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不仅揭露和反对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的阴谋活动，而且使全党清醒地认识到党执政后普遍滋长着的骄傲情绪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及其危害性，从而捍卫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的统一，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顺利实现。
中国援助越南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3月至5月的奠边府战役是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它的胜利直接导致了停战和法军撤出印度支那。在这一战役中，中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同越南方面密切协商共同制定了战役的计划和部署，全力以赴地帮助越南人民军准备、组织和指挥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役，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月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共产党的领袖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会谈后，又前往苏联与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会晤。胡志明代表越南党和政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越的要求，其中包括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和派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的抗法战争。此时，越南的抗法战争已是第4个年头，法国侵略者凭借军事技术的优势和美国的帮助，已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了中越边界，分割包围了抗战根据地，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毅然作出决定，接受越共中央的要求，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在物力和军事上给予无偿的援助。随即派遣罗贵波为团长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共中央进行各种党务和政权建设工作，并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7月又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组织边界战役和负责统一处理有关中国对越军事援助的各项工作。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越人民军先后组织指挥了边界、越北平原和西北地区等战役，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些胜利极大地改变了越南抗法战争的形势，使越人民军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法国侵略军则陷于被动的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军事顾问团还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经验，并根据越南和越南人民军的实际情况，从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帮助越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使越人民军迅速由游击部队转为正规军队，由只能打游击战过渡到能够打运动战和攻坚战，为夺取进一步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越南抗法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越人民军越战越强，已控制了越南北部和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对敌人形成了分割包围之势。法国侵略军为挽救败局，不断增兵在越南北部仅存的战略要地，企图以强固的防御挫败人民军的进攻，而后乘势夺回失去的战争主动权。奠边府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奠边府位于越南北部、靠近越南与老挝的边界地区，南北约长18公里、东西宽约8公里，是法军在越南北部的一个主要战略要点。法军在奠边府构筑了49个据点，3个防御分区，集结了大约17个步兵、伞兵营和大量炮兵以及一个坦克连和一个空军飞行队。北、南方向各修建一个机场，每天使用100架次以上飞机空运大量军用物资。法军一些高级将领曾视察过奠边府，称之为"东南亚的凡尔登"。印支法军总指挥纳瓦尔扬言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个据点"，要在奠边府"碾碎越盟"部队。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进攻敌人坚固防御的战略要地，能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成为决定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下，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方领导人经过充分研究，定下了攻占奠边府的决心。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军事顾问团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第一，帮助统一作战思想，提高胜利信心。由于人民军从未打过如此大规模的攻坚战，高级干部中有些人对攻克奠边府信心不足，过分强调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顾问通过个别交谈和召开会议反复做解释工作，鼓励干部提高作战勇气，增强胜利信心。使他们认识到，人民军参战部队有11个步兵团，还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共4万余人，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人民军又刚刚经过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军政素质已显著提高，只要敢于斗争就有胜利的把握。第二，帮助制定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军委对奠边府战役极为重视，多次发电报作具体指示。在1954年1月27日的来电中指出："对奠边府的攻击，应采取分割包围、一股一股地歼敌，每次大约歼敌一个营左右。只要能全歼敌四五个营，奠边府之敌就可能发生动摇，或向南撤逃，或继续增援。两种情况对我均有利。"实践证明，这种作战方法，符合敌我战场情况，是夺取战役全胜的作战方针。第三，帮助解决实现稳扎稳打、逐步歼敌的战术技术问题。鉴于敌人布防严密、工事坚固、火力猛烈、各据点之间火力交叉的情况，韦国清、梅嘉生等中国顾问建议越方采取迫近作业和堑壕接近的办法歼敌。中国顾问的建议被越方采纳，派驻各师的中国顾问具体组织部队实施，解决了攻坚作战的战术问题。第四，提供大量军事物资援助，保证战役供给。奠边府战役所需的武器、弹药、油料、汽车、医药等，均由中国援助解决。军事顾问团具体组织了物资的补给。整个战役期间输入到越南的主要物资有：汽车200辆、汽油1万余桶、各种枪支3000余支（挺）、子弹240万发、各种火炮100门、炮弹和火箭弹6万余发、粮食340余万斤，还有大量的战地救护器材、观察通讯器材和工兵器材等。这些物资的输入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需要。
奠边府战役从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发动对奠边府的攻击开始，到5月7日结束，历时50余天。整个战役第一阶段，摧毁奠边府北面屏障，战役顺利发展。战役从3月13日晚始，越南人民军以3个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奠边府北面的兴兰和独立山据点的守敌发动进攻。经过4天作战，歼敌3个多营，打开通向奠边府集团据点群中心区的大门。第二阶段，进攻敌据点群中心区，争夺激烈。3月30日晚，越南人民军以3个师的兵力和全部炮兵火力，开始对中心区之敌展开攻击。这一阶段打得异常艰苦，由于敌方工事坚固，火力严密，越南人民军的进攻一度受挫。中国军事顾问团及时帮助越南人民军总结经验、坚定斗志，并迅速补充兵员、加强火力和加紧坑道作业，使得战斗得以继续发展。至4月底，敌人兵力大量被歼，全部守敌被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包围圈内，士气极度低落。第三阶段，全歼守敌，大获全胜。5月1日，越南人民军开始第三阶段作战，以3个师的兵力和加强的炮兵，向包围圈内的守敌发动最后进攻。5月7日大量守敌被歼后，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少将被迫率部向越南人民军投降。至此，历时55天的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奠边府战役战果辉煌。共歼敌17个步兵、伞兵营，3个炮兵营，连同工兵、装甲兵等部队共1.6万人。俘敌少将1名，校级军官40名。击落击毁各型飞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以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法军在奠边府的惨败，震动了法国朝野。法国政府下半旗为其在奠边府阵亡的将士志哀。法国舆论发出一片抱怨、哀鸣声。
奠边府的胜利，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不仅处在正义的反侵略者的地位，而且处在战胜者的有利地位。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签字。按照协定，法国政府将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从印度支那三国撤退其军队。7月22日，越法双方下令停火，历时8年多的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
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朝鲜战争爆发，经过了3年时间。1953年7月，美国被迫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国际局势开始趋向缓和。1954年1月至2月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达成协议，决定召开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及其它有武装部队参与朝鲜战争的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由于当时美、法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中国接到邀请后，马上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4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代表团成员共100多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确定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是："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力争解决越南问题；朝鲜问题尽量要缓和一点，不要搞得太紧张，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乘飞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
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周恩来外长在机场发表了书面声明，表明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太会的立场和希望。他指出：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这次会议的进展，并热烈期望会议成功。中国人民对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如果会议能够使亚洲这两个迫切问题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次会议，将与参加会议者共同努力，为解决上述亚洲问题提供可能。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3个国家的代表。会上中、苏、朝、越等国团结合作，同美、英、法等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历时87天，大致分作两个阶段。
27日至6月15日讨论朝鲜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的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发言指出，朝鲜人民期望这次会议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点方案：（1）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2）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6个月内撤出朝鲜；（3）恢复朝鲜国家的统一。
28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日内瓦会议肩负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的重任。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来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的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在增长。中国代表团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们都为实现这一任务作出真诚的努力。周恩来在发言中还阐明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严正立场，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重视和关心，并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义立场和合理方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从不侵略，也不会侵略任何国家，但也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们进行侵略。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互相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基于巩固远东和平的利益和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极为重视。在揭露了美国侵略朝鲜和侵占中国的台湾，以及美国和大韩民国公然违反停战协定的某些重要条款的各种事实之后，周恩来着重地表示：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外相所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希望会议考虑这项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议的基础。最后，周恩来指出：美国在亚洲所执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的主权应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该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除，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应该防止。一切经济封锁和限制应该取消。中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义务的方法来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不仅关心亚洲的和平，而且也关心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中国政府主张，经过协商，首先是大国协商的道路，停止武装西德，并在所有欧洲国家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安全；主张停止扩张军备，实行普遍裁军，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次日，几乎所有的西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有的认为这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的代表第一次在西方为亚洲讲话"。有的与会记者写道："周恩来今天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代表，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他与莫洛托夫同为日内瓦会议的中心人物"，他不仅"确实体现了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力量"，并且"赢得了亚洲人民对新中国的敬仰"。5月3日，周恩来外长针对美国代表和某些国家的代表，继续利用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坚持干涉朝鲜内政、不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问题，指出美国早在朝鲜战争发生以前，就一直企图用联合国监督朝鲜选举的办法，来干涉朝鲜的内政，以达到使美国扶持下李承晚统治扩展到全朝鲜的目的。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武装干涉朝鲜的战争，并在事后利用苏联缺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剥夺参加联合国的权利的情况，操纵联合国的机构，使它非法地追认美国这一侵略行动。这就将联合国置于朝鲜战争中交战一方的地位，因而使它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和停战以后，由于美国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来拖延停战谈判，并阻挠政治会议的召开，这就更加证明联合国已无能力处理朝鲜问题，因而我们现在才在这里举行这个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我们这个会议同联合国毫无关系。但是，美国代表却硬要朝鲜人民执行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同意由联合国监督朝鲜的选举，岂非无理之至。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多数代表强调了对全朝鲜选举进行国际监察的必要性。为争取主动，挫败美国玩弄的花招，5月22日周恩来外长发言时，就朝鲜外相南日4月27日提出的方案作了补充建议，提出了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全朝鲜的自由选举进行国际监督。他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不是不可能找到的，这就是朝鲜的统一问题应该由朝鲜人民自己来解决。与会代表们各抒己见，意见不一，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尽量在代表们的发言中寻找一致或比较一致的意见，努力促成朝鲜和平统一达成协议。6月11日，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协商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既然已有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
15日，举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国代表团，本着一贯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和协商精神，在会上接连作了建设性的重大努力，先后提出了3个有助于达成协议的新建议，以期在最后时刻挽救会议免于破裂。
南日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保证朝鲜的和平状态的6点建议。周恩来立即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相提出的建议，同时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7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由于美国反对和阻挠，致使历时51天的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但中国代表团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为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所做的艰苦努力，在当时不仅与会国家的代表有目共睹，而且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从5月8日至7月21日，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度支那3个成员国——越南国、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
印度支那问题也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造成的。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沦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了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先后侵人了3个国家。1945年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继建立了寮国、高棉抗战政府。但是，法国对此拒不承认。
内瓦会议开幕时，法国殖民军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部队之间正在进行重要的奠边府战役。5月7日，越南人民军在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一举攻克奠边府，全歼法军1万6千人，解放越南北方。这一决定性的胜利，打掉了法国企图赢得战争和取得谈判有利地位的一张主牌，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刚一开始，法国外长皮杜尔就歪曲印度支那的历史，否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并无视法国失败的事实，提出了以战胜者自居的停战建议，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苏、越等国代表的反对。在5月12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印度支那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承认越南、高棉和寮国人民有充分权利获得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民主自由，并在他们各自祖国的土地上过和平生活。印度支那战争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挑起的一个企图重新奴役印度支那人民的殖民战争。而美国干涉者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目的决不限于夺取印度支那，它还企图以印度支那为基地来对整个东南亚进行侵略。他说中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周恩来表示：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范文同的声明和建议，他的建议可以成为本会议讨论在印度支那停止战争和恢复和平问题并通过相应决议的基础。
为了争取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越南代表团紧密合作，尽力争取与会国的多数，集中反对美国的阻挠和破坏。在会上，中国代表团积极主动展开活动，不失时机地提出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的方案。在会外，中国代表团频繁地与各国代表接触，了解情况。会议在两个问题上长期争执不下。第一个问题是，在越南停战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一方，法国和南越为另一方的双方武装力量，将分别集中到越南北部和南部的集结区，但是南北集结之间界线究竟划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是，老挝柬埔寨问题如何同越南问题区别对待。
在6月16日限制性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事先同苏联和越南代表商定的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从而使日内瓦会议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代表团一直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完全相同的。越南的情况和老挝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而老挝的情况和柬埔寨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在解决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时，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加以考虑。同时，三个国家的问题又不能截然分开，应该互相联系起来考虑，才能获得适当的解决。在16日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6项建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概括了老挝和柬埔寨停火的所有问题，也考虑到老挝和柬埔寨代表的主要要求。几乎所有各国代表都认为这一建议是富有建设性和协商精神的，这些建议，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国的赞扬，它像一阵春风，使僵持了一个多月的会议出现了生机。6月19日，会议就关于停止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敌对行动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接着，中国代表团又集中精力为解决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而努力。在部长级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外长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复会后，又立即投入紧张的斡旋工作，终于使越南、法国达成了妥协。7月21日，法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寮国、高棉等几方的代表分别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会议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和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取得的突破，导致了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协议。7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由9国代表参加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宣言，并决定将老挝政府、柬埔寨王国政府、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列为最后宣言的附件。最后宣言指出，会议坚信，本宣言和各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所规定的条款的实施，将使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从此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在国际和平大家庭中发挥它们的作用。日内瓦会议的每个与会国家在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3国的关系上，保证尊重上述各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与会各国同意就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向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彼此进行协商，以便研究为保证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被尊重所必需的措施。美国代表在会上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置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内瓦会议9个国家的代表团经过75天，共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23次限制性会议和多次会外磋商，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获得一致协议。这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评价了日内瓦会议的成就。他说，我们达成的这些协议不仅将结束8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把和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而且也将进一步缓和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毫无疑义，我们的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印度支那的停战再一次证明了和平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任何制造分裂、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亚洲人民所要求的决不是分裂和对立，而是和平和合作。他还说：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我深信，只要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不懈地努力，世界和平是可以保障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消灭了中国屈从外国侵略的社会根源，也消灭了中国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成为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一方面，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积极支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另方面，大力发展同亚非地区各国和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也着手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与周边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及其他问题。这样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关系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有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强大还有"疑虑"，这样，就更需要用实际行动作出回答。因此，为了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了解，使各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能接受的原则基础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创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底，印度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印度政府的赞同，双方一致同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这就最早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的基本思想。
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经过充分协商后，达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协定序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和往来起见，双方同意基于（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惠；（5）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第一次被写进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签署的正式文件中。这一协定公诸于世后，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当时毛泽东也赞赏道："五项原则是总理一句长话分成了五点。"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在概括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中国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中国将来也不会侵略别的国家；中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和维护他们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以及不受外国干涉的权力；同时，中国也要求别的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等国家。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把"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24日，周恩来总理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离开日内瓦赴印度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国总理就两国共同有关事项，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前途和日内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进行了讨论。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认为这些原则适用于两国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并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两国总理还认为，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按照五项原则办事，任何一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和造成冲突的理由。各国家中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相互友好，和平共处。这就有助于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的紧张局势，创造和平的气氛。两国总理特别希望在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中，适用这些原则。……采纳上述各项原则，并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地区。如果情况许可，这一地区可以扩大，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并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当天，周恩来总理又飞往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共同讨论两国间有关事宜。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总理同意关于中国同印度所协议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并认为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那么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相信任所代替。两国政府重申，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国家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容许外来干涉。
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原则，在亚洲和世界各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954年7月初，周恩来总理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在中越边境举行会谈。7月10日，中越两国领导人会谈的新闻公报正式发表。胡志明说，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五项重要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也适合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这五项原则虽然很简单，但是非常清楚、准确，得到了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的欢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很快得到世界上的广泛承认和使用。1954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声明：中苏将在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把原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含义全面和明确。不仅如此，在许多国际文件中也都采取这一提法。1955年5月亚非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后来，周恩来又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模范地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就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宣言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样就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中国政府后来把这一原则写进了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苏联等国家的公报和声明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以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它高度概括了国际关系中，首先是双边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各国问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平等互利是各国正常关系中进行交流合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奉行这些原则，才能够实现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仅反映了中国和亚洲人民，而且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愿望。因此，它作为指导各国关系的准则，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否定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瓜分奴役世界和掳掠他国财富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体现了当代新型的国际关系。首先它确认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一律平等。各国之间都应当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而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高踞他国之上；其次，它体现了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做主，别国无权干涉的原则；第三，它适用于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各国应当而且有权独立自主。如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相反，如果违背这些原则，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发生尖锐的对抗，甚至发生战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了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如何做到友好合作、和睦相处的重大课题，为建立崭新的平等、和平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解决世界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即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发展指明道路。正因为如此，它被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和响应。正是它适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各国人民的愿望，因而它日益深人人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之一，而且在国际交往中始终不渝地贯彻并维护这些原则。它已被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普遍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官厅水库的建成
位于北京郊区的永定河，在新中国成立前经常泛滥，水患不断。从元朝开始直到国民党崩溃的600多年的时间里，历代统治者都曾着手治理，但终未能根治，水患依然。新中国成立不久，于1951年10月初，在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官厅山峡动工修建水库（官厅水库也因此而得名）。水库于1954年5月13日竣工，可以控制永定河千年一遇的洪水，永定河上游每秒8600立方米的最高洪峰，到这里也被征服，免除了永定河下游千百万人民的灾害。
官厅水库是海河水系的重点水利工程，是一座蓄洪量达22.7亿立方米的巨型山谷水库，也是怀来盆地上的一个230平方公里的人造湖。水库枢纽主要由拦河坝、溢洪道、输水洞和水电站等组成。拦河坝长290米，高45米，位于官厅山峡进口，切断了永定河洪水的去路。大坝的西侧是一座44米高的巨型进水塔，它和一条直径8米、长1华里的输水隧道相接，成为控制水库有计划蓄水的总枢纽。大坝东侧是一条长431米、宽20米的溢洪道，当洪水危及大坝或因进水塔闸门发生故障时，洪水就可从这里排出。溢洪道最大泄水量为1215秒立方米。输水洞最大泄水量为560秒立方米。参加这项伟大工程的有4万多名职工和农民，他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使工程顺利地进行。水库动工修建后，于1952年11月到1953年6月，分别完成了输水隧洞和静水池工程。1953年国庆节前夕，拦河坝和溢洪道两大工程都比原计划提前5—6天完成。工程建设者们在最后一项进水塔工程冬季施工中，创造了蒸汽喷沙和推广苏联冬季施工的先进经验，因而战胜了塞外严寒，使工程顺利地在春汛前按照设计标准如期完成。
水库的主要任务是防洪和供北京市工业及城市生活用水，还可以供京津航运，兼顾农田灌溉、发电及养鱼等。这项工程的完成，不但使永定河的4.7万平方公里的流域范围，受到水库的控制，免除了永定河对首都和天津一带的威胁，还可因拦洪而免除土地淹没，增加农产和减少下游河坝的年修开支，每年至少为国家增加1亿公斤小米的收入。水电站装有3台单机容量为1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9000万度，增加了附近地区工农业及生活的用电需要。而且因为水库的常年蓄水，也可使塞外的大陆性气候得到适当的调剂。
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6、7月间武汉三镇人民战胜了近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特大洪水。
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由于雨水过大，长江、淮河水位猛涨，持续时间长，形成了我国数十年来罕见的洪水。武汉关最高水位比长江百年来最高水位28.28米高出1.45米。这样的水情如果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必然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1931年，当武汉关的洪水位达到26.94米的时候，汉口已是一片汪洋了。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武汉军民奋力拼搏，全市150万人民生命财产却得到了安全保障，市场物价稳定，工人照常生产，学生照常学习，郊区少数灾民得到妥善安置和救济，无一人流落街头，与1931年汉口被淹惨状形成了雠明的对比。
洪水来得早，涨得高，退得慢。6月25日武汉关水位已达26.2米，超过了历年同期水位，加上长江中游大雨连绵，江水继续猛涨，形势异常严重，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全市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防汛大军，在百余里堤防线上和洪水展开搏斗。当7月12日武汉关水位超过28米的时候，防汛大军已完成了培厚加高堤防的第一期工程。7月底，当武汉水位接近29米时，加固为主加高为辅的第二期工程也如期完成了。新的堤防战胜了7月28日至29日急风暴雨的袭击。进入8月，川江和汉江新的洪峰接踵而至，水位迅速上涨，8月18日达到29.73米的最高峰。在凶猛的洪水面前，防汛大军根据指挥部"加固为主，水涨堤高"的方针又进行了第三期第四期工程，以及设置防浪木排的规模巨大的工程。整个7月份没有几个晴天，防汛大军就在风雨中日夜不息地战斗着，至9月初，汉口周围的防浪木排已连接成一条长达90余里的"水上长城"。两个月的时间里，堤防加固加高工程共用了180万土方和10多万石方，这些土、石方都是防汛大军从数十里外用火车、轮船、木船运来的，然后用汽车、板车转运到各个工段。材料的充分及时供应，使堤防工程始终走在洪水前面，挡住了百年来未有的洪水冲击。
参加抗洪斗争的包括各条战线的英雄的人民，他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人、店员、机关干部、青年学生、街道居民以及武汉附近地区的农民，总数近20万，在特大的洪水的面前，表现出自觉的奋斗精神。人民解放军始终战斗在抗洪的最前线，成为防汛大军中的坚强的中坚力量。广大的武汉市的职工群众在抗洪斗争中同样表现出忘我的献身精神。工厂一面生产一面抗洪，既保住了百里江堤，又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电力部门的职工，沿着百余里的堤防，架设起路灯和电线，保证了江堤的照明和指挥的畅通。商业系统的职工，无论在大雨中还是在洪水面前，及时采购及时供应，保证了防洪大军的货物供应和人民生活用品。武汉郊区的农民在家乡被淹的困境中也投入到抗洪抢险的斗争中。由机关干部、工厂企业、中等以上学校，以及街道居民中青年所组成的数万人的突击队，以青年人的特有的热情和干劲，在抢险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的街道妇女、大中学校的女学生、机关的女干部纷纷组织起服务队，为抗洪人员送茶水、洗衣服、照顾病员、作宣传工作，哪里有工程队、抢险队，哪里就有服务队。其他如医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运输部门的职工等都积极参加了抗洪斗争，各自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特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谱写出人定胜天的时代壮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人民的抗洪斗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防汛期间，中央和各地派来武汉参加防汛斗争的工程技术人员、潜水员、发电工人、扫坝工人及富有防汛经验的农民共达23125人。从东北、华北、华东各地调来了几百部抽水机和列车发电机、560多万条草袋、70多万张席子。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洪的紧张时候还调出3架飞机帮助运输防汛器材。湖北省人民政府调来了大批缆绳、南竹、杉木。上海人民送来了1700多只铁锚。所有这些支援，对武汉人民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保障了15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使各项生产事业照常进行。充分显示了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奋斗的伟大力量。
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一世纪初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7世纪始逐渐传人中国。1950年，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教徒吴耀宗等人发起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这是中国基督教徒为了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建立中国人民自己教会的运动。所谓自治，就是中国各教会彻底断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由中国基督教徒自己团结起来治理教会；自养就是中国各教会彻底断绝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完全成为中国信徒自己负责的教会；自传就是彻底肃清帝国主义残余思想，使中国各教会所传讲的是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纯正福音。1950年9月23日，吴耀宗等1500多位中国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为题的宣言，它申明了基督教徒反帝爱国的政治立场，并指出了中国基督教的正确努力方向。这个宣言得到了全国各地热爱祖国的基督徒的拥护，大家纷纷在宣言上签名。
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普遍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使之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到会的全体代表一致热烈拥护这一方针，并坚决表示割断与帝国主义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21日，出席会议的各教会代表发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继续扩大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实现三自革新任务。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三自运动自此大规模的展开，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作为领导运动的临时机构。
为了巩固和扩大各教会的团结，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的三自运动，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于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首都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出席的代表共有232人，来自全国62个教会及团体。
这次基督教全国会议听取了吴耀宗作的《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四年来的工作》的报告，总结了4年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就；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号召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旗帜下进一步团结起来，继续深入开展反帝爱国三自运动，和全国人民一道，遵守宪法和法律，实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参加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和各种爱国运动以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并决定成立名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选举出全国基督教领袖139人为委员，选举吴耀宗为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8月20日至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就目前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后，全体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宣言严正地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宣言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执行着和平政策。宣言重申了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1954年8月11日的外交报告中申明的严正立场："中国没有侵略别国领土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没有侵犯别国主权的意图，也绝不容忍别国侵犯中国的主权。中国没有干涉别国内政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决不威胁别国的安全，也决不容忍别国威胁中国的安全。"宣言指出这是6亿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别国的干涉。如果外国侵略者敢于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必须承担这一侵略行为的一切严重后果。为了解放台湾，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必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争取完成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而奋斗。号召我军陆、海、空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必须加强政治军事训练，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争取每一个战斗的胜利。最后，宣言指明除蒋介石一人之外，任何人都容许弃暗投明，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任何人都可以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
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工作的全面推开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贯彻执行，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步伐。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把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由原来的利用、限制发展成为利用、限制和改造。9月7日，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邀请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毛泽东发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深刻阐述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指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他明确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同时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也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毛泽东还谈到实行改造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邀请部分工商业代表参加。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和总结讲话，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问题。指出，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投机、不垄断，以企业商品满足人民需要，企业利润有3／4满足国家、工人福利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他们任务就是光荣的。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是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应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关于资本家的前途问题和如何实现国有化问题，周恩来说："只要引导上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将来在实现国有化的时候，可以不流血，可以和平地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少数人反抗会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越好，反抗的人会越少。总之，人们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尽了力，将来应当会得到应有报酬。这种过渡，会是阶级消灭，人人愉快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系统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中存在某些思想顾虑，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意见》指出："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将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份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份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它使生产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主义所有制丧失其对企业的原有支配地位：工人的地位改变了，公方和工人群众结合一起掌握企业的领导，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和高级职员）则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并受到经常直接的教育和改造；产品分配除小部分利润外，脱离了资本家的掌握"。《意见》认为"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营企业的条件正在成熟"，"要在今后若干年内（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可能更短一点。需要多少年，要作进一步研究才能决定；各地区情况不同，时间长短也不同），积极而稳步地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不是一切）纳人公私合营轨道（视国家需要、企业改造条件及资本家情况的不同，决定纳入步骤之先后，但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都要经过公私合营的步骤），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
9月2日，政务院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这样，将公私合营的政策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完善，有力地调动了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合营企业迅速增加，有一批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转为合营。这年冬天，政务院第八办公室（原中财委六办）召开扩展公私合营会议，讨论1955年全国公私合营计划。陈云根据会议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题为《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正确解决了国营、合营和私营工业生产上的矛盾，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54年底，公私合营工业户数增至1788户，占私营和公营工业产值的1／3。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生产关系起了变化，职工生产积极性有了显著提高。在公股代表领导下，企业的经营管理得到改善，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但是，建国初期由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成熟，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暂由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12月24日，由于人民政权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人民的组织程度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了定期召开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会议的建议，会议一致通过这一建议，并提交中央人民政府讨论决定。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筹备召开全国人大会议。
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到会代表1211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1）制定宪法；（2）制定几个重要法律；（3）通过政府工作报告；（4）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他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满怀信心地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经过热烈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随后大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建国5年来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了政府工作的缺点和改进的方法。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今后政府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报告指出：中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中国的生产力，使全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而得到有计划地迅速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报告强调："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要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尽职尽责，把中国的各项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选举出新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当选为国家正、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名，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任命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等81人为委员。大会还通过了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人员名单，并决定由刘格平、张苏、刘澜涛分任3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大会历时14天，28日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是建国以来人民民主建设的重大发展。这也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这次大会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起着重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宪法的作用，早在革命根据地内就曾制定过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如1931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1949年9月29日又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际上是解放初期的一部临时宪法。
12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43次扩大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他说：建国初期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这种过渡时期已经过去。中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即将进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时期。为适应这一新时期的国家任务，中国共产党提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十款所规定的职权，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会议赞同中共中央的提议。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参考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初稿。1954年3月23日，在有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陈云、邓小平、董必武、郭沫若等26位委员出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接受这一初稿作为起草宪法的基础。宪法草案初稿在全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全国政协、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中进行了广泛讨论，参加人员有8000多人。经80多天讨论，大家提出了5900多条修改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和讨论，吸收了一些合理建议，对草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30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对宪法草案性质、优点、原则等作了简要说明。指出，我们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优点有两方面：一是总结了经验，二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宪法的原则是人民民主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整个宪法之中。起草的方法是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由此，宪法草案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和拥护。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明确而正确的道路，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立即在人民群众中普遍地组织对于宪法草案的讨论，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提出对于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在宪法草案公布之后，全国各地立即热烈地展开宣传和讨论。至9月上旬，全民讨论结束。讨论中，全国人民提出118万多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问题，通过讨论也提高了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觉悟，并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根据群众讨论中的意见，对草案作了再一次的修改。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4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9月15日，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报告阐明这部宪法制定过程和意义，并就其内容：关于中国的国家性质；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关于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关于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等问题作了说明。同时对人民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具体解答。9月20日出席会议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除序言外，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4章，共106条。《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主要是：
第一，明确规定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宪法贯穿着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和农民，是我国人民中最大多数，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标志着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性质。我国的根本性质，是引导中国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而绝不会引导向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第二，关于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一切重大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都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这表明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也应尽公民义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年满18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和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有依照法律服兵役的义务。
第四，明确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序言宣告："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又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用和平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剥削制度，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改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第五，明确规定国家的领导体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规定明确了最高权力机关同最高行政机关的关系，有利于发展人民民主，加强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第六，明确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宪法》总结了我国长期革命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人民享有同等的当家作主的权利。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的团结，保证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的关系，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对促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加强民族间相互团结和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明确规定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我国还存在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宪法》序言写道："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还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有关条文在肯定要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的同时，还明确规定资本家作为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这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以及在联合中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家阶级的伟大战略思想。这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团结得越广泛，对社会主义事业就越有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集中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适当照顾到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也为资本家所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可走，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也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这部宪法是对于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所以这部宪法是中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它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与道路，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各项政治制度，它是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纲领。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红楼梦》是清乾隆年间（18世纪中叶）曹雪芹写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它用典型的艺术形象、生动丰富的语言、感人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虚伪、残酷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歌颂了具有民主倾向、追求爱情自由的封建制度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巨著问世之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广泛的传播，一百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竞成了一种专门学问——"红学"。俞平伯，原名俞铬衡，1900年生。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又积极参加进步的民主运动，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早在20年代初，俞平伯已开始研究《红楼梦》，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是"五四"以后形成的"新红学派"的权威作家之一。为更好地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有关部门在建国初期陆续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批古典文学作品，这一契机带来了建国后红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此期间，俞平伯便将1922年写的《红楼梦辨》修改重订，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出版，并相继发表了《（红楼梦）简论》等10余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俞平伯对《红楼梦》作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如他对《红楼梦》作者的考证，首次弄清了前八十回与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的区别；对《红楼梦》各种版本进行了大量有益的考证等，但也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他发挥"新红学派"的"自传说"，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是"感叹自己的身世"，二是作"情场忏悔"，"是为十二钗作本传"。他把《红楼梦》一书的基本观念概括为"色"与"空"二字，认为正是这两个观念把书中"现实的"、"批判的"、"理想的"三部分内容统一起来了。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风格是"怨而不怒"，对两个女子的态度是无所偏爱，"钗黛合一"等。总之，他忽视和否定了《红楼梦》一书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李希凡、蓝翎两位青年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写信问《文艺报》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后来，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9月号）上发表，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尖锐批评。文章指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依然受旧红学家思想的影响，"未能从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离开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念出发，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为，俞平伯把《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概括为"色与空"，这不仅否认了《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有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又遭拒绝。几经周折以后，《文艺报》在当年第18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并在编者按语中说，文章作者是两个正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全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0月16日，他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附上李、蓝的文章，称"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批评《文艺报》、《人民日报》某些人"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指出，这种"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值得注意；并提出要批判俞平伯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另外毛泽东还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发动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斗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信，各报和有关部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有组织地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这次批判主要在1954年10月至1955年1月期间进行。在此期间曾专门召开过两次较重要的会议：一是1954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研究部召开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会。会议指出，肃清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是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二是1954年10月至12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联席会议（共开了8次），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最后通过了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编辑机构。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1955年出版的《（红楼梦）讨论集》4集中，共收入讨论文章129篇，近100万字。这些文章论证的中心思想是：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义倾向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着重批评了俞平伯承袭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割弃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用繁琐的考据把人们引向不可知的迷津。
这场批判运动主要是批判唯心主义，鼓励人们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和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不断清除学术领域的唯心主义思想和方法，帮助读者特别是青年们提高对古典文学的阅读鉴赏能力。在整个学术界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特别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清算，也成为"红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
这场批判运动的缺点和失误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俞平伯的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否认和忽视了建国以后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性。应该说，俞平伯在解放后对《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开始改变自己原来的观点，修正了"自传说"，认为《红楼梦》是以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成为作品的人物典型；也初步认识到《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时代、意义和它的局限性。至于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考证和对高鹗续书的评说，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第二，把文学研究中的争论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背景相联系，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在这种扣帽子、打棍子和无限上纲的形势下，俞平伯实际上处在受批判的地位不能进行必要的解释和申辩。到"文革"时期，把《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论争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胡适派连同俞平伯在内列入敌我矛盾，这使一些专家学者，对搞学术研究心存恐惧，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活动。
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
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出生，1910年留学美国。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提倡白话文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传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解放前夕，胡适逃往美国，后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于台湾。
10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即提出要通过批判俞平伯的错误思想把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开展起来。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提出，批判文化界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同该报记者的谈话，进一步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孑L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于是，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观点的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联席会议确定以郭沫若为主任组成9人委员会领导这场批判。参加会议的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学术刊物编辑将近100人。讨论会延续到1955年3月，共举行21次。为指导这场批判能健康地进行，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于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3月1日，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通知和指示论述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指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唯心主义思想"，"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通知和指示还规定了各级党委在领导开展这场批判中必须掌握的各项政策。从1954年12月开始，全国各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判会。全国省、市级以上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8册，收入150多篇文章，计200多万字。这次批判，规模之大，参加者之多（大部分都是知名人士），持续时间之长（长达两年之久），批判范围之广（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都是空前的。
这次批判在各个不同领域进行重点的批判。
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的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一些从事政治思想理论工作的学者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历史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文学界人士发表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这次批判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它对胡适的一生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了全面清算。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认为，胡适思想的影响，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中，都还严重地存在着。这些旧的思想影响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阻碍作用。所以这次批判，不仅使很多人开始懂得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什么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开始同胡适思想划清界限；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清扫基地。这是其积极的方面。
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不利于不同意见的申辩，不利于研究讨论问题。
这次批判运动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突出其批判的思想性的同时，不注意批判的科学性。胡适1949年初逃离中国去美国，坚决反共反人民，被宣布为战犯。因此对其批判带有浓烈的政治声讨成分。批判的科学性不足，表现在对胡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思想缺乏分析，不分他的前后期，对他学术的成就一概否定，批判他的学术思想不实事求是，简单武断地下结论。胡适在政治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否认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结果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是在学术上，胡适却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不能因为他政治上反动而抹煞他学术上的成就和地位。这场批判运动，没有正确评价和肯定他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提倡民主科学，尤其是他首倡"文学革命"，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历史功绩以及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业绩。
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的结束。但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全国政协，仍要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做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时对民主人士的工作，真正做到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7月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进行专门研究，并制定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决不意味着要削弱统一战线，而是更应使之巩固和加强。对于凡是已经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仍应根据具体情况，用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分别予以适当安排。对各方面新代表人物和在工作上有特殊贡献者，应适当提拔。还强调指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它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巩固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认为统一战线组织可有可无的观点是错误的。1954年3月20日－4月1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维汉作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安排的问题》的报告。会议形成《关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见》。
以上一系列政策规定和工作，有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以后，继续发挥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协商作用，调动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代表人物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积极性，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团结合作关系。
12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委员，是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提出人选，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确定，直接组成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包括全国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共29个单位，55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章伯钧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政协作为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消失后，其统一战线的作用仍然存在。人民政协今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他阐述了政协《章程》所规定的"五大任务"：第一，协商国际问题。第二，对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组织成员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各党派团体之问的合作问题。第五，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周恩来说："根据上述五大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具体地说，就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和解放台湾、保卫和平的斗争中，需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负起它的光荣使命。"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除总纲外，分3章25条。总纲规定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个人共同遵守的七项准则。主要内容是：第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力贯彻实施宪法；第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第四，密切联系群众，向有关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五，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革命警惕性，保卫国家建设，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第六，增进中国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友谊，加强中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友谊，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维护人类的正义事业；第七，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积极学习国家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这些准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
《章程》还指出，正如《宪法》序言中所说："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会议宣言》指出，中国人民的一致愿望是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着和平的劳动，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坚强决心。
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主席，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包尔汉等16人为副主席，选出常冬委员65人。这个阵容反映了广泛的代表性和团结面，表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高度重视，说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
西藏，位于祖国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西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环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几千年来，在紧相毗连的青、康、藏三地之间、在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由于重重高山，滔滔激流，阻挡着西藏人民和祖国内地人民的密切往来。建国前的西藏没有公路，交通闭塞，运输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从拉萨到雅安的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严重阻碍藏族同胞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加之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利用这种交通阻塞的情况，对西藏和其他兄弟民族进行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致使西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长期停留在贫困和落后的状态。
为了沟通西藏同内地的联系，发展西藏经济；以及为了建立巩固的国防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修筑康藏、青藏两条公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专门为筑路工程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朱德题词是："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康藏公路（今川藏公路雅安至拉萨段）东起当时的西康省会雅安，西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2255公里。青藏公路东起青海省会西宁，西至拉萨，全长2100公里。康藏公路于1951年夏季开始修建，青藏公路于1953年春天开始动工。修建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是公路建筑史上少有的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康藏公路要越过无数像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要跨过几十条深谷激流，其中包括澜沧江和怒江天险，还要穿越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和深没及膝的湖沼地带，沿线有很多地方都是坚石陡壁，人烟稀少，有八百多公里根本看不到人迹。青藏公路也要跨过通天河的四大支流和其他十数条河流，要越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等九座大山。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筑路工程。他们经常在白雪纷飞的高原、草地，在零下二三十度、寒风凛冽、空气稀薄的高山上，铲开积雪、挖掉冻土，用绳子挂在腰间，在悬崖上打眼放炮。他们历尽艰险，顽强斗争，克服重重困难，在峭壁激流上架起了230多座桥梁，从坚石中凿通了2860多个涵洞，让宽广平坦的公路铺筑在"世界屋脊"之上。
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26日，修筑康藏、青藏公路的两支筑路大军，在拉萨市布达拉官广场胜利会师。拉萨、雅安、西宁各界人民同时举行了通车典礼。毛泽东主席特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的社论，高度评价了康藏、青藏公路通车的胜利。1955年2月2日，毛泽东主席授予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筑路人员锦旗。授旗典礼在拉萨举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代表毛泽东主席把锦旗授予全体筑路人员。
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正式通车，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战胜大自然的创举，是祖国经济建设的又一伟大成就，它开辟了祖国内地与西藏地区之间的交通大道，促进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巩固国防和加强各民族间及藏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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