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深人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后，社会上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从1957年6月开始，党领导群众在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进行反击。但是，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加上不适当地支持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后果。
虽然在反右派运动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并且取得显著成效。到1957年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超额完成。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它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
在大好的形势下，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迅速发展，11月，党提出了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一口号成为全党全民的动员纲领。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1月18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是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情况下召开的。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是这次会议所面临的问题。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重点是谈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18日的讲话中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他指出，由于我们的干部许多出身于农村中的剥削阶级和阶层，所以社会上对农业合作社的议论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合作化很有希望，但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他认为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为典型来宣传，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在学校里，也有少数学生和一些教授发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呀，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呀，等等。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上的大风潮也会影响到我们党内来。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有许多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在27日的讲话中共谈了7点意见，中心是要全党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说，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但要足够地估计成绩，不这样，就泄气，就会犯大错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一贯的战略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就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谈到国际关系时，他指出：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国建交，但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苏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他们中的"顽固分子"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认为是合乎辩证法的。他指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同它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将导致人们的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在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同时，还要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样对于我们认识矛盾，了解矛盾双方的转化十分有益。不承认对立统一，在政治上就会犯错误。他认为，在放"香花"的时候，必然也有"毒草"放出来，但只有等它放出来，我们才有办法。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基本原因是由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和对立的意见。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既不要怕，又要有所准备。"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是不提倡，第二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对于闹事，要分别情况加以处理。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
在对待民主人士问题上，毛泽东说："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不仅关系到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和轻工业的发展，还是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农村则是轻重工业产品的广阔市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业，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只有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会上作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强调了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物资、财政、信贷必须平衡；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必须做到：（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原材料的供应应当有分配的顺序。（3）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5）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的约束力。为了解决当时财政经济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陈云提出三条切实的措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这些措施对1957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增产节约运动
基本上完成了对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于生产的增长，工人、农民的收入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存在着计划控制不够，进展过快。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财政的负荷，导致物资供需的紧张和现金收支的不平衡。职工人数增加过多过快，导致工资开支和财政开支的增加过多。此外，1956年所发放的农业贷款也突破了原定的计划，比1955年增加20亿元之多。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大大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出现了城市供应的紧张局面。
为了缓和物资供应紧张和财政支出紧张的局面，必须在1957年对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作适度的调整，这不仅关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的实现，而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在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以保证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收支计划的顺利实现。
为此，195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寻找增产节约的有效方法。在农业生产方面，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继续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反对贪污、浪费和不关心公共财物的行为。在生产上要求做到精耕细作，精打细收，发展多种经济，积极为争取1957年的丰收而斗争。
在工业生产方面，要把节约原材料作为1957年的主要任务，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以减少原材料的耗损而增加生产。
在各个商业部门，必须继续努力降低商品流转费用，保持商品的质量，减少商品的损坏。在行政管理方面大量节减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善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指示》对于如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了具体的部署，提出原定在1957年开工建设的项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把那些在1957年和1958年都有可能和必要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把那些1957年虽有可能施工，但1958年没有可能继续施工的项目，从年度计划中取消；把那些需要建设、已经设计、但目前限于物力和财力还不能施工的项目，列为预备项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节减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善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号召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广泛地开展储蓄和认购公债运动。1957年，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平均每人应节约一斤粮食。《指示》指出，要完成增产节约这一艰巨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各单位有关增产节约的方案、具体措施、各项制度和方法，都应当由负责人员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动员，有领导地组织广大群众酝酿讨论，做出决定，并且由群众监督执行。只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节约原材料的使用、控制职工人数和工资的增长、节减集体消费、开展储蓄运动，情况就会好转。同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对当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具体的调整计划。5月31日，国务院第5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是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基本建设是增产节约的重点。建设要从国情出发，要根据我国人多田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特点，反对盲目追求现代化、机械化和高标准，力争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更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掀起新的工业生产高潮》的社论，一个事事节约、人人节俭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开展起来。1958年，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深入，并被纳入到"大跃进"的轨道。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指出：在1958年我国空前大跃进的基础上，1959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又获得了新的巨大胜利。并且认为，目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深入开展轰轰烈烈的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而斗争。工业、农业、运输业都要努力增产，开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这是全国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当前的无上光荣的使命。
8月2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指出：在克服右倾的基础上，在继续放手发动群众，鼓足干劲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再接再厉，把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同时号召，各个企业事业单位和各个公社在努力增产的同时，必须注意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提倡储蓄，使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事业、勤俭办社、勤俭持家、学会过日子的口号变为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以出色的成绩来迎接我们伟大的国庆10周年。
8月14日，中共中央继续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出：目前摆在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立即在全国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因此，必须首先调动一切力量和积极因素，保证粮钢的增产，并且厉行节约。这是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增产节约运动持续开展起来。到1963年，增产节约运动又与技术革新运动相结合，提高了效率。
增产节约运动持续开展了多年，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好转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是一个多事之秋。苏共二十大之后，国际上相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国内，也接连出现了一些问题。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间，全国发生了数十起共约1万多工人罢工、请愿事件。有几十个城市发生1万多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也发生了闹退社的风潮。这些都表明，能否正确认识并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到能否顺利建设社会主义，能否巩固社会主义的大问题。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未能加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矛盾的学说；列宁敏感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将发生变化，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要逐渐转向经济方面，并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斯大林却长期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1952年，他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仍然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正确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为此，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创立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其基本内容如下：
指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新形势下，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全局性问题。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了国际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充满了矛盾的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用正确的方法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就能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和团结，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与旧社会根本不同的是，这些矛盾不具有对抗的性质，而是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并且在根本上是相适应的，所以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根本变革社会制度，而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
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区分的界限是："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当时在我国，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指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矛盾。其次，解决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而解决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则必须用民主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基本的原则。当然，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相互转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并且，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往往交织在一起。处理这样的矛盾，一定要非常慎重，否则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损失。
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总的原则是，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具体来讲，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正确处理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内部、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的矛盾，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工商业者问题上，要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要看到资本家还有两面性，要促使他们经过学习改变旧观点，继续加强改造；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既要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又要关心团结他们，尊重他们的劳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需解决的问题，使之得以积极地发挥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在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所有工作中，都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虽有矛盾的一面，但基本上是适应的，因此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调整得到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它为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顺利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市）两级党的宣传、文教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共380人。此外，还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党外人士计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于3月12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就其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化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用很多的篇幅讲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他首先肯定在中国的500万左右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如果就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他认为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而500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
毛泽东认为500万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因此，他认为，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强调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关于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讲了整风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次整风，主要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毛泽东再次强调，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问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他说："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是领导我们国家的方针。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
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月10日接见参加会议的部分新闻工作者时，对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等4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的观点提出了批评。4人的文章对贯彻"双百"方针提出了异议。
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并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的地位对广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容易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甚至用打击压制的方法对待群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了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纠正各种不良作风。
为此，毛泽东早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我们党内一些同志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克服。在1956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整风的问题。他指出：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指示》指出，几年来，在共产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整风运动的主题，在此基础上检查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运动和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因此，《指示》要求，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形式，即个别地交谈，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不要开批评大会和斗争大会，在采取以上正确方法的基础上，放手鼓励批评，坚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批评者要实事求是，被批评者要虚心。双方都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批评。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其错误的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律不作组织上的处理，要以积极、耐心的帮助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这次整风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整风运动在全党逐渐展开。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和国务院礼堂，先后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有70余人次发言。从5月15日到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有108人发了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鸣放，提出意见，并在该报登载发言内容。在此期间，全国省、市机关，大专院校，新闻出版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等部门和单位，也分别召开了各种座谈会、鸣放会。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些意见是切中时弊的，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作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此，党表示热诚的欢迎。但是，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却乘机散布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向共产党及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公然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甚至提出要"轮流坐庄"，企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面对此种局面，如果对右派分子的进攻不予反击，不进行批判，全国就要陷人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就不能澄清根本的大事大非，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稳定，就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认为在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和青年团员中，也有一部分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
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一方面表示了对善意批评采取欢迎的态度，同时也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有关领导引起注意。从此，整风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对敌斗争转化。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进一步揭露了右派的反动本质，号召开展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为主题的党内整风运动走上了主要是对敌斗争的轨道。
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整风问题是会议主要内容之一，会议提出了整个整风过程分为4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和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三中全会。会上，总结了前一段的整风情况，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决定党的整风运动陆续转人整改阶段。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总结讲话，公开宣布右派分子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并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无疑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轻易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正确结论。会议决定开展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到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宣告结束。
就整个整风运动来看，并没有达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目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地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反右派斗争
为了搞好1957年的整风，毛泽东再三告诫全党，以更虚心、诚恳的态度，欢迎各方面提出的公开的批评。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和中肯的，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放肆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击右派作了部署。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正告极少数右派分子，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并且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种种现象。这个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正式开始。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的社论。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批评《文汇报》"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方向。"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像北京大学，学生中右派占1％至3％，教授、副教授中，大概有10％左右的右派。因此还要挖，不要怕天塌下来。"
17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对反右派斗争作了进一步部署。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断定，"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要再用几个时间"深入挖掘"右派分子，决不能草率守兵。批判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还赞扬"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表一系列的指示，将反右斗争逐步扩展到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
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出右派分子55.28万人，除极少数是右派外，大多数是错划的。同时，对右派性质的判定，开始认为是人民内部的左、中、右，后来判断为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就从数量和性质两方面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其原因是：第一，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识不深刻，甚至认识不清。当时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还必须运用一些资本主义行之有效的东西。相反却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绝对对立的，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把大量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也不够清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认识不够深刻。没有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斗争虽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在处理这种阶级斗争时，应该主要依靠法制，而不应该用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这是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后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认识的根源。
第二，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在1957年5月以前，毛泽东对形势比喻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在5月以后，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右派是"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更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对右派人数的估计，也不断地扩大。6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时认为，"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6月29日，毛泽东估计在北京右派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但10天后新的估计便翻了一番，认为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全国大约有8000人。到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2000多人，同时估计全国右派分子大约15万人，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实际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
第三，反右派斗争方法不对。在反右派运动中不恰当地采用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所谓"四大"的方法，不但不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而造成了全国紧张的动乱气氛，妨碍了人民群众真正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人为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应该依据法制来进行。然而由于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使党的各级领导还是走上了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熟路，把当时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这就很容易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第四，没有及时地制定和下达划分右派的标准。反右派运动前期主要是根据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6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来划的。由于这6条标准都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执行起来不易掌握。直到1957年10月15日，中央才发布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没有传达到基层，各单位仍然按照6条政治标准划分右派。因此势必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大批的知识分子，一些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久经考验的党的老干部，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作家、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被打成右派，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各民主党派一部分成员及其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内一些有历史经验的领导成员，在反右斗争以后离开了各级领导岗位，影响各民主党派本身工作的开展，损害了民主党派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这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个严重的损害，也是对民主党派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生活，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动摇和修改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判断的作出，很快中断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误区，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反右派斗争，经历了1年时间，到1958年6月前后基本结束。从1959年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分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4年先后进行了5批，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掉，未予平反。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过来，从政治上分清了是非。到1981年底共改正了54万余人，只有少数维持原案，不予改正。
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6月举行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取得了成绩，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为了全面总结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1957年6月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作的《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作的《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作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作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作的《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作的《关于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作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的报告》，陆定一作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的报告》，程子华作的《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确定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因为会议召开时正处于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大会的发言及小组讨论自然充满着反击右派的气氛。会议分别对以上报告作了决议。周恩来作的《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报告充分肯定了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检查了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同时严正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12000万农户和500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7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200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在对生产关系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中，由于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相反，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我国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认为三大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是因为建国后，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为三大改造铺平了道路，而且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3年，有的甚至超过了前3年增长的总和。同时他也指出，在经济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增加了财政开支，多增加了工人和工资总额，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随之增加，造成了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紧张，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
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伴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1956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达到191亿元，比1950年81亿元增长了136％。1956年末与1949年相比，我国的职212，总数由大约800万人，增加到2400万人，在职工人数增加2倍的情况下，平均工资仍有较大增长。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每人446元，1956年提高到610元，4年中将近提高37％。周恩来还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制度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还必须依靠这种国家制度才能保证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对我国基本制度的任何动摇都是错误的和不能容许的。他指出，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人民的批评、建议，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进一步搞好党内外的团结和合作，共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于7月15日闭幕。会议的决议中写道：大会深信，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继续努力，加强国内外团结，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次会议是成功的，但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由于会议受全国反右派斗争高潮形势的影响，代表们在对我国取得的成绩作充分肯定的同时，对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分析总结不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虽然是必要的，但也明显存在着斗争扩大化和无限上纲的问题。
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
为了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交流民族工作经验，讨论今后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以统一思想统一政策，消除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倾向，更好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于1957年7月20日至8月6日在青岛举行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有29个民族的105位代表应邀参加。
在全国基本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不少少数民族中，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主要是：第一，反对同汉族的团结互助，反对和排斥汉族干部和汉族移民；第二，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抱反对或消极态度，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本民族就不存在了，企图原封不动地保持不利于本民族发展的落后面貌；第三，反对我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求扩大自治地方的区域，等等。在民族偏见和民族隔阂没有根本消除的情况下，地方民族主义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少数民族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代表汉族人民利益，不能代表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或者认为只有本民族的共产党员才能够为本民族人民谋幸福，从这种错误思想出发，对于其他民族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采取排斥的态度。在1957年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维护民族利益的面貌出现，公开地反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求实行"单独自治"，夸大民族间在历史上的不和，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制造新的民族对立。在当时，地方民族主义已经滋长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倾向。针对上述情况，座谈会首先就一般性问题发言。代表们首先充分肯定了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个正确的结论是代表们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交流基础上做出的。他们的发言指出，随着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已经有85％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地区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大约200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已经获得很好的效果，90％以上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实行了区域自治。少数民族的干部已经由解放初期的1万多人，增加到34万多人，其中有8万多名党员干部，在少数民族中发展了40多万名共产党员和60多万名共青团员。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420多个现代工业企业，有近20万人的少数民族工人阶级正在成长起来。和解放初期比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问题已经大大减少，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各民族人民的团结互助大大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也有了不同程度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从而使我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代表们一致认为：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同各民族人民互相支持分不开的。
代表们在发言中也指出了民族工作的缺点。这主要是，有些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还没有充分实现，有些杂居和散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还有不被尊重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党和政府对某些少数民族的特点与需要还照顾不够等。
代表们讨论和研究了今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贯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涉及民族工作中各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还研究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和财政部共同草拟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和《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管理企业事业的范围和职权的暂行规定（草案）》的初稿。代表们对两个草案初稿的内容表示基本同意。
4日下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做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回答了必须正确处理、急待回答的关于我国民族问题的几个根本原则。报告分四个部分：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周恩来说，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周恩来特别强调，我们想到将来强大的祖国，就必须在今天强调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的，对妨碍我们团结的、妨碍我们共同努力的两种民族主义错误，都应当批判。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判，以消除或减少民族歧视的错误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新的认识上来，不要避讳这种批判，而是要从正面指出这个问题。两种错误的倾向都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为了祖国的伟大的建设，我们就应当自觉地克服大汉族主义错误和地方民族主义错误。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是我国宪法上规定了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不能像苏联一样采用联邦制度。由于历史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状态，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而苏联情况完全不同，其各民族多数都是各自聚居在一起。中国无法像苏联一样采取民族自治共和国的联邦制形式，只能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自治区、自治县等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另外，在革命战争中，各民族人民同甘共苦，结成了亲密关系，所以我国也不需要强调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立。周恩来说，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们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帮助各民族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周恩来特别强调，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在这方面，因为汉族人数多，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大汉族主义的缺点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应该批判。谈到民族化的问题，周恩来说，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在民族自治区域，也要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派一些得力的汉族干部去帮助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是汉族人民不可推卸的光荣的义务，少数民族对这种帮助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
国务院副总理、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乌兰夫在8月5日对这次座谈会进行了总结，就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中民族发展、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在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对于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团结，坚定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对于批判各种民族主义倾向，维护祖国大家庭的统一，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改进民族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开始的建立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于1957年基本完成；1957年6月中旬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涉及到对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的看法。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7月青岛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还在捣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为此中共中央于1957年8月8日发布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提出教育的中心题目是，合作化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等问题。指示号召，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民中就这些题目进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
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的社论，阐述了开展这次运动的必要性。社论指出，在1957年6月以前，当右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农村中有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恫吓农民，殴打干部，隐瞒产量，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并鼓动社员退社，因此向全体农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样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每年进行一次。"
中共中央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以合作社优越性、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为中心内容，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为实质的大辩论便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展开了。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许多地区的农民围绕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否必要、是否正确，采用了细算粮食帐、进行解放前后生活对比的方法，用事实说明问题，提高认识，使绝大多数农民认识到：不跟共产党走合作化道路，是没有出路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后，中共中央于1957年9月14日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各地农村先后转人了整风整社。整社工作的大体步骤是分为四步：第一步，在搞好生产的前提下，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对合作社干部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第二步，进一步结合整风整党，清理财务，分清是非，改善干群关系；第三步，调整各部分人之间的关系，改善经营管理；第四步，进行一次系统的以民主集中制、勤俭持家、爱国爱社、团结生产等为内容的教育，选举新的机构，通过生产规划，在整社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合作社。1957年底，这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结束。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样这场运动也在各地厂矿企业中迅速开展起来。在农村和厂矿企业普遍开展整风的形势下，很快发展到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直至城镇街道的居民中，形成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场从农村开始逐渐形成全国范围的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全体人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勤俭建国思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在几亿人口中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来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对于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本位主义、什么是正当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没有准确清楚的界限，因而不可能不出现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倾错误思想的某些偏差。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忽视了对农民进行教育的长期性，企图用开展运动的办法和单纯的思想教育方法，在短期内改变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的农民私有观念和生活习惯，是难以奏效的。在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中，明显地存在着几个失当之处：第一，在1957年时，我党还不能从合作化运动过程过快来认识工作中的失误。因而不适当地将大多数农民对于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满情绪，以及很多属于保护自己劳动成果不被均分的正常行为，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视为与右派分子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相配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错误地判断农村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尖锐化，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把农业社及社员个人正当的副业，如粮食加工，饲养家畜及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种一点经济食物等，都视为"投机和牟取暴利"，大批资本主义倾向，造成一种不敢冒尖、怕富的心态和空气，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把矛头指向富裕中农，有的地区农民把鸣放的目的，仅仅看成是找出几个斗争对象。在1957年8月中，一些农村中曾出现打击地、富或富裕中农的现象，甚至把工作有缺点、说过几句错话的社队、党团干部也当成地富反坏右的代表来批斗，以至搞得关系很紧张，有些农民很怕让自己发言，怕提错了意见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挨批斗。在分析农村政治形势、矛盾性质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方面，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留下了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91人、候补中央委员62人外，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的区委书记等共416人。会上，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以及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动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
毛泽东于10月7日和9日作了关于对我国政治形势不恰当的估计和关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见，决定要把整风运动推广到全国，扩大为全民整风运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前一段整风、反右派的经验，部署下一段的整风、反右派工作。
19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同志讨论三中全会问题时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指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讨论从一开始，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问题着重讨论了国内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许多人仍坚持党的八大的论点，也有一些人认为根据反右斗争的情况看，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泽东于10月9日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对1956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正确作法，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他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综上所述，在阶级斗争的估计上，在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反映了党内的"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主要是：由于全会全面肯定的反右派斗争的成绩的做法，便进一步助长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由于全会轻率地接受了修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的意见，这就导致了后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确结论，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偏离了正确轨道。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
浩荡东流的长江，自古有"天堑"之称，武昌、汉口隔江相望，在长江大桥建成之前，南北交往只能靠木船或轮渡。一旦掀起狂风，迷漫浓雾，那只能中断往来。建国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日益扩大，南北运输繁忙，在长江南北两岸架起一座桥梁，就成为发展建设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人民政府将建筑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1950年3月至1954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组织了大批技术人员先后两次对大桥工程进行了新的测量。钻探了8个比较线，并进行了初步设计。整个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包括横跨武昌、汉阳两岸的长江大桥正桥和引桥，横跨汉口、汉阳两岸的汉水铁路桥和汉水公路桥，以及10座市区内的跨线桥和京汉线铁路汉口车站到粤汉铁路武昌车站的17。4公里地段内的铁路连接线工程。大桥的桥身将建筑在武汉市内汉阳龟山和武昌蛇山之间最狭窄的江面上。为了负担最大韵运输任务，整个的桥梁建筑物，从桥墩的最低处算起，直到桥顶最顶端，其高度相当于20层的大厦，不管是洪水季节还是枯水季节，上溯长江的船舶都可以自由地从桥下通过。作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汉水铁路桥，于1954年1月基本建成，1955年1月1日正式通车。紧接着，1954年5月中旬，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兴建汉水公路桥的决定，它和汉水铁路桥及长江大桥形成整个武汉长江大桥的运输体系。该桥桥面为四车道，两边的人行道各宽3.75米，于1955年12月25日正式建成，12月31日正式通车。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桥正式开工。经过两年零一个月，于1957年9月25日胜利建成，并于1957年10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它是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正桥为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上层为公路桥，车道宽18米，两侧人行道各宽2.55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正桥由三联（三孔为一联）九孔跨径为128米的连续梁组成，共长1155.5米，连同两端公路引桥总长1670.4米。该桥和横跨汉江的铁路桥、公路桥，把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联成一体，使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接起来，从而使南方的湘桂铁路、浙赣铁路、鹰厦铁路、耒睦铁路、黔桂铁路和川黔铁路等干线与北方的陇海铁路以及其他线路贯通起来，使大江南北的运输从此畅通无阻。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对于全国范围内的物资交流，对于武汉地区工业基地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是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我国桥梁史上的新篇章。
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由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共运中出现了混乱，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一股反共的浪潮。在这国际风云变幻的1957年，为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和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957年11月2日至21日访问了苏联。代表团由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彭德怀、郭沫若、沈雁冰、乌兰夫、李井泉、陈伯达、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组成。
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毛泽东在庆祝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他还就国际关系提出："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持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11月7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红场上盛大的阅兵典礼。
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与几千名留苏学生见面，他在讲话中说，、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经过40年，新世界的力量已超过旧世界，世界的风向转了，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力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14日至16日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11月16日至19日举行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中国党政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两个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于11月14日、16日和18日作了3次讲话。
关于要不要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的表示，无论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的情形来看，都需要以苏联为首，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关于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毛泽东说，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说，我们中国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日斗，二日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做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关于反动派是"纸老虎"的问题。毛泽东说，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但是当会议进行到起草宣言的时候，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展开了争论。苏共向大会提出的宣言草案中，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斗争形式。、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解释为"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企图用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中共代表团的反对下，苏共又拿出第二稿，但仍未彻底改变这种观点。对此，中共不得不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这一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文件中指出，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文件指出，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且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的摧毁，新国家机器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被摧毁，无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
中苏两党经过多次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并且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经过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广泛讨论，会议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这个《宣言》与苏共第一次提出的草案相比较，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并且强调"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而且历史经验也证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这样，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和所采取的形式，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宣言》指出："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其二，在谈到"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的大多数，并且坚决打击那些对于资本家和地主不肯放弃妥协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有可能旨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时强调了"同时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只有广泛地不断地开展工农群众和城市中等阶层反对大垄断资本、反对反动派、争取深刻的社会改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一切"。
《宣言》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兄弟合作，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建立在这种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宣言》还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下述原理的正确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遵循着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和传统有很大不同，必须予以充分重视，但是这些规律仍然在普遍地起着作用。
16日至19日，所有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当时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通过了《和平宣言》，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行动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
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访问苏联和参加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中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共产党、工人党的重视，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不断的反右倾、批反冒进，使"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终于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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