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自治区的建立、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政府领导原则等作了系统规定。至1953年3月，已建立县级和县级以上民族自治区47个，这些自治区连同区、乡级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1000万人。
"五反"运动
随着"三反"运动的不断深人，发现一些不法资本家同党政军中的贪污分子相勾结，大肆向党和工人阶级猖狂进攻。1952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上明确指出，对资产阶级中间很多的违法行为，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他说：人民政府"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府，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者则从宽处理。"他号召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运动，争取与全国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五反"在中央的统一号召和部署下，雷厉风行地在全国大中城市展开。
"五反"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阶段，定案处理阶段。
第一阶段，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和领导下，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然后在各中小城市进行，仅用一个月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反对资本家"五毒"行为的斗争高潮。在斗争中，党和政府一方面注意发动群众，特别是注意发动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店员揭发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动员一切不法资本家向政府坦白交待"五毒"行为，并派出检查组到私营TF、商店进行检查。他们坚决依靠工人阶级，以工人、店员为骨干，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大胆地、彻底地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如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11亿元（旧币）做投机生意。他还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勾引、腐蚀干部。运动中，揭露出武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的一些奸商，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急救包"，还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他们用这种不法的交易，获得暴利。经过激烈的斗争，不法资本家企图破坏"五反"运动的阴谋纷纷破产："攻守同盟"相继瓦解，大多数坦白交待了"五毒"罪行，极少数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大盗窃犯被揭发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区别对待，注意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组织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政府十分注意对上层资本家的工作方法，上海市把他们集中起来，采取资本家互助互评、自动坦白的办法，工人对他们的揭发检举则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并宣布对他们的问题，一不登报，二不到大会上斗争。这样就迅速形成了包括守法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在内的"五反"统一战线，使少数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完全处于孤立。
第二阶段为定案处理阶段。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后经政务院通过，于3月12日公布了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标准和办法》的文件，这之后运动逐渐转入定案处理阶段。文件中把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5类。文件并提出，对"五反"运动中查出的违法工商户的处理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还具体规定了划分标准和处理办法。这样处理结果，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第一、二类工商户占70％，是团结的对象，第三类工商户占25％，是争取对象，这三类加起来，达95％左右，成为人民政府团结、争取的工商业户，打击面缩小到第四、五类，仅占工商业总户的5％，其中又着重打击只占工商业户1％的第五类完全违法户。这样，党和人民政府实现了团结工商业户绝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特别是只占工商业户1％的完全违法户，从而保证了"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处理"五反"问题总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当严者严之，当宽者宽之。为了很好地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既能改造工商业者、清除"五毒"，又能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和营业的目的，必须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过高的违法工商户的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地降下来。文件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由于定案工作做得比较稳妥，资本家也比较满意。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廖鲁言《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指出，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计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仅占总数的0.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缓的仅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8大城市统计，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占工商户总数的97％以上。
10月，"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严重违法行为，在工商界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在私营工商企业中，加强了党的工作，建立了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
这是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贪污并受到严惩的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
刘青山，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6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津地委书记，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津专区专员，当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刘、张两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严酷的斗争考验，表现了英雄的革命气概。刘青山曾于1932年参加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于1934年在国民党狱中参加过绝食斗争，也参加过卧轨斗争。但是他们在进城后的仅仅两年时问中，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终于腐化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刘、张两人的贪污行为，在"三反"斗争开始前，不少同志就有所觉察，并向组织揭发。河北省委着手调查。在"三反"运动的迅猛开展中，于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将刘、-张二人的犯罪事实提交大会讨论，与会的代表进一步揭发、检举了刘、张二人的贪污罪行。
刘、张二人的主要犯罪事实是：（1）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款、防汛水利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地方粮款，以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计155亿元（旧币、折合新币为155万元，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实际是非法经营。（2）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以牟取暴利。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国家蒙受14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的疾苦，私自盗用救灾款4亿元，并派人冒充解放军军官倒买倒卖。（3）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与私商勾结在天津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为此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造成这些国营企业职工人心不稳。（4）盘剥民工。在兴建潮白、永定等河流的工程中，他们将国家供给10万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又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的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5）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盗窃、挥霍国家资财共3.7亿元（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刘青山吸毒成瘾。为消灭罪证，张子善一次就亲手焚毁单据300多张。
根据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罪行，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讨论并报周恩来总理批准后，11月29日和12月2日，河北省公安厅先后依法逮捕了他们两人。根据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决议指出，刘青山、张子善已不是两个普通的贪污犯，而是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预见的，他们是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向敌人投降了的，并很快地实际上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从内部来腐蚀党、瓦解党。刘青山、张子善公然责令干部，要动员党的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证完成"他们剥削民工的"任务"。他们要把天津地区的党变成贪污罪犯们的驯服工具，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事件特别严重的地方。这一点，也正是曾经是一个革命者的刘青山、张子善身败名裂、背叛党和背叛人民的根本原因，正是河北省的党组织必须把刘、张贪污事件作为重大教训的意义所在，正是党必须把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并交政府依法制裁的理由。
中共河北省委的决议还指出：刘青山、张子善的违法犯罪行为，自然会遭到一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指责和反对的，因此，这些人们就成为刘、张等贪污犯极端痛恨的眼中钉。刘、张二人为达到其贪污挥霍的卑鄙企图，就采取了敌对分子的手段来对待党的组织和干部。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向这个同志学习。"其次，他们在组织上除极力压抑民主、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施行其家长制的统治外，凡是坚持党的原则，维护人民利益，对刘青山、张子善提出不同意见和反对他们的同志，莫不遭受其打击与排挤；凡是意志薄弱和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分子，则大肆拉拢，形成一个公然行盗的小宗派集团。这个小集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又是和资产阶级分子千丝万缕地结成了不解之缘。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等反党的"组织"。再次，刘、张"作贼心虚"。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则在上下左右之间公然贿赂，到处拉人下水，恶风所及，邪气上升，以达其腐蚀党的组织和干部的目的。
《人民日报》于1951年12月30日全文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决议及附件《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关于刑事处理的问题，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处理意见是："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据薄一波回忆，华北局之所以加"或缓期2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余地。
由于刘、张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量刑问题上，不少干部意见不尽一致。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委员（8人）和天津地区党员干部（552人）的意见，有540余人主张判处死刑，其余极少数人或主张死缓、或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上述材料后，还听取了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二犯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因看着刘、张成长，曾要求有关同志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人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组织了临时法庭，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依法判处刘、张死刑，立即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关于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法规。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第125次会议通过，同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8次会议批准，9日公布施行。分总则、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原则及附则，共7章40条。《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现阶段团结奋斗的总道路，各民族自治区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须遵循此总道路前进。各民族自治机关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法令所规定的范围内，依照自治权限，得制定本自治区单行法规。各民族自治区的内部改革，依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在国家统一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计划之下，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自由发展本自治区的地方经济事业。在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下，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得依据中央和上级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的财政权限的划分，管理本自治区的财政。各民族自治区和自治机关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采取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艺术和卫生事业。采取适当办法，培养热爱祖国的、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民族干部。按照国家统一的军事制度，组织本自治区的公安部队和民兵。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须保障自治区的一切人民，不问民族成分如何，均享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对有关自治区内其他民族的特殊问题，须与各该民族代表充分协商，要教育和引导自治区内人民与全国各民族实行团结互助、爱护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
粉碎美国的细菌战
美国侵略者在侵朝战争期间，不顾国际公法，于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并对临江、长甸河口地区进行扫射，妄图在中朝军队的前线与后方造成疫区，削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防御力量。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范围从前线到后方遍及朝鲜北半部的7个道、44个郡以及我国东北一些地区；采用的主要手段是以飞机投撤和火炮投撒带菌的生物（苍蝇、鼠、兔之类）以及杂物等，病菌多达10余种。除主要毒害人员以外，还毒害畜类和植物。对美军这一罪恶行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于3月8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声明说：美国政府为了要达到其扩大朝鲜战争、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仅在朝鲜对和平人民及朝中人民武装力量，使用了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所绝对禁止的细菌武器，甚至还扩大这种罪行，对中国东北的和平人民，也使用这一非法的细菌武器，来进行野蛮的挑衅。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政府宣布：凡属侵入中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的美国空军人员，一经俘获，即行作为战争罪犯处理。所有因侵犯中国领空、使用细菌武器、并滥施轰炸扫射、虐杀中国人民而招致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全部责任。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联合发表《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会、中国红十字会、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都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抗议美军的暴行。全国各地也组织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严惩滥炸我东北和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的社论。
在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帝国主义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旨在反对美国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以各种方法进行预防和灭菌。美国发动这场细菌战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的狰狞面目和虚弱本质。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
荆江分洪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继治淮工程后的又一巨大水利工程，于1952年4月5日全面动工。同年6月20日胜利完工。
长江水灾主要发生在中下游。从湖北省枝城到湖南省城陵矶（岳阳北），又称荆江，长420公里，江面狭窄，泥沙淤积，水流不畅。北岸从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麻布拐有一段长达133公里的大堤，即荆江大堤。这是长江全线最薄弱最危险地带，堤身高出地面十数米，每到汛期，洪峰逼临，险情四伏。如一旦江堤溃决，将使江汉平原变成一片汪洋，300万人、800万亩良田将全部被淹。而且长江还有改道的危险，长江航运将完全陷于瘫痪，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障两湖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长江航运畅通，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和在南岸开辟分洪区是十分必要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治理长江，消除水患极为重视。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首先整治荆江。
1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派出水利专家和技术人员，对荆江进行了勘察、钻探和测量，并对部分堤坝有计划地作了培修，加固长江东北岸133公里的荆江大堤。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了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并在汛前完成的决定，同时组成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荆江分洪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加固目标是确保大堤不至溃决。（2）在荆江南岸太平口虎渡河以东，荆江南堤以西，藕池口安乡河西北，开辟一个大量分洪的地区，以便在荆江水位过高时分蓄洪水，减低水位，减缓水势流速，减轻荆江大堤的负担。为此要在荆江南岸修建一袋形分洪区围堤。（3）修建分洪区的进洪闸、节制闸、泄洪闸。（4）开挖和疏通分洪区内的沟渠和修建其他涵闸等工程多处。（5）造保护堤岸的防浪林。（6）分洪区内的移民。其中进洪闸在分洪区北面的江陵县太平口，全长1054米，闸高4米，54孔，是全国第一大闸。节制闸在分洪区南端黄山头附近，全长336米，闸高6米，32孔。分洪区周围要修筑220公里的围堤，可蓄水60亿立方米。
4月初，30万解放军和民工云集在133公里长的荆江大堤和数百公里的分洪区工地上，全面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与此同时，分洪区内须迁移的23万居民，已妥善迁移安置。湖北省荆州、宜昌和湖南省常德、益阳、长沙等专区、也发动数百万人民来做后勤工作，支援施工。大批器材物资从东北、太原、汉口、南京等地源源不断地向工地赶运。铁路工人在工地上铺设了轻便铁轨。为分洪工程服务的数百名医务工作人员陆续到达工地。中国人民银行和邮局也在工地上设立了分支机构。
荆江分洪工程的困难是很大的，时间紧、任务重、交通不便、技术缺乏，又加夏季雨多、江水时涨，但是参加施工的10万人民解放军和20万工人、农民、技师、干部们响应荆江分洪前线党委"用革命的精神，革命的办法，克服困难，战胜洪水"的号召，全力以赴地投人到施工中去。他们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好、快、省"的三大要求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不断创造着新纪录。分洪工程是以解放军为主体的，解放军指战员担任着最艰巨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他们为全体参加施工的人民树立了榜样。在工程中产生了上万名劳动模范，数百个模范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广泛开展了合理化建议运动，大家找窍门想办法，不断改善劳动组织，改进操作方法，提高技术水平，使各种工程，如铁工、钢筋、水泥、土木、石沙、船舶运输均提高了工效一倍至几倍。
在分洪工程进行过程中，全国人民特别是两湖人民给了物质与精神上全力支持。上自中央人民政府，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至许多乡村，都曾派代表团深人工地进行慰问。毛泽东派慰问团送来了亲笔题字的锦旗："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为工程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工程人员。6月20日，荆江分洪工程提前15天胜利完工，总计完成土方780余万，混凝土11.7万方，砌石4.7万方，修筑了130多公里的轻便铁道及90多公里的公路。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不久，就在抗洪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4年7月下旬长江连续三次出现大洪峰，荆江大堤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先后三次开闸分洪，最大分洪量8280立方米/秒，其中一次分洪就使沙市水位迅速下降近1米，确保了荆江大堤及两岸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荆江分洪不仅为两湖人民解除了荆江水患的威胁，而且为治理长江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2年6月中旬到9月下旬，中央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属各高等学校，作为预备班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份的学生人高等学校。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又分多科性和单科性两种，它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
这次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是以华北、华东两大行政区为重点，作较全面的调整。华北是以北京、天津为重点，调整后全区共设41所院校；华东是以上海、南京为重点，调整后全区共设54所院校。华北地区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成为多科性的高等理工科学校。由原罗马教廷建于1925年的辅仁社发展起来的辅仁大学，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5月19日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调整成为新的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同时在北京新设立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专门学院。华东地区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成为多科性高等理工科大学。同时新设立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航空工业学院、华东体育学院等院校。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校名撤销。东北地区的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同时新设立东北地质学院、东北林学院、沈阳农学院等院校。中南地区的中山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校名撤销。西南地区的重庆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理工大学，同时新设立重庆土木建筑学院、重庆化学工业学院等院校。此外西北地区新设立新疆八一农学院。
人事的调配是院系调整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个教师最关心的问题。这次调配人事的原则是：（1）师资调配应该根据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而不是因人设课；（2）根据地区和部门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适当的调剂；（3）调动中有困难者应尽可能予以照顾；（4）调整后暂时难以工作的，留校学习，薪金照发。这个人事调配原则得到广大教师的拥护。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为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而对旧的高等教育制度、教学组织所采取的重大改革步骤，也是使我国高等教育服从祖国需要、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重大措施。它具体表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正确方向，这样就使我们高等学校培养某种专门人才的目的更加明确，并从制度上把它固定下来，克服了过去高等教育脱离实际、系科重复、浪费人力物力的混乱现象。但是，在院系调整中机械地搬用了前苏联的经验，不适当地撤销了一些学科，有的重点又设置过细，影响了人才的合理使用。
公费医疗制度的实行
公费医疗制度是对国家机关和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大学和专科学校在校学生的一种免费医疗保健制度。公费医疗预防的措施，在老革命根据地，早有先例，但全国解放后，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仅在部分的地区、人员中及某些疾病范围内重点实行；工矿企业，则于1951年2月间开始重点试行劳动保险条例，以解决工人的医疗问题；同年，在陕北老根据地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试行了公费医疗预防制；1952年初又将免费医疗预防办法，扩大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各根据地。
6月27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根据国家卫生人员力量与经济条件，决定将公费医疗预防的范围自1952年7月份起分期推广，使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享受公费医疗预防的待遇。
政务院决定公费医疗的范围扩大到大学和专科学校学生，从而，使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全部建立起来。
公费医疗制度的具体办法主要有：公费医疗的经费由国家开支，国家实行分级分工医疗。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的门诊、住院所需的诊疗费、手术费、住院费，门诊或住院中经医师处方的药费，均由公费医药费中拨付等。
公费医疗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卫生保健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政府关心国家工作人员健康的一项重要的福利措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具体表现。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修筑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长期的愿望，40多年来，他们为修筑成渝铁路，曾经付出了人力、物力，甚至付出了鲜血。但是，将近半个世纪，四川人民一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刚解放的四川，遍地疮痍。百废待兴。清匪反霸尚未结束，社会还不安定，国家经济也十分困难。但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认为发展交通事业，将有助于西南经济的复苏，带动百业发展，决定着手修建成渝铁路。这一决策立即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成渝铁路建设方案，毛泽东在请示报告上指示："顺从民意"。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修筑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建国之初，在缺乏经验、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工程材料的情况下，修筑铁路是困难的，在号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山地修筑铁路尤其困难。面对各种困难，西南区领导机关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在劳力的来源和组织上，他们改变了包商招工的办法，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了28000名指战员，作为筑路的"开路先锋"和主力。战士们把工地当战场，迅速掌握了开山凿石的筑路技术，工效超过标准工一倍以上。在1950年11月战士们奉令回部队整训以后，在成渝沿线动员了84000名农民和失业工人，由各地方人民政府和党委负责人亲自带领，参加修路。经过培训，很快掌握了筑路技术，涌现出不少出色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单位。当1951年土石方工程结束，民工复员回家时，1万多民工已变成熟练的筑路工人，他们自愿参加西南铁路工程部队，长期献身于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重庆的钢铁工人对成渝铁路作出了有决定意义的贡献。过去有的人长期认为我国工厂不能轧出标准钢轨，只能向外国购买。重庆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刻苦钻研、顽强奋斗，终于于1950年10月轧出了第一根钢轨，从而使成渝铁路所用全部钢材、鱼尾板和螺丝钉不仅全是国货，而且都是四川当地制造的。同样，在解放前，修筑成渝铁路时，有人认为："中国木头不能作枕木"。因而想从外国进口。现在，四川农民在人民政府号召下，争着把上好的木料卖给铁路局，125万根枕木迅速备齐。
四川人民修筑成渝铁路，得到了祖国四面八方的支援，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昆明、贵阳等地数千铁路职工远道来援。东北的钢铁、京津的机车、车辆溯长江源源而上，满载器材、粮食的汽车、船只沿着成渝铁路和长江、沱江来来往往。整个工地洋溢着热烈欢腾的场面。
成渝铁路从1950年6月15日开工，8月1日开始铺轨，10月1日试车，此后逐段通车，1952年6月13日下午3时20分铺轨到成都火车站，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部完工，距开工之日恰为两年。7月1日，成都、重庆同时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庆祝典礼，两座城市载歌载舞通宵狂欢。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对于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工业、繁荣经济、提高西南人民的生活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为了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在亚洲，签订片面的对日"和约"，阻挠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并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使亚洲、太平洋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努力保卫和平及制止新侵略战争的阴谋，中国著名和平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人于1952年3月21日联名发电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提出：和平绝不能等待，和平需要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电文发出后，迅速得到亚、澳、美各洲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成立了本国参加大会的筹备委员会，推定本国对和平事业有贡献有声望及爱好和平的人士参加联名发起。6月3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共有中国、印度、日本、美国等20个国家的47名代表参加。大会讨论并通过筹备会议宣言和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的提议。确定大会的议题是：（1）保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的独立、自由与和平，反对扩军备战。禁止关于战争的叫嚣及种族仇恨的宣传；取消一切对于和平宣传的压制，要求和平运动的自由。禁止使用原子、细菌及化学武器：反对对于非战斗人员及和平居民的轰炸和屠杀，加强对于国际法的遵守。（2）发展平等互利的正当国际经济关系与文化交流，反对封锁与禁运，改善人民生活，增进妇女儿童的福利。（3）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反对将日本作为侵略基地，以消除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的严重威胁。（4）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合理地解决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在内的一切有关和平的问题。
10月2日－13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亚洲、澳洲及美洲沿岸的37个国家的正式代表344人，列席代表34人。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及其亚澳联络局、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学生联合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等国际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此外，还有英国、法国、巴西、阿尔及利亚的来宾和其他特邀的和平战士。共计463人出席了会议。在10月2日的开幕式上，大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刘宁一宣布开会，并作了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接着开幕式执行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致题为《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的开幕词。她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一个伟大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事件。它充分证明，人类是一定能创造和平的。她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人民，要求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切战争，并且用真诚协商的方法谋得和平解决。动员人民，要求所有曾经参加战争的国家根据国际协定，合法地结束以前的战争，并以此向全世界保证，过去的敌对国家今后将为和平而工作，为和平而生活。动员人民，要求禁止一切集体屠杀的武器并宣布这些武器为非法，对于在目前战争中曾经使用这种武器的人们，必须按照国际公法加以审判。动员人民，要求扫除对于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并且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促成各国人民间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充分交流。动员人民，争取有助于和平共处的道德条件，争取健康空气，以消除仇恨与战争，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友爱和谅解。随后，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彭真致欢迎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分别给大会发来贺电。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会议的议题和议事规则。议题包括：总报告、日本问题、朝鲜问题、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民族独立问题、保卫妇女及儿童福利的问题、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关于中东及近东和平运动的情况的报告、宣言及决议、其他等11个议题。
在3日的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听取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郭沫若作的《团结一心，保卫和平》的总报告。指出：在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之下，许多国家的内政受到外国的干涉，外国的军事基地不断地在亚洲东部和南部、澳洲、美洲、近东、北非及欧洲西部的各国扩张着。许多国家没有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或是独立主权在遭受着严重的威胁。而且战争的威胁愈来愈严重了，使我们不能不紧急地动员起来从事和平的保卫。郭沫若还向大会提出了在筹备期间经过初步协商的5项要求，请求大会讨论并加以采纳。这5个方面要求分别是：要求全面解决日本问题，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要求采取必要的步骤，使朝鲜等地的战争得到公平合理的结束；要求美、英、法、苏、中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实行国际裁军；要求保障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由选择自己认为满意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力；要求禁止关于战争的叫嚣和民族仇恨的宣传，取消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取消一切对和平运动的压制。
同日，日本代表龟田东伍作了《关于日本问题的报告》，指出：造成日本国民目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原因，就是外国的占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就是旧金山条约加深了的战争的危机。日本国民反对旧金山的单独对日和约，而主张缔结按照国际规定的真正和约，以保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持久和平；要求从日本撤出外国军队和军事基地；要求有和平、民主、自由的生活权利。朝鲜代表团团长韩雪野作了《关于在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恢复和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制止亚洲现存侵略战争的继续延长和可能扩大的危险，首先就得立即制止正在朝鲜进行着的美军的灭绝人性的轰炸与细菌战的罪行，并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立即结束朝鲜战争。
在此后的几天的会议中，还听取了印度代表团团长克其鲁《关于文化交流的报告》、印度尼西亚代表苏鲁梭《关于经济交流的报告》、智利代表团团长奥尔加·波布列特夫人《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报告》、巴基斯坦代表塔希拉·马兹哈《关于保卫妇女权利和儿童福利问题的报告》、美国代表团团长路易士-惠吞《关于需要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的报告》等一系列的报告。总计，有109位代表、列席代表及特邀来宾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言。
经过各小组委员会及全体会议充分民主的讨论，会议于12日23时40分举行了闭幕式。在闭幕式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指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战争，保卫和平。重申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国家是能够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高呼和平不能等待，和平必须争取。为了赢得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进行不懈的斗争。大会还通过了《致联合国书》并一致通过了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宣言和决议。其中《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要求：（1）由有关各国缔结全面的真正的对日和约；（2）反对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支持日本人民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3）任何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日本本土；任何外国不得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任何外国不得干涉日本内政；（4）必须撤除外国政府对日本的和平建设及对外贸易的各种人为限制。
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的另一个紧迫的任务是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迅速恢复朝鲜的和平；会议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是停止朝鲜战争、恢复朝鲜和平的唯一公正可行的办法。
鉴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正遭受着外国干涉者的阻挠，尤其是美国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严重侵犯各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掠夺各国的资源；而这些国家迫切渴望着获得独立自由，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通过了《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对这些国家人民的正义要求寄予关切和同情，这无疑将坚定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独立、要求和平的信念。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之间，历来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将会有助于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进各国人民之问的相互了解，增强和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打破国际上的各种不合理现象。为此，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交流问题的决议》和《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运动的决议》、《关于妇女权利与儿童福利问题的决议》、《关于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这些都是保卫亚洲、太平洋区域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措施。
为了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运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接着大会选举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选举宋庆龄任委员会主席，文幼章、郭沫若等12人任副主席。另外，墨西哥代表团团长、医生伊斯玛尔·科西奥·罗里盖斯代表参加会议的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印度、日本、朝鲜、蒙古、尼加拉瓜、苏联等国的科学家、医生27人，发表了一份《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的声明》。最后，大会执行主席之一、印度代表团团长赛福丁·克其鲁致闭幕词，认为这次大会已经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要求与会代表立刻采取具体的步骤，来贯彻这次大会的决议，并互派文化访问团，促进互利贸易，从而加强各国的联系。13日晨，大会在"保卫和平"的歌声中闭幕。
这次和平会议的召开，促进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它标志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和平运动从此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甘岭战役
上甘岭战役是侵朝美军所发动的以金化地区东北的上甘岭为主要进攻目标的一次战役。敌人称之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位于五圣山主峰南4公里处。其左侧为537.7高地，其右侧为597.9高地，这两座高地互为上甘岭的犄角，总面积约3.7平方公里，是上甘岭的天然屏障。阵地突出，均楔人敌方，直接威胁敌军的金化防线，成为两军必争之地。美军企图利用"金化攻势"，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防线的中部打开一个缺口，进而分割其防御体系，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退，既改善了它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战，又可以配合谈判，逼迫朝、中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其无理要求，维持它的"霸主"面子。杜鲁门认为，如能达到上述目的，他与"盟国"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缓和，困境可以摆脱，在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可以多捞选票。对此阴谋，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早有觉察。志愿军司令部给第一线各军发出关于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秋季攻势，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指示。各军在正面阵地上都构筑了坑道和堑壕，大量防坦克壕、鹿砦等。这样，就在上甘岭地区发生了一场进攻与防御的惊天动地的激烈的战斗。
上甘岭战役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年10月14日－20日，美军发动大规模的金化攻势，斗争的重点在597.9高地。14日，敌人先以4至7个营的兵力发动猛烈进攻，占领两高地的大部表面阵地，志愿军部队转入坑道作战；当天夜里，全部恢复阵地。从15日起连续3天，敌军以两团又4个营的兵力，在大量炮火支援下，对我两个高地轮番进攻。白天失去阵地，志愿军在夜间反击又夺回，形成反复争夺状态。到18日，两高地的全部表面阵地为敌军占领，志愿军防守部队全部退守坑道。
为歼灭进攻的敌人，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分别以3个连的兵力，于19日对两高地表面阵地的敌人实施反击。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就在这次反击597.9高地敌人的战斗中，用血肉之躯铸造了顶天立地的丰碑。黄继光是第四十五师第一三五团二营通讯员，随营副参谋长到第六连参加反击战斗。从黄昏战到深夜，六连冲击5次都因未能摧毁敌人一个中心火力点而被阻，连续爆破又没有成功。这时离天亮只有40分钟了。在这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求爆破任务。他带领连部两个通讯员，以灵活巧妙动作向敌人中心火力点接近，可是他们中一个牺牲，一个身负重伤。黄继光冒着敌人机枪的密集火力继续匍匐前进。在接近敌中心火力点只有八九米处，他连投手雷，仍未能将火力点全部炸毁。他在身边已没有弹药，身体又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一跃而起扑向敌人中心火力点，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机枪的射击，为反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夺回了阵地。黄继光的英雄行为，充分表现了共产党教育的战士为正义与和平而勇于牺牲的无比高尚的品质。在这一周里，在上甘岭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美军先后投入兵力17个营，志愿军参战的有21个连。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表面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了敌人以后，转入坑道内坚守，两个阵地表面暂被敌人占领。
第二阶段，10月21日－29日，志愿军坚守坑道作战。美军为完全占领这两个阵地，对坑道采取轰炸、爆破、放毒、熏烧、堵塞、封锁、围困等手段，企图彻底消灭坑道内的志愿军。上甘岭战役最艰苦的阶段来临了。为了坚持坑道的斗争，转入坑道内的各单位党员主动地进行联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党支部领导各单位整顿了组织，确定指挥的分工，并鼓舞坑道内全体人员展开积极斗争，使群众情绪始终高涨。这时，双方斗争的焦点转移到坑道口争夺战上来。志愿军纵深的炮火打击向坑道口进攻的敌人以支援坑道内的部队。坑道内的部队则不断出击袭扰敌人。各坑道分队组织小型出击多达150余次，他们跃出坑道快，打击敌人快，退回坑道快，共歼敌2000余人。但是，由于当时坑道内部的设备还很不完善，各种物资的储备不足，粮、弹、水、空气都十分缺乏，有一个连队曾数天没有水喝。广大干部、战士仍不畏困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恰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来到了前线，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和慰问品送进了坑道，使坚守坑道的战士受到极大鼓舞。同时，志愿军纵深部队也积极设法支援坑道坚守战，在坑道分队配合下，先后进行了6次反击，其中3次一度夺回全部表面阵地。每次反击，志愿军纵深部队都给坑道内守军送去许多水果、粮食和弹药并使坑道内部队得到轮换。就这样，坑道内部队胜利地守住了坑道，为志愿军纵深部队发起全面反击赢得了准备时间，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10月30日－11月25日。志愿军坑道内外部队，在大量炮火支援下，进行决定性反击，彻底粉碎敌人的"金化攻势"，全部收复阵地。
30日，志愿军7个连同坑道内3个连配合，对597.9高’地的敌人进行反击，全歼守敌4个连。志愿军在夺回597.9高地后的这一周中，挫败敌人5个团又2个营的轮番反扑，歼敌6000余人，巩固了阵地。
11日夜，志愿军开始反击537.7高地北山，迅速恢复了全部表面阵地。12日起，美军连续发起猛烈反扑，但除了送掉更多士兵的生命之外，一无所获。激战至25日，击退敌人50余次冲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537.7高地北山阵地。美军因伤亡高达25000余人，无力再发动进攻，被迫停止"金化攻势"，至此，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上甘岭战役期间。美军在43天的战斗中，共投入6万人以上的兵力，动用大炮1500余门，坦克120余辆，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最多的一天达30多万发。另外，还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共投弹5000多枚，最多的一天出动飞机250架（次），投掷重磅炸弹500多枚。如此多的钢铁倾泻到不足3.7平方公里的狭小阵地上，把山头削低了2米，山上的岩石被炸成了1米多厚的黑色碎石粉末。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三四米。美军经常使用4—5个营的兵力，对一个山头进行集团式的冲锋。全战役美军共发动了900多次冲击，有时一天达20—30次。守卫上甘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在1952年行将结束，1953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国家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许多新的问题。党领导人民继续前进，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中共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制定有一个历史过程。
这条总路线的根本思想，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后，党的任务就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会还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认为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会大大改变，成为一个有强大工业和强大农业的富足国家，那时就可以考虑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了。从而使先完成国家工业化，再实行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进一步具体化。
中共中央在着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探索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问题。195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经验，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作了重要的改变，即从原来的"先建设后改造"改变为建设和改造同时并举，从原来的"一举进人"改变为逐步改造。提出了要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逐步改造的新构想。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都较详细地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
李维汉根据深人调查给中央写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总结建国以来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情况和经验，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李维汉报告时，毛泽东着重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错误。"7月23日，李维汉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毛主席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国家即开始进入过渡时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地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都不能离开它，离开了，就要犯‘左’倾或右倾错误。"8月1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总结时引用毛泽东修改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中共中央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情况在一些场合传达以后，在私营工商业界引起一些反响，有人赞同，有人疑虑，有人抵触。1953年9月7日，毛泽东约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告诉大家："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稳步前进，不能太急，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该发生震动和不安。"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宣传总路线，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提纲》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作深刻的理论分析和通俗系统的解释。
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到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内容，简言之即"一化三改"。一化，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同时进行，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或缺。毛泽东指出，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旧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就显得极其重要和格外迫切。只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面貌，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建立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使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才能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使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显示出来。我国的农业经济分散落后的经营方式限制了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它的发展或者是资本主义农业，或者是社会主义农业。土地改革后的广大农民，强烈要求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共产党及时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把小农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手工业历史悠久，行业繁多，布局分散，产品丰富，中外驰名。但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不适应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的要求。手工业者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更有兼手工业与农民为一身者。共产党采取"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坚持自愿互利原则，通过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国家援助的办法，把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之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内部劳资之间，资产阶级利益与全国人民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明显。这些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势在必行。共产党依据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规律。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社会主义的新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塘沽新港开港
10月17日，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完工并正式开港。
位于海河人海口北岸的塘沽港，过去是一个狭窄而简陋的港口，只能容纳千吨左右的小轮。3000吨以上的大船只能停泊在海面，货物的装卸靠驳船进行长距离的驳运，这既造成财力物力的损失，又影响了船舶的运转率。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曾计划在渤海湾修建一个北方大港，位置就在塘沽，但始终未能如愿。为了掠夺中国物资，帝国主义者曾在这里修建港口，虽然耗费了大量物资，修成的港口也仅能停泊3000吨的轮船。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对塘沽港口，不但没有扩建，连必要的维修也没有进行。在平津战役时，国民党残部在由塘沽逃离时，抢走大量船只、物资，破坏港口设施，塘沽港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塘沽港全体职工对港口进行了维修保养和重点修补工作，很快恢复了港口的使用。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南北物资交流和对外贸易也迅速开展。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封锁和经济禁运，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有这一切，使建设塘沽新港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
8月24日，政务院第九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的决定》并于25日公布。《决定》指出，天津港口由于自然条件（航道狭窄、水浅等）的限制和年久失修，以致使满载3000吨以上货物的船只，均须经过驳运倒载，而不能直达天津装卸。这不仅增大了货运费用，而最主要地是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出入口贸易。因此，完成塘沽新港建设工程，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决定》还指出，修建塘沽新港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工具、船只、干部、技术等均非现在原塘沽新港工程局所能胜任，必须在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力量，才能有效。为此决定：（1）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直属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领导。其职责为确定修建方针，指导重大技术，调集干部和船只，解决材料、工具等困难，并争取于1952年冬季使万吨轮船能够驶入新港停泊装卸。（2）塘沽建港委员会由章伯钧、黄敬等14人为委员组成，以章伯钧为主任委员，黄敬、靖任秋、高原为副主任委员。（3）加强新港工程局的领导，调李安为新港工程局局长，周纶为副局长，新港工程局直接受塘沽建港委员会领导。（4）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海河工程处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代管，其建制仍属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完成海河疏浚、破冰和放淤等任务外，兼顾塘沽建港工程，发挥船只的最大效率，完成建港任务。
为了完成建设新港的任务，广大参与建港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了高昂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保证了施工任务顺利进行。在施工中，工人和技术人员曾提出了1949项合理化建议，创造了1280项新纪录。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各种责任制312项，技术作业规程103项。在第三季度，还推行了小组经济核算，加强了计划管理和成本管理，打下了实行初步经济核算制的基础。经过努力奋斗，提前二个月完成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任务，并为国家节省了142亿元（旧人民币）的资金。
10月17日上午，塘沽新港开港典礼在一号码头隆重举行。参加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天津市以及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和参加建港工程的职工4600多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章伯钧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和新港全体职工致敬。他说，新港开港后，对今后南北物资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华北、西北资源的开发将有重大影响。这是中国和平建设伟大力量的表现。他号召新港全体职工再接再励，不骄不懈，继续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完成新港第二期建港工程。会上，新港全体职工还通过了《上毛主席书》，豪迈地表示："帝国主义国家轻视我们，以为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建筑海港。今天，我们以我们的胜利回答了他们。我们向世界宣布：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您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不但能够在这里建筑起自己的海港，并且还要在祖国的其它海岸上建筑起更多的海港。"下午1时10分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长春号"万吨级轮船，由五艘彩船导引，乘风破浪，驶入港内。一时间岸上、船上，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一群鸽子飞向天空，象征着新中国和平建设的伟大胜利。
塘沽新港是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力量修建起来的第一个规模宏大的商港，为国家免除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损失，对发展海上运输和促进国内外贸易，提高人民生活，都有很大意义。
周恩来同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
从1952年10月20日起，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常委会议，与会的各地资本家代表人物有：盛丕华、苗海南、李烛尘、傅华亭、向德等人。会议期间反映出资产阶级现存的一些思想顾虑，使如资产阶级的地位、前途等，以及私营工商业现存的一些问题，如市场问题、利润问题等。会后，10月25日周恩来邀集若干资本家代表人物座谈就若干政策问题与他们作了交谈。
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一般地说是好的。他认为国家建设中有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政治的任务，要使国内各方面更加紧密团结；另一项是组织的任务，要大量培养国家建设的干部。""今后在政治上要更加促进团结，《共同纲领》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因此"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讲团结要求反"五毒"，"反‘五毒’也是为了团结"。
关于前途的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3年恢复，10年、20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10年、20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当前中国经济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共同发展。五种经济成分犹如人手的五指。当然，国营经济是领导经济，有国家强大力量的支持，发展的量会更大，质也会更高。私营工商业者从国家和人民利益来考虑，对于国营经济的发展，也应该是热烈欢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国营经济，今后都将得到发展。私营工商业，特别是工业，一定会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国家现在投资的重点是重工业，如燃料工业、机械工业。在轻工业方面，私营工商业还有广阔的发展园地。国家工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厂的改进和发展都有好处，比如国家机械工业发展了，能大量生产纺织机、造纸机，就有利于私营纺织业、造纸业的改进和发展。……因此，不应该担心私营工商业没有发展前途。""除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五毒’俱全的分子外，广大的私营工商业者都是有光明前途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周恩来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相同，但面目不同。因为：（1）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过去就掌握了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虽然一度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但马上就受到排斥。（2）希特勒侵占东欧各国后，资产阶级投降希特勒，组织傀儡政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一般没有和敌伪政权合作，许多代表人物并撤退到抗战后方。（3）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则留下捣乱，破坏人民的政权，因而国家很快就没收了他们的企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除极少数人跟随蒋介石外，许多代表人物站到了人民方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般地是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全国解放后，在3年来的合作中，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特别是在维持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改造旧的社会经济方面，尽过一定的力量，对国家建设也有一份贡献。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周恩来认为"在国家建设中，组织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毛主席曾说过，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手工业者是两个大海。全国的农业人口约达4.7亿人，要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化，大约需要10年、20年。城市的手工业者也有很大数量，全国的工商户大约有400万户，如果连摊贩在内可能有600多万户，其中有很大一批是手工业者，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无论农民或手工业者都应该组织起来，逐步合作化，否则其中很多人将因分化而走向破产，也将影响国家的工业化"。
关于市场问题，周恩来认为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的购买力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农业增产后，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工业原料、土产、畜产等，不仅可以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农民需要大量工业品，其中很大部分是生活资料，这不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可以包下来的。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势必会刺激市场的活跃"。
在说到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10年、20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周恩来指出："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大量干部。大学生的分配要适当照顾私营企业，今年暑期曾分配了400多人给私营企业，明年还可以增多一些，否则私营企业就难于不断地改进生产经营。今后在培养技术人材方面，除国家和人民团体负有责任外，私营企业也要负起责任来。"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是艰巨的。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腐朽统治与残酷掠夺，由于长期战争的摧残，社会经济日益衰落破败，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以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其中重工业减少了70％，轻工业减少了30％，煤炭、钢铁、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减少了48％、80％、25％和48％。从1937年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极其悲惨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和措施。首先，通过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以此作为国家财政经济的支柱，为以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党和政府通过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刹住了物价大涨风，初步稳定了物价。1950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研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决定实行"三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人，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样，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它对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扭转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再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1950年6月，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提出了一个任务、三个条件、八项工作。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需要做好土改、调整工商业、精兵简政、文化教育和共产党整风等八项工作。之后，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合理调整，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到1950年秋，调整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调整，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很大发展，同时也使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
第四，开展土地改革、增产节约、"三反"、"五反"等社会改革运动。1950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展开，到1953年春，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使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反腐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到1952年底，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主要表现在：
一，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增加77.5％，其中工业349亿元，增加145.1％；农业461亿元，增加53.5％（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为135万吨，比1949年15.8万吨增长753.7％，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46.3％；原煤6600万吨，比1949年3243万吨增长105％，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6.5％；原油产量1952年达到43.6万吨，比1949年12.5万吨增长263.3％，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37.5％；粮食1639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51.6％；棉花1303.7万公担，比1949年增长193％，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加53.6％。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有较大增长，由1949年的34.7％，增长到1952年56％；私营工业由55.8％减到17.1％（绝对数量仍有发展）。工业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49年轻重工业产值的比例是73.6比26.4；1952年为64.5比35.5。
二，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底的21989公里增加到24500多公里。3年间，共修复铁路1000余公里，其中新建成渝、天兰等铁路1320公里。3年间共修复公路32000多公里，新建公路11000公里，通车里程达126675公里，比1949年增加56.8％。
邮电事业，1952年邮局、所达到4.95万所，比1949年的2.63万所，增加了88.2％。邮路长达128.9万公里，比1949年70.6万公里增加82.6％；邮电业务工作量，1952年达到1.64亿元，比1949年的0.97亿元增加69％。一些偏僻山村也开始有了邮路、电话，极大地方便了生产和人民生活。
三，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平衡，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和提高。
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收支相抵，结余7.7亿元，并实现了物价的完全稳定，结束了旧中国长期通货膨胀的历史。
就业人数逐年增加。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为446元，比1949年提高了70％左右；农民的收入也增加30％以上。全国的职工的总人数已由1949年的800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1580万人。三年间增加了97.5％。
四，全国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提高。
人民的文化生活伴随生产的发展也有明显变化。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9.1万人，比1949年增长64.1％；中等学校在校生314.5万人，比1949年增长142.2％；小学在校生5110万人，比1949年增长109.5％。1949年到1952年大众文化馆由896个增加到2430个；图书馆由55个增加到83个。医院和卫生机构由2600个增加到3540个；医护人员由54.1万人，增加到81.9万人。1952年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18万张，比1949年的8.4万张增加了1.14倍；县卫生院已全部建立起来。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伟大胜利，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以下简称"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编制工作，早在1951年春就已开始。在1951年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1951年试编了《关于制定1951—1955年度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方针的指示（草案）》，对5年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一些轮廓性的要求和初步部署。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1952年8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轮廓草案指出，今后5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五年建设的方针是：第一，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第二，工业的速度，在可能条件下应力求迅速发展。第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应结合目前实际情况。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8％。工业总产值增长156％（即每年递增20％），其中生产资料增长230.5％（即每年递增27％）；农业总产值增加53％（即每年递增8.9％）。随后，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就"一五"计划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并商谈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
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斯大林两次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并且提出了意见。他认为，轮廓草案中提出的5年中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当时确定20％的年增长速度是基于建国后工业年平均增长34％的速度而提出的，对经济恢复时期带有恢复性质的高速度不可能保持长久这一特点注意不够。斯大林的建议很有启发意义，"一五"计划最后确定为年增长14.7％，实际完成18％。斯大林还同意帮助中国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也对我国草案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主要有：（1）从中国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任务是正确的。（2）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14％～15％为宜。（3）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4）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5）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的不足。（6）要十分注意农业的发展，不仅要大量生产质量好、价格低的农机具和肥料，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资交流。（7）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8）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意见对于计划草案的修改调整都起了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
后来中共中央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又明确规定：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鉴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中，中共中央强调，"一32"计划建设要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使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要突出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建设上；要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正确反映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中央的这些指示，在"一五"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一五"计划一方面初步编制和开始执行，一方面继续讨论修改，先后历时4年，经过五六次大的变动，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计划草案。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个计划。11月9日和12月19日，国务院先后颁布命令，将"一五"计划下达各地和各部执行。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是：五年内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总支出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其中，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427.4亿元，占55.8％，其余44.2％的资金计339亿元，用于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资源勘探、工程设计和器材储备等；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的设备大修、技术组织措施、新产品试制等；各经济部门的流通资金；经济和文化事业，培养专业干部等。
基本建设投资427.4亿元的分配是：工业部门i为248.5亿元，占58.2％；农、林、水部门为32.6亿元，占7.6％；运输邮电业为82.2亿元；占19.2％；文教卫生部门为30.8亿元，占7.2％。上述投资分配中，工业是投资的重点，占了大部分。农、林、水所占比例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一32"期间农业不可能广泛地实行机械化，大规模的水利和林业建设还不可能全面展开。
当时编制"一五"计划过程，显明地反映了下述指导思想：
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对我们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了获得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正确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因此，充分估计到资金、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估计到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科学交流等各方面对我们的封锁和歧视，因此，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强调坚持在经济建设中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其中一部分是在"二五"计划期间进行）。尽管如此，在苏联帮助设计和装备的项目中，仍有20％至30％的设计工作量和30％至50％的机器设备由我们自己负担，凡能自己解决的决不依赖外援。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我国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强调要求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或者影响国家建设的发展，或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
可见，"一五"计划的这些指导思想，吸取了中国自己的经验，借鉴了苏联经验，是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建设计划，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原则。
禁毒运动
鸦片，俗称大烟，英国殖民主义者自17世纪侵占印度后，即将大量鸦片运销中国，实现其毒害中华民族达到侵略的罪恶目的。据英国官方统计材料，1837年7月至1838年6月，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商品总值是560万镑，而鸦片就占60％。1800至1838年，英国鸦片贩子把42万多箱鸦片运进中国，从中国夺走4亿银元。1835年，我国吸食鸦片烟者约达200万人以上，以后逐年增加。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鸦片烟毒吞噬中国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迫使英、美鸦片贩子交出鸦片200多万斤，在虎门海滩公开销烟，大张中华民族的志气。1840年6月，英国帝国主义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鸦片走私就成了合法贸易。于是，英、法、德、日、荷兰、美等国竞相向中国输入鸦片，烟毒便在中国大肆泛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强迫农民将良田种植鸦片，公开地制造贩卖，到处开设土膏店、白面房，吸毒者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也宣传禁毒，但只是做官样文章，明禁暗不禁。国民党大批军政官僚人员利用职权通过铁路、航空、轮船、邮局操纵运毒，坐发横财。许多大毒犯得到了军警特务机构的保护，广开毒源。他们有的收买反动军警武装持械押运；有的自辟运输线，沿途专人护送。烟毒交易"一本万利"，官僚、奸商经常贩运。因此，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形成广为种植罂粟，城乡普遍吸毒的局面。比如，解放前夕，贵州省的1400万人口中，吸食鸦片约300万人。贵阳市解放前夕人口约23万，吸毒者约4万，烟馆2000多家。遵义城解放前夕人口约6万，烟馆400多家，烟味充斥大街小巷，被称为"烟毒世界"。据初步统计吸食鸦片烟毒的烟民，全国约有2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4.4％。众多的烟民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神魂颠倒，甚至道德沦丧，进而沦为盗匪、娼妓。残留中国大陆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通过制毒、贩毒获得巨款，充作匪特的活动经费。烟毒的蔓延也成为新中国政府工作人员腐化变质的触媒。吉林省蛟河县县委书记与一名毒犯合伙贩毒牟利，从而诱使该县主要领导干部成为一个贪污集团，烟毒摧毁了共产党的整个县委。
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使命感，决心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彻底根除烟患，医治旧中国的痼疾。
全国禁毒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底。这一时期是禁烟禁毒全面开展时期。各地人民政府为了人民利益先后制定了禁毒办法、布告、指示。南京市于1949年10月发布了《禁止烟毒暂行办法》。责令种、制、运、售毒者登记交出毒品、烟具，有吸毒嗜好者，限期戒除，违者按照情节惩处，没收非法所得财产。贵州省人民政府1950年1月30日发出《为禁绝鸦片告全省人民书》。《告人民书》鲜明地表明了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我人民政府对鸦片毒品，一向都是抱深恶痛绝态度，凡是解放区，一律采取坚决禁绝方针。为了爱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正当生产，繁荣经济"为建设新的贵州而奋斗。
为了加强对各地禁毒工作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2月24日，向全国下达了《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通令》指出："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各级人民政府"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订出限期禁绝办法"。《通令》强调必须向广大群众进行反烟毒的宣传，调动并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禁毒工作的进行。通令规定，对制造、贩运、销售烟毒的烟贩和众多吸食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并要求各级卫生机关配制戒烟药，帮助烟民戒烟，对贫困烟民，可免费或减价医治，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立戒烟所。
2月6日，周恩来总理向各行政区的各级政府重申了禁绝烟毒的命令。严格规定：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法令处分；对于旧存毒品，一律无偿地上交当地财委保管，不得隐瞒不交，违者受纪律处分。
在政府的周密部署下，禁毒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不少毒贩和烟民开始改业和戒除。
第二阶段，从1952年1月至12月底。在此阶段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禁毒运动，深入打击贩毒分子。
为使禁毒运动向纵深发展，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为了彻底根除鸦片"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指示指出："（1）首先解决贩毒问题。（2）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现象，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3）铁路、交通、公安、司法、税务、边防、海关等部门是这次运动的重点。（4）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处理上应采取严加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1952年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三反""五反"运动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下，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以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
按照党中央、政务院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在第二阶段禁毒斗争中，主要开展了下面几项工作：（1）建立组织。各地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公安、卫生、民政、司法、宣传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禁烟禁毒指挥部，负责掌握政策，了解情况，统一指挥开展宣传，进行登记、集训、逮捕、审讯、处理等工作。（2）设立登记处。各市、县、区、乡设立登记处，由政法部门及区委、乡委抽调干部组成。以登记制、贩毒为主，对吸毒者也登记，以督促自戒。运动中，很多毒犯到登记处登记。（3）集训毒犯。集训情节严重的毒犯。对毒犯规定严格的集训守则和生活制度。由负责同志训话，讲明政策，责令他们坦白交待问题，揭发其他毒犯的罪行。通过集训查清了犯罪事实，政府根据罪行轻重进行处理。（4）传讯毒犯。对情节较轻或罪证不足的毒犯，采取传讯方式，并将传讯与家属工作结合起来。由所在地区派出所负责。通过传讯发现若干线索，缴获很多鸦片烟土。（5）召开公审大会，将运动推向高潮。各地在运动中都召开公审公判大会，声势大，参加人数多。对毒犯处理分杀、关、管、放四种类型，完整地体现党的政策，在毒犯中产生了很大震动，在广大群众中激起了反响。（6）宣传发动群众。各地政府出具布告、通告；各地领导召开大会小会宣传；各市、县报告员、宣传员按系统按单位，运用巡回展览、幻灯宣传等形式，向群众进行禁毒宣传。此外，公安部门还组织烟毒犯典型坦白，受害户控诉检举。派出所召开毒犯家属会，进行教育，动员检举，召开吸毒户会议，说明危害，动员检举揭发，督促自戒，使禁毒宣传既有声势，又有成效。（7）各级公安机关在禁毒运动中，抓紧侦破大案要案，把隐藏很深的毒犯抓获。为夺取禁毒运动的胜利做出了贡献。（8）做好烟民的戒毒工作。由于禁毒运动消灭了毒品的来源，使烟民们十分痛苦。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各地公安机关分别召开烟民会，请已戒绝的烟民谈体会，介绍经验，进行思想教育。另一方面由卫生部门采取措施，为他们减轻痛苦。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广大群众在了解禁毒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后，便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毒斗争。据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揭发毒犯的材料131万件，检举的毒犯有22万多人。有的群众还主动监视毒犯的活动，及时向政府反映；有的协助政府查证材料；有的当面控诉、揭发毒犯的罪行，还出现了妻子检举丈夫、子女劝导父母、弟妹动员哥嫂交待罪行的场面。群众的广泛发动，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量，使毒犯惊恐不安，纷纷向公安机关主动自首、坦白悔过。据统计，在运动中全国坦白登记的毒犯约有36万多人。
对毒犯的处理问题，党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明确指示：禁毒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制造、贩运毒品的毒犯。具体政策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小犯、偶犯、从犯从宽，大犯、主犯、惯犯从严。总的精神是严查宽办，惩治与教育相结合，以争取大多数。这样就争取了胁从、偶犯和毒犯家属，以及为数众多的烟民。在定案处理时，处决的少数大毒犯一般是具有反动身份且民愤极大的分子，对逮捕的毒犯，大多通过管制或劳动改造，使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对于众多吸毒的烟民，一般以"受害者"对待，由本人具结自行戒除。政府还设立戒烟所，配制戒烟药。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烟民纷纷戒除了吸毒恶习。据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共登记制造、贩运毒品的毒贩36万人，关押3.5万人，处决大毒犯880人。
这场群众性的禁毒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说，到1952年底，就取缔了种植、贩运、吸食毒品的活动，基本上禁绝了肆虐百年的烟毒。禁毒成果举世瞩目，震惊中外，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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