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的改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0月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讨论制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逐步组织起来，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轨道上来，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面对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全面展开以后，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年夏秋，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高岗、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在这两次会议前后集中地表现出来。
纠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盲目冒进倾向
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决议（草案）》还提出了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常年的互助组和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首次肯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该《决议（草案）》还对农业互助合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高岗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个报告起草的中共中央通报中指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并且提议，将中央通报、高岗报告及其3个附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12月15日，中共中央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给各级党委内部试行。毛泽东为印发决议写了一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其后，以建立互助组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逐渐发展了起来。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3600余个。
8—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下达后，各地干部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做斗争的信心提高了，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会议强调，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仍需加强。
秋冬，在农村进行了整党。整党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之一就是：明确农村中经济发展的方向，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政策——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老解放区，农村整党还同时批判了在互助合作中的右倾思想。到1952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全国总户数的40％，并成立了36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十几个集体农庄（即高级社）。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急躁冒进的情绪也逐渐暴露出来了。进入1952年冬季以后，这种趋向更为严重，形成了互助合作运动中的一次"小冒进"。
这次急躁冒进的具体表现为：在新区和互助运动基础较差的地区主要是，打击单干农民，强迫编组，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做法。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以后，就盲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把土地改革的思想和做法搬到互助合作运动中来，在互助组内强调满足贫雇农的利益，而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损害了在新区农村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老区和组织起来的面比较广的地区，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是，轻视初级互助组，提倡土地耕畜农具公有，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违反中央所指示的有控制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而贪多贪大；在组内社内的经营管理方法上标新立异，越复杂越好，越"社会化"越好；在入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的报酬问题上，忽视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特点，而侵犯农民的私有财产，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要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过多过急地扩大公积金和公共财产，有的甚至采取共同消费的制度等等。农民群众批评这些干部的做法是"步子跨的太大，两步当作一步走"；形容某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摊子大，底子空，债务多，产量高，分红少"。个别地方因而发生一冬无人拾粪，无人搞副业生产，而出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这些急躁冒进的倾向引起了农村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各地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从1953年3月起，即采取多种措施，坚决纠正这种偏向，从3月8日到19日，连续发出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以及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等4个文件。3月2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这些文件和社论分析了冒进产生的原因，指出了冒进造成的危害，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方针。具体内容和做法是：（1）关于农业增产的5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5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都嫌过高。在互助合作方面，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中央要求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压缩原定数字。（2）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的急躁冒进倾向。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不要忘记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经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任何急躁冒进的方针，都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春耕生产工作，是极端有害的。（3）在向农村布置任务的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4）在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加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党脱离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并再次强调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服务的。必须避免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5）急于在农村中取消雇佣自由、借贷自由与贸易自由，企图完全排除富农发展的可能性，这在今天对发展生产也是不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4月3日至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的是过高地估计了合作社的性质，把它看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中央计划要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才能实现全国合作化，所以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因为，第一，互助合作运动既不同于过去的战争动员，也不同于过去的土地改革，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对抗方式。第二，互助合作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去逐步建立，不能一哄而起。
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各地对农业互助合作，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工作进行了检查，产生偏差的地方进行了纠正偏差工作。由于中央政策明确、具体，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贯彻落实迅速得力，到1953年6月初急躁冒进倾向基本得到纠正。
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在我国，佛教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伊斯兰教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宗教问题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一定的群众性，在许多地方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还受到某些阶级斗争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为此，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各种全国性的宗教组织的恢复、健全和建立，并正确地贯彻了党的宗教政策。
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于北京广济寺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全国佛教界中的著名人士121人。他们当中有来自西藏拉萨的哲蚌寺、噶登寺，甘肃的拉卜椤寺，青海的塔尔寺，内蒙古的百灵庙寺等著名寺院的活佛、堪布、格西、喇嘛和四川的峨眉山、山西的五台山、安徽的九华山等名山古寺中的法师、僧、尼以及各地的著名居士等。代表中包括汉、藏、蒙、傣、维吾尔等民族成分。会议由喜饶嘉措大师致开幕词。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赵朴初居士报告了中国佛教协会发起工作的经过与筹备工作的经过，并提出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与任务的建议。
会议认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是协会的任务。会议选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会长，喜饶嘉措、公德林·晋美吉村、能海、赵朴初、噶喇藏、祜巴、阿旺嘉措为副会长。赵朴初兼任秘书长。会议还选举常务理事和理事各18人和94人。该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最高机构为协会全国代表会议，会址设在北京。
伊斯兰教，中国旧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7世纪中叶传人中国，主要在回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传布。1952年初，由伊斯兰教包尔汉、达浦生、马坚、庞士廉和张杰等知名人士发起筹建中国穆斯林的全国性伊斯兰教团体。
5月9日至11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伊斯兰教中的著名人士111人，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兹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的成分。会议由达浦生大阿訇致开幕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包尔汉向大会报告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提出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任务的建议；大会还邀请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到会作了关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报告。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伊斯兰教筹委会工作报告》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简章》。该会章程经1980年修订后，规定其宗旨为：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爱护祖国，团结各民族穆斯林积极参加祖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加强同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维护世界和平；举办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研究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组织朝觐等。
大会选举包尔汉（维吾尔族）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会主任，杨静仁（回族）、马玉槐（回族）、达浦生（回族）、马震武（回族）、依明·马哈苏木（维吾尔族）为副主任。还选举了83名委员。该协会是中国穆斯林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最高机构为全国伊斯兰教代表会议，会址设在北京。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为了讨论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会议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础上，总结了近4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1953年上半年在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并对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和今后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此之前，毛泽东认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1952年12月31日公布的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根据他的建议，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务院各部委的党组工作，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5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把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分隶五个方面。其中把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5月19日，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两次书面批评，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竟然把这一切看成是刘少奇、周恩来已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他实际上已组成了一个"经济内阁"。于是，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在会内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攻击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鼓吹他自己，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在发言中明批薄一波，暗中影射刘少奇。在会外，高岗和饶漱石攻击财政部工作是路线错误，与刘、周有关，诬蔑刘有"圈圈"，周有"摊摊"。中央对高、饶野心虽未全部洞察，但感到他们活动不正常。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上讲话都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明确指出前段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但高岗、饶漱石对这些告诫却置若罔闻，使得本来是中财委召开的一次研究经济工作的例会，掺杂上了政治斗争的因素，使会期从原计划的半个月延长到两个月，变成了全党性的一次会议。
但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党中央纠正了在高岗影响下会议中发生的一部分人的不正确意见。周恩来为会议作了结论。他说，近4年来财政经济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一致努力，财经工作基本上执行了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决议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头3年，缺点和错误也是有的，但属个别性质。近半年多，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他还指出，在经济建设中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是：（1）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2）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3）既要加强集中统一，又要发挥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4）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结论还提出了党今后在税收、财政、商业和银行工作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会议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第一次引用了毛泽东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概括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
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
9月7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向他们系统地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首先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那么方针是什么呢？就是《共同纲领》第31条的方针："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但是现在应该明确起来，毛泽东说："’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问题，毛泽东指出："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至于对资本主义改造进程的问题，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谈到对资本家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说："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毛泽东认为"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毛泽东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
粮、棉、油的统购统销，是指对粮食、棉花（纱、布）、油料等重要生活消费资料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政策。
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又陆续扩大到油料、棉布和棉花，从而实行国家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它是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次大战役（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称为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从封建势力的枷锁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全国农业经济恢复较快，连续几年获得丰收，使粮食生产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粮食由解放前的大量进口转变为停止进口并可以小量出口。同时，保持了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但是由于城市和工业的需要逐年增大，人民生活逐年提高，食用量增多，特别是由于粮食自由市场的存在和粮食投机商人的捣乱，使农村中的余粮户贮粮惜售，等待高价。结果，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按期完成，粮食销售却远远超出计划，造成供销不平衡，市场紧张。如：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两者相差40亿斤。1953年小麦受灾，要减产70亿斤，夏粮收购遇到更大困难，7月、8月、9月3个月收进98亿斤，销售124亿斤，超过26亿斤。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粮食的收进也是不断增加的，不过是远远赶不上销售的增加而已。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一是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城镇人口7826万，比1949年增加2061万），使销售量迅速增加。二是土改后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为440斤，增加70斤）。
粮食形势的紧张，使私商同国家争夺粮源的斗争更趋尖锐。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即公粮）外，粮食可自由上市。粮贩子四处活动，造成了粮食的抢购和抬价。粮食市场的波动，会引发一系列物价波动，这必然要引起人心不安，社会震动。粮食和其它农作物的短缺，对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出现这种状况，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很难进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对外名称未用"紧急"二字），陈云在会上介绍了粮食问题的严峻形势后指出，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他说："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因为日本人侵华期间曾搞过"征购"和"配给"，这两个名词都很吓人，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简称统销），合起来，新的粮食政策就叫"统购统销"。
10月16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19日政务院第194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从12月初开始，除少数偏僻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国各地必须同时实行统购统销。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和政务院命令，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如下：关于计划收购。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粮种和价格由中央统一规定。统购价格的规定，大体维持在当时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以不赔不赚为原则。统购价格必须固定，以克服农民存粮看涨的心理。
关于计划供应。按照政务院命令的规定，计划供应的范围包括县以上城市，农村集镇，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一般地区缺粮户，灾区的灾民。计划供应的人口接近2亿人，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3。供应品种由少到多，供应办法由简到繁，由宽到严。经过中央批准，北京、天津、保定（当时的河北省会）、济南四市早在11月1日开始实行面粉计划供应，12月1日，北京，天津两市又开始对大米和粗粮实行计划供应。其他大城市紧接着也实行计划供应。上海因油比米紧张，先实行食油和面粉计划供应，后实行大米计划供应。
关于市场管理。政务院的命令规定：一切从事粮食经营、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的商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但可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销粮食。所有私营粮食加工厂及经营性的土碾、土磨一律不得自购原料，自销成品，只能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或在国家监督和管理下，代消费户按照国家规定的加工标准从事加工。一切非粮食机构和私商，禁止跨行业经营粮食。农民运粮进城出售，由国营粮店或合作社收购。
关于统一管理。《决议》规定：中央实行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指挥与调度。所有方针政策的确定，所有收购量与供应量、收购标准与供应标准，收购价格与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地方则在既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因地制宜，分工负责，保障其实施。
《决议》阐述了以上四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足以控制市场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相互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也将无法实现。
《决议》强调指出：实行上述政策，不但现在的条件下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的矛盾，更可切实地稳定物价，和有利于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人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决议》还指出：现在全国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虽落后于粮食需要的增长速度，但是只要调度得法和措施得当，还是够吃够用，且能略有积余的。现在在代销方面所表现的紧张性，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市场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
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中央也开始对油料实行统购统销。由于1952年，全国共生产食用植物油196万吨（各种油料作物折成油），相当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35年）220万吨的76％。而1953年的全国总人口和城镇人口都比解放前增加很多，再加上还要挤出部分食油出口换基建物资（当时1吨食油换4吨钢材），因此，食油供应很紧张。中央认为食油不足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较长期存在的根本性的困难，便趁部署粮食统购统销的时机，1953年11月15日，作出了《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由国家对油料和食用油实行计划收购，并在城市、工矿实行食油计划供应。
9月9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决定自9月15日起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棉花实行统购。本来，早在1951年国家就已经对棉纱实行统一收购，但到1954年，这个措施已经逐渐无力，要求进一步把棉花和棉布也控制起来。此后，全国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
至此，国家实现了对粮、棉、油三大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统购统销。以后，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也作了一些调整。
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制度是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过渡性政策。它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粮、棉、油等重要物资逐渐增多，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渐放松乃至消失。
鞍山钢铁公司三大重点工程竣工
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重点工程——中国第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的无缝钢管厂、第一座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轧钢厂和最大的自动化第七号炼铁炉于1953年10月和12月相继提前竣工并投人生产，这是中国钢铁冶金系统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自的一件大事。
鞍山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黑色冶金基地，鞍山钢铁公司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钢铁企业，被称为"钢都"。该企业前身是日本人在1918年开办的鞍山制铁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该厂规模，成立了昭和制钢所，正式开始炼钢。"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又投资2亿日元，增建炼铁炉，成立第二制钢所，形成所谓钢铁生产"布町克’（即钢铁垄断集团）。1944年改为满洲制铁株式会社。解放战争时期，鞍山连续遭受国民党军队7次洗劫。人民解放军接收时，工厂里遍地长满野草，没有一台完整的机器，恢复生产非常困难。东北全境解放后，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即开始筹划鞍钢的重建工作，并开始与苏联政府协商重建鞍钢问题，同时着手各项准备。1950年5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恢复与改造鞍钢初步设计的报告。设计中规定鞍钢的生产规模为：年产生铁250万吨，钢锭320万吨，钢材250万吨。全部工程自1952年至1958年7年内完成。后来，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明确指出鞍钢的大规模扩建和改建工程，从新建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改建第7号炼铁炉三大重点工程开始。1951年夏至1952年初，在大规模的施工开始前，一方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采用了苏联最新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党中央发出了"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从各地抽调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并分配大批大学毕业生参加工程建设。7月，三大重点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后，广大职工充分发挥了生产积极性，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托柱换基、托梁换柱等许多施工新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的进展速度，提前完成了三大重点工程的建设任务。
10月31日，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胜利完工，移交生产部门试生产。新落成的厂房全部是用几千吨金属和建筑材料建成的。厂房内外的空中和地下，纵横交错地密布着长达数百里的输送水、电、空气、瓦斯、风等各种形状的管道和电管。在几万立方公尺混凝土浇灌成的基础上，整齐地安装着重约数千吨的各种庞大的机械设备和精密的电气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全厂只有20多道工序，却有380个配电盘、1100台电动机、103个电气操作箱，每班只需200余人，坐在工作台上操纵电钮，各式各样的无缝钢管就会自动地按照规定制造出来，超过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工厂的技术水平。由于第一座无缝钢管厂的建成，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无缝钢管的历史。
15日，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全部完工并移交生产部门试生产。该厂是全国最大的轧钢厂，整个工程所需的混凝土、钢材、木材至少要装18000辆载重5吨的大卡车，全部机器重达12000多吨，一个轧钢机的部件有30多吨，一个机器的地脚螺丝就重1.8吨。安装这些机器设备的精密度要求很高，必须分别安装到一定标高点和一定中心线上，不能出现半根头发丝的差误。操作过程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工人只需坐在60多个操纵台上，按动电钮或操纵各种机械，1.5吨重的钢材，就会自动跑出加热炉，经过各种复杂工序，变成所需要的成品。每年生产的钢轨，可铺一条从长春到广州的铁路；每年生产的型钢（角钢、工字钢、方钢、糟钢等）可修建14座与该厂规模相同的巨型轧钢厂；另外还可生产上万吨的无缝钢管坯。该厂的建成，改变了轧钢设备少于冶炼设备、自己生产钢铁但不能有效加工的状况，同时也大大地减少了同类钢材的进口。
18日，鞍山钢铁公司三大重点工程的最后一项工程——第7号炼铁炉竣工并移交生产部门试生产。该项工程规模宏大，技术复杂。装备部件有2000多种，投入耐火材料数千吨，金属结构品上千吨，机械设备980吨，安装电缆管道11000米，通讯设备台20座。这是我国第一座自动化的也是最大的炼铁炉。
至此，鞍山钢铁公司三大重点工程全部提前竣工并投入试生产。1953年12月21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报告这一喜讯。12月24日，毛泽东复电表示热烈的祝贺："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7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举行了隆重的三大工程开工生产典礼。上午9点，鞍钢代总经理华明致开幕词后，重工业部长王鹤寿宣读了毛泽东给鞍钢全体职工的复信。接着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等人讲话。为了感谢苏联专家为鞍钢建设所做的贡献，高岗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授予苏联商务代表团3位代表和20位专家以感谢状和纪念章。王鹤寿也向在三大工程建设中有特殊贡献的19位劳动模范颁奖。鞍钢全体职工还把新产品无缝钢管和重型钢轨分别献给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马林科夫主席。大会还通过了鞍钢全体职工向毛泽东和马林科夫的致敬电。下午2点，高岗分别赴三大工程现场为工程正式剪彩。
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的开工生产，增强了鞍钢的生产能力，支援了全国的工业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经过两年的筹备时期于1953年11月12日在北京宣告成立。
10月22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0次会议决定筹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并推定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邀集有关各方面进行研究，以陈叔通为召集人。26日，全国政协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商谈筹组全国工商联有关事宜，会上共同推定李烛尘、盛丕华、叶季壮等9人起草工商联筹备办法。同年12月27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章程》，由陈叔通任筹备处主任。
经过充分的筹备工作，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于1953年10月23日至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者、摊商和资方代理人以及特邀代表共640人。会上，陈叔通作《为实现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的开幕词，沙千里作《关于中华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工作报告》，李维汉作关于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等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和拥护陈叔通主席开幕词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李维汉副主任讲话的决议》，拥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所采取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并号召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必须积极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并积极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会议宣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并通过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选出了领导机关，陈叔通为主任委员，李烛尘等13人为副主任委员，沙千里为秘书长。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单位之一。它在团结、教育会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会员积极发挥经营管理的经验和生产技术上的专长，组织会员参与国家和政府大政方针的协商和讨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
11月12日至25日，以朝鲜人民领袖、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4天的友好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内阁副首相洪命熹、外务相南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郑准泽、财政相尹公钦、铁道相金会一、都市建设相朱晃燮，另外还有随员多人。
12日下午3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中国代表团乘火车到达北京，受到中国政府和外国驻华使节的热烈欢迎。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以及各友好国家驻中国的大使、参赞、代办等。金日成元帅在车站发表了谈话。他说："这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北京，是为了向战争中曾给朝鲜人民以无私援助的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感谢；并为了在恢复和建设被战争所破坏的我国人民经济中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朝中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互助。我确信：这次我们代表团的访问，将会更加巩固朝中两国人民今后的友谊团结，并将在维护朝中两国人民的幸福和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事业中，作出巨大的贡献。"11月13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会见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并进行会谈。晚上，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宴会上，他说：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金日成元帅和朝鲜政府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通过你们，向朝鲜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祝贺。周恩来还叙述了朝中人民的伟大友谊，提出要警惕朝鲜停战协定之后的不稳定因素之后说："中国人民将继续进行抗美援朝运动，尽力支持和援助渴望恢复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和进步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恢复，并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最后，他提议为朝中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金日成元帅的健康，干杯！金日成元帅致答词表示谢意。11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也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宴会，招待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从11月14日至22日两国政府举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双方代表是：中国方面有总理周恩来、计委主席高岗、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外贸部部长叶季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甘野陶，朝鲜方面有内阁首相金日成、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内阁副首相洪命熹、外务相南日、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郑准泽、财政相尹公钦、铁道相金会一、都市经营相朱晃燮、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得哲。谈判中，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的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双方认为：由于中朝两国人民的坚强团结，由于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有力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远东和平的共同斗争中，获得了伟大胜利，达成了全世界人民所希望的朝鲜停战。因此，双方获致充分谅解：必须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从而保障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并保卫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对停战以来朝鲜局势，双方抱有同样见解，认为：停战协定的达成与彻底实施，将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造成有利条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朝鲜的主张，是朝鲜人民的衷心愿望。中国人民一贯同情朝鲜人民这一衷心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为实现和平统一朝鲜的伟大事业与一切有关国家合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就召开政治会议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文化方面长期合作的基础，为此，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别关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遭受战争破坏之后的经济恢复问题。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质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旧）80000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的费用。双方获致协议：为了满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恢复时期的迫切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用上述款项供应朝鲜有关恢复工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种物质，其中包括煤炭、布匹、棉花、粮食、建筑器材、交通器材、金属制品、机器、农具、渔船、纸张和文具，以及其他人民生活日用必需品。为了恢复交通运输，双方获致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协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修建遭受侵略战争严重破坏的铁道系统并供应机车、客车和货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提议，同意朝苏两国联合经营的航空会社的航线经过中国东北境内，以便早日恢复朝苏之间的民用航空事业。为了促进两国技术合作，双方并达成协议：由朝鲜派遣技工和技师前来中国某些生产部门进行实习；并由中国派遣技工和技师前往朝鲜某些生产部门协助工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派遣学生前来中国各大学和科学院学习，上述内容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公报发表于1953年11月24日的《人民日报》。
23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此协定的内容共有3条：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在友好互助和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巩固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关系，彼此互相给予各种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进行必要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并努力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第二条，为实现本协定，缔约双方将由两国有关经济、贸易、交通、文化、教育部门，根据本协定，分别缔结具体协定。第三条，本协定应尽速批准，并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其有效期为10年。批准书在平壤互换。本协定如在期满前一年未经缔约任何一方通知废止时，将自动延长10年。
11月25日金日成元帅及所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圆满完成对中国的访问，带着巨大的收获离开北京，乘火车回国。中国方面到车站送行的有：周恩来、彭德怀、高岗、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各主要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及各界人民代表2000余人。另外，还有各友好国家驻中国的大使及其他外交人员。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过程中曾一度出现过冒进的现象，在195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冒进现象进行了纠正。在纠正过程中，既保护了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整顿了互助合作组织，又不耽误生产，收到了好的效果。对此，党中央的认识是一致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对华北局关于互助合作问题一个报告的批示中仍继续认为："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来看，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的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种认识，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时发生了转变。
在召开第三次农业合作会议之前，毛泽东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谈话的中心内容是用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阵地，要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他认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人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在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会议结束前一天（11月4日）毛泽东再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谈话直接批评了当年春天的反冒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有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毛泽东的谈话第二天就传达给与会的全体代表。这就使会议的重心由发展互助组转变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原计划制订的第二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也明确更名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而且取消了"草案"，一开始就是正式决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就成为中国互助合作运动中的一次转折性的会议。
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又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人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它的重要作用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1）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解决互助组中所难以解决的一些矛盾，特别是关于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因而给那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互助运动以一个正当的出路。（2）实行土地统一经营，能够因地种植，而且比互助组更能够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业的劳动，合理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因而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3）集中经营也就有更大的劳动力量和经济力量，能够更多地和更好地利用新的农业技术，便于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因而可能有效地逐步扩大农业的再生产。（4）由于能够更多地节约劳动时间和更多地节约出劳动力，所以能够更多地发展副业的生产事业，并从而加强农民的经济地位。（5）由于实行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所以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对于劳动和学习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有力量保证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因而也就能够更有效地与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活动和贫富分化的现象作斗争。（7）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逐步地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因而也就能够在供、产、销方面更容易地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而便于逐步地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8）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方向好、产量高、收入多"，就可能更多地和更快地带动个体经济向互助组发展，并为更多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辟道路。（9）由于集体经营的好处和大家生活将日趋改善，使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成为农民在经济上、在生活的相互关系上得到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很好的学校。（10）由于前述种种，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形式。
决议强调，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原则。在小农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绝对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声号召的办法来实现的。更绝对不能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去把贫农和中农合并到合作社里，也绝对不能够用剥夺的手段去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
按照各大行政区党的领导机关关于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拟定的计划数字，从1953年冬到1954年秋收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由现有的14000多个发展到35800多个。根据逐年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即到1957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应争取发展到80万个左右，参加的农户应争取达到农村总农户数的20％左右。
党对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各项工作，对于逐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积极领导，就是说，党的领导不应当落后于群众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稳步前进，就是说，党的领导不应当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不顾可能和条件。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颁布后，各级政府相继抓紧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全国很快掀起了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
粉碎高岗、饶漱75反党篡权阴谋的斗争
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的斗争，是建国以来党内发生的一次重大的斗争，通过这次斗争增强了全党的团结。高岗，1927年参加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至1945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主持西北地区的领导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工作，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位居东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全国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兼任国家计委主任。
饶漱石，1925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任巾央组织部长。
底、1953年初，由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即将开始，中央开始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考虑适当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体制随着党和国家总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高岗、饶漱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这是权力再分配，是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大好时机。
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是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暴露出来的。
6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经验教训，批评了1953年上半年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改进这些方面工作的方针和对策。高岗却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发言中明批薄一波，暗中影射刘少奇。在会外，高岗和饶漱石攻击财政部工作是路线错误，与刘、周有关，诬蔑刘有"圈圈"、周有"摊摊"。中央对高、饶野心虽未全部洞察，但感到他们活动不正常。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上都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明确指出前阶段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但高岗、饶漱石对这些告诫却置若罔闻。
高岗在会后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继续进行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捏造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还说"党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他自称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攻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该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来掌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也就是要由他取而代之。
饶漱石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中心，配合高岗进行阴谋活动。他首先在中央组织部内，对副部长安子文发动"斗争"，影射攻击刘少奇。然后，又利用9、10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导演了一出"讨安倒刘"的闹剧。饶鼓动、支持一些人发言，批评中组部使用干部"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中央及时纠正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向全体参加会议人员特别强调全党团结的极端重要意义，并严肃要求他们在全党各级组织中认真传达中央指示。
12月，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达到顶点。中央政治局讨论在毛泽东休假期间由谁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问题，毛泽东按惯例提出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公开出面反对，一再坚持要"轮流"主持。其本质就是要由他来任党中央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这就彻底暴露了他篡党夺权的野心。反对高、饶的斗争已在所难免了。
为了解决高、饶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了高岗的阴谋。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阳火，打倒一大批人"。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还规定了各项增强党的团结的具体方法，并规定："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对于那些有意破坏党的团结，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除出党。会议始终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捍卫了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
高岗、饶漱石继续坚持反党的错误立场，拒绝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批评。为了彻底查清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中共中央分别召开座谈会继续揭发、核实他们的问题。高、饶顽固坚持反党立场，百般狡辩，拒绝中央对他们的教育和挽救。高岗最后以自杀来表明他对党的背叛。
3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听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就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许多人作了重要发言。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且作了总结报告。他尖锐地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他告诫全党同志，"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会议通过了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这场斗争清除了妄图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保证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整个斗争在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进行的。斗争中严格区别野心家阴谋活动和一般受其影响跟着犯错误的界线，集中打击野心家，挽救更多的同志。整个斗争过程中着重思想教育，抓住执政党内普遍存在的骄傲情绪和对党内团结重要性认识不足问题，提高了全党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斗目标的实现。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的斗争，对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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