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贯彻执行时，更片面强调它的灵魂是高速度，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进一步助长了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发展。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很快在全国出现高潮。为了突击完成钢产量的翻番任务，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炼钢铁运动。钢铁生产被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到1958年底，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群众达9000万人，小高炉达到100万座。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运动也同时出现了。1958年8月，党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到10月底，全国就建立了2.6万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搞乱了生产关系，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到11月初，中央许多领导人开始觉察到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采取了若干措施，逐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所有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
经济建设出现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为此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及时纠正这一冒进的倾向，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但是对这一正确的做法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的正确决策。他认为，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三个东西被反冒进一股风扫掉了，结果就影响了1957年经济建设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的进展。总之，给群众泼了冷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是不对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批评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懂得1956年"跃进方式的正确性"。接着，按照毛泽东的讲话，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越过英国"。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公开批评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提出，要把1958年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就在不断批判反冒进、促跃进的形势下，1958年1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由部分中央领导和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杭州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建设上领导方法问题、两类矛盾问题和整风运动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他提出工业、手工业、农业、反浪费、红与专的关系、除四害、绿化、两类矛盾问题等17个问题。毛泽东的讲话，除关于经济工作的工作方法问题外，也涉及到工作任务、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这些问题，成为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后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所讲的重点问题是：
批评1956年反冒进，批评右倾保守。
毛泽东讲，1956年工业产值增加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毛泽东讲到治淮用了12亿人民币，搞了7年，用的钱超过了原计划，但也是合算的。批评右倾保守，愈批评愈高兴。毛泽东还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产值。毛泽东对反冒进和所谓"右倾保守"的批判，反映出他某些急于求成的思想。
提出积极平衡论和不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在1月4日的会议上作了第二次讲话，他首先讲述了量变、质变，事物相对固定性与变化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平衡、巩固、一致等等都是相对的，事物、计划的不平衡性、矛盾性才是绝对的。在杭州会议后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段。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毛泽东这个观点，后经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逐渐形成了"积极平衡"论，即不断地打破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的观点，为"大跃进"运动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指标越提越高提供了哲学上的根据。
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革命的步骤是，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土地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为了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他说，今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但同时，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所谓积极平衡论的思想，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认为客观的事物可以始终处于人为的不停变化之中，人为地不断地打破平衡，事物便可以跃进再跃进。这种不断革命论，可以说是"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准备。
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比例问题。
谈到积累和消费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他又认为，农业合作社的积累比例，可以看年成、看地方做几种规定，有的提45％，有的提50％，有的提55％。毛泽东赞成50％，即一半分给社员，一半作为积累。遇到减产的情况，分给社员的比例可以大些，个人的消费要节约。
关于两类矛盾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
毛泽东讲，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比如受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打老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都反映着私人占有制问题。大量的两类矛盾中，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讲，每年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
毛泽东认为，同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40％赞成合作化，40％不热心，20％想退社。有5％可能是右派，但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为右派。
至于对待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不能像十月革命那样把他们"革"掉。如果"革"掉，中国会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样没有布匹、粮食、煤炭和电力；我们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是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慢慢"化"掉资产阶级，不是右。全国的资本家有70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和开工厂。这些人中，有的一半是敌人，一半是朋友，有的1／3或多一些是敌人。
这里，毛泽东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以及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论述，是不正确的。他不正确地将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影响这样属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也视为阶级斗争，对后来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5.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政治是统帅，政治是业务的保证；政治与业务要结合，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也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搞政治的都要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否则名红实不红；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要比较，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杭州会议及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共中央南宁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于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部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南地区六省的第一书记、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等大区的书记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上，毛泽东于1月11日、12日、14日、16日作了长篇讲话，同时，在听取汇报时插话。1月21日毛泽东作总结。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制定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了超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速度；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都搞两本帐的工作方法，其结果造成了主观主义的高指标，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南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1956年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问题。毛泽东在几次讲话和插话中比杭州会议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他说：反冒进是一个时期方针上的错误，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6亿人民，是政治问题；1956年冒进，只冒了一个指头，应该批一个指头，反冒进没有弄清九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比例关系，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全盘的反冒进，就使得工作受了损伤，给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6亿人民没有劲，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毛泽东讲：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同时认为反冒进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毛泽东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再次指责，反冒进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农业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会上印发了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的记录稿和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报告中有关反冒进的部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有错误的材料供作批判使用，还印发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借以批判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还批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有原则性的错误，要检查6月以后宣传反冒进的评论和消息。他说，社论提出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四平八稳，实际上重点是反冒进的。批评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社论说双轮双铧犁在南方不能用，是不对的，应该翻案；说中共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和四十条纲要后产生了冒进，也是不对的。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是"革命党不革命"，"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且提出，《人民日报》以后决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
毛泽东的严厉的批评，使会议的气氛骤然为之紧张，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主动作自我批评，并且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1958年1月19日的检查中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毛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关于传达南宁会议的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国家机关党组书记、副书记及军队负责人共165人。会议主要由彭真作关于南宁会议的传达报告，并进行讨论。传达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席对我们过去一些工作提出的批评"（即对1956年反冒进方针的批评），一部分是"关于当前工作作风方面提出了六十条"（即毛泽东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意见）。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时，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南宁会议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在全党引起很大的震动，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广西壮族自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根据中共中央1956年10月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倡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1958年3月5日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选举韦国清（壮族）任自治区主席。贺龙出席大会，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向壮族人民和广西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也发了贺电。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聚居的地方占广西面积的60％。壮族和汉、瑶、苗等民族，共同开发广西，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结成了亲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把原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符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和壮、汉、瑶、苗各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广西各族人民共同进步和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团结。
根据中共中央1956年春提出的成立省级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经两年的酝酿、协商和筹备，于1958年10月25日在宁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告正式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选举刘格平（回族）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林伯渠亲临宁夏，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向回族人民和宁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也发了贺电。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反映了回族人民多年来的愿望，符合自治区内回、汉、满、蒙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利益，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部分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门一些负责人、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39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于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作了6次讲话和多次插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在大会上发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这次会议被称为整风会议，其中心议题是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是要彻底解决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所谓右倾保守、精神不振的奴隶状态，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振作精神，势如破竹，搞出一种新气氛。会议的主要内容为：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继续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速度的分歧，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进派的分歧；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在领导方法上，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个是干劲十足，搞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寡妇的心情和面孔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说，两种方法比较，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并指出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为"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党内的反冒进与1957年出现的右派进攻联在一起，在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分按语的说明中，毛泽东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波，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把反冒进说成是引起右派进攻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个人崇拜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还讲，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讲正确的主张必须要赞成，错误的主张必须要反对；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关于突出领袖个人，降低集体领导作用的提法，在当时情况下，被其他领导人和广大党员接受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则说得更为露骨，他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这种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观点，成为大跃进运动发动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毛泽东还提出了不同于党的八大论断的国内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的新论点。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再加上资产阶级右派；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
在成都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一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物力、财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数倍的事业。会后，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了，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往往被批判为是右倾保守，各级干部中滋长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成都会议对形成"左"倾冒进的指导方针和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
3月12口，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公报，宣布将分三批撤出朝鲜。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朝鲜人民的请求，出兵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并保卫祖国，跨过鸭绿江，在朝鲜国土上，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者的猖狂进犯。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又发表声明，要求立即从南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随后，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经过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完全赞成并热烈支持中朝两国政府的声明，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回国。
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分三批回国。1958年3月15日至4月25日，第一批撤出6个师8万人；7月11日至8月14日，第二批撤出6个师及特种兵计10万人；9月25日至10月26日，第三批撤出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计7万人。志愿军撤出后，将自己的营房、营具、营房设备、物资器材，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8年中，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同朝鲜人民生死相依，共同抗击美国侵略军，对保卫朝鲜人民革命成果和支援朝鲜人民和平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多次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英雄、功臣勋章和奖章，并赠予彭德怀司令员以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
志愿军回国后，10月30日，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报告了志愿军8年来抗美援朝的工作。人大常委会、政协常委会对志愿军英雄儿女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批判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十分关心，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195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表明，截至这一年的6月30日，中国人口总数已达6亿零193万多人，按照推算，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万到1300万，这样到1962年全国人口就将达到7亿，到1967年就有8亿，比解放初期要增长一倍左右。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马寅初对此十分关心，他决定对中国人口问题和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的情况进行研究，来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自己的意见。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寅初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更加促使他加紧了对人口问题的研究。
为了确切地掌握人口情况，马寅初在1954年到1955年间三次来到浙江调查，他几乎走遍了全省，详细掌握了浙江的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同时，还了解了上海、江西、江苏、山东、北京等地的有关情况，并对其他各省和世界各国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研究，写出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经过多次研究，补充完善之后，终于在1957年7月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把自己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写成提案，并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观点，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一些具体建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的发言《新人口论》。《新人口论》分十个部分，包括：（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几点建议。其主要论点为：
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发展，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马寅初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出生1300万人，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道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人口的无限制地迅速增加，会造成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因人口大（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的推迟‘，"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一大半，以至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
人口大量增加，会造成就业的困难，因为"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的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加速发展工农业，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人口迅速增加，使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会造成粮食和工业原料供应的困难。因为，"我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不到三亩地。……虽然在1953年和1956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逐渐下降。……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要比人口增长快，方能达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目的。"人口失控会造成人口质量下降。我国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很不相称，应该把人口的质和量统一起来。"人口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据此，马寅初得出结论："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认为，人口繁殖的"无组织"、"无纪律"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马寅初提出了一些有关人口的政策和措施。如制定人口政策；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要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等。
但是，马寅初的远见卓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遭到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校庆纪念会上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从此在北京大学就开展了对马寅初的点名批判，一些全国性的报刊也都相继投入批判，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批判声势。1959年12月24日，康生给理论界的一些领导干部写信，要他们在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要学习毛泽东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在康生策划下，学术批判让位于政治批判，而且愈演愈烈，成为激烈的政治围攻和恶毒的人身攻击。
从1957年底到1960年底，除北大之外，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就达160篇，就其观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人口的资源绝对化，认为我国巨大的人口资源，也正是我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之一，人多是国家繁荣和富强的表现，人多力量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生活优裕，文化提高"；第二，认为《新人口论》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认为，马寅初用"人口多，积累慢"的矛盾代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目的是想借此使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起来，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第三，否认人口与建设、人口与积累、人口与粮食存在矛盾。把人口的增长看成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及共产主义建设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国民收人，就可增加社会积累，社会人口数与社会积累数不是成反比例，而是成正比例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且是为人口高速度增长创设一切条件"。第四，把"新人口论"说成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传播者"。从上述论点出发，批判者们错误地反对节制生育，猛烈地抨击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使"左"倾思潮在人口理论上得到贯彻，从而中断了人口问题的研究，完全终止了尚未普遍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生育状况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马寅初对那些毫无道理的批判、指责、围攻加以反驳和回击，本着捍卫真理的决心，孤军奋战，岿然不动。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坚定勇敢地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60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离开北大。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马寅初平反，并担任了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
5月5日至23日，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讨论通过《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会议通过了上述报告和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的大会和5月18日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了话。周恩来、朱德、陈云等117人在大会上发了言。会议增选王任重等25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会议完全肯定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论断，在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上作出了与八大一次会议完全相反的结论。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会议还宣告："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会议的这些错误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严重"左"倾错误的发生和长时间持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会议再一次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1956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造成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从而迫使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不得不在会上作公开的检讨。会议还强调了速度是个政治问题，批判了"秋后算账派"、"条件论"和"庸俗平衡论"，宣扬"无条件论"。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创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定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有正确的一面。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一部分成果。但它片面强调高速度，忽视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鼓吹"积极平衡"，批判"消极平衡"、"庸俗平衡论"。它还要求用阶级斗争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推进经济建设，强调用"四大"的方法开展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以此提高人们的觉悟，激发人们的干劲，用阶级斗争统帅一切，推动一切，完全抛开经济的方法、物质鼓励的方法，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的灾难。
毛泽东在会上先后讲了5次话，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一切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提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所谓"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再一次提出了缩短赶英超美时间，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过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会议明确提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与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反映了党当时既把阶级矛盾当作社会主要矛盾来抓，又想把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矛盾状态。加上在宣传中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大会之后，5月25日举行了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猷珍、王恩茂由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出版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
"大跃进"运动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进入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找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探索。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力图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
"大跃进"的发动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
首先，出于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愿望。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无时不希望颠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如果中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建设，不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安全就不能保证。从国内来说，如不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就难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而，当时中国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其次，一系列"左"倾的"快速赶超"理论的形成，并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就在酝酿在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战略。在1955年12月27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按语中，毛泽东便反复强调要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并且预见社会主义中国将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农作物的高质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行动口号后，毛泽东于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说，15年后，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第三，鼓吹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大跃进"的发动作了组织上的保证。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公然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理论："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把服从真理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代表，对他的崇拜也是正确的。因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直接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成为"大跃进"得以发动的组织保证。
最早提出"大跃进"口号的是1957年11月13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指出，那些认为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了冒进的人是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十分赞赏"大跃进"一词，他在这篇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给"大跃进"这一口号发明者授予"一号博士"头衔。"大跃进"的发动是在伴随着不断批判"反冒进"和"右倾保守"的气势下，完成了全党对"大跃进"运动的思想准备的。
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主张，认为这是方针性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导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将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工作角度对反冒进提出的批评提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毛泽东在会议上尖锐地提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离右派只有50米了。这一提法在党内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向全党和全国提出，要在经济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根据南宁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月3日发表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提出"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跃进运动"。
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思想，是批评反冒进的直接产物，体现了经济建设大跃进的指导思想，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成都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生产计划要有两本帐"的观点（即中央和地方计划工作都要有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可公布的帐，一本是期成的、不公布的帐），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实现大跃进的1958年第二本帐，即比2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许多"的"一个多快好省的帐"，成都会议的第二本帐，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在上述一系列会议批判反冒进、酝酿"大跃进"的基础上，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党代表大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还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及薄一波、李先念等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在大会的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5月18日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使用了"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提法。会议要求，建设速度要"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会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开始。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农业在12年内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首先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紧接着在全国掀起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和积肥运动。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的口号。随后，又不断地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并将此正式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客观上促使各地纷纷提出了提前完成纲要的高指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并引发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各地不断爆出各种农作物产量"卫星"上天、"元帅"升帐的新闻。人们的头脑越来越不冷静，一些明显违反常识、违反唯物论的口号开始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公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粮棉产量指标也就越订越高。1956年"八大"建议"二五"计划末1962年粮食产量为2500亿公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而8月北戴河会议建议，1962年粮食产量7500亿公斤，棉花产量15000万担，严重脱离了实际。
全民大办钢铁，是1958年工业"大跃进"的主要部分，也是"大跃进"的典型。原定的1958年钢产量指标是624.8万吨，经过南宁会议大家头脑普遍开始发热后钢产量指标变为711万吨。此后指标越长越高，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钢产量最后定为1958年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个数字，是当时的开采、冶炼和运输能力无法达到的。为实现这一任务，又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大炼钢铁的群众性运动。经过这样"大干"的结果，到这年12月19日正式宣布提前12天完成了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任务。但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余300万吨都是基本上无实际使用价值的、效用极差的土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希望在较短时间内，使国家富强起来，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要巩固和发展，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当时，尽最大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大跃进。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如在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工业及内地工业等方面。但是"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加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相反却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统计，我国农业、轻工业生产1959年、1960两年连续大幅度下降，只有重工业在冒进。1960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43.2％下降到20.1％，轻工业由31.2％下降到26.6％，而重工业总产值则由25.5％增至53.3％，人民生活则出现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5月27日到7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检查和总结了建国8年来军队建设工作以及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军事方针。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及一些野战军的负责人，共1400多人。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在3月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和决定的。原意是想借用正在酝酿开展的"大跃进"运动来促进军队工作，确定重点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军队工作的领导。但在林彪的建议下，毛泽东将主要议题改成反教条主义，并为会议确定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总方针。
军队建设和训练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主要发生在建国初期。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要人民解放军努力学习苏联红军的先进经验，以便把自己建设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苏军的第二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必要的、必须的。但在向苏军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生吞活剥、照搬照抄的现象。比如在拟制共同条令时，有的人向总部写信，建议象苏军那样，实行"单一首长制"，说今后不宜再强调"加强政治委员制度"，主张"把政治机关缩减至最低限度"。有的单位出现了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计划不要单位党委过问，下达命令不要政治委员署名，军事演习没有政工人员的位置等情况。有的主张编写教材"以苏军条例为蓝本"，训练中必须按苏联军事专家所教的实施，"不能有丝毫的偏差"。部队管理教育中，也曾出现过分强调首长职权，滥用纪律制裁，压制民主，随意禁闭、打骂士兵等现象，以及搞繁琐礼节等。但这些是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初期在局部出现的偏向，并非根本指导思想和根本制度性的错误。1953年12月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对于纠正上述偏差是一个转折点。会后，人民解放军内部已采取了许多措施，普遍进行了以整顿官兵关系、党群关系为内容的民主运动。从1956年起，在军事训练中大力倡导群众路线，恢复连队民主检查和拥政爱民的制度，学习反教条主义的材料和党的八大文件，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使学习苏军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偏差基本上得到纠正。
但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夸大了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肖克、李达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否定了他们的成绩和贡献，并歪曲了性质，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用"整风鸣放"的方法，检查建国以来部队教育训练方面的工作，讨论军队建设若干重大问题，重点是贯彻毛泽东关于"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方针。由小型会议转到大型会议，由批评发言到点名批判，不断加强斗争气氛，使会议的温度越来越高。6月21日、23日、2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指出：开会的目的，针对军委及军委直属的一些总部。你们要放火烧，出大字报、小字报，要捅穿。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要坚决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随着会议的进行，否定一切的倾向日益严重起来。对刘伯承、肖克、李达等进行点名批判和斗争。林彪还借机把批评的矛头引向朱德和叶剑英。7月10日，刘伯承带病由人扶上中南海怀仁堂讲台作检讨。
22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指出：我军进人建军新阶段的初期，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曾经有所滋长。经过全国军事系统高于会议和1956年以反教条主义为重点的5个文件的学习整风，这些倾向在广大范围内基本上是被克服了。但在某些部门和单位，主要是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某些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反映。这样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30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错误军事路线在新的条件下采取了新的形式，主要表现是：削弱党的领导，削弱军队政治工作；削弱军队和人民的联系，主张唯武器论；削弱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只承认条令、命令、纪律和首长的作用，搞形式主义和惩办主义；否认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否认我军建军经验和作战经验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歪曲学习苏军经验的意义，强调要不走样地死学。为了不使错误的军事路线卷土重来，目前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会议的总结还进一步指出：错误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8月至11月，举行了训练总监部200余人出席的部党委扩大会议，采用"四大"方式，对所谓"以肖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进一步揭发批判。会议给肖克、李达作了所谓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的结论。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也举行了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等也进行揭发批判。会议给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作出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的结论，说"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
经过这场斗争，军队内部作了组织上的变动。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叶剑英被解除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的领导工作，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训练总监部撤销，所任职务自行免除；肖克调出军队，任国家农垦部副部长，李达也调出军队，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还有一些干部也受到牵连，被处分或处理。
军队内部这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给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它错误地批判了正规化、现代化，使军队在很长时间里模糊了完整明确的建军目标；它打击了一批我军热心和致力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的干部，挫伤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关于这场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反思和总结。1980年，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对刘伯承致的悼词中，肯定和重申了邓小平这句话，并指出："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同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1987年1月《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害。"这实际上就是以中央军委正式文件的形式，对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作了明确的否定。
中国拒绝苏联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苏联方面连续向中国提出两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给中苏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到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个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发射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的费用，苏联出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由于是中苏合资共建，而且资金的大部分又是来自苏联，这就涉及到一个建成后的电台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方面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6月12日，中国国防部长复信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应属于中国。复信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7月12日，苏联再次提出，双方共同建设电台，在使用上，双方在时间和器材上各占50％。中国又回电，费用应全部由中国出，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可以一半一半。后来，毛泽东主席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不好。当时在座的彭德怀也说：长波电台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建设，我们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责。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因为涉及主权问题，中国没有让步。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关于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意见。他说，他是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来谈此事的。由于苏联的自然条件不好，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此海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这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大使，明确表示：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尤金大使未能达到目的，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提出，根据一致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赫鲁晓夫表示希望就此事与中国领导共同商量。
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什么共同商量的问题，而是赫鲁晓夫想通过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来控制中国的海军和沿海港口。他尖锐地指出：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因此，拒绝共建舰队。赫鲁晓夫又提议由中苏达成某种协议，让苏联的潜水艇在中国沿海某个港口加油、修理或作短暂停留，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海军可以在苏联北冰洋沿岸的摩尔曼斯克建立潜水艇基地。毛泽东断然拒绝说："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这儿搞什么名堂。"同样拒绝了交换使用港口的建议。
关于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这一长波电台的建设。
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
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日报》发表《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开始在全国出现，"大跃进"运动已初步发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40项决议。会后公开发表了两个主要文件，即《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主要内容为：
继续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作出脱离实际的估计。
会议对已经泛滥的浮夸风和混乱现象未做任何纠正，对粮棉"丰产"的虚假现象也深信不疑。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量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达到7000万担，比1957年增产1倍以上。会议认为粮棉产量将提前8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粮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必须集中力量抓工业；认为我国的钢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发电量等少数产品除外），都可以很快超过英国；到1962年，我国将提前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为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基于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是很高的，要求1959年的工业农业生产要用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516亿元－3706亿元，比严重脱离实际的1958年预算完成数还要增加68％，财政收入722.5亿元，增长68％，基本建设投资501.22亿元，增长118％，钢产量2700万吨－3000万吨，增长145％～173％，煤产量3.779亿吨，增长80％，粮食8000亿斤－1万亿斤，棉花9000万担～1亿担，原油800万吨。
确定了1958年的钢铁生产的高指标。
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为此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当时的情况是1958年已经过去了2／3，只生产了450万吨钢，还差620万吨，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任务，时间上是非常紧张的。毛泽东在8月21日的会议上三令五申：凡完不成任务和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毛泽东说：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有些人不懂得如果完不成，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要拼命干，还有133天，19个星期，要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为确保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会议要求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大抓钢铁和机械。其实，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8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是超越客观实际可能的高指标，要在剩下的1／3时间内完成全年钢铁生产计划的2／3的任务即620万吨，按正常情况也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为了完成事实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掀起了一个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高潮，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3.作出了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会议讨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印发了《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以一乡一社2000户左右的规模较为合适。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又认为人民公社具有共产主义萌芽，它"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提出了急于过渡的思想。认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指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很快在全国掀起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助长了"共产风"的泛滥，对农村经济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北戴河会议全面修改了党的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确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所谓宏伟规划，提出了过急的要求和做法，从而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的过程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其实质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就是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使中国早日进人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化运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提出"小社并大社"的观点。他在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为《大社的优越性》写的按语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和耕作机械化，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很多不便。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1000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河南省遂平县崦蚜山卫星农业社，由27个高级小社合并成一个有6566户、30113人的大社，并草拟了一个"试行简章"，这个社后来成为中央推广小社并大社经验的典型。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安国和定县，河南新乡、襄城、长葛和商丘县，山东历城县和山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农村和单位。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时看到挂出"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表示赞同，并且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在山东，他同当地负责人谈话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此，"人民公社好"这个口号传遍全国各地，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为人民公社的热潮。
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是同年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情况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于9月10日公开发表后，中央各报刊又相继发表社论，要求各地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由此，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只经过短短的两三个月，到10月底，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此时改组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加入公社的农户达1.2亿，占总农户数的99％以上。
人民公社比之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许多特点：（1）规模大。全国平均28.5个农业社合并成1个人民公社，全国平均每个公社有4750户，其中一个社有1万到2万户的大社有532个，2万户以上的有51个。（2）"公"的程度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公社之后，要求将一切公共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同时把社员的自留地、牲畜、林木、大农具收归社有，大大地提高了集体所有制的程度；又由于国家将在农村中原属全民所有制的商店、银行和其他企业下放到公社管理，从而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增加了全民所有制的成份；有的地方甚至把大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大大地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水平。（3）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实质上是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实行按需分配。当时试图把人民公社社员的全部或大部生活包下来。这样，供给部分约占80％，工资部分数量很少，实际已变成了津贴。（4）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成了统管工农业生产、交换、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基层组织。
在生产力非常低的情况下，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只能搞简单的协作和平均主义。因而在办社过程中，大搞穷富拉平。一切公共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公共积累、储备粮、股份基金和投资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这就拉平了穷社和富社之间的差别。大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截至1958年末，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托儿组织340多万个，幸福院15万所。大力推广吃饭不要钱，试行把人民生活的全部或大部包下的供给制。这就又把劳力强和劳力弱、劳力多和劳力少、负担轻和负担重的家庭之间的差别拉平了。还鼓吹取消商品生产，实行无偿的物资调拨。公社任意平调社员、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劳动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实际上是对劳动者的剥夺。这些做法显然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混淆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由于这样的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实际情况，因而是行不通的，其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在当时的实践中很快就显露出来，社员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基本生活受到影响，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到1960年又下降16.2％，结果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这也助长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是：
第一，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片面求大、求公、求纯，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表明当时党的领导人对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缺乏了解，以为只要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就可以进人共产主义。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事业，任何超越历史阶段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58年以后，人民公社实行"穷过渡"，其结果是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问，我国农村人均年收人只有60元左右，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人民共同富裕了，生活极大地改善了，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第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当时误认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而等级制、工资制度，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废除。这就大大助长了平均主义的发展，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不适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又一次严重失误，这次失误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是1958年工业"大跃进"的主要部分，也是"大跃进"的典型。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过钢产量要每5年翻一番的主张。他在1957年提出的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也主要是指钢产量方面。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当年钢的产量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首先从时间上来说，要在剩下的1／3时间里生产出620万吨钢，超越了客观实际提供的可能性。其次，钢铁生产本身的各个环节如采矿、炼铁、炼钢、轧钢等等的生产能力都严重不足，矛盾十分突出。再次，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等部门的生产能力，更是难以保证钢铁翻番任务的实现。毛泽东认为：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只有动员全党全民大炼钢铁。9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北戴河会议的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9月4日，在大炼钢铁电话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今年110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与此同时，《人民日报》9月1日发表了《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9月5日又发表《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提出"全力保证实现钢铁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要求到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否则是不行的"。
依靠现有的生产条件与正常方法无法完成钢铁生产翻番的高指标，于是，便把大搞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运用到经济上来。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强调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要以钢为纲，把全力保钢的大炼钢铁运动作为"大跃进"的中心，要求各行各业把支援和保证大炼钢铁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实行"土洋结合"，"大兵团作战"。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昼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记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等等"。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一起上前线。7月底，用在钢铁战线上的劳动力才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底增加到6000万人，年底达到9000万人，新建了上百万个土高炉。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强行掀起的"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群众运动，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各方面"停车让路"，全力保证钢铁生产。中央要求：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其他工业的发展，在设备、材料、动力、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时候，其他工业应该主动放弃或降低自己的要求，让路给钢铁工业先行。不管任何部门，有材料、有设备、有交通运输工具，必须首先让给钢铁工业；有制造能力的，必须首先为钢铁工业而生产；电力必须首先输送给钢铁工业；煤炭及其他燃料必须首先满足钢铁工业的需要；有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的，必须首先调给钢铁工业。总之，其他工业不惜"停车让路"，也要保证"钢铁元帅升帐"。第二，大搞以"小土群"、"小洋群"为特征的群众运动。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广大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和城市街道居民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这次运动，参加人数之多，动员范围之广，发展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这次运动，既有在原有大中型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击炼铁炼钢的所谓"大洋群"，也有动员群众大办小型的采用土法炼铁炼钢的所谓"小土群"。1958年9月，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激增至5000多万人，建成小高炉、土高炉达60万座。10月以后，在"全民大办"的声势下，"小土群"更是遍地开花。截止到1959年底，全国正常生产的"小洋群"也达到了1300多个，这些"小洋群"拥有高炉约6万立方米。1959年，"小洋群"和"小土群"生产的生铁占全国生铁产量的50％。
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违背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在1958年生产的1108万吨的钢产量中，不合格钢材就有308万吨，占27.8％；在1369万吨生铁产量中，土铁达416万吨，占30.4％。由于绝大多数的土钢土铁质量差，含硫量高，大大超过国家标准，难以加工使用。并且冶炼土钢土铁，消耗大、成本高，需要国家大量予以补贴，据粗略统计，1958年小钢铁亏损达十几亿元。为了生产这些土钢土铁，还过量地开采矿石，砍伐了大量树木，砸掉了大量铁锅铁器，破坏了矿产和森林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影响了人民生活。
其次，严重地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影响了农业生产，搞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因大炼钢铁占用农村劳力过多，结果导致1958年丰产而不丰收，大批粮食、棉花无人收割，增长幅度大大下降。生猪、大牲畜、水产品等产量也都比1957年下降许多，市场供应开始紧张。交通运输业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有大量煤炭、铁矿石运不出去。工业内部也因"以钢为纲"，导致轻工业生产变得很不正常，生产能力严重下降，轻工业品供应紧张。
再次，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短缺，市场供应紧张，再加上工人在取消计件工资与奖金以后，收人有所减少，使得人民生活受到了一定影响，生活水平普遍降低。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片面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人们不断加班加点，到处转战，疲惫不堪，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
炮击金门
全国解放初期，盘踞在金门、马祖的蒋介石军队，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1950年到1954年8月，蒋军袭击骚扰沿海地区41次，使用兵力达28000余人。1954年冬到1955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沿海地区的作战。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2月，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也相继解放。至此，浙江沿海敌占岛屿全部解放。1958年7月，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的名义，派兵在黎巴嫩登陆，爆发了中东事件。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公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也接连不断地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使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惩罚国民党残军的挑衅和骚扰，保护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马祖岛。毛泽东指出，斗争的性质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对金门岛、马祖岛蒋军进行警告性的炮击，发射2600余发炮弹。20分钟后，国民党军炮兵开始还击，发射炮弹2000余发，但很快被解放军的炮火压制下去。炮战持续2个多小时，解放军炮兵部队的459门火炮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一举毙伤金门和澎湖防卫部队的3名中将副司令（毙）及少将参谋长（伤）以下官兵600余人，击伤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运输舰"台生"号，破坏了金门的有线通信系统，解放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了迅速扩大战果，福建前线部队于8月24日，又组织36个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和1个快艇大队、2个护卫艇中队，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联合打击。解放军炮兵部队与鱼雷快艇密切协同，攻击为躲避炮火从金门撤向外海的国民党军运输船队，击沉国民党军"台生"号运输船，重创"中海"号运输舰。金门被封锁，国民党军对金门的海运被迫中止，守军告急。25日，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又在空战中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反扑，击落国民党军两架飞机。到9月2日止，解放军又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艇2艘，击伤运输机4架，歼灭炮兵连2个，摧毁各种火炮10余门，毙伤人员数百名。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说："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象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还扬言"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9月7日，美国海军舰只出动到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舰只护航。对于这种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当天就提出了严正抗议。中央军委依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打击国民党军的方式，来反对美国军舰的护航活动。9月8日，美蒋船只混合编队再次接近金门时，解放军炮兵猛烈开火，当即击沉国民党军的登陆舰"美乐"号，其余国民党军舰只慌忙逃走，美国军舰一炮未发退出战场。9月11日，美蒋混合舰队再次驶近金门，解放军炮兵仍只轰击国民党军舰只，美国军舰仍一炮未发退向外海。显然，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美国实行的是脱身政策，不敢真正介人中国内战。
在金门被全面封锁，空投、护航活动又难以奏效，岛上的国民党军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美蒋矛盾日益公开化。美国政府玩弄起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9月30日，杜勒斯公开要台湾国民党放弃金、马，以台湾海峡为界实现"停火"。而蒋介石则把金门、马祖作为他仍"代表"全中国的象征，拒不撤退。并故意制造借口，扬言要轰炸闽赣，力图把美国拖人中国内战中来。台湾海峡的形势顿时显得复杂。如果单从军事上看，中国政府解放金门已不用费很大力气，但是如果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国共之间的距离将拉大，接触更困难。同时国民党当局失去了在大陆沿海最后的象征性据点，制造"台独"或"两个中国"将更为便利。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几个重要思想。第一，"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这就指出了统一是大陆和台湾的根本方向；第二，台湾问题要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美国侵占’台澎和台湾海峡，应由中美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这一条严格划清了台湾问题的性质。第三，提出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以便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10月6日以后人民解放军采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打半停的方针。1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对金门岛炮击再停两星期。由于台湾当局从19日夜到20日晨在金门海域引进美国军舰护航，20日，人民解放军恢复炮击。同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文告，指出："中国人民的事绝不允许美国人插手，这是民族大义。执迷不悟的人终究是极少数。台湾当局迷途知返，接受和平解决的时机，看来尚有所待，我们继续寄以希望。"25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布文告，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大小岛屿上的同胞得到充分的供应。但仍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并再次强调"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中国人民"是绝不容许其实现的"。
后因美国要求实现"永久停火"，台湾当局又拒绝和谈，中共中央决定不能结束战争状态，于10月31日宣布实行战争史上罕见的戏剧性的安排：对金门只单日打炮，双日则不打炮。以后又要求打炮时尽量不打死人。国民党方面在事实上也接受了这种象征性的安排，仅在单日偶而发炮还击。自1959年年初起，双方的炮击都打到海边的无人地带，国民党军拦截大陆商船和派战斗机进人大陆的行动也基本上停止。1961年12月，中央军委又通知福建前线，停止实弹射击，只打宣传弹。随后，国民党军基本上也照此办理。国共之间这种象征性的炮击一直持续了17年之久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亦于当天发表了《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解放军完全停止了对金门打宣传弹的活动。
炮击金门，严惩了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挑衅和骚扰，又挫败了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表达了坚持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威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底和1958年初，全国的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开办了民办性质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民办小学、成人教育、扫盲运动也有发展。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教育事业发展、全国开展"大跃进"的情况下，4月15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教育方针，这一会议在6月10日至28日继续进行。会议传达了刘少奇6月8日、20日的指示，他强调：我们的教育，现在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日制、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都是正规制度；过去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严重的，一个时期有方针性的错误，如劳动教育；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影响不小，等等。会议的结论，经过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讨论同意后，形成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
《指示》指出：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必须开展文化革命，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领导。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念、劳动观念、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都要受党委的领导。提出发展教育的模式是：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调动中央、地方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统一目标下，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指示还要求在学校的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等方面，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学生和有实践经验的人都参与到这些工作中。提出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能人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普及高等教育。
第一次郑州会议
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不少问题，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毛泽东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通过到农村实地调查，通过各地不断报告的许多情况，首先从办人民公社的一些混乱中，发觉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产品无偿调拨，剥夺农民等问题。为此，在1958年底连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员是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若干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性质和其他有关问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15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两个文件初稿，作为武昌会议的准备。会上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和谈话，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名为《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他们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建议每人对每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使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伟大的经济工作，使领导人的许多混乱思想得到澄清。毛泽东还亲自带领与会者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谈了很多看法。
这次会议的正确方面是：（1）强调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的界限，不要超越，不要混同。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行共产主义。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两个过渡都只能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人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右倾，这是错误的。（2）充分肯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批评了"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的错误，指出：人民公社现在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者两者都扩大？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它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人民公社要尽可能地多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观点。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积极性。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有些同志虽然没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第一次郑州会议，由于完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会议草拟的两个文件初稿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没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但毕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始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料化运动中的"寿"的错误。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82人。列席会议的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全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要点。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会议集中郑州会议以来讨论研究的成果，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从理论和政策上反对和纠正了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指出：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好心人，只是太性急了，他们把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等等看得非常容易，把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至实现共产主义看得非常容易。他们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现在就已经属于全民所有制性质了，很快就可以甚至现在就可以放弃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是错误的，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决议指出："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转变，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那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决议强调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国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要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人共产主义"等等。
决议批评了有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的错误。强调在今后的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决议还澄清了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的误解，明确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衣服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林、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阐明的理论和政策，对于进一步澄清混乱，纠正"左"倾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要在公社内部实行三级所有制的问题。因此，在管理体制上仍规定管理区经济核算，公社统一负责盈亏；仍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等等，这就不可能解决好平均主义和共产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对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作了不切实际的高预计，认为"粮食、棉花、钢铁、煤炭、机械等主要产品都将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从这种预计出发，决议审查和修改了北戴河会议所拟定的1959年经济计划初步方案，决定了新的指标。规定钢1800万吨到2000万吨，比北戴河会议指标降低了900万吨到1000万吨，比1958年将增长82％；煤4.2亿吨，比北戴河会议指标上升了O.5亿吨，比1958年将增长56％；粮食10500亿斤，比北戴河会议指标上升了500亿斤到2500亿斤，比1958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增长40％；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指标上升了1000万担或平齐，比1958年预计产量6100万担增长49％。上面的数字表明，除钢生产指标下降外，其它生产指标均有所上升，高指标风仍在刮。《决议》还指出："1959年是我国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要求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争取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
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八届六中全会是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几次重要会议之一，虽然这次会议对"左"的错误纠正得还不彻底，但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划清了人民公社两个过渡的界限，在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的批评和纠正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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